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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31日，吴福辉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接受访谈，拍摄文学名家资料片 “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我走过的路"，一个多月之后，携夫人远赴加拿大。2021年1月15日，吴福辉先生病逝，永远离开了我们。这次访谈竟成了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访谈。整理这篇访谈录，访谈时的场景清晰难忘，吴老师的音容笑貌似还在眼前，只是在我心中多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庄严和怀念之情。
尹诗（下略为“尹”）：我能接到吴老师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邀请，来做今天的访谈人，深感荣幸。吴老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学生跟老师学习永远是学不够的。今天又是一次和老师学习的机会！吴老师您作为文学馆最初的建馆人之一，来讲文学馆的历史，那也是带着您个人印记的回忆，那我们就先从文学馆的筹建初期开始谈。
吴福辉（下略为“吴”）：我也很高兴有机会在退休多年以后，再回到文学馆来，讲讲这个馆史。我能够了解文学馆最早的开创时期的情况，这也是一个机遇。我1981年北大毕业，就到文学馆来了，这之前拒绝了一个中央机构的工作机会，因为不想丢掉专业现代文学研究。中间还被文联拦截了一下，文联让我到电影家协会工作，我也拒绝了。我要坚决上现代文学馆，就和文联的人事部门说：我不去，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已经给孔罗荪先生写了推荐我到现代文学馆的信了。我就上作协领导的文学馆来了。这样，才确定了我能够在1981年参加现代文学馆的筹备工作。
另外一方面的机遇是什么呢，就是巴金。巴金巴老真正是我们现代文学馆的创始人。他最早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文章在香港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分别发表，影响很大，这可以查他《随想录》里仿佛孪生姐妹一样的两篇散文：《现代文学资料馆》和《再说现代文学馆》。第二篇没有“资料”二字，这是我们文学馆的馆名的一段小插曲，就是巴金把显得狭窄的“资料"两个字去掉了。巴金最感人的是什么？巴金为什么提出建立文学馆的倡议？我想是他在晚年时意识到自己有将一个时代的印记传承下去的责任，希望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能够收藏、整理和研究现代作家的作品和文物等。巴金经常“催促"我们“抢救"资料，他是以一种时不我待的心情来做这个事儿的，尤为可贵。
茅盾去世后，巴金被公推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981年4月，在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巴金不在场），大家一致投票通过，决定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就是现代文学馆由作家协会来筹备的机缘。筹备的具体负责人是孔罗荪。1981年底我到作家协会报到时，被分配到作家协会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小组，办公地方就是文化部五四广场大院里的一间小屋，在司机班隔壁。当年，筹备小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九个人。有巴金、冰心、曹禺、严文井、唐弢、王瑶、冯牧，罗荪、张僖。李枫、王乃瑾、曹琳和我就成了筹委会成员。罗荪管常务，张僖来之前是作协的秘书长，让张僖来兼做筹备委员，明显的是作协重视现代文学馆的一个表现。巴金、冰心因年事已高，不到场，其他人都参加筹备委员会会议。讨论的问题其实主要就一件事：给文学馆选址！