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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卢燕娟，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英国杜伦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迄今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一项、北京市哲学社科预立项项目一项；出版专著二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等CSCI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有多篇论文为《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内容提要
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时间视野中，回顾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早期改革文学。迄今为止，主流文学史多把早期改革文学与同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并称“新时期文学”。但仔细辨析，其所建构的“现代”意识，在基本立场、历史判断、现实情感经验等向度上都与同时期的主流文学存在较大差异。在这些对“现代”的不同表述中，早期改革文学既分享着同时代的主流意识，试图在对历史的反思、调整中重构现代；也携带着20世纪中国革命与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情感、经验与记忆，对如何在现代世界结构中重新定位中国、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这种回答，作为历史的隐含线索，始终参与、影响随后40年的社会发展和理论更新。
关键词
早期改革文学 “现代”意识 新时期
迄今为止的主流研究多认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早期改革文学[1]与同一时期出现的其他文学潮流——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均内在于“重构现代”的历史意识中，共同致力于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文学叙事，因而将它们命名为“新时期文学”。90年代以后，80年代意识形态不断被驱魅，新时期文学也随之得以历史化、问题化。但是，将新时期文学视为80年代文学的整体性开端、关注其重构“现代”的共谋性，仍是讨论80年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共识[2]。
但仔细考察当时的历史语境会发现：当其时，新旧交替、历史转折确是整个时代共享的话语；将“现代”视为“依赖未来而存在的，并向未来的新的时代敞开”[3]的历史意识、通过重构“现代”来重新想象未来也确是这一时期文学的核心问题意识。但在诸多重要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不同话语的交锋。具体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呈现的“现代”意识虽有不同，但在很多重要问题上仍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它们大多以整体与个体的二元对立为基本视角，以个体为本位，以个人主义理论为主要话语资源。在此意识结构中，一方面，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理解为蒙昧与文明的差异，提出以复制西方启蒙为核心策略的“再启蒙”，并视其为通向现代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将20世纪中国革命与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定性为反现代，从而对终结旧秩序、重开现代的“新时期”体现出苦尽甘来、光明在前的自信与乐观情绪。相较之下，早期改革文学所建构的“现代”意识，虽然在大的时代语境中，对“再启蒙”的诸多重要观念不无呼应，如强调人的理性精神、宣扬改革应当指向人的平等与自由等；但在几个重要问题上，却呈现出与“再启蒙”思想的微妙差异：很多作品不关注个体本位的“再启蒙”而关注国家/社会本位的“现代化”；不在“落后中国/先进西方”的思维框架中将20世纪中国革命与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视为中国走向现代的障碍，而将改革视为“拨乱反正”，是此前历史的调整延续而非断裂重建；对所置身的历史阶段，也体现出更复杂的情感经验，甚至是充满矛盾的价值判断。在这些对“现代”的不同表述中，早期改革文学既分享着同时代的主流意识，试图在对历史的反思、调整中重构现代；也携带着20世纪中国革命与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情感、经验与记忆，对如何在现代世界结构中重新定位中国、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今天距离早期改革小说的创作、流行已过去约40年。当前的很多研究虽然打开了反思80年代历史意识的理论空间，但在“新时期”作为整体概念的认识框架中，早期改革小说仅被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部分，而其在“现代”意识上的异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另一种可能性，仍未得到足够重视。40年的现实发展与思想更新，使早期改革文学提出的另一种“现代”意识获得重新讨论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如果说，可能性源于知识范式的更新，必要性则存在于40年的在场经验中。这种“现代”意识实际上并未真的隐匿无形，它不断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以出其不意的方式重回我们的视野，对它的回避、转译、回应乃至解构，都在重塑着我们对现实的判断和对未来的想象，决定着我们表述当代中国经验的方式和困境。
