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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媛 | “农民作家”、“农民代言人”或“写农民的作家”——作家身份、群体分化与新时期前期乡土小说的反封建叙事
《陈奂生上城》小人书
内容提要
新时期前期（1976—1984）的乡土写作热潮与“反封建主题”有着很深的关联。这种关联随着社会形势及时代思潮的发展而呈现出丰富且复杂的变化。在三类作家群体的合作、角力与博弈中，可以展开对新时期乡土小说写作与“反封建”问题的探索，从而指出“农民作家”“农民代言人”“写农民的作家”这三种不同的写作身份以及写作立场，它们形成了新时期乡土小说“反封建叙事”中的不同景观与叙事机制。
关 键 词
乡土小说 “农民作家” “农民代言人” “写农民的作家”
“反封建”作为积极参与政治变革的文化政策与文化思想，在1980年代初期（1976—1984）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时期之初，“反封建”主题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乡土小说写作中。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与乡土社会变革的又一次集中全面发生，使得“文革”结束后，归来作家、上山下乡“知青作家”，以及“农民作家”在新时期初期又一次集体书写乡土。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初期乡土小说写作与“反封建”问题的延展与探索，是在知识分子、农民（也即“人民”的组成部分）与“官方”（也即共产党人或官方意识形态代表）三类群体的合作、角力与博弈中展开的。这种区别以知识分子内部的不同群体分化为依据。简单来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类型：“农民作家”、“农民代言人”与“写农民的人”（“归来作家”“下乡知青”类知识分子等旁观者）。这三类群体或曰历史角色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新时期乡土小说“反封建叙事”中的不同景观与叙事机制。
一 人民、知识分子与反封建叙事的类型
如所周知，知识分子与“反封建”在文学史、思想史的传统中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渊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历史上知识分子政策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了“人民”群体之中。改革开放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持续至今，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改变甚至是中国整体变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与乡土社会变革的又一次集中全面发生，使得“文革”结束后，归来作家、上山下乡“知青作家”，以及“农民作家”在新时期初期又一次集体书写乡土。如果我们将新时期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看作是新时期乡土书写的历史背景或历史合力，我们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在官方政治与自下而上的民众自发性动力之间，出于历史动势而产生了自在状态的合作与统一行动，这种倾向也可以在新时期初期典型的“反封建”叙事中发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新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得知识分子重新获得政治认可，并且迅速以其强大的话语权力与精神势能结合成一个数量庞大、影响深远的“知识阶层”。这一阶层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了农村的改革开放、参与了乡土向现代转化的这一过程，但作为曾经被改造的一个群体，也由于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分化与融合，在新时期“反封建”过程中对乡土文化及农民形象的书写，形成了一种从书写、同理（认同）到分化的变迁过程。知识分子曾在“上山下乡”和“改造”的潮流中久居农村，农村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最大现实，农民作为被肯定的群体或阶层，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相较具有阶级身份上的先进性，同时，又由于中国“工业化”发展不充分的现实制约，实际上政治身份占据优越性的农民和农村成了社会最大体量的人口基础与结构基础。但从现实层面来说，在整体的资源分配中，农民又是弱势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在文化层面，由人口基数、政治信仰与深远长久的农耕文化历史因袭而构成的“复杂结合体”即成为影响转折时期文化的重要部分。
