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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阳扬
1980年，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发表在《收获》第1期上，主要表现社会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和心路历程。陆文婷医术高超、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但与许多中年知识分子一样，她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不但让她疏于对家庭的照料，更是让她遭遇“断裂”，险些失去生命。肩负时代重任的陆文婷，既是“新型”知识分子，也是饱受好评的“社会主义新人”，但她却无法获得相关待遇，陷入了艰难的时代困境。小说一经刊发，即在读者和评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谌容也说，小说反映的是普遍的社会问题：“陆文婷这个艺术形象在读者中引起了共鸣，成了他们的朋友，就在于她大概是代表了他们，我写对了”[1]。
一、知识分子政策与《人到中年》的发表
“新时期”文学对知识分子形象有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是“启蒙者”和“引领者”，但在194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形象则被不断削弱，成为需要改造的对象，知识题材也一度成为创作禁区。从1978年起，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社会发展工作的核心，知识分子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同工农兵结合”“衷心拥护党中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加奋发努力工作”[2]。一个月后的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现代经济技术，要让教育事业“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此后，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改善知识分子生活待遇、发扬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
为了落实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精神，中央组织部召开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上各部门、各地区反馈了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中的经验和问题。197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意见》明确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针对执行相关政策过程中的困难，系统部署了各项工作准则和要求。
1978年以后，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思想的解放带来了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大批作家重返创作岗位。在思想解放的时代环境下，知识分子作为“新时期”批判和反思历史的主体形象重回文学现场。《人民文学》陆续发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李陀的《带五线谱的花环》、方之的《阁楼上》等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开始得到改观。
1979年1月，《收获》复刊，《复刊辞》中提到，杂志将以较多篇幅发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话剧剧本等”，“为广大读者们服务，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服务”[4]。复刊后，编辑部打破思想禁锢，刊发了许多具有思想力度的重要作品。此时，已经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的谌容，正在酝酿一部新的中篇小说《永远是春天》。完稿之后，谌容联系了复刊不久的《收获》：“小说稿放在了主编巴金同志的案头，同时也有人报告主编，这个作者‘文革’中出版过两部长篇。这个小报告显然对作者是极为不利的，幸而巴金同志没有理睬这些闲话，甚至没有让作者修改就直接刊登了”[5]。
谌容（左）与巴金（右）在巴金家中
《永远是春天》涉及“文革”题材和爱情描写禁区，但《收获》主编巴金和编辑李小林不拘一格、大胆用稿，也促使谌容坚定了文学创作的信心。小说发表之后，其中的李梦雨、韩腊梅形象引起了文坛热议[6]，茅盾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的讲话中，也称《永远是春天》是“中篇小说出现了初步的繁荣”[7]的代表。写作《永远是春天》之后，谌容开始继续专注中篇小说创作。《人到中年》尚未完稿，她就把书稿给了编辑李小林：“记得那天我的三屉桌上是写了三分之一的《人到中年》手稿，她看了就非常热情地鼓励我快写下去”[8]“说实话，对那种颠颠倒倒、虚虚实实的写法，我是全无把握的，总怕读者不易接受。第二天，小林就跑来找我，连声说：‘读者完全可以接受’。这才坚定了我的信心，在中篇小说的结构方式上作一些突破”[9]。李小林也回忆：“当时我们正好到北京组稿，有人给我推荐谌容的作品《永远是春天》。我看了，觉得不错，带回来后就发了。后来才发她的《人到中年》。我当时觉得那个作品写的不错，有打动人的地方”[10]。
谌容《人到中年》手稿，现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的《祝词》对此前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等历史问题进行了反思，提出“文艺属于人民”，取消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11]。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推动了思想解放的进程，随后不久，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王蒙的《布礼》、宗璞的《我是谁？》等带有反思色彩的小说相继发表，各大文学报刊也纷纷组稿讨论文艺界的思想解放、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文代会提出的相关问题。
