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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纯文学很大程度上因为大众消费文化的迅猛发展而被边缘化，那么，在新世纪全媒时代，影像热、网络热、微博热、微信热等此起彼伏，大众文化更是牢牢掌握了市场的主导权。从文化消费看，全媒时代的阅读与传统阅读不同，快感阅读、实用阅读成为文化消费的主导形式，而与此相对应的审美阅读、心灵阅读，成为小圈子内部的自娱自乐。当然，文学批评无力强求大众读者服膺精英趣味，另一方面，也断不可助推纯文学以迎合市场来调整方向。这种格局下，批评何为？我以为，批评可能不能挽回什么，但至少，批评家应该跳出传统的文学评价体系，以更宽广的胸怀接纳包括网路文学在内的通俗文学，或者说，批评家须怀有“大文学”的观念，将复杂多样的文学文本作分层化处理，而竭力避免对不同层次的文学进行错位的批评。
在全媒时代，批评家的任务，很多时候不再是在理论和文本之间转圈，给出从概念到概念的阐释。这是因为，作为文本载体的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写作与阅读的深层变革，由此产生的新现象新问题都应该纳入批评的范畴。媒体变革带来的，是文学疆域获得史无前例地扩展。如网络类型小说在题材上的空前拓展，“跨界诗歌”在诗体上的尝试，等等，这些文学现象都召唤着批评的有效回应。新型通俗文学的“新”不仅在载体的更新，而是写作与阅读的整体性革命。如此，批评话语建设上，启用“大文学”观念乃大势所趋，只要想想，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纯文学书籍几千或几万册的销量算什么？何况，90年代以降，纯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渐趋式微，很难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轰动效应。随着文学作者、读者的分层日趋细化，文学发展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已经转移到民间，化约到大众的日常美学中。
文学的分层呼唤文学批评的层级化。从传统理解来看，文学是对作家所生活的时代的审美解释，它发自内心，是个体心灵发酵的产物。这种观念的背后显然是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在作祟。在那种绝对的俯视苍生的启蒙者态度越来越变得暧昧化的境况下，若以这种观念来解读当今文学现实，其有效性何在？与此相对，当下的大众文化消费追求的是速度和平面，而极大缩减了审美过程和精神含量。这种文化消费整体上看是属于外向型的，从根本上说是对人本身的漠视。正如史蒂文·康纳所指出的，“网络小说既是疏离读者/观众的方式，也是使其习惯于那种疏离状况的方式。这样的小说从非理想的状态创造出了临时的理想状态。”可见，网络小说的写作缘于作者意识中的“非理想”状态，从这种“非理想”状态出发，所抵达的是“临时的理想状态”，具有即时性，就这点而言，它与纯文学的意义深度以及对终极性的追求相对。那么，在这样的语境下，重新发掘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就成了极其紧迫和严峻的课题。
新媒体上文字与音像相交融的视听体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就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来看，这种融合的价值究竟何在？全媒时代的审美主体与传统意义上的作者/读者有何不同？这不能不说是全媒时代批评家所面临的新课题。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社会对整个人类生活方式、认知行为、思维形式全方位的影响下，既有的文学理论已经难以覆盖当下鲜活多样的文学生态，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普遍受到质疑。比如说，我们如何看待网络小说的繁荣？目前关于网络文学的批评，可以说大多是错位的，原因在于，网络文学与其他通俗文学以及纯文学之间在审美建制上的的区分仍不明朗，网络文学自身的审美体制有待确立，而绳之以严肃文学的审美标准，对之进行挞伐或褒奖，显然是粗暴的批评。总体上，网络文学批评还处于探索期，批评话语有待充实和完善。比如，网络小说很繁荣，花样多，但问题也一大堆，如何雅化的问题上，批评能否做些建设性的引导？当然，网络跟帖也属于批评的一种，但它是初级的批评，往往只能纠正某些常识性错误，而深层次的问题还来不及作出回应。那么，就此而言，专业批评是否应该有所作为？
之所以提出文学批评分层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网络文学的发生和展开应该有自身的内部机制，而不必完全遵照传统纸媒文学的审美框架。相对于纸媒期刊作品，网络写作有更大的弹性和自由度，可以发挥天马行空的主观想象，而由于这种想象缺少网络文学审美机制的制约，文本更多地呈现出欲望狂欢的面向，一方面，读者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欲望，能在虚拟空间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但另一方面，文学消费中的精神风险相伴相随，那种虚拟性的宣泄虽然痛快，却有可能导致读者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人格分裂，迷失在网络的虚幻之境，失去自我，失去存在感。正因此，我们既看好网络文学的强劲生长，及其对文学审美形态多元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应该对其负面影响提高警惕。
