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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年版
1989 年，《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严家炎“写作最艰苦、投入时间最长的一项工程”，他在书末注明了详细的写作时间：“1980 年冬—1983 年夏大部分初稿”“1984 年夏—1987 年9 月陆续补充修改”“1988 年整理誊清”。写作期间，严家炎在北大多次开设现代小说流派专题课：“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我先后对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进修教师、本科高年级生开设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课程（以后又讲授多遍）。”这使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成为严家炎学术生涯中一部相当特殊的著作，其写作和授课几乎持续整个20 世纪80 年代，是新时期“文学的现代化”新思路极具代表性的学术实践。由于研究和教学的相辅相成，《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兼具学术专著和教材的优长，新见迭出又凝练克制、论从史出，到今天仍常读常新——这也是一部学术经典必备的品质。
现有的研究多关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写作的新时期，但严家炎在《后记》中说“六十年代以来的一点愿望和追求即将实现”，如果把时间线往前延伸，追问严家炎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对现代小说流派生出兴趣并进行研究的，可以更完整地呈现《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成书始末。
一
1989 年温儒敏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撰写书评时，最早注意到文学史教材编写对严家炎小说流派研究的影响：
严家炎教授主编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熟悉和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作家作品的分析比较也很细致，这使他有条件从复杂多样的创作趋向和审美结构中分离出某些有影响的风格类型，以总体风格的确认作为辨识流派的基本标准。这当然比只从社团、题材或一些表面的文学主张去区分流派更有充分可靠的根据。
这里的文学史是指唐弢、严家炎主编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这部文学史正式出版于1979 至1980 年，但实际上启动于1961年周扬主持的文科教材编写计划。1961 年9 月唐弢正式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严家炎为责任编委之一。1964 年春编写组印出上册讨论稿以征求意见，下册手稿在“文革”中遗失。1978 年9月项目重新启动，由于唐弢身体欠佳，由严家炎代为主持上册（分为一、二分册）的修订和下册（第三分册）的编写工作，重编的第三册由唐弢、严家炎共同署名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次编写经历不仅为严家炎研究小说流派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直接促成了他对现代小说流派的思考和发掘，并在文学史写作中获得了系统的眼光和较为完备的训练。
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藏有一份《答调查问卷》，是严家炎对教学经验、教育教学相关问题的回答。其中问道：“能否谈一下你在科研工作方面的经验与体会？你在科研团队建设和研究生培养方面是如何做的？”严家炎答道：“寻根究底。1962 年提纲讨论会吴组缃一句话‘刘呐鸥的作品我读不懂’，引出我一个重大发现：新感觉派作品。”这份新材料表明，严家炎对新感觉派的关注远远早于80 年代，源于1962 年11 月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这是60 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在中央党校举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连续三天），邀请了周扬（他当时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那几年全国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的‘帅’）和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何其芳、冯至、杨晦、吴组缃、蔡仪、王燎荧、朱寨、何家槐、叶以群等十几位文艺界领导和文学史研究专家出席，连同《中国现代文学史》几名责任编委，共有二十多人”。严家炎作为责任编委参加了讨论会。吴组缃的发言详情已不得而知，但他提及刘呐鸥，给在场的严家炎留下了深刻印象。
吴组缃是严家炎在北大上学时深为喜爱的老师，当时在中文系讲现代文学。他曾回忆吴组缃上课的情景：
真要论工作态度和教学效果，组缃师讲课受学生欢迎是出了名的。他每堂课必有活页纸上写得密密麻麻的讲稿，连比喻、插话都写在上面，讲起来非常生动和深刻，堪称一丝不苟。
吴组缃对严家炎小说流派研究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写作期间，1982年严家炎曾两次去朗润园宿舍专门访问吴组缃，请他作为亲历者谈对现代小说流派的看法，以及自己写作所受茅盾《子夜》的影响。同年严家炎在北大课堂上提出以茅盾、吴组缃等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与吴组缃本人的赞同和支持有莫大关系。
