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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弢奖专辑 | 徐刚：“本真性”写作与“自我”的诞生——重读刘震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
从发表于1979年的《瓜地一夜》到1987年的成名作《塔铺》，刘震云的文学创作有一个被长久忽略的漫长的“小说学徒期”1。这一“小说学徒期”的最大意义在于，能够生动地体现出作者写作摸索过程中的风格变迁。这里其实涉及青年写作时常面对的一个流行分歧：究竟应该写自我内心还是写外部世界？对于处在创作摸索期的文学青年来说，独特的个人经历和诚挚的自我记忆，往往是写作的首选题材，而在此之后，写作企盼着由自我出发，推己及人，去发现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这主要是因为，自我的抒情或“表演”总是相对容易，而成熟的写作者决然不会满足于独自咀嚼一己之悲欢，他必将放眼整个世界。由此来看，在写作的世界里，自我和世界之间，似乎有了高下之分。然而，这里所谓的高下，有时候并不绝对。某个特定的时刻，自我与世界或许还包含着更加复杂的辩证关系：探求自我的目的可能并非出于私心，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而与此相应的是，“到世界去”也理应彰显出对自我的重新理解和塑造。这种辩证的互动，正是写作的意义所在，这一点对于青年写作者来说尤其重要。
或许，那并不是一个“自我”的文学时代，像许多初登写作舞台的文学同行一样，刘震云没有急于展示“自我”，希求以经验的再现与编织，获得一种朴素便捷且自然真切的文学表达。恰恰相反，他的小说几乎从一开始就顽强指向了外部世界，试图将笔触汇聚到一种公共性的事务之中。纵观刘震云的早期小说，主要体现在对于流行的农村改革新貌的描绘与歌颂之上，这既是对改革意识形态的热情宣扬，又是其“情感政治”的生动体现。此后，随着农村新貌的诸多问题和“乡村新富者”道德瑕疵的陆续呈现，这种写作方式面临困境。而正是在将创作焦点从乡村改革新貌向“日常身边琐事”转移的过程中，刘震云最具标志性的个人写作风格开始形成。这种从外部世界到自我内心，从公共性事务到个体经验的转移，恰恰与今天青年写作的惯常路径形成了一种有趣的“颠倒”，但这也更加清晰地呈现了刘震云写作的独特脉络：在对“时代”与“世界”的“挫败”中重寻“自我”，进而探求一种“本真性”的写作。
一、《都市的荒野》的转折意义
作为一位来自农村的文学青年，刘震云在他早期的创作中一直关心着农村的命运。在他那里，迅速发迹的“万元户”连同农村改革新貌，正是其写作的重要焦点。这也难怪，回顾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歌颂改革新风，反映农村新貌，确实是当时的文坛热点。王润滋、贾平凹、矫健、张一弓、邓刚、周克芹等一众当代作家，都在这个话题上创作过轰动一时的作品。而彼时的刘震云虽然已经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并且留在北京工作，但或许是基于一种乡村青年的文学责任，抑或是对时下流行文学的热切追逐，他的依然眷恋着那阵“田野上吹来”的“一股清新的风”2。纵观他自《瓜地一夜》以降的小说，从《月夜》《被水卷去的酒帘》《江上》《三坡》，到《铁头老汉》《村长和万元户》《河中的星星》《模糊的月亮》，再到《大庙上的风铃》《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栽花的小楼》，以及《乡村变奏》和《罪人》等等，无论是对于改革新风的由衷礼赞，抑或是对时代问题的严肃反思，再或者是以通俗化的方式编织的乡野传奇，凡此种种皆属流行已久的农村题材作品。一代作家对流行题材的追逐中，自然包含着特定时代写作对于自我袒露的畏惧。因此，从这些更加“外在化”的“他人的故事”里，我们绝难捕捉作者自身的经验、经历和生活痕迹。此时的刘震云，在自我与世界之间，自觉选择了“世界”，同时也屏蔽了更加内在的“自我”，或者也可说，其自我的“本真性”仍被埋藏在写作的更深处，等待着被召唤，被点亮。
转变似乎是从他发表于1986年的《都市的荒野》开始的。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终于放弃了对于农村改革新貌的集中呈现者——“万元户”们的热烈追逐，甚至在写作题材上也不再与乡村沾边。他开始有意识地告别自写作以来便“一头钻进”的农村题材“这条拥挤的街道”，尝试去驰骋更广阔的题材领域，去“写学校、写机关、写城市生活”3，尽管这在当时并非主要潮流，却是他更为熟悉的生活领域。对他而言，这大概才算更加“本真性”的写作，更接近于在与外部世界的搏斗中重新发现的“自我”。而有趣的是，对于这种独特的发现，小说也有一种自反式的情节指涉。似乎是为了对自己一直以来的农村改革书写做出某种回应，刘震云在《都市的荒野》这篇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虚构了一个想写一篇“改革”小说的主人公程列。这个与“本真性”的“自我”完全割裂的“闭门造车”的小说家形象，几乎与在农村改革题材小说上面临写作困境的刘震云本人遥相呼应。这也就像小说中一事无成的程列在回答为何写作深陷困局时所说的，“只是写这时髦题材的人很多，不容易突破。”4这大概也是对作者本人写作困境的一种自我解嘲吧。
苗振亚：《让新意向深处延伸——读刘震云的三篇小说》，《文学》1984年第8期
在这篇《都市的荒野》中，时年二十七八岁的刘震云，虚构了一个“才二十七八岁”的程列，小说极为诚挚地讲述了一个大学毕业刚刚分配工作的年轻人，一位有着热情和理想的写作者，初入社会时所遭遇的种种烦恼和不适。这与刘震云的个人经历有着高度的吻合，故事强烈的自叙传色彩不言而喻。小说里年轻的夫妻俩程，刚从大学的象牙塔里出来，便一头扎进那“磨损自己青春的这艰难的岁月”。令年轻的刘震云颇感无奈的是，家庭内部永远是无尽的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单位“是令人想想都害怕的地方”，而社会则“往往是在最现实最具体的事情上显示出它的严酷性”。是的，这就是生活，它和大学里想象的完全不同。在这里，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会被平庸、琐碎，充满烦恼的生活渐渐窒息死”，担心理想的泡沫被生活的庞大车轮毫不费力地碾碎。在这平庸琐碎的生活所造成的“磨损与丧失”之外，小说最戏剧性的对峙，莫过于“书生意气”的程列与那位“红光满面的胖胖的低矮老头子”，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一批前呼后拥的人”的劈面相迎。正是在那个时刻，程列极为透彻地感受到了权力的威严，他也陡然明白，这“权力的威严”，“是其它任何威严都比不了的威严”。这种现实的领悟，是他在《瓜地一夜》《被水卷去的酒帘》等过往小说中也曾隐约表露过的，但也只是到了这里，才表达得如此集中，如此鲜明，如此透彻。小说最后，“在这荒野，一前一后，跌跌撞撞，奔走着两个矮小的青年人。”5于是，这“荒野”的意象陡然变得意味深长，语词本身似乎早已暗示了人物所置身的体制化的牢笼状态，关于个体存在的荒谬感和压迫感也扑面而来。这无疑都深切揭示了刘震云人生某个阶段的情感真相，而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对于权力关系的想象，以及对于平庸生活的描摹，大概也可以视作他的经典小说《单位》和《一地鸡毛》的某种形式的“预演”。
