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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今重新谈起先锋文学，我们谈论的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历史时刻：1985年前后，一批在文学观念、文学形式等方面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作品在较短的时间内涌现，对彼时的文坛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作为创作潮流，它只持续了大约四五年的时间，却产生了一批迅速进入文学史叙述经典序列的作家作品。这批作家不仅现在仍是当下文坛的主导力量，他们当年的作品亦不断地释放历史影响力。只是年复一年的近乎雷同的谈论方式充满了仪式感，反倒日益将这一切塑造成只供膜拜、凭吊的历史遗迹。以至于30年后，当引领这股浪潮的风云人物重新聚集在北京师范大学时（“通向世界性与现代性之路”——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国际论坛，2015年11月27日），已显得意兴阑珊。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先锋文学的历史势能已经耗尽，而是因为我们谈论它的方式已经僵化，换个方式或许能重建搭建起这份历史遗产与当下的关系。严格说来，“先锋文学”涉及范围和实际情况非常复杂。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小说涉及的情况。
余华、苏童、格非、李洱等人的发言（作家发言请参见《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先锋文学三十年研究专辑之二”）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形式变革、美学震惊、文学故事。形式变革和美学震惊，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种面相，涉及的是观念、形式变化所带来的审美体验震荡及其文学史影响。文学故事则涉及先锋作家群体的私人交往，以及作品写作、发表、出版背后的故事等，这些事情被当事人、旁观者、后来者反复诉说，同时伴随着细节增添、修正、抵牾的过程，故事便渐渐成为掌故。这三个方面大致反映了三十余年谈论先锋文学的基本角度和趋同的价值判断。也正是这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渐渐使得这段文学史史实渐渐演变为文学史神话。如今，我们需要重新面对这些问题，将其背后叙述逻辑重新问题化，方能更好地描述先锋文学之于当下的意义。
二、
余华说：“先锋文学在中国文学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装了几个支架而已。”这句话非常形象地描述出先锋文学的历史进步性，这些小说对技巧、叙述、形式等技术层面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代文学所缺失的多元的现代性文学知识的补充。这些知识、资源经过先锋文学的操练，在9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发展中被普及成为常识，无疑它整体上提升了中国作家的视野和当代文学的格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洱重申了先锋文学跨越时代和作家代际的历史影响力：“目前影响较大的几部长篇作品，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就受到先锋小说很大的影响。先锋小说激活了陈忠实的所有经验。没有先锋小说在前，哪有《白鹿原》在后？”
在承认先锋小说巨大的历史贡献的前提下，我们也会从这些作家的言论中发现，目前关于先锋小说的描述愈发呈现技术化、去政治化的倾向。技术固然是先锋小说最为鲜明的特征，然而过于强调技术则会遮蔽先锋文学的历史起源和技术所涉及的政治问题。我们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谈论这个问题。首先，重新谈论先锋文学的“历史起源”，就是要颠倒先锋文学与1980年历史的既定叙述逻辑。先锋文学的惊艳登场，它带给历史的重要意义已经是老生常谈的常识问题。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追问历史进程如何为先锋文学赋行，描述先锋文学在历史中缓慢生长的过程，呈现一个更为广义的先锋文学谱系，方能更好地解释先锋文学绵延至今的历史影响力。其次，1980年代在当下的历史叙述中被描述为开放、理想的历史形象。然而与此后的历史时段相比，它依然是个国家进程、社会生活都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非常政治化的历史时段。具体到生长于此的文学，则可以说，在1980年代，技术问题其实就是意识形态问题，或者说，技术问题就是文学领域最大的政治问题。不承认这个前提，则很难解释先锋文学何以会短时间内造成如此深远的美学震荡。
我们可以以1980年代几个重要的文学选本为例来继续谈论上述问题。1986年，先锋小说最重要的两位吹鼓手吴亮、程德培编选了《新小说在1985》（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出版社，1986年），这个选本把1985年发表的那些以形式变革引发争议的小说几乎全部收入囊中。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这一年被称之“先锋小说元年”，这个选本也就成为先锋小说的最经典选本之一。与此同时，两位批评家编选了另外一部集子《探索小说集》（1986年，上海文学出版社）。在这本集子中，除了有三篇小说分别发表于1980年、1982年、1983年外，其他篇目均分布于1984到1986年间。很显然，这个选本展现了一个更为宽阔的形式、观念变革的小说发展谱系。