尽管吴组缃1962 年就无意间启发了严家炎对刘呐鸥这派作家的关注，但毫无疑问这种启发在当时并没有也没法有下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结束之后，唐弢就带领编写组投入紧张的写作和修改中，1964 年初更是带着严家炎、樊骏、路坎三人集中在中央党校日以继夜地为全书定稿，重写“五四”“左联”两章。在这部重要的文学史教材中，严家炎执笔了哪些章节？与现代小说流派有无关系？根据1962 年6 月内部印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也就是11 月纲要讨论会讨论的对象，严家炎负责写作的章节为：1.绪论；2.第一章“‘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发展”的第三节“党成立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和革命文学的倡导”；3.第五章“‘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的第一节“语丝、未名诸社团”和第二节“其他社团和流派”。到了1964 年3 月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绪论和第一章、第五章的名称不变，其中严家炎执笔的三节已改为：第一章第三节“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和流派的产生”，第五章第一节“郁达夫及创造社诸作家的创作”、第二节“其他社团、流派的创作”。由目录的变更可以看出，原第一章第三节分成了两节，“革命文学的倡导”独立出去，变为第四节。第三节由“党成立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改名为“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和流派的产生”。而第五章改为把创造社单独放在第一节，第二节再论述语丝、未名、沉钟、新月等其他社团和流派。
书稿的修订使得新文学社团、流派发展的面目更为清晰，这为严家炎日后的现代小说流派研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1964 年讨论稿“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和流派的产生”一节中，作者在描述众多不同倾向的文学社团后，认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仅成立早，活动久，而且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也最有代表性，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并进一步指出“由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种基本创作倾向也分别形成”。对其他社团、流派的论述也是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分野中进行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在此基础上加以拓展和深化，于文学史研究中开创性地提出现代主义的重要作用，强调“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种思潮、三条线索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相互扭结，相互对抗，同时又相互渗透，相互结合，这就构成了现代小说流派变迁的重要内容”。
二
在两次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80 年代严家炎还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做了大量专门的准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做读书笔记和资料索引。在《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三》中，他详细介绍了自己做读书笔记的方法：
浏览时碰到有用的不常见的材料，应该立即记下来。精读时则更应该自觉地做点笔记，把书中重要内容、资料，连同自己读书时的感受和思考，都记录在分类的笔记本或卡片上。作家写小说要有素材；研究者写文学论文同样缺少不了素材，这素材就是自己的读书笔记。读书要有效果，一定要做笔记。笔记的作用，不仅是消极的，不仅是为了记下读书当时产生的那些闪光的思想和精彩的语言，使之不要被遗忘；它还有更积极的意义，即可以促使我们在整理自己原始想法的过程中把思想系统化和深刻化，促使我们摆脱那种“学而不思”的状态，不做思想懒汉。
这篇完成于1982 年2 月的问答体文章，是严家炎其时研究现代小说流派的切身体会，充满真情实感。《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涉及乡土小说、创造社前期的自我小说、革命小说、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社会剖析派小说、京派小说、七月派小说、后期浪漫派小说等八个流派，相关作家更是多达几十位。当时刚经历过“文革”，现代文学资料保存不全，甚至难以搜集。1979 年严家炎主持《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时，黄曼君等编写组成员讨论遇到的困难，均提出“资料是个突出问题”。与统编教材这样的集体项目相比，个人写史面临的资料问题更为突出，杨义同时期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发出“资料难寻”的感叹。何况《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具有十足的开拓性，发掘了新感觉派、后期浪漫派等一大批湮没于文学史的作家，对京派小说从审美角度做了新的阐释，在其他小说流派的史料开掘和理论建构方面也有诸多原创性的贡献。这些都离不开对第一手材料的全面占有和甄别挑选，其中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
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内容的极度精当相比——最终的成书只有23 万余字，严家炎为各个流派的主要作家做了厚厚的读书笔记，加上各章节的多次修改稿，以及相关研究资料索引，有上百万字之多。读书笔记往往包括作家生平、重要资料，以及对作品初版本细致、生动的阅读札记。严家炎对现代作家所受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也做了充分的材料准备，比如就创造社、新感觉派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做了详尽的读书笔记。浏览这些字迹清秀整洁的手稿，会发现严家炎从《中国现代小说史》延续下来的两条编写原则，对流派史也同样适用：