不同于同时期其他文学更多从个体精神角度关注“再启蒙”问题，早期改革文学更热衷于从国家/社会的立场讨论“现代化”问题。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未意识到二者差异，认为在思想领域再启蒙、在社会经济改革中推行现代化，是在同一历史意识中向着同一个现代目标并行不悖。但仔细辨析会发现，这实质是两种从不同本位出发、导向不同价值观念的“现代”意识。
其一，相较于“再启蒙”关注作为个体的人，早期改革文学更关注生产、技术、制度等非人格化问题，呈现出理性化、切事性特征。
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例。如果关注个体，乔光朴的婚恋悲剧、童贞在流言蜚语中受到的精神凌虐、石敢被迫害到失语的经历，都可写成催人泪下的伤痕故事或发人深省的反思小说。可是，乔光朴却既不是带着伤痕的归来者,也不是灵魂拷问者或文化沉思者,而是投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上任”者。回到工厂后，对在困难时支持过他的人，他斥责他们在现实工作中消极落伍；对伤害过他的郗望北，他发现其对现代化建设的热情与能力而重用之；对曾经背叛他的技术尖子，他关注的是他们能否继续发挥技术尖刀作用。人员的去留升降、事情的臧否肯否，完全取决于其在生产中的实际作用，无关个人情感。他不仅对自己伤痕不加理会，也对别人的伤痕视若无睹。以小说中捣蛋鬼杜兵与刘心武《班主任》中的小流氓宋宝琦做比，可看出这一点。乔光朴和《班主任》中的张老师一样，也认为文革造成了杜兵的堕落。但他不像张老师那样，对其精神创伤怀抱悲悯、努力救赎，而是仅将其作为生产中的一个不合格因素，用制度约束之、惩罚之，甚至最后将其排斥在工厂编制之外。甚至对老战友石敢咬断舌头、从此失语的经历，他也毫不同情安慰，只是批评、鞭策其重回岗位。在乔光朴的视野中，杜兵与石敢无论有何个体创伤、也无论与自己情感亲疏，都首先是庞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中的一个元素，先要从现代化建设、生产管理的视野中评价、对待。同时期如张贤亮《龙种》、张洁《沉重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中，改革者们往往也有一段在文革中的创伤经历。但是他们都被写成了与伤痕控诉者有很大差异的“改革者”：他们关注的不是如何救赎个体的精神创伤，而是如何有序的调配社会资源以促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他们的主要行动不是倾诉、回忆、抒情这些个体化行为，而是开会、调研、生产、管理这些切事的行为；“新时期”对他们并不主要意味着重塑人的精神，而是建立新的制度，从而使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竞争中提升地位。所以，《乔厂长上任记》作为早期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开篇第一句就是：“‘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4]这句话突出“时间”“数字”两个概念的非人格化（冷酷无情）特征，赋予其极大权威（悬在背上的鞭子），将“现代”理解为非人格化、发展至上的概念，这也是早期改革文学普遍共享的“现代”意识。
其二，不将人的主体性理解为个体精神觉醒，而理解为人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认识和担当。
“再启蒙”故事中，人往往通过与集体（国家/社会/阶级）的对抗确认自己情感、个性、欲求的正当性，从而获得主体性。如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然、刘心武《班主任》中的石红，都是与宏大话语对抗、坚持自己意志的理想人物。相较之下，早期改革小说中很少出现个体与集体意识的对抗，改革者往往将自己与国家视为命运共同体。在国家/社会发展需要面前，他们殊少强调自己私人的情感欲求，也不甚尊重其他个体的意愿感受。更甚者，不被改革者尊重的对象，无论是朋友、恋人，还是被包办的群众，几乎都认同他们。例如，乔光朴在婚姻问题上对童贞出尔反尔、独断专行。如果这是一个“再启蒙”故事，则乔光朴的行为或者应该引发现代女性的坚决反抗、或者应该导致女性被压迫的人性悲剧。但在小说中，作者用了近乎诙谐的语调来叙述这个情节。当事人童贞在听了乔光朴的解释后迅速谅解了他，目击者霍大道以诙谐玩笑的态度来帮助他圆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者写童贞与霍大道对乔光朴这一行为不以为忤，绝不是为了批判他们缺乏现代人格意识，而是要体现他们都认同这样的“现代”意识：“现代”首先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为此目标，个人的才华甚至生命都应该无条件奉献出来。相较之下，那种仅仅关乎一己悲欢、个体哀乐的意识，无论是“封建”还是“现代”，都不值得计较。由此，小说建构了另一种现代主体性：个体只有意识到并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才具有历史主体性。所以，乔光朴不甚考虑他和童贞的个人情感，却对中国工业的落后忧心忡忡。而童贞对乔光朴的不满，也在其拿出国家现代化理想做理由后迅速消散无形。《新星》中的李向南、《龙种》中的龙种，甚至包括更关注个体情感经验的《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他们在个人性格上往往有各种局限和遗憾，但是，当小说让他们作为历史主体担当起国家命运、社会发展的使命时，这些就都无足道哉。同样，他们身边的亲人、爱人、群众，也往往能自觉接受被他们安置进“改革大局”中的命运。
