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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
在夏志清的书房里，堆满了各种各样、规格不一的纸盒子，里面装满了他几十年来用心保存的各种书信、手稿、剪报、笔记、照片、票证等各色材料。他的手稿基本上都是传统的从右到左的竖写，几乎每篇文章都经过了多次修改。他修改的方式也颇为特别，不是通常的勾画补充，而是将需要修改的内容加以剪切和粘贴，有的是细长的纸条，有的干脆是半页纸的重写与粘贴，所以不少手稿看起来就像是个“百衲稿”。不仅稿纸大小不一，而且显得破破落落，有的文章可能只有对勘最后发表的文本才能确定他的修改。当然，即使发表，也未必是最终定稿。夏志清是个十分严谨的学者，每篇文章发表后，他都会重读，并顺手改正文字错误或再作修正。早年在港台两地报刊发表的文章，这方面的修改相对较多。
作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夏志清永远处于被约稿或欠稿的状态，每有新作，都会被台港报刊竞相发表，有时纽约的华文报刊也会同步发表。这些文章除了结集成《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鸡窗集》《夏志清文学评论集》《谈文艺 忆师友——夏志清自选集》等文集外，还有一些书评、序言或论文从未结集出版，但具体的发表信息都很清楚。我在编写《夏氏兄弟学术年谱》时，从没想到夏志清还会有未刊的文章，所以当我从一大堆资料中偶然发现了夏志清的两篇未刊手稿，备感意外。那份欣喜就像钱锺书在《释文盲》中所写的那样，仿佛整理旧衣服时“忽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份内的东西，却有一种意外的喜悦”[1]。这两篇手稿，一篇是1978年重抄的《颜元叔的六条质疑——一封未寄出的公开信》，写在专用的“夏志清稿纸”上，每页500字，共18页，基本写满，连同删去的三段文字，约九千字；另一篇是写于1984年的《〈五烈士之谜〉的作者和译者》，用的是《联合报》稿纸，每页250字，共12页，约三千字。当年之所以没有发表，应该既有夏志清的主观考虑，也有无奈的客观因素。时隔四十年重读这两份手稿，依然能感受到夏志清的意气与才情，对于夏氏兄弟研究来说无疑是十分珍贵的文献。现征得夏师母王洞女士同意，略作考释，公之于世，以期学界对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路径给予更多的关注。
1975年12月21日，宋淇致信夏志清，误报钱锺书已去世，感叹“陈寅恪、钱锺书、吴兴华代表三代汇通中西的大儒，先后逝世，从此后继无人，钱、吴二人如在美国，成就岂可限量？”表示等自己身体复原后，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悼念“这位不世之才”[2]。夏志清闻讯，悲哀莫名，很快写下了悼念长文《追念钱锺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3]。虽然很快发现闹了个乌龙，但这篇文章倒敏锐指出了当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甚至引发了一场著名的论战，这是大家没有预料到的。夏志清先是生动回忆了1944年秋天的某一天，唯一一次在宋淇家见到钱锺书的情形和印象。《中国现代小说史》已经对《围城》《人·兽·鬼》作过很深入的评述，所以不再赘述其小说创作，而是着重介绍了钱锺书的《谈艺录》，誉之为“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诠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夏志清信笔所至，对当时颇为兴盛的以新观点新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之风很是不以为然，认为“在这种外表的蓬勃”背后其实隐藏着两大隐忧。一是“文学批评愈来愈科学化了，系统化了，差不多脱离文学而独立了。在我看来，‘文学’是主，‘批评’是宾，现在的趋向是喧宾夺主，造成本末倒置的现象”。二是“机械式‘比较文学’的倡行，好像中西名著、名家，若非择其相似的来作一番比较研究，自己没有尽了批评家的责任”。夏志清认为，中西诗当然相似之处、可比之处极多，关键是不能“看到相似之处”，就“机械地写篇长文硬比，因为中西文化不同之点更多，抓住一两点相似之处硬比，反而弄巧成拙，贻笑大方”。而《谈艺录》中比较无处不在，钱锺书总是点到即止，夏志清引用《谈艺录》论李贺的两段文字，大加赞赏，认为“这种诗评，不是普通人能写出来的，要对中西诗读得极熟，极多，才能有此胆力，看准李贺和中西诗人之异同。你可以说，这种批评一点也不科学，全凭一个读者主观的印象，但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见解，都是个别批评家主观印象的组合，此外并无科学的客观的评断（evaluation）”。
文章的最后，夏志清也自我解嘲，本来是一篇纪念性的悼念之文，“不料写豁了边，从讨论《谈艺录》而连带注意到当今批评界的一些问题”。夏志清写作时信笔由缰，应该没有明确的针对对象，文中所举的叶维廉、杨牧等人的例子，也是就事论事，通篇没有提及颜元叔之名。让夏志清没有想到的是，此文发表后，颜元叔却跳出来对号入座，写了一篇火药味很浓的《印象主义的复辟?》[4]，对夏志清大加攻击。颜元叔当年是台湾文学理论界、批评界的风云人物，1960年代回台后任教于台大外文系，创办了著名的《中外文学》《淡江评论》两大刊物，也翻译过夏志清耶鲁时期的业师卫姆塞特和布鲁克斯的《西洋文学批评史》。夏志清对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批评，即使没有提他的大名，颜元叔也自认为是冲他而来，所以《印象主义的复辟?》一文也就有了恼羞成怒的味道。细读全文，大概文中的这句话刺疼了颜元叔：“一个人文学作品读得极少，‘感受力’和‘洞察力’极弱，不管他借用任何时髦、最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也无法变成一位批评家，他只是‘人云亦云’，向某一派、某一权威俯首称臣的可怜虫而已。”[5]
颜元叔：《印象主义的复辟？》