一、采用第一手材料，反对人云亦云。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二、期刊往往登有关于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
以吴组缃为例，其读书笔记长达47 页，近3 万字。包括《关于吴组缃小说》《吴组缃生平传记材料》《吴组缃谈〈菉竹山房〉及自己作品的民族风格》《〈西柳集〉笔记》《〈饭余集〉笔记》《吴祖缃与〈清华周刊〉》《关于吴组缃小说的笔记》《吴组缃小说散文阅读笔记》《吴组缃小说论纲》等，以及1982 年1 月31 日和3 月2 日严家炎两次访问吴组缃的提纲和记录。这份读书笔记不仅记有“书中重要内容、资料”，还记下了“自己读书时的感受和思考”，是一份具有很高参考性的论文写作素材，恰如严家炎描述记笔记的好处时所说：“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一些本来尚处于朦胧状态的思想，经过做笔记过程中的整理加工，不仅明确了，而且丰富了，升华了，于是变得一发而不可收，记下一大篇东西来，犹如从蚕茧上理出一个丝头，能得到一大堆蚕丝一般。这就是记笔记的好处。”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是小说流派研究的专题史，但严家炎的文献阅读和素材准备并没有局限于此。他在写作期间所做的研究资料索引，涉及现代文学史的方方面面，现存的相关手稿就有12 册，主要用22 页或32 页的22 开练习本写成，包括《关于现代文学综合研究、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资料索引》《现代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资料索引》《外国小说流派论文索引、中国现代小说史论文索引》《关于鲁迅、茅盾、郭沫若研究资料索引》《鲁迅研究论文资料索引（一续）》《关于巴金、老舍、曹禺、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研究资料索引》《关于沈从文、欧阳山、草明、李季、贺敬之、阮章竞、路翎、肖军、冰心、朱自清、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孔厥、康濯研究资料索引》《关于叶绍钧、郁达夫、闻一多、瞿秋白、蒋光赤、柔石、胡也频、殷夫、田汉、张天翼、艾芜、叶紫、臧克家研究资料索引》《关于夏衍、沙汀、艾青、田间、袁水拍、胡风、姚雪垠、刘白羽、孙犁、柳青研究索引》，以及《一般作家作品研究索引（一）》（陈翔鹤等61 位作家）、《一般作家作品研究论文索引（二）》（师陀等62 位作家）和《一般作家作品研究论文索引（三）》（周扬、魏金枝、苏雪林、李金发、光未然）。这些研究资料索引记录了1980—1985 年研究论文、相关文章的题目、作者、发表刊物和时间，远远超出小说流派的范畴，是以现代文学史的整体眼光来搜集材料，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虽然“资料难寻”，但80 年代写作《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严家炎研究的对象很多是在世的作家。与作家通信、采访作家成为研究方法的一种，甚至是抢救史料极为重要的部分。杨义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与相关作家通信近百封。1991 年他曾辑录其中的重要书信连载于《新文学史料》，其“引言”颇能代表当时学者的普遍心态：
在研读大量的原版书刊之时，心中经常出现疑惑，因此陆续致函于一批文坛耆宿及其哲嗣，希望以他们书信提供的材料为导线，进行更加扎实和深细的学术探讨。这类学术通信，已积有近百封。多是涉及作家的生平、家世中的疑点，他们的创作宗旨以及与当时文学流派的关系，谈论较多的是他们所接受的中外文学的影响和启发。
严家炎与萧乾、施蛰存、姚雪垠等作家均有类似的学术通信。吴组缃则属于亲近的老师兼同事，来往便利，适合面对面的采访。有意思的是，严家炎的学生吴福辉、解志熙与汪曾祺的通信中都提到，就“京派”问题严家炎曾当面问过汪曾祺的意见。1989 年8 月17 日，汪曾祺在给解志熙的回信中说：“严家炎先生写《流派文学史》时征求过我的意见，说把我算作最后的‘京派’，问我同不同意，我笑笑说：‘可以吧。’”“可以吧”语气颇为微妙，借用吴福辉论述施蛰存和新感觉派的说法，是汪曾祺对“京派”身份的有限认同。汪曾祺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又受到废名很深的影响，与京派作家一脉相承。但如果从流派的角度，他认为这种师承关系被夸大了，自己和沈从文之间是不大一样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显然受到这段谈话影响，称汪曾祺为“京派的文学传人”“京派最后一个作家”，但严家炎也强调：“汪曾祺经过自觉的探索，是形成了个人独特风格的。……他已经站在新的高度上去抒写新的性格，作品中洋溢着一种暖意，洋溢着一种美的力量。”也就是说汪曾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京派。无论是读书笔记、资料索引，还是学术通信、作家访谈，都成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写作的必要准备，也是严家炎不断补充、修改书稿的重要依据。
三
1982 年至1989 年，除去中间在美国讲学的一年，严家炎几乎每年都会开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专题课。他在《后记》中曾描述北大流派史课堂的盛况：“校外听课者很多，近十台录音机同时启动，不少人还做了较详细的笔记，使我的讲课内容一下子传到了校外一些地方，有些文学史、小说史著作还把我一部分观点吸收了过去，但也有转辗传抄，将错就错的（有书为证）。”
除了课堂的传播，严家炎还发表了大量关于现代小说流派研究的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84年3 月至1985 年1 月，应上海《小说界》杂志约稿，严家炎连载“中国现代小说流派论”系列论文五篇，分别为《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早期乡土小说及其作家群》《创造社前期小说与现代主义思潮》《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的“革命小说”》《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小说》。这组文章大部分是1983 年秋天应约而写。据严家炎所说：