新时期要“反封建”，在思想理路上驾轻就熟的资源是接续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旧的理路，但在新时期初期，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改造与共产主义信仰的教育，“反封建”具体是反对错误路线对国家及人民的影响时，是清理渗透进党和国家政治思想路线中的“封建主义”与小农思想的有毒部分时，便不能再重操旧识，或至少从话语旗帜上不应重操旧识。因此，“反封建”既需借助曾被否定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曾被认为是天然更亲近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群体），又需从名义上隔绝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渗透与“和平演变”；既需反对渗透进“共产主义”中的“封建残余”，又需借助“共产主义”（或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既需反思批判“小农思想”“农民意识”，又需注意绝对归属于“人民”群体中的农民的先进性。这种新时期“反封建”在思想资源与思想理路上的复杂性、多重性对知识分子写作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
事实上，正是知识分子、意识形态需要与“农民群体”、“农业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新时期初期知识分子在“反封建”主题书写中呈现出几种悖反的书写姿态与身份认同，而知识分子、“人民”与“官方”几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角力与分化，使得在“反封建”的主题叙事中也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叙事立场。总的来说，这种区别主要以知识分子内部的不同群体分化为依据。简单来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类型：一、“农民作家”型叙事。“农民作家”是真正从农民中走出来的作家，比如浩然、乔典运、王润滋等，他们对农村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与认同，对农村生活十分熟稔，同时也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在路线转变中属于从属状态。二、“农民代言人”型知识分子的叙事。这一类是自我指认为“农民作家”，实质是农民中的知识分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高晓声。“农民作家”或“农民代言人”往往是有情的写作者。他们这种兼具农民与知识分子双重视角的文学叙事与归来作家和知青作家的“反封建”批判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同，他们在其中而又出其外的视角，使得他们的“反封建”书写或呈现乡情伦理的原生态之美，或因农村问题的严峻而提出自己犹疑的反感，主要表现农民心理的复杂性与暧昧性，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也能客观刻画其优良品质与内在弊病。三、“归来作家”与“下乡知青”类知识分子旁观者的“反封建”叙事与权力批判。这类作家往往因农村生活与“流放岁月”而获得某种精神淬炼与新的自我认同。农村于他们而言是外在的，是被审视与回望的对象，正如翟业军所言，“‘我’从农村的清水、血水和碱水中重生的瞬间，也就是农村被‘我’永远抛弃的时刻，因为农村从来不是‘我’的真正的对象，‘我’自始至终都是农村的外来者”[1]。这些作家在反思附属关系与人身依附关系在“四人帮”毒害下的权力运作机制时，能够外在于农村而呈现出一种批判的锋利，他们一端反思“四人帮”时期深受宗法家长制、一言堂等影响的基层权力者，而另一端则批判背负历史重荷、愚昧麻木、逆来顺受的民众。对于民众与农村权力者，甚至是乡村现象，他们冷静审视，往往还有一种将其景观化，化作自身痛苦经历的倾向。譬如张贤亮、从维熙在归来时期对其下放经历的农村书写；又如韩少功、朱晓平、古华、李锐等知青的乡村书写。当然，“归来作家”的农村叙事与“下乡知青”的叙事也有着内在的不同。但在这类作品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知识分子叙事”立场，他们站在独立性、启蒙性与批判性的写作立场上，来呈现与个人主义相连的，具有怀疑精神和边缘性质的文化审美品格，突出容纳历史性的文化精神。
二 身份政治、作家类型与新时期初期乡土小说的“反封建”叙事姿态
（一）“农民作家”的“反封建”叙事
“农民作家”这一身份指向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长远影响力的写作风尚与文艺大众化路线。从解放区走出来的赵树理是“农民作家”的典型代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三里湾》等都是在不同时期写作农民、融入农民、独创大众化风格的典型作品，而他也一度成为创作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为在各行各业培养新生文学力量（也即工农兵写作者），“十七年”期间“农民作家”群作为其中重要的一支，涌现了乔典运、冯金堂、潘永德等一大批新人。“文革”时期，更有风靡全国、名盛一时的新的“农民作家”浩然。
“农民作家”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因政治的影响，在身份构建上兼合了职业与政治身份两个层面上的价值意义，其中又以政治身份层面的意义占据了长时段内的阶级优势。换言之，由“农民作家”身份所构建的红极一时的写作方向，实际上包含了一定历史时期内政治对于社会群体的分类、判断，体现了主流政治的认知方向、立场判断与价值认同，而其根本则基于“人民”阶级性内涵的变迁。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工人、农民构成了在新中国前三十年“人民”最“主要”的部分，而知识分子则因其“不完全性”或“非纯粹性”一度成为待考察的对象，虽然属于“人民”的构成部分，但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徘徊于被团结和被排斥之间的尴尬位置。新时期为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民”内涵被重新建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或纠偏便是对知识分子的认定。“农民作家”这一称谓正反映了此一变迁过程的复杂性——作为“作家”的知识分子指向，与作为“人民”的“农民”指向，在两个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地位的浮沉变迁中呈现出内涵丰富而暧昧的纠缠。