刘震云：《都市的荒野》，《安徽文学》1986年第11期
从《都市的荒野》里，我们可以看到刘震云写作的深刻变化，也能深切感受到一个本真性自我的真正诞生。在写作的世界里，这篇小说大概可以标志着刘震云从外部世界向自我内心的深刻转移。我们已然注意到，这种转移并非借助某种虚幻的第一人称叙事来实现的。黄平在讨论张洁的名篇《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时候，曾引用过查尔斯•泰勒所分析的“内在的人”与“第一人称立场”相伴而生的关系。在泰勒看来，第一人称立场意味着：“如我所知的世界是为我而存在的，我体验、思考它。它对我来说有意义。”6这种观念认为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内在”对象的领域。黄平将这种“‘内在’对象”与新时期文学的起源联系在一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这种通往‘内在自我’的关键转向，正是开端于《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个文本是在此之前的当代文学中所罕见的‘向内叙述’——‘第一人称’在此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叙述视角与叙述手段，而是文化上的以‘自我’为中心。”7然而如人所看到，刘震云的这篇《都市的荒野》并没有“持第一人称的立场”，事实上，他在此后的诸多作品里，都不习惯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他总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尽管相较于他的早期作品，《都市的荒野》极大程度地展现了一种“本真性”的“自我”，而且用查尔斯·泰勒的概念来理解，这种“本真性”所包含的突出意涵在于“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注重聆听内心的声音”，以及在“内在自我”基础上建立个人独特的价值等等8，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文化上的以“自我”为中心，并不必然意味着要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与叙述手段展开一种所谓的“内向叙述”。事实上在《都市的荒野》里，刘震云通过小说中程列和维维的故事，看上去仍然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呈现的貌似依旧是与自我内心截然相反的外部世界，但他却是在借“他人”和“世界”来“浇心中之块垒”。小说强烈的“自叙传”性质，使得这里的“他人”有着极为浓郁的作者的影子，而所谓“外部世界”其实也是以自我内心为依据的。也就是说，这里所呈现的世界，不过是自我内心的投影。甚至换言之，这是以“他者”为伪装的“自我”的故事。这也是因为，这种由世界所退返的自我，定然不同于初学写作者的那种“自我创生”时的“自我”。这便正如金理在分析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时所讨论的，一种绝对“内在论”的自主性观念，即“我们的思想与行动所依据的原则，其权威性完全来自并只来自我们自己”，这样的想法无疑是虚妄的。在他看来，“作为‘起点’的关于‘自我’的理解，并不可能‘自我创生’，而必须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才能获得。”9在此，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也可以用来理解刘震云在《都市的荒野》中所实现的主体生成方式。
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二、“本真性”与“自我”的诞生
从小说的历史节点来看，刘震云发表于1986年的《都市的荒野》其实是极富意味的。沸沸扬扬的“85新潮”与“方法论年”的文学洗礼，以及由此而来的从“反映论”到“主体论”的观念转折，某种程度上也深刻体现在刘震云小说创作的微妙变化之中。这种观念和方法的变革，与当时刘再复影响广泛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密不可分，这其实也是李泽厚“主体性”思想在文学观念层面创造性应用和发展的结果。在刘再复那里，文学创作强调主体性，这至少包括两层基本内涵：其一，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位置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和主人，也即把人看作目的，而非手段；其二，作家应该意识到文学的命运与人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因此，“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在文学领域中恢复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地位，进而向人的“内宇宙”延展，承认文学是人的灵魂学、性格学及精神学10。总之，“文学主体性”论者十分强调文学的特殊性，重视作家的主体作用，认为一切作品都是作者情感、思想、意志的自由表现，甚至认为“作者根据自己人生体验的积累，凭着艺术直觉就能形成作品的血肉”11。尽管从相关材料来看，刘震云本人并没有就此流行的思想观念与创作方法发表太多看法，但纵观其创作流变，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极为明显。看得出来，“主体论”的张扬与“文学新潮”的萌发，对其小说创作中“本真性”写作及“自我”的诞生影响深远。
在刘震云的小说里，这种“本真性”的“自我”并不是空洞和悬浮的，而是以其独特的文学发现来予以支撑和填充的。这里包含着作者最切己的人生领悟，他以自我的经验与灵魂的袒露，荡涤了那些以“反映论”式的热忱对流行议题的描摹和演绎。这种全情的投入，也自然能够引起人们的深刻共鸣。具体来看，这种“自我”的发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发现权力体系与转向日常生活。这两点也成为刘震云此后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
其一，发现权力体系。在《都市的荒野》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莫过于小说中“部长来了”的那个段落。在那个庄重的时刻，一向“书生意气”的程列终于与权力体系的“化身”劈面相迎了。小说这样写道：
旋转门一阵急速地转动，果真走进来一个红光满面的胖胖的低矮老头子。随着老头子的进来，也挤进一批前呼后拥的人。大厅里立即安静下来。前呼后拥的人们，进门后纷纷都自我寻路，分开两排，以给老头子留下充分的活动余地。
大厅里安静极了。整个大厅里，只响起老头子的笑声和脚步声。12
这显然是一个既无比神圣又略显滑稽的时刻。随众人期待的目光一道出现的，竟然是一位其貌不扬的“低矮老头子”，这个“红光满面”的家伙，无端享受着众人的“前呼后拥”，巨大的反差所造成的荒诞感顿时浮现了出来。而附着在“老头子”身上的权力光环，也开始播撒出一种令大厅“立即安静下来”的无言的力量，这种力量让主人公程列极为透彻地感受到了一种沉默的威严。他陡然明白，“这威严是权力的威严，是其它任何威严都比不了的威严”。对他来说，这样的领悟来得稍微晚了一些，以至于他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自己大学时“书生意气”的往事：
