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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
内容提要
茅盾左翼文学作品尤其是《子夜》中的反殖民叙事，与上海租界语境和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收回租界运动有隐秘关系，通过对“东方大港”等设想的侧面描绘，《子夜》展现了国民党左派资产阶级革命与实业救国理想中的民族革命意图。而茅盾最终以吴荪甫等人实业理想的破灭揭示了这套资产阶级反殖民构想的空虚，并从国际主义视角提出了与这种民族主义思想颇为不同的弱小民族反殖民话语。
关 键 词
茅盾 《子夜》 租界 左翼文学 反殖民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1930年代左翼文学与上海租界文化之间的关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茅盾的创作尤其是《子夜》所展示的租界生态图景，研究较为细致。[1]而就在《子夜》出版的同一年，茅盾在散文《健美》中指出上海租界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这十里洋场实在还不过是畸形的殖民地化的资本主义社会。”[2]文化意义上的“十里洋场”图景固然值得注意，然而本质上讲，租界毕竟是一种变相的殖民统治形式，那么作为左翼文学代表作的《子夜》，在租界这种殖民地语境中是否也展开了其反殖民叙事？又如何展开？除了民族资本家反抗外资控制这些一再被强调的层面之外，茅盾在其左翼反殖民叙事中有没有做出不同于民族主义的其他层面隐微书写？
譬如《子夜》第五章，写到政客唐云山与实业家吴荪甫等首次讨论未来实业家联合体的具体计划时，就有这样一段与上海租界殖民地语境有关的描绘，以往却从未获得研究者对其中反殖民叙事层面的关注：
于是他们三位接着便讨论到“草案”上计画着的几种新企业。现在，唐云山不但不复是“外行”，而且几乎有几分“专家”的气概了。他接连把孙总理遗著《建国方略》中“实业建设”的文字背诵了好几段；他说：现在的军事一结束，真正民主政治就马上会实现，那么，孙总理所昭示的“东方大港”和“四大干路”一定不久就可以完成，因而他们这公司拟预的投资地点应该是邻近“东方大港”和“四大干路”的沿线。他一面说，一面又打开他的文书皮包，掏出一张地图来，用铅笔在地图上点了好些黑点子，又滔滔地加以解释。末后，他像已经办完了一桩大事似的松一口气，对着王，吴两位企业家说：
“赞成么？孙吉翁是很以为然的。回头我还可以就照我这番话作成书面的详细计画，将来银行开办动手招股的时候就跟招股广告一同登载，岂不是好！”[3]
吴荪甫等实业家有意自组实业银行，试图摆脱金融界对实业的掣肘和控制。而身为政客的唐云山却在讨论具体计划时，不断地提到孙中山《建国方略》里的“东方大港”和“四大干路”等，离吴荪甫等人所谋距离颇远。故而吴荪甫沉吟不语，“在他的眼光中，似乎‘东方大港’和‘四大干路’颇有海上三神山之概”[4]。这看上去似乎是一段“闲话”，仿佛只是为了展现唐云山的“外行”和自以为是。然而小说为什么不单纯以背诵政治文献来展现唐云山的志大才疏，还要通过吴荪甫的眼光来反复强调其中“东方大港”等计划的虚无缥缈？将这些看似偶然出现的“东方大港”之类言说，与上海租界的殖民地语境及中国近现代革命中收回租界运动联系起来，又可发现其背后怎样复杂的资产阶级革命话语？
不妨将《子夜》的左翼反殖民叙事置于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反帝运动尤其是收回租界运动的背景中，由此从民族革命的视角重新审视租界语境与1930年代左翼文学尤其是《子夜》中的反殖民叙事。
《子夜》（手稿本）
一 从“双桥王国”到“东方大港”
首先，究竟何谓“东方大港”？这一计划与租界有何关系？又与吴荪甫等实业家有何关系？
“东方大港”计划出自孙中山《建国方略》一书的第二部分。《建国方略》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分构成。其中第二部分《实业计划》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于1919年用英文写成，中文版则由朱执信、廖仲恺、林云陔、马君武等人译出，以《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为名收录于1921年编成的《建国方略》一书当中，1922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5]《实业计划》写作于孙中山护法运动受挫而避居上海之际，多次以中英文形式刊登出版，被孙中山本人视为其更重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作为“物质建设”的《实业计划》与作为“心理建设”的《孙文学说》和作为“社会建设”的《民权初步》一同构成《建国方略》，被视为“总理遗嘱”而产生深远影响。[6]
孙中山：《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英文版）
“东方大港”是《实业计划》中第二计划的核心。孙中山想要在中国建设大如纽约的世界商港，而能够连通长江水路和东海及太平洋的天然河海联运港口，正是陆路交通同样发达的上海。孙中山承认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但距世界第一大港仍有距离。而上海地价昂贵，进一步建设的成本极高。对此，孙中山提出如下两种方案。