在新时期初期，“农民作家”的写作便深刻灵敏地显示了“农民”与“作家”（知识分子）关系的变化过程。新时期初期“农民作家”较多，他们是真正从农民中走出来的作家，最典型的如浩然、周克芹、乔典运、王润滋等。在这一群体中，浩然在新时期的特殊遭遇颇具标志性。“文革”时期，浩然曾一度成为江青面前的“红人”，并出版了众多的文学作品，名盛一时。新时期初期，浩然深陷被否定与被批判的旋涡中一度受挫，1979年于《长城》发表《男婚女嫁》，后改名为《山水情》；1980年他在《新苑》第2期上发表《浮云》。1984年还发表《寡妇门前》《终身大事》，后与1985年发表的《半路夫妻》组成“乡俗三部曲”。浩然在这一阶段主要在婚恋题材中反思历史积因，也因个人的特殊遭遇呈现出迷惘调整的模糊情绪。作为“农民作家”典型代表的浩然从其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来说，无论是《喜鹊登枝》还是《艳阳天》《金光大道》，甚至是《苍生》，他一生确乎践行了从农民中来，写农民，为农民而写的信念，自始至终都在思考“苍生”，真正当一个“农民作家”。浩然创作中，“农民本位”的社会意识是比较明显的。但有意思的是，在浩然的小说叙事中，其叙述的视角虽是旁观者视角，但却常常是将重心放在农民基层干部或优秀党员代表的身上，以强烈的情感投射带动读者，这反映了这一类作家对于主流意识的服从与真诚跟随。无论是《艳阳天》里的萧长春、王国忠，还是《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田雨等都是如此。张均认为，“这种裂隙的存在，与其说是因于浩然个人艺术能力的限制，不如说源于社会主义文化自身异于常理的伦理诉求及其所面临的危机”[2]。虽说确乎如此，但这种书写裂隙在浩然身上尤为明显，在新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强劲复苏、社会思想更为多样的情况下也依旧没有改变。
浩然手握《苍生》
《山水情》对于浩然来说，是新时期打开思路的最新创作，被浩然视为“翻身之作”[3]。与浩然之前在《金光大道》中以阶级对立的思想描绘高大泉与张金发、小算盘等相比有所调整，《山水情》中浩然塑造了一个出身贫苦，带着“地主崽子”尾巴但奋发向上的农民罗小山，通过罗小山的遭遇反思、揭示“血统论”与“唯成分论”给人带来的痛苦与压制，反思“极左”政策对普通人的危害与影响，被浩然寄寓“反省过去、思考未来”的期望。但经过痛苦思考后的转变与突围却并不成功，譬如在这个小说中浩然虽然痛批“血统论”，但主人公罗小山（被浩然寄寓期望的“时代典型”）与谈婚论嫁的地主女儿刘惠玲彻底划清界限时，内心对于刘惠玲的判定却依然是“血统论”的。罗小山在角色设置上，虽为地主之后却是贫农后爹养大，作为地主的生身父母均已去世，并且他因出色的政治表现，诸如积极、勤奋、热衷公共事业等可以获得较大的正当性。但同为富农之后的刘惠玲，却因其无法完全割舍亲情、忤逆生父刘三而遭到罗小山的身份审视，最终两人婚事告吹。罗小山与刘惠玲分开以后，因其朴实勤劳与舍己救人的多重表现后又获得了党支书康守荣之女康秀云的好感，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个后半部分的故事中，能够看到浩然对于“血统论”与“唯成分论”的批判。执“血统论”的罗小山最终又在“血统论”的环境中遭遇自我悲剧——康罗的感情遭到康父的坚决反对，又被“极左”先进分子郑永红（被罗小山舍命救起的女青年）所阻挠制止。郑永红在得知罗小山的“地主”身份后，不念昔日救命之恩积极干预罗小山的感情生活，最终造成了罗小山生死未明的结局。
从这个角度来说，浩然在新时期寄寓厚望的“翻身之作”不可不谓经历深刻反思后精心写出的小说，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层面“历史真实”的特质。但小说在思维上，却难脱“二元对立”的思维与“英雄思维”。“血统论”在“文革”期间是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极端化后形成的“家庭出身问题”。这与中国封建社会以宗法血缘为根的制度有着一脉相承的思想。《山水情》里，浩然对“文革”时的“血统论”与等级制进行了反思，批判了这种基于政治身份沿袭的变相的“血统论”的不合理性。不过，他对“血统论”的反思建立在对“文革”路线错误的批判之上，但对于“血统论”“阶级论”出现的深层文化根由无法触及，“这或与文学生产机制的变迁以及过分追求写作的应景性和作家创作经验等问题密切相关”[4]。
浩然在《山水情》之后又创作了《浮云》《乡俗三部曲》《姑娘大了要出嫁》等一系列小说，但因无法摒弃政治思维，内心对农民淳朴情感认同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信仰糅杂形成了认识的迷雾，使他无法从更深层挖掘中国农民的本性。直到以新的历史意识重新进入农村题材，写作了《男大当婚》（也即后来的《苍生》），但却在文本中再度呈现了他的迷茫，也再无法获得人们的集体注视。浩然的遭遇显示了“农民作家”在新时期历史中的一种姿态，但似乎预示了“农民作家”在之后一段时间内的历史位置变化。除浩然外，其他真正从农民中走出来的“农民作家”如周克芹、乔典运、王滋润、何士光等，由于他们没有浩然那么独特的经历，因而在写作中心态更为明朗，但他们之间呈现出一种书写上的共性。
总的来说，作为真正从农民中走出来的作家，他们对于乡村现实与农民心理十分熟稔，擅长书写各色鲜活的农民形象。同时，在新时期的创作身份上，他们并不存在身份认同上的迷惘心态。包括卷入“文革”的浩然，在对“农民作家”这一身份进行指认时，他们的态度是明确且主动的，这既是一种政治策略，也是一种内心认同，甚至包含了一种由历史惯性带来的“身份安全感”。但正因为他们从农民中走出来，很多作家对生活经验占有较为充分，他们对农民心理生活都很熟悉，对农民群体与农民生活怀有天然的亲近与好感，他们往往也无法超脱政治视角下的农民思维，而具有历史认知上的“迷惘”心态，这种心态也制约了他们对农民文化心理或更深层的文化因由的反思。尤其与知识分子式的乡土写作对比时，这一群体在“思想力”上呈现出明显的不足。因而他们所长在小处的生动鲜活，对政策与思想资源的获得较为单一，多是跟随政策转变而进行创作书写，其写作视角基本是依照政治思维而设置的全知性视角，多是偏重于农民本身，同时又以明确的榜样意识来塑造先进农民、基层权力者、党员，从而进行叙事。这种写作模式可以视为在“十七年”或“文革”“二元对立”与“英雄模式”延长线上的写作。
