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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亮程：《本巴》，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
内容提要
“本巴”所象喻的“梦空间”，是多个镜像的连环嵌套与相互映射：小说既构建了“无时间性”的时间乌托邦，又强调了“无时间性”不过是说书人语言制造的梦幻；作家以游戏、梦境的轻盈撬动了现实与历史的沉重，却以现代性的视角多次反转“轻”与“重”的寓意与分量；“人”与“神”的两极不断在英雄身上颠倒与置换，构成了小说确立现代意义的关键时刻。因小说中无法归并整合的寓意，“本巴”成为一个语义动荡不安的存在，也因而构成了文本难以阐释的顽症。可以说，刘亮程从史诗中清晰的“本巴”出发，以历史倒置的方法重建了作为表征空间的“本巴”，并以现代人的敏锐发现了本巴世界的种种奇诡之处，不仅打破了文学中关于乌托邦叙事的种种成规，也敞开了想象“本巴”这一“人间天堂”的种种可能。
关 键 词
《本巴》 刘亮程 文本顽症 历史阐释
在《一个人的时间简史》中，刘亮程说：“与《江格尔》史诗的相遇是一个重要契机，史诗给了我巨大的梦空间。”[1]“本巴”就是这个具象了的“梦空间”。而这个“梦空间”就像真实的梦境一样，是多个镜像的连环嵌套与相互映射：既有个人化隐秘体验，又有传唱数百年史诗的延伸，还有现代人在失落的真纯世界中追寻精神家园的“人类梦”。“本巴”这个虚幻而瑰丽的“梦空间”之所以能够超越时间的魔咒而长久持存，既有一代代传统说唱史诗的“说梦者”，让“本巴的世界活过来”[2]，也有现代的叙述人，让做梦的本巴被语言照亮，并在被照亮的世界里重新苏醒。“本巴”所象喻的“梦空间”，是小说《本巴》的起源之点与终结之处，它不仅构成了小说情节逐步演进的基本动力，也因汇聚了多重意象成为小说寓意的核心。在现代性视域中，这个被重新讲述的“乌托邦”式的世界的存在，不仅有了丰富的枝节、动人的想象，也因对时间、游戏、英雄、历史这些寓言式母题的重新思考，有了深挚的关于人类命运的探索意义。
一 “时间再没有时间”[3]
在史诗《江格尔》中，本巴之所以是“幸福的人间天堂”，在于“那里的人们永葆青春，永远像二十五岁的青年，不会衰老，不会死亡”[4]。时间的停滞，成为史诗对“人间天堂”的全新想象。刘亮程即是从这句史诗出发，开始了自己的语言冒险之旅，构建了独特的“本巴世界”。
刘亮程一直站在小说本体的高度之上考虑文学中的“时间”因素，他曾说：“所有文学作品都在解决时间问题，作家重新安置时间、创造时间，让时间流逝、停顿，靠时间把控故事速度，作家通过对时间的操纵来完成一部文学作品，时间成了完成小说的手段。”[5]因此，在其创作中，时间一直是个核心要素，从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到21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虚土》《凿空》《捎话》，都表现出刘亮程极为敏锐的时间意识。毋庸置疑，这与他长期的新疆生活经验有关，“新疆给了我一种脱离时间的可能。一直向后走的可能”。“在新疆，我看见过生长一棵树的时间。长老一个人的时间。河流干涸，绿洲变成沙漠的时间。塔里木地下油气开采到抽空的时间。还有隐藏在这一切中间，让我从出生长大到四十岁的时间。”[6]可以说，西部地区独特的时空体验促使刘亮程形成敏锐的时间意识，而这也正是他文学叙事的新颖性与深刻性所在。
刘亮程作品
《本巴》即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它延续了刘亮程关于时间的一贯思考，要“把时间作为一个本质而非手段去写，写出时间的面貌”[7]。这样的叙事野心使得时间一跃成为小说的绝对主角。在小说里，时间如水一般漫溢于各个角落，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塑造、意象的凝练、寓意的展开无不需要时间的形塑与雕饰，时间成为打开“本巴世界”的一把“金”钥匙。
当本巴所有人在二十五岁里相聚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小说里时间的样貌，即时间的空间化。如小说中当江格尔在梦中杀尽莽古斯后，便“每夜带领本巴人在梦中垒筑时间之坝，把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时间挡在本巴国之外，以保证他们醒来后依然年轻”[8]。在这里“时间”不再混沌无形，而是变成一个可以“垒筑”的堤坝，如实体一般占据空间。同时可以在空间位移，带着足够的势能“从四面八方涌来”。此时“时间”与“空间”不再成为相对的、不可通约的两极，而是可以相互参照、比拟与通融。同时，时间还可以作为空间的一种修辞。本巴的英雄们让时间暂时回溯，解决曾经留下的遗憾，摔跤手萨布尔返回到童年，“把小时候赢了他的一个伙伴摔倒，扔出去七年远”[9]。“远”本来与空间中表示距离的量词相连，这里被悄然置换成一个时间的长度，这一刻惯常的时空感觉砉然而解，骤然纵深成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幽邈时空。“本巴”的时间魔法，还可以把空间时间化，洪古尔行走途中，所遇到的奇幻之地，“那个请他去做客的毡房，掀一下门帘，进门去，就是六年。骑马走到炕旁要二十一年。爬上炕要三年，在炕上走二十八年，手伸到那只一百个人喝三年都不会见少的茶碗边，又好多年，赶喝上一口碗里的荼，他已经到六十岁，老得哪都去不了”[10]。毡房之内的狭窄空间，不是被距离而是被时间无情切割。时与空的颠倒与混淆，让本来没有时间的本巴，流动出与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时间质地。
