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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弢奖专辑 | 曾攀 :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
[ 作者:曾攀]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 [ ]

唐弢奖专辑 | 曾攀 :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

 

 

曾攀,文学博士,现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中国小说学会理事等。在国内重要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多有被《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出版著作《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等若干,参与主编《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等大型丛书。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年度优秀论文奖、广西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内容提要

“新南方写作”深具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涵义,其间新的经验和现实不断渗透出“南方”的新奇、新异与新变,由此而生长出了向海、向粤港澳、向东南亚等的现象及形式,这些维度成为了“新南方写作”的重要元素,也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学(包括汉语书写)中地方性叙事的新探索与新形态。不仅如此,在汉语写作、海洋景观以及美学精神的多维探询中,“新南方写作”可以说打破了既往单一性的地方性路径,以更为广阔的界域、更为新颖的书写以及更为开放的姿态,建构自身的地方性与世界性意义。

 

关键词

新南方写作    汉语    海洋    美学

 


一、汉语行旅与南方新义

 

现代汉语的异域旅行,又或者可以理解为跨文化视野里的汉语景观,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不仅成为汉语持续丰富自身的重要尝试,而且通过不断延伸和漫溢而塑造新的修辞形态和精神结构。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地方性路径而言,现代汉语的内部生长与外在求索,更是显现出引人注目的文化图景。杨庆祥在谈到“新南方写作”时,谈及其范围除了海南、广西、广东、香港、澳门外,“同时也辐射到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习惯上指称为“南洋”的区域——当然其前提是使用现代汉语进行写作和思考”,如此事关文学的发展史以及现代汉语的流变和整合过程,“历史将会证明我的判断,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汉语写作在历史的流变中有其各自机缘并形成了各自的表述,这些表述不会指向一元论,而是指向多元论,不是指向整体论,而是指向互文论。因此大可不必为现实的政治视角所限制,而刻意去建构一种文学谱系——他就在我们之中1。事实上,现代汉语自我增殖的历程,通过一种地方性和对象性的差异形态实现,能够吸纳更为多元也更为丰富的人文地理意义。也就是在区域重组、文化跨域以及语言交互中,拼成了南方之“新”的重要版图,并通过这样的多维牵引塑造具备重构功能的修辞装置。

黎紫书的长篇小说《流俗地》以马来西亚的城市怡保/锡都为中心,特别是小说里所描写的特定的地域风物、宗教信仰、阶层情态、政治景观、伦理观念等,一方面拓宽了汉语的表达范围和写作视阈,汉语的视角从中国移向东南亚而产生了异质/异域性的表达;另一方面,我更愿意将此视为“新南方写作”的新实验和新尝试,这样的写作当然与既往的华文文学脉络有着部分重合之处,但更重要的是在地方性的路径里创生了语言与人文的交错融合,而且在这其中催生了新的价值形态、精神辨知和文化认同。

 

除此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新南方写作”所面对的“南方”不仅是某一个地方或地域的表达,也不只代表不同区域乃至跨文化间的连结和融合,其更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南方加以呈现,由此延伸出中国南部自身以及作为多元联结体的东南亚,分享着某种文化认同,也于文本中构建新的修辞伦理。在这样重新定义的“南方”中,日常的世俗、惊心的传奇、深邃的历史、幽微的人性等,都依托于地方的异质书写以及文化的再度想象。在王德威看来,“银霞和其他人物安身立命的所在,锡都,何尝不是黎紫书所要极力致意的‘人物’。锡都显然就是黎紫书的家乡怡保。这座马来西亚北部山城以锡矿驰名,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曾吸引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来此采矿垦殖,因此形成了丰饶的华人文化。时移事往,怡保虽然不复当年繁华,但依然是马来西亚华裔重镇”2。地域性的结构体系中也透露着当下的地方乃至世界格局,中国和东盟之间形成的某种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也在当代性层面实践新的想象状态;另一方面,由此所构筑的新的南方更是代表了新的视阈和方法。这其中所关联的是,不仅关切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宏大命题,更意味着种种跨文化的乃至世界性的新的勾连,也就是说,“新南方写作”对于后全球化时代如何形成新的总体性意义,以及如何在一种整体框架中思考世界和未来的走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凌空蹈虚的建构,而需要去参考“新南方”的种种主体化的思维方式和在特定界域中的个体/群体的感觉结构,从中拆解并重塑他们的精神认同及价值形态。当然,这样的实践本身至少在目前为止,并没有固化的与先定的内在指向,而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未知的和不确定性的存在。因而,新南方写作所探索的价值辨知是开放性的,同时是面向未来的,是去寻找更多的共同体的书写实践。

于是,我并不打算将如此宏大的命题直接导入到某个具体的文本中,而更倾向于从新南方写作的文本肌理深处去透析这些问题。因此,这个过程必定是复杂而曲折的,甚至有时候是晦涩、昏昧的,因而需要去辨析,于再审和重思中,揭开南方之“新”意义为何。从这个层面而言,黎紫书的《流俗地》可以说展开了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图景,其同时是俗常的又是异质的,是细碎化的言语又有整全性的文化,共同指向着“南方”的新奇、新异与新变。

小说最主要的人物银霞是新南方的“新人”形象之一种。银霞是一个盲女,但并不因此而失去她的视角,她所遭受的现实和命运,以及由此投射出来的她的理念和灵魂,触碰到了一个五方杂处的生活世界,以及其中灌木丛生、杂草蔓长的汉语世界。

细读小说会发现,整个故事表面上以散点透视式的铺叙,聚焦流俗之地,并不追求叙述的整饬完备,也不存在既定的叙事框架;然而文本内在的前后呼应,形成的闭合结构并非有意为之,而更多的是在人/物的俗常与超越里,在常与变的现实历史推演中实现结构的完整。说得具体一些,小说以内在的驱动力进行讲述,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牵引以及不同个体之间的行迹,穿插藏闪,编织故事。这样的写法颇有些晚清小说的余韵,乃古典小说向近代小说转化过程中的流脉。而作者提出的小说在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织与交错,使得总体的情节推进中形成了虚实相间的关联形态,意思是《流俗地》这个小说,事实上缠绕着错综复杂的地方传统和地域表述,其中包孕着华人与华文世界的生活、情感和文化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小说的结构固然谈不上松散,但是叙事的节奏确实非常缓慢的,其内在的质地是平淡冲和的,间或透露出焦灼的渴求与痛彻的遭际。