（二）“农民代言人”双重视角下的“反封建”叙事
另一类作家与上述诸作家又有所不同，他们对农村生活与农民心理也十分熟稔，从某种程度上，他们更偏向知识分子（在写作中又自带知识分子趣味或反思性与批判性），却兼具“农民视角”与“知识分子视角”。但与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在自我身份认同上，他们自我指认为“农民作家”，这一类“农民作家”可称之为“农民的代言人”，刘绍棠与高晓声新时期初期的写作都属此类。
刘绍棠曾在《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中提到，“第一次出席北京文艺界聚会的发言中，我即宣告要‘一生一世讴歌生我养我的劳动人民’，并且仍然保持‘田园牧歌’的风格”，“我在我的生身之地的弹丸小村，先后生活了三十年以上，是个土著；土生土长所形成的土性，使我只会写土气的作品”。[5]而高晓声也曾说过，“我完全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去体验农民的生活，而是我自己早已是生活着的农民了。我自己想的，也就是农民想的了。这共同的思想感情，是长期的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毫不勉强的自然物”[6]。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刘绍棠还是高晓声，实际上这两个作家都不是单纯的“农民作家”，并且其文学创作的轨迹更具知识分子色彩（都与百花文学相关）。高晓声从1950年代初开始创作小说，有《解约》《收田财》等作品，在百花文学中因参与创办《探求者》而被划为“右派”。而刘绍棠则在1950年代已是成名作家，他的《田野落霞》还曾是“干预生活”的典型作品，同样他也在“反右”中被下放改造。并且，这二人在“反右”及“文革”中，因为被下放至自己故乡，生活在父老乡亲中，因而一直备受保护，遭受磨难的危险相对降低，这也使得他们对生养之地的故乡，对农村多了一份别样的感激之情。刘绍棠曾说：“在这三十余年中，童年遭遇三灾八难，是乡亲长辈们使我死里逃生；二十一岁以后经历了艰难坎坷的漫长岁月，是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扶贫济困，我才大难不死……我不能不满怀孝敬之心和报恩之情，描写和讴歌我的乡亲乡土。”[7]而恰好，高晓声在被批判后也因家乡的庇佑而得以度过漫长岁月。高晓声在自传性小说《青天在上》中以陈文清的遭遇与视角提到，在当了“右派”被发放回家乡后，因为“老一辈的人，亲眼看着他长大，抱过他，逗过他，打过他的屁股，摸过他的小鸟。同一辈的人，都是他的拖鼻涕朋友”[8]，对他很是保护。他在小说中感叹道：“一时疯狂了的祖国大地居然还有这样一个温爱的小气候。”[9]心理何其相似？！
正是他们的这种个人经历，以及家乡对于这类作家个体的保护，使得在新时期初期的写作中，他们的“反封建”叙事（对于乡村愚昧与农民的落后的表现层面）既与前述“农民作家”并不相同，也与“知青”或“归来作家”们的批判性写作不一样。他们的身份认同，一方面是身在“农民”之中的，是“农民的代言者”。所谓“代言者”是具有平等意识与情感价值认同的，是相互指认的。高晓声在谈自己写李顺大时说过，“我同造屋的李顺大，‘漏斗户’主陈奂生，命运相同，呼吸与共；我写他们，是写我的心。与其说我为他俩讲话，倒不如说我在表现自己”[10]。但同时，他们又因为具有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写作也具有“反思性”，却少了些“归来作家”或“知青作家”身上旁观且尖锐的“批判性”。
高晓声
以高晓声的文学创作为例，高晓声在此时期“反封建”主题的写作通过一系列文学形象（包括李顺大、陈奂生等）反思历史错误与重新认识人民主体力量，而他的这种重新认识是立体多维的——既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勤奋、吃苦与韧性，也看到了农民精神上的奴性、愚昧麻木、依附性，这种反映民族文化精神与心理结构的写作，即为“国民性”书写。与浩然式的“农民作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他因双重视角或双重立场，更容易挣脱“英雄主义”与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而从问题本身出发，探讨农民深层的文化心理。而与后面的“写农民的作家”相比，他们又多了一份感同身受的同情与理解。
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的“反封建”主题创作中，高晓声的乡村书写立足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反思了“文革”十年的路线错误，但他又超越了政策层面的配合状态，真正进入“文化”层面的“反封建”，也即对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客观剖析中。正如季红真所言，“除了高晓声以民族久远的政治历史为背景，自觉地把农民的精神心理，作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来加以表现之外，多数作家都侧重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把它作为独立的历史现象来认识”[11]。
