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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我从此文始，企图尝试一种新的批评方式，或曰批评文体。按阅读顺序，“真实”记述当时的感想，将散文的文学性与理论的学理性融为一体。做了十年之久的批评，始觉得，批评既不是学问，亦非研究，目下结构严谨、逻辑思维缜密的长篇大论很难企及批评的“止于至善”之境。转瞬即逝的文学灵感与思想火花虽有悖于逻辑化与学理化的现代批评，但它的“初心”与真实使得那一刹那的存在有如出水芙蓉。我以为，当下的批评缺少的就是这种不加掩饰的真诚。尝试之故，不知以何名之，暂谓“笔记体批评”。或许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批注有相似之处，但味道终归不同。
1、《上海文学》2016年四期载王甜的短篇小说《雾天的行军》。王甜是我称之为“新生代”军旅作家中颇具潜力的一位，2012年初读了她的长篇小说《同袍》，是一部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洋溢着浓郁青春气息与时尚元素的军旅长篇小说，在军旅文学中相当炫目，当即写了评论。之后又读了她的以《毕业式》为代表的几个中短篇，随即写了王甜小说论《心灵在幽暗处游荡》。短篇《毕业式》在气质上最接近《同袍》，具有多个向度的象征意义，是被压抑的青春激情与活力的一次总爆发，也是个体思想与精神的一次狂欢。王甜小说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一种青春的气息充盈在英雄主义精神叙事中，情节的结构与人物塑造很有冲击力，女性作家常有的温婉与细腻似乎不甚明了。
2、我认为，短篇小说是一种智者的佳构，孤独者的舞蹈。独特的视角、精巧的构思、隽永的思想与哲学的深度，以及文体探索的多向度的可能性，给作家提供了巨大的文学性表现空间，在这里，长篇小说所必备的生活的厚度不大用得上。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近来颇受文学界瞩目，我武断地以为，21世纪以来，中国作家从小说所呈现出的生活积累的深度与厚度出陈彦之右者怕是寥寥无几。但如《装台》那般细腻地描述生活状态的写法显然是不适合短篇小说的。博尔赫斯为何偏爱于短篇小说？（当然，还有诗和散文）我不敢说他的生活积累不够深厚，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对小说文体的奇异的探索很难在长篇小说中凸显出来也是显而易见的。1980年代中后期，以马原、余华、格非、苏童等为代表的先锋文学作家也是在短篇小说中进行他们的实验与探索的，在后来的长篇小说中，他们的先锋性已经不再，甚至丧失殆尽，用现实主义回归阐扬其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关注显然是一种误读。当然，这里面有文学思潮及社会思想文化转型的作用，但长篇小说的转向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王甜当然不在上述作家之列，不仅仅是作品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作品的文学性向度，此前的长篇小说《同袍》及中短篇小说的光芒主要还是在语言、细节描写、人物心理刻划等层面上；但短篇小说《雾天的行军》却突然转向了对历史与现实的千回百转的纠缠，以及象征与隐喻和哲学性思辨。我突然想起王甜在谈到《同袍》时让我不太理喻的偏重于哲学思辨学理化阐释：这部小说应该是阐释两个世界的碰撞与融合——一个是代表自然的、自由的、追求个性的属于精神的世界；一个是代表后天的、严谨的、具有规范意义的属于物质的世界。而集训，正象征着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交锋的一场演练。王甜的小说在我眼前一下子有了智者的面貌和孤独者的身影，骤然间闪耀出别样的幽暗光芒。