一是另选杭州湾的乍浦正南之地规划一新港，以周边广阔的未开发地域来建设港口设施，并以铁路建设和运河水路来辅助发展该新港，最终使新港替代上海成为未来大如纽约的中国“东方大港”。孙中山早在1912年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就曾担任全国铁路督办，要求交通部提供全国干路图表及京汉、京奉、津浦、沪宁四大路线档案，而直到今日上海故居中仍藏有孙中山使用过的《京汉铁路全图》，上有其亲笔勾画痕迹。[7]如此看来，小说中唐云山的背诵、勾画和关于“东方大港”“四大干路”的说法，都是按照孙中山以陆路交通和运河辅助建设河海联运大港的设想，来规划吴荪甫等未来投资建设方向。
而孙中山仍有另外一种重新建设上海港为未来“东方大港”的方案。为解决黄浦江泥沙淤积的问题，孙中山提出在浦东另挖一条运河代替黄浦江，而将现有黄浦江填塞为土地，在其上修路建商店，并由国家征收新运河与旧黄浦江之间的土地，引进外资开发（详见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原书第四图）。[8]
孙中山规划的“东方大港”
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优化上海港口建设的一种浩大工程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黄浦江西岸正是上海外国租界聚集之地，法租界和英美主导的公共租界以及日侨聚居区虹口均在浦西，良好的水陆联运码头大多聚集此处。而当时的浦东则是尚未开发的中国地界。计划中新开运河的起点和终点，恰好选在了黄浦江租界段的上游和下游，完整地绕过了所有租界区。一旦填塞较为宽阔的黄浦江，只剩苏州河狭窄的一小段穿过公共租界，必将使租界由天然的河海联运港口所在地，变为水运拥塞不畅的半内陆区域。而在浦东挖河建港并将土地收归国有的做法，则明显是在重造一个新的上海。如此看来，这套方案实际上是孙中山在无法收回租界的前提下，有意废弃黄浦江所经过的租界港口，削弱租界地位的一种无奈方案。
“东方大港”计划的这两套方案虽未直接收回租界，但无论是土地国有的上海港重建计划，还是在杭州湾另建新港的计划，都含有与上海租界当局争夺港口的意图。在孙中山所发起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完成推翻清朝任务之后，实业建设就不单是“三民主义”中“民生”的部分，还包含着建设国家资本，抵抗外国在华势力的民族革命意义。
而这样的宏伟“东方大港”计划，耗资必然甚巨，绝非一时可成。填塞黄浦江与租界当局争夺港口的做法，在当时更近于异想天开。故而唐云山在吴府上滔滔不绝地背诵上述畅想时，吴荪甫这些实业家自然将如此工程视为海上仙山，遥不可及。更重要的在于，这样的“东方大港”计划与吴荪甫等实业家目前的利益相关性太低。组建实业家联合体的事就在眼前，绝不可能等到战事结束后“东方大港”建成之时。“曾经游历欧美的吴荪甫自然也不是什么‘在商言商’的旧人物，但他无论如何是企业家，他虽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那另一只眼睛却总是朝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且是永不倦怠地注视着。”[9]吴荪甫等人更倾向于那些实际且有利可图的投资方案。
而《子夜》中唐云山反复提及“东方大港”计划的这一情节，出现在吴荪甫家乡双桥镇被中共武装力量占领后。吴荪甫在家乡建设起来的“双桥王国”最终失陷，使其三年来的心血付诸东流。家乡双桥镇是吴荪甫实业建设的“试验田”，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一夜之间这“模范镇的理想”便破灭了。而与唐云山等人会面，计划未来更广阔的事业，则又使吴荪甫兴奋起来。吴荪甫虽然主要经营上海的丝厂，但在谋利的同时，不忘实业救国，试图以家乡双桥镇为实验基地，逐步实现其实业理想，最终使得整个中国实现工业化。而这正契合着小说手稿当中曾经使用过的一个英文副标题 a Novel of Industrialized China[10]，即中国工业化的故事。可见《子夜》写作之初[11]，就有意回应《实业计划》之类的资产阶级革命理想。从过去已建成的“双桥王国”，到现在实业家联合体益中公司的谋划，再到未来所谓“东方大港”之类遥远的计划，小说中所写到的实业建设始终承担着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抵抗外国资本的作用。
若将《子夜》中这样一段关于“东方大港”的“闲话”置于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尤其是收回租界运动的背景中来重新审视，即可发现其并非闲话，而是体现了孙中山革命理念中实业救国的民族革命意义。尽管刚刚失陷的“双桥王国”，和正在筹划的益中公司，都不是直接与租界争夺利益，可在民族革命层面却无一不是“东方大港”计划的一个缩影。由此也可看出，上海租界语境给《子夜》带来的，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洋场”风情或上海一地的殖民统治问题，而是《子夜》如何通过上海这一缩影，来就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展开其反殖民叙事的问题。这些反殖民叙事，既包括政治军事等层面的问题，更关乎经济文化等层面的问题。
二 实业理想的破灭
