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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国家档案局要求有关业务单位申报国家级档案文献遗产。经过认真地鉴别比较，中国现代文学馆申报了出自现代著名作家老舍之手的《四世同堂》手稿。一年多后，《四世同堂》被批准进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成为第一批50件“档案文献”“国宝”之一。
话题回到《四世同堂》的创作之始。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老舍抛妻别子，只身奔赴武汉，担负起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领导责任。他的夫人胡絜青在日寇铁蹄下苦苦挣扎了6年，于1943年9月逃出北平，独自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及十大件行李，50多天里辗转五个省，历尽艰辛，于11月间奇迹般地出现在重庆北碚老舍的住地。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来打听沦陷区亲人消息的朋友络绎不绝，让胡絜青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起那种亡国奴生活的屈辱与痛苦。每当这个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夫人讲述。在听过不知多少遍之后，他终于说话了，他说他感谢自己的夫人，感谢她给他“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
1944年初，《四世同堂》开笔了。当是时，后方有的全是一杵一个窟窿一涸一大片的土纸，不能用钢笔，只能使毛笔，于是研墨便成了功夫。清晨，打完拳吃完早饭的老舍就站在西窗下的书桌前，一边研墨，一边思考着小说的情节。他住的小院里有几株硕大的芭蕉树，树上站着画眉鸟，用嘹亮动听的歌唱为《四世同堂》伴奏，天天如此，仿佛一幅永久的图画。
这一年，“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候，中原，广西，我们屡败，敌人一直攻进了贵州。” “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但老舍先生却一直在写，认认真真地写，一丝不苟地写——第一卷《惶惑》，33章；第二卷《偷生》，34章，共计67章67万余字，约1700页，全部正楷竖行写在抗战大后方生产的红条土纸上。字迹勾划了了，页面干干净净。偶有个别字词的修改，或减或添都标示得清清楚楚，可见下笔之前的深思熟虑成竹在胸。
写完第一、二两卷之后，老舍先生应邀要到美国去了，便带着未完的书稿远涉重洋。从1947年春到1948年夏，他在从华盛顿到西雅图的奔波中写完了《四世同堂》的第三卷——《饥荒》。同前两卷不同，《饥荒》是用钢笔横式写在美国式的有黑色硬皮的16开大笔记本上，原本33章，33万字，与前两卷相加不多不少正好100章。但不知何种原因，1950年交上海《小说》杂志连载时，最后的13章竟被舍去，而在第87章后标示了“全文完”字样。
一部小说，从太平洋此岸开头，却在彼岸结尾，这种情况，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啻如此，与同题材的文学作品相比，《四世同堂》的选题与立意也都具有十分明显的不同凡响处——其他反映抗战历史的优秀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从敌我尖锐对垒的角度来展现民族解放斗争，唯独《四世同堂》，是通过描写战争期间沦陷区的平民生活，记录了中华民族遭受外寇奴役时的屈辱，发掘出了包藏在民族屈辱下的文化教训。
总而言之，无论是内容是形式还是形成过程，《四世同堂》都有着不同一般的独特性因而具有不同一般的重要性，这是其手稿成为“档案”“国宝”的根本原因所在。只可惜书稿下卷已在“文革”中损毁，现存的上卷与中卷，是保管者几乎以生命为代价才换来的，其之重要与珍贵，自是不言而喻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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