其次讨论一点工作程序、收藏办法等等。筹备小组成员还有李枫，当时是作协副秘书长，兼文学馆的筹备小组组长，现在基本把李枫同志都忘掉了。而他在文学馆选址这件事上是有贡献的。他为文学馆选址找了很多地方，最忙的就是他。因为巴金是个急性人。他写第二篇文章，就是因为第一篇文章发了很长时间了，文学馆还没有地址，他着急，又写了第二篇。巴金还催促我们说：叶圣老眼睛都不好，都给你们提好了字。巴金称叶圣陶为叶圣老。我们后来挂出了四个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牌，第一个题字的就是叶圣陶先生。筹备组另外两位成员是女性，一位是王乃瑾，另一位是曹琳。曹琳负责带着我们到文化部要书，因为“文革"时候，作协、文联的书都归了文化部。这事一直牵动到周扬，直到周扬写信给文化部才得以解决，最终文化部归还了一部分书。还书的原则是：如果这个书上一个图章都没有，还归文化部；如果这个书上只有作家协会的章，没有文化部的章，归作协。如果两边都有章，存疑，存疑还是放在文化部。大概上千本的书都是这样要回来的。这部分书就做了文学馆馆藏图书的一个基础。这也是当时筹委会提前做的一件事。
尹：文学馆筹建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和当时的同事是如何克服的？
吴：最大的困难就是选择馆址，文学馆1985年在万寿寺正式建馆，但我们在1982年的时候，就到万寿寺做准备工作了。选址万寿寺之前，李枫和罗荪还考察了颐和园的藻鉴堂以及潭柘寺，但前者太小，后者离市区太远。万寿寺在解放后归军队管理，能移到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手里并不容易，这得感谢胡乔木跟军委领导杨尚昆以及白介夫副市长两边打招呼。从1982年到2000年，是万寿寺做文学馆的临时馆址时期，时间很长，包括后来正式建馆，也包括正式建馆以前这一段。
北京万寿寺西路大门
万寿寺为文学馆1985至2000年的临时馆址
万寿寺是清朝慈禧太后到颐和园的必经之地，前前后后是六进大院。接收万寿寺临时馆址也是分两块，先接收的是后面两进，第五进叫后照楼，后面的第六进叫大悲坛。大悲坛后来作为一个会议厅来用，我们最早的星期日讲演在那里进行。文学馆的星期日讲演还挺有名的，当时包括像通县、大兴的听众每个礼拜都大老远地跑来听。最早舒乙讲老舍，我做茅盾、现代文学的讲演。
文学馆有了临时馆址，叶圣陶写的馆牌也挂出去了，巴金很高兴。胡乔木提出来我们要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处，以代替原来的筹备小组（当时筹备小组又增加了冯振山和王超冰二人）。这样筹备小组就升格为筹备处、变成一个处级单位了。时间在1982年10月16号。参加会议的有周扬、艾青、贺敬之、朱子奇、孔罗荪、胡乔木、曹禺、唐弢、王瑶。我负责会议记录。胡乔木先讲话，内容大概是两点，第一新馆址很好，万寿寺很好，它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符合我们的中国气质。在这样一个园林里面办文学馆，作家们会很高兴。第二，我们这么长时间，好像儿童在外面流浪似的，现在有了馆址，终于有了一个家。会议最后，由胡乔木和周扬一起把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处的牌子挂了起来。大约从 1982年秋天一直到1985年，为了文学馆的正式成立，筹备工作又做了两年多。大概做了以下几件事：第一，边修缮边布局，第一进，启用一间房子做图书库，其他做部门办公室。第二进院子里有两棵很大的海棠树，正面屋子中间做小会议室，两边两个馆长室，正馆长室是单独的，副馆长室是两人合住、合用。其余的房子，两边厢房全部都做了文库。第三进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第四进正殿是图书大库，那时是孙君健在管图书大库，他是北大图书馆系毕业的。第五进后照楼做最重要的文物仓库。第六进大悲坛做小礼堂。那么，这个馆终于实现了从“三无"到“ 有"，即从“无馆址、无人员、无藏品"变成了“有馆址、有人员、有藏品"。初步建立了藏品库。从这时候开始，文学馆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征集藏品，想办法向老作家征集东西，这是遵循巴金抢救文物的指示。但不同年龄的人想法不同、再加上制度、文物进入市场等等问题，都是文学馆在收集藏品时面临的难题。而收藏文物的真正开展是在正式建馆之后。
