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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文学无论台湾还是大陆，边缘人物及其困境几乎成了“正确”文学的通行证，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作家都沾染了失落颓废衰老的暮气，低抑的叙述视角，伴随着作品中主人公的是事业上没有上升空间，人际关系中都是攀比的恐惧和互相践踏尊严的杀戮，家庭生活中处处是机心和提防，生计的困难遍地哀鸿，精神的困境更是如影相随，好像无论什么都激发不了他们生活的乐趣，他们把这种颓废的精神和废人们经营成文学世界中畅行无阻的美学趣味，比如大陆当代文学期刊味的小说，台湾的文学奖文体，在这个意义上都是作家们不自觉跟随的产物。失败者之歌式的写作现象的出现其实是在提示写作艰难，弱者被当作一件最顺手的武器，是毋庸置疑的弱者立场，文学不是社会的中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弱者自居和招徕他人之目光。
为什么“我们”在文学作品中都成了失败者，这样的书写是如何形成的？这样的书写有没有问题？两岸青年作家们写作中频繁、反复出现的失败者形象，作为一个同样呼吸着时代空气的读者也是有一个认识曲线的，开始的击节赞赏和深刻共鸣，都是非常真实的感受，比如对近年来引起过读者和评论界兴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世间已无陈金芳》，台湾的童安格废人系列作品，都能感触到作家背后的关切和思考，甚至也能够认识到世界只会比小说中的生活更残酷。当我们在讨论“失败者之歌”的时候，不是在说一个真实性的问题，不是说细节真实与情感真实，尤其不是讨论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存在与否，而是首先把它转化成一个文学问题来讨论。
在现代传播语境下，消失了的远方必然缩减故事功能，同时我们社交软件的出现也会去祛除掉了一部分小说里的故事的进程。每一个写作者都会在内心里有一个如何应对的自我回答，是一个像弗兰岑的自传题目《如何自处》的问题，小说家不一定要面对公众进行回答，但至少对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什么继续写作以及如何写作。历史是继续写作重要的思想资源，书写历史题材，重新解读历史，并把我们潜入历史，或者虚化历史的方式介入历史（比如科幻/玄幻）等等，我们可以在张悦然的《茧》、郑小驴《西洲曲》、林森的《关关雎鸠》等作品中感受到这种气息，也可以在童伟格的《童话》，伊格言的《噬梦人》等作品中以疏离的方式感受到共同历史的在场。
今年读了台湾作家杨渡写的作品《一百年的漂泊：台湾的故事》，题目虽然非常宏大，但其实是关于父母的故事，在台湾是以更形象化的《水田里的妈妈》为题目的。这部书让我了解到了两岸写作者所面临的共同处境，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社会的整体转型，原有的审美和价值在转折中涣散，个人的力量除了对时间的乡愁或者怀旧几乎无能为力。这也是两岸文学共同的时代背景，在这个巨大的背景下，对人的认识会轻易地归于一个“失败者”的结构和美学范式。但杨渡的这部作品给出了一个广泛的呈现，漫长时光里那些熟悉和陌生的故事，信仰和价值，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情义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历史”和自我田野化的力量，它以其自身的丰富复杂唤起了精简文学所无法抵达的真实和情感。失败者，社会底层，或者网络用语“屌丝”、卢瑟”(loser)、文艺青年的等人物形象，以及形貌相似、相差无几的人生故事从根底上来就是对于我们所置身的极其复杂的现实和历史的一种简化，从开端到达目的的路径过于清晰，基本不脱于一个简单基本的社会学解释，因果关系耽于清晰，逻辑结构和人物安排其实都在一个可以预测的模式里，使人物的一切反映事先便明示无疑的心理学，冗长的陈述使得一切都事先告知于人，主人公的行为和反行为都已得到了精彩的预示。
写作的困境有时候会转化成悲剧式的浩大热情，热情地拥抱历史，攀援式地把自我勉强地嵌入历史，或者重复先锋文学的窠臼，重新铸造形式的乐园，而失于简单的诚恳。诚恳地面对时代和自我的现实、局限和热情，警惕虚浮的冗余，建构有质地的文学事实才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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