当时，我已经讲了两遍《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课程，自以为从几十万字讲稿中提炼出一些内容来发表（计划完成十篇左右，每篇介绍一个小说流派），即使再忙，总不至于有太大困难。不料，越写下去，时间越少而问题越多，终于感到把每个流派恰好用一万字篇幅讲清楚，实在颇费心力。写完五篇之后，客观环境已经不容许我将这一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只好半途而废。
20 年前吴组缃引发的严家炎对新感觉派的兴趣也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取得了分量十足的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1983 年初，严家炎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编的《新感觉派小说选》写作了3 万余字的长篇前言。“前言”初稿写于1983 年1 月，也是严家炎为1 月17—22 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第二次学术交流会准备的发言稿，并于5 月修改完成，以《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为题收入会议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在具体的流派研究和彭家煌、施蛰存等单个作家研究之外，严家炎还发表了两篇综合性文章，即1985 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第5 期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漫笔》，以及1986 年3—8 月在《文艺报》上连载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鸟瞰》。
由于“为校内和社会上各种杂务所苦”，《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迟迟未能定稿，而师友们早已期待其尽快成书，严家炎决心把这些已发表的论文整理出来，先行结集出版。这就是1987 年3 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集内前两组论文，大体围绕现代小说及其流派，多少构成一点系统”，“小说流派的全貌还是可以看出来的”。1986 年9 月严家炎去美国之前，已经把书稿交给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朱正。7 月20 日他在给朱正的信中说：
十天前接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来函，邀我自今年九月起到该校讲学并做一年研究工作。如果手续办得顺利，我大约九月底或十月初赴美。这样，拙作《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自己可能来不及看校样了，只好一切拜托兄代为费神处理。
1986 年11 月24 日和1987 年3 月19 日，严家炎在美国两次给朱正写信，询问出版进度，并提出加急购买20 册精装压膜本，以在波士顿全美亚洲学会年会上送给海外友人。这表明严家炎是相当看重此书的。1987 年9 月回国后，他还给在美国见过面的夏志清邮寄《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和《求实集》。
严家炎还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编辑了多种作品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85 年5 月出版的《新感觉派小说选》，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丛书之一种，首批选目包括：《语丝》作品选、象征派诗选、《新月》作品选、现代派诗选、新感觉派小说选、中国诗歌会作品选、《七月》《希望》作品选、山药蛋派作品选、荷花淀派作品选。这套丛书最初是由严家炎倡议并协助设计方案，显示了他对现代文学流派的整体性思考。《新感觉派小说选》出版后不仅在海内外产生极大的反响，而且销量很好，第一次就印了3 万册。1986 年2 月，施蛰存在信中称“《新感觉派小说选》印三万册，早已卖完”。
作为配套“辅助教材”的《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9 月出版。1986、1988 年两次印刷25200 册，在当时也相当受欢迎。这套作品选共四册，分为九个流派：第一册“鲁迅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乡土小说”“创造社影响下的自我小说”；第二册“早期普罗小说”“新感觉派与心理分析小说”；第三册“社会剖析派小说”“京派小说”；第四册“七月派小说”“后期浪漫派小说”“‘山药蛋派’小说”。其流派的分类、脉络和《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基本相同，但多了第九个流派——“山药蛋派”。这套书的选编与教学的需求息息相关：
前几年，由于讲授《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课程的需要，我为大学生、研究生开列了“五四”以来各流派代表作的选目，共计长、中、短篇小说一百几十种；像新感觉派等不易找到的作品，还单独选印了十几篇。我原以为，学生阅读作品的问题总该基本解决了。不料，实践的结果很出意外：由于旧报刊破损较甚无法阅览，或因原版书已成库本不能借出，同学们仍纷纷反映：指定要读的许多作品无法看到。
号称藏书三百多万册的北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学校开课中遇到的困难，更是可想而知了。
怎么办？唯一可行的做法是：编印一套适合课程需要、包容各个流派的作品选，既为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学服务，也可满足社会上和文艺界阅读乃至借鉴的热切要求。