循此思路,接下来我还想再谈一谈《流俗地》里面的日常书写的问题,也就是小说里的生活化书写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学所形成的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表达是若合符节的。所不同的似乎只是他者文化与异国他乡的风物人情的描述,而关键在于各种人物的观念认知和精神认同,是否可以置于一个总体性的“南方”之中进行考察。也就是说,在现代汉语的统摄下,是否存在着某种真正的文化共同体,或者,也许最凡俗的大众化的存在,便代表着更为坚实的以及最为广泛的根基。在这个过程中,“新南方”是否能够建构起一种更具普泛性的经验价值,便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对于小说而言,越是“流俗”之地,便越凝聚起更为广阔的群体基础,也将凸显更为坚实和坚定的道德信念。

小说从大辉死而复生的“归来”说起,这是银霞自电话那端听出来的。银霞在锡都城里的电召的士服务台工作,“听力和记忆力非比寻常”,大辉是细辉的大哥,细辉在闹市开了一家便利店,也是见证形形色色的人群。酒店的住客、按摩店的女工、嫖客和妓女人妖、开夜车的货车和的士司机等。银霞父亲开的士、细辉父亲开货车,后者却遭翻车离世,留下两孤儿一寡母,还有他的妹妹,莲珠姑姑,在旧街场一带几家店铺打过工。他们的故事从每一个细部的触角处开始生长,或独树一脉,或昙花一现,道出了众生相。虽然锡都诸神林立,三教九流难以趋同,但当地华人往往分享着同样的汉语经典和文化经验,如《西游记》,“唐三藏与孙悟空师徒等人到西天取经的路上,历八十一劫,她能从头数下来,一个不漏”。可以说,银霞是个盲女,但也使得她的听觉、触觉等非常灵敏,声音也显得冰清玉洁,“好听得像锡塔琴”。更重要的是,她时常陷入冥想和幻梦,也代表了小说写实之外的另一个出口或者转圜,“她在那些梦里,听觉可要比醒着的时候更清晰,可以明明白白地听到塔布拉里头有埋不住的萨朗吉;音乐之外有巴布轻微打鼾,电风扇在摇头;店外有卖衣服的马来妇人阴声细气的交谈;有华人的孩子一边在玩‘快乐家庭’纸牌,一边说着各种耍赖的话,指责别人作弊;有麻雀啁啾”,因而不得不说,作者在盲女银霞那里,埋下了两条线索,或者说延展了两种脉络,怯弱的与坚强的、残缺的与优质的、偏见的与洞见的、地方的与全局的,等等,更是通过她蕴蓄了小说的两种或多种修辞形态乃至伦理指向。

蕙兰是细辉的“大嫂”,大辉失踪后,他们一直没有办离婚,她在喜临门海鲜酒家工作,婆婆意外去世,她“带着三个孩子乘长途巴士赴锡都奔丧”。细读文本会发现,小说每一个人物出来,尽管表面看并没有大风大浪,他们沉溺于日常的俗世,但对他们而言,也许已经经历了最大的风暴。巴布理发室十余年前已然易手,由阿邦马力继承,改成马力理发室。这是组屋里的人们的常规理发点。从印度的理发师,到孟加拉的劳工,印尼的清洁女工,包括印度的姊妹花,以及为生计奔波的华人等,有意思的是,小说所描写的锡都城中的组屋及其人物群像,大体都有较为固定的人际交往和地域属性。似乎是没有变化没有流动的存在,但是时间的伟力也由此凸显。正是如是这般的静水流深的生活,却在一种缓慢的、相对固化的日常中,遭遇了他们“飞流直下”的惊心动魄,又或者如更多人一般仅只固守本身的俗世人生。

值得一提的还有,小说在近乎自然主义般的写实中,却经常逃逸出来,进入某种白日梦式的超现实,“在梦里,细辉每次回到近打组屋,必定走进巴布理发室,并迳自走到那一张小桌子前。迪普蒂低着头,墙上那象头神画像散发的幽光如研碎的姜黄纷纷撒落,照亮她头顶发分线上的抹红与画在眉心的吉祥痣”。这就特别有意思,作者确乎不甘心只是细数那些习以为常的生活和生机,她和她的人物都试图超离甚至超脱出来,去见见耀眼的太阳,去轰轰烈烈爱一场,去不甘平凡地奋力一拼。几乎家喻户晓的拿督冯的女人何莲珠便是遭遇了自我的起升与回落,“那时候谁曾料到呢?莲珠姑姑一天下午静悄悄地从楼上楼搬出去,等在楼下的是拿督冯的马赛地豪华轿车以及他的马来司机”,然而她也遭遇了丈夫的背叛与晚年的凄清。又如马票嫂的身世家庭,几经遭逢挫折,逃离再逃离,只为寻一处落脚之地。与莲生姑姑往上走不同,马票嫂则一直从底层滑向底层,在后者那里,充斥着三教九流混杂的世界,到马票嫂却自始至终都是抖擞精神,毫不沉溺。她热爱生活,仗义行世。可以这么说,小说写尽了人世的悲欢,却不为之所束缚,人与人之间的性情不同,命运也殊异,重要的是每一步都不至于如坐枯井,而是多有想望;生命可贵,也从不怨天尤人,到底是自己成就自己,自己负责自己。

还有一点颇有意味的是,小说里面提到的主要人物很多都有自己的梦境、梦魇或者幻梦。这样的超现实时刻,却多不意味高远的理想,也断绝不切实际的希望,常常只是现实的简单延伸,或者是身边的短暂幻想,充其量只是简单化约的期待。如细辉的媳妇婵娟“那睡眠仿佛海洋,原先极浅,她朦胧听见细辉给蕙兰打的电话,却不及细想,像是被一只手于混沌中牵着,越走越急,逐渐深入迷宫一样沟壑纵横的梦里,终于又回到旧时的学校,见到那长相怪异的女孩”。学校里的这个女孩因长相怪异遭受歧视而自寻短见,婵娟心头的阴影挥之不去,遂辞去了教师的职位,到细辉的店里帮忙。另一头,细辉的母亲却常遇到丈夫夜里托梦,大辉的失踪则始终折磨着她的心神。不仅是人,还有神佛、猫狗等,仿佛都走向了自身的曲折。这些无疑都是小说喧哗之众声的一种,他们显得世俗,有时身不由己,但重情重义;甚至有时显得狡黠,但精神始终不至于崩裂。