早在1983年，张志忠就发现了早期改革文学与同时期主流文学的这一分歧。他从“再启蒙”立场出发，将这一分歧作为局限性加以批评，指责《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抓规章制度演化为条条至上，忽视了人是生产的主人，把厂长与工人的关系变成了了立法者与执行者的关系，对干部则利用老战友、爱人、老部下的关系任意排阖。”[5]批评早期改革小说“出现了重物轻人的现象，只讲科学管理、经济手段，忽视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人在生产中的决定意义。”[6]何新也从同一立场批评《新星》中的李向南：“他仍然只是一个旧式的‘青天’‘清官’的形象，而绝不是一个现代政治家和管理者的形象。”[7]而从本文的问题意识来看，会发现：早期改革小说的这种异质性与其说是没达到批评家们的“现代”标准，不如说是呈现了另一种“现代”意识。这一“现代”意识立足于国家/社会视野，融合了复杂的话语体系，也由此昭示着随后复杂甚至充满内在张力的发展变迁。一方面，它征用了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和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比较接近卡林内斯库所谓的“资产阶级现代性”：“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内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方向”[8]。这样的现代理论天然蕴含着将人作为社会资源加以整合、管理、控制的要求。马克思·韦伯所描述的现代官僚组织的基本特征则为早期改革文学所追求的“现代”概念做了明确注脚：“精准、迅速、明确、熟悉档案、持续、谨慎、统一、严格服从、防止摩擦以及物资与人员费用的节省，所有这些在严格的官僚制行政（尤其是一元制支配的情况）里达到最理想状态。”[9]以“形式主义、束缚于规则及冷酷的‘就事论事’”[10]为其规则特征。这套话语所内蕴的发展主义逻辑、个人服从于整体的价值导向，对80年代后期“新权威主义”具有一定的预示与开启意义。而其与“再启蒙”强调个体解放的价值观念本身已存在的缝隙在中国思想界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中被进一步彰显扩大，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场重要交锋。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这些改革小说之所以立足于国家/社会来谈论“现代化”，其重要的情感源泉与直接的经验资源乃是来自20世纪中国革命与早期社会主义建设，所以，虽然较之同时期其他作品，它看似缺少人情人性色彩，但冰冷的科学管理与无情的发展逻辑背后，沉潜着20世纪建构的民族独立、社会解放意识。至少就作者当时的主观创作意识而言，国家、社会与人的关系更趋向历史统一、共同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前者压抑或取消后者。
国家现代化与个体再启蒙之间的差异，影响了两套“现代”话语对20世纪中国的不同历史定位。
这一时期，虽然文学史上有“归来”作家群，如李国文的《月食》、王蒙的《蝴蝶》《布礼》等一系列经典作品，也反复讲述“归来”故事。但事实上，这些故事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归来”。在其叙事中，文革并不是正常历史进程中一次偶然的脱序，而是长期未启蒙后果的必然爆发。文革结束后，主人公虽然在社会身份和个人生活上看似回归正常秩序，但其内心，却不再“归来”——不再回到此前的信仰与认同，而是开始怀疑、反思，由此，“再启蒙”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在这些故事的历史意识中，20世纪中国革命和早期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从此前“反帝反封”——即既克服封建性、又超越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种现代性”叙事，转化为超稳定封建结构延伸[11]的“反现代性”叙事。从这一历史判断出发，现实中国与西方主流世界的差异，由两种现代方案的对峙（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在同一个现代历史结构中的两条道路），转换为在现代历史时间轴线上的先进（现代）与落后（封建）之分。因此“再启蒙”既意味着驱逐20世纪中国革命与早期社会主义建设记忆（这被认为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打断，即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也同时意味着在现实的世界秩序中，将两种方案与道路的竞争对抗转化为以西方为未来目标的复制与膜拜。
