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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三年前，评论界、媒体还在闷头探讨“为何‘80后’难出批评家”这个话题，随着之后三年“80后”批评家的群体性崛起，现在回望当初的焦虑与争论，真有“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感慨。
从当初的焦虑到今天的群体性崛起，“80后”批评家整齐划一地立在了文坛，发出了自己响亮的声音。作为整体出场的“80后”批评家群体，除了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努力外，外力的推波助澜在这几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2年，《南方文坛》为杨庆祥、金理、黄平三位开设“80后学人”专栏，三位“80后”就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学史进行了深刻的探讨。这是“80后”首次相对集中地出场，据说《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老师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一直有着“母亲”般胸怀的张燕玲在压力面前不改初衷——“年轻学者、不能老做学生和听众，该发言了。”经过2012年“80后学人”专栏的预热，2013年，“80后”批评家忽然沸腾了起来。这一年5月13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理论批评委员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杨庆祥、黄平、金理、傅逸尘、刘涛、何同彬六位“80后”批评家从研究者变成了被聚焦的对象，这是首次高级别的针对“80后”批评家的研讨会；年底，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80后”批评家文丛》，收录了金理的《一眼集》、杨庆祥的《现场的角力》、何同彬的《浮游的守夜人》、黄平的《贾平凹小说论稿》、徐刚的《后革命时代的焦虑》、刘涛的《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傅逸尘的《叙事的嬗变：新世纪军旅小说的写作伦理》、周明全的《隐藏的锋芒》共八种评论集，文丛基本代表了目前国内“80后”批评家的创作水平，同时也是“80后”批评家首次集中亮相；同时，这一年度，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选聘中，金理、刘涛、傅逸尘、黄平、何同彬五位 “80后”批评家入选（杨庆祥作为“80后”批评家中的佼佼者，第一批即被入选）。当然，此后两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又将王晴飞、李振、丛治辰、金赫楠、陈思、徐刚、王敏、方岩、项静、杨晓帆、艾翔、周明全等“80后”批评家纳入客座研员培养体系；《“80后”批评家文丛》第二辑出版了李德南、项静、康凌三位“80后”批评家的文集，同时，自2015年期，由金理和周明全每年选编一本《“80后”批评家年选》，等等，各种平台也不遗余力地助推“80后”批评家的成长，使得他们的集体性形象和整体实力越发凸显。2013年被称为“80后”批评家元年，自在情理之中。
“80后”批评家如此集团式的出场方式，给外界留下了“炒作”之嫌，这情形让部分前辈批评家甚为不爽，认为“那种充满了暗示和定位的规约助长了每一代作家的‘溺爱需求’和‘自恋情结’，强化了‘抱团取暖’的依赖心理。”从文章看，这是对“80后”的笼统批评，但是，这里无疑针对性地指向“80后”批评家，因为从出场方式看，“80后”作家虽然出道早，但以集体、整体的方式出现的还是“80后”批评家。我想，在老前辈们把持了若干年后已经是沟壑纵横的文学批评界，“80后”批评家们不仅要倾注心力做批评，还要进行以话语权为主的权利谋求该是多么的身心俱疲。这难道仅仅是另外的人批评的“80后”对自身身份的焦虑吗？
在各种利益如此固化的批评界，“80后”批评家和前辈批评家对话的可能性已然微乎其微（当然，“微”并不代表“无”，如上我说到的张燕玲对“80后”批评家的成长就倾注了大量的心力，她主持的《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至2015年3月，已经推出了11位“80后”批评家；另外如陈思和、李敬泽、吴义勤、孟繁华等等一批长辈，对“80后”批评家一直关爱有加），“不容跳蚤长大”的想法给“80后”批评家留下的生存空间很小也很窄，面对如此境况，“80后”批评家们不抱团取暖并采取相互呼应式的发声方式行不行呢？他们没有体制给予的锦袍貂裘，衣履单薄地行走在丛林法则间，感到天寒地冻时抱一下团，取一点暖本属人之常情，阅尽人间沧桑的前辈们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80后”批评家的抱团取暖，不仅是孤单艰难的批评旅程上“心有戚戚焉”的日常交流，也是在险象环生、迷雾缭绕的政治文化、历史知识丛林中寻觅一席之地的松散联合。非此，仅凭一己单薄之力，真的很难在早就板结化的批评界刀耕火种，生根发芽，更不要谈最后的开花结果了。是故，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先生如斯说：“80后”批评家的成长，确实要比年轻作家的成长慢一点，难一些，某种程度上讲，需要外力从旁协助，形成话语场地，在场地中尽快成长。