尹：1985年文学馆建成时，您是见证人，还记得当时的盛况吗？给您印象最深的场景都有哪些呢？
吴：正式建馆是1985年3月26号——1月5日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的消息。3月26日这天，大概来了200多位老作家，人是相当整齐。记得胡风来的时候很引起轰动。胡风从监狱出来以后是不和任何人接触的，因为当时还认为他有宗派主义，这一点直到胡风去世以后才得以平反。那么对于胡风来说，他认为巴金主持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作家的家，是要参加的。成立会在大悲坛小礼堂里面举行，现在看来也是比较简陋的，当时各方面条件还不太好，但人特别兴奋。巴金先发言，然后胡乔木、王蒙发，共三个人发言。北京的重要媒体几乎都来了。建馆仪式在叶圣陶亲书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牌的门前举行。文学馆四块馆牌的由来很有意思。江泽民同志给文学馆题过馆牌，没有落款；等2000年进入新馆的时候，我们请巴金写了一个，请冰心写了一个，这样先后有四个人给文学馆题字。我们把江泽民的字挂在正门上去了，在新馆正面展览馆的三个门上各挂一个，分别是巴金的、冰心的、叶圣陶的。4月4号巴金先生第二次到文学馆来专门看望普通工作人员，他一进门我印象比较深了，因为我在前面。他一进门先拿出几个信封来，交待这是来京后得到的稿费现金，让舒乙接过去，并宣布今后将把自己的每一笔稿费全部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之后，我们还请巴金看了文库，包括他的“巴金文库"，巴金作为名誉馆长，真正是文学馆唯一的创始人。
巴金赠给文学馆的书好多都重新题签，如果书有故事他要重新题字，说明书的来历、版本的特殊性。比如《家》的版本改了好几次，《家》的题字就包含版本介绍以及所做的修改。他为了从书架上选书还跌了一次，把我们都吓坏了，但是他也不管，照样继续选继续送，所以他的书是陆陆续续写，陆陆续续地找，陆陆续续送的。最后是7000多本。其中有些很珍贵的书，如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时，出版的《译文丛书》，是一整套白封面没有任何装帧的白皮书，很齐全。还有大量现代作家送他的签名书，如鲁迅赠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鲁迅和郑振铎合编的《北京笺谱》。如今，这都是极富文物价值的镇馆之宝了。
这时候，文学馆需要的工作人员也多起来了。征集资料等工作都需要人，我基本上都参加了新进人员的考核面试，其中也招了些现代文学专业的高学历人才，开展征集资料、和作家打交道的工作。记得我们曾派工作人员拜访孙犁录制资料，孙犁曾在好几篇文章里都提到这两位女同志，特别欣赏她们。但是高学历人员和一般人员的矛盾日益凸显，随着高学历的人越来越多，也都得做具体事儿，而不能只管做研究。像计蕾，像我吴福辉，都是高学历，但都得做事。你再去和港台那些人接触，你就发现他们那些作家都做事，我们和林海音接触很多，林海音就做事，而且很细很具体的事林海音都做，港台作家就有这个特点。
尹：文学馆新馆于2000年建成，馆址为何选在芍药居？它有哪些方面是旧馆所不具备的？
吴：在新馆没有建成之前，我认为没有什么事儿比建新馆重要。新馆没有建成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家，万寿寺那是别人的家啊！2000年新馆建成，文学馆才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了！对文学馆的建设我当然不后悔参加了无数次怎么盖这房子的会议。因为我原来以为舒乙参加就行了，我不需要参加，他老拉着我去参加。文学馆必须得离开万寿寺，因为它终究要还给北京市文物局。离开的时候大家都分外留恋，《丛刊》编辑部馆外编委提出来：我们要举行活动离开文学馆，于是就在浓浓的绿荫下专门开了一次露天的编委会。文学馆的院子非常漂亮，白天都有松鼠跑来跑去，还经常有电视剧组来拍外景，特别是后照楼拍出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可是，古建筑再好，最后还是离开了它，为了文学馆的明天。