《人到中年》中，陆文婷和傅家杰的结合本来是幸福圆满的，但是，源源不断的压力让原本美好的家庭走到了难以生存的境况。中年知识分子本该是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柱，但因为生活条件和工资待遇没有提高，他们不得不超负荷运转，最终，陆文婷走向悲剧的结局，姜亚芬、刘学尧则选择忍痛出国。《人到中年》触及到了知识分子、中年问题以及拨乱反正之后的思想建设现状，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由此引发的争论也不仅停留在小说本身，还涉及到知识分子能否代表社会主义新人、小说能否反映、该如何反映“新时期”的社会矛盾等文艺界的共同问题。
谌容：《人到中年》
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
这一期《收获》推出了四个中篇，分别是鲁彦周的《呼唤》、谌容的《人到中年》、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王若望的《饥饿三部曲》，其中《人到中年》最受关注。《文艺报》编辑部主任刘锡诚早在小说刊发之前就已经先睹为快：“谌容的《人到中年》我已经读了，写当代社会环境中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颇见新意。我读了校样后，立即动手写了一篇评论《人到中年》的文章”[12]。这篇评论文章题为：《为中年干杯——读谌容的<人到中年>有感》，文章发表在《文艺报》1980年第3期上，署笔名“易言”。刘锡诚在文中肯定了小说反映的“中年问题”的重要性：“无须否认，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或者更广泛一些说，中年人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当代政治生活中一个非常敏感而又非常迫切的问题”“由于社会上对他们的困难关心不够，对人才不重视，甚至存在着窒息人才的种种愚昧行为，以及某些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给知识分子造成了精神苦闷和自我禁锢”[13]。此后，针对《人到中年》的评论文章开始增多，朱寨提出：“中年人在‘四化’中确实具有特殊重要的骨干作用，给予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发挥他们的作用，解决他们的困难，也确实是当前一个迫切的问题。……而在文学创作中，还没有象《人到中年》这样，给予突出集中的表现”[14]。《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也很欣赏这篇小说，他在1980年3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看了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很受感动。出现了这样有才能的女作家，高兴得很”[15]。3月26日的日记记载，张光年又读了谌容的《永远是春天》，“接连看这位新作家的两个中篇，觉得是一个大作家的材料，应当十分重视。听说她的处境不好，应当予以帮助，不可忘了”[16]。后来谌容回忆，正是在《人到中年》产生影响不久之后，她的待遇得到改善，被调入北京市作协做驻会作家，补发工资，还当选了北京市作协理事。
二、“歌颂和暴露”
小说问世仅仅数月，《文汇报》《文学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均刊载了有关《人到中年》的评论文章，就小说的人物塑造、主题架构和情节演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刘锡诚回忆，大部分的文章都肯定了《人到中年》的创作，但是“陆续听到对这篇作品的不同的声音，有的还上纲上线，在思想内容上予以否定”[17]。
关于小说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小说的“灰暗的色调”“人才外流问题”“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形象和最后留下的“光明的尾巴”。事实上，这些论争依然受到1940年代的“歌颂与暴露”问题的影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应该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早在延安文艺时期就成为文学工作者争论不休的问题。1949年以后，这一问题仍被多次讨论，在1950-1960年代的两次纠偏之后，“歌颂”获得了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合法性，而“暴露”的声音则被遮蔽。直到1978年以后，随着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专注“暴露”的作品渐次增多。1979年前后，针对“歌颂和暴露”问题的讨论再次展开。事实上，1977年起，文坛就出现了一些呈现反思历史、反映社会的黑暗面的文学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后来又出现诸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白桦《苦恋》等，这些作品发表之后都引发争议，甚至遭遇严厉批评。
1979年，《河北文艺》第6期发表李剑的《“歌德”与“缺德”》一文，批评当时的“伤痕”“反思”文学为“缺德”之作，称这些作家“昧着良心，不看事实”，“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18]。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发波澜，仅从文章发表的6月初到8月底，《河北文艺》编辑部就收到来信227件，其中“批李的119件，同情李的108件”[19]。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阎纲的文章《“现在还是放得不够”》，称要发展文艺，“仍然需要采取‘放’的方针，要接受历史教训，决不能半途而废”[20]。7月20日，《光明日报》刊登王若望的《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称李文“盛气凌人、出口伤人、棍棒交加、帽子乱飞”，并提出“暴露也好，歌颂也好，都是作家拥有的创作自由的必要手段”，“以文艺为武器批判和揭露这些反面现象，也就是暴露我们这个社会的阴暗面，实际上是匡正时弊，不但不能斥为‘缺德’，而是应予提倡、应予保护的”[21]。随后，全国各地文艺刊物纷纷载文，对李文提出谴责和批判，与此同时，也有些文章为李剑叫好，称当时的一些文艺作品和评论“字里行间明贬封建帝王，暗笞革命导师”，“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做些有损于革命导师的事情”[22]。《“歌德”与“缺德”》一文在全国引发广泛讨论，共有29个省市的报刊发表讨论文章，直到9月4日中宣部就此事召开座谈会之后，风波才得以平息。