本巴的幸福并不仅仅在于时间的停滞，更在于本巴人拥有的时间可以超越单向线性流动而获得绝对的自由。在《本巴》中天下有名的快嘴判官贺吉拉根回到十三岁，把美男子明彦小时候被人夺走的牛石头牧场判回来，然后一起返回到再没有任何遗憾的完美的二十五岁。本巴人可以在这个绝对的时间里自由出入，成就惊天动地的英雄功业，就像挥双斧的大肚英雄贡布，年龄虽然停住，但“左手的金斧追着阳光往前走，杀尽未来年月的敌人，右手的银斧循着月光往后走，把暗中跟过来的大鬼小鬼全砍死在黑夜中”[11]。同时，在本巴的国度，我们所熟知的那个一逝不返的时间也具有了无可匹敌的力量。年老体衰的洪古尔，用一壶壶时间的奶茶让前来挑战的使者迅速变老，手中的战书也因时间腐烂成碎片。时间仿佛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瞬间化解了本巴周围一波又一波的危机。阅读至此，我们仿佛看到一个飞速快进的影像，时间被骤然压缩，沧海桑田的奇幻即时实现，不再需要时间的悠然过渡。小说中时间如万花筒般幻化成千种样貌，其实与史诗的时间观念相应和。史诗在体裁上更贴近于神话，依据卡西尔的观点，神话所拥有的一切神圣性，“归根结底源于本源的神圣性”，于它而言，“过去本身并不存在‘为什么’：它就是事物的原因”，“既不需要也不容许任何进一步的解释”。由此“与客观时间相比，不管是宇宙时间还是历史时间，神话的确是无时间性”，因此，“对神话来说，时间并不呈现为纯粹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现在、过去和未来的要素不断地转换、不断地交替互换”。[12]
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盛年停驻的想象，托载起史诗《江格尔》中的“本巴”。然而这一灿然想象的背后，却是现实生活中盛年不再、花开花落的红尘悲情。这种因时间流动而来的深刻焦虑侵入小说的每一寸肌理中。无论是江格尔所建的时间堤坝，还是本巴世界举行的日日欢宴，甚至每一场酒宴唱起的颂歌，都是为了抵御时间的无情流逝，为了在时间的汪洋之上标识时间的刻度，避免“随波逐流，没有方向”[13]。这是小说《本巴》在盛年停驻的幸福背后投下的深长暗影。这一暗影也在本巴最美艳的阿盖夫人的心里，“青春像开不败的花朵，一动不动地停留在脸上。每一天每一年的自己都一模一样。或许并没有每一天每一年。所有的日子都是同一个日子。每一天都是昨天也是明天，不会有任何变化”[14]。一成不变的停滞不仅带来疲惫与绝望，甚至让人对存在的真实产生疑虑，正如美男子明彦发问：“难道我们喝了多少年的阿尔扎酒，也不是真的？我们缠绵其中的无数次醉与醒，也是假的？我们放声赞颂的万千事物，也不曾存在？”[15]或许没有了时间的流动，也就没有了变化与无常带来的悲喜，也就丧失了人生固有的跌宕与意义。时间的失重最终带来的是生命的失重。可以设想，如果时间只有现在，过去和将来会彻底割裂，而所有的停滞都会把生命本身“分裂成一些个别的现象和事物，使它们变成抽象的杂乱无章的堆积物”[16]。
有意味的是，小说最终还是打开了时间的通道，洪古尔在喝了人间的奶茶后率先变老，而在洪古尔变成老人的那一刻，也是他由抽象时间进入日常时间、历史时间之时。随着时间的堤坝轰然倒塌，他与父辈们奇迹般地实现了精神血脉的贯通，“他父亲的手艺，母亲的手艺，转眼间传到他手上”，“他在自己编织毛衣的手指间看见母亲熟练的手指，在自己修理马蹄子的动作中看见父亲的动作”。[17]技艺的传递坚固了代际之间的情感连接，也让洪古尔找到了现时生命扎实的根。同样那杯人间的奶茶，让阿盖夫人迅速来到七十岁，在她的带领下，本巴草原的女人全都结伴走向老年，二十五岁的青春太陈旧了，衰老让她们重新感觉到生命，她们从虚假的时间牢笼中跳脱出来，恢复了因时间凝固而丧失的生命感觉。正是重新流动的时间，让“本巴世界”的经脉开始舒活，虽然“时间消磨或者吞没了众生”，但也正是这种流动的时间“给牺牲、快乐与痛苦带来了真实性”[18]。
小说《本巴》是从史诗《江格尔》的幸福假定出发，以现代人的视野重新烛照“盛年永驻”的时间执念。史诗中永驻青春的乌托邦理想，最终回归时间的自然之道，这不仅意味着人对命运的主动顺应，也意味着人与自然天道的最终和解。与此同时，刘亮程在小说中对时间的折叠、挤压、变形，也折射出一种焦虑性的现代体验。在现代社会，一方面，效率至上的法则在日常生活中无限膨胀，挤压着现代人的生活与精神空间；另一方面，时间无情流逝，衰老与死亡的恐惧时刻威胁着身心脆弱的人们。因此，摆脱时间的控制与压迫，也是久困于时间围城的现代人最深的执念。在《本巴》中，刘亮程利用一种前现代的时间观念为现代人构建了时间的乌托邦，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时间之外，人们永不衰老，生活与情感永远如故。与此同时，小说也在以一种后现代的“解构”无时无刻不在拆解这一时间的乌托邦。小说一再渲染一个说书人的背影，是想告诉我们本巴的“无时间性”只活在吟唱人“齐”的讲述中，是被语言虚构出来的一个梦幻，而现实世界的“有时间性”才是真正永恒的。正如刘亮程所言：“所谓永恒，就是消磨一件事情的时间完了，但这件事还在。时间再没有时间。”[19]