那么吴荪甫这些实业家，为何要与唐云山这样满口空话的政客一起谋划未来的实业家联合体？作为政客的唐云山，究竟是哪一方政治力量的代表？这种政治力量在中国近现代反殖民的收回租界运动中扮演何种角色？又对实业救国理想的实现起到何种作用？
《子夜》写吴荪甫刚得知家乡双桥镇失陷，唐云山等人就登门谈论未来计划，完全不顾及吴荪甫的心情，只一味地鼓动，“唐云山把他一向办党办政治部的调子拿出来”[12]，惹得大家笑起来。由此也可得知唐云山此前主要从事党务活动。而政治部正是1924年国民党一大改组之后，承袭苏联体制而在军队等各级机关中设立的党务部门，曾作为加强党化教育和宣传的政治职能部门，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期间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唐云山在小说中第一次出场，就展示了其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的政治态度。在第二章吴老太爷葬礼上，唐云山出场时大家正在讨论蒋派中央军前线吃紧的情况，小说在描绘唐云山外貌和身份之前，先写了他说的一段话：“那还用说！前几天野鸡岗一役，最精锐的新编第一师全军覆没。德国军官的教练，最新式的德国军械，也抵不住西北军的不怕死！”[13]而事实上，1930年秋茅盾才开始考察上海的实业界与金融界[14]，到小说写作之时“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茅盾当然知道“中原大战”时蒋派中央军的第一师虽然死伤惨重，甚至师长都负伤退下火线，却未在野鸡岗战役中全军覆没，反而此战中新上任的代理师长胡宗南立下赫赫战功。到小说第二章于1932年6月以《火山上》为题在《文学月报》上单章发表时[15]，再到1933年《子夜》全书出版时，国民党中央军第一师非但不曾全军覆没，师长胡宗南还升任中将，成为蒋派“黄埔系”的代表人物，这几乎成为当时人所共知的军事新闻。而茅盾1932年底全书写作完成时仍安排唐云山一出场就说出这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来，固然展示了1930年5月流言满天飞的时局，同时也借那些已为读者所共知之事，暗示了唐云山本人就是一位给蒋派中央军传播不利消息的造谣者，是站在反蒋集团一方的。
而吴荪甫这样“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的实业家之所以联络唐云山这样满口谣言的政客，原因就在于唐云山所属的派别正是一贯主张发展实业的国民党左派。正当“中原大战”之际，各派地方军阀与国民党左派政治力量汪派联合起来，在军事和政治上一同反蒋。由此形成了依托欧美金融支持的蒋派，与主张发展中国实业的汪派，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政策上的鲜明对立。[16]而汪派一向以继承孙中山革命正统自居，小说中作为汪派政客的唐云山“一心只想拉拢大小不同的企业家来组织一个团体作政治上的运用”[17]。日后赵伯韬对李玉亭提出更换益中公司总经理时，反对唐云山担任经理的理由便是“我这里的报告也说是姓唐的，并且是一个汪派”[18]。说到底，实业家联合体能与唐云山这样的国民党左派政客走到一起，正是因为实业建设本身，就带有发展民族工业以抵抗外国资本的民族革命意味。而这种实业救国理想本就源自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后来又被汪派政客所继承，在“中原大战”时期，成为反蒋政治力量所标榜的一套意识形态话语。
然而茅盾何以让这种体现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理想的“东方大港”计划，出现在唐云山颇为滑稽的高谈阔论当中？从小说中吴荪甫等实业家对唐云山相关言论的反应来看，涉及“东方大港”的这段描写绝非正面，更多地体现了唐云山的空疏无能。而“东方大港”计划本身，由于耗资过巨，远超当时国力，所隐含的削弱租界经济地位的意义，也就很难实现。唐云山的空疏无能，恰恰间接暗示了“东方大港”之类计划中反殖民理想的遥不可及。这种隐秘的反殖民方案的实现难度，不见得小于趁革命风潮正盛之时通过暴力革命收回租界。当1919年孙中山撰写《实业计划》之时，北洋政府仅在欧战结束后收回了德奥等战败国的在华租界，却未能借助五四风潮展开具有民族革命意义的收回租界运动。所谓“东方大港”计划，乃是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受挫之时所思，本就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屡遭挫败之际的补救方案，带有较为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其对外抵抗方式过于迂回。直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之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开展国共合作，才通过大革命开启了较为切实有效的反帝运动，尤其是收回租界运动。