《流俗地》是一个充满市井气息的小说,里面提到密山新村巴刹里卖的包子,“尽管只卖叉烧包、南乳包和大包,而且店在巴刹一隅,与杀鸡的摊子靠得极近,鸡屎鸭屎的臭味与血腥之气扑鼻,店面还一片幽暗邋遢,桌椅都泛着厚厚的一层油光”,声音、气味,及其中的庞杂混乱,都是挥之不去的烟火气息,这样的表达显得奇绝、瘦硬,有时竟还略带筋骨。由是不得不提到小说的空间移动,从芜杂凌乱的组屋,到地偏心远的美丽园;从卜卦算命的庙宇,到看戏闲谈的园子;从邻居街坊多所光顾的巴布理发室,到很多人慕名而来轻生跳楼的近打组屋;以及华人接生楼、丽丽裁缝店、智障者收容中心,精神病院、盲人院,等等,小说有一节“所有的路”,移步换景的描述中,切入到银霞的视阈,作为的士接线员的她对每一条路都熟稔于心,不仅是职业使然,也是对于生存的城市所怀抱的感情,当然也出于她的天赋异禀。在这样的流俗之所,银霞也有自己的沮丧和抑郁,她凡事认真、圆融,人缘奇佳,但是总有自己无能为力之处,譬如她生理的和身体的极限,“想到自己终究不能与细辉及拉祖一起,每天一同上学,一同走这一条回家的路,忽然心头一紧,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咽喉;胸臆间一口翳气吞吐不得,便难过得吃不下去,只有任那冰棒不住淌泪,一串一串磙落到手里”。在银霞身上,表面寄寓了形而下的伤残人士的生命轨迹,事实上通过小说的叙述传递出了形而上的意识、意味及意义,她的天真和纯粹,她的隐忍和进取,她的忧伤和欣喜,都不仅指向单一的个体,而是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之外,重铸一种精神的例外和价值的可能。

如前所述,就在那些一地鸡毛的日子中,充溢着泥沙俱下的生命际遇,人们存在于鱼龙混杂的地界,由此小说展开了“锡都”的城市风俗画和市井世态图。当然,这只是小说的浅层,或者可以将之视为整体性的话语修辞之开端。这么说的意思是,通过这样的地方风物/风气书写,小说试图导向更为深层的生命形态。众声喧哗的人物调性以及复杂交错的社会政治,在不同的语言表述、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以及命运归途中,呈现出了一个庞杂丰沛的南方。

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汉语大体还略为显得笼统,事实上在此引导下,黎紫书更关注小说的语言与文本的修辞。“如果真有这样的语言,一种纯粹为这小说而生的语言,它最终会在小说里越过一切,高高在上,像明月一样照亮整个作品。它会毫不费力地照见小说的方方寸寸,让人物和景物显影,甚至将最幽微的气氛映照出来,使一切如同叶子上的脉胳般清晰可见。有了这亮光,小说写来会事半功倍,它会如流水般推动叙述的节奏,甚至在作者感到文思枯竭难以为继的时候,它也可能发挥助力,用它在流经好些章节后所积蓄的能量产生动力,帮助作者突破淤滞。”3因而可以说,语言是显影,也是表征,关键在于表现方式和手法的设定。王德威曾辨析小说中的写实与虚构的交错,“写实或现实主义因此不只意味单纯的观察生命百态、模拟世路人情而已。比起其他文学流派,写实主义更诉诸书写形式与情境的自觉,也同时提醒我们所谓现实,其实包括了文学典律的转换,文化场域的变迁,政治信念、道德信条、审美技巧的取舍,还有更重要的,认识论上对知识和权力,真实和虚构的持续思考辩难”4。在黎紫书看来,写实与虚构也并非一分为二般地截然对立,“在我眼中,这是个以写实为皮肉,骨子里却相当‘现代’的作品,又可以说,我既无意要写一部完全写实主义的小说,也并不追求十足的现代主义。我显然是个折衷主义者,只要可以将作品按理想完成,便丝毫不在意将写实和现代有机地结合”。事实上无论是写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代表着叙事话语的不同指向,多重维度中的生活摹写。

不仅如此,小说在不同的人物群体里,生动而深刻地传达出方言/语言的异质感,其中对应的不只是不同国别的人们的现实日常,更意味着以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作为一种后发国家而得以创生的未定一尊的场域,同时也代表了“南方”可汇纳众声喧嚣的新的文化容器。“对我来说,各种主义无非手段,正如小说中的语言,华语与粵语或其他方言交缠,甚至与英语马来语句式混搭亦无不可,对于作者而言,若是对语感有足够的触觉和掌握,这些不同的语言便都是交响乐团中不同的乐器,只要能指挥它们适时适当地响起,也能谱成乐章,进而如流水般推动叙述的节奏和情节的流转。”因此,作者执意不掀起大风大浪,而是试图呈现不同的精神意识和情感选择。即便是莲生姑姑的丈夫拿督冯大选输给了反对党,小说也是轻描淡写地通过细辉说上一句;而输掉大选的拿督冯流连风月,莲生姑姑也仅似无幽怨地补一句“你的姑丈在外头有女人了”;而到了后来拉祖之死,亦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家属坦然接受,新闻声响全无,警察毫无动静,“凶杀动机不明,无人被捕,更不会有讣文敬告知交,也不会有人刊登挽辞痛惜英才。拉祖的家人不知在何处替他低调办了丧事”,然而似乎也无人问津,没有人去专门关注一个底层家庭的悲观和辛酸。直至此处,作者仿佛试图要将小说引向社会学的批判,但却没有更深地追究下去,包括银霞惨遭强暴,也是再无追查、无声无息。因而这样的“流俗地”,便显得如深渊一般,人们的怕与爱、痛与恨,乃至生与死,未必都有回响,他们的声音也时常遭遇失语的境地,作者无疑在这里寄予了最痛的苦难,也流露着最深的同情。