二 “像云一样悬浮”[20]
史诗《江格尔》[21]是一部沉重的经典，不仅在于它浓缩了人类征战的历史分量，而且也在于其世代口耳相传所叠加的时间分量，它承载着遗忘与记忆、创伤与荣耀。
色道尔吉 译：《江格尔》，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版
如何处理前文本这种“沉重”感，应当是横亘在刘亮程面前的巨大难题。对此，作家既没有复刻还原，也没有加重渲染，而是另辟蹊径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处理“重”。这无疑与作家的写作自觉有关，他在谈《本巴》的创作时说：“我觉得我从世世代代的江格尔奇的讲述中，学会了另外一种讲述。我从他们停住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故事。”[22]不一样的讲述使得史诗与小说中的“本巴世界”迥然相异，史诗中沉重的杀伐征战被小说中轻盈灵动的游戏所取代，而游戏“将小说从史诗背影中解脱出来”，作家也由此有了“在史诗尽头的时间荒野中肆意言说的自由”。[23]
《本巴》以搬家家、捉迷藏、做梦梦三场游戏来结构整部小说。在搬家家游戏中，拉玛的臣民甚至像花蛇这样的动物也都深陷其中，游戏使他们忘却世间烦恼，身体负担减轻，年龄变小，变成无忧无虑快乐的儿童，轻松愉快地就完成了经年累月原地踏步式的转场生活；捉迷藏游戏分成两群的孩子们在茫茫草原上像风一样奔跑着，寻找与被寻找，追逐与被追逐，轮番上演，不分昼夜，牛羊财富为赌注的玩法，更是刺激着玩者的神经，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感；做梦梦则将残酷的战争、血腥的杀戮全都留在了梦中。这些趣味性很强的游戏“越出了生活的常轨，摆脱了生活的规律和法则，加诸于原来的生活程式之上的是另一种更凝缩、更欢乐和轻盈的程式”[24]。然而，“在游戏里表演的仿佛是袖珍型的整个生活（被转向公式化象征的语言），只是没有舞台而已”[25]。小说里这三种轻盈的游戏都能让我们看到现实沉重的影子，搬家家是对单调疲惫的四季转场的抽象摹拟，捉迷藏是草原资源竞争的微观缩影，而做梦梦则是部落势力角逐的残酷映射，“人们在游戏形象里看到的仿佛是生活与历史过程之被压缩了的包罗万象的公式：幸福——不幸、上升——跌落、获得——失去、加冕——脱冕”[26]。
与游戏相关联的是轻盈的儿童真淳世界，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迷恋童年，英雄大都不愿长大，甚至不愿出生。为了推崇这种童年美学，作家甚至赋予身处童年的英雄以超现实的力量，洪古尔只是吃奶的孩子，却智勇双全，是十二勇士之首，在其他勇士只顾喝酒时，他却可以去大胆迎敌；赫兰是刚刚降生的婴儿，却有力量去救洪古尔；哈日王大部分时间留在母腹，却拥有了不属于这个世间的神力，不仅轻松地踢飞洪古尔和赫兰，还能以绝高的智慧掌控整个草原。有意思的是，小说还暗示了这些处于童年期的英雄与成人社会联系越密切，力量就越薄弱，比如洪古尔虽不吃人间食物，但他迷恋草原妇女的奶水，本可一个念头就翻越阿拉泰山，但却只能将行程拉长。而赫兰不仅不接触世间任何食物，连奶水也是坚决拒绝，所以他有着更轻的肉身，只一瞬间的念头就可让他在世间自由穿越。同样，哈日王怕削弱自己的力量，即使降生，也一直在母亲的怀抱，不愿脚挨地上的土，走世上的路。这些细节不仅刻意渲染了童真的力量，而且还流露出在尘世的威胁下对童真的过度维护，这无疑是将童真的“轻”悬置于尘世的“重”之上。刘亮程在小说中以孩童们的游戏代替成人世界的迁徙、征伐，用天真之笔覆盖现实成人世界的残酷与无趣，正如他说，“写《本巴》的时候，我满心欣悦天真，觉得写出了我所有作品中最天真的一本书”[27]，这部天真之书以轻盈的文学想象实现了人类折返童年的愿望。游戏使人们回归无功利的孩童的世界，在对现实的摹拟中摆脱了生活的严肃性，将阴郁沉重的生活变成“欢乐的怪物”[28]，这使得小说具有了某种轻逸的诗性，而“轻逸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在人们向往的轻松生活和实际遭受的困苦之间达致某种张力的平衡”[29]。
网络动画电影《英雄江格尔》
然而《本巴》并未沉溺于游戏的轻盈，相反它回过身去，拾取了游戏中遗漏的生存之重。小说中江格尔梦见父亲乌仲汗被铁链锁住，这是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故事掀起了现实的一角，从轻盈的游戏跌落至沉重冰冷的历史时空。“东归”——江格尔带着全族的人们奔赴遥远的故乡，这场以梦的形式呈现的大迁徙却无比真实地显影了历史的沉重：“人和牛羊踩在雪地的声音，人的喘息，前呼后应的喊叫，以及风声，都在”，“它在真实地消耗着人畜的生命和体力”。而“那种把浑身的皮肤吹凉，变冷，继而渗透到骨头里，把心都冻硬”的极度寒冷是人世间真实的感觉。[30]东归途中，为了寻找丢失的小江格尔齐，部落的十二位勇士扮作史诗中的英雄，与敌军展开战斗并且一一悲壮牺牲，这是整部小说唯一细致书写草原战争的段落，惨烈而血腥。