在《印象主义的复辟?》一文中，颜元叔将钱锺书的《谈艺录》归为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并借用法朗士的一句名言，说是“灵魂在杰作间的探幽”，“灵魂是主观的，探幽是自娱的，所以，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是主观自娱的文学欣赏。在主观自娱的大前提下，也许我们根本不该称这种活动为‘批评’”。“印象主义实在只代表一个批评过程最初的阶段，读第一遍时的直觉直感；随之而起的应是考验真觉直感的可靠与否，这才开始了真正的批评活动。所以，印象主义是胎死腹中的文学批评”。颜元叔指责夏志清以《谈艺录》作为标准，“否定一切现代文学研究，这好像是小脑说话，与大脑未曾取得连系”。文章说夏志清没有搞清楚，一是“文学批评本来是用理智去探究文学，所以科学化、系统化，正是它应走的途径”；二是“文学批评”与“文学”也是两回事。夏志清的观念还停留在18世纪的阶段。至于夏志清讨伐的方法论，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所缺乏的。“新方法就有新观点，新观点就能看出旧东西的新面貌，于是旧东西也就成了新东西”，借助于西洋方法这个观测镜，才能看清楚中国古典文学。至于比较文学研究，应该是“以谨严细致的分析，来识别真正的同异”，而钱锺书的方法，则“是危险的，因为那是不精细的，不精确的”。文章最后，颜元叔讥讽夏志清人称“东部学霸”，为了“推销”《谈艺录》，不惜“把我们的根基给挖掉，反来提倡过时的印象主义；这就好比说，中国文学批评已经进入民国，他却扮演起张勋的角色，要来一次复辟运动”。
颜元叔的文风让旁观者都觉得意外。张爱玲读到后，特地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表示，“你引他那段《谈艺录》我觉得非常明白清楚，颜元叔骂得真无聊”[6]。虽然无聊，夏志清还是毫不客气地火力全开予以反击，写下了著名的《劝学篇——专覆颜元叔教授》[7]一文。夏志清明确指出，他褒扬钱锺书，并非“全盘否定”台湾的古典文学研究之成就，“只觉得要搞文学研究，中西学问愈扎实愈好”。自己当年是受过“新批评”训练的，但“耶鲁英文系有深厚的传统，并不以‘新批评’标傍”，研究生都必须要经过语文学（philology）、考证学的训练。布鲁克斯虽然强调方法，但“他自己诗学的根底是很深的”。夏志清所反感的是“颜元叔‘方法至上’，辩护无知（ignorance）的态度”，他急于“把自己学会的一套‘新批评’方法‘推销’给青年学子”。对于颜元叔认定夏志清是“印象主义的复辟”，夏志清也是哭笑不得，因为自己“一再强调‘个别批评家印象组合’之重要”，“善读诗的人，读了一首诗，心里有数，他所得的‘印象’，即已包含了‘分析’‘比较’在内”，与西蒙斯或法朗士式的“印象主义”大相径庭，夏志清“所服膺的批评家即是能‘建立印象为法则’的批评家”。《谈艺录》这样的著作，无论如何绝非“印象主义”式的批评。至于颜元叔嘲讽的夏志清“任性的、松散的、意气的”中文文章，夏志清也反戈一击，批评颜元叔的文章无非是三类，或者社论式的，或者书评，或者借用“新批评”评析几首古诗，但往往给人“急就章”式的印象，缺少对一个问题、一个作家深入全面的研究。连他翻译的《西洋文学批评史》也是错误百出。奉劝他还是要“静下来读书”，“除非他从此改行写杂文，我想多读书、多查字典对他总是有益的”。
夏志清的宏文一出，大为轰动。他的朋友余光中、刘绍铭、姜贵、李欧梵、吴鲁芹、白先勇等人纷纷来信赞扬，很高兴终于有夏志清出面教训了颜元叔，觉得痛快之至。吴鲁芹致信夏志清，“读《劝学篇》既痛快，又过瘾。不但内容扎实，题目也想得好。此人狂妄，而且坐井观天，该教训教训”[8]。连一向平和的白先勇也在信里说，“devastating！颜元叔如果识相，应该就此收场。但我猜他一定不肯甘休，恐怕还会反扑，而他的语调用字也会更加尅薄轻佻，大失风度。这几年颜元叔在台湾太嚣张，因为无人敢惹他，养成他骄气凌人。如果他的文学理论正确，为人狂傲，也无所谓，但我总觉得他的文学理论，对台湾文坛是一个bad influence”[9]。果然不出所料，颜元叔很快又写了一篇《亲爱的夏教授》[10]，语气轻佻地说夏志清对他提出的比较文学、方法学和文学批评的三个问题搁置不顾，“专为我做私人‘体检’，甚至连我的耳屎，也掏得一干二净”。他趁此再提三个问题，“其一，‘新批评’应否在台湾推广。其二，文学批评与文人传记对文学孰重。其三，学富五车与学术研究问题的晦暗关系”。张爱玲读到此篇，觉得“太恶劣了，完全泼妇骂街，我看不下去。觉得像稳中选的与没希望的候选人辩论：白便宜了他，他虽败犹荣”[11]。吴鲁芹劝夏志清不必再战，“此人实在无品，兄即使还要再教训他一顿，最好也就以一篇为限，略表不屑，不必再让他继续‘吠’下去了。……他原以为可在台湾称霸，而夏氏昆仲学问名望胜过他，使他寢食难安，必需‘斗’夏氏弟兄，方能显其煊赫，尤其是济安已去世多年，仍被台港文艺青年奉若神明，此颜某所不能瞑目之大威胁也”[12]。在给张爱玲的信做注释时，夏志清回顾当时的情况，说“我看了《印象主义的复辟?》后所写的《劝学篇——专覆颜元叔教授》，《人间》副刊迟至四月十六～十七才刊出，想是因为怕开罪颜教授。此文一出，大为轰动，颜的答复《亲爱的夏教授》，我就不必加以理睬了”[13]。
从《颜元叔的六条质疑——一封未寄出的公开信》可以看出，虽然当时夏志清没有再公开发表文章继续论战，但是并没有真的不予理睬。从台北回美之后，他还是按捺不住，又以公开信的形式予以回应，可是并未发表。两年之后，也就是1978年夏天，他重读旧文，觉得写得心平气和，不妨旧事重提，于是又重新修改誊抄并加按语。可能因为忙碌，最后还是放弃了，于是这份《颜元叔的六条质疑——一封未寄出的公开信》就一直留存于夏志清书房，成为一篇未刊佚文。这份手稿由三部分组成，开头部分先交代当年笔战的背景，两年之后重读当年的回应，“觉得写得很心平气和”，对颜元叔的六条质疑都作了正面的答复。中间部分是誊抄的1976年夏天的旧稿，因为有些内容后来已经在其他文章中涉及，所以誊抄之后又删去了三段。这三段现在以楷体排印，以存原貌。结尾部分则针对颜元叔对夏济安的污蔑加以说明（具体背景可见下文），但显然没有写完，应该是当时没来得及完成，幸好并不影响正文的完整性。
《颜元叔的六条质疑——一封未寄出的公开信》（夏志清手稿）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公开信》正文一开始提到的探访的背景。在夏志清与颜元叔两人笔战暂告一段之后，夏志清1976年6月初正好赴台参加第五届“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讨论的是董保生教授的《中共的戏剧》。在台期间，夏志清有机会与姜贵等新老朋友见面晤谈，相聚甚欢。没想到突然身体不适，不得不到荣民总医院住院检查治疗。6月14日，叶庆炳、杨牧和颜元叔一起到医院探望，正好《联合报》马各也在，第二天就在《联合报》发了一则《夏志清住院，颜元叔问疾》短文，有点握手言和的意思。结果颜元叔并不领情，马上写了一篇文章，6月19日以《为什么去看夏志清——颜元叔教授给编者的信》为题发表于《联合报》。此文解释之所以去看夏志清，主要原因是两人的政治立场一致，“夏先生一再用玩笑的口吻提到笔战的事，我一直打着哈哈，没有答腔。因为，我来看他不是为了笔战；我不想以舌战继续笔战，也不会改变我的立场看法”[14]。既然颜元叔并未改变他的看法，夏志清的《公开信》也就由此说起，再次回应他所提出的六点质疑，为我们留下了重新梳理那场著名论战的第一手文献，也为深入研究夏志清的文学观与批评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相比较而言，另一份手稿《〈五烈士之谜〉的作者和译者》的背景则要简单得多。