关于“歌颂和暴露”问题的讨论，反映出在新的文艺制度建立之初，文学在反思“伤痕”、重审历史，建构新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依然未能摆脱旧有的历史惯性。通过文学界的各种论争和批评运动，“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写作依然被约束在主流意识形态既定的规则和框架之内，而作家的个性表达则难免会与之发生冲突。而这一冲突在1980年代针对《人到中年》的论争中再次呈现出来。1980年，《文汇报》7月2日刊出晓晨的文章《不要给生活蒙上一层阴影——评小说<人到中年>》，文章提出，小说《人到中年》“人为地给生活蒙上一层阴影”， “政策的阳光被一层可怕的阴影给遮住了”，小说反映的生活“是不准确的、模糊不清的”。更为严重的是，文章对小说提出质疑：“如何看待粉碎‘四人帮’三年来、尤其是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形势？如何看待正在解决中的知识分子问题？”[23]显然，批评者认为小说有意遮蔽正在实施的知识分子政策，通过反映“阴暗面”给现实“蒙上阴影”。与此同时，也有批评者对小说处理“人才外流”问题“束手无策”颇为不满，“连挽留他们的呼喊也是轻微无力的”[24]。
在此情势下，刘锡诚组织《文艺报》编辑部在1980年7月10日召开了《人到中年》座谈会，目的在于“给那些从‘左’的方面或如贺敬之所说的站在‘教条主义’立场上来否定该作品的人一个强有力的回答”[25]。李清泉、朱寨、闻山、顾骧、张炯、王春元等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展开讨论，认为小说的成功之处主要在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以独特的视角反映当前的社会情势和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同时，小说也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为当时的文艺创作提供了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典型。当然，座谈会上也谈到了小说在姜亚芬夫妇出国情节和“马列主义老太太”形象上处理的不足之处[26]。
在当年《文艺报》第9期，刊出《人到中年》笔谈，王春元、张炯、顾骧撰文为《人到中年》辩护。与此前的评论文章相比，笔谈中刊出的三篇文章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为中年问题，而是更加深入地剖析了知识分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所面临的恶劣环境和艰难的生存处境。张炯认为，小说提出“中年人中流砥柱的作用与不公平待遇之间的矛盾”，“目的在于使人们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去疗治弊病，使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化”。王春元认为，小说表达了“我们社会制度某些环节上存在的严重缺陷所造成的悲剧性”，“她的遭遇忠实地反映了我们二十多年来在摸索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出现的生活悲剧的一个角落里的真实”。针对小说受到他人诟病的“光明的尾巴”，王春元则表示：“让陆文婷活下去吧，这不仅因为生活需要她，而且也因为她是那个恶梦般的人民悲剧时代的一个平凡而忠实的历史见证人啊”。针对之前的批评文章，顾骧则直言，陆文婷是时代的产物，“《人到中年》究竟否定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还是对社会主义在时间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制度方面某些薄弱环节加以探究呢？我看是后者”。
在《文艺报》为小说辩护之后，关于《人到中年》的评论文章多数都持有肯定态度，而关于小说对社会现实的“暴露”也越来越受到评论者的肯定。在多数小说还在关注历史问题时，谌容已经把目光转入现实，全面审视和反思过去十年对我国政治和经济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问题。当然，谌容的想法不仅如此，陆文婷既是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普通人，而谌容也恰恰期望通过陆文婷“普通人”的一面揭示更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我的确在小说中提出了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希望引起社会关心。但我同时想通过陆文婷的形象探索生活的意义。陆文婷不是高大的形象，她是一个极为平凡的人。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正是由这些平凡的人在推动”[27]。借助陆文婷“平凡”的一面，谌容希望在小说中呈现出更复杂也更普遍的社会面向，关于真理、人性和现实，关于民族国家之下的个人生存境地，这些问题恰恰也成为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重要构成。
三、陆文婷与“社会主义新人”