3、与当下诸多短篇小说刻意于故事不同，《雾天的行军》没有故事，只能说是有一个情节。一个雾天的早晨，张德明在母亲的诱导下，离开怀孕不久的妻子和家乡，在土著人的土地庙外的小空坝上与另外二三十个人会合后向北边去了，“之后，就再没有之后了。” 张德明是没有“之后”了，但张德明的此前“身份”却因暧昧与迷茫无法证实而让他的妻子和遗腹子——县志办的“专家”陷入没有休止的龃龉中。文革中他的妻子的遭遇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他的儿子，几乎穷尽自己的后半生，企图考证和确认父亲的真实身份，却终不可得。他甚至还连带了中学的历史学“教授”，随他一起最终蹈入虚无之境。
4、前不久细读了申丹、王丽亚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一书，书中对西方叙事学中的“故事”和“情节”作了清晰的辨析，刚好还没有完全忘记，很适合用来分析《雾天的行军》。“故事”是指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因果关系排列的事件，主要包括事件、人物、背景等；“情节”则指对这些素材的艺术处理或形式上的加工。与传统上指代作品表达方式的术语相比，“情节”所指范围较广，特别指大的篇章结构上的叙述技巧，尤指叙述者在时间上对故事事件的重新安排（比如倒叙、从中间开始的叙述等）。概而言之，“情节”是对事件的安排。我补充应该还有人物。我所以要在此处作这样一个介绍，是因为，我觉得短篇小说的篇幅是不宜讲述故事的，完整的故事讲述势必要妨碍小说的其它层面的展开。“情节”恰恰是对“故事”的颠覆或破坏，不仅可以有效地压缩“故事”的时间长度，还能够在更宽泛的空间进行小说文学性的延展。《雾天的行军》显然体现了王甜对“情节”的深刻认知，她正是通过对上述小说“情节”的精心结构，充分表达了她对历史与现实的龃龉，甚至吊诡的极富哲学意味的思索，这些东西依靠故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王甜不是哲学家，而是作家；因此，她的极富哲学意味的思考不可能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她要通过一系列的文学细节的叠床架屋，最终在小说中实现她的思想的闪光与哲学内蕴。
5、张德明的儿子——县志办的“专家”被中学“教授”请到学校给学生作报告，可是他的学问被学生判为无用和无趣，“专家”痛苦地反问，“你们想当孤儿吗？”随后他采取了一个反击措施，给学生三天时间写出自己的家谱。结果可想而知，多数学生只能写到祖父、父亲，算他自己才只有三代；两层学生虽然写到了曾祖父，却不知道曾祖母，连姓也写不出。“专家”退缩了，他对“教授”说，“连我自己也完不成这个作业。”历史，或者说传统社会的文化结构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或意义。这看似闲笔的枝蔓，隐喻了“专家”和“教授”在后文探究张德明的“行军”去向的虚枉。
6、张德明的参军缘于婆媳的“死敌”传统多少有点儿牵强，这种夸张的写法在某种层度上破坏了小说情节链的浑然一体；换言之，不具有必然的逻辑。小说当然重视偶然因素，但王甜却细腻地描写了母亲诱导儿子参军过程，包括内心的种种幽暗，生怕小说的逻辑性不足，进而失信于读者。
7、不同的人，或群体，对张德明“行军”去向的看法或态度颇有意味。县志办主任对“专家”撰写的条目的臧否采用了一个疑问句，“说他们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证据呢？”这句话尚且可以用学术的严谨来理解，而他们憋住没放出来的“屁”则将“专家”的企图考证和确认父亲的真实身份的努力置于空中楼阁：“还找那没影的人做啥？”作者又接着概括人们普遍的想法：“即使证明他们投了共产党，或者国民党，又能怎么样？二三十号人，烧成炮灰也不过一萝筐，倒出来给老县城垒城墙，城墙砖都不会抬高一寸——又如何值得写进煌煌一部《离水县志》？”这对“专家”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他的“空中楼阁”般的理想彻底塌陷了。王甜像鲁迅调侃阿Q般地顺便调侃了一下“专家”：“写不了自家的族谱，更感受不到祖辈、父辈的温度。张德明只是三个可转换为书宋、幼圆、或其他字体的汉字，张德明只出现在‘zhang、de、ming’几个音节发出的瞬间，开口即到，闭口即走。”在深化思想的同时，也多了几分鲁迅式的老辣。