1959年3月，夏济安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6050美元的资助，作为台湾大学的交换教授，有机会来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研修。本来只有半年时间，期满后夏济安先后两次要求延期，第二次要求延期时，台大方面“很不情愿地批准了他的延期请求。然而，作为允许他继续留美的条件，我们要求他在1961年8月1日之前，无论如何也要回到台湾”[15]。1961年4月和5月，钱思亮两次致函夏济安，要求他务必于8月底前返回，“否则不但本校教学上有所困难，对洛氏基金会尤感无法交代”[16]。其实，早在1960年初，夏济安已经接受陈世骧的邀请，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代课。陈世骧主动提出设法给夏济安在中国研究中心谋一职位。[17]到6月份，伯克利工作已经谈妥，“薪水是八千元，工作十一个月，每三四个月交出一篇paper（有关中共的文艺、语言之类），事情可以说是很轻松”[18]。柏克利工作届满之际，台大方面又来催促，夏济安此时已不想再回台北，于是再跟陈世骧商量如何回复。陈世骧一方面帮忙加紧运作安排续聘事宜，另一方面告知夏济安“在无万全把握时，兄就先拖着。现时如何作‘照会’，承询我一时也想不定，只觉须渐渐给对方一种心理准备。葫芦闷药太久也许不好”[19]。还好，这个闷葫芦没有太久，到1961年8月初陈世骧就报告，伯克利进展顺利，“福将福星似现光明”[20]。从此夏济安居留美国，再未回台，也因此失信于台大，引发各种议论。上文提及的颜元叔对夏济安的污蔑即由此而起。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
夏济安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为陈世骧主持的“现代中国术语研究”项目编写关键词研究的小册子，先后完成了《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Metaphor, Myth, Ritual and the People's Communes，1961）、《“下放”运动的术语学研究》（A Terminological Study of the Hsia-Fang Movement，1963）、《术语学和语义学的症像：倒退中的公社》（The Commune in Retreat as Evidenced in Terminology and Semantics,1964）等关键词研究，均由加州大学国际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印行出版。与此同时，夏济安继续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即已开始的中国“左翼文学”的研究计划，发表了《中共小说中的英雄与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Worship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二十年》（“Twenty Years after the Yenan Forum”）[21]、《鲁迅作品的黑暗面》（“Aspects of the Power of Darkness in Lu Hsün”）[22]等论文。1965年2月夏济安猝然去世后，陈世骧和夏志清张罗着将这些论文结集成册，于1968年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著名的《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一书，开创了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研究之先河。
《黑暗的闸门》出版之后，夏志清一直希望能有一本完整的中文译本，以广传播，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1983年，夏志清商请庄信正翻译《五烈士之谜：现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Enigma of the Five Martyrs: A Study of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庄信正一口答应。这篇长文早已由加州大学国际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出版过单行本，应该说是《黑暗的闸门》中最重头的文章。庄信正觉得，即使此书其他各章未齐备，也可先行连载或出单行本。[23]一般人知道庄信正，大概是因为那本《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其中收录了1966年至1994年，张爱玲给庄信正的84封信和庄信正给张爱玲的50封信，在在见证了他们两人绵延三十年的友情。可以说，庄信正跟宋淇、夏志清一样，都是张爱玲最信任的人。庄信正也是夏氏兄弟的好朋友，早年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时，就深受夏济安影响，后来长居纽约后，跟夏志清过从甚密，先后出版过《异乡人语》《文学风流》《异乡说书》《海天集》《面对尤利西斯》等散文集和评论集。很有意思的是，夏济安去世后一年，接替夏济安在中国研究中心职位的正是庄信正，后来庄信正离开中国研究中心去洛杉矶教书，接替这个位置的竟然是张爱玲，其中的缘分真是妙不可言。
《五烈士之谜》译完后，分六期连载于香港《明报月刊》1984年11月号至1985年4月号，译者署名韩立。可惜发表的译文删去了原文的注释，编者第一次刊发时特地注明“篇幅所限，不登注文，读者需要参考者，请自备回邮信封寄本刊编辑部索取”[24]。译文发表后，庄信正也每次都将稿费一分为二，汇给夏志清一半。1985年4月号最后一次连载时，特别附上了庄信正的短文《写在夏济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高度评价夏济安的“学养和见识”，并对夏济安的早逝表达了无尽的痛惜。“济安先生写的或长或短的论文并不少，但成书只有这本《黑暗的闸门》，还是在他死后刊印的；然而我们单是读这一部著作，也可以从全书构想到题材选择，从立论到行文，处处看出他的学养和见识。至于英文造诣之深，笔法之高，尤其令人击赏。我在翻《五烈士》的过程中就常怕译文对不起原文，译者对不起作者。”“我想到济安先生的时候，也常想起崔珏《哭李商隐》的诗句：‘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他在文学上徒有凌云高才，平生的抱负却没有充分得到施展。现在适逢济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当口，《五烈士之谜》也正在《明报月刊》连载，所以应董桥先生之嘱，写了上面的话，略表过去二十年中我对英年早逝的济安先生的痛惜和轸念之意。”[25]这里所引的“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对于夏济安精彩而短暂的一生，实在是最为妥帖的评断。