但有意思的是，高晓声对农民奴性心理与韧性生命力的双重表现，是在“问题小说”的框架中展开的。高晓声为农民“叹叹苦经”的创作初衷成为他新时期“国民性”书写的动力。高晓声在《谈谈有关陈奂生的几篇小说》中写道：“我写这篇小说，就是要为‘漏斗户’翻案，像陈奂生这样的人，他们固然有缺点，过日子不够精明，不会谋划，不善计算，但却心地善良，老实肯干，饿着肚子还是去劳动……我想象这样的人，到什么时候，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他的问题呢？”[12]在有关陈奂生的系列小说中，高晓声一方面是想通过陈奂生的故事解释路线错误对农民生活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在丰富的生活经验中为他所同情、甚至是尊敬的那个农民群体被“涌来的生活”所感动。因此，高晓声的作品几乎都有一种鲜明的“问题倾向”，比如《“漏斗户”主》中对于路线错误的反思，《陈奂生上城》中对于“城乡差距”的思索，《陈奂生转业》中对于“攀关系”等社会现象的思索，《陈奂生包产》中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书写，等等。正是这种“问题式书写”，反映了高晓声写作的“位置”——一方面他是“在农民中”，他思考着农民们切身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在知识分子中，他以知识分子的视角观察农民、社会，试图给出自己的见解。
也就是说，在高晓声此一时期有关“国民性”书写的小说，尤其是其典型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中，高晓声的叙述一方面是站在农民立场上的生活的书写，另一方面却又是超越农民视角的叙事。在赵天成关于高晓声创作的考察中，他称之为“乡绅视角”。他认为，“新中国以来的农村题材小说有三种主要的视角：干部视角、农民视角、知识分子视角”，而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小说中隐含的价值立场，权且可称之为“乡绅视角”。[13]而杨联芬也认为，高晓声小说写作中的价值取向很重要的一个维度表现在“乡土文化所保留的家族伦理和生活习俗，民间道德所蕴含的某种价值理念”，“蕴含了超功利的自然天道与人间温情”。[14]是否是赵天成所谓的“乡绅视角”还可以再讨论，但高晓声小说中的价值立场的“属于”与“超越”、“农民心理”与“知识分子心理”的胶着缠绕是确切的。因而，高晓声的“反封建”虽是“国民性”书写这一五四“文化批判”的继续，但他的立场与态度却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理性批判，而是带有理解和同情的在场者书写。
在高晓声的小说中，对于农民形象、干部形象的具象化塑造充分反映了他的个人价值立场。《李顺大造屋》中李顺大经历九曲十八弯要造屋，他吃苦耐劳、善良朴实，也有自己的小精明小打算，但几十年来依旧没能造成屋。“文革”期间刘清老书记被打倒了，李顺大也机缘巧合与刘清老书记交上朋友。遇到革委会的人搞形式主义建设“新农村”，李顺大认为“这种事阴间里鬼看了也要盯白眼”，老书记听了不觉反动，反与其交流：“‘何必呢？’……有人想把这个当上天梯。……贫下中农吃了二十多年苦造了点房子，一声拆就得拆，还管群众死活吗。可是公社不仍旧是公社！”[15]李顺大面对这样一个明辨是非、为民着想的被打倒的正直官员，“只得张开嘴巴，睁大眼睛，尊敬地看着这个老人”。而刘清也让自己的孙女，叫这个拾破烂的外乡人“公公”，李顺大深为感动，觉得备受尊重。刘清与李顺大的交流，既有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交流，更多的却是同道之人、同理之心产生的情感交流。虽然高晓声也塑造了这样一位具有优秀品质的党员代表，但与浩然不同的是，他没有用过多力量去书写刘清这一人物的人生历程，没有将他塑造为一个高、大、全的完人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将他塑造为一个在政治运动中有自己思考与判断，但在政治运动中会栽跟头，有个性有喜好，带有平易近人特质的人物形象。而小说中的李顺大也曾是个“跟跟派”，对于权力者的盲从与外界多变的环境增加了他造一间屋的难度，但是这样一个具有愚昧顺从特性的普通人，在历史与现实的演进中，也唱起了“稀奇歌”，对社会的混乱发出自己的声音，对社会形势有了自己的判断，这也便写出了高晓声对贫苦大众的希望。
《李顺大造屋》，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
“陈奂生系列”中，陈奂生与陈正清、县委书记三者关系与形象的塑造最具典型性。《“漏斗户”主》中陈奂生因为受现实的几番折腾，已经对政策走向不再信任。陈正清对陈奂生说“要搞三定了”，陈奂生马上想起了1971年，坚决地摇摇头说：“空心汤团。”直到分粮经历算账、定方案、公布，陈奂生真切地分到粮，热泪盈眶。后来填饱了肚子的陈奂生在《上城》中因缘巧合遇到县委书记吴楚，这成了他物质满足后获得精神满足与社会尊重的重要事件，正是有了这一与权力者的结识，于是有了后面《转业》中，陈奂生当采购员去走关系求吴书记批材料的后续。陈奂生成为厂长“关系学”中重要的人物，心态有了重要转变。但在《包产》中，陈正清却再次给他的农民兄弟提了个醒，让他不要再给吴楚书记一而再再而三地造成负担：“‘你想发财叫别人犯错误，这不是缺德？！’陈奂生把头低下去……‘我呀，想不到是这样的。’”[16]在这系列小说中，干群关系、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获得了力量的平衡与各自的位置，可以视为一种“理想主义”的书写。
