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70后、80后批评在媒体语境中，已经隐然形成了颇成规模和现象的话题。在前辈学者的提携之下，在高校、作协及出版机构的合力中，借助“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70后批评家文丛”、“80后批评家文丛”、“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南方文坛》“当代批评家”栏目等集体亮相机会，逐渐进入到文学批评的主流生态圈中。“70后”的谢有顺、刘复生、梁鸿、李云雷、刘志荣、张莉、霍俊明、李丹梦、郭冰茹、房伟、张定浩、黄德海、张丽军、张立群、王迅、饶翔、刘大先等，“80后”的黄平、杨庆祥、金理、刘涛、何同彬、傅逸尘、徐刚、张慧瑜、周明全、岳雯、方岩、王晴飞、李振、项静、李德南、李松睿、李壮、康凌等，也日益谋求建立起各自的批评话语。应该说这最初是一种有意识的人才梯队建设，然后70、80后批评家自身也逐渐形成了“同代人”的自觉，于是形成集体效应，《创作与评论》、《名作欣赏》、《边疆文学》、《文艺新观察》等刊物也陆续开始相关的批评家栏目。
代际划分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批评家们以群体性方式出现，容易形成规模、树立形象。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他们之间议题的差异性和方法的多样性可能要大于同代人的共同性，代际框架可能埋没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别风貌。因而代际划分不应该是硬性的时间切割，“文革”结束到198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无论从生长、教育和传播环境都更像是一代人，即所谓的后革命、影像电子媒介和消费主义时代的一代人。当然，“70后”、“80后”这样的提法本身有着易于操作的策略性因素在里面，这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方便说法，并不构成学理上的意义，这一点在很多批评家那里也都有着明确的自觉。
但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体制转型的时代，以及此后慢慢形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无疑构成了70、80后批评家共同面对的社会环境。他们几乎都是学院中生长的青年，毕业工作后赫然发现多年来的梦想和靠努力得到的荣光，经不起残酷现实的轻轻一击：因为昂贵的房价一时难以承受，而原先的福利制度已经被取消，虽然获得了体制内的职位，却与那些在流水线的工作、居住宿舍和城中村的同龄人之间差别不大——尽管从教育程度上来说，他们完全称得上是个“文化精英”。这不是一个小群体的遭遇，而是一个普遍状况——那么多受过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从事各种行业的年轻人都或多或少面临着类似的窘境，并不是他们所有人都不努力，可能也并非仅仅在物质上的匮乏和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而是一种很难看到希望的失败感，弥漫在整整这代人的心灵空间之中，并且突出地反映在文学书写之中。作为文学批评者，70、80后出场的时候，正是90年代以来主导性意识形态在文学中形成的个人主义的消费型价值观、拼贴并置颠覆等后现代式技法、道德观念上的犬儒式相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甚至在连批判现实中也透露出一种与资本合谋的二丑的艺术。在城乡变革、全球化、消费主义、新媒体的语境中，由切身遭际和文本阅读相结合而产生的情感冲击、心理创伤和精神反思，使他们具有了共同的精神症结。因而，70、80后批评家无论关注点为何、切入角度怎么不同、操持的理论资源有着怎样的差别，其实都是应对着类似的时代话题，物理时间的不同并没有形成新旧代嬗的断裂，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批评是代际融合的。
当社会整体存在着结构性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阶层流动固化，个人奋斗的道路已经阻塞的时候，作为时代中人的70后、80后如何确立自己在历史中的主体位置呢？这个问题是摆在我们时代众多群体间的共同的困惑，而不仅仅是一代人的问题。任何一个世代的青年在涉世之初，往往都会遭遇类似的“通过仪式”式的迷惘与阵痛，但一代人还是有一代人自己必须面对的实际。就此而言，70后、80后显然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它牵涉的是更为广阔的后文革时代宏大政治意识形态规划的转型、科技进步带来的信息与文化环境的变化，以及广泛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
如果进一步观察，会发现资本在外在疆域和内在疆域两个部分的扩张，不仅改写了我们时代的生产和流通方式，而且通过消费主义的建立，从商品中心转移到市场中心，完全变革了我们的生活、情感和交往方式。从外部来说，是有目共睹的可见的资本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遍布于全球地理空间，并将其分为发散性的“中心”和依附性的“边缘”；而从内部来看，则扩展到欲望、情感、想象、潜意识等心理空间。如果说之前的社会身份，是通过职业（生产）来界定的，比如古典时代的士农工商或者新中国后的工农兵学商，现在则通过消费来标识了，而人的个性不再是出于自身的性格、特征、专长，而是通过消费的物品来凸显。这就是所谓“炫耀性消费”、“符号消费”兴起的原因，人们购买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甚至已经不再是为了满足某种生活必需，而是心理需要，这是一种欲望的消费。欲望在整个社会中被不停地生产与再生产，成了社会运转的根本行动力。消费文化的扩张，使得民众的价值观发生位移，共同的乌托邦愿景荡然无存，人们只是成了欲望的载体。