《五烈士之谜》译完之后，夏志清与庄信正都在多方设法，希望发表之后能够出版单行本。1984年9月7日，夏志清专门为此写了这篇《〈五烈士之谜〉的作者和译者》，介绍夏济安写作的背景和庄信正与夏氏兄弟的交往，高度褒扬庄信正的精彩译笔，认为充分掌握了夏济安那种“讽嘲而不失同情的笔调”。夏志清满怀期待，希望庄信正一鼓作气，校改补译其他几篇，在1985年夏济安逝世二十周年时，好好出一本《黑暗的闸门》。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五烈士之谜》的单行本后来并没有能够出版，夏志清这篇序言也因此湮没无闻。《黑暗的闸门》的全译本，一直延宕到2016年才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奇怪的是，其中《五烈士之谜》并没有采用庄信正译本，所有文章全部新译），此时距夏济安去世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令人不禁“思幽人而轸念，望东皋而长想”（《梁书·沈约传》）。
这些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献学研究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如火如荼，而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实，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积累了海量的文献，举凡重要译本、经典著作、主要期刊、组织机构、学术活动等等文献资料，都需要有心人进行全面的整理。可惜，无论是海外的著作叙录、学者年谱，还是海外的手稿佚作、口述史抢救等等，相比起本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来，都乏善可陈，有着巨大的研究潜力。夏志清两篇佚文的发现，其意义当然不是旧事重提，增添一些学界花絮，而是为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思考海外学界与华语学界互动的经验与教训，评说夏志清中国文学研究的洞见与不察，提供了第一手的感性的材料。诸如此类的海外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可以更好地推动海内外学者的交流与对话，为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打开更大的论述空间，从而在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的语境下，更为全面地考察与评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验与不足，寻求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与融合的可能性。我们这些年已经完成和即将完成的《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传播文献叙录》《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夏氏兄弟学术年谱》等，只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希望有更多的有志者致力于此，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只要行而不辍，未来必然可期。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
附录：
颜元叔的六条质疑
——一封未寄出的公开信[26]
夏志清
前天晚上，清理一只书桌的抽屉，发现一篇文稿，原来是一封专复颜元叔《亲爱的夏教授》文的公开信。信未写完，放在抽屉里，已两年多了。民国六十五年五月七—八日《人间》副刊刊出颜文后，我无意作复，所以也想不起曾写过这样一封公开信了。想来那年六月初返国，颜元叔同我的笔战，当时还算是个热门题目，《人间》编辑再三叮嘱要我写篇答覆，我回到纽约后真在七月中旬花了两个晚上写了这封公开信。但最后还是决定不把它发表，因为不想把笔战拉长，同时也觉得颜文里许多骂人的话是不值得一覆的。
前天晚上把旧稿重读一遍，觉得写得很心平气和，主要答覆了《亲爱的夏教授》里提出的六条质疑。《亲》文既已收入颜元叔的散文集《鸟呼风》（言心出版社，六五年十二月初版）了，我在两年之后，把《公开信》发表没有什么不妥，至少对两年前观“战”的读者们有了一个交代。原稿删了三小段，有一段讲起英国文评家兼传记家约翰生，我已在黄维梁《中国诗学纵横论》（洪范书店，六六年初版）序文里提到此人的成就。另二段辩明一下我撰文从不故作“谎言”，看颜元叔的文章看得很仔细，不能算是“老眼昏花”。关于第二点请参阅《劝学篇》注五（《人的文学》，页二二一）；关于第一点，我在近文《陈若曦的第一篇小说》（《人间副刊》，八月二十日）已作详尽的答复。下面即是删去三小段后的旧稿。
元叔兄：
六月十四日上午你特来荣民总医院访病，见到你，我真是很高兴。记得上次返国，在民国五十九年初，我在台北停留了虽然仅两星期，我们在宴会上见面次数倒不下六七次，你头一个就偕同朱立民兄请我吃午饭，以后别人请客，总觉得有你作陪，才有意思，最后我回请一桌（可惜挑了一家新开的馆子，菜肴不够丰盛），当然你和立民都是我的上宾。六月十五日马各兄在《联副》上发了一段《夏志清住院，颜元叔问疾》的消息，我觉得无伤大雅，主要表示一番为我们二人“打圆场”的好意。飞返纽约后，看到六月十九日《联副》上你给马各的公开信（《为什么去看夏志清？》），虽然一再强调你我是同志，深为感动，但总觉得你特别要在《联副》上交代一声，表示在“笔战”期间你来访病，“完全是因为他反共”，“夏先生病不病，我不在乎”，说得太官（冠）冕堂皇了点。我们虽然在笔战，私交仍是有的，纯凭友谊来访病，不能算是丢脸的事。你信上说，收到韩韩女士来信后，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学人，也不免觉得滑稽。韩韩女士虽也时常在报章上发表些文章，她可说是学术界圈外的人，留美中国学人的动态，你应该知道得比她多吧！