而小说中当唐云山在吴府背诵《建国方略》中的这些计划之时，已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之后。汪派在国民革命期间作为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合作，主持武汉国民政府，曾经借助民众力量发起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运动。其能够成功收回汉口英租界，主要是因为1927年“一·三惨案”之后，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数十万武汉市民攻占英租界，在获得民众支持的暴力革命力量面前，租界当局被迫谈判，并最终归还租界。而蒋派则在1927年对中共展开清党屠杀，并另立南京国民政府，因此直到1929年冬才举行收回镇江英租界的典礼。由此可见，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期间，三方政治力量在收回租界运动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中共主张通过民众运动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收回各国在华租界；汪派作为革命政府与中共合作，成功收回了部分租界；蒋派则转向与英美合作，延迟了一部分租界收回，甚至保留了各国在华利益，尤其是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而孙中山本人则于1925年3月逝世，在有生之年并未能亲历大革命期间的收回租界运动。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小说中“东方大港”这类带有实业救国色彩的反殖民方案，为何要由汪派政客唐云山在“中原大战”汪蒋对抗的背景下说出来。
而“东方大港”之类的空洞言论，也就和唐云山的其他说辞一起，成了这位政客一系列“空心汤圆”之一。这正与当时汪派政客的投机行为颇为吻合，也暗示着吴荪甫等人实业理想未来的命运。唐云山作为汪派政客，“他一向对于实业界的大小老板都是很注意，很联络的；即使他的大议论早就被人听熟，一碰到有机会，他还是要发表。他还时常加着这样的结论：我们汪先生就是竭力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真心要开发中国的工业；中国不是没有钱办工业，就可惜所有的钱都花在军政费上了。也是在这一点上，唐云山和吴荪甫新近就成了莫逆之交”[19]。
然而吴荪甫等人最终成立益中公司时，并未按照唐云山所设计的方案围绕虚无缥缈的“东方大港”计划去投资经营，而是较为实际地收购了七八个日用品小厂：“灯泡厂，热水瓶厂，玻璃厂，橡胶厂，阳伞厂，肥皂厂，赛璐珞厂。”[20]吴荪甫他们之所以吞并这么多轻工业小厂，除了收购和经营成本相对较低等考虑之外，还出于同日本轻工业在华工厂竞争的野心，甚至畅想让中国人自己生产的轻工业产品“走遍了全中国的穷乡僻壤！”[21]尽管吴荪甫等实业家并未采纳唐云山在“东方大港”和“四大干路”沿线的空疏投资方案，但也并未直接否认这些实业救国理想，而是将其作为“对外的公开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期待“将来‘东方大港’之类完成了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更多了”[22]。而后来吴荪甫等人的益中公司所为，无论是收购日用品小厂推动国货运动，还是代管朱吟秋的丝厂和陈君宜的绸缎厂，抑或吴荪甫本人裕华丝厂的对外贸易，其实都是实业救国理想的体现，只是比“东方大港”理想更为实际罢了，在抵抗外国资本方面，两者并无立场上的差异，同样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主义立场。
有意思的是，茅盾描绘了吴荪甫等实业家的汪派实业救国理念，并将其设定为与赵伯韬等蒋派买办金融家相对立的一种救国理想，呈现了其反抗外资对华控制的民族主义思想，但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并非小说所要宣扬的，小说反倒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揭示其难以实现。吴荪甫等实业家急于扩张，流动资金不足，益中公司所吞并的八个小厂几天内就需要发工人工资“总共五万多块”，而新进的原材料“总共得七万多块钱”[23]，还需扩充费用三十万[24]。此外，刚到手的朱吟秋乾和丝厂，不仅耗资约三十万，而且堆在那里的干茧和存丝就白白占着二十万的流动资金无法变现。到小说结尾处，由于流动资金不足和“中原大战”影响交通与货运，益中公司被迫出顶这些轻工业小厂，其国货计划最终落空。在“中原大战”的时局面前，吴荪甫让国货“走遍了全中国的穷乡僻壤”的理想，最终变得和“东方大港”一样虚无缥缈。
而与经济斗争相应的，是汪派在“中原大战”期间与蒋派的政治斗争。“中原大战”的军事失利，固然是这次反蒋斗争失败的关键。但汪派与西山会议派等极右势力合作的政治投机，破坏了其舆论宣传塑造的“夹攻中之奋斗”的自我形象，丧失了“文化领导权”，更使得汪派最终一败涂地。[25]小说中的唐云山正是这种长于理论而疏于行动的汪派政客形象。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唐云山口中的“东方大港”计划，还是吴荪甫等人实际操作的益中公司，最终都未能实现国民党左派的实业救国理想。《子夜》并非简单宣扬这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而是以吴荪甫等人实业理想的最终失败来揭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虚伪空洞的本质。[26]
三 左翼反殖民叙事