有意思的是,当细辉问及银霞以后想打算,银霞也并没有一点雄心壮志,甚至于略显颓丧,“继续织网兜子啊,或者编些藤器,或者到街上去兜售彩票。难道真要去替人按摩揸骨?”也许这便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个体的真实答案,况且,一个双目失明的弱势女性,如果有什么胸怀大志、建功立业,也到底显得不真实。这也就是所谓的“流俗地”的况味,不画大饼、不吹牛皮,如沈从文所言,“贴着人物写”,贴着那个时代和城市,也贴着那一个尽管略显衰颓但也不完全弃绝希望的真切而平凡的“南方”写,或许,这也是“新南方”的一种心理状貌。

从小说结构看,开头银霞判断并预言的大辉回来,结尾处则是银霞曾走失的猫咪“普乃”归来,不可谓不谨严整全。而整个叙事行文至半,“那个人”一节写大辉回来了,便结束了前半段的分散叙事,开始进入新的局面,笔墨一方面集中述写银霞的情感遭际,直至写到她最后与顾老师喜结连理;另一方面则是集中在大辉、细辉一家,细述其母亲之死,延展至当地的婚丧习俗,并将现代人尤其是锡都的下层市民心理缠绕其间,故而显得驳杂而丰富,真好一个流俗之地!

小说开始时有一段话,写到银霞与大辉在电话里重逢,然而细辉却将信将疑。“可那只是口述,又不是照片。很难说啊。”细辉沉吟片刻后,仍然觉得这不靠谱,那已经是个自动消失了的人,怎么会再迷途知返。也就是说,一切似不真实,仿佛却又如此真切。见不到森林的全貌与大象的全形,只能一叶知秋,但由此及彼,自东而西,雨疏风骤,落花流水,既是认知规律之一种,亦是诗性形态之一端。《流俗地》如水银泻地般描绘世俗图景,“人-人”相连、“事-事”推导、“物-物”相衍,却是悲欢离合总关情。好在,晚年的马票嫂生活过得安逸,梁虾死后,他们的儿子比较有出息,带着母亲出游各地,半生漂泊惶惑,然而尽管年迈患上阿茨海默症,到底换来了晚年的安稳。与此同时,惨遭强暴,丧失了贞操,命途多舛的银霞已阅见了太多的情仇爱恨,然而,最后还是遇上了她的顾有光,尽管心中并无宏愿,但运命眷顾,普通且幸福的小日子最终还是沾上了。这不禁令人想起银霞读信时的那一段“无可奈何花落去”却又“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话:“那信就在‘然而’(however)一词后戛然而止。那本来是一个表示转折关系的连词,像是一个转角。在它以后,本该有一个拐弯将人引至另一个去向,甚至到达另一个境地,看见另一个角度的事实。那样的一个词,原该是一扇虚掩的门,一个通往别处的入口(或是一个离开此境的出口);门后要么是天堂,要么隐藏着炼狱,反正是这世界迥然不同的另一面。”事实证明,仿佛子虚乌有,到底水落石出。回过头来看,小说莫不如是,也许未及亲见,但却一切未然,可信可疑,不信不疑。银霞的视角与小说的叙事相互映照,在形而上的层面是若合符节的,那就是基于一定现实的揣摩和想象,这个过程“不是照片”,或只是“口述”/叙述,真实与假设都在特定的伦理认知之中重新确认,无尽的虚构,却是无比地真切,这便造就了小说的意义与南方的新生。

 


二、海洋写作与南方伦理

 

林森的《海里岸上》(《人民文学》2018年第9期)、《唯水年轻》(2021年第10期)这两个中篇小说是他近年的代表作品。据作者所言,《海里岸上》和《唯水年轻》是他的一个写作系列,今后也许还有新的延伸。从写作的角度而言,这“不仅仅是新的素材、新的题材,它同时也需要找到与之贴合的结构”,“《海里岸上》呈现了两个空间,于是‘海里’和‘岸上’两个叙事场所,便交错进行,呈现一种潮汐涌起又退下的模样;《唯水年轻》想写人在如水的时间中的变与不变,想写被时间之流所塑造的心灵与意志,在结构上,也就有了不断逆时间往前追溯的样式——从当下,远溯到那场造成小说叙事场景的万历三十三年的大地震”5,这里我想说的是,好的地方性写作并不局限于一种地域的风物、风貌、风情,更在于风气、风尚,及其表达的风格,也即在“新南方写作”之中,“写作”是重中之重,再丰富立体的地方呈现,最终需要付诸文本的结构形态以及修辞伦理,否则便只是地方志书与旅游指南。

值得注意的是,林森基于海洋的书写并没有陷入奇观化的窠臼或导游式的庸俗,也并非仅仅局限在细枝末节的生活俗常和热带风情的简单描摹。“涉及地方性的书写,最容易带来的,是进行奇风异俗的展示,沦为被观看的‘他者’;可我们要意识到,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能提供某种能与他人交流、引起共情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写作者最不应该提供的,便是‘猎奇式的展示’。”6去奇观化的写作并不排斥海洋的景观和观察,在林森那里,海里与岸上往往产生着深刻的互文,年轻的与年迈乃至逝去的人们则是彼此映衬,故而,小说里的大海是对象,也是镜像,映射出更为深刻的生理与心理、死亡与存在、他者与自我、历史与当下等的多重对照,此外还在叙事结构的交错熔铸中,凝而聚为一种方兴未艾的磅礴气象,也因此海洋叙事构成了海南地方性书写的重要路径,并在“新南方写作”的脉络中脱化成型。

 

 

具体来看,《海里岸上》写卸甲归田的一代船长老苏,只身生活在海南岛上的一个小镇,那里曾经凋敝、陈旧,但如今高楼林立,游客如织,“显示出某种迸发、昂扬的新面貌”,有意思的是,南方之“新”一开始便已隐约透露出来。然而故事却展开了必要的曲折。老苏兀自生活,既要为被超大台风刮倒的木麻黄树操心操劳,但他并未完全沉溺于常俗,常常跳出其间,如不断打造自己记忆中的那艘船。老苏所生活的海南岛上的这个渔港,“多少年来,一代代‘做海’的人从这里扬帆航向广袤的南中国海”。但他却步履匆忙,无暇他顾,也与出海的氛围格格不入,“他已经很久没有机会到海上去了”。可以说,以老苏为中心的生活与记忆形成了小说的双重结构,其由海里和岸上的两条线索交织牵引,一边是老苏的现实日常,一边是他的经验历史,由是凝结出一种完整的生命历程。