“陈奂生系列”小说中，作者高晓声化身了“陈正清”，他是陈奂生的堂哥，他是具有血缘亲情，具有宗族情谊，同情无数陈奂生类的农民的旁观者，但同时他又是“他们”中共同生活着，一起在时代历史洪流中沉浮、分享艰难的一个。他的特殊性体现在比老实、易受周围影响的陈奂生多了几分辨明事实与人情的能力，“有情旁观者”与“知情的叙述人”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在以往的文学史认识中，我们常认为高晓声的写作是分析农民心理、接续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但其实高晓声的“国民性”书写或“农民文化”“农民心理”反思并不是单向度基于“启蒙”的批判与反思，而是基于在场者的“同情”、“认识”与“自我反思”。这一定位从“陈奂生—陈正清—吴楚”这样一个关系序列中可以看出。作为中间环节的“陈正清”从“陈奂生”中分离出来，他们有时合一，有时显现出区别，在情感认同上遵循宗族亲情、乡情伦理，而在历史认同与政治认同上，他们指向的是小说中与人民同在、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一县之长、县委党委“吴楚”——一种对政治、对人民、对官员、对干群关系多重的“有情”与期待。可以说，从这个角度而言，高晓声式的知识分子是在“人民”之中的，但高晓声的“国民性”书写，虽亦蕴含启蒙的质素，蕴含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指引与点醒，但这种启蒙与鲁迅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书写有所区别，高晓声对笔下的农民是保有希望的，他看到了他们的“觉醒意愿”与“觉醒能力”。同时，也与浩然式的农民-干部视角或正义-破坏者的二元关系不同，高晓声式的写作中，与农民同在的知识分子占有了鲜明的一端。因此，高晓声之所以能对农民思想及尚未现代化的灵魂绘出栩栩如生的形象，根基还在于“他在农民之中”。
（三）“写农民的作家”：“右派”作家或下乡知青对农民文化的复杂审视与批判
与回到家乡，受到亲族父老温情保护的高晓声与刘绍棠不同，也与从农民中走出并分享了农民政治身份红利的浩然不同，在一些“反右”中下放改造的作家与下乡知青的小说中，农民、基层权力者与知青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多维。他们之中，有同情怜悯农民“白老汉”艰难生活的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也有刻画“一只为人抽打的羔羊，又是一只吞噬生灵的恶虎”般农民形象的朱晓平（《桑树坪纪事》）；有将乡土与民间伦理化与性别化的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灵与肉》），也有充满反思意味刻画知青与农民、“极左”路线执行者之间矛盾与冲突的韩少功（《月兰》）；有书写带有封建主义质素的典型农民形象田家祥的王兆军（《拂晓前的葬礼》），也有饱蘸理想主义情绪和对草原美好寄托的张承志（《绿夜》《黑骏马》《北方的河》）；等等。在新时期初期的乡土小说中，“右派”归来作家与知青作家对农村与农民的书写充满复杂的情感纠缠，在不同时期不同个体身上有着不同的表现，或同情或怜悯或批判或赞美或怀念，多重情感表达背后，杂糅着他们共同的叙事逻辑——一种基于自身（知识分子）视角对农村、农民及农民文化的观望、审视、融入与回顾。他们既审视农民群体、审视农村空间，又审视附着在农民文化之上的政治意识与路线错误。与前两种作家类型的书写不同，他们也许将叙事焦点放在农民、农村之上，但文本的情感重心、观念立场始终是“立于自身”的，并且，在对农民的认识态度中伴随着思潮的转变，出现了自我伤痕反思、“回潮期”的回顾怀念、对农民文化与农民革命之间的反思与批判这三个不同阶段。
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满怀深情地怀念了清平湾的父老乡亲，怀念了受苦人破老汉和小孙女留小儿，怀念了陕北朴素贫瘠的土地上同情“我”的乡亲们。这样凋敝落后的土地上，“我”这样见识过现代文明的外来者几乎“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因而不禁“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陕北的苦、破老汉的苦、乡亲的苦，都让他满怀悲悯。但这苦于“我”而言是意外的遭遇，因而也附着了一种他者属性，于生活在那里的农民而言，却是根深蒂固的命运。并且史铁生的诉苦，一方面是诉陕北农民的苦，一方面也是在诉插队知青的苦。留小儿与“我”之间，隔着的是古老与现代的距离，“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17]。是什么抹平了两种苦在“我”与“他们”（大众）之间的隔阂呢？是史铁生所特有的人生经历与渗透入其灵魂的悲悯之心。在作为知识分子的“他”的苦难与作为农民阶层的“他们”的苦难之间，是人性的善意与温暖抹平了阶层与意识之差。
与史铁生这类怜悯不大相同的，是更多归来作家与知青作家对农民文化与农民形象进行的“客体化”的塑造，他们之中有融合有感激有同情有认识，但也有着一段不小的心理距离。譬如张贤亮在《绿化树》中用《资本论》、用“威尔第《安魂曲》”使得主人公劳改犯章永璘区别于农场上的其他人、区别于海喜喜，而在章永璘与马缨花的落难／拯救的关系中，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之间复杂而短暂的融合关系在性别设置中隐喻了未来的走向。饥饿无助的“右派”分子章永璘在马缨花这个寡妇家里吃到了久违的死面馍馍，因心底的感动与难得的温存不禁落泪，而在心底发出了“啊，拯救我吧！拯救我吧……”的呼救，然而这样的呼救又是荒诞的。当作为寡妇的马缨花对章永璘付出感情并给予他情感上的抚慰、生活上的关怀、寂寞时的温存时，章永璘却在想：“我能娶她作为妻子吗？我爱不爱她？”“原来不过是一种感恩，一种感激之情。”[18]最后，章永璘命运几经波折，直到新时期复出，而马缨花却没有了踪迹——作为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最终却与拯救他的人民走向分离。而这种设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进一步得到了延伸，这一次章永璘在与黄香久的关系中，因“压抑太久”而变得性无能（隐喻知识分子的失势），真正爱着他的黄香久（农民大众）又一次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黄香久在包容、引导、服从、献身中创造了真正的男人“章永璘”，但在这之前她却有过意外的背叛，最终章永璘毫不顾念黄香久的哀求而抛弃了她。章永璘、马缨花、黄香久之间的关系在男女性别文化观念、权力结构与历史政治的多重纠缠中，形成了人性、历史、知识分子—启蒙—大众之间有张力的复杂面目。张贤亮曾说过“我的全部小说都是政治小说”，他的鲜明的知识分子色彩、知识分子与权力、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隐喻，都使得他的小说中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主客体距离明显、关系混杂。