自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以来，“新时期”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就开始受到评论界关注。正如《班主任》中的张俊石、《伤痕》中的王晓华一样，这类“新人”已经不再是五六十年代盛行的“高大全”式的人物，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历史虽然在他们身上留下“伤痕”，但是他们依然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这种“新人”形象，不仅代表着对过去的责难和反思，更多地表现出坚强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新人”之所以能够确立其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合法性，是因为其与社会主义的新的家国想象形成了同构关系。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讲话中指出，文艺要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文艺应该专注塑造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28]。在邓小平的讲话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写作法则，这一法则在其后的文学创作与讨论中被不断巩固和加强乃至扩大，也成为文学批评的话语准则。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新人”，贺敬之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讨论会上提出，新人“来自于人民，站在人民的前列，代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前进方向”[29]。当时的评论界认为，这种“新人”是凡人、好人，“要有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是时代的光明和前进力量的代表”、“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30]。
电影《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
《人到中年》发表后，关于陆文婷究竟是否属于“社会主义新人”形成了讨论。晓晨的评论质疑陆文婷不是正面形象，为时代蒙上“阴影”，但更多评论者则认为，陆文婷“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的艺术典型”[31]、“成功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可贵品质”[32]。不过，陆文婷在具备“社会主义新人”品质的同时，也呈现出强烈的反差，即作为一位高尚的医生和一个不够称职的妻子、母亲之间的强烈反差。陆文婷专注工作、任劳任怨、不慕名利，但就全文的描述来看，她作为医生的社会身份已经遮蔽了她的个人身份，关于爱情、家庭的想象、对文学和美的追求只能出现在她生病后的幻觉之中。因而，陆文婷在被称赞为“典型”的同时，也呈现出“新时期”文学观念的犹疑，家国思想、集体观念与人的文学、人道主义思想的矛盾纠缠仍在进行。
评论者关于姜亚芬、刘学尧的一致看法，进一步说明了上述观念。在《文艺报》的座谈会上，参与者认为针对姜亚芬夫妇的出国行为“似乎给人一种中国简直是没救了的感觉，非得出去不可了”，“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一点”[33]。其后的评论者也认为，姜亚芬夫妇形象是消极的、被动的，未能表现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的成就。为此，谌容还撰文解释：“确实，他们是不该走的，也是不愿走的。关于他们不该走，人们谈得不少；关于他们不愿走，人们往往不注意”“我认为，这是十年浩劫之后，在拨乱反正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将来也许不会再有，但现在确实存在。作者有责任把它艺术地再现于文学作品中，使作品更富有时代的印记”[34]。即使谌容如实地描绘了这一现象，但小说中的姜亚芬夫妇依然对出国抱有强烈的负罪感，认为离开是“软弱”，是“背叛”，是“逃避历史（或许还该加上民族）赋予我们的使命”，会失去家园，成为“天涯孤客”[35]。姜亚芬们的矛盾和自责，恰恰再一次映射出陆文婷的悲剧，“社会主义新人”的社会身份给她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虽然表面上是普通人，但在精神上仍必须是高尚的，“新人的标准是比较高的，但又不是高不可攀的。陆文婷就是从普通人、好人成长为新人的一个范例”[36]。1980年代初期提倡的“社会主义新人”，既要求“奉献”“实干”，又希望这些“新人”，“普通”“平凡”，作家和评论家都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大写的人”和“小写的人”之间的冲突并未在“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中得到和解，反而存在着裂隙和更多的言说空间。
四、《人到中年》与第一届中篇小说奖
1978年以后，为了建立新的文学评价体系，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提出，全国文联和各协会要“协同文化行政部门，建立奖励制度，举办各种评奖活动，尤其要注意对青年和业余作者的奖励”[37]，而文学的评奖准则则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自1979年开始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评价标准，即与当时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学方案相关，“作品获奖的前提之一，就是必须与主流的文学规划高度契合，有的甚至是主流诱导、催生的产物”[38]，周扬在1980年短篇小说奖发奖大会上表示：“我们不赞成尽写所谓‘伤痕’”“我们要求作品表现更多的积极的正面的力量”“我们的文艺创作要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他应当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他敢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富于实干精神、改革精神、创业精神”[39]。获奖的《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就是其中的典范。而随后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评奖标准，也并未脱离“社会主义新人”的评价标准。