实际上，在刘亮程最初的构思中，《本巴》三个游戏的故事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在这之前，他本打算写一部名为《东归》的小说，即发生在二百多年前土尔扈特部东迁回归祖国的历史，但那场付出了近十万人和数百万牲畜牺牲代价的事件让作家感到太过沉重，在他写了几万字以后，主人公之一五岁的江格尔齐触动了《本巴》故事的出现，于是创作发生了转向，东归被“轻化”处理了，大量已经构思好的故事被舍弃，只保留了十二个青年去救赫兰的情节，被压缩在一章里，而且还是以史诗的方式被讲述出来的。“让一部小说中途转向的，可能是我内心不想再写一部让我疼痛的小说。《捎话》中的战争场面把我写怕了，刀砍下时我的身体会疼，我的脖子会断掉，我会随人物死去。”[31]小说中哈日王也说，那场漫长的迁徙“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我们说起它时还会伤心，会恐惧，会因为那些亲人的流血牺牲感到疼痛。……我讲到亲人被砍胳膊时自己的胳膊会疼，讲到长矛捅进胸脯时，我的心脏会疼痛流血，我讲不下去”[32]。而相较于沉重的现实世界，“史诗是没有疼痛的”[33]，它是轻的，没有重量，“像云一样悬浮在冰天雪地中挣扎的人群羊群头顶”[34]。由此可见，正是疼痛的生命体验让作家背转身去，用轻逸之笔叙写历史之重，同时也正是历史这不可磨灭的重量，让语言的轻盈最终重新遁入千疮百孔的现实世界。
那么，小说又是如何处理这种“疼痛”的？在“东归”途中，每到行军的夜晚，便有江格尔齐坐在篝火旁，在众人的包围中，手叉着腰，摇头耸肩开始吟唱史诗《江格尔》，那时候，史诗中的众英雄便会显灵在每个人的心中，在梦中带领勇士们回乡的江格尔，实际上已经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为他们指引方向，带去力量，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刻，“减轻了那个真实世界的重量”[35]。由此可见，在苦难沉重的日子里，正是语言的明亮让史诗中的英雄死而复生，他们被口耳相传的英勇无畏仿佛火炬一般，照亮现实暗沉绝望的天幕，成为人们抵抗苦难的一线天光。
有意味的是，到了小说的第四章，作家借助赫兰的眼睛，回到了当下的现实，进入了另外一个现代的游戏：“牧游。”此时，史诗的故事已经成了旅游的噱头，十二勇士的形象被凝固成广场上的雕塑，九色十层的班布来宫殿被原样“山寨”，那些用黑亮的羊粪蛋、马粪蛋、骆驼粪蛋制作而成的项链、挂坠、手把件被游客疯狂抢购。广场上的老者正说唱着《江格尔》，更多的游客则跟随着牛羊在草原的牧道上“牧游”。在无所不包的消费主义黑洞面前，所有沉重的意义都被消弭、耗散。这也应和了“消费社会”的特点：“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36]
至此，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两种并置的奇观，史诗既可以作为精神的火炬引导人们脱离深重的苦难，同时也可以作为消费的符号诱导人们沉溺于商品的狂欢。在本巴的世界中，“沉重”与“轻逸”再一次被时代轻巧地置换。在古希腊神话中，珀尔修斯为了砍下美杜莎的头颅而又不被她变成石头，便求助于最轻的事物，也即风与云，然后他把目光停留在镜中的影像上，最终成功地杀掉这个被她看一眼就能石化的女妖。[37]这个希腊神话是在讲述“轻”与“重”的博弈，以及“轻”最终制服“重”的故事，实际上也完美地暗喻了语言的轻盈如何撬动现实的沉重。刘亮程在小说中多次反转“轻”与“重”的分量与意义，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既轻盈又沉重的本巴世界。
三 “把那个沉睡的魂唤醒来”[38]
《江格尔》史诗中本巴的建立与守卫离不开以江格尔为首的十二雄狮大将以及六千位勇士，史诗中走出来的这些英雄是本巴真正的“魂”。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这些英雄往往由于自己的力量和机智或神的帮助勇敢地面对敌人并打垮了邪恶势力而受到人们怀念的”[39]。因此，英雄更像一个语义丰富的能指，不仅象喻了勇猛、果敢、威猛、坚强等超凡脱俗的意志品质，还表征了整个民族崇拜追随的人性与神性，甚至就是民族性格的另一种称谓。但《江格尔》的复杂性远不止此，由于“《江格尔》是由蒙古族古代众多的短篇英雄叙事诗串珠缀环而成的，论者或称之为‘史诗集群’，或称之为‘并列复合型英雄史诗’。其各部分、各章节，内容和主题思想并不十分讲求统一和贯穿，而是以江格尔、洪古尔等英雄人物形象的数十个故事错综组合成一个指向江格尔的复合体”[40]。也就是说，由于史诗成书的特殊性，英雄人物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作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错综组合”，所以任何一个英雄人物都带有一种“芜杂”的复合体质。比如“作为其中心人物名字的‘江格尔’一词，波斯语释为‘世界的征服者’；突厥语释为‘战胜者’‘孤儿’；藏语释为‘江格莱’的变体；蒙古语释为‘能者’，这种多义性宛若回音壁一样，折射着漠北、中亚的广阔地域上对这部史诗的回响”[41]。