当然，从学理上讲，批评者对“80后”批评家、对“代际”的批评并非完全无理，放在一个更宏阔的时空，代际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就当下的文坛和文学批评界而言，代际是有着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上辈批评者，不能以自己的成长经验来完全对此做否定，更不必持严厉批评之状。我并非是在有意挑起代际之争，只是想说明我们这代的真实状态。针对对“80后”批评家的批评，至今仍无“80后”批评家站出来反驳，就证明了这代人是能接受批评，甚至尊重长辈的批评的。
成长是外力和内力相互合力的结果，缺一不可。相较于“80后”批评家，可能外因的助推在“80后”批评家成长早期，肯定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80后”批评家们对自身也是有反思的，他们能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也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缺憾。包括对代际的认识，2015年年底，我应邀在《名作欣赏》主持一个推介批评家的栏目，当时就想打破代际视野，将栏目定名为“博士在线”，正在此时，杨庆祥来电，说正和北京一帮作家、批评家在一起聊天，谈起此事，他们都建议将栏目定成“未来批评家”，我立即采纳，并在开栏语中对“未来批评家”做了阐释：此“未来”隐含三层意思，一是栏目推介的批评家都是年轻且极有才情的“未来之星”，相较于时下批评界，他们都属新面孔；二是“未来”本有充满希望之意味，希望这批年轻的批评者能为我们这个时代建立起新的文学批评美学准则；三是不用“90后”是表明对于代际划分，我们自身亦有反思，脱“代”成“个”是一个批评者走向成熟的必然。
我们对自身是有清晰认识的，这是“80后”批评家最难能可贵的品质。
作为成长在改革开放中的一代，“80后”批评家最大的优势是更加注重文学本身。“80后”因成长在政治相对宽松的环境之下，这使得他们的精神构成更具多元，更具自由性和宽容心。当下，各种霸气十足的协会、期刊、学院的文学讨论会，在经典的生成和评奖过程上，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治与文化处境相对于“文革”中成长起来那几代批评家相对宽松，但各种势力范围划分后所形成的相互钳制依旧明确地存在着，只是链接镣铐的铁环多长出几扣而已。从整体上看，“80后”批评家身上背负的政治阴影是鲜见的稀少，老一辈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和国家的看法之所以显得比较灰暗，乃是他们在过去那种政治高频动荡和经济极度困窘生活过的一代人吃亏、吃苦、受罪、受难太多所致，现在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正在摆脱老一辈喋喋不休的所谓“文化反思”的心理阴影与病态，成为正常人——虽然，这仍然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毕竟，“80后”批评家已经在“正道”上行进着，虽然步履依旧不那么矫健。“80后”批评家基本没有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对政治的那种敏感。他们出生和成长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眼睛看着，耳朵听着，心灵感受着，身体承接着。他们的感悟是古人与来者都无法去感悟的，世界上恐怕没有另一个国家会在短短数十年经历如此多的磨难、巨变与转型阵痛，中国七八年的经历，抵得上其他国家几十年的历程，日子就这么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危机、稳定，再危机、又平稳。在这种循环反复中，“80后”批评家能在苛严的环境下看到人性的光辉，也能在华美中发现和鄙视挥之不去的丑恶。所以，他们更多的是用一种率真的性情面对文学。这让他们能更多地从文学审美的本体出发去沉思世事与人生的一些宏观规律和道理。
“80后”批评家确实是有自己立场，自己的看法，对文学有自己独特见解的一代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能积极关注并以极高的热情阅读、判断和书写那些真正坚守文学审美的边缘作家，这对于上古时代存活下来，自谓既高，且大，加之手握上上签的一些批评界大人先生们来说，简直就像要他们在路边摊坐下来吃小龙虾一样不可想象。因为那样做不仅会让自己的尊贵身份遭到隐性打折，还会在一身多年才营就的华丽羽毛上留下烟熏火燎的印迹。更何况那些贱乎乎的玩意儿还可能因为内含重金属污染而最终让去碰了它的自己罹患绝症。然而“80后”批评家们却有这样的认为，经济学领域里真正有道德的经济学家一致主张保护穷人的产权和自由经济，有道德的批评家肯定也会保护正在成长中作者群写作和发表的权利。为此尽心竭力实在是比用过分修饰后的陈词滥调去拍著名作家的马屁更有意义，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两种方法关乎着个人对于公平和公正一词的价值观理解。如果要在这方面拿一个名人做榜样，不妨看看比尔·盖茨。这个了不起的世界首富如斯道，我有时会替富人说话，但绝大多数时候在为穷人代言。