记得在上大学时，班上都是学文学的，书生意气，认为写小说是天底下最伟大的事。哪位同学搞不了创作，写不了小说，大伙便会讥讽他：“将来当官儿去吧。”似乎当官是件十分被人看不起的事，是低能儿干的事。等到程列来到社会上，才感到官儿在中国的了不起。它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而权力，是可以管其它人以至于文人作家的。比如老科长，是中国最基层的官儿，就可以把程列管得严严实实，何况这是部长！他和部长之间的等级，要差多少层？此时此刻，程列觉出了部长的伟大，自己的渺小。
小说最后，程列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便源于他最直观地领略了这种“伟大”和“渺小”的巨大反差。对他来说，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成人仪式”，千百年来的“官本位”思想，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以及对等级制政体的无条件服从，这是年轻的程列必须领受的人生功课。他必须从政治上的“幼稚”状态中清醒过来，在“规训”与“惩罚”的锻造中，走向所谓的“成熟”。在此，小说所蕴含的权力批判意识不言自明。
以一种反讽的方式来呈现关于权力体系的惊人发现，这在刘震云过往的《瓜地一夜》《栽花的小楼》《被水卷去的酒帘》等小说中也曾隐约表露过。早在发表于1979年的《瓜地一夜》中，刘震云便让我们看到了基层权力体系的腐败状况。小说中的老肉能当上瓜地负责人，源于“本家侄女今年春天嫁给了队长喜堂的一个本家兄弟”，这种“裙带关系”生动说明了当时农村社会的基本政治生态。不仅如此，小说里的生产队，千辛万苦收获了西瓜，又会面临无数的关系要“打点”。各级部门的“头头脑脑”，“一时供香不到，随时给你个头疼脑热！”13在《被水卷去的酒帘》中，我们也可看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靠着辛勤劳动发家致富的乡村能人，终究没能在残酷的婚姻市场上战胜“县上哪个机关的主任”。小说里，令当事人郑四无比难堪的地方，一方面体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巨大的物质差距；而另一方面，那个“胖胖的老头子”的“一派当官的神气”，也顿时令人“感到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安置自己”14，权力的压迫关系给人造成的窘境，由此可见一斑。而《栽花的小楼》则包含更普遍的对于权力体制的追逐，小说里的红玉与坤山对未来的憧憬，其实只是基于一种“说不定将来还能进省城，和省委书记握握手”的人生理想15。对于刘震云来说，更普遍的权力体系的发现，则是在《都市的荒野》之后。《塔铺》里的学校，《新兵连》里的军营，《单位》和《一地鸡毛》里的单位，以及《官场》和《官人》中的官场，无时不在的权力空间，构成了刘震云小说极为重要的叙事元素。
刘震云：《被水卷去的酒帘》，《安徽文学》1982年第5期
其二，转向日常生活。《都市的荒野》里的“自我”的“发现”还集中体现在转向日常生活之上，这与他之前的作品显著不同。小说开篇便展现出程列和维维所面临的日常生活的窘迫，尤其是程列，从起床到上班路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已然将理想褪尽之后，日常生活触目惊人的“原生态”面貌呈现了出来。夫妻之间无尽的争吵，见证的是婚姻生活的平庸和琐碎；而曾经的文学理想与大学时代的诗情画意，早已是过眼云烟，迎接这一切的是生活的严峻面孔。看得出来，年轻一代的理想和热情，正在被充满烦恼的生活渐渐窒息，安顿这些理想与热情的，只剩下偏远大杂院的违章建筑、拥挤的公交车，以及“令人想想都害怕”的单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理想消弭的时代，让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都变成了磨损青春的艰难岁月。这在维维这里体现得更加明显，“她不满意这种生活，她不满意自己的丈夫。停止这种生活的唯一办法，就是离婚，离开这破败的十平米的违章建筑。但想一想，离了婚，难道前边有什么光明的、幸福的前景在那里等待你吗？想到这一层，她更加感到心酸、烦恼和委屈。”16为了平抑这种烦恼和委屈，她开始用跳舞来寻找“一点刺激”，然而等舞会结束，迎接她的还是前所未有的空虚和烦恼。此外，舞会的堕落、出轨的冲动，以及道德的焦虑感所带来的沉重压力，更是令她“痛苦、委屈、惶惑和悔恨”。而另一方面，等级制的权力体系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也显然放大了个体存在的荒谬感。仔细读来，小说中弥漫的日常生活的窘迫，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权势失落者的哀叹。无权无势无钱的小人物，不可避免地有着各式各样的生活烦恼。因此对他们来说，残酷的日常生活，恰恰暗藏着权力体系的地形图，也是它最大的载体。这一点在刘震云后续的《单位》《一地鸡毛》等经典小说里体现得尤其明显。
三、权力的空间生产
在《漫评刘震云的小说》一文中，陈晓明对于刘震云小说的“反讽”修辞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他看来，“刘震云的反讽是建立在对权力的庸俗化方面及其支配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观察基础上的，因此才具有意识到的历史深度。”17由此也精准捕捉了刘震云小说对于权力关系的独到发现，“很少有什么词汇像‘权力’一词这样，几乎不需要考虑它的意义而又如此经常地被人们使用，像它这样存在于人类所有的时代……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都要和权力打交道。”18
关于权力，最朴素的理解在于，“每个人都关心权力，而且理由都很充分：掌握权力的人控制着我们的命运。”“正如伯特兰·罗素曾说过，权力是人类关系的根本力量。”19马克斯•韦伯也给权力下过一个日常的定义：“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然而，韦伯只说出了权力的社会本质，而忽略了权力的社会运作（存在方式）。权力并非政治权力，而是表明一种权力关系。在福柯那里，权力不仅仅是压迫性，更是生产性的。“权力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我们具有的某种力量；它是人们给特定社会中一种复杂的战略形势所起的名字。”20同时，权力是高度空间化，它生生不息地自我生产，如其所言的，“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21亨利·列斐伏尔进一步指出，空间里弥散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换言之，空间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因此，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空间的概念一直为西方理论家们所津津乐道。海德格尔的空间就是人与周围世界相互关联的结果，福柯的空间则侧重于权力、知识的结合，而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社会秩序建构过程的产物22。在这位《空间的生产》的作者看来，空间从来都不是纯粹而空洞的，而是包含着某种深切的政治和社会意味。他说：“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像全是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23在此，列斐伏尔成功地将“空间”的概念推到了思想文化的前沿领域，并“使它成为富有理论构建性以及思想活力的术语”，这极大地改变了以往“空间”的内涵和使用状况。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