既然实业救国理想并非《子夜》所真正宣扬的，那么茅盾的左翼反殖民叙事，又呈现了怎样一套不同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弱小民族反殖民话语？
在《子夜》所描绘的1930年的上海，并未出现切实有效的收回租界运动。而对租界当局殖民势力的反抗，则在小说第九章描绘“五卅”纪念日时有所呈现。《子夜》除了写工业资本家与买办金融家之外，还写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吴荪甫的表妹张素素和远房族弟吴芝生属于左翼青年，他们跟随吴芝生的同学柏青一起参加1930年5月30日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五卅运动”五周年纪念示威游行，与租界巡捕对抗。“华，法，公共租界三处军警当局，事前就开过联防会议了，‘五卅’这天上午九时光景，沿南京路，外滩马路，以至北四川路底，足有五英里的路程，公共租界捕房配置了严密的警戒网；武装巡捕，轻机关枪摩托脚踏车的巡逻队，相望不绝。重要地点还有高大的装甲汽车当街蹲着，车上的机关枪口对准了行人杂沓的十字街头。”而“学生和工人的混合队，一路散着传单，雷震似的喊着口号”[27]。
经过示威者与租界军警的激烈对抗，最终柏青被捕，而张、吴两人逃脱，示威活动总体上失败了。张、吴两人躲进南京路大三元酒家时，在这里偶遇吴荪甫的妻妹林佩珊和林的表兄诗人范博文，以及杜竹斋的儿子杜新箨。正当众人因为立场不同而发生争执时，经济学教授李玉亭也恰好到此躲避。在这些人当中，既有左翼青年，也有反对革命的富家少爷。其中“认定中国这样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办法”的杜新箨，却对租界当局镇压示威的能力颇为信任：“管他是什么事！反正不会出乱子。我信任外国人维持秩序的能力！我还觉得租界当局太张皇，那么严重警戒，反引起了人心恐慌。”林佩珊担忧中共的革命活动，问：“上海总该不要紧罢？有租界——”而杜新箨则毫不担心：“不要紧！至少明天，后天，下星期，下一个月，再下一月，都还不要紧！岂但上海，至少是天津，汉口，广州，澳门，几处大商埠，在下下下几个月内，都还不要紧！再不然，日本，法国，美国，总该不至于要紧！供我们优游行乐的地方还多得很呢，不要紧！”[28]在杜新箨看来，他们的享乐生活需要租界的殖民当局来保护，他不仅对上海租界的外国殖民统治有信心，而且愿意相信天津、汉口等各处租界的殖民统治，再不济，还可以直接逃到国外去继续享乐，而丝毫没有考虑过租界和殖民统治本身是否应该反抗。
最终杜新箨带着林佩珊去了丽娃河畔由白俄流亡贵族新开的一个游乐园林“丽娃丽妲村”，继续享乐。张素素则携吴芝生和范博文去北四川路示威队伍的终点处。而经济学教授李玉亭试图劝说赵伯韬与吴荪甫和解，未能成功，却看到“五卅运动”纪念示威的传单上写着：“……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联合向革命势力进攻，企图根本消灭中国的革命，然而帝国主义以及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亦日益加深，此次南北军阀空前大混战就是他们矛盾冲突的表面化，中国革命民众在此时期，必须加紧——”[29]
丽娃丽妲源于好莱坞电影，进而成为《子夜》中所说的
流亡白俄贵族新开的一个游乐园林“丽娃丽妲村”
如果从反帝反殖民的维度来理解《子夜》对1930年“五卅运动”五周年纪念示威游行的描绘，就可以发现小说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或像林佩珊、范博文这样害怕革命，或像杜新箨这样对中国的未来失去希望而对外国殖民者的统治充满信心，或像张素素、吴芝生这样虽然激进却只是将革命当作惊险的体验。真正能够体现“五卅运动”纪念节革命性的文字，其实是在工人学生示威队伍所散发的传单里。而五年前的“五卅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反帝运动。1925年5月由于上海的日本工厂杀害反抗资方的中国工人代表，引发大罢工和5月30日的示威游行，并喊出“收回外国租界”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造成“五卅惨案”，最终引发了上海工商学各界罢工、罢市、罢课的更大规模反抗和全国各地的支持。尽管五卅运动最终未能实现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等反殖民的诉求，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反帝浪潮。尤其是在广州和香港，形成了旷日持久的省港大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后续革命活动。尽管省港大罢工曾一度遭到广州租界英法军警镇压，但当时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驱逐了盘踞广州的地方军阀，1925年7月新建立了推行国民革命的广州国民政府。由此“五卅运动”和之后的省港大罢工也就成为大革命反帝反殖民运动的一部分。虽然最终未能收回上海等各地的租界和香港，却成为《子夜》当中获得左翼青年和工人学生纪念的反帝反殖民活动。