从这个意义上说，《乔厂长上任记》反而是这一时期罕见的“归来”故事。较之上述作品中的主人公，乔光朴渡尽劫波后，其历史意识不是“再启蒙”而是“拨乱反正”。在他看来，文革不是“未启蒙”反现代恶果的总爆发，而是对已经开始的现代国家历史进程的打断和破坏；20世纪中国革命与早期社会主义建设，不是有待启蒙的封建时间，而是有待回归并延续的现代历史；重开现代不是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整体告别，而是要回到此前革命与建设所打开的可能性中。乔光朴对现实的焦虑，有两个参考维度：一个是德国技工台尔所代表的西方标准，这个标准意味着专业、效率；另一个是中国50、60年代的现代化建设标准，这个标准则意味着具有高度国家自主意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并置、竞争：“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们是面对世界工业的整个棋盘来走我们电机厂这颗棋子的，那时各种资料全能看得到，心里有底，知道怎样才能挤进世界先进行列”[12]；又继承20世纪国家独立、社会解放逻辑，要求个体将自己融入国家社会建设中的、主动担当历史：“他这套作风，在五八年以前的厂长们身上并不稀少，现在却非常珍贵了”[13]。相较之下，前者是以竞争、抗衡的眼光看到对手的优势，而后者，则是从主体立场出发对历史方向的拨正。因此，乔光朴对当时电力部门满心希望能从国外多进口一些而不是依靠自己国内的力量提高产量的不满，就不仅仅是一个厂长从生产成本、技术管理角度对生产任务提出的异议，而是包含着继续强调国家主体性的现代方案与转向单纯复制西方现代方案的对抗意识。因此，高度肯定中国此前所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将其与西方资本主义作为两种并置、抗衡的现代方案，将回到这一历史轨道视为“现代”方向，是蒋子龙借乔光朴传达的历史意识和现实定位。
因此，蒋子龙作品中人物往往与同时期主流文学逆向而行。当其他作品将历史创伤作为新时期合法性源泉的时候，蒋子龙笔下那些在新时期中因为创伤而失语、不平的人物统统受到批评；当文革干部在其他作品中只能作为反面角色或者历史忏悔者出现的时候，蒋子龙却塑造了拒绝检讨自己历史的文革干部郗望北，让他成为乔光朴的得力助手，成为能够担当新历史的正面力量。在蒋子龙的另一部改革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中，支部书记解净也获得了与《班主任》中支部书记谢慧敏完全不同的形象：同样是在文革中紧跟党的中心工作的“书记”，谢慧敏是僵硬、刻板的政治形象，而解净却用自己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心净化了同时代的青年。在《班主任》的历史意识中，谢慧敏被个性解放的石红同化是其与历史和解的方向；而在《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历史意识中，一群个性解放的叛逆青年则向着解净靠拢，双方最终在为了集体财产舍身赴火的集体主义英雄形象中和解。
这一意识虽然在80年代中期以后渐渐被淡化，却在今天提示我们重新理解两段历史的关系。事实上，剥离“新时期”意识形态装置，则20世纪革命和建设，在其自我表述中，一直处于“现代”历史进程中。民族革命、阶级革命对国家独立、新社会的追求，社会主义建设对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规划等等，都内在于中国自我更新的“现代化”努力中。在近年的研究中，早期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基础、工业布局和社会基础设施层面的物质、经验积累与后来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在这一视域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高层数次尝试的调整、分权，事实上包含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自我调整、自我改革的早期尝试，包含着后发国家对自己现代道路的探索和反思，并构成了后来改革开放的正反两面经验基础。
从这样的历史视野中，再次审视蒋子龙在1976年发表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与3年后的《乔厂长上任记》，就会发现，确如黄平所论，它们之间发生了从工人主体向技术官僚主体的重心位移，乔光朴依靠规章制度与能人治厂的思路包含着重视早期苏联经验而忽视鞍钢宪法尊重工人主体性的做法[14]。但是，文革干部霍大道继续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改革干部乔光朴身边，在将当下的“现代化”建设与20世纪中国革命视为一个完整的现代历史进程这一基本历史意识上，二者志同道合。向革命记忆寻求斗争激情的霍大道与向十七年建设寻求历史主体意识的乔光朴，在这条历史轴线上成为真正的“同志”。
从国家、社会出发的现代意识与将20世纪视为整体延续的现代历史进程视野，使得改革文学在面对历史转折的时候，没有同时期其他文学那种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心之所向的乐观自信，而是体现出更复杂甚至更困惑的情感状态。
一方面，改革意味着用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驱逐特权，金钱在市场上平等的购买能力转化为普通人可以看到的平等权力。如高晓声《陈奂生上城记》、张一弓《黑娃照相》、何士光《乡场上》等作品，均讲述改革使农民可以通过获得财富进而获得尊重与权力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改革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合于平等、解放等20世纪中国历史叙事的基本伦理，也积极呼应着当时“再启蒙”强调人的尊严、平等的基本价值观。因此，这些作品中的情感状态相对和谐明亮。
但是另一方面，改革也意味着基于理性经济人原则的竞争、淘汰与分化。在这个问题上，早期改革文学叙事就呈现出较多张力。一方面，通过竞争、淘汰与分化激活经济，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也是新的历史趋势。这一时期的改革文学对此都有基于经济学、管理学的理性认可。但是，这种理性认可如何跨越其与集体主义道德之间的巨大鸿沟，转化为伦理认同，这既是早期改革文学的一个重要困境，也开启了其后40年间，在文学和现实领域反复纠缠的重要问题。
