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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鹏程在写作
《在和平的日子里》话剧改编配图
《在和平的日子里》封面
《在和平的日子里》话剧改编配图
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是杜鹏程继《保卫延安》之后最为读者熟悉的作品。自问世之日起，这部10万字左右篇幅的小说便处于不断修改的过程中。从1956年冬“草成于宝成铁路工地”的初稿，直至作者1983年冬为《杜鹏程文集》的出版而进行的“校订”，在前后近27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众多版本，以至于“《在和平的日子里》的修改与版本嬗变”成了一个学术界关注的课题，仅在20世纪80年代便有多篇论文涉及。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作者亲自对作品进行的历次修改，《在和平的日子里》还曾多次被改编为话剧。仅笔者所见，就有1958年底由陕西省话剧团鲁侠、李诗镕、封恒山改编的三幕七场话剧《在和平的日子里》（另有“序幕”；刊于《当代戏剧》1959年第2期，东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11月出版单行本；以下简称“鲁本”），以及稍后由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章烙改编的六场同名话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5月出版单行本；以下简称“章本”）。此外，据戴不凡《梁建和阎兴——看话剧〈在和平的日子里〉随记》一文记载，尚有由西安市话剧团杨克忍、刘法鲁、朱道娴改编的同名话剧，但此剧本似乎并未公开发表刊行。由于时代久远，这些由原著小说衍生出的副文本已基本不为人所知，但在当时的确起到了一定影响（如“鲁本”曾在陕甘宁青新五省、自治区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上演出，“章本”曾在195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五个专业工人文工团的观摩会演”上演出），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原著的传播和接受。
“鲁本”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全剧三幕七场前设计了一个“序幕”，用倒叙的手法，安排主人公之一的梁建在戏剧核心事件发生3年后来到刘子青墓前祭扫并“重新走上战斗岗位”。联系到剧本改编的时代背景（1958年“大跃进”），这一构思所体现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立场和乐观主义精神无可厚非；但这种思想主题上的拔高与升华在艺术上是值得商榷的。小说原著的情节终止于筑路工程化险为夷、刘子青牺牲、梁建在被上级领导严厉谴责后等待接受处理。在最早发表于《延河》的版本中，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人人都感觉到：钟表‘宗！宗！宗！’的响声，就是时间的脚步声。在这时间的每个脚步声中，人和自然界都在改变它的面貌，世界上都在增添新的东西——哪怕这新的东西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此后的各版本虽文字略有不同，但内容基本上没有改变。小说在此戛然而止，既点明了“新的东西”已在阵痛之后孕育成熟，又以“重大的代价”一语概括并引导读者回忆此前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显得韵味悠长。但这一意象显然不适合舞台表现，因此改编者才会选择在原著的基础上增添情节，将这一“新的东西”坐实。虽然时间被有意设置在3年之后，以此来说明思想上的脱胎换骨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但这一情节明显直白有余而含蓄不足，为达到教育观众的目的而伤害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和表现力。
在《一个光辉的共产党员的形象——谈〈在和平的日子里〉阎兴的性格》一文中，李希凡将《在和平的日子里》的艺术成就概括为杜鹏程“通过阎兴和梁建的形象，创造了现实生活中的两种深刻的典型——永不熄灭战斗的热情，永不停止前进步伐的共产党员的典型和在建设生活里变成保守落后、精神衰退的人物的典型。”但“鲁本”的改编者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在剧本中塑造这两种典型，而是试图为“保守落后、精神衰退的人物的典型”梁建保留思想改造的希望，因此，这一人物在观众面前常常表现出犹疑的姿态，其行为背后也埋伏着转变的可能性。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在第四场的细节安排中。“抢运水泥”是整部剧中场面感最强烈的几个段落之一，在原著中，四位主要的正面人物（阎兴、老工程师、刘子青、韦珍）都积极参与了这一行动，而两位反面人物（梁建、常飞）则是缺席的；作者借这一安排，再次划分并强调了剧中人物的阵营。然而在“鲁本”中，面对暴风雨中热火朝天的抢运水泥的劳动场景，“梁建先是在屋内徘徊不定；后来听到外面的一切活动，内心颇受感动！几次走到门口又折了回去。这次他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冲出门去。”同时还不断自责“梁建哪，梁建！你在搞什么鬼名堂？”并最终加入了“这个战斗的行列”。改编者试图用这样的情节设置，将梁建从反面人物的阵营中拉回来。另外，在反映刘子青冒险过江之前梁建的态度时，原著和“鲁本”也有很大不同：在原著中，梁建的心情虽然也是焦急的，但这种焦急更多的是出于私心——因为刘子青能否成功过江并解救被困工人，直接决定着梁建的下场是否“身败名裂”；因此，他只能“把帽子压在眼眉上”来掩饰内心的紧张。