《亲爱的夏教授》这封公开信，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想不到已是两月前的事了（台湾版五月七—八日，海外版五月九—十日）。我当时读了，不忍作辩，因为台北有些杂志已刊登了嘲骂你的文章，完全可说受了我《劝学篇》的影响，我们毕竟是“同志”，加上我对你从事文学教育工作这番干劲异常佩服，何必再给那些局外人供给嘲笑你的资料？同时我觉得同你作学术上的论辩，极不上算，我找出你的毛病，你都认为是“耳屎”，不足介意，另外找些问题来向我“请教”，论辩那（哪）里会有终止的一日？《亲爱的夏教授》里提了“六条质疑”，要我答复。我若一一答复了，你一定会提出六条或九条新的质疑来问我，我时间不许可长期写这类笔战的文章，不如及早终止。
譬如说，你在《亲》文提醒我三个未作答复的问题，其中之一，“文学批评有无价值？”，实在不值得你一提的。文学批评如无价值，我三十多年来鬼忙些什么？岂不是否定了我自己大半生的努力？其余两个问题——“比较文学是否值得研究？”，“方法之学是否值得提倡？”——也问得很幼稚。我在《劝学篇》里主要在辩明我是否在复辟印象主义这个问题，我对“比较文学”，“方法学”的看法早已在《追念钱锺书先生》[27]文里说得清清楚楚，觉得没有再申述一番的必要。比较文学当然是极有意思的一门新兴学问，但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至少要精通三四国语言，读过相关联的三四国文学，才能胜任。我自己退出比较文学从事者的队伍，因为中国文学史急切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太多了，实在没有余力去作国际性的比较研究。中国小说史方面的著作，大半还是依赖鲁迅五十年前写的那套讲义《中国小说史略》，实是中国人的耻辱。我自己研究古典小说，当然尽可能借鉴欧洲叙事文学和这方面的参考书，但仅是“借鉴”而已，真要先有一部详尽可靠的中国小说史。东亚文学在文化交流上自成一系统，真正有志比较研究中国文学的，能兼攻日本、韩国文学，我想必有较可观的成绩。中国近代文学才直接受西方文学影响，古代中国和西方文学之异同，可说都是“巧合”性的，没有直接文化、历史上的关联，但国内热中（衷）比较文学的人士，偏偏都是像你这样，是外文系出身，比较在行的算是英美文学，连中国文学都没有受过科班训练（少数中文系出身的，如林文月、乐蘅军教授当然除外），凭这样的根基，研究成绩一定有限。读《亲》文，才知道台大比较文学博士班已成立了，不知负责指导论文的是那（哪）几位教授，学问总要远胜你我才好，否则总对不起那批研究生。刘绍铭曾说过，搞比较文学欧洲人最占便宜，他们学会六七种印欧语系的文字，不算一回事。我们要把中英文学通，就花了不少时日，学第三种文字，已在大学时代，要把它学通，总感到比较吃力。我并不反对你提倡比较文学，但总觉得研究学问有时间上的缓急问题，即所谓priorities。在我看来，中西古典文学的研究比较，并不是最急切的任务。
研究任何学问，当然要注重入手的方法。不善用方法学（不仅是批评的，考据、训诂都算在内），研究生无法写学术报告，遑论其他？但同样用“新批评”方法治诗，一班研究生的论文，大有优劣之别。可见方法学虽是治学的基本条件，论文的好坏还得凭批评家天赋的聪明和学问的深厚。假如全凭方法作决定，治学变成了非常刻板、机械式的工作。我在《追念钱锺书》文里强调过分依赖方法的危险，批评家对一部作品的判断，主要还要凭他的感性、悟力和博学，否则说出来的话没有分量，也不值得人注意。一般人以为——连你在内——“新批评”仅是种方法，其实“新批评”大家对西方文学传统、现代文明都有其一套看法。主要说来，李查兹、燕卜荪是信赖科学的，对心理学特别有兴趣；“新批评”主流的那几位美国南方批评家他们向往基督教文化，原则上是反对二十世纪机械文明的（卫姆塞特虽非南方人，他是天主教徒，本质上同样保守）。目今倡行的结构学，它的企图更是想用科学方法来说明人类的艺术活动。对结构派来说，文学主要媒介是语言，文学的本身主要是“神话”（虽然他们不信神），所以他们特别注重语言学、人类学这两门学问。假如你认为“新批评”和“结构学”仅是两套方法，那末（么）你错了，它们代表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南方“新批评”家，加上英国的李维斯（F.R.Leavis），可说以传统西方文明的最后一批维护者自居。目今，到了二十世纪末期，他们的威望已远不如前，我们真正进入了“科学”的时代，上帝可说真已死亡了。我个人爱好“新批评”家，倒不是迷信他们的方法，实在眷恋他们所代表的那种西方文明。
夏志清：《人的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你在《亲》文里提出的三个新问题，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其一，“新批评”应否在台湾推广。其二，文学批评与文人传记对文学孰重。其三，学富五车与学术研究问题的晦暗关系。你在国内曾大力推广过“新批评”，同时又觉得“文学批评每三十年应该更新一次”，表示非常愿意接受新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而“新批评”正是三十年前的最倡行的东西，岂非自相矛盾？你觉得三十年更新一次，是个好现象，“人在变，文化在变，文学及文学批评在变，若是不变，便僵化于躯壳之中。”我倒觉得我们在求学时代，应该尽量吸收新的东西，到了中年后，倒不必跟着时代前进。你同我一样，从未蓄过长发，也没有穿过奇装怪服，也没有吸过毒，想来连大麻烟都没有抽过。我个人觉得到了中年，再紧跟着青年人跑，相当可耻，虽然在美国教授里，在服饰言论上同青年人打成一片，以讨好学生的多的是。你是提倡“民族文学”的，对我国民族英雄孔孟二氏的思想体系当然是服膺的，他们都是两千年以前的古人，你并不觉得他们的思想“僵化”吧？社会上的变动，并不一（定）是进步，而且往往是退步。二次大战以来，美国以及西欧国家到处向苏联让步，同时期在这些国家倡行的思想体系当然缺少了一种对西方文化的自信，不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我觉得每一种文化，建立于几条绝不可动摇的原则或原理上，假如这几条原则动摇了，那么文化真会变质，而代表这种文化的国家也真可能走上衰亡之路了。美国上星期庆祝开国二百周年纪念，好不热闹，但假如美国人再不振作，胡闹下去，要想欢乐地过一个三百周年，实在大成问题。
