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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近年来创作状态颇佳。自2000年的《怀念狼》以来，他推出了一系列长篇小说，大多以商州故乡为背景，又每有新意生发，如《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等，描述陕南古今，叙说乡土人生，细呈现代文明转型时期的乡村困境与乡土文明的式微，被誉为乡土文明之碑、百年中国史录等，贾平凹也因此获得很大声誉。细观贾平凹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显然是宏大的历史时代书写与精微的人物雕塑穿插而行的，在论者专注于贾平凹对百年中国甚至是更古老的中国历史的书写时，贾平凹却将墨力漫向底层人物，推出一部新作《极花》。
谎花的极花梦
极花是什么？是那种冬天是小虫子，夏天又变成草的植物吗？是那种被称作虫草的名贵药材吗？极花除了服用还能做什么？或者说，它还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在《极花》中，贾平凹不断地思索着，他站在现代文明转型时代的乡土上，向城市提出现实之问，然而，无人应答。乡村的困境、文明的消亡，都萦绕于他的心头。于是，贾平凹开始写作，这或许是他寻找未来的方法。
《极花》故事发生在大西北一个叫圪梁村的小山村，这里是当下中国最偏僻的乡村之一。与当前中国疾速发展的城镇相比，这里堪称前现代社会，贫穷至极，连白面蒸馍都吃不上，更有许多原始的信仰和风俗，最重要的一个讲究是窑前不能栽木桩，有木桩就预示着这户人家将不会再有女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主要是因为这里的男人已经没有办法娶到老婆，他们对此惧怕至极，为了延续香火不择手段，《极花》的主人公胡蝶就是被人贩子卖到了这里。
胡蝶是贾平凹经唐宛儿、西夏、白雪、带灯后又一个丰澹灵动的女性。贾平凹对蝴蝶这个意象情有独钟，《废都》中的庄之蝶取名于庄周梦蝶，后来的《高老庄》、《老生》等作品中均有蝴蝶意象出现，《极花》中的这个女孩直接取名胡蝶。胡蝶年纪很轻，美丽聪颖，上学时作文被老师当范文在课堂上给同学们念过，但为了照顾弟弟上学就辍学了，后来随捡破烂的母亲进城。胡蝶一心想做个城里人，而且她的长相气质都很像城市人。连房东老伯都不忍赞叹：胡蝶天生该城市人么！但胡蝶在第一次找工作时就被人拐卖给圪梁村的黑亮，后被强暴生子。她做了妈妈后被解救回城，在城里却遭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成为被看的对象，没有退路的她只好又一次坐车去圪梁村。对于这样一个女性的悲剧，读者应会给予同情。哪怕她在圪梁村蛮不讲理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产生同情和不安。
再看看小说中圪梁村的其他女性。难道她们天生该承受乡村的贫穷落后吗？这些女性可看作是胡蝶命运的共同体，她们往往有让人怜爱和尊重的一面，但又无法与强大的命运对抗。手巧心灵的麻子婶，她剪出的窗花就是对美好生活的渴盼，她同情胡蝶，甚至想帮她逃出村子，却因此招来灾祸。在城里做过小姐的訾米，也有敢做敢为的一面。三朵媳妇一到圪梁村就被打成了跛子，金锁的媳妇被葫芦豹蜂蜇死……其中最让人难过的却是黑亮的娘。这个女人的漂亮与温顺得到了所有人的称赞，她持家勤俭，有所信仰，在家里供奉“天地君亲师”和极花，并尽自己所能给未来的儿媳妇攒了十斤棉花，胡蝶到了黑亮家后，村里人因此纷纷模仿黑亮娘供奉极花。但是这个女人却过早离开人世。
如果仅仅把写作的重心放在拐卖女性层面，小说就难免落入我们可以想象的套路。贾平凹的与众不同处就在于，他把思索的方向指向那些窝在农村的男人。黑亮的爹非常有责任心，也很要强，先是为弟弟的婚事付出巨大代价而未果，后来又因为儿子的婚事急得几近发疯。黑亮也非常勤劳有想法，而且有情有义，但也是通过买卖才完成了婚姻大事。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说：“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其实，这里的男人女人都一样，他们把自己开成了谎花，却无一不做着极花的梦，他们在山上挖极花，在家里供奉极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但这最基本的做人的权利也成了一种不能实现的梦。他们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但却又做着伤害胡蝶等女性的帮凶。面对日渐空壳化的农村，贾平凹悲叹：“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中国人最后的梦呓