8、“专家”当然不会死心，甚至连“教授”也仍然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是国军”，“教授”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不顾“专家”的感受，为张德明绘制了一张红、蓝两色的路线图：张德明是跟着一小股打了“回马枪”的胡宗南的部队走了，去攻打延安，失利后退至秦岭、巴山地区，然后到了西昌、海南和台湾。“专家”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结局，他从柜子里拿出了自己绘制的另一张图：张德明参加的是陈赓的部队，协同王震进行了吕梁战役和汾孝战役，狠歼了胡宗南阎锡山两部，之后参加了晋南攻势，强度黄河，参加鲁西南战役。“教授”终于弄懂了“专家”要的不是一个结论，而是“某一个”结论，便迎合说，他很有可能投诚了解放军。“专家”并不罢休，“那样和原本参的解放军还是不一样！”这样的争执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幼稚，于是，王甜适时地端出她的不无哲学意味的思考：“一个名叫张德明的人，站在两份路线图的起点上，他何去何从？每一个细小得不能再细小的分岔点都诞生一个新的可能，谁能穷尽每一种可能？一个单薄、渺小的个体，出发、投入滚滚的历史洪流，你能从哪滴水中把它捞出来？”这里面既有对人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的“单薄、渺小”的无奈的感叹，又分明暗含着对“专家”的执拗的揶揄。问题似乎不止于此，历史中的张德明无论在与不在，他已经不会在意自己的身份，倒是现实中他的儿子，也包括文革中的儿媳，对他的身份颇为焦虑。这焦虑似与信仰无关，而是影响现实的处境使然。换言之，“专家”关注的是张德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不是作为个体的活生生的人的历史际遇。人性的异化吗？这样的辨析让我不能不倒吸几口凉气。历史似乎有了一点虚无感。张德明的母亲倒不太在乎张德明的历史身份，她回到历史的原点，将注意力聚集在儿子参军一去不返的根本逻辑——媳妇就不该嫁到张家来，她不嫁到张家德明就不会宠她，她就是怀上了孩子也不敢骚情，自己就不会那么看不惯，当然就不会狠心让儿子去当兵。如前所述，这个还是用力过猛。婆媳间的龃龉自然是常有，但达到此种程度当是奇葩吧？甚至说是这个短篇的“硬伤”也无不可。
9、人们从各自不同的体验与角度挎问历史，尽管他们未必懂得拷问的现实意义，拷问本身就是意义，那是一种民族的狂欢。也就是说，现实在那个时代不允许历史虚无。张德明“那消失的面孔不得不面对人民群众”：“参的是解放军，怎么还乡团不来灭你们呢？”“怕是刀切豆腐两面光吧？共产党得了天下你说参的是共产党，要是国民党得了天下呢？你还不说你参的是蒋介石的部队？” 德明的儿子考上县中被政审下来，插队时，女朋友也因父亲的问题而分手，对方甚至以参加土匪说对其进行致命一击；德明的媳妇被揪斗了十几回，并尿了裤子。“专家”追问父亲的历史身份的执拗在文革中的遭遇应该得到理解了。
10、“专家”和“教授”漫长的关于张德明的真实身份的考证和确认几乎无望，却因一老太太近乎荒诞不经的枉语而“峰回路转”：“其实，每年的那一天，那个时辰，都要起雾，那队人都要穿过镇子……”在经过半年的研究后，“专家”和“教授”先后走进了老太太所说的那片雾中，追随着数十年前的参军者们一路向北。这个结尾年不免有些吊诡与荒诞，两个追问历史真相的人最终遁入了虚无。是不是可以说，虚无才是历史的真实？如果当历史存在的意义失去了现实的依据的话，这一说法似乎可以成立。历史的复活，或者说它的价值意义，一定是在当下“语境”之中，失去了这个“语境”，历史就成为了一种概念或符号。张德明的真实身份的考证和确认有现实的“语境”吗？我不敢确定。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遮蔽”，耐人寻味的是，是历史遮蔽了现实，还是现实掩饰了历史？或者说是相互缠绕的第三种灰色的区域？荒诞其实也并非虚枉，它往往更具有现实的合理性，隐喻着超越历史与现实的精神之境。
11、历史与现实终于在虚无中和解——王甜在这个短篇中创造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小说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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