芍药居是我们从国家拟定的几个馆址中选定的。我和舒乙第一次去看的时候，眼前一马平川的全是菜。它的好处是水电接起来非常方便。当时可供选择的还有个馆址，在现在的世界公园附近。它的好处是比芍药居地儿要大，坏处是水电煤气不好弄，管子要从很远的地方接过来，铺管子的钱也得自己负责。芍药居基建的任务比较轻，虽然面积有点小。但是有一天国家土地局局长突然主动来找舒乙，将芍药居预定馆址旁边的十亩地另外归了我们。那块地原是中央歌剧舞剧院在盖排练场，因土地局以另加五亩地的条件说服了他们放弃原地点，这样，文学馆最终选定了在芍药居建新馆。
新馆和老馆最大的不同，就是能够进行现代化的资料收藏、利用和展示。而这些方式在万寿寺时期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被教育，文物不能随便动的，哪怕在馆内什么地方多钉一个钉子，都要向文物局报告。我们也基本做到了。我昨天统计了一下，我们在万寿寺的旧馆共计办了14个作家生平展览，大部分都是和北图联合办的。借用北图展览厅展览东西，他们出地方，我们出藏品。但是到了新馆之后，再也不用借别人的展厅了，过去不能办的展览在新馆都能办了。因为我们在建新馆之前就设计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展览厅。我们离开老文学馆的时候，第四进正殿已装满了书，一共是14多万册书。新馆建了好多书库，容纳几百万册书都没问题。所以文学馆不搬家是不行的。我是1999年退休，然后馆里一天也不耽误就返聘，返聘做的还是副馆长，从2000年做起，大概做到2007年2008年，然后就式退休了。正式退休以后我就继续带博士。
尹：您在文学馆可以接触到许多作家，印象深刻的作家有哪些呢？
吴：印象最深的还是巴金巴老。然后还有丁玲、冰心、萧乾。文学馆创立了给每个作家建文库的制度，文库就以作家名字命名，他的东西不打散，包括图书、刊物、手稿、砚台，甚至床、书桌都属于文库收纳范围。现在我们文学馆还继续保持文库制度，延续这种收藏方式。除了巴金以外，丁玲捐赠的文物也比较多。如丁玲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的莎菲的像，送给文学馆，还有早期她在上海学画时期的画、石膏像等。也捐给我们。文库还珍藏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原稿，虽是很普通的笔记本，但作为作家的手稿弥足珍贵。现在我估计在国内，丁玲的东西文学馆还是比较全的。
1995年在北京文采阁召开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出版座谈会，编辑者合影，前排右起为刘麟、舒乙、林海音、李凖、吴福辉
我见巴金印象中最深的起码三次。第一次就是1985年文学馆成立，第二次是我的导师王瑶和我一同到青浦开第一届巴金国际研讨会，适逢巴金先生的85岁寿辰，导师让我代表他到巴金家里献花。第三次是我和周明到杭州汪庄拜见巴金，去取巴金先生题写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名。他拿出很多时间来接待我们文学馆的人，同时也给我们很多思想和力量的支持。如动员作家捐献东西，很多作家都是在他的启发下支持我们的。经常捐献个人藏品的冰心、萧乾，也是和我们关系非常好的作家。冰心对现代文学馆事业非常支持，经常在讲话中提及文学馆。建新馆的时候，巴金是给江泽民写信，请示中央批准建新馆，冰心给邹家华写信。萧乾也很支持我们，几乎什么东西都往文学馆送，如新得的奖状也要赶快送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全心全意关心文学馆、带头捐赠，带头扩大文学馆的影响。在文学馆历史的脚步往前跨越的时刻，他们总能推动我们前行。
其中有一位海外作家，我也应当特别提到，她就是林海音。林海音和我们接触得稍微晚一点，但是这个人很热情，她帮助文学馆的地方很多。比如介绍台湾的朋友到大陆来帮助文学馆做事情，然后把自己家族在台湾出版的书捐给文学馆，这是我们大库里面最早的港台的书。她还曾经和我们合作编台湾作家选集，大概有十几个人参加，我编的是白先勇那本。
尹：您在文学馆工作了近30年，能否谈谈这些年来对于领导的印象。