《极花》中黑亮和胡蝶的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黑亮给胡蝶讲了一些村子里的事情后说：别的我不给你说了，你以后就全知道。胡蝶大喊：没有以后！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黑亮说：待在哪儿还不都是中国？这时出现在读者的中国两个字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的农村，尤其是那些偏僻地让城市人失去关注耐心的农村。读《极花》时正值春节，巧的是，大家正在手机上阅读一个有关上海姑娘的帖子，这位上海姑娘春节期间前往江西山区男友老家过年，对农村的整个环境都不适应，在上海本地论坛求助，不顾一切要离开男友家回上海。事件引发争议，批评上海姑娘者众多。把这个事件与《极花》结合起来，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当前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之大已经无法逐一描述。贾平凹说：“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的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的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极花》以胡蝶的视角展开叙述，触及当前中国最偏僻农村的角角落落，凋敝的山村，焦苦的生活，城乡的矛盾，人性的善恶……各种乱象在贾平凹笔下竟然变得井然有序，并最终指向无法逆转的现代文明进程。
胡蝶看到的圪梁村没有像样的房子，人住在窑洞里，窑里老鼠到处跑，窑外的树也少得可怜，树上飞的也只有乌鸦。而黑亮爹一直在刻石头，他刻男性的生殖崇拜，刻石头女人，为的就是村里男人能娶到媳妇。然而，村里的女人仍然少得可怜，几个男人甚至在一起谋划要抢女人，虽然后来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但这样的描述足以让人恐惧难忘。买了胡蝶的黑亮并不那么面目可憎，小说一开始他在倒卖血葱，但因为可怜顺子爹，就停下了手中的活计，去帮顺子爹送葬，可见他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小说中他第一次骂脏话时胡蝶以为在骂她，他却说：我骂城市哩！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他以为胡蝶是个城市姑娘，所以与人贩子交易时为胡蝶多掏了五千元钱，他却不知道胡蝶就是被城市吸走的农村姑娘。早在十年前贾平凹就关注这个问题了，《秦腔》中，引生得知夏风娶了白雪后开始恨夏风：既然已经走出了清风街，在省城里有事业，哪里寻不下个女人，一碗红烧肉端着吃了，还再把馍馍揣走？
按照黑亮的逻辑，农村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被城市吸金后的贫困，而圪梁村一些人的生与死也都与城市有关，与现代文明有关。他们挖极花和种血葱都不是自己吃，而是为了卖给城市，得到少得可怜的钱，但为此许多人丢了性命。黑亮的娘就是因为挖极花时抬头看了一眼飞机，不小心滚了梁死了。金锁的媳妇被葫芦豹蜂蜇死，这件事情发生后顺子不愿意和媳妇再上山挖极花，就执意去城市打工，他一走就是四年，没有音讯。他的媳妇跟着一个来收购虫草的男人私奔，他年老的父亲觉得自己没有看好儿媳，也服毒自杀了。顺子进城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这让人想起《秦腔》中的清风街，人们走出清风街就不想回来了，回来的，不是出了事故用白布裹了尸首，就是缺胳膊少腿儿。不免为顺子担心。贾平凹曾借君亭之口说：“农民为什么出外，他们离乡背井，在外看人脸，替人干人家不干的活，常常又讨不来工钱，工伤事故还那么多，我听说有的出去还在乞讨，还在卖淫，谁爱低声下气地乞讨，谁爱自己的老婆女儿去卖淫，他们缺钱啊!”胡蝶被解救回城后，有人问她：那个男人是老光棍吗，残疾人吗，面目丑陋可憎不讲卫生吗？孩子叫兔子是因为是个兔唇吗？虽然黑亮是个年轻人，而且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胡蝶没有办法解释，也不想解释，因为她遭遇了城市人对农村的偏见，而她本来就是个农村姑娘。胡蝶在火车上听见有人模拟火车的声音在讲笑话，讲甘肃、山西、河南、陕西，而她却没有笑，她说：在中国哪儿都一样。
