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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徐迟文库”中，有一封1978年9月15日常书鸿致徐迟的毛笔信。全信从右向左竖排书写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稿纸上,共两页。
首先，常书鸿在信中对徐迟表示了真挚的感谢：“接你自乌鲁木齐返京后的信，知道你答应为《敦煌艺术》电影说明辞帮忙，这是我们所最快慰的。……”不久前，徐迟刚刚前往新疆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采风活动，最后他与曹禺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大会堂还参加了一场一千多人的大型文学活动，并作了发言。信中所说“《敦煌艺术》电影”，指的是1978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一部全面介绍敦煌历史、现存遗迹及敦煌艺术的彩色科学教育片。那一年，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视察敦煌莫高窟时，曾当面向常书鸿提出要加大对敦煌的开放和宣传力度，尤其要在宣传方面多下功夫。常书鸿于是在他与新闻电影制片厂何钟幸同志1962年合写的电影剧本《敦煌曲》的基础上，带领敦煌文物研究所积极整理莫高窟现存资料，并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联系，希望共同合作对莫高窟进行保护性拍摄，为以后的艺术研究与保护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最终，该片决定以敦煌第45窟为主要拍摄地，聘请杜生华担任编导、郭德明担任摄影、赵兵负责旁白解说。为了让该片解说词精练、艺术、引人入胜，常书鸿提出邀请老友徐迟帮忙润色语言。常老知道以徐迟的文学才华、艺术造诣和他对敦煌莫高窟历史的了解，他一定能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更好地了解远在戈壁深处神秘的敦煌莫高窟艺术。该提议得到大家认可后，常书鸿立即致信徐迟发出邀请。当徐迟回京看到邀请信后，很快复信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随后，常书鸿在信中向徐迟谈起了《祁连山下》这部作品对自己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因为你的《祁连山下》使我有机会上‘祁连’出‘祁连’飞‘祁连’，这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历程，是你，亲爱的诗人！使我有机会回顾和咀嚼人的意义！历史的现实！”《祁连山下》是徐迟1956年10月创作完成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它讲述了以常书鸿为原型的主人公“尚达”，为了拯救濒于毁灭境地的敦煌艺术宝库，毅然回国来到孤烟大漠深处进行保护和修葺工作。虽历经各种艰辛、磨难，但尚达依旧虔诚地守护着莫高窟的故事。徐迟将画家尚达的抱负、爱情、献身艺术的精神作为了他的抒情主题，并以自己特有的诗人激情与想象，将诗歌引入叙述，使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不仅可以领略敦煌的历史、绘画、音乐与地质，还能吟诵那些属于尚达和敦煌的诗篇。该报告文学一经发表，便在60年代的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常书鸿也成为了当时广大读者谈论的焦点。常书鸿没想到一部作品竟能让自己获得如此大的声望与影响，让远居荒漠的莫高窟得到全社会如此的高度关注。这部作品让常书鸿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认识，让他切身感受到文学对于莫高窟宣传所产生的巨大能量。
“让我们有一天能跨上红鬃马并驾在‘戈壁滩’上，追踩蜃楼的霞光，那有若无是若非的宿世的迷宫。”这是常书鸿接下来在信中向徐迟发出的一个充满挑战与梦幻的邀请。一向温文尔雅、沉默内向的常书鸿为何向老友徐迟提出如此美丽的设想？已进古稀之年的书鸿老人，他的内心充满着怎样的喜悦与激情？1978年对常老而言，是值得庆祝的一年。这一年，常老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前往首都北京参加了人大会议。妻子李承仙也终于在“文革”结束一年多后，得到平反，其组织关系和工作都得到全部恢复；（该信最后写有“承仙嘱常问候，并告：她的组织和工作都平反了。”）而最让常老激动的是，历经“文革”十年磨难的敦煌莫高窟终于迎来了属于它的新的发展春天。这一切的一切，怎能不让已经74岁的常书鸿“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回想已被历史大潮卷去的“文革”十年，书鸿老人曾说：“10年，像一场可怕的瘟疫……我现在不去回忆这不堪回首的‘战斗洗礼’。……总之，我的概括是;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是啊，这位为敦煌艺术奉献了自己最美好青春年华的老人，在那颠倒黑白的岁月中的非人遭遇，实在让人无尽叹息。1976年，随着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倒台，中国10年的动乱终于结束。看着国家慢慢走上正轨，敦煌莫高窟的研究与保护走上正途，自己又可以为敦煌尽一份绵薄之力。常老相信，属于这个民族的春天已经到来，自己和敦煌莫高窟的未来一定会非常美好。想到那美好的愿景，此时的常书鸿多想与徐迟一起策马奔驰在祁连山下的茫茫戈壁，向着太阳去追寻他们心中共同的艺术殿堂。