张贤亮（左）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农场与农民交谈
如果说张贤亮的这些小说在知识分子的“伤痕”中还夹杂着知识分子对于底层民众的纠缠、依恋与感激，那么到了《拂晓前的葬礼》《桑树坪纪事》中，知识分子与农民、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则伴随着对于“农民文化”与“农民思想”的批判、反思而进一步分化。1980年代前期，伴随“新启蒙”的潮流所确定的是提倡精英意识与知识分子趣味的文艺观，而对“文革”的反思中，一项重要的议题——对农民文化、农民意识与对革命文学的重新评价相伴而生。最典型的是1984年王兆军发表于《钟山》的《拂晓前的葬礼》。在这个小说中，王兆军在题叙部分便以研究性的口吻直言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民的书”，“想把农民的形象总结一下，使其具有一点科学价值”，“寻找什么‘农民意识’”，“以期完成我的毕业论文《农民心理浅析》”。[19]也正是这种探究农民文化与农民心理的动机，使王兆军的故事讲述对农民、农村都多了一份审视批判的意味，明显地区分出“我们”与“他们”来。小说中的王晓云在大苇塘村作为一个旁观者，冷静地观察着大苇塘村的生活，在吕峰与小石榴的男女情中，引出了大苇塘村的主宰，也是这个小说的主人公田家祥。正是通过对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观察与审视，描绘出“他以农民的伟大完成了他的进取，他又以农民的渺小完成了他的衰颓”。
通过对田家祥这样的“农民政治者”形象的塑造，反映出知识分子对于农民、“农民文化”和“农民意识”的重新认识。王兆军曾在《把握人物的心理逻辑》这一创作谈中表露：“田家祥这个人物在我脑子里转悠了不止一年两载了，他本身包含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内容，我希望他能承担尽可能多的艺术使命，他是一个道地的农民，他几乎是好长一段历史的总结，出身贫贱，极力想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我喜欢这个形象，目的是通过他看见中国社会的基础，找一找几千年农民革命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他还应该是这样一只骆驼，驮着当代历史上许多灾难的债务。”[20]从王兆军这篇创作谈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创作理念对这一阶段文化界思想界的互动与接受，对农民心理中“阴私”部分的挖掘彻底瓦解了革命文化与阶级话语中对于“人民”（主要是当时占社会基础最大部分的农民）力量与农民先进性的确立。正是在这种书写中，王兆军通过田家祥这一形象，似乎达成了作家“通过他看到中国社会的基础，找一找几千年农民革命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这一目的，而农民、“农民文化”和“农民心理”与当代历史上政治路线的错误建构了直接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与知识分子完全割裂、互相区分，成了鲜明的“我们”与“他们”两个部分。在小说中，曾经对田家祥付出了崇敬和爱意的知青王晓云，在拂晓前为过去的感情举行了庄严的葬礼，也揭露了曾经的“爱”不过是一种盲见中的“欺骗”。这一隐喻性的结局，反映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过往历史的反思，与农民群体，与农民文化的告别。而农民、“农民文化”与“农民心理”同“传统宗法家长制”“权力专制”“封建保守”等等构成了知识分子反思与批判的“一体两面”。这种趋向在后面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李锐的“吕梁山系列”小说中都得到了延续，甚至在张炜1986年的《古船》中也有反映。
概言之，实际上，知青与归来者的农村书写经历了一个配合政策到审视农民的塑造过程，呈现了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变迁。知青作家与归来作家的“纯知识分子式”的乡土文学写作，以及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具有复杂多元的面貌，有着作家个体经验的特殊性，但也反映着社会思潮的起伏，反映着知识阶层、大众与现实主导力量之间的博弈与分化，也反映着在新时期前期较为统一的“知识阶层”在之后的发展中走向分化的结局。
结 语
由于知识分子、农民与“官方”力量的对比，“农民形象”的塑造、乡土文学的写作，在新时期前期实际上呈现了交融、博弈与复杂的面向。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提出了一个概念：“新时期意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新时期’意识，其核心是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对于‘现代化’的热切渴望。这种意识表现为两个主要层面，一是在与过去年代（‘文革’）的决裂和对比中，来确定未来道路，另一则主要是反观历史作出的发问和思考。”[21]“新时期意识”可以视为“总体性”与“主潮”的部分，但这种“总体性”中，随着“知识阶层”的兴起却分化出不同的形态。和对革命文化与历史文化的反思一道，作为最大社会基础与社会现实的农民伴随着“路线矫正”，从曾具有政治先进性的群体中滑出，并成为担负历史因袭与落后文化的群体而成为被批判的部分。