从理论资源而言，1887年，尼采写作《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用资本主义生产和扩张所必需的意识形态，瓦解了中世纪的宗教意识形态。建构其财富即文明、强权即道德的现代资本主义道德谱系，解决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道德性问题[15]。而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大洋彼岸的哈耶克在回应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非道德性的批判时，提出了“扩展秩序道德”与“本能道德”两个术语，分别指称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理性经济人为核心的道德谱系和计划经济条件下、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谱系。哈耶克通过将前者阐释为一种适应现实并能创造未来的道德，将后者贬抑为一种人的原始本能，再次重申了尼采为资本主义经济（即哈耶克所理解的市场经济）建构合道德性的理论立场[16]。
问题在于，无论是尼采还是哈耶克，在为通过市场竞争来完成财富与资源的等级分化建构伦理合法性时，其基本理论前提都是个体主义相较于集体主义的先验合法性。然而，大半个世纪的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使得集体主义伦理在中国不仅仅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也作为一种难以磨灭的集体情感记忆、一种横亘在社会思想中的无意识话语资源，始终参与着中国现代历史进程。这一伦理呼应着一个在权力结构、历史主体、发展逻辑上都有别于现代西方的现代中国。因此，早期改革小说固然可以用提高效率、加速发展来证明这一行为的合理性，但面对在竞争中被抛弃的弱者，他们往往很难心安理得地将这种“合理”转化为“合情”。相反，这些文本还时常呈现出对个人主义的焦虑之情，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唯利是图、私欲膨胀并不认可甚至忧心忡忡，对明显已经不合时宜的集体主义道德保留着价值观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眷恋。
王润滋发表于1983年的中篇小说《鲁班的子孙》典型地呈现了早期改革文学在理性认可与伦理认同上的分裂。小说以父子两代木匠展现两个时代、两种价值观。老木匠辛劳一生、始终困顿的人生经历，呈现出集体经济时代的艰辛匮乏；小木匠则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新人，他取代父亲掌控经营活动，是新时代战胜旧时代的必然趋势。而且从结果说，小木匠也获得了老木匠终身辛劳而未得到的财富和自由。从这一叙事主线说，作家确实讲述了改革致富、新时代战胜旧时代的“主流”故事。但有意味的是，作家在讲述这个“主流”故事时，却处处流露出“逆流而回”的情感。小说中，集体经济时代虽然辛劳贫困，却既不刻板僵硬，更不卑劣虚伪。物质贫乏的老木匠，始终恪守着好木匠的“良心”和“手艺”，精神上富有而自尊。而在自己饥肠辘辘时仍努力周济老木匠一家的乡亲们，更赋予贫穷的“集体经济时代”以温暖的底色。尤其小木匠，本是一个被抛弃的孤儿，是老木匠呵护收留，也是乡亲们患难相扶才得以长大。如果按照小木匠解散木匠作坊时所奉行的理性经济人价值观念，他自己首先就不可能渡过饥荒、长大成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新时代”的主人，首先是被“旧时代”哺育的孩子。而当他要抛弃代表着集体经济的木匠作坊时，每一个被他抛弃的弱者，在历史上都于他有恩有义有情，在道德上也都无可指摘，反而是小木匠自己，在道德上多有瑕疵。小说在此完成了一个吊诡的隐喻：新时代的成功者在伦理上是失败的。在新时代的理性经济人与旧时代的脉脉温情中，作者展现了小木匠内心的彷徨、犹豫，并使得这种彷徨犹豫延伸到自己的叙事情感和读者的阅读体验中。
同一时期，韩静霆《市场角落的皇帝》讲述了两个小青年在市场经济中，凭借勤劳智慧获得财富的故事。表面看，这也是一个非常主流的“改革故事”。但是，两个年轻人在市场上屡战屡胜所向披靡的时候，横亘在他们中间的难题却来自伦理冲突：是利益最大化还是恪守诚实底线？逐利还是重情？最终，财富目标实现的同时，两个年轻人却分道扬镳。贾平凹《腊月·正月》，也呈现出新旧伦理的冲突。虽然相较于王润滋与韩静霆，贾平凹更鲜明地体现出对新时代胜利者的伦理认同，将其塑造为历史和伦理的双重胜利者，但是当他细腻地描写失败者韩玄子的挣扎、反抗、痛苦与不甘时，其叙事姿态和情感立场同样呈现出暧昧难明之感。这一复杂性，在当时或被忽视，或被转译到主流话语体系中。1985年，评论家冯能宝将早期改革文学中呈现的道德与情感冲突，纳入“致富光荣”的新道德与“平富主义”的旧道德对立框架中加以阐释。问题在于，冯从自己的角度阐释与新历史意识相适应的道德逻辑，使得这些在自身的叙事中充满矛盾的文本被大大简化，文本中人物在新旧道德之间的困惑、这种困惑所引发的情感痛苦，在原文本中更多是作为作家自身的困惑与文本的复杂性存在，而在冯能宝的评论中，却仅仅是文本中人因为跟不上时代而困惑痛苦[17]。
这种文字层面的转译并不能遮蔽历史在场的问题。早期改革文学所遭遇的这一叙事困境，植根于20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进程。因此，在王润滋、韩静霆们呼应着时代主旋律，虽然情有不忍但仍努力写出了时代转折的势所必然之后漫长的时间中，文学和现实都反复把从这一伦理困境带回我们的视野中。90年代至新世纪初，伴随着人文精神讨论，中国思想界重新梳理20世纪中国历史与现实，文学领域出现了诸如谈歌的《大厂》、刘醒龙《分享艰难》、曹征路《那儿》等作品。这些作品构成对早期改革文学一个遥远而漫长的回应：当年解散集体作坊、带着几分愧疚但更带着期待与信心奔向自由市场的小木匠，与十几年后为了阻止集体经济被彻底瓦解而四处奔走的工会主席们，在十余年的时光中遥遥对视，更在一个世纪的“现代”意识中彼此打量。