1979至1980年间，中篇小说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与大型文艺刊物的复刊，共同促成了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景象，中篇小说1979年仅有80多部，到1980年已有190部，1981年跃升为410部[40]。不仅如此，文艺理论界也在不断加强对中篇小说的关注和讨论。1979至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报》、《十月》等报刊相继开展专题座谈，讨论中篇小说的创作问题。张光年回忆，1980年6月，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会议上，编辑部讨论了关于小说的评奖问题：“是否举行1980年短篇小说评奖（在作协支持下坚决地继续举行，办法可以总结改进；同时建议作协委托《收获》举行中篇小说评奖。）[41]”1981年，《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编辑部联合主办了 1977——1980 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评选活动。其中，《文艺报》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在1980年开展“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活动，并定名为“文艺报中篇小说奖”。评奖启事表明，《文艺报》将“聘请著名作家、评论家和著名编辑组成评奖委员会”[42]，由各文学团体、文学杂志社、出版社推荐，评选1976年10月至1980年底发表的3-12万字的中篇小说，奖项设置为：一等奖3部，二等奖6部，三等奖6部。评奖委员会由巴金任主任委员，丁玲、韦君宜、冯牧、朱寨、吴强、陈荒煤、秦兆阳等知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组成。
1981年5月25日，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和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发奖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优秀中篇小说一共评选出15部作品，其中一等奖5部，二等奖10部，其中，谌容的《人到中年》位列第一。刘锡诚回忆，在获奖作品的排名上，评委们举棋不定，《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蒲柳人家》都很有竞争力，“但最后，从作品的社会意义衡量，还是把《人到中年》放在了第一篇”[43]。在获奖的15部作品中，有7部是知识分子题材，其中《人到中年》《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天云山传奇》《蝴蝶》4部获得一等奖。在同一天公布的优秀报告文学获奖作品中，除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地质之光》之外，还有多篇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告文学获奖，如黄宗英的《大雁情》、柯岩的《特邀代表》、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等等。
《人到中年》在第一届中篇小说奖评选中位列第一，与其题材和人物塑造都有关联。周扬在颁奖大会上提到，评奖标准要遵循“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评奖的目的则在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周扬还提出，文学工作者要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辩证地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因为“现在的知识分子和四十年代也大不相同了，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和工人并肩战斗的脑力劳动者”[44]。《人到中年》突破“伤痕”文学的历史向度，转而关注现实生活中亟待解决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并通过陆文婷表现出具有“革命理想”和“专业技术”和“高尚情操”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既符合当时主流文学的创作要求，也受到读者的欢迎，因而能够在评奖中夺得桂冠。
五、《人到中年》与电影、连环画的改编
《人到中年》发表之后，很多读者给谌容写信，希望她将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肖尹宪回忆，当时，他恰好在北京遇到参加作协会议的谌容，在征得电影厂厂长苏云的同意之后，便与她商议改编问题。谌容随即开始编写剧本，于1981年准备投拍，电影剧本也在《电影文学》发表。与小说相比，影视剧本的改编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剧情的转折也变得更加紧凑。可是，《人到中年》的命运又发生了曲折。电影还未启动，中共中央下达了“30号文件”（即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和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批评文艺界思想涣散，领导不力。邓小平针对小说《苦恋》引发的讨论做出评价：“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而对《苦恋》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的批评则更加严厉：“看过之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45]胡耀邦则提出，《苦恋》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类似《苦恋》的错误言论，如“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之类还有不少，“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而不能任其泛滥”[46]。