吴：先说一下李枫，他对有些事情好像不怎么满意，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没有入作家协会。我觉得这是咱们对李枫稍有歉意的地方。第二位就是杨犁。文学馆初具规模，走上正轨，杨犁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杨犁同志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所以你刚接触他时，会觉得很严厉，但其实那个人心是软的，他曾经帮助我解决两地生活问题。他在馆里面做很多事情，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编《文学大辞典》，从词条的确定到最后收集照片，选定谁来写、甚至书目他都审查，每一篇都看过，看得比我还细，错字他也要纠正、也要改掉。真正是一丝不苟的一个主编。我很少看过这样的主编。他最主要的功劳，就是促成了文学馆的正式建成。和巴金联系、和作协联系，取得支持等大量工作都是他来做。新文学馆的初建靠的也是杨犁。杨犁非常遵守巴金的抢救思路，巴金再三讲要抢救现代作家资料，说现代文学作家已经老了，他们的资料因时代原因已失去了很多，再不抢救就晚了。所以当时我们的工作是以现代文学作家为主，留下了他们的口述录音资料，这是非常宝贵的。由他们自己把东西捐出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杨犁还致力于扩大藏品收藏的工作。文学馆某种意义上就是博物馆，它的基础就是藏品，首先要有藏品，这是第一位的工作。接受捐赠之外、我们还通过购买等渠道增加图书、报刊等藏品。
1984年6月22日文学馆正式建立前
杨犁与吴福辉在上海访问巴金
杨犁遵守抢救资料这一条，我也遵守，在一块儿工作很愉快，特别是我们刚开始创办刊物的时候。他在来文学馆之前做《新观察》的副主编，对办刊物很有经验，所以几乎手把手地教我们这些没有办过刊物的人审稿、印审稿单子、留稿费，每个细节都是他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能办起来，靠的是我们这些完全不懂刊物的人。但是杨犁又不做主编，他坚决要求把主编位置让给王瑶先生做，他不做双主编。杨犁当时做的是副主编，这个人就是不要名利就干活，这个很明显。所以他把现代文学馆初步建立起来了，业务活动开展起来了。至于和作家联系的有些规矩都是他建立起来的，比如说过生日时候到老作家家里去叩门献花，有些老作家在开门时候真还挺惊喜的。这是第二代的杨犁当馆长、刘麟当副馆长时候做的主要的事儿。
杨犁馆长、刘麟和舒乙副馆长他们是一副班子。杨犁退休以后的第三届馆长是李凖。他要求把这个“准"字要写成繁体字，后来他发表东西都写繁体的“凖"。他不爱管事，完全是另外一个作风。谁要去虎坊桥他家里汇报事儿，他当时就发表意见，之后不会再管，他最好的地方就是放手。所以舒乙这时候的副馆长其实已经有点馆长的味道了。
刘麟退休以后我当副馆长，这个时候就是李凖作为名作家当馆长，舒乙作为社会活动家，也兼文学评论家和散文家管馆里的大事，业务就是我的事，大概是这么一个配置。最后第四段就是舒乙当正馆长，我是副馆长，跟周明和刘泽林搭班。刘泽林管行政，从作协创联部过来的周明当副馆长。这个班子是最活跃的，应当说是最理想的一个班子，也是文学馆与作家的关系最活跃的时期。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退休以后文学馆再也建不成像我们当初那个班子了。舒乙是他该揽的事他都揽在手里干，有时候他就把你代替了，他也没觉得出来有什么不好，这是他的工作特点。我心里想那最好了，因为可以多看点书了嘛！所以没有矛盾，我们俩在人事上不挑剔，很长时间没有大矛盾。周明特别能联系作家、联系人，他在作协系统对人热情，不拿架子又肯帮助人，是出了名的，这是周明最大一个优点，他对舒乙的帮助也很大。这个四个人的班子是又齐全又团结没有大矛盾。舒乙的功劳应当说也是比较大的，他的最大贡献是老馆转新馆转化成功平安度过，而且欣欣向荣。他的最大一个优点是擅长开展社会活动，又能讲演又能说话，和社会联系广泛，所以举办社会活动毫不费力。再以后就是陈建功了，这我就不熟了。
尹：您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工作近二十年，《丛刊》作为今日文学研究类期刊中的重要期刊之一，其学术影响有目共睹，您能不能讲一讲它的故事？