2007年——距离柯云路1984年发表《新星》后20余年，庄礼伟在《南风窗》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星>的<夜与昼>》的文章，从自己大一时候读到《新星》的阅读记忆，写到现实历史中当年意气风发的“李向南”们在随后20余年中的沉浮分化。庄文不仅重申了柯云路在当时已经预见到的李向南困境——即从《新星》到《京都》系列，李向南从改革家向政客不断下坠；更延伸了当时蕴含在李向南一代人（庄文称“官场上的老三届”）思想结构和情感意识中的复杂张力在现实历史中的裂变[18]。这一颇具深意的回顾提示我们：早期改革文学站在历史拐点所想象的“现代”，虽然其复杂性与困境往往为文学评论忽略，却始终参与着真切的历史进程。这些蕴含在文学表达中的“现代”方案，不仅不断开启随后40年间社会思想的交锋、改革思路的争论；更在思想结构、价值立场、情感经验等层面，参与构建着一代或几代人切肤可感的生活经验。可以说，40年间，我们经历的成就与失落、兴奋与痛苦、迷惘与反思，都构成对早期改革文学站在遥远的时间节点上所建构的这一“现代”意识的某种印证或反驳。因此，今天重新梳理改革文学对“现代”的独特理解，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从文学史内部寻找出早期改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概念之间存在这多大的裂缝，也不仅仅在于打捞那些或被湮没于无声、或被转译至面目全非的声音，而在于40年斗转星移之后，当时所想象的、作为未来方向与道路的“现代”正在与我们迎面相撞，我们是如何走入这样的“现代”？而我们走入的又是一个怎样的“现代”？按照葛兰西对文化的理解，文化不仅仅是被动的、被决定的上层建筑，也是一种充满了斗争的场域，是一种能够进入历史的实践力量[19]。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早期改革小说所建构的“现代”意识以及其困境的讨论，所应该打开的，是对其所进入的社会历史实践场域的思考，亦是对我们正身处期间的历史实践所通向未来的审视。
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时代命题也仍然在路上。我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对某个短期的、以10年为单位的历史瞬间，更是要在一个时刻处于发展变化、而又高速向前的世界中，为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寻求平等、自由、以效率为导向、而又最回馈人民的“现代”。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百年文艺中的‘家国’关系变迁——以五四至今的文艺为对象”（编号16BA014）及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杰出学者支持计划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原刊《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作者授权发布
注释：
[1]“改革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例如在丁帆主编的《乔厂长上任记 改革小说选》中，就把直至新世纪以后的、与早期改革小说在问题意识和历史观念上都出现了明显异质性的小说也纳入“改革小说”范围。而本文所讨论的，是被纳入传统“新时期文学”概念的、1985年文学发生现代派与寻根潮流之前的早期改革文学。其经典文本包括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张贤亮《龙种》、柯云路《新星》、张洁《沉重的翅膀》、韩静霆《市场角落的皇帝》、王润滋《鲁班的子孙》等。这些文本创作时间比较接近，主流文学史叙述大致将其归入“新时期文学”中的“改革文学”范围，其主题、题材、基本视野、问题意识和价值立场上也确有更多共性。
[2] 洪子诚较早这样表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文学：“对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当时文学界曾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概念来指称’。并将三者的关系判断为：“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而“改革小说”则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有着相同的思想基点”，是“面对‘文革’的‘伤痕’和‘废墟’，呼唤、表现在城市和乡村的改革。”这些论述意味着并不认为它们存在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上的本质差异，仅仅是讲述历史创伤还是反映现实改革的不同，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学潮流”。（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引文见下编，第256、258页）。这一表述在今天仍然是讨论80年代文学的基本共识。杨庆祥发表于2009年的论文在《如何理解“1980年代文学”》，对“新时期”概念进行全面反思，指出其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存在很大的缝隙，但仍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视为“新时期文学”并举。（参见杨庆祥：《如何理解“1980年代文学”，《文艺争鸣》2009年第2期）。贺桂梅曾揭示出80年代的“现代”想象在话语资源上存在着资产阶级现代性与反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张力，并指出：“‘新时期’这一产生于70年代后期并在很长时间成为当代中国通用的时期范畴，携带着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浓厚历史意识。