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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双子星。创造社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冯乃超、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主要成员，主办有《创造》季刊、《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流沙》半月刊、《创造周报》等刊物。其中《创造》季刊出版于1922-1924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第1卷4期，第2卷2期，共出6期。
在创造社出版的期刊中，只有《创造》季刊为纯文艺刊物，专门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译作和评论，著名作品有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残春》、《星空》、《王昭君》、《卓文君》，郁达夫的《茫茫夜》、《春潮》、《采石矶》、《春风沉醉的晚上》、《茑萝行》，张资平的《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上帝的儿女们》、《回归线上》、《爱之焦点》，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灰色的鸟》，滕固的《壁画》、《石像的复活》，陶晶孙的《尼庵》、《木犀》，王独清的《圣母像前》，张友鸾的《坟墓》，穆木天的《复活日》，倪贻德的《花影》，淦女士的《隔绝》，周全平的《迷途的小羊》、《林中》等，因而广受欢迎，每一期都重版至五六次之多，这在期刊出版中是不多见的。
《创造》季刊的终刊号是第2卷第2期，1924年2月28日发行。但关于它创刊的具体时间，学术界却有不同说法。
上海书店在1983年9月影印全套《创造》季刊时注明该刊是1922年3月15日创刊。而郭沫若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一文中写道：“在一九二○年的十月十日《时事新报》的《学灯》增刊上把第二幕发表了。后来被收在《女神》里面。又在一九二二年五一节《创造季刊》的创刊号上把第三幕发表了。”
刊物本身也是这种情况：创刊号初版本的版权页上明确记载着“中华民国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发行”，而8月25日发行的第2期初版本版权页上的第1期目录中又写着“五月一日出版”。同一种刊物怎么会有两个创刊日期呢？
创刊号是郭沫若委托郁达夫编辑的。网上流传的一份《郁达夫年表》中这样说：“1922年3月15日，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付印，5月1日起由泰东图书局正式发行。”这里把两个日期调和起来了，似乎消除了矛盾。但问题是，3月15日明明是发行期，怎么会仅仅是付印呢？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的郭文友著《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写道：“三月十五日，郁达夫编辑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第一卷第一号）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创刊号原定一月一日出版，后以《茫茫夜》尚未创作完毕，又改定本日出版。但事实上，创刊号发稿后，又以书局无人负责校勘，故一直愆期到五月一日才同读者见面。”这个说法是符合情理的，应该就是事实真相。
看来，《创造》季刊本来计划在3月15日创刊，而事实上一直到5月1日才真正面世。于是乎郭沫若在文章中才会如是说。
创刊号初版本卷尾有郁达夫的一篇《编辑余谈》，写于1922年2月13日。在重版本中，郭沫若在该文后面加了两条附记。第一条的后半部分是：“本志有改版之必要的原因是（一）初版错误太多，（二）自第二期起，改用横排，须求画一。里封面及各栏栏面图样均出自陶晶孙兄之手。 一九二二年七月六日沫若志”第二条是：“本期改版后，得卫天霖兄的封面画使增色彩，这是我们为艺术及私情上两都感谢不尽的。 二三年六月十四日，沫若再志”
可见，创刊号的二版大约是1922年7月发行的，三版大约是1923年6月发行的。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四版是1928年2月20日发行的，五版是1929年5月20日发行的，此时刊物本身早已停刊了。从第三版起，封面用的是卫天霖的绘画，而第二版的封面或许与初版本（见附图）是一样的。在《创造》季刊全部6期中，后5期全都是横排本，创刊号自二版起也全是横排本，只有初版本是竖排，从版本学角度看，这个初版本堪称珍品了。
当然，重版本与初版本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版式，还有文字上的。郭沫若第一条附记的前半部分中有这样的话：“以上达夫的余谈后半截有关于第二期的预告的，我因为不关紧要，删去了些。”而《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引录的《编辑余谈》全文是重版本上经郭沫若删削后的文字，用作书前插图的也是由卫天霖作画的封面。作者可能没有见到初版本。
新文学版本研究十分注重单行集的版本源流，这当然无可厚非，因为版本现象绝大部分是由单行集的重版而产生的。记得当年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曾规定必须使用初版本，近年来编辑某些作家的文集全集时也强调以初版本为据，为此到全国各大图书馆挖掘初版本。但不可忽略的是，新文学刊物也有重版情况，尤其是一些广受欢迎、发行量大的刊物，如著名的《小说月报》等。《创造》季刊每期重版多达五六次，可谓是佼佼者了。虽然《千秋饮恨》收录的《编辑余谈》是节文，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新版《郁达夫全集》收录的是未经郭沫若删削的真正的全文。当然，这个情况是经郭沫若在附记中明确指出的，那么创刊号上的作品有没有改动呢？我用初版本和重版本校勘了郭沫若发表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的《棠棣之花》第二幕，发现作者没有作过修改，但确如他所言，初版本上的错误很多，既有文字错误，也有标点错误。这些错误在重版本上大多被纠正了，却同时又产生了数量不亚于初版本的新的文字和标点错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的《〈棠棣之花〉汇校本》所采用的就是重版本，从而沿袭了这些新的错误。我认为，如果以初版本的文本为依据，根据重版本校正其文字与标点错误，同时忽略重版本上新的错误，是能够复原这一幕的郭沫若文稿原貌的。可惜由于校注者没有见到初版本，《〈棠棣之花〉汇校本》中的《创造》季刊创刊号文本与郭沫若原稿尚有些微距离。可见，对新文学刊物版本的研究应引起学术界更进一步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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