海洋曾经是老苏的光荣和梦想,“一九五○年之后,老苏刚刚上船不久,那时基本不去南沙,而随着船在西沙和中沙捕捞作业。二十多年以后,响应国家战略的需要,他踏上了前往南沙的征途”。那些年里,捕捞不仅仅是捕捞,也是凭着一股中国人的热血,在自己的海域巡游,他们在事先准备好的木牌上写下大红油漆文字:“中国领土不可侵犯。”但随之而来的意外,却成了他的阴影和噩梦。老苏的一次掌舵出海改变了他对海洋乃至对生命的观念,那次曾椰子潜下海前喝了酒,结果失去了往日的警惕,在水下遭遇不测,血管爆裂,鲜血渗出,最终升上来之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曾椰子只死了一回,而老苏则在梦中,一次次这么死去,又活过来”。不难看出,老苏与海搏斗了半生,见证了海里种种的悲欢离合、死生沉浮,无论是他麾下的曾椰子命丧海里,还是后来的大吨位渔船在台风中倾覆导致船上渔民葬身鲨鱼腹中,等等。他在生活寻常中看似悠闲自在,实则背负着海里岸上的一场场风暴,就连老友阿黄,最后也在医院查出了肺癌,“可能是当年海上捕捞,长期在水中憋气,对肺部造成了很大的损伤,应该是老毛病了,不过是到了现在,才集中爆发了”。这几乎是一代渔民与“做海”人的生命历程、情感结构和文化认同,也是指向他们精神归处的意义风帆与价值之锚。

再者则是小说中提及的两性因海洋而分隔,导致欲望的悬置和情感的架空,那里充斥着残酷的日常,但也往往现出温情的维系。譬如老苏回家之后,会跟自己的女人讲述海上的遭逢,激起“阵阵的惊叹与尖叫”;与此同时,女人则谈起岸上的种种际遇,“老苏知道,在岸上的女人,并不比出船更轻松”。最终,随着老苏“手发抖”,以及老伴的离世,他不再出海,然而也无人继承他曾经的事业,只能被迫把渔船出售,海鲜店的老板却将其改造成了移动餐厅,这令老苏追悔莫及。可以见出,小说奏响的是南海一代船长/渔民的挽歌与悲歌,但关键在于他们的精神底色并没有褪去。尽管老苏已无法再出海,但他最后主持祭海仪式,可以说重新询唤出了他的英雄主义及其身上流露的文化传统,且得以循此昭示并激扬后之来者。

不得不说,小说尽管更多的是对大海的热切与热爱,但其中对海也充溢着复杂的情感。老苏在南海也曾经乘风破浪,但却深感后继无人,“想到祖先多少代人以海为田,儿子这辈却远离了,老苏还是涌起一阵阵怅然。父亲从祖父那里接过《更路经》和罗盘,后来传给自己,自己要递出时,眼前空荡,没人接手”。不仅这样,大儿子还到海里捞砗磲贝倒卖,砗磲是海里的灵物,后来被政治禁绝销售,陷入了财务危机。老苏试图在侧面帮助儿子解围生活之困,实际上对其早已深怀不满。但当儿子提出一起吃点马鲛鱼,又引起了极为生活化的一面,“海里的东西他吃了多少年,马鲛鱼是永远吃不腻的,那种鲜味,能掩盖所有的烦恼,从舌尖溢散全身,瞬间把人包括在风平浪静的海水里。老苏有时候也会想,出海那么危险,一代代人把命丢在水里,却还要去,启示和这水中之物的味道关系极大,当舌尖触到一块煎得略微焦黄的马鲛鱼,所有海上的历险,都那么值得”。然而,小说的最后,老苏还是献出了他的《更路经》和罗盘;老友阿黄在患病后出走,不知所踪。老苏唯有遵从阿黄遗愿主持祭海仪式,祝福所有开渔出海的船只顺风顺水。

小说甚至还谈到了南海主权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新南方写作”的一个宏大的命题,那就是与国家战略、意识形态的一种呼应,当然这是以文学的方式生发与回响的,就像小说提及当时的南海争端,而老苏却不是以既有辞令而是通过极为个人化且充满地域性的语式进行回应,“还用得着证明吗?不说别的,我们一个小渔村,这些年就有多少人葬身在这片海里?我们从这片海里找吃食,也把那么多人还给了这片海,那么多祖宗的魂儿,都游荡在水里,这片海不是我们的,是谁的?”很显然,生命和历史就是归属问题最有利的证明,也因此留下了“南方”最为深刻的烙印和记号。就像老苏更珍爱的《更路经》和罗盘,那是一代代人的历史沉淀,也是“做海”人生活的与精神的指路之物。

《唯水年轻》中,自小生活在海边的“我”是一名水下摄影师,经常辗转于各样的大海,浸泡各式的海水,但下海又是“我”的家族难以抹除的苦难,“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消失于茫茫大海,曾祖母不让父亲下海,父亲则不让我下海——出海成了我们家的禁忌”。然而,这样的禁忌也是图腾。一日,我正在潜海,忽然听闻曾祖母去世,于是匆忙赶回家乡,“人们总会在葬礼时,埋件什么水里的东西才安心。这事,当然由家里的男丁负责”,于是我的潜水技能得到了发挥的余地。小说里说到一个细节特别有意味,我潜入海中,海水“围绕在我身边的结界”,这使得我“彻底安静下来了,好像这是独属于我的空间,给了我莫大的安全感”,就犹如“婴儿在母体”,大海对她的子民既是保护,也是一种孕育。

对于一名水下摄影师来说,拍摄是一种纪念,对于文化留存而言,自然意味着抢救和发掘。我潜海摄影,更代表着另一种想象的方式,“我在水下拍摄,镜头和眼睛多是对着珊瑚礁、游鱼和水草,那些活物里,藏着大多数人对海底的想象”。但更多的,是付诸于视觉,“我”在水中摸索、观察、寻觅,最后,“我呆呆地看着拿上来的那块东西,不知道合不合适陪曾祖母下葬——那是一块石杵”。而于父亲而言,他对海的恐惧与“我”对海的向往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更愿意以“新人”的形象塑造的角度进行辨析。长寿的曾祖母则是文化传统的象征,她对“我”的认可和支持是最大的,这仿佛又形构了一重隐喻,似乎越是真正的传统,便越支持和催生现代。“船在港口靠岸后,从渔船归来的年轻人相互簇拥着,犹如过节。船上狭窄的空间,限定了他们的步履,虽然他们可以在海水中划游,但那种摇晃与动荡,总是没那么踏实安稳,他们要回到岸上之后,才把憋在身体里的一切发泄出来”,缘海而生、而长的年轻人,在水里获得了全新的体验与生命,很多人以海为生,以海为趣,大海意味着生活的保障、精神的依托,也是他们代代守护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传统。