而小说中张素素等左翼青年的主张，与杜竹斋的六弟杜学诗所秉持的国家主义理念完全不同。通过张素素等人参加“五卅”纪念示威游行，《子夜》展开了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的左翼反殖民叙事。“五卅”运动本就是在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组织下展开的反帝运动，与国民革命之前孙中山《实业计划》当中虚无缥缈的收回租界港口计划不同，具有非常强的暴力革命色彩。这种弱小民族反帝运动不是通过发展实业来实现反殖民的民族革命理想，而是以罢工等形式展开反殖民斗争。两种不同维度下的反殖民叙事，在小说中形成了对照。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左翼叙事不容于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包括《蚀》《虹》《子夜》《春蚕》等作品在内，茅盾当时出版的所有小说在1934年被国民党当局全面查禁，理由是“鼓吹阶级斗争”等[30]，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将公文下达至各书店。经开明书店等各书店两次联名请愿[31]，最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批复《子夜》为：“描写帝国主义者以重量资本操纵我国金融之情形。P.97至P.124讥刺本党，应删去，十五章描写工潮，应删改。”[32]可见国民党官方允许左翼小说呈现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准许保留这些内容，却无法容忍《子夜》中分别描绘农村暴动和城市罢工，禁止其鼓吹阶级斗争。这也呈现了国民党当局的意识形态，其是肯定民族主义的。
与国民党官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对，当时中共意识形态更偏向国际主义。国际主义理想原本主张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同时反抗本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和外来的帝国主义。而共产国际有时却在苏联主导下借国际主义之名给各国共产党下达一些维护苏联利益的指令，实际上背离了国际主义理想。国共两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集中地体现在1929年的中东铁路之战及随后的相关论战当中。而在苏联的主导下[33]，中东铁路之战期间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共下达了“武装保卫苏联”等指示[34]。这并不符合国际主义的应有之义，更多地体现了苏联维护自身利益的大国沙文主义立场。而这场战争正与民族主义立场上的反殖民斗争密切相关。由此，蒋派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作为资产阶级政权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有利于使其在与中共的文化领导权之争中获取民众支持。[35]
万国安：《国门之战》，《前锋月刊》第1卷第6期，1931年3月10日
随后的论战是茅盾亲身参与的，正发生在《子夜》等作品的写作过程当中。1931年3月曾参加中东路之战的万国安[36]，在《前锋月刊》发表小说《国门之战》，专门描绘这场民族主义视角下的“反殖民”战争。而前后两次担任“左联”行政书记的茅盾，直接参与到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当中，指出：“一般说来，在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中，以民族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也还有相当的革命的作用；然而世界上没有单纯的社会组织，所以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在斗争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在担任“左联”行政职务的间隙，茅盾同时撰写《子夜》。只需对比茅盾在《“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一文中对“封建军阀，豪绅地主，官僚买办阶级，资产阶级联立的统治阶级早已勾结帝国主义加紧向工农剥削”[37]的批判，和《子夜》中“五卅运动”纪念示威游行中写着“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联合向革命势力进攻”的传单，即可发现《子夜》当中的反殖民叙事并不像共产国际关于中东路事件的指示那样去维护苏联利益，而是主张被压迫民族中的被压迫阶级同时反抗本国政权和外来的帝国主义，体现了国际主义理想本身的诉求。甚至在“一·二八”战火波及商务印书馆导致准备在《小说月报》连载的《子夜》誊录稿被焚毁的情况下，主张抗日的左翼文学界仍不是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进行抗日言说，而是揭穿国民党当局宣扬民族主义却不抗日的虚伪面目。这种区别于民族主义立场的抗日言说[38]，在茅盾日后发起《中国的一日》报告文学运动等文学活动中，多次得到印证。尽管1933年《子夜》出版后，瞿秋白所作、鲁迅修改并以鲁迅笔名“乐雯”于4月2日和3日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子夜〉与国货年》，就已经展示了不同于民族主义的解读视角[39]，但无论是《子夜》还是茅盾日后的那些抗日文学活动，仍常常被置于更容易理解的民族主义视域下来解读。这或许也成为茅盾左翼反殖民叙事的悖论所在。