吉林省相关领导学习文件之后，立即约谈长影领导，叫停电影拍摄，并提出三条整改意见：“一是，未来的影片里不要提房子问题。二是，不要表现某某人出国的问题。三是，不要里边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这个人物”[47]。针对《人到中年》电影的三条意见，与小说所遭到的批评相同，都围绕着能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的矛盾、能不能反映时代带来的伤痛和教训问题。当然，在1981年前后突然紧张的文化环境下，尽管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认为剧本不存在政治问题，《人到中年》的电影拍摄还是中途夭折，“以‘缓拍’为名、行停拍之实地从1981年的生产计划中挤掉了”[48]。到了198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听说谌容将剧本给了其他电影厂，并被列入了当年的拍摄计划时，又多次从中斡旋，终于拿回剧本。《人到中年》在1982年9月开机，编剧谌容，导演王启民、孙羽，潘虹饰演陆文婷，达式常饰演傅家杰，在《电影文学》1982年第10期刊出了电影海报，12月便完成全部工作。随后，长影还将影片带到上海，参加全国电影创作会议。肖尹宪回忆，在电影创作会议上播放的电影是“送审通过的没有加‘光明尾巴’的标准拷贝”，是开放性结局。放映完毕后得到一致好评，“全场竟然鸦雀无声长达两分钟之久，继而便是暴风雨般地掌声”。不过，一直参与电影剧本修改、影片拍摄的陈荒煤对这个版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要求片方加拍剧本的结尾，“必须补贴上陆文婷病愈出院的结尾”[49]。
电影《人到中年》海报
尽管不少评论者认为结尾削弱了电影的艺术震撼力，但在1983年影片上映之后还是大受好评，获得中国电影家协会“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文化部“优秀影片奖”。评论者认为影片“扣人心弦，催人下泪”，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许多观众流着泪水欣赏这部影片，这泪水会冲洗掉不尊重知识分子劳动的偏见，也会激励人们更加顽强地忘我工作”[50]。
当然，也有评论者对电影提出了批评，多数评论仅就电影的艺术手法，批评影片“硬安上一个光明的尾巴”、“艺术结构上的随意性”“缺少条理”[51]，但也有论者从思想和主题上整体对电影提出了否定意见。《文艺报》1983年第6期发表了许春樵的《一部有严重缺陷的影片》，文章称《人到中年》“在许多重大政治原则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人物及环境都背离了生活”“片面地夸大了生活中的阴暗面”“削弱了党的形象、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在社会上产生了一种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和《苦恋》有异曲同工之妙”[52]。许春樵的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引发了讨论，《文艺报》第7期发表阎纲的《为电影<人到中年>辨》，第8期、第9期上又刊登了“来稿摘登”，绝大部分论者都不同意许春樵的观点，认为电影“为歌颂而暴露，为爱而憎，真实感、正义感、分寸感三位一体，无可挑剔”[53]。邓小平在1983年3月2日的谈话中，也对《人到中年》颇为赞赏：“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人到中年》这部电影值得一看，主要是教育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看看，对我们这些人有好处”[54]。至此，关于《人到中年》电影的争论方才告一段落。
围绕《人到中年》的争议，以及同一时期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对《苦恋》的批判等，实际上反映着1980年代初期官方话语的内部分歧。关于文学反思和“暴露”的限度、关于文学表现“现实”的内涵问题，在当时尚未产生一致的评价标准。而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创作，既是对官方呼吁的回应，也是文学在寻求主体性、独立性道路上的试探，透露出浓厚的过渡色彩。
连环画《人到中年》
除了电影，《人到中年》在其他艺术领域也具有影响力。1981年，《连环画报》第11期刊登了尤劲东绘制的73幅连环画《人到中年》，画作由小说原著改编，以图像化的形式呈现了陆文婷的工作和生活历程，受到读者欢迎。事实上，在此之前，美术界已经出现了反思和重审历史为主题的画作，如陈宜明、刘宇廉、李斌的画作《伤痕》（改编自卢新华小说《伤痕》为题）和《枫》（改编自郑义小说《枫》），画作在遵循原著的基础上，以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反映了美术界对历史的重新思考。在这些画作的影响下，《连环画报》的发行量一度达到120万册，跻身全国十家超百万期刊之一[55]。
连环画的作者尤劲东，当时还是鲁迅美术学院版画系的学生，《人到中年》是他的毕业创作。尤劲东回忆，为了创作，他多次去医院考察，在现实生活中又接触到了许多陆文婷式的知识分子，他们平凡朴素，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奉献。收集材料的见闻让尤劲东决定，要“从实际生活中间寻找具体的人作原型，选择那些个性、气质接近的普普通通的人”[56]。他的画作构图饱满、人物生动、场景切换自如，在回忆与现实的穿插中采用虚实相间的绘画技法，打破了单一的叙述节奏，使画面获得了电影般的流动感。
电影和连环画对《人到中年》的重新演绎，呈现出重要文本在“新时期”文学现场的跨界流动。在共同的历史语境下，文学、电影和绘画衍生出不同的媒介形式，进一步扩大了文学原著的影响力，在讨论、评价与活动的过程中吸收了更多的读者、观众，形成了更大的传播范围，也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拓展。