看得出来，无论是福柯还是列斐伏尔，空间的概念总是和权力紧密相连。这意味着，空间总是权力的载体，而权力又总是在空间中生产和流转。纵观刘震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权力关系在不同空间中的生成轨迹。
其一，家庭。在刘震云这里，家庭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权力空间。这是阿尔都塞意义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意识“再生产”的重要场所，家庭的伦理与道德实践构成了社会运作的重要基础。而家庭的重要性其实在于，它是个体从一出生就必须直面，且难以逃脱的存在境遇。家庭内部的父子、兄弟、和夫妻之间，无不渗透着或隐秘或尖锐的权力关系。正如德博拉·格林菲尔德在《权力》一书中所说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在童年时期，也就是在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候，开始了解权力的，此后这种认识会长期留存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们遇到的第一批掌权者，也就是我们的父母以及其他成年人，教会我们如何在家庭中生存下去。”刘震云的《爹有病》生动展现了格林菲尔德所说的，“与权力的第一次交锋给我们留下来无法磨灭的印记”24。小说开篇便是兄弟两人为爹到庙中求药的段落，面对漫山遍野参拜神灵的男女，十五岁的“我”无端发出了“金刚会不会强奸菩萨”的疑问，这不禁为小说增添了几分戏谑色彩。
《爹有病》以极为夸张，类似闹剧的方式，展现了父权制关系之下，典型的传统中国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这包括父亲对子嗣的剥削和压榨，妻子对丈夫的依附与言听计从，儿子对父亲的欺瞒与反抗，以及兄弟之间的竞争和倾轧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小说中爹的形象。在当时一片“审父”意识的潮流之中，这里的爹的形象着实不堪。他不仅粗暴地掐死了“我”的兔子，还极为荒谬地以“我”命硬克爹为由，将“我”绑缚在危险的荒野，这一切只为给他治病。而小说也借“我”的口吻，将爹的病与“我”的病作了对比，“我病了，看不看，我决定不了，爹说不要看，就不看了，爹病了，却要倾家荡产。”25在此，浮现在读者面前的爹，无疑是一个父权制的封建大家长形象。
刘震云：《爹有病》，《星火》1988年第2期
与《爹有病》相似的是，刘震云在《塔铺》里李爱莲的爹那里，同样显示了典型的父权制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家里妈挺善良，爹脾气不好，爱喝酒，喝醉酒就打人。妈妈怀孕，他还一脚把她从土坡上踢下去，打了几个滚。”26在这篇小说中，同样是为了给爹治病，李爱莲不得不在高考临近的时候放弃前途，嫁给王村的暴发户吕奇，这种类似为钱结婚的故事桥段在刘震云小说里并不少见，这里固然是贫穷在作祟，但父亲对子女的压榨关系却令人触目惊人。相比之下，《塔铺》中的“我”爹完全不同。他不仅经常给我送来“家里过年才吃”的麦面卷子，而且为了“我”能考上大学，他一天一夜徒步跋涉一百八十里，为“我”寻找《世界地理》，这也是刘震云小说中关于家庭记忆方面难得一见的温馨场面。其二，学校。与家庭一样，学校同样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也是权力运作的重要空间。然而在此，社会再生产的方式可能并不关乎学校具体教授的教学内容，而是与这里的权力关系息息相关。相比之下，《塔铺》里的复习班显然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是学校专门为社会上大龄青年考大学办的”，所有的学生都是为了高考的明确目的而来，因此也更加直观地呈现出对于权势（权力）的追逐。比如，小说中的王全，他的复习动机就极为明确，“他本不想来凑热闹，都有老婆的人了，还拉扯着俩孩子，上个什么学？可看到地方上风气恁坏，贪官污吏尽吃小鸡，便想来复习，将来一旦考中，放个州府县官啥的，也来治治这些人。”27在做自我介绍时，“耗子”理直气壮地告诉大家，他是干部子弟，父亲在公社当“民政”，这正是其特殊身份与权力地位的证明。由此可以看到，《塔铺》中的人们，都知道“做官”的重要性，在“官本位”的国度里，“做官”几乎成了衡量生命价值的主要标准。当然，对于王全来说，考试做官只是手段，对权力的追逐才是根本。而对权力的追逐，正是传统价值理念的生动体现。
刘震云：《塔铺》，作家出版社1989年
事实上，《塔铺》一开篇就极为微妙地展现了人们对于权力的臣服。复习班的男同学，初次见面分床位时，就有人为争夺墙角吵了架。而在另外的小房间里，大家却发扬风格，自动把墙角让给了班长，由此体现出最朴素的对于权势地位的屈服。当高考临近，同学们因为争夺复习资料都变得自私起来的时候，“找到资料的，对没找到的保密，唯恐在高考中，多一个竞争对手”，就变得极为普遍了，甚至连一向沉默懦弱的“磨桌”也隐藏了《世界地理》没让王全看。权力社会中人性的真相由此可见一斑。
与《爹有病》中“我爹”的负面形象相似的是，《塔铺》里的老师，那位“胡瓜脸”的马中，同样不太正面。他出了名的小心眼，爱挖苦人，总是以一副“不阴不阳，不冷不热”的面目示人。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作者在《老师和上级》中对老师形象的描述。在这篇类似随笔的文章里，刘震云极为戏谑地声称“怕老师和上级”，“当然蛇、狼和蝎虎我也怕，但我更怕老师和上级。”在解释为何如此时，他这样说道，“老师或上级中，在我的印象里，总有人凭着他们的年龄、知识或那么一点权力，都动不动就欺负人，让人擦桌子、买酸梨、猜谜语。”28这便涉及到他一向关注的权力关系问题了。然而有趣的是，这里的老师形象却与《一地鸡毛》里的杜老师完全不同，在后者这里显然凝聚着年少时代的脉脉温情，这也是权力社会中难得的一抹亮色。而同样是在《塔铺》里，也包含着权力质询中的一抹亮色。那便是小说中的李爱莲，如小说所交代的，“满坑蛤蟆叫，就这一个好学生。”与“耗子”的爱情截然有别的是，“我”与李爱莲的交往，正是基于一种共同的梦想，这种欲望的升华极富意味。正如小说最后所昭示的，“上了大学，别忘了，你是带着咱们俩上大学的。”“以后不管干什么。不管到了天涯海角，是享福，是受罪，都不要忘了，你是带着咱们两个。”29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之间的“爱情”，大概并不是基于庸俗的两个人之间的“爱的共同体”，而是一种凝聚着整个农家子弟共同梦想的“阶级共同体”的情谊。这也正是“泥坑”社会中既令人心酸又极具温情的一面。