不仅如此,通过小说可以得知,“年轻”的不只是以“我”为代表的青年乃至海滨的人们,还有海里的物种如飞鱼,它们在大海纵横驰骋,毫无顾忌,它们有自己的生活,也形成了自然的生态链条。小说里,飞鱼的猛然一撞,使得歪歪扭扭的牌坊上,掉下不可名状的覆盖物,上面写着“海不扬波”,这是先民曾经的遗存生活印记,也是人们面向大海的祈愿和祷告。“我”即便不止一次地在海底置身险境,甚至面对家族的诅咒附身,曾祖父和祖父不知所踪,也许为大海所吞没,又或许如曾祖父谜一般的一去不返,留下一封书信,却语焉不详难以追溯,唯留曾祖母一人独守数十年,还包括父亲的恐惧和怯懦,这些都无法撼动大海的诱惑。小说由此徐徐描述了一个在海洋中激荡的家族谱系,甚至不乏跌宕曲折的传奇色彩,先辈们在海中驰骋,不知是被别国的士兵还是神出鬼没的海盗所袭击,在海上船员感染可怕的疫病,尽管在海里出生入死,但古老的大海却一直装载着他们的生活与理想,即便这个过程也会给他们带来噩运乃至死亡。

作家东西在《南方“新”起来了》中提到“新南方”的区域定位为“正南方”,也即“海南、广西、广东、香港和澳门”等地,“一是因为这个区域的年轻作家确实活跃,二是受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感召”,在这个新的时代语境中,“‘南方写作’也迎了来一次‘新’的机会”7。在这里,海南则要建设世界级的自由贸易港,在小说中这个层面亦有所反映:“海南宣布建设自由贸易区之后,他们公司也在加快布局、探索,在我们家附近的那片龙宫推出潜水游,便是其策划的一个新项目。”南方之“新”并不是高悬的形而上存在,而是一种生活物象和生命景象,如大海的因子融入了所有滨海人家的日常一般,“新南方”也将成为主体自内生长的血液般的存在。

小说自然写出了海的辽阔与水的年轻,但同样走向了人性的与生命的纵深,“对我来说,小时候的每一次扫墓,都是一场心惊肉跳。我知道祖父、曾祖父的墓穴都空荡荡,可那隆起的土堆,有着消灭一切的力量,我想不明白,活生生的喜怒哀乐,凭什么全部掩埋于这些土?凭什么归于无?凭什么一丛又一丛坟上杂草这么繁茂于风霜?这两个无法被陆地捆绑的男人,消失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那好,既然看不到,凭什么说他们死了呢?难道不是他们厌倦了这海边村子的小,于是出海远征,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开枝散叶?”事实上无论命运几何,以曾祖父和祖父为代表的人们早就将海洋作为归宿,因而也最终通过海水的名义和海洋的象喻留存下来。包括村里人对死者的敬而远之以及冥寿之后的热情祝福,在表示人们对于生死的恐惧与敬畏,这是热带南方的乡俗民风,也是人性心理的现实反馈。

与此同时,小说的另一条线是水下龙宫,龙宫的形成,是因为早前的一次大地震,海边的村子全部沉入水中所致,“那次地震在明朝,至今已不止四百年了。那回地震太大,海南岛伤亡惨重,沿着海边数过去,有七十多个存在,全变了海底村庄”,在小说所讲述的故事里,那是我的拍摄任务之一。“不管设备多重,一入水,我就活了过来。我是独行侠,觉得入水是一个人的事,那种被海水包裹、独自游荡的自在”,入海与拍海,是个人的意趣,也是海的诱惑及精神的寄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龙宫与《海里岸上》老苏在海里恍惚见望的“海底宫殿”形成了互文,“他们明明知道后果会怎样,可海水更深处”,龙宫也好,宫殿也罢,都是一种喻象,在现实与幻象之间凸显对海洋的无尽向往,那里深邃而斑斓,丰富且驳杂;那里既埋藏/埋葬着种种过往的历史,同时又召唤着当下以至未来的航程;那里充满了不可回避的危机和险境,却始终吸引着海里岸上的人们趋之若鹜,践行内心的渴望。“对我来说,这样的潜水摄影,已经不是谋生的工作,而是修养身心的方式。陆地上的声音都被隔绝了,没有了人影,这是我的世界。”漫长的海底世界与悠远的家族历史纵横交错,因明朝万历年间的大地震沉入海底的村庄建筑,与“村庄太大、太长,没完没了”彼此映照,历史与现实纵横参差,梦境和心理打结缠绕。不得不说,《唯水年轻》写出了一段家族史与心灵史,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们的界域是海洋,底色是年轻,这便是“新南方写作”的意义所在,历史的讲述总是指向现下的境遇和未知的探索。“新南方”的“新人”,却始终不丢却探索的欲望,他们试图涵纳并转化历史,甚至意欲化解包袱和因袭,就像小说里“我”的父亲,曾经如此恐惧大海,但最终还是试图超克家族的魔咒和灵魂的恐惧,冲破自己对于海水抗拒,学习潜水,下海看看龙宫,那是他的心愿,也是心结。潜入未明的命运,奔向未知的境地。除了下海,父亲还问及如何办护照,想要到东南亚去寻找自己的父亲。可见,以生命的行迹打破地域的局限,这是小说内在的叙事旨归,也是大海之浩瀚与博大的表征。

小说颇有意味的是最后一段“唯水年轻”摄影展前言:“当我潜入水中,看到海底建筑,便觉得,这片海,确实老了;可荡漾的水纹天光,又那么年轻。这一次展览中,除了海底村庄的照片,还有一些岸上的,彼此夹击,共抗时光。摄影者也颇怀私心地放入了与曾祖母、曾祖父、祖父、父亲相关的一些照片;尤其是曾祖母,她坚硬地撑住数十年时光之潮的冲刷,她并未苍老,她如水——唯水年轻。”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关于摄影的前言,也切题小说的主旨,年轻固然指向不老与不死,也是一种精神状态的征象,是文化精神的重要延伸,如果联系“新南方写作”,这里的“年轻”更意味着南方的复魅与新生,是在南方新的场域中构筑新的语法,在不断更新和创生的地域性修辞里重铸生命的初心和本真。

