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的散文往往嬉笑怒骂，快人快语，但却在对司马迁、李白、王安石、海瑞等历史人物不加节制的调侃臧否中，流露出历史观的虚无与价值观的错位，发散着市侩气和犬儒气，彰显人文情怀的缺失。作者无视特定的历史语境，率尔操觚，轻薄为文，悍然解构了知识分子身上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立功立德立言的人文精神。李国文散文呈现出的价值盲点，某种意义上正是当下庞杂喧嚣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映射。
李国文先生是资深望重的文学前辈，早期曾以众多的长、中、短篇小说名世，如今年逾古稀而笔耕不辍，特别是近年来，李国文发表了大量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散文随笔，结集为《大雅村言》、《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唐朝天空》等多部著作，面世后一版再版，颇有影响，迎来其个人创作上的又一个井喷期。其中《大雅村言》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获得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应该说，李国文的随笔嬉笑怒骂，言之有物，对历史知识驾轻就熟，这种快人快语，引人入胜，是当下许多中国文人做不到的。但值得警惕的是，李先生这几部著作，在对笔下人物的随意调侃臧否中，不时流露出历史观的虚无与价值观的错位，他那些借古讽今的文字，颇多“嬉皮”色彩，而往往丧失了宽厚与包容。
《金圣叹之死》一文称金圣叹为“脓包型文人”，写道：“他到玄庙观哭庙去，是不是有点弗洛伊德因素，想在漂亮的女道士面前露一手，也未可知的。文人，一抓住能在异性面前表演的机会，无论老者少者，在性激素的催情作用下，便禁不住要搔首弄姿，引人注目，这也是古今通病了。”《牵犬东门岂可得乎？》以艳羡的口吻提及晋代文学家陆机：“这位风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公子哥儿，我想他一定很自负，因为他具有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我遍数当代作家，兼备者简直找不到，不是有才无名，就是有名无才，不是有钱有势而无才无名，就是有名有才而无钱无势。当然，勉勉强强，降低条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几个，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头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之憾，让人扫兴得很。”一腔莫名其妙的心火，读来灼然可感；一副求全责备的口气，让人满头雾水。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某种浓厚的怨怼之气澎湃而来，这使得作家那些借古讽今的文字不无含沙射影之嫌。
《从严嵩到海瑞》把清官海瑞说成“屁事不顶”的“道德大主教”；《李太白之死》说李白“渴嗜权力，追逐功名，奔走高层，讨好豪门”；《王安石之死》说王安石“他相当小人，而且，很伪君子”，是“以怪待价而沽，以怪欺世盗名，以怪招摇过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方孝孺之死》说方孝孺“傻不叽叽”，“偏执、拘谨、认死理、不知好歹”；《唐朝的声音》调侃嵇康“想在杀头前作闭幕秀”……诚所谓恶俗之气，弥漫文本。《王国维之死》则说王国维投湖的缘由“是那些仨瓜俩枣的银钱往来，是那些油盐酱醋的生计家事，是那些牵涉到个人、家庭、儿女等等狗屁捣灶的成堆问题”，认为王国维死得“油脂麻花，不干不净，搅七念三，卑微困顿”，“但他没有想到，由于这样一种死法，效果倍增，影响弥远……一下子，拥有了很大的知名度……王国维从此成为比所有国学大师都要大师的圣人。”作者不去挖掘王国维之死所体现的悲剧精神、抗争意识、文化意义，反而一味消解神圣，亵渎死者。尤令人瞠目的是这样一段话：“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多少学者名流，教授权威，文化大师，学术泰斗，被折腾得痛不欲生，可从未听说有人起而效仿王国维，毅然跳湖。其实，他们住得离颐和园都不远，即使没有洋车，腿去也就半个钟头。”在不加节制的冷嘲热讽中，流露出鲁迅笔下衍太太式的阴暗心理。
作者每写到文人倒霉，分外来劲，必欲冷嘲热讽而后快。《司马迁之死》认为司马迁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自高自大、不甘寂寞、呆傻愚笨、充满表演欲的通病。司马迁一生追求自由、价值、思想力，富于浪漫气质和反抗精神，他因坚持真理而惨遭宫刑，这样一个飞泪溅血的故事，李国文竟以如此幸灾乐祸的腔调道出，全无对一位壮怀激烈的文化先贤应有的理解、同情、怜惜和崇敬。它让人想起发生在法国的一则真实故事——某中学化学女老师考试时，让学生计算二战时需要多少二氧化碳才能毒死犹太人，题目是：“希特勒把犹太人关在封闭房间里，灌入毒气来杀害他们。如果房间空间是50立方米，需要多少二氧化碳才能达到千分之五的致死率？如果人们平均需要20分钟才会死亡，每小时需要输入多少二氧化碳？”法国教育部为此责令女教师停职反省，身为犹太人的女教师不服上诉，说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让孩子们知道希特勒的罪恶云云。在此，李国文犯了和那位法国女老师同样的错误：以轻佻的态度，挑战人类道义与良知的底线。该文结尾处写道：“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方孝孺之死》也说“无论如何得想方设法活下来，哪怕当癞皮狗，哪怕当三孙子，也在所不惜”，《张居正之死》则提倡做人“留有余地”、“见好就收”、“激流勇退”。这类发散着市侩气和犬儒气的话语，无疑远离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与王朔随笔集《无知者无畏》中《我看老舍》一文的不谈人格、气节、精神，一味崇尚活命哲学的痞腔痞调何其相似。