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无疑是一篇深刻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文献，本期张旭东的《“革命机器”与“普遍的启蒙”》并非一般的学习或纪念《讲话》之作，而是力图从政治哲学层面探讨这一“活的历史文献”不可磨灭的理论意义。文章通过还原其历史语境和内在逻辑，分析《讲话》的文艺观及其文化政治内涵，更从《讲话》关于“普及与提高”这对范畴中，引申出普遍的启蒙”这一核心问题，阐发在“普遍启蒙”的历史总体性中，文艺与现代社会政治，文艺(文化)工作者的中介/主体性意义等复杂关系。
中国当代文学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展开的，处于这亘古未有的时代转折中的作家，经历着脱胎换骨的改造与转变，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本期特设立改造与转变”专辑，四篇文章分别以一位作家为案例，讨论他们的思想改造和文学活动，其中也包含着理解20世纪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一些关键性命题。学界对丁玲在新中国成立前作为革命作家的思想和文学的关注多集中于延安时期，而何吉贤的文章则将视野向前和向后打开，考察丁玲自进人陕甘宁边区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的革命工作与文学实践，细论她在战争和流动的背景下深入革命、深入工农的历程，是如何促成她在精神和认识上的改造与转变。废名在四五十年代呈现了一个从自由主义(京派)作家经由新儒家式的思想立场再到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与文艺规范的重大变化，而冷霜的文章则细致探讨废名思想转变和言行表现背后的认识理路，及其创作意愿的升沉变化。李斌和金浪的文章不约而同地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作家的土改经历与思想改造。前者以丰富的材料揭示土改中的沈从文在思想立场的转变中，始终伴随着情感和文学观念上的矛盾和挣扎、隐曲与反复。借由沈从文案例，也表征着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难度与限度。与沈从文形成某种程度的对照的是，朱光潜堪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转变的典范。金浪的文章则结合朱光潜的文化思想、政治哲学，细致分析土改经历如何促成他的新中国认同，及其阶级意识与阶级情感的自觉转变，探讨这种认同与转变的内在理路和历史必然。
本期的“周作人史料与研究”栏目颇具分量，其中既有周氏后人整理的周作人1959年日记，以及对周作人与冰心早期交往的细致梳理，也有中日学者对周作人生平思想和交谊的深入考论，相信对周作人研究是一个重大的推进。
“作家与作品”栏目中，王琦的文章以“立体战”视角切入巴金的“《火》三部曲”，颇具说服力地揭示巴金通过对空袭引发的“立体战”的书写，创造性地把抗战描写成一场消泯了“前线”与“后方”的界限、抹平了“平民”和“战士”的畛域的现代战争，在这样一种战争空间结构里，巴金得以把自己叙述成战争的亲历者，进而实现作品“逃亡即抗争”的崇高主题。赵牧的文章通过对大量有意味的文本细节的开放性阅读，深入分析陈映真小说中殖民记忆的复杂呈现，探讨陈映真在不同文学时期如何精细微妙地处理台湾内部无所不在的“日本因素”，以及这种书写方式的时代成因。
本期“文学出版与传播研究”与“翻译研究”两栏中的文章也各具特色，各有可读处，在此恕不一一具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