而在《探索小说集》出现的前一年，李陀、冯骥才出版了《当代短篇小说43篇》（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这个选本收入了1979年至1983年间能够体现小说形式、观念变化的那些小说。在当年的新潮批评家黄子平看来，这个选本体现了1980年代前期“小说观念突破前行的轨迹”。
众所周知，1986年、1987年是先锋小说风光无限的两年。先锋小说成为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收获》杂志在这两年的集中推介。不久以后，先锋小说的重要推手程永新编选了《中国新潮小说选》（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这个选本当然是以那两年发表在《收获》上的作品为主体，保存了1980年代中后期在小说观念及其实践在审美/形式层面的创新的大部分文本。
罗列以上1980年代比较著名的四个选本，旨在提供一种重新评价先锋文学的角度。首先，把这些选本收录的作品按发表时间先后进行排列的时候，便会发现在整个1980年代贯穿着一条脉络清晰的形式变革轨迹，而这个轨迹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个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的、广义上的先锋文学的谱系。这个文学谱系不仅构成了此后文学史谈论1980年代文学史成就的主要名单，而且表明1980年代中后期狭义上的先锋文学的发生有源自1980年代文学史内部的历史起源，而非完全是域外资源横向的结果。换而言之，如没有1980年代上半期的各种观念、形式的实践，很难想象先锋文学会积蓄起在1980年代中后期瞬间爆发的潜能。直言之，先锋文学是1980年代缓慢而艰难的形式变革历史蕴育的结果。其次，上述选本还涉及一个问题，在面对那些形式、观念呈现异质性色彩的作品，文坛并无约定俗成的命名，比如，新潮小说、新小说、探索小说等，还有现代派小说、现代主义小说等，与其说这些命名在当时有着大致的指涉范围，倒不如说，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在形式、观念变革等方面出现新质的小说的一种笼统的、暂时性的、模糊的指称。但是，后来“先锋文学”的命名出现以后，它在使用中逐渐被窄化、固化为当年的《收获》及其周边的作家群，这便是我在前述已经提及的狭义上的先锋文学，事实上，我们大部分时候关于先锋文学的谈论正是在这个层面的重复。因此，恢复一个复杂、宽阔、历时的先锋文学谱系对重新理解先锋文学非常重要。再者，上述选本所选的文本在发表时均引发过争议，而且这些争议大多起于形式终于意识形态定性。所以，这些作品在动态上构成了一部1980年代文学论争史，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提醒，广义上的先锋文学的发展史其实是一部与意识形态对抗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正是那些反对者坚持形式与意识形态捆绑，反倒是后来那批被称之为新潮批评家的先锋小说的拥趸更乐意在语言实验、审美形式、智力游戏等文学技巧层面为这些小说辩护。倒不是因为反对者比拥护者更为清醒，而是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把形式与意识形态隔离是保护那些“危险”的作品的唯一途径，这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性的辩护策略。更何况，当时批评家、作家念兹在兹的“文学自律”“创作自由”等问题其实就是一种鲜明的政治态度。或者说，批评家、作家热衷于技术问题的谈论，其实也是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社会形态的另一种面相。这正是先锋小说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时所体现的复杂性之一。所以当年的朱大可会在新的一轮政治运动来临时说：“一九八七年，当所有的声音都被严厉地打断时，只有非意识形态的纯粹语言，才像灵巧的鸟儿那样逃遁到罗网之外。而这漏网之鸟又回过来成为拯救文学的神明。”（《空心的文学—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白皮书》，《作家》1988 年第 9 期）这句话倒是部分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所以在我看来，只有重新恢复关于先锋小说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描述，有效区分先锋文学本身的局限和我们谈论先锋文学的方式的局限，这份遗产之于当下的意义才会得到更为丰富的阐释。
三、
1980年代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迅速落幕时，新潮小说家关于先锋小说的片面辩护便成了权威的历史判断。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形式变革已渐渐成为关于文学的基本常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新展开的去政治化的历史语境中，先锋文学所携带的意识形态问题也渐渐无法引起谈论的兴趣。
但是，在我看来，先锋文学一种更为成熟的文学形态恰恰出现在1990年代以后。正如程永新在编选《中国新潮小说选》时说的那样：“有人预测，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大作品将在五年、十年后出现。如果这个预测没有发生偏差的话，我不想说大作家一定在这本集子的作者们中间诞生，但我极其固执地坚信:假设中的大作品、大作家一定是沿着他们（它们）的足迹走到一个辉煌殿堂的。”