“江格尔十二勇士”组雕
面对这样一份浩大庞杂的文化遗产，在史诗现有的故事框架之中，在固有的英雄设定之上，作家该如何让小说里本巴的英雄走出前文本的围城呢？对于怎么写人物，刘亮程有自己的看法：“作家塑造一个人物时，首先塑造的是‘魂’，从过往年月、从黑暗时间、从尘埃、从睡梦、从幽深内心，把那个沉睡的魂唤醒来，赋予人形。找到魂，这个人物就活了。”[42]刘亮程在这里谈到的不是塑造人物的技法而是神髓。英雄人物的“魂”不在杀魔打怪的不凡功业里，也不在历经坎坷风雨的蜕变成熟中，而是在“黑暗时间”、“睡梦”与“幽深内心”中。刘亮程似乎在千年不变的英雄塑造里，找到一条向下向内纵深的路。常规的英雄叙事着眼于体貌、凸显于功业，无须细究内里，究其原因是先民们对卓越人物由心及口的盛赞与颂扬。而刘亮程将凡人的心魂注入英雄的体格，在英雄特殊的体表之下怦怦跳动的是凡人时快时慢的心脏。他的书写将原本通往凡人的心路奇迹般地架设于英雄的心灵之上，让英雄的本色里有了凡俗的质地，而这真正让刘亮程的文字里耸立起了全新的本巴。
洪古尔作为本巴世界最重要的保护神，是贯穿始终的一个人物。小说并不着眼于其身世的传奇，其更在意的是这传奇身世带来的处境、心境与梦境。洪古尔刚来到世间，他的父亲蒙根汗就让他冒充江格尔被莽古斯掠去，莽古斯把他用铁链拴在车轮旁，只要长到车轮的高度，他就会被杀掉，恐惧使他不敢长大。而且他会经常梦见自己又被铁链锁住，所有的人都长大走了，他被遗忘在那里，甚至连那驾车都扔下一个拴他的轮子走了，没有人关心他，他被世界彻底遗弃。在这个故事里，被劫掠是他的处境，恐惧是他的心境，被遗弃是他的梦境，这些极具现代心理意义的逼真细节，让史诗中只知行动的英雄苍白的脸上有了血液流动的鲜活。虽然后来洪古尔被江格尔营救，成了草原上其他敌对部族谈之色变的勇士，但这种带有原罪色彩的创伤记忆使他长久地留在了童年，他一次次地在梦里独自打仗，把一场接一场只有自己知道的仗打完。这似乎也隐喻着英雄的困境不在外部物质世界而在于内在精神世界。洪古尔在梦中杀掉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精神疾患的显形，自此英雄的功业从外在杀伐转向内在精神的挣扎、克服与疗愈，史诗中在战场上可以杀敌的孤胆英雄，也被转义成可以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精神英雄。在这个意义上，洪古尔是在史诗古旧的舞台上行走的真正现代人。
刘慧敏、马红玲：《江格尔——狮子英雄洪古尔》，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5版
小说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哈日王，根据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对人物功能的定义，即“功能指的是从其对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43]，哈日王在故事中的功能是作为本巴世界的敌对者而存在的。但有意思的是，小说中有关哈日王的写法，彻底偏离了史诗中同样作为本巴世界的敌对者莽古斯的塑造方式，既不渲染他贪婪、凶恶、残暴的性情，也不夸张他对本巴所犯下的穷凶极恶的罪孽。他已经彻底跳脱凡俗世界对敌军王者的寻常想象，他的力量感不来源于外部，与他的军队、子民、武器无关，他把母腹视作宫殿，把怀抱视作王座，他婴儿大小的体格彻底戏谑了王冠与权杖。他的力量来自于他的清醒，他的眼光越过万丈红尘的喧嚣与纷扰，一下子参透了这世间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游戏和梦，这又仿佛《红楼梦》里两个灵魂人物空空道人与跛足道人的身影。然而哈日王对于世事的感悟并不是用来警醒世人，而是借梦境与游戏来掌控拉玛草原。在刘亮程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下，他立足史诗的叙事终点，却抻拉出了截然不同的意义维度。整个拉玛草原都成为哈日王在一个个单调的白天和一个个沉闷的夜晚布置的梦，那些沉重疲惫的转场以及整个部落俗常的欲望都被他编入梦中，无限循环的梦与醒构成了他的子民们全部的生活，更甚者他可以把江格尔做进他的梦里，在梦中消耗掉本巴王国的朝气和精力。哈日王不具备世间的人形，他那个被唤醒的沉睡的魂，似乎有着无所不能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居于世界的制度与秩序表层，而是潜入世间每个昏睡的凡人内心无意识的深层。还是刘亮程自己说得最为精彩，哈日王手操利器的梦“是现实世界的另一种醒。我们在夜夜的睡眠中过着梦生活，经受梦愉悦和梦折磨。梦是封闭的牢狱，扣留童年的我们做人质，不论我们长得多么强大，梦握住我们童年的把柄。这正是梦的强大和意义”[44]。直到这时，我们才能确认哈日王的无所不能，不在于他以一己之力为别人设置的“盗梦空间”，而在于世人常常溃败于自己幽深的内心。