《海里岸上》的结尾有一幕,在得知阿黄拖着绝症病躯出走之后,老苏独自一人来到海边,似是祈祷,又是祭奠。“永远有波浪不断涌上,又立即退去”。同样的,“在《唯水年轻》中,不断老去、逝去的生命,在永远年轻的“波光水纹”面前,难免脆弱,可写作者所想做的,不就是在这样的脆弱中,抓住某一瞬间以寻求生命之意义吗?”8大海的包容、深沉,怒吼与低吟,可以抹煞一切,也能留存所有,往往以某种超越性存在,如蒋述卓所言:“更为重要的,应该是新南方写作的超越性,它不能仅仅局限于地理、植物、食物、风俗与语言,而应该是在一种多元文化形态环境中所形成的观察世界的视角与表达方式,代表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无穷探索。”9潮起潮落,推陈而出新,大海涌动着历史与岁月的印记,折射出精神的跌宕及守持。在海岸线之上,一个全新的“南方”正缓缓浮现,在那里,“新南方写作”是纷纷扰扰中海里岸上的生命求索,亦是沉沉浮浮里唯水年轻的全新世界。

 


三、精神构造与南方美学

 

关于新南方写作,香港书写颇值得重视。这里主要以葛亮的小说为例,在他此前的长篇小说《朱雀》《北鸢》中,已经显露出熔铸城市、家族、人文、历史的书写倾向。中篇小说《飞发》亦是重要的代表作,其将香港的城市发展史与人物主体的奋斗史、精神史相结合,写得深邃开阔,且饶富情义。

小说的楔子首先从语义学的角度阐发“飞发”之“飞”字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其在香港的普及,经历了中西流变的词源历史。而且这里面还牵涉到了一种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意味。故事从“我”和谢小湘的友谊谈起,从她那里,“我”得知师兄翟健然开了个理发店。翟师兄在香港大学跟着系主任研究古文字,“我”的学妹小哲则放弃了对“新感觉派”的乐理研究,投身梨园,成为了香港粤剧界崭露头角的花旦;同门师弟陆新航则跻身补习行,混成业内“四小天王”。从大学同窗的种种转型,也许能见出知识分子的当代境况。小说无疑写出了一代知识者的分化,但又并不急于对此下一个简单的评断。

在“乐群理发”店里,我以为见到了翟师兄,接下来便是巨细靡遗地描述“师兄”给“我”理发的过程。虽然这个职业与他的专业所学落差甚巨,但当“我面对着落地大镜,看到他专心致志,这倒是有几分印象中面对古文献的情形”;不仅如此,理发店中的布局、背景和音乐都颇为考究,虽然这只是市井中的一个偌大的理发店,“但细节上,却有许多欧洲barber Shop的痕迹。取光的玻璃柜里,摆着品牌的洗发水、润肤皂,甚至还有不同款型的须后水。普普风的大幅电影海报,镶嵌在镀金的画框中。桌椅,包括他特制的工具箱,都规则地铆着铜钉,是略有奢华感的暗示”。后来我恍然大悟,实际上师兄是以这种方式怀旧,纪录在母校的求学时光。但到头来却发现,那是我师兄的双胞胎弟弟翟康然,小说以这样的误认,进入这一家人的家族及其精神历史的书写。与此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师兄的一家将他们的满腔热情,完全倾注于“飞法”的生活和生意日常中,在琐屑而又颇有些窘迫的生活史中,注入了非同于一般的价值认知,由此开启了他们的生命书写与灵魂叙事。

但是却因一桩难事,让师兄的家庭焦灼不已,业主不肯再续租了,但他们一家还想将老店做下去,特别是父亲因绝症命不久矣,如何让老人家在仅存的时间延续家业,成为难中之难。表面看理发店只是谋生手段,实际上却代表着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固守/坚守,在那里凸显了他们的现实与理想,也透露出南方新人的心力与心气。

小说不厌其烦地讲述理发、理发业、理发师的话语及其历史,理发业内部使用暗语繁多,如果细细考究会发现,每一处暗语都是世俗的情感结构和文化的认知习惯,“这种类似文字游戏的暗语,亦似江湖隐语,长期流行于市井业界,也别有一番趣味”,谐趣、形象的修辞的背后,包孕着历史性认知以及地方性认同。故事由此转入翟师傅的个人奋斗与精神历史,他为什么要开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工’字不出头。要想出人头地,就要有自己的一爿生意”,其中也映射了香港的地域文化和价值认知。

除了市井的和世俗的理发店,以及翟家自己开的充满艺术格调和个人风格的“乐群理发”,还有小说的重要支脉“孔雀理发公司”,那是翟玉成一生的高光时刻,他在霞姐亲自打理起的生意,门口“高大的西门汀罗马柱上是拱形的圆顶,上面有巨大的白孔雀浮雕。灵感来自翟玉成爱去的‘皇都戏院’上的浮雕‘蝉迷董卓’,声势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当年在夜色中,这孔雀便是缤纷绚丽的霓虹,不停地变换着颜色”。这也表明了作者意欲表达的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大都会的品位,这么说的意思是,小说事实上以此贴紧香港自身的定位和意义,经由理发店所折射出来的不同阶层和人群,建构了一座南方都会的产业链条、经济谱系以及文化想象。

不仅如此,在霞姐的点拨下,翟玉成还投资了一家成衣公司,两年内就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在翟玉成的跌宕起伏背后,总有一条显明的香港的政治史、经济史线索在,其中提到“香港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工潮,并因此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反殖运动。百业萧条,‘孔雀’自然难以独善其身,翟玉成在成衣厂的投资,亦有不小折损”,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的城市史与(小说中大多来自内地的)市民个体的奋斗史、心灵史紧密相连,这也就使得小说具备了一种纵深感与开阔质地。