1990年代以来，一批带有鲜明的先锋文学特质的长篇小说的出现，恰恰是这股文学潮流呈现出充沛、蓬勃生命力的体现，这些作品大多出自未曾来得及分享1980年代历史荣耀的那些作家。例如：潘军的《日晕》（1989年）、吕新的《呼吸》（1993年）、北村的《施洗的河》（1993年）、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1994年）、陈染的《私人生活》（1996年）、东西的《耳光响亮》（1997年）、阎连科的《日光流年》（1998年）、棉棉的《糖》（2000年）、李洱的《花腔》（2001年）、邱华栋的《正午的供词》（2001年）等，当然也包括前述李洱提及的《白鹿原》（1993年）等。
这些长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把形式变革熟练地运用于长篇小说的写作，而且大胆试炼了这些形式在处理更为复杂的叙事内容时的有效性和可能性。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形式变革为处理复杂经验所带来的从容，而且看到隐秘的历史态度、复杂的现实情感、斑驳的社会景观以及关于自我的深刻认知等。可以说，正是这些长篇小说的出现，恢复了有精神内核的先锋文学的本来面目。这种精神内核始终以一种经验的及物性，保持着对现存事物、秩序的反弹和质疑，从而使得先锋文学始终以一种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在当下和未来展开。这也是我不断强调的先锋文学的政治性。
只是这些问题在1990年代以后的语境中，并未得到充分展开。具体到彼时当代文坛的话语方式，我们会发现上述作品迅速被一些新的命名占领，如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私语写作与美女作家、魔幻现实主义、后殖民主义，甚至是新写实小说。这些概念、理论、命名虽在不同程度上让这些小说获得了更为细致、丰富的阐释，却以知识的名义消解了先锋精神天然的、朴素甚至是有些粗暴地对秩序/价值质疑、叛逆的那种蓬勃的生命力和破坏力。
四、
余华的发言还提到：“我听到张莉在学校给学生上80年代先锋文学的时候，后来杨庆祥也提到类似的情况，他们的学生从我们 80 年代的先锋文学作品中没有读到80年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是文学的另一个功能，就是社会文献的功能，这个我们暂时不去管它。”余华在这里回避的倒不是先锋文学与具体语境中的社会经验的关系，而是回避了一段被遮蔽的文学史现象：即先锋文学自我净化、提纯，和先锋文学的神话对同时代其他文学现象的压抑。
如果我们注意到《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也曾入选吴亮、程德培编选的《新小说1985》，至少能够说明在“先锋”这个命名固化、窄化之前，很多未经细分的小说在共同分享技术更新和关于现实的敏感性这种“新质”。然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新”到“先锋”的命名变化，不仅划分出作品的价值等级，而且丢弃了经验的及物性。其实，这是先锋文学自我净化、自我神话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以压抑其他文学现象为代价的。就在这部选本出版后的第二年（1987年），程德培就指出了文坛跟随风潮盲动而出现的遗漏，他指出1986年的文坛还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即“新闻小说”的繁荣。《唐山大地震》《中国的“小皇帝”》《阴阳大裂变》《多思的年华》《在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命运狂想曲》《但悲不见九州同》《二月逆流》等报告文学作品涉及了中国改革进程的许多焦点问题，在读者群中引发极大的关注。但是文坛却对这种现象视而不见。程德培所述及的问题还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在整个80年代，报告文学在社会参与、公共关怀等层面一直与改革进程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它们在文学传播、文学接受中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其他文类。如今重新审视这些现象，与其计较新闻小说、纪实小说、报告文学在概念上的细节区分，倒不如直面这样一种历史真实，即这样的文类保持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先锋文学精神，而这样的精神又在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中得到了激活，即高度的介入、尖锐地审视和超越历史现场的革新精神，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1980年代的先锋精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非虚构”写作是先锋文学在新世纪语境呈现的新形态。因为“非虚构”写作所激活的资源，正是先锋文学在自我净化和神话叙述过程中被舍弃的东西，恰恰是这些东西为将为当代文坛逐步走出书写中国经验的困境提供了可能性，至少在当下，这是当代中国文学重要的文化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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