我对好多位“新批评”大家旧情难忘，倒不是因为他们方法严密，而是因为他们所推崇的几位古今文学大家，我也跟着去读了，对这几位大家所代表的西方文学传统和文化精神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记得我初读李维斯的名著《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差不多已拿到博士学位了。我一向是专攻诗的，英国小说读得并不多，大二那年曾读乔治·艾略特的《织工马南传》，小说里土语太多，印象不深。听了李维斯的话，读了好几部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实在感激莫名：这样伟大的小说家，竟一直没有读过，也没有看到别的当代批评家郑重推荐过。李维斯分析乔治·艾略特作品的精细与否，是次要的事（《大传统》之后，评析她小说的专著层出不穷，巨型传记、书信集也跟着出版），主要的，他有超人的眼光，认定艾略特是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道前人所未道。艾略特虽自认是不信上帝的agnostic，但她小说里表现基督教的仁爱精神，其深刻透彻，英国作家里实在无人可及。你说我的治学方式里，“人”的因素太重，这句话我承认，虽然所谓“人”的因素并不是“个人考虑”之类。本来，文学是“人文学”（Humanities）的一部门，“人”是文学的唯一主题，能增加我对“人”的了解的文学，才是值得一读的文学，像乔治·艾略特小说这样，能肯定“人”的崇高面，我觉得更是伟大的文学，人人必读的文学。文学当然也是“艺术”，专把文学作品当作“艺术品”来分析，当然是批评家的责职所在，但我认为“新批评”的流弊是太看重文学的艺术性而忽略了“人”的因素了。魏来克、华伦《文学理论》这本书把文学研究分作“外在式的文学研究探讨”（The extrins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和“文学的内涵研究”（The intrinsic study of literature）两大范围，本无可厚非，但无形中造成的风气，总好像是“内涵研究”才是文学批评的正统，“外在式”的研究是旁门左道。其实每个作家都是人，生下来天赋高低就不同，他要创作可说生命上有一股力量逼着他，他受社会影响，也想影响社会。所谓作品研究的外在因素，诸如作者生平、心理、社会、思想，对作者自己来说，都是“内涵”的因素。“内涵研究”，诸凡节奏、文体、意象、神话，专看重文学作品的艺术因素，不免忽视了文学的“人”的因素而造成一种曲解。佛莱和结构派企图把文学当一个整体研究，比新批评家更忽视个别作家的创作因素，这类批评，外表上看来更“科学”，更看重方法，事实上大半是学院式的戏法或游戏。假如我对“新批评”有所保留，主要是它造成重“艺术”而不重“人”的风尚。
我国批评传统一向“人”“文”并重，屈原、陶潜、杜甫作品伟大，他们的人格也高不可攀。曹植真人可能并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崇仰之处，但因为他的诗赋写得好，后人也给他假造一个至少值得我们深深同情的人格。李后主真人显然是花花公子、昏君，但因为他几首词境界甚高，他的人格、遭遇都给后人以美化了。这种批评态度可说是“生铁门脱尔”[28]的，但至少也表示中国传统一种健康态度：即是“人”与“文”是分不开的。中外一律，古代不少作品，作者不详，只好把它当作艺术品欣赏，但无疑的，作者的生平我们知道愈详（浪漫运动开始以来），我们愈要把生平和作品合在一起研究。卢骚、歌德自己就写自传，此后的大作家、画家、音乐家那（哪）一个逃得过传记家的注视？福克纳才死了几年，有多少兄弟、子女、朋友写了他的回忆录，且不说教授们写的巨型传记。你错认我爱读传记，其实我自己有研究工作要做，实在抽不出时间来读对自己研究无关的巨型传记。近半年来我看过的传记，只有三种：T. S. Matthews的Great Tom（诗人艾略特的评传），Christopher Sykes的《小说家伊芙林华传》，和一本书摊上买来的一折八扣廉价书《乔治·赖富德传》（George Raft），看它纯粹是好玩，因为我自认是三十年代电影专家，偶尔还看看这类书消遣。同时期看的，即与中国文学无关的文学批评著述，要多上了好几倍。对我来说，即使是一本不通的文艺理论著作，也比一本详实的传记有用处，假如传记的主角非我目前研究的对象。但我们不要忘记，对一个有文学修养的普通读者而言，传记的吸引力要大得多，文艺理论著作他们可说是不看的，因为对他们来说，看后没有什么益处。《纽约时报》星期书评，最注目的首页书评往往是传记，三四星期前连一本侦探作家Raymond Chandler的评传也放在首页加以推荐。今春荣获Pulitzer最佳传记奖的《伊迪丝·华登评传》（Edith Wharton），想你也读过书评，耶鲁教授路易斯（R. W. B. Lewis）花了多少年心血写了这本巨著，因为他授权看到了珍藏耶鲁图书馆的传记资料，才能把华登夫人的生平和作品有新的了解和评价。没有这些新资料，把华登夫人现有的作品一本一本用“新批评”方法来评一评，也评不出个名堂来。你的评论文字大半是书评，晚上泡一杯苦茶，把一本书读完，当晚即可写篇书评。真正从事文学研究，看手抄的材料，人得关在图书馆里，茶也不好喝，烟也不能抽，才能把《伊迪丝·华登》这类的巨著写成。这类评传，才是顾及“人”“文”双方的有永久参考价值的文学研究。
前年夏天，我写了篇《端木蕻良的小说》[29]英文论文，所评的即是现成在图书馆见到的三部长篇和一本短篇集。这样写了，自己觉得实在不满意，《科尔沁旗草原》是自传性极强的小说，而我对端木的生平知道得这样少，如何置评？现在花了近两年的功夫，差不多把端木未结集的作品找了一大半，也同台北、香港认识端木的人通了信，这样才可写自己认为较满意的评论。假如端木人在台北，一切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我可以借来一读，碰到疑难之处，可书面请教问他，该多么方便。所谓文学研究，一大半时间放在找材料、整理材料这方面。评论台湾或海外的当代中国作家，方便得多了。我写《陈若曦的小说》[30]，传记资料一小部分凭自己的记忆，大半是作者自己借给的。陈若曦几篇小说刊出《人间》副刊后，好评如潮，但那些评者只在“反共”两字上做文章，对陈若曦的了解可说是极浅的，我那段生平叙述，讲的都是实事，至少可供读者参考。陈若曦第一篇小说《周末》，我说是先兄“花了两个小时改写”，你认为我到处给“夏氏双雄”立影，事实上我这句话是有根据的。我自藏的那本《文学杂志》三卷三期，目录页上加了我的眉批：“Rewritten by T.A. 2 hrs.”（中译即是“济安花了两个小时重写”），直指《周末》标题。这几个英文字哪一年写的，已记不清了，总之不是先兄信上提到此事，即是他口头告诉我的。较小的可能是陈若曦自己告我的。我当年把这个掌故记下来，完全是备忘之用。文章刊出后，读叶庆炳教授《给陈若曦》的公开信（《人间副刊》），才知道我的记载不确。叶教授一时兴发，等于写了篇陈若曦大学生活回忆录，我们知道她的事实更多了。[31]