它将‘文革’后开启的历史时段视为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就意味着一种相当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想象视野中关于时代的自我认知。”但是在将“新时期”问题化、揭示其意识形态性质的批判中，她仍将“新时期”作为一个完整对象，并不区分其内部差异。（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 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引文见第14页）。李定春在2015年出版的《八十年代文学再解读》一书中，仍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勃兴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分析它们共同完成的话语转型。（见李定春：《八十年代文学再解读》，第1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5月版。）
[3]于尔根·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第6页，译林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4]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丁帆主编：《乔厂长上任记 改革小说选》（上），第1页，第12页，第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5] 张志忠：《奋战在经济改革的战线上——论近年小说中的工业干部形象》，原刊发于《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收录于陈华积编：《改革文学研究资料》，（程光炜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第47页，第50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4月版。
[6]张志忠：《奋战在经济改革的战线上——论近年小说中的工业干部形象》，原刊发于《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收录于程光炜主编，陈华积编：《改革文学研究资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版，50页。
[7] 何新：《<新星>与<夜与昼>的政治社会学分析》，第47页，《读书》1986年第7期。
[8]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第48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5月版。
[9] 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 简惠美译，第45页，第5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10] 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53页。
[11] 这一说法最早在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文中提出，该文发表于《贵阳师范学报》1979年第1-2期。随后这一说法获得普遍共识， “新时期”从文学到社会思想，多将对文革的反思落脚于中国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现代启蒙未能成功祛除其影响所致。金、刘二人随后对这一文章不断修订完善，形成单行本《兴盛与危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12]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丁帆主编：《乔厂长上任记 改革小说选》（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12页
[13]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丁帆主编：《乔厂长上任记 改革小说选》（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36页
[14] 黄平：《<机电局长的一><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的“管理”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5期。
[15] 参见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宋祖良、程志民译，漓江出版社2007年2月版。
[16] 参见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冯克利、胡晋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17] 冯能宝：《改革者审美形象的道德心里流向》，《文学评论》1985年第2期。
[18] 庄礼伟：《<新星>的<夜与昼>》，《南风窗》2007年第7期。
[19]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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