瞿秋白
余 论
1931年4月底到5月初，瞿秋白为躲避国民党搜查曾在茅盾寓所避难一两周，并“天天谈《子夜》”[40]，提出许多修改建议。茅盾当时租住的寓所位于公共租界愚园路259弄庆云里内嵌的18支弄连生里3号[41]，而不远处的庆云里31号正是1930年8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会的会址所在。上海的租界一方面为反抗本土国民党政权的左翼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提供了有限的庇护，一方面又成为《子夜》中左翼青年爱国运动反抗的对象。正是在这样复杂的上海租界语境当中，茅盾展开了其不同于民族主义的左翼反殖民叙事。
若回顾茅盾前述“我们这十里洋场实在还不过是畸形的殖民地化的资本主义社会”[42]的说法，就会发现《子夜》虽描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救国理想，但并不属于“以民族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反而以实业理想的破灭来呈现这些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理想的无法实现。无论是已建成的“双桥王国”、益中公司，还是设想中的“东方大港”，在茅盾看来，都不可能完成收回租界的反殖民任务。而在上海租界语境中，茅盾的左翼反殖民叙事实际上从国际主义视角提出了与这种民族主义思想颇为不同的弱小民族反殖民话语。
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子夜》固然可以与《“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等文章对读，发掘其中不同于民族主义的左翼反殖民叙事，但《子夜》同样可以与茅盾担任“左联”行政书记期间对“飞行集会”等行为的反思相联系，探寻其“左”倾冒险行为的态度。小说中反帝的“五卅运动”纪念节示威活动最终并未成功，革命青年柏青的不幸被捕和示威最终失败的描绘，也同裕华丝厂罢工运动中共产党组织最终全部暴露而导致失败的结局一样，体现了茅盾对“立三路线”主导下的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冒险行为的反思。
而研究者在注意到茅盾这一方面反思的同时，还应避免在自身所处时代后设的民族主义视角下误读《子夜》这样错综复杂的左翼反殖民叙事。
妥佳宁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64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5期）
注释
[1]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5页。
[2]茅盾：《健美》，《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2号。
[3][4]茅盾：《子夜（手迹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109页。
[5]孙文：《建国方略》，民智书局1922年版。
[6] “最终留存于世有1920年‘商务版’、1921年‘哈钦森版’、1922年‘普特曼版’3种版本的英文本和1921年底在‘粤京’广州首发的《建国方略》三卷四册一部中文初版，以及1922年6月后由上海民智书局多次再版的中文版。”见徐涛《〈实业计划〉成书考》，《学术月刊》2021年第3期。
[7]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孙中山勾画过的〈京汉铁路全图〉》，
见https:∥www.sswgw.org.cn/wwdc/szsww/4164.htm。
[8] “Of course the present crooked Whangpoo right in front of Shanghai would have to be filled up to form boulevards and business lots.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reclaimed lots from the Whangpoo would become State property and the land between this and the new river and beyond should be taken up by the State and put at the disposal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Thus it may be possible for Shanghai to compete with our Projected Port economically in its construction and therefore to attract foreign capital, to the improvement of Shanghai as a future world port.” See in Sun (1922).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New York, Putnam, p37.
