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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政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些成对的概念在很多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似乎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套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本期李杨的文章通过对丁玲、王实味在延安时期的创作的解读，指出了“延安文艺”中“右”与“左”的辩证法，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打开“延安文艺”的方式，也揭示了1940年代战时状态中独特的文化政治。吕永林以“时代精神”为线索，将《WM(我们）》和《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两个戏剧文本共同分析，以突显80年代以来，伴随“我们”的“共同体”认同逐渐瓦解的精神、情感危机，也颇值得关注。
“科幻文学研究”栏目中李广益的文章探讨了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他将视野放在刘慈欣创作中的世界关怀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从而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联系做出了诠释，因而也对杰姆逊流行一时的第三世界文学都是“民族寓言”的论断做出了有力回应。贾立元的文章则是梳理了几类“晚清科幻小说”的概念，分析它们之间所蕴含的“科学”与“幻想”之间的张力，给我们呈现了“晚清科幻小说”的历史逻辑。姜振宇则对郑文光“科幻现实主义”概念做出了梳理，指出了其建构本土科幻文论的努力及现实焦虑。这三篇青年学者的论文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勾画了晚清至今的科幻文学发展图景，呈现了被忽略的“科幻文学”这一边缘文类所发生和承担的重要历史面向，从立论到分析都可圈可点。
朗诵诗的观念、诗歌的韵律和音乐性、音乐剧的声辞关系是“诗与声”栏目中三篇文章关注的重点，三位作者从历史和理论的视野解读了不同时期的诗歌观念和戏曲改革，各有亮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细读文章一探究竟。
“鲁迅研究”栏目陈子善的文章从版本学的角度梳理了《呐喊》三个版本的变迁，林岗的文章则对鲁迅的《墓碣文》进行了重新解读，各有新意，值得一读。今年是何其芳逝世四十周年，“何其芳研究”从来稿中选登两篇，以示纪念。“刘心武研究”二文的刊登则是本刊对“新时期”作家再发现的努力，也欢迎相关专家学者继续赐稿。
本期其他文章也各有所长，限于篇幅不一一具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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