如果说《本巴》的不凡在于它能颠倒与反转英雄身上“人”与“神”的两极，那么把史诗之外的“人”写成“神”使其成为凡间真正的英雄，才是小说《本巴》确立现代意义的关键时刻。小说中，赫兰进入哈日王的梦中营救长途迁徙的江格尔，无意中看到了正在诵唱史诗的自己，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齐”出现了。“齐”的出现并非小说的凭空臆造。事实上，史诗《江格尔》旁侧就站立着无数的“齐”，他们站在历史的不同角落，以各个不同的姿态、高低不同的音量传唱这份光荣的民族记忆。所以“齐”不是一个人，而是世间世代万千说书人一次意味深长的叠合。他们的传唱让史诗穿越时间巍然屹立，而他们自己却被时间之河吞没，成为历史无名的隐遁者，这是他们作为说书人的宿命。刘亮程在《本巴》里不仅让这些遁入历史暗影的说书人现身，而且还赋予他们前所未有的“神力”：“本巴世界由齐说唱出来。齐说唱时，本巴世界活过来。齐停止说唱，本巴里的人便睡着了。”[45]作家让他们从自己固有的历史位置一跃而上，超越了本巴世界的所有英雄，甚至高踞于本巴世界之上，成为一个随时可以左右本巴生死的主宰者。不仅如此，还让他们侧身跨进小说虚构的世界，让虚构世界里的英雄争相说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齐的说唱里，早已安排好。”[46]“诗有多长，我们的世界便有多大。”[47]“我们的世界发生什么或不发生什么，都是齐说了算。”[48]“他唤谁的名字谁活过来。”[49]就连小说中最聪明的智者、能预知过去未来九十九年凶吉的谋士策吉，以他目力与智力的极限，所看到的世界尽头不过也只是“齐”模糊的背影。那个“齐”终于成为本巴世界最大的一尊神，它千眼千手，叠映着历朝历代张嘴讲述故事的人，当然也包括将本巴世界重建的作家自己，而将“齐”这一凡人神化处理的背后，是现代作家对语言与虚构的自信，也是作家对所有历史都是一种讲述的重新确认，正如作家所言：“想象和说出是一种绝对的能力和权力。”[50]
刘亮程把本巴放置在一个个松散的古代英雄的骨架之上，然后以现代的魂魄唤醒史诗中沉睡的英雄。他在这些英雄身上投射了现代世界的种种：有原罪的背负与脱卸、有梦魇的变幻与超拔、有精神的退行与升华，凡此种种无不映射着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正是这些现代意识让《本巴》的人物陡然凹陷出了意想不到的深度，“一个文学人物的活力，和戏剧化的行为、小说的连贯甚至最基本的可信度——更不要说可爱度——关系不大，真正有关系的是一个更大的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意义”[51]，正是这些哲学形而上的意义，使得脱胎于古代史诗的小说《本巴》长出了一副纯粹的中国式现代性面孔。
四 “寄存在高远处的另一种生活”[52]
史诗《江格尔》中的本巴，集合了世人对幸福之地的全部想象。然而这一愿景虽不言自明却又道不清说不明，其影影绰绰的语义引动世人最华丽的想象，构成了文学叙事的起始和终结。《本巴》从这一叙事成规出发，向我们展现了极具质感的“人间天堂”：在这个世界里，有着水草丰美且最平坦的草原，“在马背上放一只装满圣水的宝瓶，打马走过，宝瓶里的水都不会溢出一滴”[53]；这个世界没有疼痛和仇恨，“仇人可以结为兄弟，魔鬼也可以成为好人”[54]；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活在最美好的二十五岁。世俗社会有关幸福的想象，在作家旖旎的想象中获得了细节的呈现。
“江格尔的故乡”和布克赛尔的雕像
然而，《本巴》最终逸出了传统的乌托邦叙事。传统的乌托邦叙事指向未来。而《本巴》的乌托邦却设定在了人类的史诗时代，在“过去”这一时间废墟上搭建起了“人间天堂”。这一叙述策略属于典型的“历史倒置”。在巴赫金看来，“历史倒置”的实质在于：“神话思维和艺术思维把下列范畴限定到了过去的时间里，如目的、理想、正义、完美、人和社会的和谐状态等等。关于天堂、黄金时代、英雄时代、古代真理的神话，后来关于自然状态、自然天生的权利等的认识，——这些全是这种历史倒置的表现。如果下个简单些的定义，可以这么说：这里把实际上只在将来能够或应该实现的事，把绝非过去的现实而只是目的和应该实现的事，当作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来加以描绘。”[55]换言之，刘亮程采用这种特殊的时间观念，借助未来丰富过去，将未来一切积极的、理想的、期望的美好东西通过倒置法转移填充到了过去，这样一来，已经随时间坍塌的“过去”便重新膨胀兀立，从而在时间的荒野之上恢复了物质性与坚实性，因而也具有了某种时间的永恒性。这一时间的魔法背后其实有着更为深刻的成因，因为“过去”是全部存在的纯粹本源，更接近自然本真，更容易成为人类美好精神家园的象征，因此在本巴的天堂中，与“过去”关联紧密的“童年”意象被书写最多，这也似乎应和了作者的叙事用心，即“通过回顾童年来探寻人类的声音”[56]。