其三，军营。这无疑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权力空间。据悉，刘震云有4年半的军旅生涯，但此后只有《新兵连》这一篇小说与这段经历深刻关联。现在看来，《新兵连》其实处处体现出的是人物之间的权力关系。比如一直小心翼翼，但越是小心越是出洋相的“老肥”，就颇有点契诃夫笔下“装在套子里的人”的意思；“白面书生”王滴，被公认为最会巴结排长的人；而“热情实在”的李上进更不用说，他最后因“上进”不成而导致的悲剧，是小说最令人唏嘘的段落。如小说所呈现的，在军营里，能当上“骨干”，是个人进步的第一站，所以人人争先，都想当“骨干”。为了争夺“骨干”，战友们挖空心思积极表现，甚至相互倾轧不择手段。小说生动展现了这个权力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关系：
大家对部队生活都有些熟悉了，连走路也有些老兵的味道了。这时大家也开始懂得追求进步，纷纷写起了入党入团申请书，早晨起来开始抢扫帚把。随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紧张了。因为大伙总不能一起进步，总得你进步我不能进步，我进步你不能进步；你抢了扫帚把，表现了积极，我就捞不着表现。于是大家心里都挺紧张，一到五更天就睡不着，想着一响起床号就去抢扫帚把。30
小说中，大首长来检阅的场景，可谓极尽夸张，这与《都市的荒野》中部长出现的场景如出一辙。表面上肃穆壮观，内在却是滑稽和荒谬。“广场又安静下来。这次可安静得能往地上掉针，车门打开的声音，都能听见。接着从车上走下来一些人。有几个胖老头子，也有年轻的，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兵。年老的背着手，年轻的立即撒成散兵线，向四周围张望。”这位军长同样其貌不扬，是“一个胖胖的，脸皮有些耷拉，眼下有两个肉布袋的人”。可笑的是，这个胖老头子似乎没学过敬礼，一只手佝偻着在那里弯着，说的问候词也和参谋交代的不一样。倘若小说只写到这里，还看不出有太多的问题，但接下来排长对军长的一句评论却让人倍感震惊，甚至让“我”产生了信仰坍塌的感觉：“他是大流氓，医院里不知玩了多少女护士！”权力的腐败与淫荡，就这样以不经意却又极为尖锐的方式被揭示了出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权力真相，“我愣在那里，半天回不过味儿来。回到宿舍，躺到铺上，翻来覆去再睡不着。我不相信排长的话。那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子，怎么会是流氓？那么一个壮观的场面，怎么会是这么一个结局？想着想着，我不禁既伤心，又失望，眼里不知不觉流下了泪。”31在此，“我”的崩溃感甚至比《都市的荒野》中的程列更为强烈。正是置身于这样的权力关系中，一群原本淳朴的农家子弟，那些十七八岁“睡打麦场”的青年，竟然“一踏上社会，都变坏了”，而战友之间面和心不和，背后告密，当面说风凉话，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此，刘震云通过军营这个庄严肃穆的社会空间来领悟这种人性的真相，更显出其权力质询的深意了。
其四，单位。刘震云笔下的人物，似乎永远在争权夺利：《塔铺》里的人们是为了准备高考，争夺出人头地的机会，《新兵连》里的士兵们是为了争夺“先进”，获得入党提干等个人发黄腾达的机会；而到了小说《单位》，刘震云则更为直观地展现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争夺各类职务时的勾心斗角与尔虞我诈。与《塔铺》里的复习班，《新兵连》里的军营相似的是，在中篇小说《单位》里，作者同样以其极具个人化的生活经验，为我们呈现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单位社会”的权力运作状况。关于中国的“单位”，杨晓民和周翼虎在他们的著作中曾这样概括，“单位制度是一种权力和福利的再分配制度，它是国家赋予一些精英人物和追随精英的人物以特殊国家权力的形式。”在他们看来，“单位是中国通往权力之路的入场券。”32单位的故事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为这是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的文学投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城市生活中，“单位是中国社会的高楼大厦的砖瓦，几乎是中国人仅次于国籍的身份证。”33也就是说，正是“单位社会”的普遍性，决定了小说《单位》所能激发的强烈的时代共鸣。
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
通过刘震云的这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派“溜须拍马搞关系，勾心斗角争名利”的机关乱象。在此，单位永远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以及由这些事引发的一系列争端和矛盾。比如小说一开头便是分烂梨的场景，之所以梨子烂了，是因为司机班班长男老雕分房子时有怨气，导致卡车在路上坏了，“一坏两天，烂了梨”34。而养蝈蝈，翻抽屉等事件引起的诸多纠纷，意气用事阻碍入党的人事风波，以及乱搞男女关系的一派闹剧，更是见证了单位的混乱局面。小说的慨叹在于，贵为国家机关，竟然“整天斗来斗去”，权力的斗争当然也指向了个人名利，而单位人渴望提拔，追求进步，也无非是为了解决吃、穿、住房子的问题。这些有着崇高身份的国家干部们，其实并不具备与之相应的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他们对权力的渴望背后，只有卑琐的个人欲望。小说最后，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老张的升迁是因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运气；老孙一直给老何出谋划策，获利的却是老何；最有趣的是，一直不受待见的主人公小林，竟然阴差阳错地有了命运转机，小说最后，他在分房子和入党的事情上都有了眉目。在刘震云冷眼旁观的自然主义写作姿态中，显然暗含着一种反讽式的笔墨，这里包含着关于权力质询的最朴素的道德义愤。
其五，官场。同样是关注权力关系的运作，刘震云在与《单位》《一地鸡毛》等小说几乎同时发表的《官人》《官场》等作品中，成功地将权力空间从单位和机关转移到了县委大院、市委乃至省委，这也就是更广义的“官场”的由来。在小说《官场》里，县委书记们为了争夺副专员、专员的职位绞尽脑汁、各显神通。然而，小说虽基于权力批判而展开，但总体上态度温和，既有冷峻的展示，也有善意的嘲讽。比如金全礼被提为副专员，就不能说与省委书记许年华毫无关系，这其实对于官场的“裙带关系”有一种隐微的批评。另一方面，小说对于官场中人身不由己的苦衷，其实也包含着基于人情事理的微妙辩护。比如对于行将退休的县委书记们，在他们被问到“咱们受党教育多年，也都是领导干部，我就不明白，你，老周，老胡，老白，怎么都突然盖起了房子”，老丛的回答就理直气壮，“临退，总得留下个退路吧？”“人在人情在，总不能退下来让我住贫民窟吧！”35小说在此，总体的批评之中也包含着一种难以察觉的体恤。小说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于省委书记许年华形象的塑造，这里一方面如《单位》一样展现了严肃的国家机关的荒诞感，比如，故事最后，当金全礼到省城来找许年华“跑官”时，他这才得知许年华已然“遭贬”，而实质上，他当初能到省里来，也是因为两派人僵持不下的结果，这其实与《单位》中“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故事如出一辙。