而在发表于《延河》的初版本中，梁建甚至没有出现在刘子青过江的现场，而是在调度室里为推卸责任“补写”电话记录。但在“鲁本”第六场，在近乎与刘子青“诀别”的时刻，梁建先“用手拉了拉虽然已经很紧的安全带”，又“猛然握紧了小刘的双手”，并且告诉刘子青“等你回来后，我有要紧的话跟你谈”。这一系列动作和语言，实际上意味着梁刘二人的和解，也促成了梁建思想上的质变。而在原著中，梁建的表现却似乎更为顽固、迟钝，直到面对刘子青牺牲的事实才幡然悔悟，流下“滚热的”眼泪，小说也随即进入尾声。很难判断“鲁本”和原著对梁建思想意识走向的不同设置孰优孰劣，但相较而言，“鲁本”的构思略显按部就班，反倒不如原著的安排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身为一个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老党员，梁建自私、保守、消极的个人主义立场归根结底是无法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时代的表现，他在“胜利”的考验面前交出的是不及格的答卷；即使如此，他与阎兴、刘子青等人之间的矛盾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如何在有限的演出时间和演出空间里充分展示出这一矛盾产生、对抗与解决的过程，是改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改编者势必要对原著情节加以取舍、增补或调整时序。从整体上看，“鲁本”更接近原著，不少对白直接挪用原著里的人物对话；“章本”则在原著细节基础上多有调整和改动，结构较“鲁本”更为紧凑，戏剧冲突性也更强。耐人寻味的是，两个改编本都不约而同地略去了原著结尾部分工程局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孔在桥梁工地的一段情节。在小说中，张孔的登场显得格外突兀，这基本上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形象：从身份看，他是阎兴、梁建等人的上级领导；他曾到党校学习一年，理论水平远高于曾经的同事们。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被作者用“谦虚、朴素、老练、深沉”等等褒义词来概括、看似“完人”的组织部副部长，却曾经因为犯下严重错误、由阎兴揭发而被撤职，这个细节让人无法准确把握作者对张孔的人物定位。探究作者设置这个人物的本意，无非是要让他作为“党”的化身，并同梁建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虽然曾因阎兴的揭发而被撤职，大权在握后却并不公报私仇对阎兴实施报复，而是秉持公心，对梁建的错误予以严厉的批评。同时，作者还要借张孔之口点明“胜利对于许多革命者是更严重更残酷的考验”的主题。他之所以能够担此大任，是因为他经受过党的教育（在党校学习一年），具有了权威；而这次受教育的经历，使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他“起死回生”，甚至具有了去教育其他人的资格。小说中还有一个细节：老工程师出于成见，提醒阎兴“不管是谁派来的，反正这人靠不住”，但阎兴却指出“这话很不妥当”——因为张孔是党和“上级”派来的，所以绝对正确、绝对可靠。这个近乎盲从的观点，显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秉持的态度；而张孔身上诸多相互龃龉之处，也使这个“化身”显得无比尴尬。可以说，这个概念化的人物是原著的一个败笔，将其删去，非但不影响演出效果，反而使剧本的逻辑更为严密，节奏更为明快。
删砍与剧情发展无关的人物、为特定目的增设原著中没有的人物，以及为原著中的“龙套”增加戏份的做法，在“章本”中还有多处。例如，在原著小说的各个版本中，当工程队面临暴风雨中加固便桥的危急关头，都有一个自称“伟大的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本质上却是流氓的人出来打人、捣乱，还指责阎兴是“官僚主义队长”；“鲁本”里保留了此情节，这个原本无名的流氓还被冠以“杜甲”的名字。作者设置这一人物和情节，大概是要为阎兴说过的那句“在这工地里，要说是和自然界作斗争很复杂，还不如说人为的关系更复杂”加一个活生生的注脚。但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宕开一笔，硬加上这样一个人物，反倒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也使剧情变得拖沓；“章本”中将这一情节删去，就丝毫没有影响剧情的发展。“章本”中的工程师于秀才和桥工队领工员祁老六这两个人物，则在原著中的“龙套人物”身上增加了戏份。前者人如其名，把“未尝不可”“一言以蔽之”等文绉绉的词语挂在嘴边，奉行凡事须“等”、“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原则，工作上畏首畏脚，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与筑路工地一日千里、时不我待的气氛格格不入。后者则是普通工人的代表，有勇有谋，敢于在工程质量问题上坚持原则同领导争论，在紧要关头不顾生命危险潜水查看险情，在他身上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高度责任心和自豪感。类似于秀才和祁老六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当时的同类题材剧作中屡见不鲜，不妨将他们视为一种暴露知识分子局限性、彰显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装置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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