历史倒置让天堂般的“本巴世界”在现实中无迹可寻，只能“被简化为一种象征性的形象”，营造出一个“并不需要服从连续性与统一性的规则”的表征性空间。[57]“本巴”所表征的空间，因破坏了时间链条的连续性以及历史的整一性，而变得混沌抽象、意义不明，这种能指与所指的断裂造成的晦暗不明，还来自于小说中无法归并整合的寓意：本巴的幸福既来自于时间的停滞也最终归结于时间的流动；游戏与梦境、现实与历史不断在“轻盈”“沉重”之间颉颃辩证；神性与人性的两极转换，导致英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来回反转。种种拗折与断裂造成了小说意义的“非确定性”，即“文本中两种或两种以上互不相容、互为矛盾的意思，它们互为隐含、互为交织，但绝对无法视为或称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非确定性’所指涉的就是永远无法封闭所带来的不安”[58]。由此，我们看到，所谓理想的“本巴世界”其实是一个语义动荡不安的存在，它可能是“形似宝瓶的母腹”，也可能是江格尔藏身的那个山洞，更可能是一场又一场摹拟生活的游戏以及无数个混淆了昏睡与苏醒的梦境。
小说借用策吉之口说：“我们在梦里时，醒是随时回来的家乡。而在醒来时，梦是遥远模糊的故乡。我们在无尽的睡着醒来里，都在回乡。”[59]这一相互缠绕的意象仿佛光影迷离的镜廊，让人分不清真实与幻境。我们知道的是，本巴人永远奔波在返乡的路上，可我们要追问的是，被视为精神故乡的本巴，到底是什么？到底在哪里？阿盖夫人说，只要认真地过日子，即使是如梦的本巴，也会变为真实；洪古尔在瞬间变老的时候，意识到只要顺应自然，老年便是一处遥远的家；而赫兰则固执地说，“我的家在母腹”[60]。
也许“所有文本，无论怎样看，实际上都为阐释者构成了障碍，都是企图对阐释者采用的任何翻译模式予以抵制的材料”，因此在具体的文本理解中，一定会存在“两种阅读经验的两种理解障碍：一个是我们通过努力可以加以解释的难点，另一个是不能加以解释的顽症”[61]。就《本巴》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历史倒置理论知道作家怎样构建了理想的本巴世界，从而解决了阅读的难点，但我们却无法进一步从作品中获知本巴的准确位置及其确切形态，这也许就是小说《本巴》的“顽症”，而此时，我们“阐释的任务便从说明顽症转而变成对设置顽症的目的的解释了”[62]。
刘亮程近照
刘亮程之所以把本巴世界设定得既清楚也模糊，或许以赛亚·伯林对现实的洞察可以帮我们作出解释，他说：“每个人和每个时代都可以说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上面的、公开的、得到说明的、容易被注意的、能够清楚描述的表层，可以从中卓有成效地抽象出共同点并浓缩为规律；在此之下的一条道路则是通向越来越不明显却更为本质和普遍深入的，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彼此难以区分的种种特性。”[63]也就是说，世人对乌托邦的寻常想象构成了“本巴”的叙事表层，而小说真正触动我们的则是“本巴”难以自明的那个“潜”层次，也是小说家要“以巨大的耐心、勤奋和刻苦”[64]，设法潜入表层以下致力发现的历史与人性的隐秘。刘亮程从史诗中清晰的本巴出发，以现代人的敏锐，发现了在“过去”这片时间的荒野上重建本巴的种种奇诡之处，不仅打破了文学中关于乌托邦叙事的种种成规，也敞开了想象本巴这一“人间天堂”的种种可能。因此作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确定而又固化的本巴。在这一无从闭合的表征空间之内，每个读者都可以安置想象，并因此看清自己的内心、理解自己的生存处境。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本巴本来就是一个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们和睦生活的美好家园”[65]，它是“人们寄存在高远处的另一种生活。它是现实世界无限伸长的影子[66]。这个世界也是它的影子”。本巴世界的豁然敞开，也为小说带来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尾：赫兰再次降生于灾难重重的年份，几年后的部族大迁徙，将会是现实东归的开始，也是另一部小说的开始。这个并未真正收束合拢的结尾，让时间流入了未来，并且将故事“重新嫁接到真实的历史时间之上，从而把小说及其读者与我们的世界结合在一起”[67]。
翟永明 高小弘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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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注释
[1]刘亮程：《本巴》，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349、350页。
[2]刘亮程：《本巴》，第348页。
[3]刘亮程：《让死活下去——读辛生散文〈为褪色的时光涂一抹新绿〉》，《绿洲》2020年第3期。
[4]《江格尔》，色道尔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5]刘亮程、李乃清：《刘亮程：我们失去天真后，又在各种修养中重获天真》，《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6期。
