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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雅琳
非常荣幸能够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特邀研究员发言。首先，我谨代表本届同仁，向设立这一制度的中国作协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向关心、爱护、帮助我们的各位老师，向组织精彩活动的各位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还记得，2022年8月，在刚刚被聘任为第十届客座研究员的那天上午，我们就在这里参加了第一次研讨会，主题叫作“历史与漂移的未来”。这场研讨会上，我们兴奋而又有些笨拙地将这个主题与翻腾的时代波涛和变动的历史坐标联系起来。“漂移”在彼时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隐喻，却没想到在这一年中变成了身边的现实。在客座研究员制度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拥有了很多“漂移”的机会，在许多美丽的地方留下了珍贵的回忆：我们在历史悠久的思南公馆里研讨短篇小说的艺术，在高耸入云的上海中心畅想文学批评的未来，在青山绿水间的桂林共议文学的地域特征，在斜风细雨的江南体会当代中国的现实与虚构……这是与同道者徜徉放歌的“漫游”，更是让年轻的心智逐渐成熟的“壮游”。
在这一过程中，既发生着地理位置的“漂移”，更发生着研究视角的“位移”。在我看来，客座研究员制度的意义，正在于让我们突破那个僵硬而有限的个体位置，进入文学生态的有机整体之中，让文学批评和研究从学院内的寂寞劳作，变为鲜活文学现场中的声息相通，也让“文学制度”从故纸堆中尘土满面、神秘莫测的命题，化身为亲切、生动、丰富的现实样态。在这一年中，我们共同研讨了多部作品，及时跟进了新颁发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我们见到了许多作家，不仅了解了他们的面貌与性情，也分享了彼此的问题与关切；从端正的研讨会，到活泼的工作坊，再到书店里的小论坛，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面对多样化的文学读者，既收获了发现知音、心意相通的惊喜时刻，也遭遇了未曾想到、无法回答但必须回答的灵魂考问；我们有机会与作协、出版社和文学期刊的同仁们展开交流，近距离欣赏了《本巴》的剧场改编和漓江文学奖的颁奖典礼，甚至还给现代文学馆的文创产品提了一些小建议，由此尝试参与到当下千姿百态的文学实践之中，更恢复了那种一度为学术生产体制所阻断的文学共同体感觉。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了这个世界：一个文学新现象和理论新概念不断涌现的世界，一个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世界。去年11月在苏州时，我们为了《宝水》而激动地聊到深夜：九奶口中不经意道出的《漳河水》，连带出革命文艺传统在田间地头的生生不息；而小说对于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动人写照，更让我们看到百年乡土文学中的老问题在当下有了新答案。作为一名学术期刊的编辑，我格外注意到，每次活动的主题设定，都是一次方向上的指引，让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文学工作者对于这个世界的使命与责任，在新时代文学批评话语和理论体系建构的大路上不断前行。
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场域中，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似乎被划分成了两个阵营。而中国现代文学馆为青年“批评家”赋予“研究员”的称号，则似乎在提醒我们：研究需要为批评服务，而批评也必须是一种研究。文学批评要求文体风格的清新活泼，但内在态度必须严肃端正；文学批评呼唤着灵感、巧思和创造性，但同时也是艰辛和细致的理性工作；批评家们需要以个体的胆识和敏锐为新生事物命名，但接下来，还需要在理解历史、包容他者和心怀天下的基础上，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真理，抵达真正的普遍性。
对于我们这一代正在成长中的青年批评家而言，“客座研究员”和“特邀研究员”是难得的荣耀，但更是对于责任的嘱托。愿我们携手同行，不辜负中国作协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交托给我们的这份厚爱与美意。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此文为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特邀研究员、第十一届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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