吴：接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可以算得上文学馆发展史上的大事了。将来要写我们文学馆的历史，还是要抓住一些大事。我在《丛刊》从做编辑部主任，做副主编、主编，一直坚持到改成双月刊，对《丛刊》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我认为让文学馆在全国成为一个学术的中心，和全国的学术界发生关系、特别是和大学、现代文学教师发生关系的就是《丛刊》。在全国一直到现在为止，《丛刊》还是唯一的专登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这么一个学术刊物。
《丛刊》这种刊物制度是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1940年代我们中国大陆上这种刊物很多，以书的形式出版。在文学馆成立以前，《丛刊》在北京出版社出版，新华印刷厂印。新华印刷厂是当时大陆最好的印刷厂，所以它的书印出来也很像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好几万册，到了19年的时候，就不到一万册了，刊物不赚钱，赢利少，逐渐走向市场化的印刷厂就故意拖拉。所以这个时候的刊物，按照王瑶先生的说法，又一次“心肌梗死"，就在19年又一次“心肌梗死"快要到来的时候，我和杨犁商量趁着文学馆建馆之际，把刊物接过来。杨犁立马就拍板，大概连一分钟都没有犹豫，所以应当说文学馆接收《丛刊》是杨犁决定的，是真正的杨犁的功劳。后来，在北大镜春园王先生的住处，杨犁和王先生谈得非常好，先是肯定了《丛刊》五年来对学术界、对现代文学研究起的作用，然后向王先生表示：我们在建馆之时就把刊物移过来，承担经费，将编辑部设在文学馆，但是我不做主编，你做主编！
尹：除了接收《丛刊》，还有什么大事是可以写入文学馆历史的呢？
吴：第二件大事是关于茅盾的三件事，即建茅盾故居、成立茅盾学会、编《茅盾全集》。《茅盾全集》大家一般都觉得好像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事，但是最先从建班子到编辑，都由作家协会在管，后来慢慢地就全移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了。《茅盾全集》编了二十年才出齐卷，要找到全的《茅盾全集》并不容易，因后来又增加两本。大家基本上都没有后两本，我捐赠文学馆的个人藏书中，有完整的《茅盾全集》。从一开始就是我负责从各地调人编《茅盾全集》，作协让我到长春、包头等地出差调东北师大的老师、包钢专科学校的老师等。《茅盾全集》编辑室就设在没有正式开放的茅盾故居里面，《茅盾全集》的行政工作都由文学馆来管。茅盾学会后来改名为“中国茅盾研究会"，到现在为止还在工作，学会的工作自然也是文学馆的分内工作，我和周明都曾长期担任副会长。
尹：对于现代文学馆来说，文库收藏是最基础的工作，您对这项工作有哪些深刻的印象？
吴：这即我要谈的第三件大事儿一一收藏。从1985年正式建馆到搬新馆的2年之前，是全馆最辛苦的奠基时期，所以2年前文学馆做的都是根本性的工作，奠定了文学馆收藏基础，奠定了新馆繁荣发展的基石。已建成文库中比较重要的有巴金文库、吴组缃文库、萧乾文库、丁玲文库、周扬文库、李辉英文库等。特别要提的是新馆最重大的收藏一唐弢文库，它的工作实际上都是老馆末期做的，现在被遗忘得差不多了。文库里面最顶峰的就是我们收藏了唐弢文库。当时唐弢文库全国有30家单位在争，到最后是三家。我们一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是另一家；再一个强劲的对手是上海的鲁迅纪念馆。而唐先生和上海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解放以后他才从上海转到北京来。帮助许广平先生编第一套《鲁迅全集》也是在上海。所以唐弢和唐弢夫人觉得好像上海是个比较合适的地方。但最终唐弢书籍捐赠文学馆还是巴金先生的功劳，巴金先生直接写信给唐弢夫人沈先生，巴金说了一句重要的话：文学馆如果有了唐弢文库的书，文学馆的收藏就有了一半以上了！这句话打动了沈先生。待唐弢的书捐赠后，文学馆在收藏方面就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将近5万册的唐弢藏书一人库，文学馆1949年以前的图书收藏基本上就完整了。周扬书库有1万多册，但是他的书都不是民国版的书；但是你要研究解放后的中国文学，他的书很全。
1987年3月18日沙汀探望吴组缃，文学馆随程拍摄二位老作家录相
