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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借由微博微信等平台每年都会在春节期间火上一阵的“返乡笔记”，在2016年终于发酵成一个大事件。猴年春节期间，“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霸气媳妇回农村掀翻桌子”“东北村庄农妇组团‘约炮’”等文章流传广泛，媒体和网民热议，也引起了官方的反应。
对于各种传播甚广的“返乡笔记”，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都出动了记者调查。最后的调查结果，国家网信办的发言人通过答记者问的方式进行了“结案”，称“这三篇文章都是虚构之作，属于虚假信息”，并警告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
有一个别有意味的细节是，该发言人举某自媒体发布的文章《霸气媳妇回农村：光干活不让上桌掀翻了自己做的一桌子菜！》为例，“当网民指出真实性的问题后，该发帖者称，‘真假其实无关紧要’”。从新闻事件的层面，或者从国家网信办所要求的网民“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的层面，“真假”当然是紧要的；但是从反映社会情绪的角度，具体事件的“真假”确实又不那么要紧——如果它以“虚构”的方式确实刺中了社会症结的话。这也便是“新闻真实”与“文学真实”之间的分野。
更进一步的说，进入21世纪，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的界限没有那么分明，我们最熟知的一种表述是历史也是一种（文学）叙事。而文学也需要很大的一个社会学的视野去深入到现实里面，不能靠简单的经验。比如前几年社会学者廉思带领团队所做的社会学调查《蚁族》，我们从中就能读到很多文学的笔墨。用“蚁族”这个词来形容生活在聚集在唐家岭一带的外来北京务工的边缘大学生群体，这本身也像是一个文学的形象或修辞。我越来越觉得社会学和文学密不可分，而且不是简单地在一个文学写作的层面来说我们写作要有宏大、深入的社会学的视野，而是在一个社会学与文学已经越来越混淆，越来越面目不清，越来越合为一体的层面去讨论文学与社会学的问题。
在2016年春节流传的“返乡笔记”中，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此前在《十月》杂志发表时的篇名叫《回馈乡村，何以可能》，但从传播学的角度，这一知识分子气的标题显然不如《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利于传播）是引起了较大反响的一篇。这固然是由于“笔记体”的纪实性唤起了公众的的好奇心，但其“文学性”的力量仍然是不应被忽视的。从文学修辞的角度考量，《回馈乡村，何以可能》是一个有“我”的故事——嫁给了“凤凰男”、不期然地卷入了夫家悲惨境遇的这样一个农村儿媳的个人经验故事。所以这篇文章动人的地方可能不在于它对于农村现实的描述，而在于它以一个“我”的故事，感染了读者，尤其是引发了有类似经历的读者的共鸣——在乡土仍然是中国最广泛的现实环境的情况下，大多数进了城、留了城的读书人身后依然千丝万缕地联系着“乡土中国”。对此类读书人来说，乡村是一处既想摆脱逃离，又被“道义”牵扯的所在；既想“回馈乡村”，又无力改变现实，是许许多多此类读书人的隐秘情结。2015年春节，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经网络传播后，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反响；2016年春节，《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作者黄灯在“农村儿媳”之外的另一重主要身份亦是博士，在高校任教的知识分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同时也可以大胆地预测，“返乡笔记”的作者和读者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它们更多的是一种主体焦虑的投射：当他们饱含道义与深情地关心中国乡村的命运，却发现他们改变不了什么，甚至于，他们感到，知识也不再为乡村所需要。
黄灯以诚挚的笔调，坦露了她内心的纠结和痛苦。这种自我的真诚抒发，也构成了作品的文学性品格。联想到近年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学作品，它们普遍关切的也都是我们当前城乡间非常集中、非常尖锐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乔叶的“非虚构小说”《盖楼记》和《拆楼记》，聚焦的就是农村非法用地、拆迁、赔偿等一系列的问题。在农民自己的表述中，有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形象，就是叫“种房子”，跟高晓声的小说中的农民造屋已经不一样了——盖房子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拆，就是一个中国式的奇观。乔叶敏感地切入到这样一个拆迁事件之中。
在一些中篇小说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世间已无陈金芳》，我们读到乡村青年进城的个人奋斗并最终失败的故事，感觉到当前的城乡和阶层的巨大区隔的现实。孟繁华有一篇文章把《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路遥的《人生》联系在一起，他提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从高加林到涂自强，我们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青春的消逝。高加林的失败让我们感觉到他随时可以卷土重来，而涂自强的失败则让我们感到他毫无希望可言。
而我恰恰关注的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的青年、青年知识分子的自我问题。梁鸿在其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新版的后记里面特别思考到了：“我是谁？”乔叶的《盖楼记》和《拆楼记》中，“我”不光是一个观察者，而且是事件直接的推动者和参与者。我觉得其中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我”的位置。在我们一般的进城青年返乡的叙事中，其情感立场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所谓“左派的悲情和右派的乡愁”。要么是关于乡村的甜蜜、忧伤或者感怀的这样一种回忆，要么是一种“归去来”式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的眼光。但是在梁鸿和乔叶的作品里面，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主体，我们看到的自我的位置，他不是一个批判的“我”，也不是一个感伤的“我”，他就是这样一个直接关切现实、直接参与现实的“我”，他可能并不比人物站得更高。
乔叶固然在小说里面有对农民的种种陋习——包括他的亲人，他姐姐、姐夫的——甚至于来自于生理的嫌恶。用李敬泽的话说，这可能是让人很不舒服的一种描写。但是同时乔叶设计的位置是并不比他的人物站得更高，她就是他们中的一份子，她也并不想掩饰她的精明、算计和强悍。乔叶的自我意识在她这部所谓“非虚构小说”的最后说得很清楚：“——很多事情，我曾经以为我知道。但是，现在，我必须得承认，我并不知道。而我曾经以为的那些知道，其实使得我反而远离了那种真正的知道。——此时，如果一定要确认一下我的知道，我只能说：我最知道的是，张庄事件之前的我，和之后的我，已不太一样。”
在石一枫的《地球之眼》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也是这样一个“我”。小说写到了“我”的焦虑，“我”的犹疑，“我”的选择，“我”的思想的博弈。这个“我”甚至比他小说里面的主人翁更值得我们关切，他可能代表的是一个新的青年主体的诞生。
在黄灯的《回馈乡村，如何可能》中，我们也读到了这样一个纠结复杂的、横亘在“城乡之间”的那个“我”。那么，我的问题可能就已经在这里了：当我们看到整个当代文学所谓青春的消逝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的叙事人的主体萎缩退却了，还是因为他们更深入地或者更切实地认识到了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并且对于这样一个复杂性有一种想认识的愿望?而这个“我”是不是也是“想象中国的方法”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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