最后，常书鸿在信中向徐迟谈到一件憾事：“关山月正在兰州，但我因这里的工作无法脱身，恨恨恨……”1978年9月，关山月与广东画家黎雄才、陈洞庭结束了在青海采风写生活动，在返程途中经停兰州。关山月本想与多年未见的老友在兰州一聚，但常书鸿因工作实在无法离开敦煌，想到老友如此之近但自己竟无法相见，常书鸿的内心相当失落。谈起这对画坛老友的友谊，还要追溯到1943年。那年中秋节前,关山月、李小平夫妇与画家赵望云、张振铎等人从成都出发，风尘仆仆、一路艰辛地来到边远的敦煌采风。他们由当时被誉为敦煌三大才子之一的县教育科长任子宜先生陪同，前往莫高窟。在那里,他们受到“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常书鸿的热情接待。常书鸿不仅向关山月等人详细介绍了莫高窟的情况，而且还为了便于关山月一行的临摹，常书鸿将他们安排在皇庆寺住下并悉心关照。敦煌莫高窟那色彩斑斓、千姿百态、造型生动的壁画与佛像像磁石一样深深吸引着关山月。每天清晨，关山月与常书鸿一道前往莫高窟临摹。当时临摹条件非常艰苦，莫高窟坐西朝东，洞窟里只有上午光线比较好，下午到了三四点钟后便一片漆黑。因此，每天关山月早早就带着画具进洞窟，靠着妻子李小平手举暗淡的油灯，艰难地进行临摹。对于那段岁月，关山月在后来《关山月临摹敦煌壁画》一书的自序中曾深情回忆道：“我不计较什么是艰苦、什么是疲劳。那里确实很荒凉，幸而我有妻子的协助，由她提着微暗的油灯陪着我爬黑洞，整天在崎岖不平的黑洞里转。渴了就饮点煮过的祁连山流下来的雪水，明知会泻肚子也得喝下去；饿了就吃点备用的土干粮，就这样在黑洞里爬上又爬下，转来又转去，一旦从灯光里发现了自己喜欢的画面，我们就高兴地一同欣赏，分析研究其不同时代的风格、造型规律和表现手法。由于条件所限，只能挑选喜欢的局部来临。有时想临的局部偏偏位置较高，就得搬石块来垫脚；若在低处，就得蹲下或半蹲半跪，甚至躺在地上来画。就这样整个白天在洞里活动，晚上回到卧室还得修修补补。转瞬间一个月的时光过去了，用我和妻子的不少汗水，换来了这批心爱的临画”。
在莫高窟近一个月的临摹，关山月真切体会到常书鸿在这里工作的艰辛，他更被常书鸿那种为敦煌艺术不远万里、舍身忘己的献身精神所深深折服。在这段相识的岁月中，常书鸿与关山月一起喝那带咸味的河水，一起在千佛洞前的杨树林里捡野蘑菇，一起在旷远的大漠上欣赏月光，一起坐在石板上畅谈对敦煌艺术的感受和绘画见解。常书鸿后来曾谈起那段难忘的岁月：“我当时和山月、望云两位老画友在塞外会见倾谈时，都把话题着重在如何从敦煌艺术自4世纪到14世纪演变发展各个阶段的成就中吸取借鉴，为现代中国艺术新创造起到推陈出新的作用。深得山月和望云二位的赞同……”这次敦煌临摹，对关山月后来的中国画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关山月有意识的将敦煌艺术的表现手法与自己的创作结合起来，并在绘画语言和形式表达上做了极有意义的全新探索。著名画家徐悲鸿在《关山月纪游圈序》中对关山月敦煌之行后的画作有过极高评价：“关君旋游塞外，出玉门、望天山，生活于中央亚细亚者颇久，以红棉巨榕乡人而抵平沙万里之境。天苍苍，地黄黄，风吹草动见牛羊，陶醉于心，尽力挥写。又游敦煌，探古艺宝库，捆载至重庆展览，更觉其风格大变，造诣愈高，信乎善学者之行万里路获益深也。”这次常书鸿、关山月、赵望云等人在敦煌莫高窟的临摹，不仅对以关山月为代表的中国岭南画派、以赵望云为代表的长安画派、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画派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还对中国美术的发展、中国新国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也让常书鸿与关山月结下了深深的友谊。对于这位多年不见的老友，常书鸿在内心是非常渴望与他重逢的，像年轻时一样好好畅谈一番。但“文革”让他荒废了太多时光，现在的莫高窟正是百废待兴，自己有太多的工作要去完成，他不敢再浪费任何一点时间，毕竟自己的人生已近暮年。为了敦煌，为了莫高窟，常书鸿只能忍痛放弃这次与关山月兰州相聚的机会。他相信关山月作为他的朋友能够体谅到这一点。
此信寄出不久，念友心切的关山月还是带着朋友黎雄才亲往敦煌，与常书鸿再次在莫高窟千佛殿前相逢，并一起在皇庆寺中又一次畅谈自己心中的敦煌艺术。不久，常老被重新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他终于可以将自己的艺术梦想与莫高窟紧紧相连。1979年，彩色纪录片《敦煌艺术》顺利完成拍摄并在全国播映，观众在徐迟所做解说词的引领下，再次走进那如梦如幻的敦煌艺术世界，这座千年宝库在众多艺术家的倾心付出下，必然会再次焕发出它那耀眼的青春与活力。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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