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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
一 时代的几抹底色
陈映真的同代人，作家白先勇，曾回忆1960年他大学三年级时的台北市，说它：“还是农业社会——清晨牛车满街，南京东路还有许多稻田，夜总会是一个神秘而邪恶的名词，好像只有一两家。”[1]除了一个大三男生所记的夜总会数目可待我们精细的“市民生活史”学者考证之外，作家总的印象应当说还是靠谱的。
就社会经济面貌而言，1960年代初的台湾还大致延续1950年代。1950年代台湾的“年均每人国民所得”大致在150美元左右，到了1960年代约210美元，1970年代中期则突破1000美元，至1979年更攀抵1784美元。因此，1960年代台湾的社会经济状况基本上与前十年连续性较强，而与后十年落差显著。虽然，单就1960年代看，还是有内部差异的。一般说来，1963年算得上是之后长期发展势头的一个起点。1964年，台北冒出第一家营销公司（国华广告公司）。春江水暖鸭先知，或可视为市场经济繁荣、大众消费时代即将来临的一个征候。此后，台湾的经济节节成长，初而缓，进入1970年代之后猛加速，终于在1980年代博得了“东亚四小龙”称号；繁华盛景，岛人唏嘘指点至今。
60年代末的台北市汉口街与重庆南路口
196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发展，当然与“退此一步便无死所”的威权机器在1950年代推行的一系列发展策略有关。同时，也不能不提及在冷战架构下，美国对台所下的投资——从1951—1965年十五年间总额十五亿美元的“美援”。通过“美援”及配套的指导与监督系统，以及1960年代初之后大量引进的外资，台湾被编入西方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圈的一个有机组成，与其他“新兴工业国家”（NICs，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被安排在生产链的低技术、高污染、劳力密集的下游区位。以电子业而言，1964年美商通用器材成为第一家来台设厂的电子公司。以制药业而言，1962年美商辉瑞药厂是第一家来台的外商药厂——陈映真1965—1968年就受雇于此。跨国资本与跨国社会文化流动强化了美国对台的控制与影响，同时也削弱了一把抓威权体制，出现了宰制松弛的零散空间。虽然相对于1970年代，这种空间还很有限。陈映真1960年代与1970年代两次进出跨国企业，除了薪资较优渥之外，肯定也是因为那是白色恐怖控制的边缘地带。1970年代陈映真出狱后不久再度任职外国药厂（温莎）这一事实本身就很有说明性：当时除了外资，谁有胆聘雇前政治犯？
1950年代与1960年代的台湾，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处于冷战时期两大地缘政治板块在东亚对峙现场的断层线上，加以内战的延续，承受着很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所没有的巨大压力，长期处于一种高度临界状态。这造成了一个突出的“文化效果”：人们的世界图像在长期挤压之下，扭曲成一幅极简图案——两大色块与夹在其间的可怜一点。所谓“世界”就仅仅是由左边的“中共”与右边的美国，以及夹在中间的台湾所构成。这其实就是一般人，甚至尤其是知识分子心里的世界全像；视而不见欧洲、苏联，遑论“第三世界”。如此“世界观”之下的“出路”只有一条：反共亲美（日）。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日常用语上，“外国人”指的就是美国人，而“我们中国人”的所指仅限于所谓“自由中国”的中国人。
若论台湾战后二十年的社会性质，无法绕过的首先是全球冷战与国共内战，以及在这双战架构下对左翼的抗日的传统的剜除。这个陈映真日后所说的“左眼的消失”，不但造成了历史与记忆断层，更造成了所有“上层建筑”从人文学术到文艺生产的全面右倾、众口一声、暴力虚无——这是陈映真嗜用“沙漠”这一暗喻的由来。
当局无论是对没有越过红线的“现代化理论”蹙眉容忍，或是对“现代主义文艺”大开绿灯，决策幕后的关键还是美国的全球冷战布局。冷战时期，现代主义，并不仅仅是一派文艺理论而已，而是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现实主义”对垒，具有文化战的战略位置。很多后来了了的诗人（如余光中）与画家（如席德进），当初能脱颖而出，颖之利何如哉，吾人不知，但终能脱颖，则都与当年美国在台机构（美国大使馆、美国新闻处，以及各种“学术交流”基金会）所提供的特制布袋有关，是特意大力奖掖的对象。又如，美国新闻处曾具体支持过白先勇的《现代文学》在1960年的创刊。对这件事的传布，白先勇先生曾闻之而怒，说那纯是文学佳话，时任处长麦卡锡恰好也是文学爱好者，在公余之际，“票”起文学。于是，麦生发乎情，止乎捐，出钱买过一千二百本[2]。又，根据诗人余光中“铁轨”般的记忆，不只是白先勇的《现代文学》“得到美新处相当的扶掖”，他老师夏济安的《文学杂志》也是透过美新处华人执事吴鲁芹的中介，得到麦氏的“逐期支持”——“该刊恐怕维持不了那么久”[3]。