以网络小说为代表的新媒体文学发展迅猛，很快掌握了市场主导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下纯文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不是说新型通俗文学有朝一日就必然能取代严肃文学，而是说当下的文学生态处于一种纠缠状态，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所能廓清的。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相比，新世纪很少有作家遵从某个明确的流派或思潮来创作的现象，现代与传统、雅与俗在文本中的表现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我以为，这是中国文学渐入佳境的标志，也是新世纪文学最值得关注的审美脉象。以此为参照，如何看待麦家的小说和张欣的小说，如何看待莫言的《蛙》和余华的《第七天》，以及东西的《篡改的命》，对这些“跨界”作品（称之为“跨界”，是因为作品超越了传统/现代、雅/俗等界限，杂糅了各种新旧元素），一般意义上二元对立的阐释，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理论显然难以涵盖。从文学资源上考察，新世纪文学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混血”状态，这是颇值得关注和深究的现象。
从《第七天》开始，余华尝试着直面现实的写作，开始对鲜活的现实展开近距离观察，这种转向对他来说虽则有些冒险，但先锋时期那种追问的锐气倒也不曾泯灭。而我们也深知，对当下现实的书写一向是这批先锋作家的弱项。就此，格非“江南三部曲”便可看出，面向历史的《人面桃花》显然比直击现实的《春尽江南》写得更隐曲、更精致，也更动人心魄。同样，《第七天》也显示了余华把握现实的无力感。为何这部作品刚出版，批评之声便连连不断？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身处全媒时代，信息资讯的空前发达，已经对写作构成极大挑战，让作家深切感受到潜在的危机。从余华的《第七天》以及读者的接受来看，在全媒时代，作家的认知与荒诞的现实之间构成一种竞争关系，而这种局面下，文学的价值认同同样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自从长篇小说《兄弟》出版，对余华的责骂声就从未停止。即使如此，余华对自己的转型还是不无得意，而七年之后，当长篇新作《第七天》遭到批评，他依然充满自信地说：“我会看批评，但不是现在。”面对作家的不屑，批评家是不是应该反省自问了呢？事实上，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按照批评界主流观点，《兄弟》争议的焦点在大篇幅的性描写，但我们能否依此提出反问，写出过《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为什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是否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追溯问题的根源所在?对《第七天》的批评集中在作家对现实把握上的偏差，以及语言的审美性，等等。其实，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语言能力真如某些批评所描述的那么差吗？他为何将语言进行生活化的处理？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探讨。
面对大家名家的转型，好也罢，坏也罢，批评家的任务，最紧要的，不是一味地责骂或褒奖，而应抱以冷静的态度，考察作家前后文中的蛛丝马迹，不断细化批评话语，作出具有学理性的综合判断。同为先锋作家的莫言，其重要作品《蛙》也曾备受争议，但很少有人从审美分层的角度分析作品。《蛙》无疑是莫言的转型之作，就其审美嬗变的意义上，作品虽然一改以前的狂放作风，平实了很多，但对“姑姑”灵魂的那种逼视和拷问，依然很有力量，话剧、书信等文体的引入也彰显了形式探索的意愿。毕竟，在新世纪文坛，像残雪那样追求文学的绝对纯度的作家已是凤毛麟角。就精英立场而言，如果说残雪的实验写作处于塔尖，那么，尤其9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纯文学作家还是选择了回归，这种回归不是完全回到传统现实主义，也不是轻易放弃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资源，而是受到社会转型期大众文化浸染，写作中更清晰地融入了通俗文学元素。这也是世纪末作家频频触电的重要原因。那些受先锋文学影响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作家，尤其如此。而就“先锋作家”群体来看，他们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中间”诗学的转向，将现代与传统、本土与西方，以及雅与俗等多重元素缝合在文本中，以实现某种创作转型或艺术调整。
总体而言，网络文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进入雅化的初级阶段，那么，对网络作家而言，最重要的，还应以内容为王，向文学经典靠拢，从经典中发掘出适于网络文学生长的元素，实现传统文学与新型传媒的最佳结合。对精英创作而言，作家应把着力点放在，如何调整创作主体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和视角，以及如何提升认知水平，以实现某种穿透。而对批评家而言，面对雅俗态势异常复杂的新世纪文学，最要紧的是，如何突破既有的美学体系和理论框架，不断细化拓展全媒时代文学阐释的途径，而这也是新文本所呼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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