尹：文学馆在做收藏工作的同时还要开展社会活动、致力于把文学推向社会，那么文学馆在和社会联系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吴：定期展览所收藏的文物是文学馆的重要工作，这即是我要谈的第四件大事：开创文学社会活动，促进文学馆和社会的联系，把文学推向社会。我们建文库借鉴了日本近代文学馆的经验，创立了作家捐赠书籍、手稿、书信、实物，不打散而单独以该作家命名的文库制度。在建新馆时候，我和舒乙都想到建立大的仓库以摆放床、桌子等作家的全部东西，这也成就了文学馆的独特之处，并为我们举办文物展览提供了条件。除了文物展览，我们还开展了讲座、作家与读者的见面会、星期演讲等活动，直到今天，这些仍然是馆里最主要的活动形式。我们还曾面向社会举办作家生平展，比如我们举办了艾芜和沙汀两个作家的联展，在北京展了以后还到成都、上海巡回展览。星期演讲在讲文学专题、热门题目以外，还讲冷僻的题目等等。现在文学馆的星期讲演还在坚持，而且讲演费在北京也算是比较高的。当时，在没有钱的情况下我们都设了比较高的讲演费，就是为了要形成制度。文学馆大事，我能够提出来的就是这么几个。
尹：您心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什么样子的，作为历史见证人，对于文学馆在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你能不能谈谈自己的体会？
吴：我心目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定义是：第一是带有中国风味的特色，再一个它是现代的，不是古代的，不是传统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明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要体现现代风格；再一个就是突出文学。而后来这个馆不管有多少缺点，基本上符合这六个字。
就我几十年在文学馆工作的体会来说，我觉着处理好现代和当代的关系对文学馆很重要。文学馆的触角可以往前追溯到晚清，然后再扩大到当代，而其关注当代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丛刊》在改成双月刊之际，开始大量选登当代文学研究论文。文学馆要能够显出从晚清到当前都是工作的对象，这样就把这个关系处理好了。其次就是处理好收藏和利用的关系，收藏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藏品的作用，所以合理地利用也是必须的。然后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最好是又能研究又能做事，这才是理想的文学馆工作人员的样子。
管研究的和管收藏的不要分工过于明确，写《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故居里面就两个人，两个人都是研究专家。全世界故居都这么管理的。最后是管理制度方面，我认为要注意工作制度的合理科学化问题，文学馆的很多岗位是有弹性的，要处理好岗位工作和弹性工作的关系。文学馆理想的领导班子，就是作家和学者都要有，名作家当文学馆的馆长，名学者当副馆长挺好，这样的一个班子，会了解各方面人的利益，才可以做到综合和平衡，把文学馆办好。
尹：对于现代文学馆的明天，您有什么期望呢？
吴：当今，文学馆多少面临着文学边缘化这么一个大潮。在这个大潮里面，真正有信仰有理想的人会觉得这才是我坚持文学的好时候。慢工出细活，将来总有一天，书斋里的东西会被大众吸收。所以我们文学馆要做好文学的社会化工作，发挥好自身的社会功能。我们要坚持做作家的展览、坚持开展作家和读者的见面活动、坚持做讲演。我们甚至可以去组织文学青年，文学青年一百人里怎么也会有一两个。比如可以组织成立北京市文学青年团体，因为文学青年需要接受文学教育，而开展社会性的文学教育，是我们的天职，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另外还可以在文学馆里面成立研究室，也可根据研究者的不同兴趣再细分小的机构，好好开展研究。趁着现在大家都冷淡文学，正好慢下来，为未来做一些准备，这样才像一个文学馆的工作人员，这就是我对文学馆的想法。
作者博士毕业时与导师吴福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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