这一切都发生在70后、80后的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如果我们今日回首1980年代，会发现这是一个充满了多种可能性的时代，在精神上呼应了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自上而下的新启蒙运动和自西徂中的多元主义思潮中众声喧哗，充满变数。80年代的思潮在多样性上也类似于1940年代的中国，各种话语在抢夺自己的阵地和争取进入到历史主流叙事之中去，但正如1940年代的多样性迅速被新中国的建立所终止，1980年代也在冷战结束和戏剧性的政治风波中迅速终结。“新意识形态”兴起的90时代末到新世纪初，70后、80后作家最初就是以商业化的“个性”面目出现在媒体之上，他们的标签往往与各类时尚与潮流话语联系在一起，带有文化反哺的意味。值得一提的是，新文化运动时代的“青年崇拜”也有这样的意味，只是五四青年的文化是未来指向的，有着梦和远方，而70后、80后青年的文化形象则是现实向度，只关注当下。
一个常见的归纳是70后、80后在成长期遭遇的是“小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因为社会本身的固化，个人已经无法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主体参与到历史之中，无法以对于未来充满自信的向往加入到自身的行动之中。但其实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我们这个时代并不是“小时代”，而恰恰是一个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思想上都发生巨大裂变的“大时代”。“小时代”只不过是人云亦云的媒体提法，是一种第欧根尼式的遁逃，并且带有明显的引导性，它希图通过戏谑、反讽、玩世不恭的话语，轻飘飘地回避沉重而严峻的现实变革，并且在意淫式的嬉笑嘲讽中得到自以为是的满足。正如我们知道的，当代社会的一大基本发明就是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巧妙地转化为引诱者与被引诱者的关系，被压迫者自觉自愿地进入到新型的生产消费模式中，以对于大众媒体所塑造的财富、权力、时尚的成功形象作为追求目标。
这是我们切身体会到的“集体感性”。那么在这样的时代中，个人究竟如何作为？难道就是沉溺在其中，按照主奴思维，做一个欣欢快乐的消费者，削尖脑袋向上爬，梦想着某一天“功成名就”？而讽刺的是，这种流行的个人主义已经被残酷的现实证明不再可能。这显然不仅仅是70后、80后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而是所有代际人群共同面对的当下社会现实。当然，70后、80后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和多重组成。因为有大多数的“失败者”，必然就有相应的少数“成功者”。成功者是权贵与资本结合的那些人，正是他们构成了难以突破的天花板，让试图白手起家的拼搏者头破血流、垂头丧气。
怎么改变现状？怎么争取到每个人在历史中的位置？这是70后、80后批评家所共同要回答的问题。寄希望于觉醒了的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知识工人）与农民工的联合吗？20世纪的革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知识精英联络工人和农民结合成联盟的先例，但是如今的情势已经发生变化，政党政治衰落，代表性已经丧失，最主要的是知识工人和农民工虽然同处于相似的境地，诉求却有不同：前者更多倾向于摹仿权贵者，而耽于茶杯中的风暴式的意淫式反抗，后者还挣扎在基本的生存与温饱层面。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以文学为志业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境中如何作为呢？ 或者说，文学还有作为吗？
70后、80后批评家在这里实现了批评范式的更新，对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进行了审父式的反思。他们当然继承了前辈批评家的遗产，但因为教育与资源的丰富，较之前辈更容易走出西方文学批评话语的迷思，而注重本土现实的生发。这是文学自信和批评自觉的表现，更加注重文化领导权的转移。回顾历史，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在不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情况下取得了对抗资本主义的胜利，正是因为文化上的先进性。文学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通过文学行动的力量，引发感染众多人群，如同一颗火星，点燃周围喑压的空气。我们可以看到，70后、80后批评家很少全然被西方理论带着跑，也突破了文学批评过度职业化的话语惯性，用文本搅动其无数有着相似体验的人们不得不从幻梦中醒来，从文学一度被“审美化”的偏狭路径中拔出来，扩展了言说的空间与方法，将文学文本、社会调查、政治经济分析等杂多事象事无巨细、高低、尊卑地搅拌到一起，直面实地的共同困惑。
这样的困惑，不是任何一个个体或者精英式的内向型反思所能解答。路易·阿拉贡在为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作的序言中说道：“一切批评总是或多或少以敏感的方式属于一个总的世界观……批评家的权威就是被接受的或即将被接受的思想观点的权威。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下，批评家用一个民族的语言表达在这个时代和这种制度下的一个民族的思想观点。这就在使他说的话变得伟大的同时勾勒出他的局限。”对于身处其中的70后、80后批评家群体而言，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带着自身的局限出发，从现代式的“深度模式”中走出来，以“浅表模式”进行思考，也就是说不再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是意识到景观社会之中，现象即本质，即是实在，即是欲望和欲望的不满。因而就不可能构建出某种蓝图式的未来乌托邦以供追求，而是重塑团结、集体性与理想主义，对原子化的个人进行熔铸，使他们重新意识到无论是文艺青年、普通青年、愤青、五毛还是公知，其实都身处同样的命运，让个人问题重新与社会联结起来，同时识别欲望的生产形态并努力使之平衡。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让几乎被污染、被格式化了的价值观重新回到公共理论层面，想象一种新的正义社会和共同价值观的可能性。
王思任说：“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 斯言不虚。如果要想在文学史上确立70后、80后批评家的定位，打破界限、跨越鸿沟，友爱砥砺、更新范式，可能是我们的历史选择与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