余光中：《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洪范出版社1987年版
文学票友兼情报官麦卡锡先生[4]，在1961年也请了张爱玲过台湾，且于同年出版了余光中翻译的“青涩而单薄的”（余光中语）《中国新诗选》，并大力宣传。美国大使馆为新书办庆祝酒会，甚至力邀胡适与罗家伦出山，前者“更以中国新诗元老的身分应邀致词”[5]。那么，合理的提问不免是：当时已经崭露文学头角的陈映真，缘何从未被麦卡锡及其继任者交上朋友呢？针对此问，吕正惠曾说：“陈映真跟我讲过，他也被美新处注意到了。但美新处的人发现他‘思想上有问题’，所以就不再接触。”[6]
进入1960年代，冷战与内战下国民党政权的对美依附，随着各种重要社会制度（例如高等教育、文艺生产、医疗……）的美国化，而更形深化。然而，与大面积“美国化”并行不悖的，则是情治细胞流布社会各角落，如影随形，甚至内化为人民心灵的一抹阴郁色调；电线杆上、墙上、防空洞上，经常漆着大字“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鼓励或恫吓每一个人都要检举身边可疑之人。1968年5月，陈映真与他的青年朋友们就是被一个真正在他们身边的“布建者”所告密、出卖的。
但如果说1960年代与1950年代有何不同，那可能就是白色恐怖的惊魂唢呐高音逐渐淡出，而进入日常化与常规化吧。1950年代前三年对中共地下党以及无数冤假错案“嫌疑人”杀戮监禁的血渍的、恐怖的记忆，到进入1960年时，血痕似已淡去。而待作为1950年代浙闽离岛热战顶点的1958年金门炮战（“八二三炮战”）结束之后，两岸之间似乎也渐次走上一种较克制的“后八二三”敌对，“单打双不打”，让所谓炮击不过是凡中国人都能理解的“意思意思”。内外情势都使得一度如悬剑危卵的岛屿日常生活慢慢走上一种“常规化”，虽然战争与白色恐怖的彤云斑点仍远远地眨着冷眼。是的，这时再也看不到中学生陈映真每天上学步出台北车站时目击的“匪谍”枪决猩红告示，也再看不到中学生尉天骢早上上学时从川端桥（后来的中正桥）上所看到的不远处马场町那块河滩上光天化日下陈列的枪决后的尸体。但是，一种低音如耳鸣般的恐惧则还是飘浮在空气中似有若无与生活相吊。1960年代初，笔者在台北内湖上眷村幼儿园，幼儿园在村子最后一排，村外就是公墓了。院子里种着记不清是一棵还是两棵还是数棵大人称之为“松树”的木麻黄。小朋友在木麻黄下搬个小凳子吃点心、唱游，小手翻看图书，也算是“其乐融融”了。但有一个经验我永远也忘不了。有一天，我分到一本描写“匪区”的黑白画册，遍地白骨，枯树残垣，褴褛老妇绝望箕坐仰望昊天痛哭无告……但真正令我惊悚的是一幅图，好几个看起来妈妈一样年纪的妇女被割去了乳房，胸前两个碗大窟窿，黑血直流。这，是我的一本童书。后来，我常想，“台独”反共教条的形成固然与包括日本法西斯的20世纪反共运动有关，但除了这个与现实利益捆绑的“反共”理论话语之外，那起自国民党政权的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恐共”心理，恐怕是一个更深晦的源头罢。
随着内战的仪式化与冷战的日常化，“苦闷”取代了高频恐惧或其他，占据了196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感情与心理状态的核心。追踪“苦闷”缘由，首先是就业问题。大学毕业生一事难求，几乎是1950—1960年代的普遍状况。私人部门发展有限，而公教人员的位置又多为1949年顷从大陆各地潮涌而入的外省移民所占有。他们之中很多人在1960年代也不过是中壮年，明摆着的是，青年要熬到他们退休才有前程。李敖1961年底发在《文星》上的文章《老年人与棒子》，之所以一炮而红，背景就是知识青年没有出路。陈映真在1962年退伍后不久能在一个后段中学找到教职，算是幸运的了，当然可能也与他的外文系优势有关。比他早一年毕业的历史系才子李敖，连谋一个中学教职都碰壁连连，最后身心不调地跑到国民党开的“开国文献会”当研究助理。其次，“苦闷”来自结合传统糟粕与现代法西斯的治理术，将政治、道德与身体之网编得严丝合缝，严限青年发式“仪容”、规训青年行为举止，独家定义何为“规规矩矩”，并以“太保太妹”污名逾轨青年。1960年代下半，小学生的我在台北街头屡次看到警察随机当街将嬉皮风长发青年掳掠到面包车后强行剃发，颇有留发不留头之气焰。然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