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具体的创作方向，即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问题，塑造站在前列的时代新人。但是面对具体的作品，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存在着“过去”这一衡量尺度。在描写新人形象的过程中，如何对待过去的文化思想资源、如何处理过去的批评方法和评价体系，不仅是作家面临的问题，也是读者、评论者乃至整个社会不得不处理的问题。《人到中年》的写作，既是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回应，也包含着个体的价值呈现，围绕《人到中年》小说和电影的数次论争，既反映着政治文化对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影响，也反映着作者、读者和文艺工作者在思想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和顿挫。事实上，在“新时期”文学流畅的“伤痕”——“反思”——“改革”的文学史脉络背后，还存在着制度重建过程中的艰难曲折，而重回历史、挖掘被忽略的文学现场，也正是今天重读小说的意义所在。
注释
[1][34][35]谌容：《谌容文集·卷二》，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92页、92页、86-87页。
[2][3][4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92页、108页、390-391页。
[4]《收获》复刊辞，1979年第1期。
[5][8][9]谌容：《谌容文集·卷六》，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227页、228页、55页。
[6]相关评论文章有：陆寿钧《评中篇小说<永远是春天>》，《文汇报》1979年8月20日；伊新《一部内容丰富的小说——读<永远是春天>》，《文艺报》1979年第9期；刘锡诚《始终想着人民的利益——读中篇小说<永远是春天>》，《人民日报》1980年1月16日等。
[7][11][28][37]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编：《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7-8页、4页、54页。
[10]蔡兴水：《巴金与<收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6页。
[12][17][25][43]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8页、439页、440页、572页。
[13]易言：《为中年干杯》，《文艺报》1980年第3期。
[14]朱寨：《留给读者的思考》，《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
[15][16][41]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 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166页、176页。
[18]李剑：《“歌德“与”缺德”》，《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
[19]尧山壁：《“歌德与缺德”风波事件的前后》，《美文：上半月》2009年第1期。
[20]阎纲：《“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人民日报》1979年7月16日。
[21]王若望：《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光明日报》1979年7月20日。
[22]益言：《这样的“时髦”赶不得》，《山东文学》1979年第8期。
[23][24][27][31][32]何火任编：《谌容研究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232页、315页、73页、203页、224页。
[26]《怎样反映新时期的社会矛盾——中篇小说<人到中年>笔谈》，《文艺报》1980年第9期。
[29]贺敬之：《总结经验，塑造新人》，《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6期。
[30][36]韦实编著：《新10年文艺理论讨论概观：1976-1986》，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127页、123页。
[33]《怎样反映新时期的社会矛盾——本刊编辑部邀请首都评论工作者就<人到中年>进行专题讨论》，《戏剧业务学习资料》1980年第2期。
[38]黄平：《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调整及影响》，《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39]周扬：《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在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1981年第4期。
[40]见《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
[42]《本刊举办“文艺报中篇小说奖”启事》，《文艺报》1980年第11期。
[44]周扬：《按照人民的意志和艺术科学的标准来评奖作品——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文艺报》1981年第12期。
[46]中国文艺年鉴社编：《中国文艺年鉴1982》，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47][49]肖尹宪：《岁月有痕》，吉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47页。
[48][50][52][53]《人到中年——从小说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页、417-423页、430页。
[51]见《关于<人到中年>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电影研究》1983年第7期。
[5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55]曹新哲：《中国连环画出版今昔谈》，《图书与情报》2002年第4期。
[56]尤劲东：《连环画创作回顾》，《美术杂志》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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