你拿到博士学位后，没有定下心来，孜孜不倦地做一个文学专题研究，所以不知道做学问的苦乐。你有兴评评当代人的作品（洛夫、王文兴），有时间读些中国古典诗（现在杂文写得太多，好像连这份时间也腾不出了），如你所说的“看看一首诗，就谈这首诗，谈完之后，总觉中国古典诗有如是之圆满美，忍不住又去分析另一首。”这样做下去，至多可以编一本中国诗选的教科书，做学问是谈不上的。我写过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现在还在这方面继续研究。中国三四十年代，作家不断笔战，要看笔战的材料，多的是，要知道一个比较冷门作家的生平资料，要读到他全部作品，真是难上加难。目今《书评书目》《幼狮文艺》常载长篇的作家访问，并附作品一览表，真可说为将来的学人铺路，这两份杂志的编者实在功不可灭（没）。当年胡适之先生劝他的朋友写自传，保留传记资料，实在因为他研究古代小说家、思想家，吃尽苦头，觉得古代中国人所留下这方面可靠的资料太少了。钱谦益编辑《列朝诗集》，明代诗人一一为之作传，功不可没。但那些简短的传记和约翰生博士的《英诗人列传》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人家对英国十七、八世纪的诗人搜集的资料多么多，而且写的是道地的评传，文章朗朗可诵，下评断力求公正，虽然约翰生为其时代所限制，对形而上诗人密尔顿某些诗的苛评，我们不能苟同。约翰生，毫无疑问的，是英国最伟大的批评家，求之二十世纪，写批评能“人”“文”兼顾，为五十多个大小诗人立传作评，实在没有。
我们可以说，文学研究不仅是文学批评，但我们也可以说，任何那（哪）一方面的文学研究——作者的生平、版本的考定、时代的思想背景——都隶属于文学批评的范围，使我们对某一作品、某一作家或某一时代的文学有更精确的了解，可下更精确的评断。我不是文学传记家，但绝不认为“文学批评”和“文人传记”是两种背道而驰的文学研究。你我都可算是文学批评家，所不同者可能是你对文学理论兴趣较浓，对我来说，文学批评的主要目的是文学史的修正和重写。你虽搞理论，可惜对目今欧美新兴的各派理论未作任何研究，所以固执地要把“新批评”在台湾推广。我觉得文学理论目前处于个动荡时期，将来的局面如何，一时不可预知。你知道美国二十世纪早期的文学研究走的是德国路线。二次大战前后，不仅“新批评”兴起，欧洲好几位大学者、大批评家（例如威来克、奥拜赫、史璧赤Leo Spitzer）都移居美国，美国在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建树，称霸世界。近十多年来，美国人在各方面自信心渐渐丧失，加上“新批评”盛行太久，大家喜新厌旧，要在文学理论方面探求新径。正好西欧复苏（英国一向对文学理论缺少兴趣，可说近二三十年来没有新的理论家抬头），法国、西德、瑞士文艺理论家人材辈出，除了结构派外，我们不得不提一提日内瓦派和现象派（phenomenologists），此外存在主义派和改良马列主义派都有其发言人。美国文学批评界近十多年可说重走西欧路线，“新批评”全盛时期，多读英美学术性期刊就够了，现在要在文学理论方面跟上时代，非读法、德文期刊著作不可（一部分著作已有英文翻译）。目今还没有那（哪）一派可以像当年“新批评”派那样扫清众说，大家归心。在众说纷纭的今日，中国学人要自创新说，争取国际学术界的注意是极不容易的事。同时一般有文学修养的英美读者，对文学理论界的新花样显然不感兴趣，他们爱读的是文学传记，因为至少传记、书信、日记这类资料使他们对那些已故世的二十世纪作家有更深的了解。我在《劝学篇》里说：“文学家传记的主要目标当然不是批评，但在文学传记家和文学理论家各走极端的今日，我毋宁欣赏传记家。他们实事求是，留给后人一大批宝贵的资料，比起个人自造空中楼阁，自编一套术语的理论家起来，贡献要大得多。”像你一样，我的主要兴趣一直是文学批评，即是企求对个别作品、作家或某一时代或某一类型的文学累积些值得他人参考的见解和评断。在文学理论乱动时代，我觉得文学传记家的努力可有更持久的贡献。你怎么会问起我“文学批评与文人传记对文学孰重”这个不得要领的问题来？事实上你连我的《劝学篇》和《追念钱锺书》都读得很粗心，钱锺书有没有妹妹我根本不知道，你却说“他的妹妹几乎要嫁给您！”，我查看那本PMLA目录是一九六九年的，你却说是“去年”的。这些虽是小节，也可看出你写文章太不谨慎了。
你对传记文学的态度，真使我惊讶。你说：“一位心智衰退的老人，喜欢读《传记》，不喜欢读《中外文学》：各有好恶，何能相强。”《中外文学》既是你创办月刊的标题，不知《传记》二字指的是那（哪）一种杂志？这次返台，我同《传记文学》创办人刘绍唐兄交谈，他为了你那篇《亲》文，一直在生气。《传记文学》销路要比《中外文学》大好几倍，不知是不是你在吃醋？事实上，青年人最爱读伟人传记，我们在学童时代，读《史记》里的几篇列传、本纪，精神亢奋，这种情形，想你还能记得。在过去，泼罗泰克（Plutarch）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是欧美学子必读书之一，同样有励志的效用。前一阵我在《传记文学》上读到陈布雷先生自尽这段记载，和他留给亲人、友好的遗书，深为感动，并不觉得自己是“心智衰退的老人”。中国传统，文史是不分家的。我们专治文学的人，因为文学书籍实在太多了，无时间顾及历史，实是我们的不幸。想你也知道，梁任公当年觉得国人爱国心不强，特撰好几种西洋爱国志士的传记，以鼓励人心。深受这些书感动的都是热血青年，而不是“心智衰退的老人。”
你硬认我偏好传记，把我归入“心智衰退的老人”类。其实我们年龄相差不过十二、三岁，都只好算是中年人。你劝我以后“戴上老花眼镜”看书，因为我咬定你把济慈的“负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写成了Negative Capacity。事实上，《印象主义的复辟？》先刊《时报》海外版（一月廿九日、三月一日），台湾版刊出日期是三月二十—二十一日，《劝学篇》定稿于三月十四日，那时我还没有看到台湾版。在海外版上，Negative Capability排成Negative Capality。根据我读《时报》的经验，手民常把英文字母混认，一个单字里漏掉字母的情形倒罕见。譬如说，《亲》文里的傅莱，台湾版、海外版英文名字都排成Frge，手民把y误排成g了。Capality这个字，我认为手民把c误排l，当时想加个注，但一想《劝学篇》全文要加注的地方太多了，决定不加，这是我粗心大意之处。其实《人间》编者读到这段文字，明知我冤枉了你，可以自动把它删掉的。
你提出第三个问题——“学富五车与学术研究问题的晦暗关系”——实在也没有答复的必要。作一个文学批评家，不论你专治那（哪）一时代或那（哪）一类型的文学，本国经典之作和世界公认最伟大的作品当然读得愈多愈好。自己眼界高了，不同时代的杰作都读过一些了，才可谈得上专业批评。一个青年，太早把自己趣味专门化了，没有建立深厚的学问基础，虽然可以较早发表论文，到头来还是自己吃亏。大学四年，主修文学的应该尽可能读各色各样的名著。之后，他应该配合自己的兴趣，列一个必读书表，按计划去读书。假如你主修英诗，乔叟、史本塞、莎士比亚的大部分作品，以及密尔顿的诗集是不可能不读的。如专攻中国诗，如我在《劝学篇》里所说的，“诗经、楚辞、汉魏古诗、陶谢李杜是不可能不精读的。当然，他有毅力读西洋名诗人，将来治学的成就更大。”