但另一方面，《官场》在总体的反讽之外，仍然处处流露出对于原则、党性和正义的坚守。比如，老吴和许年华就经常告诫金全礼，“要相信党！”当重新复出的老钟来感谢金全礼时，后者也全力撇清其中的人情世故：“要感谢党！”以及当金全礼说起感到世界上的事太不公平时，许年华仍然坚持党的原则：“人生在世，草木一秋”，不要忘记“咱们还是共产党员”。或者可以说，初涉官场小说的刘震云，其实并没有放弃一种基于传统政治伦理的“清官想象”。在《权力的黑光》中，王子今将“清官迷信”视为民间最普遍的传统政治意识，如其所言的，“中国民间历来有自发议政的传统，其中包括对于行政人员品行与政绩的评判。”“于是对于官员的政行，有了清浊之辨。”“清官”，显然是广大民众普遍承认与支持的政治权力的代表。然而，如其所指出的，“清官迷信，最终更体现出我们民族文化缺乏民主传统的特质。”36
从1989年的《官场》到1991年《官人》，两篇同样反映“官场”故事的小说其实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后者更加鲜明地展现了权力斗争的极端化。假如《官场》写的还是地方的官，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这一级别的基层领导干部，那么《官人》则开始关注“北京的官”，关注的局级层面的权力争夺，这种更高层级的权力批判，也顺势呈现出对于党和国家机关的更绝望的反讽。这一点，从小说那句足以载入当代文学史册的开头就可看出来。在此，假如说《单位》开头的“烂梨”只是一种善意的嘲弄，那么《官人》里的这句，“有人亲眼看见了一个大尾巴蛆，正在往厕所对面的会议室爬。”37则显然是更为暗黑的譬喻，足可见出作者溢于言表的义愤。而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官场》对于原则、党性和正义的朴素坚守，《官人》更为鲜明地滑向一个“没有好人的世界”，呈现出一副意义流失之后的荒野景观，故事里的权力斗争也包含着更多黑幕小说式的耸动与震惊。这种“上级”的正面形象的消失，与他在同时期发表的《老师与上级》中表达的情绪是高度一致的。
四、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
除了权力体系的发现之外，《都市的荒野》所开辟的写作意义还集中表现在转向日常生活方面。看得出来，小说中程列和维维的生活烦恼，在此后《单位》和《一地鸡毛》的小林这里，体现得更加明显。如果说程列经历的是焦虑、困惑和绝望，那么小林的不同在于，他从最初的格格不入、沮丧和哭告无门，终于发展成最后的逐渐适应乃至如鱼得水，二人不同的精神历程见证的是理想主义时代终结之后个体重新适应的历史过程。
倘若发表于1986年的《都市的荒野》还能让人隐约回想起数年前有关“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提问，那么到了《单位》和《一地鸡毛》，则是对这一问题的反讽式的回答。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中国当代精神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潘晓讨论”38。“潘晓来信”引发的大讨论，被认为“传递出一代中国青年的大苦恼”，“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困惑与提问，也顺势撕开了“‘永恒的普通人’向何处去”的问题39。毕竟，那些因“时代在前进”而消失了的“宽广的、伟大的事业”，曾经承载了一代人的理想和意义。而当失去了“理想主义激情”这个巨大的历史支撑之后，“潘晓”们也自然失去了“一种跟具体历史、现实语境密切相关，且跟他人息息相通的欢乐”，生活的意义便只剩下个人的具体的生活理想。而另一方面，由于“无私”观念在社会层面的急剧跌落，以及国家在制度上向社会竞争的日渐放开，作为普通“螺丝钉”的“潘晓”们在社会上的存在感、位置感都愈加难以显形，这在刘震云的小说里也体现得极为明显。
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这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无论是《都市的荒野》里的程列和维维，还是《单位》《一地鸡毛》里的小林，以及小林的老婆小李，他们都是当时作为社会精英的大学生的一员。在失去了理想主义的支撑之后，他们的热情和希望，找不到可以安顿的地方，那曾经承载着崇高事业的日常生活，自然蜕变成“磨损自己青春的这艰难的岁月”。而关于政治生活，那原本崇高的面目也随着政治热情的消散，日渐显露出它的丑陋来。从《都市的荒野》里“红光满面的胖胖的低矮老头子”，到《新兵连》里“一个胖胖的，脸皮有些耷拉，眼下有两个肉布袋的”军长，再也没有什么激情燃烧的岁月，只有走下神坛的昔日英雄们其貌不扬的嘴脸，以及围绕他们的蜚短流长。
关于《单位》和《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其实相当多的研究者都注意到王蒙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与刘震云这两篇小说主人公的隐秘关联。研究者饶有意味地从青年主人公的角度，将后者故事中的“小林”视为王蒙笔下林震的化身。通过对小林的“前世今生”的追索，小说得以映现两个不同的时代。事实上，结合作品的时代背景来看，王蒙的小说所反映的“反官僚主义”问题，其实深刻触及到毛泽东所关注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毛泽东并没有如愿看到一个理想世界的降临，相反，在革命成功之后的“第二天”，整个社会惊人地回到了一种世俗化和官僚化的原初场景。这是令有着“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王蒙难以忍受的。确实，从《青春万岁》开始，少年布尔什维克便成为王蒙小说书写的对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崭新的世界让人万分憧憬，随之而来的当然是革命岁月的告一段落，“职业革命者”们不得不以新的方式投身到各自的学习与生活之中。《青春万岁》便涉及到“少年布尔什维克”的重新抉择的问题，究竟是继续革命，还是认真学习40？与《青春万岁》一脉相承，《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林震也充满了少年布尔什维克气息。他那单纯的理想主义，勇于反抗官僚主义的精神品质，对于一代青年来说是弥足珍贵的。然而，在与刘世吾等人的交往中，林震的理想主义虽有挫败和妥协，但小说终究为他预留了足够的成长空间。如研究者所分析的，“他并没有割裂革命与常态、日常生活与乌托邦的关系。相反，他最终的成长恰恰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对之进行有效的勾连。”41这也正是林震与刘震云笔下的小林的根本不同。在彻底剔除了革命的乌托邦远景之后，小林的生活只剩下无尽的日常，看不到任何的理想和诗意，这种卑琐的个人化的日常，“被平庸、琐碎，充满烦恼的生活渐渐窒息死”，并不会让人感到有多意外。
