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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就年龄，还是就研究实绩、已有的影响力，70后诗歌批评群体成为中国新诗研究领域的中坚都是不争的事实。当然，由于1970年代出生的批评（研究）者们本身也包含着年龄及相应的从业时间上的差异，所以，如果将70后诗歌批评群体进行一次内部的划分，那么，以姜涛（1970—）、张桃洲（1971—）、胡续冬（1973—）、冷霜（1973—）等为代表的“70前期”，以霍俊明（1975—）、熊辉（1976—）、易彬（1976—）等为代表的“70中期”，以刘波（1978—）、王士强（1979—）等为代表的“70后期”，可作为这一代际批评群体的“基本构成”。
与前辈学者不同的是，70后诗歌批评群体都是高学历且工作于高等院校或科研单位。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磨砺和多年来从业的经历，一方面使其具备坚实的学术基础、扎实的基本功，一方面又使其深知求实、出新才是研究的根本所在。上述主客观前提使70后诗歌批评群体在具体展现自我时常常表现出如下一些特征。
一、在研究对象上，视野广阔，穿行于现当代诗歌之间。按照传统的学科划分方法，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有一定界限的，这种“界限”自然也会影响到现代诗歌、当代诗歌的区分。70后诗歌批评群体属于新一代学者，接受事物快、理论知识更新快，都使其在具体批评时常常呈现出视野广阔，自由穿行于现代、当代诗歌的特点。以姜涛的研究为例，博士毕业于北大并留校任教的姜涛，其博士论文为《“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该论文属于典型的现代诗歌方面的研究成果。姜涛曾将与其博士论文相关的成果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新诗研究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他的《“全装修”时代的“元诗”意识》、《“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的阅读札记》等关于新世纪以来重要诗歌现象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姜涛能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使用相应的理论知识话语，让人读来有切中肯綮、耳目一新之感。以易彬为例，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实践，易彬已成为穆旦研究的专家。他的系列专著《穆旦年谱》、《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穆旦评传》以及《穆旦诗编年汇校》，都可以证明他在穆旦研究领域取得的实绩。然而，易彬的研究又是开放式的：在研究的过程中，易彬有意从20世纪新诗史的角度考察其研究对象，他的《从“历史”中寻求新诗研究的动力——以穆旦为中心的讨论》、《从穆旦到昌耀：新诗的语言质感论略》、《文献学视野下的穆旦诗歌研究》等，就属于这方面的努力。结合姜涛、易彬的研究，我们大致可以得出70后诗歌批评群体既有突破现代、当代诗歌界限的愿望，又有具体突破时的能力。当然，如果仅从“越界”的角度来看，70后诗歌批评群体在坚守自己主要学术方向时，常常在其他领域如小说、文学史等方面一试锋芒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只不过，这一现象涉及到的主客观原因远比单一的诗歌批评更为复杂，此处无法一一展开。
二、关注最新诗歌现象，追逐诗歌发展动态。70后诗歌批评在具体呈现时，有明显的“唯新意识”。关注最新诗歌现象，追逐诗歌发展动态正是这种“唯新意识”的外在表现。毫无疑问，70后诗歌批评群体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诗歌现象发言往往显得得心应手。有关这一点，我们即使将其视作是70后诗歌批评群体应当承担的工作与任务也并不过分。纵观70后诗歌批评特别是“70后期”评论者的批评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关注当下诗歌发展、诗人创作一直在其整体批评中占有的重要的比重。以王士强的研究为例，他长期致力于新世纪以来诗歌现象、诗歌潮流的研究，曾发表大量与此相关的论文。除整体考察之外，他的《诗歌与大学校园的牵手》、《余秀华火了，然后呢？》等文章直击当下诗坛热点现象。与王士强相比，刘波既侧重当代诗坛的现象透视，又重视当下优秀诗歌文本的生成与解读。其中，前者可参见其新近专著《当代诗坛“刀锋”透视》，后者可参见其在《星星诗刊·理论版》主持的“每月诗歌推荐”专栏。通过上述例证，我们可以看到70后诗歌批评群体有十分明显的创新意识，他们的批评实践既有现象的阐释、潮流的把握，又有文本的细读、理论的前瞻，而传统意义上所言的“研究”与“批评”之分，在他们的实践中也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
三、诗人、编辑与诗评家身份的兼而有之和相互促进。在70后诗歌批评群体中，很多人既是评论家，又是诗人。姜涛、冷霜、胡续冬、张桃洲、霍俊明等，可谓“左手写诗，右手评论”。从诗人身份看待批评，从批评省思自身的创作，往往使70后诗歌批评群体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相互促进，感性与理性并重。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声名鹊起和资历的增长，70后诗歌批评群体已开始分担诗坛已有的“资源”。如姜涛参编的《新诗评论》；张桃洲在《江汉大学学报》（现名为《江汉学术》）主持多年的“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易彬在《长沙理工大学学报》主持的“中国诗歌研究”栏目；霍俊明编选的“年度中国诗歌精选”、“年度中国诗论精选”；熊辉主编的《诗学》专辑；刘波先后受邀在《诗选刊》、《星星诗刊·理论版》主持栏目，并连续多年参编“中国新诗年鉴”；王士强在《新文学评论》主持“诗人档案”栏目，并先后受邀在《星星诗刊·理论版》主持专刊并兼任《诗探索》、《诗歌月刊·下半月》的特邀编辑，等等。尽管，上述列举的方方面面就实际而言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每个人的情况也可能不尽相同，但70后诗歌批评群体身份多元、兼而有之却已成客观的事实。集诗人、编辑、批评家于一身，会使70后诗歌批评群体在批评的过程中有鲜明的在场感和前卫意识，并与同时代的许多诗人交往甚密、形成互动，进而促进其批评关注最新诗歌现象，追逐诗歌动态的发展。
四、主体性的凸显与个性化的风格。这一点主要指70后诗歌批评的风格。70后诗歌批评群体由于年龄、对批评个性追求等原因，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常常会感受到较为鲜明的主体情怀。除文笔灵动、融入更多自我体验之外，对批评对象的用心感悟、力求推己及人的观念，都使其批评文字常常充满感情。也许，上述种种趋向会使70后诗歌批评不再那么冷静、客观，但主体性之维的凸显又使其批评具有了相应的个性甚至是前所未有的自信心。70后诗歌批评期待可以与批评对象平等对话，进而一改“批评”的从属地位；70后诗歌批评期待入木三分、深入灵魂的论析，实现批评主客体之间的心灵碰撞，这种堪称“个性化”、“个人化”的批评，在70后诗歌批评群体面向晚近诗人创作时表现的尤为突出。70后诗歌批评群体的主体性意识，还可以从他们多既是诗人又是批评者的角度找到依据，而将批评视为一种创作，也许正是70后诗歌批评群体的审美理想追求？！
直观地看，70后诗歌批评群体还有批评数量多、写作速度快的特点，但这样的特点并未完全影响他们批评的质量和历史的厚度。姜涛、张桃洲的研究，很早就注意文章的精品意识；同样地，阅读姜涛、张桃洲与易彬的批评，总会感受到历史的影响力以及对于第一手材料的关注。就目前的状态来看，70后诗歌批评还处于稳步生长的阶段，蕴藏着巨大的提升空间。处于“不惑之年”70后诗歌批评群体在逐步形成稳定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批评趣味和学术品格。70后诗歌批评群体还有更为广阔的学术前景，而取决于其未来的除了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再者就是他们对人生、自我和机遇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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