原稿到此为止。《亲爱的夏教授》文里有好多骂我的地方，两年前置之不理，现在更没有必要再作任何辩正了。先兄济安民国四十八年三月出国一去不返，颜元叔推测其动机为“怕死”——“台湾岌岌可危，谁不怕死”（《鸟呼风》，页二四七）——我认为是恶毒的攻击，非辩正一下不可。那年济安已四十三岁了，在国内文坛上，虽已颇有名气，他自己觉得一无建树，觉得非换一个环境，利用美国大学的图书馆，作些研究不可。二十年前的台北，不比今天，创作、研究的风气没有这样盛。出国前几年，虽然教书、编《文学杂志》很忙，但当时济安的生活已是定型的了：受了“盛名”之累，平日要办的杂差实在太多；同时有空还得打牌，看武侠小说，消磨的时间也不少。他那年来美，决定不回去，虽然有负台大的重望（外文系主任英千里长年多病，已讲定济安返台后，把系主任的职务让给他）。
（1978年）
季进
苏州大学文学院
215123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5期）
注 释
[1]钱锺书：《释文盲》，见《写在人生边上·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4页。
[2]《宋淇致夏志清》（1975年12月21日），未刊。
[3]夏志清：《追念钱锺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载《中国时报》1976年2月9—10日。不另注。
[4]颜元叔：《印象主义的复辟?》，载《中国时报》1976年3月10—11日。
[5]夏志清：《追念钱锺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
[6]《张爱玲致夏志清》（1976年3月9日），见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04页。
[7]夏志清：《劝学篇——专覆颜元叔教授》，载《中国时报》1976年4月16—17日。不另注。
[8]《吴鲁芹致夏志清》（1976年4月27日），未刊。
[9]《白先勇致夏志清》（1976年5月12日），未刊。
[10]颜元叔：《亲爱的夏教授》，载《中国时报》1976年5月7日。不另注。
[11]《张爱玲致夏志清》（1976年7月28日），见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212页。
[12]《吴鲁芹致夏志清》（1976年5月21日），未刊。
[13]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213页。
[14]颜元叔：《为什么去看夏志清——颜元叔教授给编者的信》，载《联合报》1976年6月19日。
[15]《钱思亮致John H. Greenfieldt》（英文，1961年5月11日），未刊。John H. Greenfieldt系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
[16]《钱思亮致夏济安》（1961年5月18日），未刊。
[17]《夏济安致夏志清》（1960年5月19日），见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0页。
[18]《夏济安致夏志清》（1960年6月5日），见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第240页。
[19]《陈世骧致夏济安》（1961年7月11日），未刊。
[20]《陈世骧致夏济安》（1961年8月3日），未刊。
[21]这两篇均发表于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第13期（1963年1—3月）“中国文学专号”（Special Survey of 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
[22]见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1964年2月号。
[23]《庄信正致夏志清》（1983年11月24日），未刊。
[24]夏济安：《五烈士之谜》（上），韩立译，载《明报月刊》1984年11月号。实为（一）。
[25]庄信正：《写在夏济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载《明报月刊》1985年4月号。
[26]标题系夏志清自拟，承蒙夏师母王洞女士授权发表。全文由季进整理，所有注释均为整理者所加。
[27]夏志清：《追念钱锺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载《中国时报》1976年2月9—10日，收入夏志清《人的文学》，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28]“生铁门脱尔”，即sentimental（多情善感）的音译。
[29]应该是“The Korchin Banner Plains: 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Study”（《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一文，收入由巴黎辛格—波利尼亚克基金会出版的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au temps de la guerre de résistance contre le Japon (de 1937 à 1945)（《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1937-1945）》）（Paris, Éditions de la Fondation Singer-Polignac, 1982）一书。中文版由杜国清翻译，发表于台北《现代文学》杂志的“抗战文学专号”（1983），并收入《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北联合文学杂志社1987年版）。
[30]《陈若曦的小说》一文，载《联合报》1976年4月14—16日。后收入《人的文学》一书。
[31]整理者按：“花了两个小时重写”之事，确实是夏济安在1957年11月22日的信中告诉夏志清的，详见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1页。夏志清删去的三段文字，现以仿宋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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