刘震云小说的惊人之处在于，他恰恰呈现了这一过程。面对时代的迅速变化，《都市的荒野》结尾处的程列，还清晰地表达着自己的沮丧、困惑与愤怒，而在后续小说的主人公那里，他们连愤怒都不会再有。《单位》里的小林初到单位时，也时时体现着自己的格格不入。女老乔私下找小林“通气”，劝他写入党申请书时，那时的他还自视甚高，一再声称“对贵党还不感兴趣”。在此，初入职场的桀骜不驯的青年，以他自以为是的傲慢，表达着对于积极事功的不屑。这种“洒脱”的姿态，固然体现了一种未被世俗“玷污”的纯真，抑或透露出“规训和惩罚”所建立的世故与圆滑尚未降临时自我的原初状态，但朴拙之中的天真的幼稚感依然清晰可见。很快，面对政治意识形态和商品经济大潮的双重冲击，这种残存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旋即宣告土崩瓦解。
在生活的现实教育之下，经受多重“规训”的小林终于开始“觉悟”了。《单位》的后半段，“小林像换了一个人”：
上班准时，不再穿拖鞋，穿平底布鞋，不与人开玩笑，积极打扫卫生，打开水，尊敬老同志；单位分梨时，主动抬梨、分梨，别人吃完梨收拾梨皮，单位会餐，主动收拾桌子……小林除了工作积极，政治上也开始追求进步，给女老乔写入党申请书，一月再写一次思想汇报……小林要想混上去，混个人样，混个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就得从打扫卫生打开水收拾梨皮开始。而入党也是和收拾梨皮一样，是混上去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开始。
到了《一地鸡毛》里，他的这种“觉悟”变得更加自然。这篇小说让人看到，理想主义时代终结之后，作为文化精英的大学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小市民化”的精神境地的。小说极为深切地呈现了最精英的知识阶层的世俗化过程，表现了他们在权力面前的屈服，在商品经济时代的挫败、沮丧乃至同流合污的精神状态。这里最有意思的是小林的老婆小李，没结婚之前，她是一个文静的、眉目清秀的姑娘，然而，“哪里想到几年之后，这位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会变成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呢？”夫妻两人整天跟保姆较劲，抱怨乡下的亲戚，永远摇摆在“焦虑”和“上当”之间，纠结于吃亏与占便宜的琐事。而最为惊人的变化则在于：
两人都是大学生，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到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你也无非是买豆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服、对付保姆弄孩子，到了晚上你一页书也不想翻，什么宏图大业，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42
在《一地鸡毛》里，这种理想主义的消弭，还极为深切地体现在文学的位置与意义变化上。其实早在《都市的荒野》里，喜欢写小说的程列，他的理想就是“要当中国的托尔斯泰”，他幻想写出一篇关于“改革”的小说来，结果当然是没能成功。小说最后，他的文学梦想必也难以为继。这与《一地鸡毛》里卖鸭子的“小李白”的改弦更张有着几乎相同的意义。小说中，小林与“小李白”这段久别重逢的对话，被无数研究者津津乐道。当被问到自己是否“还写诗”时，“小李白”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蛋！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混呗。”在此，“小李白”从年轻时写诗到最后沦落为卖鸭子，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也暗示了时代的深刻转折。用曹锦清的话说，是由“单位”建制到“个人”主体的结构性社会变动43。正所谓，“要面子一股子穷酸，不要面子享荣华富贵。”这也生动体现出清高的知识分子，在经济实利面前的不堪一击。
《一地鸡毛》中小林下班卖鸭子，收受微波炉的段落，似乎正在暗示一种“堕落”的开始。这也不禁让人想起《千万不要忘记》里下班打鸭子的丁少纯。作为一部城市题材的话剧作品，《千万不要忘记》（又名《祝你健康》）延续了城市作为“可疑的，与庸俗、腐败相联系的生存处所”的传统。在这个作品中，电机厂青年工人丁少纯，新婚后受到曾是鲜果店老板的岳母的影响，开始讲究吃穿，沉迷于消费主义，甚至借钱买毛料衣服；而为了赚钱，他开始热衷于下班后打野鸭子，以至劳动时注意力不集中，险些酿成事故。这部“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传达了时代的脉搏”的剧作，极为明显地突显出“革命之后”“日常生活”的严峻意义。这部话剧也意在教育那些“年青的一代”，在“公共领域”中接受着社会主义教育，却在“私人领域”承受着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袭”：“每天工人在工厂里只有八个小时，遇上开会也顶多有十个小时，可是一天有二十四小时呢，其余的时间他们是在家里或者亲戚朋友那里过的，家里对青工进行什么教育，亲戚朋友都是一些什么人，那就很难说了。啥人都有，啥思想都有。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有人在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影响。”44这便是“日常生活八小时”的意义所在，它赋予了“没有枪声，没有炮声”的生存环境以严峻的阶级斗争性质。
丛深：《千万不要忘记》
倘若《千万不要忘记》的意义在于，将“日常生活八小时”的意义重新政治化，赋予其严峻的意识形态性，那么《一地鸡毛》的任务大概就是要将这种重新政治化的日常生活“去政治化”，这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历史过程。小说最后，小林终于领悟了人生的真谛，“这时小林对老婆说，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蛮舒服。”这与“小李白”所秉承的“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的想法如出一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有了结尾处那个意味深长的梦，小林“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年如日”。小林的成熟与领悟，意味着象征秩序对个体的规训，一种祛除了理想主义的随波逐流的生活状态也赫然形成。由此可见，在刘震云的日常生活叙事里，权力的崩坏，权势者以丑陋面目示人；理想被亵渎，文学家以“矮化”的形象出现；以及正义的不彰，所有人随波逐流，都将是社会的常态。在刘震云发表于1994年的中篇小说《新闻》中，就连新闻记者这个“无冕之王”也开始“堕落化”，而在《乡村变奏·“暴动”》中，匡扶正义的所谓农民的暴动，不过是一次出谋划策的收费行为。这种深刻的价值变迁，恰恰是这个时期刘震云写作的重要主题。这也是其“本真性”写作与“自我”的诞生过程中，对于时代变迁的深切领悟。
结语
