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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的写作，并非是“去民族化”的同义，也不是对个体经验的漠视，它强调的是由殊相映射出的共相，是特定情境中从“人类的希望和恐惧的角度把握人类的状况”的自觉；它关乎文学的尊严和品质，关乎对无穷的人们和远方的休戚与共的担承和耻感，而不是什么普遍的规范，后者很容易蹈入另一种“中心”与“边缘”的隐蔽文学秩序。
左起：鲁迅、巴金、曹禺、沈从文、冯至、穆旦、萧红
“世界文学与汉语写作”为我们观照今天华语文学的样态提供了一个很有参照意义的视角。今年10月，我在古城西安参加了一场主题也恰好包含“世界文学”与“汉语写作”的文学活动，邀请的最有分量的嘉宾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近来长期在中国生活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先生。克莱齐奥在活动开幕式上作了一个很精彩的发言，其中有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他说：“中国最伟大的建筑不是长城和高楼大厦，而是中国的文学。”这句话令所有的汉语写作者振奋，但也值得我们深思：在克莱齐奥的发言中，他列举的之于他产生深刻共鸣的、堪称伟大的中国作品包括《论语》、王维的诗歌、《红楼梦》、老舍的小说等等，但绝少提到当下作家的创作，在克莱齐奥的解读中，这些中国作品与西方那些正典化的文学一样给予他重要的精神滋养和审美涵蕴，是他的文学橱窗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个例子启发我们，今天我们谈论“世界文学”时，除了后殖民与解殖民的辩证、翻译的中介、民族文学在全球秩序中的身份问题、国际文学奖的风向及其隐蔽的霸权意志、歌德以降“世界文学”概念的流变等范畴外，是否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一种更人文性的判断，即回到文学理解的原点，将“世界文学”从等级序列中释放出来，视其为可以通约的被不同地区和时代的人们共同推重和守护的一种文学品格，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的可以共享的文学价值观和审美共识？就像法国的批评家帕斯卡尔·卡萨瓦诺在她著名的《文学世界共和国》中谈到的，远离强势文化中心的作家并不必然是外在于“世界文学”的，文学有其自然的评判、接受和传播逻辑，正是这种文学逻辑可以让文学拥有不同于政治标记的领土和疆界。
事实上，我们在讨论代表汉语写作最高成就的那些作家作品时，总会触及这一点。有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例子，鲁迅在《阿Q正传》等作品中对“精神胜利法”的描述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我们认为是汉民族国民劣根性一面的集中凸显，但后来在日本和韩国学者的相关讨论中，他们认为在他们民族内部同样有相当普遍的“精神胜利法”的民众心理基础，因此有学者提出将“精神胜利法”理解为一种儒学文化圈影响下的“东亚国民性”。然而，又有很多学者发现，在《堂吉诃德》等不少西方名著里，也能找到这种“精神胜利法”。这个例子至少说明，鲁迅的创作从社会的实际和民族的具体性出发，但以其深广的忧患和境界的超拔，而达至了“世界文学”的高度，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此外，鲁迅在《孤独者》等作品中对于孤独情境和心灵异化的探讨，也具备一种存在主义的深度，这是学界早已有的共识。
又比如，当我们今天用新的文学史观重新去看现代文学的时段，1940年代文学的意义会被额外标举出来，因为如何恰切地评价这一段文学关涉重写文学史的很多重大命题，它不但提供了像穆旦、路翎、钱锺书、张爱玲、赵树理这样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家，而且像巴金、曹禺、冯至、萧红、沈从文等名家也在其时达到自己创作的巅峰。如何解释这种文学现象，首先自然是新文学自身发展建设的逻辑必然，从新文化运动起初生涩的状态一步步递进，尤其是文学启蒙和1930年代文学的文体实践为新文学的成熟做了很好的铺垫；再者，“国家不幸诗家幸”，漫长的战争让作家有了之前所无的极端化的人生体验，尤其是让他们离开了书斋与底层大众有同舟共济的机缘。除此之外，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40年代的中国文学具有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我们经常使用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个词实际已经标识了这一点。战争不但是直接的威胁和背景，也让中国作家真正置身于一个和全世界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情境中，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属性在1940年代并没有改变，但是中西、古今、现代性与半封建半殖民性的二元化对立的那个鸿沟暂时被填平了，很多中国作家在这一时期有了更广阔更纵深的超越性思考，“人类”“共在”“世界”等词开始频频出现在他们笔下。比如《围城》里容易被我们忽略，但却一再出现的“人类”的指向——小说开篇对“人类”这个概念就有着刺眼的强调：“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而到了结尾部分，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轮船上由家常的对话突然就说到了全船人的命运，这里的大船隐约指向的是人类共同的前景及命运。又比如冯至的《十四行集》《山水》等作品里关于“关情”和“共在”的表述，还有曹禺、沈从文和巴金等从不同角度对民族远景的思考，其实也超越了具体的地域和时代范畴而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在“走向世界”这个层面，1940年代文学比现代文学的前几个时段都要深入，不但是因为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资源的内化更充分自然，还因为上述的这种基于人类共同体命运写作的自省对文学的特别赋形。
回到当下，新世纪文学在承接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链条上所处的位置，确与1940年代的文学在现代文学链条上的位置有几分相似。一个显而易见的对比是，在文学影响上，像1980年代有重要影响的文学思潮如现代主义的写作观念其实是滞后于西方几十年的，而今天信息技术的快捷让这种滞后不复存在了，新一辈的写作者几乎可以同步地阅读国外作家最近的作品和最新锐的理论。与此同时，全球的变局正在将人类置入一个新的时代秩序之中，像1940年代的前辈们身临战争的暴虐一样，我们的作家毕竟也面临着均质主义、恐怖主义、资源转型与气候危机、人工智能这些普遍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在文学资源的共享上，还是现实情境的相通上，传统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论域正被传媒技术及新的时代经验所解构或重新建构，这迫切地需要我们的作家建立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当然必须指明的是，重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的写作，并非是“去民族化”的同义，也不是对个体经验的漠视，它强调的是由殊相映射出的共相，是特定情境中从“人类的希望和恐惧的角度把握人类的状况”的自觉；它关乎文学的尊严和品质，关乎对无穷的人们和远方的休戚与共的担承和耻感，而不是什么普遍的规范，后者很容易蹈入另一种“中心”与“边缘”的隐蔽文学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表述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和必要，对于中国文学而言，这是伟大的幸运，也是巨大的压力，我们又历时性地置身在一个与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伟大时代的当口，中国文学理应是世界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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