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阅读作品是严家炎对上课学生的基本要求。他曾在课堂上强调：“要学好中国现代文学，光听我讲并且做笔记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认真阅读作品，要读大量的作品。应该用比上课多两三倍的时间来阅读作品。”从1984 年1 月《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专题课教学进度与与阅读篇目》也可以看出，严家炎为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列出了详细的必读书目，并注明了作品出处，他甚至专门给学生打印了难找的新感觉派小说和《菊英的出嫁》《美的戏剧》。但这样仍未解决学生阅读作品的基本需求，于是编选了这套“适合课程需要、包容各个流派”的作品选。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980 年冬开始写作，1989 年8 月才正式出版。为什么时间拉得这么长？朱晓进在书评中说：“该书的出版对于那些早已期待其尽快问世的人们来说，来得迟了些。”严家炎本来打算1984 年底向出版社交稿，1985 年国庆节前可以出书。但计划赶不上变化，“不料从1984 年春天起，我担任了系主任工作，常常忙得昏天黑地，整理加工的事，竟再也没有时间去做”。1984 年2 月16 日樊骏给严家炎写信：“听说你当了系主任，该向你庆贺还是替你惋惜呢？”这是多年的知交好友才能开的玩笑，也是熟知严家炎性情——工作“忘我”“肯承担责任”的会心之论。这一时期严家炎保存下来的手稿有很多是北大中文系工作笔记。直到1986 年9 月至1987 年9 月，严家炎应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之邀，作为亨利·卢斯学者，在该校任客座研究员一年，才有时间继续《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写作，其整理、补充、修改工作也基本完成于这一年。但或许正因为时间长，流派史的“副产品”才如此丰富，持续不断的讲课、发表、出版使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著作，具有学术现象的丰厚内涵。
朱晓进当时称“早已期待其尽快问世”也有更深一层的顾虑：“由于该书的基本内容早在1982 年就以选修课的形式在北大课堂上讲述过，以至于在该书尚未出版前，好多学术成果就已纷纷被一些文学史著述和文章‘超前引用’。”这种顾虑并非多余。严家炎在《后记》中也表明了这一点，其内容观点在课堂上散播出去，对学术成果的保护不利，以至于他不得不在书中做出说明：“‘社会剖析小说’或‘社会剖析派’这个名称，原是我1982 年为研究生讲课时提出的……近年出版的有些教材也开始采用这个名称，我谨在此表示感谢。”也算是委婉地表示“维权”。
四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出版后，学界赞誉有加，甚至由于课堂的传播和已发表文章的传诵，“全书出版后很自然地成为普遍接受的学术定论了，以至于变成现代文学研究界共用的‘公共财产’”。但在普遍赞美的氛围中，也有书评提出了疑问：
严著还有一个使人感到不足之处，就是既然在“绪论”中提到了解放区小说流派的孕育问题，何不对此作为专章进行论述。尽管人们常提到的“山药蛋派”与“荷花淀派”是五十年代才形成的，但其实践民族化、大众化方向过程中的许多于小说流派形成有价值的东西是尽可以进行初步的概括和总结的。
这实际上是就“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到底属不属于现代小说流派的争议。由1983 年严家炎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设计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丛书方案可以看出，他显然把这两个流派看作现代文学流派。1986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第四册也有“山药蛋派”小说。严家炎在前言中说：
赵树理更是解放区小说作家的突出代表。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不仅语言形式群众化，而且感情内容也浸透着来自农民的朴实、亲切、幽默、乐观的气息，读后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孙犁、康濯等人的短篇小说，则洋溢着真正从群众生活和斗争中得来的诗情画意。他们的小说为“山药蛋派”和稍后的“荷花淀派”开了先河。
编选配套作品选时，严家炎还是倾向于把“山药蛋派”放在现代小说流派中。到《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去掉“山药蛋派”，变为八个流派。其间的变化仅仅用“具有流派刍型”“到五十年代以后被称为‘山药蛋派’”来解释是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的。
这是当时的论者提出疑问的原因，但也为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阐释的可能。这恰恰体现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开放性和对话性。这部著作为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现代小说研究、流派研究打开了诸多研究的空间，其开创性和生长性毋庸置疑。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尽管流派研究的热潮已过，仍然能从书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激活我们对现代小说研究乃至文学史研究的新的思考。从60 年代到80 年代，《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构思、准备和讲授、写作跨越将近三十年，它不仅仅是一部学术经典，展现了一代学人治学、为人的风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变迁的见证。
作 者：陈艳，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和学人研究。
来 源：《名作欣赏》2025年5月刊，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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