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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应当算作一个“大时代”，出版业的兴盛就是一个证明。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上千年的封闭从逐渐到突然被打破，外国东西潮水般涌进。政权稳定在于反复对决，经济建设需要时日，而精神变革却似乎很容易见到成效。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于是在上海、北京几乎一夜间出现了数不清的出版社和杂志。大概因为政权不稳，也由于思想混乱，为个人精神留出的空间就多一些，艺术家、作家、学者的才情可以穿凿挥洒，迸发出惊人的创造能量。短短一二十年间，中国的创作和出版已经迫近世界潮头，各种流派、风格花样翻新，某些方面，比如漫画，据称达到当时世界顶尖水平。
中国现代书装艺术就是这样附丽于出版业的繁盛而繁盛起来。鲁迅在这方面用心颇多。他在当时的作家里是一个独特的人物，除了数一数二的文学地位外，他懂美术，而且涉猎甚广，古今中外、传统现代，他都喜欢。他小时候就迷恋《山海经》一类带画的书，一生收集古碑拓片达六千多枚，买了大量画片和画册，还开办美术展览；他做出版，主持过多家出版社和刊物，对出版的兴趣不下于写作。他在五十岁后，似乎更倾心于出版美术书籍，有多种计划未及完成便去世了。因为美术和出版这两个爱好，1909年在日本自费出版他和周作人编辑翻译的《域外小说集》时，就自己设计封面：上方选用一幅外国插图，书名请陈师曾（陈衡恪，画家，陈寅恪之兄）书写。
鲁迅真正的书籍设计活动开始于1923年。那年北京新潮社出版了他的小说集《呐喊》、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及译作《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的童话），封面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其中《桃色的云》使用汉代石刻图案装帧。此后，随着出版活动的展开，他所设计的书刊越来越多，同时也请其他艺术家设计封面或画封面画。其中他最器重的是陶元庆。
△鲁迅的封面设计作品
陶元庆是鲁迅的绍兴同乡，小鲁迅十二岁，字璇卿。他在上海时报馆做美术工作时，有机会看到名家收藏的古代名画及日本、印度等国的图案复制品，深受影响，后在师范专科学校随丰子恺、陈抱一学油画，在中国画、东方图案、西洋画上皆有所成。他先后在多所学校任教。1924年冬，由作家许钦文介绍认识鲁迅后，两人颇多往来。他受鲁迅所托为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鲁迅译，1924）画封面画，从此走上书籍设计之路，成为20年代的代表人物。1925年3月，鲁迅帮他于北京举办画展，并为展览会目录作序。1927年12月，其作品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美术馆再次展出，鲁迅亲往观看，又写了《当陶元庆君绘画展览时我所要说的几句话》，称赞“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
△陶元庆的封面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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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书籍设计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不仅封面画，也包括美术字、插图、扉页、内文版式、用纸和印制，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整体设计”。他在 1925 年《忽然想到（二）》一文中，甚至将内文版式问题“上纲上线”，说：“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寄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的。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排印的新书……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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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见《书海一勺：民国书衣300品》
中国现代文学馆、嘉德艺术中心
联合编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中国最美的书”获奖设计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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