作为“80后”批评家的这一代人皆接受过良好的综合教育，就目前较活跃的“80后”青年批评家们，几乎清一色地毕业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流名校，其导师也几乎都是国内一流的批评家，理论训练充足，学养储备完备。因为外语基础好，这波批评家大多能直接阅读西方原著，不少还在海外著名高校读博或做过访问学者，能与海外学界无障碍地畅快交流，这使得他们视野更加开阔，他们可以直接去啃面包而不用成天嚼别人嚼过的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80后”批评家中，除了从事文学批评，不少人还从事其他文体的创作，如杨庆祥、何同彬、李壮是诗人，极其敏感，对现实保持足够的介入热情且能较为理性面对当下纷繁芜杂的世界；李德南、项静一直坚持小说创作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傅逸尘在报告文学上的耕耘是有目共睹的；江飞本身是极优秀的青年散文家，评论和散文两副笔，使得他的思维和视野更具开阔性，更有如霍艳这样在创作崛起之后转身关注评论的“80后”。这些年轻的批评家穿梭在不同的文体间，使得他们的批评无论是文体意识还是语言、视野，都很鲜活。这也从侧面回应了那些对“80后”批评家的指责着——“80后”批评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性和无线外延性的群体概念，对“80后”批评家某一方面的严苛指责，本身就意味着你并不了解这个群体的全貌。
如今的中国人到底想要什么？这是“80后”批评家群体比较关心的事情。如今的社会，苹果产品风靡，在沿海及内陆城市的主要街道上几乎都能找到星巴克。微博的兴起，“胡同拳头”和“麦田守望者”等摇滚乐队的流行，似乎都在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越来越西化，但“80后”批评家们并没有被这种表象所迷惑，他们懂得在物质追求下隐藏着本质迥异的情感诉求。在他们眼里，圣诞节倍受追捧现象后面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象征，代表中国越来越适应新的全球秩序，这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肯定会在不牺牲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融入这个秩序。在他们眼里，情人节不仅仅是西方式的浪漫还是中国男人表现自身价值和忠心的一个机会。美国梦——财富在自由中达到顶峰——令中国人陶醉并神往。但美国人梦寐以求的是“独立”而中国人渴望“掌控”自身命运并能够控制日常生活中那种变幻莫测。当然，他们也懂得，中国根本的文化底蕴经历数千年基本没变。在中国社会，除了对他人的义务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个人是没有所谓特性的。集体和国家是个人身份的永恒支柱。西方的个人正义，即赋予个人独立于社会之外意义中的概念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是不会存在的，所以，这个群里的绝大多数都不太可能像堂吉诃德那样去挑战风车，虽然那东西有时会让人看着不爽。
作为批评界的一代新人，“80后”还属成长期，对于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过分抬高也不容忽视。由于对历史的无记忆感和缺少提醒的声音，他们普遍对政治缺乏热情，这是优势，还是劣势呢？须知，回避从来不是批评家认真的战略选择。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将导致个人的社会责任感降低。与政治拉开距离对于文艺批评家来说并不见得是好事，问题在于你要去关心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在如今的网络和微博上，左右之争日趋公开化，过去仅限于学术圈中的争论，有点无限制地放大到民间社会，类似“五毛党”、 “带路党”、“爱国贼”、“西奴”等等对立的概念满天飞，社会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分化远超西方多党制国家，对立双方都在努力把自身道德化而将对方妖魔化，使得人们对国家的未来抱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80后”批评家们对此一定要有认识：除了传统没有利益分化的社会和近现代那些严格意义上的专制社会，所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会呈现出多元性，中国社会这种多元性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领域内必然要出现从经验的视角来看毫无意义的“党争”。因为人们身处的现实社会既非左派想象的世界亦非右派想象的世界。“80后”批评家们要清楚一个显然的事实，这种“党争”不仅仅是对诸如政治自由、社会正义等价值观、信仰体系的追求和彰显某种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还是表明各种意识形态之间正在失去妥协的空间，通过表面现象反映出来的左、右两派实际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