[6]刘亮程：《新疆时间》，《天涯》2005年第4期。
[7]刘亮程、李乃清：《刘亮程：我们失去天真后，又在各种修养中重获天真》，《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6期。
[8]刘亮程、杨庆祥：《〈本巴〉：当时间还有足够的时间》，《文艺报》2022年7月15日。
[9][10]刘亮程：《本巴》，第3、26页。
[11][13][14]刘亮程：《本巴》，第4、116、282页。
[12]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120页。
[15][17]刘亮程：《本巴》，第209、110页。
[16]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页。
[18]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87页。
[19]刘亮程：《让死活下去——读辛生散文〈为褪色的时光涂一抹新绿〉》，《绿洲》2020年第3期。
[20][23]刘亮程：《本巴》，第208、361页。
[21]本文参照色道尔吉翻译的《江格尔》版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版。
[22]黄茜：《刘亮程谈〈本巴〉：在史诗中寻找心灵往事》，《南方都市报》2022年4月24日。
[24][25][26]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270、270页。
[27]刘亮程、李乃清：《刘亮程：我们失去天真后，又在各种修养中重获天真》，《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6期。
[28][30][31][32]刘亮程：《本巴》，第272、195、359、236页。
[29]刘大先：《剩余的抒情——刘亮程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33][34][35]刘亮程：《本巴》，第236、208、213页。
[36]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37]伊塔洛·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38][42]刘亮程：《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279、279页。
[39]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对审美发生问题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51～752页。
[40][41]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259页。
[43]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页。
[44]刘亮程：《本巴》，第361页。
[45][46][47][48][49][50][52]刘亮程：《本巴》，第348、291、207、218、214、360、254页。
[51]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
[53][54]刘亮程：《本巴》，第225、252页。
[55]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第342～343页。
[56]吉奥乔·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尹星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57]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第63页。
[58]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59][60]刘亮程：《本巴》，第205、293页。
[61]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62]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第149～150页。
[63][64]以赛亚·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林茂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2页。
[65][66]刘亮程：《本巴》，第253、254页。
[67]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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