纵观刘震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在他由早期专注于书写农村改革新貌，向最具标志性的《塔铺》《新民连》《单位》《一地鸡毛》等书写“日常身边琐事”的小说类型的转移过程中，中篇小说《都市的荒野》的转折意义不容忽视。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的关注焦点开始从外部世界到自我内心，从公共性事务到个体经验回归，这意味着他在对“世界”探索的挫折中，希求重新寻找“自我”，探求一种“本真性”的文学表达。在刘震云的小说里，这种“本真性”的“自我”并不是空洞和悬浮的，而是以其独特的文学发现来予以支撑和填充的。这里包含着作者最切己的人生领悟，他以自我的经验与灵魂的袒露，荡涤了那些基于“反映论”式的热忱展开的，对于流行议题的描摹和演绎。这种全情的投入，自然能够引起人们的深刻共鸣。
在刘震云这里，“自我”的发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发现权力体系与转向日常生活。从家庭到学校，到军营，到单位，再到官场，权力的空间生产，是刘震云“本真性”写作的独特发现；而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同样寄予着时代的深刻变迁，这两点成为刘震云此后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也是他最具标志性的个人风格所系。当然，在刘震云这里，这种自我与世界，本真性与世俗性的分歧又并非那么绝对，某个特定的时刻，自我与世界包含着更加复杂的辩证关系，这里兴许存在着一个有趣的认识论的“回环”：一方面，“到世界去”并非单纯的“世界”演绎，它理应包含对“自我”的重新理解和塑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刘震云早期农村改革题材小说中屏蔽了“自我”的孤立的“世界”并不满意。而另一方面，探求“自我”的目的并不是出于私心，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即“本真性”的“自我”并非“与世无争”，它理应包含对时代变迁的深切领悟，因而要在更高的意义上捕捉“时代”与“世界”。而后者正是刘震云八九十年代中短篇小说极富意味的地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载《文艺争鸣》2023年第9期）
注释
1.徐刚：《漫长的“小说学徒期”——论刘震云早期小说的时代风貌与个人风格》，《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
2.段儒东：《田野上吹来一股清新的风——读一九八一年反映农村变革的短篇小说》，《安徽文学》1982年第3期。
3.苗振亚：《让新意向深处延伸——读刘震云的三篇小说》，《文学》1984年第8期
4.刘震云：《都市的荒野》，《安徽文学》1986年第11期
5.刘震云：《都市的荒野》，《安徽文学》1986年第11期。
6.【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84页。
7.黄平：《“自我”的诞生——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6期。
8.参见【加】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9.金理：《“自我”诞生的寓言——重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文艺争鸣》2013年第9期。
10.参见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上、下），《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 1期。
11.参见徐秉忱：《文学主体论的贫血——关于新潮小说“陷落低谷”的思考》，《镇江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
12.刘震云：《都市的荒野》，《安徽文学》1986年第11期。
13.刘震云：《瓜地一夜》，《未名湖》1979年第2期。
14.刘震云：《被水卷去的酒帘》，《安徽文学》1982年第5期。
15.刘震云：《栽花的小楼》，《青年文学》1985年第4期。
16.刘震云：《都市的荒野》，《安徽文学》1986年第11期。
17.陈晓明：《漫评刘震云的小说》，《文艺争鸣》1992年第1期。
18.【美】约翰•加尔布雷思：《权力的分析》，陶远华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19.【美】德博拉•格林菲尔德：《权力》，林明东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3页。
20.【法】米歇尔•福柯：《性史》，张廷深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91页。
21.【美】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50页。
22.参见童强：《空间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23.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24.【美】德博拉•格林菲尔德：《权力》，林明东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前言第Ⅷ页。
25.刘震云：《爹有病》，《星火》1988年第2期。
26.刘震云：《塔铺》，《人民文学》1987年第7期。
27.刘震云：《塔铺》，《人民文学》1987年第7期。
28.刘震云：《老师和上级》，《长江》1989年第5期。
29.刘震云：《塔铺》，《人民文学》1987年第7期。
30.刘震云：《新兵连》，《青年文学》1988年第1期。
31.刘震云：《新兵连》，《青年文学》1988年第1期。
32.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3页。
33.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34.刘震云：《单位》，《北京文学》1989年第2期。
35.刘震云：《官场》，《人民文学》1989年第4期。
36.王子今：《权力的黑光：中国传统政治迷信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59页，第271页。
37.刘震云：《官人》，《青年文学》1991年第4期。
38.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39.参见吕永林：《普通人向何处去——贺照田论“潘晓讨论”、陈映真、雷锋之再思考》，《开放时代》2021年第3期。
40.徐刚：《〈青春万岁〉里的青春觉醒——“重读红色经典”之四》，《博览群书》2019年第10期。
41.参见杨希帅：《组织部里的青年知识分子——重读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文艺报》2019年9月20日，第27版。
42.刘震云：《一地鸡毛》，《小说家》1991年第1期。
43.曹锦清：《从“单位”建制到个人主体——市场经济与人的社会化》，《探索与争鸣》1993年第5期。
44.丛深：《〈千万不要忘记〉主题的形成》，《戏剧报》196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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