在对严肃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解构中，彰显创作主体人文情怀的缺失。《从严嵩到海瑞》分析明王朝普遍的贪污现象时说：“既然贪污是官员的一种生存手段，贪污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贪污是这种病入膏肓的社会的必然伴生物，不贪白不贪，贪也不为耻，还有什么必要洁身自好呢？”这样一种刻意为之的反讽语调，极易引起歧义和误读。李国文先生的失误，大约就是沉溺于正话反说的快感中不能自拔，终至于随心所欲而逾矩，忘乎所以而失度，得意洋洋而失控，引得读者侧目。何况李国文的随笔，往往只是围绕既往历史以曲笔做文，貌似激昂高亢，实则并不敢真正直面现实正视黑暗。在避重就轻、大言讨巧、安全优雅地保持批判距离和自我身份方面，李国文很像余秋雨。
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观念。尽管历史上这些仁人志士不乏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那种敢怒敢言热血澎湃的“有知者无畏”的精神内涵与风骨气节，毕竟体现了求真向善崇美的精神。指出历史人物身上的不足并加以剖析批判是完全可以的，但无视特定的历史语境，率尔操觚，轻薄为文，统统作一刀切式的调侃，某种意义上便与王朔那些只求口腔快感式的文字相通了。平心而论，李国文意在挖掘文人阴暗面的随笔文字不乏大气，对于当下文化人的人格建构也不无镜鉴，但一味追求淋漓痛快，笔无藏锋，难免词气浮露，思想的冲击大为削弱；尤其李先生行文的油腔滑调，刻意将历史人物小丑化、漫画化，使得在他那里，历史与历史人物成了小孩子手中的变形金刚，全无一点正经。在指桑骂槐指鸡骂狗中，古人很不幸地成了李国文的箭靶子。在一种源于文章自信的倚老卖老心态的支配下，李国文无往而不反讽，处处黑色幽默，悍然解构了知识分子身上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立功立德立言的人文精神。这无异于在倒洗澡水时，连澡盆中的婴儿一同泼掉。
《得意与忘形》写北魏重臣崔浩在编撰北魏《国史》的时候，“务从实录，以彰直笔”，惹得皇帝大怒，尽诛清河崔氏。作者感慨崔浩的悲剧在于他个人的得意忘形：“这个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头了。其实在作家中，也有类似的人物。还记得在‘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即使坐在沙发上，也是四肢展开，呈‘大’字形的张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谁也不在他的话下，连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难临头，灾祸迭生，风云莫测，吉凶未卜时，便魂飞魄散，六神无主，瑟缩发抖，惶惶然不可终日；请他坐在沙发上，也只敢欠着半边屁股。”将当代作家中的轻狂之徒，和历史上秉笔直书不畏强暴的崔浩相提并论，把私人怨愤与历史公义一锅烩，可谓南辕北辙。《阮大铖之死》写道：“吴应箕、陈贞慧、侯方域、黄宗羲等复社名士，又贴出联署的《留都防乱公揭》，彻底揭发阮大铖为珰奴、为蟊贼、为乡愿、为赃官的罪行。这实在是中国文人互斗史上最奇特的一篇文字。窃以为‘文革’期间的大字报，若是溯本追源，老祖宗应该是在这里。”几位正直的复社名士则被李国文称为“红卫兵”。这种把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与寻常文人间的勾心斗角硬性对接、正邪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荒唐甚矣。
作家推想王安石如何对苏东坡“文人相嫉”《王安石之死》，万历皇帝如何对张居正怀有“男人的嫉妒”《张居正之死》，李清照公爹赵挺之因为“诌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而对他的儿媳妒火中烧《花自飘零水自流》……李国文推人度事，不从崇高处想，专从低俗处想，不从正面着眼，专从反面揣测，让人看不到亮色、光明与希望，看不到任何神圣的可能性；故其文字虽圆熟老辣，纵横捭阖，却因了荒腔走板，时时散发出市侩气息。究其实，作者衡量评骘历史人物，用的不是知识分子话语和人文眼光，而是市井话语、世俗眼光。也许在李先生看来，人文精神有真有假，但用市侩意识来消解他所认为的“假”人文精神，总不免流于以毒攻毒。多少年前，李先生的后辈王朔早已将这方面的文章做猛做足；其实，李国文批评的，只是一部分文人（知识分子）而非全部文人（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某些方面而非所有方面，正如王朔调侃的那些知识分子，其实只是伪知识分子而非真正的精英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一样。
某种程度上，李国文的文字有意师承鲁迅，却仅得鲁迅文章讥诮调侃之皮毛，未得其峻洁磊落之风骨，不期然中与鲁迅精神背道而驰。作者在《唐朝天空》一书中如是自陈心迹：“（我的文字）难免被人撇嘴，难免惹人不快，固然，因此而骂我者颇众，但到了这把年纪，恕我不敬，也就只能去他妈的了。”（见《大浪淘沙》一文）洒脱则洒脱矣，毕竟有违务实精神。“老夫聊发少年狂”，李国文著作中所呈现出的价值盲点，某种意义上正是当下庞杂喧嚣的社会文化语境的一种映射。近十余年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不断解构着文学的原创性与个性化，兼以新儒学、后现代、新左派、自由主义诸般文化思潮对启蒙精神的分进合击，欲望化叙事、身体化写作、下半身写作等现象的层出不穷，导致中国文坛的光怪陆离泥沙俱下。在散文创作领域，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丧失也便势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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