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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后”作家与批评家:从集体潜行到深层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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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某个群体性的文学事件标志着这一代作家的集体出场,那么“70后”还需要等待一个契机或者一个强大的外在推动力。这代人积聚起来的文学力量还远远没有完全释放出来。“70后”拥有诸多其他几代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只是还没有将其转化为更加丰富的文学产出。

20世纪以来,几乎每一代人的文学实践都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两种维度同时展开,近30年来尤其如此。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思潮和世纪末的“断裂”事件、新世纪的青春写作和网络文学热潮等都可以视为某种代际文学实践,“60后”和“80后”们已经先后找到了自己出场和发声的方式,只有“70后” 还处于集体潜行的状态。如果说某个群体性的文学事件标志着这一代作家的集体出场,那么“70后”还需要等待一个契机或者一个强大的外在推动力。

以出生年代为一代文学参与者命名,大概就是始自所谓“80后”。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市场大潮的驱使下,一批年轻作家大规模出现,他们的风格一时之间还难以被统一命名,于是就笼而统之地称之为“80后”。他们强势出场,很快就占据了文坛的重要位置,从而挤压了比他们更年长的“70后”的存在空间。“70后”这样的命名从出现的那一刻就是尴尬的,他们注定是被边缘化的一代,既没有“50后”、“60后”深湛的文学积淀和已经稳定的文坛地位,也 没有“80后”敏锐的市场意识和得天独厚的生活资源。出生在“文革”后、经历了巨大社会变化的他们仍然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学观念和书写姿态,他们自身的生活经历还没有完全积淀下来,无法形成具有明显代际特征的文学表达方式。因此,无论是“70后”作家还是“70后”批评家,大都还相对沉默。这种集体姿态既是这代人的共同处境,也是他们的某种自动选择。

“70后”作家陆续登上文坛的过程跨越了将近20年,从上世纪末的卫慧、棉棉、周洁茹、潘向黎到本世纪初的魏微、金仁顺、李修文、朱文颖、戴来等,再到近年来日渐活跃的弋舟、叶炜、徐则臣、乔叶、张楚、曹寇、阿乙、王十月、鲁敏等。他们以各不相同的方式与姿态陆续出现,他们的出生时间也逐渐由1970年代初期向后半段过渡。可以想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有“70后”作家不断涌现。这个群体的动态发展与“50后”、“60后”和“80 后”群体的相对固定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代人积聚起来的文学力量还远远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同时,由于时间跨度如此之大,“70后”作家们无法构成统一的美学形态,他们往往依赖出场时的文学环境而获得自己的创作个性并在此后的发展中不断变化。所以,“70后”是最松散的一个代际群体,内部的历时性变化和共时性差异都远远大于其他几代作家,要找出其中任何两位作家在书写姿态、诗学形态、思想姿态和理论资源等方面的相似性都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相反,“50后”的现实主义乡土书写、“60后”基于现代主义的叙事新变和“80后”出入于消费主义文化所形成的都市生活景观,都已经确立了完整而鲜明的美学规范。没有集中地大规模出场,而是自然而然地逐渐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诗学追求,这种现象在整个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

与作家的存在状况相近,“70后”批评家们也仍未形成鲜明的群体特色。作为新时期以来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和文化环境日益开放的结果,这些批评家们大多受过完整而深入的专业文学教育,有着良好的专业素养和精准的判断能力。应该说,他们的专业能力是最扎实的。但是,制约他们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文学批评在当下社会中的边缘化、批评环境的层级化、评价机制的数量化等都对他们的发展有重要的负面作用。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很少有“70后”批评家以文学批评作为主业,因其无法转化成社会、高校、传媒认可的理论成果,许多高校甚至并不将批评作品视为科研成果。在无法靠文学批评谋生的情况下,大部分“70后”批评家们需要另外开辟属于自己的学术阵地,文学批评只能当作副业。这种状况对已经占有稳固地位的“60后”和受到媒体追捧的“80后”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对“70后”的影响则更为深远。“70后”批评家的成长需要不断克服这些外在压力,努力探索属于自己的批评理路和介入姿态,找到恰切的发言方式,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批评成果。批评个性,是他们亟需建构的立身之本。而突出的批评个性则是建立在话语体系更新基础上的。总体来看,目前“70后”批评家仍在沿用 “60后”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在理论资源上也较为依赖外来的西方话语。带有鲜明本土特色和个性特征的批评方式还远没有 出现。另外,“70后”批评家们也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代表着“70后”批评家们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逐步树立自己的批评立场。

在复杂的文学环境中,既要面对来自学术体制的束缚,也要锐意突破、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70后”作家和批评家们的互动相对来说还较为沉寂,存在着集体潜行的现象。在热闹一时的余秀华现象中,就鲜有“70后”批评家参与。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70后”们仍执著于文学、文本本身,沉实而不浮躁,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还没有适应当前已经变化了的批评环境,没有对文学现场进行更加敏锐的直观言说。“70后”拥有诸多其他几代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只是还没有将其转化为更加丰富的文学产出,只要“70后”作家和批评家们在更深层次展开对话、互相促进、互相砥砺,这一代人的文学实践一定会成绩斐然,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留下自己的辉煌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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