对此批评家们该怎样做呢？那就是崇拜人类理性，摒弃一切粗粝冷漠，坚持正义，反对邪恶，坚决地站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并主动提防某种病态的深刻癖——那是生活在观念世界里的旧式知识分子一生也难改的臭毛病。在一片有希望的土地上，理性对自身充满自豪和信心，但从不蛮横无理。
从社会大环境来说，“80后”一代也是没能够有机会参与社会分配的一代，人生压力巨大，定位漂浮，大多数人尚不知道该去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才能有朝一日绝唱天下。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就是从大的社会环境出发解析了“80后”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没有踏实的经济权，就没有有分量的话语权。过分沉重的生活压力，容易让“80后”批评家被权力和资源引诱，在文化脂肪上搔痒，与金钱和利益远距离调情，不自觉地丧失单纯和公正的内心评判标准，进而影响作品批评的质量。最近和陈思和教授、张新颖教授聊起这个话题，他们都认为，不是“80后”怎么办的问题，而是每代人都面临怎么办的问题？我同意他们的观点，但相较于他们，“80后”怎么办的问题肯定是比他们面临的怎么办更严峻。严峻的生活压力，肯定会对“80后”一代人构成生存和理想之间的沟壑。而这沟壑肯定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80后”批评家的纯正性。
从文体上讲，为数不少的“80后”批评家们也还是按照传统的学院派要求在作文叙事，以致有点点未老先衰，手持檀板，一阙一段地唱着讨人欢心的谀辞，少有如杨庆祥《“80后”，怎么办？》那样一剑飘逸的文风。“80后”批评家要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文体的个性化呈现上，任务艰巨。
陈思和先生在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所做的序言中，殷切地希望，“不在多出几本批评文集，更不在乎多评几个职称，而是要培养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荡于文字，充满活力而少混迹名利场的新锐批评家。”这是智者的谆谆教诲，也是“80后”批评家必须牢记在心的座右铭。闻道不分先后，术业要有专攻，“80后”批评家必须端正自己的各种态度并不懈地修炼自己的内外功，如此才能在用时给力。一个表现专业的职业文艺批评家特别需要理性和知识，他应该比其他职业者更为自觉地知道任何一种价值。此外，“80后”批评家对当代文坛的介入似乎还需要付出比现在多得多的勤奋，希望他们能写出更多的来自底层，来自文学深处的文学批评。在一潭死水中泛起微澜，多有几个接地气、爱生命、紧贴命运去歌咏的批评家涌现。
总之，“80后”批评家已经是“这德行”，他们觉得自己实在没法成为温顺的羔羊，并将之浅显地理解为，“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不可能因为大狗的存在，小狗就不叫。”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新生力量的绝境突围，犹如一次长征，肯定能给当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带来新的变量。无论如何，“80后”批评家确如我们眼见的那样已经在全国各地，在各自的空间里，刺破青天般地生长了起来，不管谁谁谁怎样认为，怎样批评，已经成熟在即。只是小子们既然被未征询个人意愿就遭到了巨大的“是”的抛掷，来到了这个复杂的时间区段并艰难地活在当下，在意外遭到“是”的敌视时学会说一声“不”也许才是获得具体存在的开始，在面对那个抽象的、无声的、试图窒息一切的“是”，他们也会再长出一条命——一条与肉体生命对位而立的精神生命来，让“红旗卷起农奴戟”，借以抵挡一下悬于头顶上时时要想砸下来的“霸主鞭”。尽管有人会觉得不仅小子们态势有点僭越，态度还野蛮。
最后想谈一点的是，文学史的生成、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肯定离不开文学批评的“冲锋陷阵”，而我以为，“80后”批评家对同代、或者同时代的作家、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或能更加切合这个时代的审美要求，为文学史的书写奠定一些基础。一句话，“80后”批评家的崛起，并非是天外来物那般突兀，而是历史和时代双重之需要。云南彝族有首很霸道的劝酒歌，其中有句是，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喝。我借用下，对于“80后”批评家，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们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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