为了自己的生意和事业,翟玉成“日渐逸出了霞姐那代人相对保守的轨道,而与这城市的起伏同奏共跫”,他参与到香港股市的涨跌里,投身于都市商海的沉浮中,却在恒生指数的大起大落中被打回原形,自此,霞姐退去,好妹浮现。好妹即郑好彩,她在翟玉成危难落魄之际,照顾并接纳他,与他结为夫妻,将翟玉成重新拉回现实的轨道。成家后的他们觅到了“乐群理发”的铺子,那仿佛是“孔雀”的低配版,也似乎也构成了一重怀旧。于是乎,翟玉成从最底端的人生洼地,算是慢慢爬了起来,最终不至于沉沦,也渐渐建立自身固执的信念与信条。

但郑好彩后来见义勇为,丧命于一个疯子的刀下,结束了普通人的一生,他们的女儿也意外得了黄疸没有及时救治死去。于是一家子只剩下父亲和兄弟俩相依为命。而正是“好姨”的“面子”,最终房东答应了续租一年的要求,也使得“乐群理发”得以延续。而且,理发店不单单是翟健然和翟康然谋生的手段,是他们与父母的情感纽带,也是其成长史中绕不过去的存在,“飞发”见证了他们身体的发育、观念的成熟以及精神的养护。“他在路上走着,忽然闭上眼睛,回味着手调的剃须泡在脸颊上堆积的润滑,而后锋刃在皮肤上游动略为发痒的感觉。他再睁开眼睛,觉得神清气爽,他是个真正的‘男人’了。”而这也是南方乃至整个一代青年人的叛逆意识与生命转变之体现,甚至携带着某种男性荷尔蒙的青春气息,蕴蓄着以父/子为代表的代际冲突与和解,甚至翟康成后来拜上海师傅为师学理发,同样意味着破坏中的创造与创新,这是新价值生成的可能性根基,也是一个人包括一座城市、一种地域不断焕发生机的精神装置。

如前所述,人物主体的精神状态,与整个香港的城市是若合符节的,其内在的共同体意识不断养成,也于焉构筑了一种总体性的“精神”,“他哈哈一笑,说,我这是香港精神,手唔震,就做落去”,我更愿意将之视为一种“新南方”的精神,或至少是基于南方的自我认知与宏大认同。“庄师傅这时坐下来,接口道,对,李丽珊是香港精神。我孙女最钟意麦兜,吃菠萝油也是香港精神。”事实上,新南方写作也包裹着这样的“精神”状况:从世俗的与日常的土壤中开出理想主义之花,从南方的城市历史和现实发展里锚定自身的位置,深植于南方的新风与新貌而守持语言的和文化的传统,并以此延伸至更广阔的地域。

总体而言,从葛亮的小说《飞发》,可以窥探到他的小说中所蕴蓄的情感、文化与美学的因素,再者如他新近的长篇小说《燕食记》,同样是通过世俗与日常的形态切入地域性的书写,并且勾连南方的粤、港等地的生活俗常和人性衍变,从政治的与经济的、城市的与文化的,以及心理的和精神的多维层面,探究地域性的新生与新义。

“我们亚洲人的发色以黑色为主,懂得观察,处理得出色的话,中间也绝非只纯粹地有黑、白两色而已。最可看的,其实是中间渐变的部分。”故事表面是一个理发师的专业陈述,实则映射着历史的与文化的因素。很明显,小说试图以知识考古的方式,进入一座南方都市的生活史、情感史与文化史。不仅如此,其中还将香港的城市史不仅纳入传统中国的理念/观念之中,而且将之置入整个世界主义的视阈,从“飞发”而引申至中外的风俗史,从香港的飞发铺的红蓝白灯饰,到理发师的职业形象、身份功能的变迁,述及最烟火气以及最为寻常的俗世人间,牵引语言的、艺术的,以至政治的与经济的链锁。

而作为翟康然的师傅,庄锦明及其父亲开在香港的上海理发店“温莎”,则打破了一直都是壁垒分明的阶层标志,保留一贯的服务与形式,但又充分地在地化与生活化,以最大限度的惠民姿态面向街坊。“这就是其意义。换言之,它让北角的普罗街坊得以平价享受了从未体验的飞发排场,以及与之相关的虚荣。”不仅如此,庄锦明还收了翟康然为徒,这似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但这些都无所谓,只要心意相通、承传有序,一切皆有可能。尽管遭受了翟玉成断指以断绝父子关系的威胁,但是理想与意志的决然而然已经不可挽回;然而回过头看,翟师傅自己也以此完成了生命最后的固守。小说最后,庄锦明、翟康然师徒合手为病榻上的翟师傅“飞发”,不仅是双重致敬,而且是双向缅怀。这是翟康然对父亲及其手艺的致意,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致敬,而庄锦明对翟玉成则是亦敌亦友,他们所代表的“飞发”的流派可以各异,但更可共存,彼此敬意。正是他们各自精神的认同与理想的趋同,冲破了伦理的规制与行业的樊篱,不消说,经由此还形塑了若干“新人”的形象,从翟健然、翟康然,包括庄老先生与庄锦明父子,以及翟玉成和郑好彩身上,这构筑了“南方”新的主体群像,在他们那里,有情有义,有心气有灵魂,就像小说里边那个始终不曾离去的“孔雀旧人”。我始终在想,究竟怎么样的一个感觉结构和情感方法,才能叫做真正的“新”南方,又或者说,南方之“新”,需要怎样的情感及抒情的方式才足以将之建构?读到葛亮的《飞发》,忽地有了某种答案,仿佛一束光打下来,将阴影的部分照得通亮。

综而言之,向海、向粤港澳、向东南亚,构成了“新南方写作”最为重要的面相,其中在汉语行旅中不断创生的南方新义,在“海里岸上”的海洋写作中透露出来的南方伦理,以及经由地方性叙事而达致的精神构造与南方美学,形塑着“新南方写作”以至于当下地方性文学书写中更为广阔的界域、更为新颖的经验以及更为开放的姿态。


注 释:

1 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2 王德威:《盲女古银霞的奇遇——关于黎紫书〈流俗地〉》,《山花》2020年第5期。

3 黎紫书:《月光照亮我野生的小说王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2期。

4 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中文版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 8 林森:《如斯水》,《小说选刊》2021年第11期。

6 林森:《蓬勃的陌生》,《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7 东西:《南方“新”起来了》,《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9 蒋述卓:《南方意象、倾偈与生命之极的抵达——评林白的〈北流〉兼论新南方写作》,《南方文坛》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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