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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先，安徽六安人，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副主任，曾访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学中心，主要从事文艺学、近代及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数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过田野作业，在各类报刊开有“影视看板”、“滋味中国”、“宗教谈艺”、“边走边想”等专栏。著有《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合著《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主编《跨越与超越：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论集》。
批评观： 从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批评是知、情、意合一的活动，是才、胆、识、力综合的结果。所有批评都是理解、阐释与创造，是批评者带着自身的“前理解”与文本之间的意向性互动，两者视域融合的结果达到彼此的交融。这是两个世界相逢后的新空间，是一种最素朴的人与文本相遇的时刻和行为，正如文本是个坦荡呈现自己的无辜所在，批评者一开始也要放松心灵的负累，解除脑海中积累的偏见，让自己成为一个空白，虚位以待：搁置那些行业术语和学术黑话，放逐那些既成的思维模式和批评框架，把诸如民族、阶级、性别、种族、人性、自我、潜意识、力比多、原生态等悬置——它们本身没有罪过，只是在先入为主中却把自己变成了禁锢思想的牢笼。 批评者与文本最初的相遇，或者是狭路相逢，或者是不经意的邂逅，或者安排好的相亲，总带有一些悬念。这种悬念以最本能的形式使得二者向彼此敞开，只有彼此切实的肉身性接触中，才会出现某种结果，或者是身心愉悦，澡雪精神；或者是感到无比沮丧，甚至愤怒搓火——它是体验的、共感的、实在的、及物的、接地气的、充满质感和情意的。 批评不是审判、裁决，也不是断言、断定，而是一种对话和交流。它是包含着严肃、公正、客观诉求的升华，与经历体悟、学术素养、背景知识、道德伦理相关联。它需要思与言、知与行的统一，其理想的目标可能是历史与情感、逻辑与道德的一致性。这要求批评者至少在三个层面有清楚的论断：一、文本本身的技巧、审美、思想；二、在文学历史中的位置；三、在社会与世界层面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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