从某种程度看，《极花》就是《秦腔》的一个注脚，贾平凹说：“如今，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
以水墨而文学
自《废都》以来，贾平凹有意向古典中国致意，他的每一部长篇的后记都是小说文本的一个补充，甚至可以看作文本的一部分。他在这些后记中提到不同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从明清小说到两汉品格，从灵动华丽到海风山骨，更有古老的《山海经》，而这一次，贾平凹将目光投向了宋代。《极花》后记中有两处不容忽视，一是有关文学与水墨画的说法，二是后记最后的两句诗。
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坦陈，《极花》是他最短的长篇小说，但却让他“喜悦了另一种的经验和丰收”。这喜悦很大程度上来自小说的水墨写法。贾平凹认为，“现在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兴时一种用笔很狠地、很极端地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那么，“水墨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贾平凹自幼就写字画画，喜欢水墨，他说自己文学的最初营养，一方面来自中国戏曲和水墨画的审美，一方面来自西方现代美术的意识。贾平凹的书画在文坛上也自成一家，2012年还出版过书画集《海风山骨》，识者誉其画作“不拘泥于技法，不故意做作，拙中见巧，干净利落，力求简约，注重立意，行笔不拖泥带水，直抒胸臆”。这些特点完全可用来评价《极花》一书的写法。黄土高原上的圪梁村，贫瘠的硷畔，四棵白皮松，几只乌鸦，一群光棍汉，一架可怜的葫芦，孤独的胡蝶，还有一个坐在夜空下观星望天的老老爷。
当然，面对《极花》，不该拘泥于小说写法，更重要的是贾平凹对现实的关切。陈思和在论及《秦腔》时曾如是评价：“贾平凹是一个有飞翔能力的作家，但他的飞翔，绝非飞在高高的云间轻歌曼舞；而是紧紧贴近地面，呼吸着大地气息，有时飞得太低而扫起尘土飞扬，有时几乎在穿行沼泽泥坑，翅膀是沉重的，力量是浑然的，在近似滑翔的飞行中追求精神升华。”《极花》中又一次带来大地的气息与黄土高原上飞扬的尘土。这样方能理解贾平凹所说：“当今的水墨画要呈现今天的文化、社会和审美精神的动向，不能漠然于现实，不能躲开它。”
就水墨本身的发展而言，“唐画山水，至宋始备。”宋代是中国水墨画的一个高峰时期，当时的水墨画题材广，技法亦出新，可谓名家辈出。宋代水墨不仅仅描绘山川之秀，更有文化底蕴和时代感受，通过画作表现画家的现实情怀。与画作的现实感相关的是，水墨画往往讲求寄兴，画风之高下并不局限于技法，更大程度上是画家修养性格的含蓄呈现。贾平凹如此前述水墨的本质：“水墨的本质是写意，什么是写意，通过艺术的笔触，展现艺术家长期的艺术训练和自我修养凝结而成的个人才气，这是水墨画的本质精髓。写意既不是理性的，又不是非理性的，但它是真实的，不是概念。艺术家对自己、感情、社会、政治、宗教的体验与内心的修养互相纠缠，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内在灵魂的载体。西方‘自我’是原子化个体的自我，中国文化中是人格，人格理想，这个东西带有群体性和积累性。”
说起中国文化的人格理想，贾平凹想到了苏轼，认为苏轼应该最能体现中国人格理想，其诗词文赋书法绘画最能体现他的人格理想。小说后记中的两句诗都是宋诗中的名句，前一句出自苏轼，后一句出自石延年。石诗以我观物，物便著我之“乐意”，自然是一种理想境界的期望。而苏诗却是谪居儋耳时为当地酷爱读书的姜唐佐而写，也包含着希望。读罢《极花》，再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在自序中读到这样的句子：“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贾平凹对苏轼的理解是相似的：“他是超越了苦难、逃避、辩护，领悟到了自然和生命的真谛而大自在着，但他那些超越后的文字直到今日还被认为是虚无的消极的，最多说到是坦然和乐观。真是圣贤多寂寞啊！”今天的中国还能产生苏轼这样的人格吗？又有多少人呼吸着大地气息，在群体性、积累性的理想过程中建构个体的自我？而“水墨文学”又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这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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