[9][10]茅盾：《子夜（手迹本）》，第107、1页。
[11]妥佳宁：《从实业与金融到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子夜〉成书前的文献谱系还原》，《励耘学刊》2020年第2期。
[12][13]茅盾：《子夜（手迹本）》，第106、32页。
[14]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15]茅盾：《火山上》，《文学月报》1932年第1卷第1号。
[16]妥佳宁：《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17][18]茅盾：《子夜（手迹本）》，第217、107页。
[19][20][21][22][23][24]茅盾：《子夜（手迹本）》，第63、228、243、110、271、275页。
[25]妥佳宁：《“夹攻中之奋斗”——国民党改组派的舆论宣传策略与成效（1928—1930）》，《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1年第2期。
[26]妥佳宁：《〈子夜〉中的资产阶级何以民族、经济危机何以世界？》，《四川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27]茅盾：《子夜（手迹本）》，第198、201页。
[28][29]茅盾：《子夜（手迹本）》，第211、220页。
[30]金宏宇：《〈子夜〉版本变迁与版本本性》，《中州学刊》2003年第1期。
[31]茅盾：《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回忆录[十七]》，《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32]唐弢：《晦庵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8页。
[33]中东铁路原名大清东省铁路，是沙俄在中国东北修建的铁路。日俄战争后，长春至大连段转让给日本，改称南满铁路。其余路段继续由沙俄控制，后被苏联继承。中东铁路沿线虽非正式租界，但实际上是一种残存的殖民形式。1928年底东北军改旗易帜，张学良以南京国民政府蒋派为正统，奉行其反苏外交政策。1929年7月东北军试图武力收回中东铁路，与苏联开战。经过数月激战，最终失败，未能收回中东铁路。参见王延科《共产国际的“苏联利益中心”与中国革命利益的矛盾》，《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34]廖晓君：《三次“武装保卫苏联”与中共独立自主道路的探索》，《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第10期。
[35] “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的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联’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择一个。”见撒翁《两个口号——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红旗》第37期，1929年8月7日，第2版。
[36]陈思广：《万国安述论》，《江汉论坛》2021年第12期。
[37]石萌：《“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文学导报》1931年第1卷第4期。
[38]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茅盾曾发表《右第二章》等抗日作品，写了商务印书馆被炸后小资产阶级编辑李先生的愤怒和怯懦，还写到闸北贫民区被炸后工人阿祥和春生有意投军抗日，被问到是否扛过枪时，春生回答：“抗（扛）过几个月，民国十六年，也是这个时候。我们跟张宗昌的兵打过一仗的。”由此暗示1927年春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并以几个月来暗示随后的“四一二”政变。《右第二章》以曾经在大革命期间反抗过本土军阀统治的工人武装人员来写民众的抗战意愿，与民族主义立场的抗日书写有所差异。小说中一架日本飞机撒下了反战传单，“那传单是东洋人骂他们自己的军阀和资本家，他们东洋小兵也一样是穷人，做工的，种田的，他们不愿意杀中国的穷人，他们要反抗他们的军阀”，这一情节设计显然也是将日本被压迫民众视为反战者，而将日本军阀视为帝国主义势力，同样出于国际主义逻辑。见终葵《右第二章》（续），《东方杂志》1932年第29卷第5号。
[39]对瞿秋白和鲁迅合写该文的考证，参见丁景唐、王保林《谈瞿秋白和鲁迅合作的杂文——〈《子夜》和国货年〉》，《学术月刊》1984年第4期。
[40]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41]愚园路原为越界筑路区域，1899年经公共租界扩张而划入租界管辖范围。参见徐锦江编著《愚园路：百年纪念版》，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页。
[42]茅盾：《健美》，《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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