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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秋天，萧乾正在上海的《大公报》编辑《文艺副刊》，曾主持过一次文艺奖金评选。这在当时的文艺界可算是一件创举了，而尤为奇特的是在评奖过程中还发生过获奖作品临时更换的小插曲。萧乾先生在晚年曾撰文回忆当年的往事道：
“这种奖金原定每年评选一次，由报社每年拿出三千元来，以一千元充文艺奖金奖给一至三人，以两千元充科学奖金奖给一至四人。……
‘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请的主要是平津两地与《大公报·文艺》关系较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由于成员分散，这个裁判委员会并没开过会，意见是由我来沟通协调的。最初，小说方面考虑的是田军的《八月的乡村》。一九三七年五月最后公布出的结果是：
小说：《谷》（芦焚）
戏剧：《日出》（曹禺）
散文：《画梦录》（何其芳）
各种文艺体裁之间本无高低之分，所以并未搞第一奖第二奖，一千元由三位平分。”
但萧乾先生对更换《八月的乡村》的原因及过程却语焉不详。
在这里，作家书简为我们提供了揭示秘密的钥匙。首先是萧乾致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吴福辉先生的信函：
“我想向你提供一点背景，当时评委及我自己都注意到这个京海派问题。三个奖中最重要的为小说。最初京、海以及在武汉的凌叔华都同意把小说奖给《八月的乡村》作者萧军，但他通过巴金向我表示不愿接受，所以才改给芦焚（师陀）。”
应该说，萧军表示拒绝受奖只是这个插曲的后半截；至于如何去询问萧军的，巴金致萧乾的信函为我们作了补充：
“关于‘文艺奖金’，最初决定给肖军的《羊》。你要我去问肖军是否愿意接受，肖军不愿，这才改为给芦焚的《谷》。”
现在，事情的来龙去脉完全清楚了。但随之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对于这部一度被提名的作品，萧乾与巴金的说法不一。
田军就是肖军也就是萧军，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八月的乡村》并不是《羊》，前者是长篇小说，后者是短篇小说集，包括《职业》、《樱花》、《货船》、《初秋的风》、《军中》、《羊》共六篇作品。究竟以何者为是呢？
《八月的乡村》1935年8月由上海奴隶社初版，1936年2月再版，同年3月三版；《羊》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同年2月再版，同年4月三版。从发行情况看，这两部作品都很受欢迎，多次脱销，供不应求，都有获奖的理由。但《八月的乡村》是由鲁迅先生作序推荐的，在文坛及读者中的影响更大，反响也更热烈，因此提名《八月的乡村》的可能性更大。笔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凡是有关《大公报》文艺奖金的网文，绝大多数说的都是《八月的乡村》，只有一篇网文说是《羊》，而且作者也不敢肯定，用了一个括弧，注明“一说《八月的乡村》”。从这篇网文的叙述中可以发现，《羊》的说法正是来源于巴金致萧乾的那封信，也就是说，巴金的信函是个孤证。那么巴金又为什么说是《羊》呢？因为当初《羊》是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集十六种作品中的一种出版的，巴金对此印象深刻，晚年才会发生记忆错误。
至于萧军拒绝受奖的深层次原因，其实在萧乾致吴福辉的上述信件中已经提到了，就是京海派问题。吴福辉先生对此有过专门论述，这里就把他的文章摘录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关于京派，至今在学术界仍有究竟是‘流派’还是‘作家群’的争议。在1980年代中期我开始涉及此领域时，没有哪本文学史会开专章专节来叙述它，而我的水平也纯属初级阶段，比如我就简单地称1937年唯一的一次《大公报》评奖为‘京派奖金’。萧乾是主事人，他读后就向我揭示了当年评奖的一件幕后史实，即最重要的小说奖，最初京、海、汉三地的评委都不同意给王长简（芦焚，即师陀）的《谷》，倒是主张给《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左翼萧军的。但遭萧军拒绝，不愿接受的意向是经巴金传达的。……萧乾用事实提醒后辈学者，历史远比历史陈述要复杂。当然，即便是现在我仍然认为‘大公报文艺奖金’是带有京派色彩的一项评奖（与直呼京派奖金比，已做了修正）；就像沈从文、萧乾长期执掌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虽然也登载数量不少的左翼作品，但仍不失为是聚集京派文学的重镇一样。不过，正如萧老信里说的‘至少我们原本的出发点并不想把它搞成为京派奖金’，甚至‘当时评委及我自己都注意到这个京海派问题’。后来小说奖给了芦焚，散文奖给了写《画梦录》的何其芳（信中说曾提过陆蠡，也算‘独家新闻’），戏剧奖票数集中给了刚发表《日出》的曹禺。这是历史的选择，是左翼将‘大公报文艺奖金’从淡化文学派别的起点，推向了京派壁垒分明的终点，这其中暗含了怎样的演变玄机？而萧老此信不仅留下了珍贵史料，还给当今的学术风气树起一面光可鉴人的镜子，就看你能照出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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