甚至可以说，在新时期前期，当主流话语启动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时，“知识阶层”积极“干预时代”“介入政治”，并以自己的话语权力与现实政治力量共谋，也通过借用“农民文化”“农民意识”与现实主导力量进行博弈，但这个过程中，迫于语境与形势的变化，知识分子实际上从对“人民”（尤其是占社会最大体量的农民）的书写中不断抽身、分离，而这种策略实际上造成了对弱势的一方的抑制，最典型地反映于“农民形象”“农民文化”的文学塑造中。而这也是“农民作家”“农民代言人”“写农民的作家”三种交替、杂糅而渐变的写作姿态在新时期乡土小说的“反封建”叙事中呈现出复杂面向的根本原因。
但在这之中，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当这种书写姿态成为一种惯用思维方式，知识分子将对历史与路线的审判，附着于处于弱势一方的农民身上时，在文化或制度反思层面的有效性是否打了折扣？对现实生活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农民群体又是否造成了损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高晓声式的“农民代言人”写作有着重要意义。[22]
钟媛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
100125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3期）
注 释
[1]翟业军：《从两种“恐变症”看公平与效率的两难——论“新时期”初期农民作家的典型心态》，《上海文化》2015年第6期。
[2]张均：《1950—70年代文学的“公私之辨”——萧长春原型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
[3]梁秋川在《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一书中提到，1979年2月20日，浩然思路阻塞已近一年，在这天忽然打开，开始创作《男婚女嫁》，也即后来的《山水情》。“父亲将这部小说作为自己的‘翻身之作’。”参见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团结出版社2018年版，第56页。
[4]刘小波：《重申乡土写作的意义抑或重建乡土的“灵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刘小波此言反思当下乡土写作，但用在彼时也是适应的。
[5]刘绍棠：《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荷花淀派研究资料汇编》，花山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89页。
[6]高晓声：《谈谈有关陈奂生的几篇小说》，《高晓声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4页。
[7]刘绍棠：《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荷花淀派研究资料汇编》，第89页。
[8][9]高晓声：《青天在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1、301页。
[10]高晓声：《也算经验》，《创作谈》，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1]季红真：《两个彼此参照的世界——论张贤亮的创作》，《读书》1985年第6期。
[12]高晓声：《谈谈有关陈奂生的几篇小说》，《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
[13]“一方面，高晓声的身世、近代以来高家的命运升沉，以及江南深厚的士绅文化，构成了乡绅视角的经验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干部视角逐渐从1980年代主流文学叙事中隐失的语境下，乡绅视角提供了区别于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视野和认知模式”。赵天成：《论高晓声小说的乡绅视角》，《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14]杨联芬：《不一样的乡土情怀——兼论高晓声小说中的“国民性”问题》，《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
[15]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高晓声小说精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16]高晓声：《陈奂生包产》，《高晓声小说精选》，第113～114页。
[17]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史铁生精选集》，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18]张贤亮：《绿化树》，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19]王兆军：《拂晓前的葬礼》，《中国小说年鉴·中篇小说卷（1984）》，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278页。
[20]王兆军：《把握人物的心理逻辑》，《新闻与写作》1985年第12期。
[2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22]当然，事实上，高晓声后来对于“国民性”的解读，以及他自身对于“农民作家”或“农民群体”的思想也有鲜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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