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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结束之后，解放战争狂飙突进胜利在望，新生政权恰如朝阳一轮即将喷礴而出。值此之际，中共中央邀请著名民主文化人士，陆续取道香港进入解放区，参加中华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共商国是。文化名人郑振铎自然是被邀者之一。 郑振铎（1898-1958）：作家，翻译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笔名西谛、郭源新。福建长乐人。“五四”运动参加者之一。曾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担任过上海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主编过《小说月报》、《公理日报》、《世界文库》、《民主周刊》；出版过《鲁迅全集》。1949年后曾任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有《文学史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等学术论著，以及《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等文学创作和《印度寓言》、《高加索民间故事》、《希腊神话》、《俄国短篇小说译丛》等大量译作留世。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此是后话。 1949年初春，郑振铎自沪抵港，等候组织安排乘船北上。此间他修书一封，以不满四百字的篇幅，向友人报告了他在香港紧张忙碌然而乐在其中的一段短暂生活，于不经意间为历史留下了一页切实而真确的记录。收信人之一的巴金将这封信悉心保存了三十多年，最后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史贵初文计，特将全信抄录于此：
巴、靳、嗣群、西禾兄： 临行匆匆，未能告别，歉甚！到此后，心境殊为轻松！天气很热，已似初夏。熟人们甚多，常见的不外乎从前的几位，和家宝住得很近，也常见。之琳已见到。吴性裁也已谈过，关于研究宋代服饰事，他也颇能了解，请西禾兄和王天木兄积极进行。要用的参考书，如买不到，请向敝寓取用（和内人接洽）。我在此行踪不定。不久，即将南行，暂请不必来信。老巴出书的劲儿，大家佩服之至。数日来，应酬颇多，又要忙着买些应用的东西，不知忙些什么，一眨眼，一天就过去了。《文艺复兴》事，请靳兄多多帮忙。 玩的地方，此间本来不多，曾登山顶，已一览无余。最远的到过青山，沿途乱山起伏，流水澄碧，渔家数户，小艇二三，颇有野趣。颇想起西湖的景色来，却是山和水紧联在一起，不似西湖之游山须更入几里也。嗣群兄想已开始办公。在此和柯灵、伯郊谈及，他们都很起劲，愿意设法在此多投股本，惟稿子须设法多拉些耳。匆此顺颂 著祺 弟铎上 二月二十六日
初读此信，扑面而来的是一大堆重量级人名，其中除巴金、家宝（即曹禺）现如今天下无人不识之外，余者也都绝非等闲之辈：靳以，原名章方叙，笔名靳以。天津人。曾与郑振铎合编《文学季刊》、与巴金合编《文季月刊》、与叶圣陶合编《中国作家》等。有《群鸦》、《残阳》、《火花》、《红烛》等小说、散文集多部留世。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去世前正在编辑《收获》。嗣群姓康，1930-1940年代为上海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经理。西禾姓陈，曾用名万岳。福建福州人。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执导过《家》等电影。之琳即诗人卞之琳，吴性裁为执掌文华影业公司的实业家。王天木是文物学家，曾任职于南京博物院。柯灵是作家，其时正在香港《文汇报》工作。伯郊本名徐文垌，先后担任过上海市银行经理与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总而言之，此信所涉之人，不是文坛俊彦就是财经巨子，写信人的社会活动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再读此信，则可知在1949年之初，郑振铎正忙于组织开展两项工作：一是关于宋代服饰的研究，二是关于《文艺复兴》的编辑。《文艺复兴》是1946年1月10日创刊于上海的一份文学月刊，郑振铎、李健吾编辑，上海出版公司发行。撰稿人除编者外还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郭绍虞、汪曾祺、沈从文、戈宝权、赵景深、靳以、臧克家、沙汀、骆宾基、周而复、辛笛、朱自清、季羡林、隋树森、冯沅君、马叙伦、吴晓铃等。该刊以创作、评论、研究、翻译并重，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钱钟书的《围城》、李广田的《引力》、艾芜的《乡愁》等中长篇小说都发于其上。出满20期后，该刊于1947年11月1日停刊。后又有《中国文学研究号》（上、中、下），分别出版于1948年9月10日、12月20日、1949年8月5日。《中国文学研究号》汇集中国古典文学重要研究成果，是继五四时期《小说月报》和1930年代《文学》编辑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后的第三次。信中所言“文艺复兴事”，当指1949年8月5日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号（下）》。 值得一提的是，此信无节无段，一气呵成，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昂扬振奋的节奏，读之如见执笔人激情勃发奋勇向前的匆匆步履。特别是结尾处对香港新界青山之游的描写，诗情画意中明显透露出“殊为轻松”之心境。“在最艰巨的境地里，在最困难的生活里，工作和希望是默默地在发展着。生活是不断地除旧布新的。有生命力的人永远是滋生崛长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郑振铎写在《迎一九四八年》里的散文诗句，仿佛箴语一般，春天真的说来就来了！一向对自己国家的积贫积弱抱有切肤之痛的一介书生，谁人能不为之欢欣鼓舞呢？就在此信写罢的第三天——1949年2月28日，郑振铎就和众多在港民主文化人士一起，登上了一艘挂着葡萄牙旗的“华中轮”离港北上，开始了神秘而充满了期待与向往的“知北游”征程。未来的岁月里，将有许许多多更为重要的工作在等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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