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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海外汉学、本土批评与中国当代小说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如何看待“海外汉学”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它的意义和限度何在？如何理解当代汉语小说的异质性？本土批评与海外批评的视差究竟何在？如何面对现实与想象的博弈？在全球语境中，该怎样寻找理解、阐释当下中国文学发展与变化的路径？本文希望借助这几个方面的讨论，对近年中国当代小说研究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下批评中一些不可忽略的问题。
关键词：海外汉学 汉学家 本土批评 中国当代小说
一
谈到海外汉学，特别是海外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译介与交流，我们会想起鲁迅先生1936年9月28日写给普实克的那封信。那时，鲁迅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而他在病中写给普实克的文字依然力透纸背，闪烁着热情而期待的光芒。
J.Prusěk先生：八月二十七日的信，我早收到了；谢谢您对于我的健康的关心。我同意于将我的作品译成捷克文，这事情，已经是给我的很大的光荣，所以我不要报酬，虽然外国作家是收受的，但我并不愿意同他们一样。先前，我的作品曾经译成法、英、俄、日本文，我都不收报酬，现在也不应该对于捷克特别收受。况且，将来要给我书籍或图画，我的所得已经够多了。我极希望您的关于中国旧小说的著作，早日完成，给我能够拜读。我看见过Giles和Brucke的《中国文学史》，但他们对于小说，都不十分详细。我以为您的著作，实在是很必要的。
我们能够感觉到，鲁迅病逝前所写下的这段文字，还依然带着他那种特殊的、使人略带感伤的幽默。他的“以前没有收受过别国译者的报酬，现在也不应该对于捷克特别收受”这样有些许玩笑的话，流露出他对捷克所具有的特别的深情。他鼓舞这个热爱中国的捷克青年，叮嘱他一定写好有关中国旧小说研究的著作。他那样迫切地想早日读到它，但是，遗憾的是，鲁迅并没有等到它的面世。
“海外汉学”，以“彼岸”的角度来观察、切近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这个角度，因为生长在它的内部，其内在的复杂、微妙与丰富，我们是无法肆意地想象出来的。因此，它的奇诡和悠远，必然会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所以，鲁迅即使在病逝前，仍然非常想读到那远方的朋友所写的、他早已烂熟于心的有关中国旧小说研究的著作，这种心境，可想而知。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读到鲁迅的这封书信，正是因为普实克先生能在生前，将这信件无偿地赠送给中国的鲁迅博物馆。我想，倘若没有“海外汉学”，我们也将无法看到鲁迅先生与普实克之间这种跨国的文学与精神的深入交流。但是，中国特殊的历史，使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总有复杂的情感，推崇或者不以为然的两极倾向，至今犹存。这其间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一些学者真诚的“自剖”中略见一斑。其中，陈平原在2011年所写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一文，这篇文字，完全可以视为国内学者对当代海外汉学发展所做的一次深入的反思。
陈平原认为，在当下，“国际化”已经不是问题，但“走向国际并不等于迈向一流”，相反，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怎样保持一种“本土情怀”，则更加应该引起国内学者们充分的注意。他说：
“时至今日，还认定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阐释中国的已经很少了。起码在表面上，大家都承认海外中国学者的贡献。当然，也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像王德威总在自我解嘲的，‘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海外中国学家有‘洞见’，也有‘不见’；有优势，也有劣势。”
那么，在陈平原看来，“海外汉学”天然的就该具有“海外的视野”，“本土批评”也要有来自泥土深处的“本土情怀”。他认为，本土的文学研究，因研究者与这块土地的天然关系，而不可避免地会被其所处社会的变革与文化建设，引向生机勃勃的“现场”深处，因此，它也就无法如海外汉学那样，保持一种远观的清醒与冷静，而表现出更多“文学之外”的“承担”。所以，表面上看，“本土研究与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显得还有些“糙面”，但却是“生气淋漓”的鲜活生态。我想，陈平原所说的“本土情怀”，其本质正是希望国内的学者，要保持这种充满“生气”的“现场”和不息的“热力”。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海外汉学”的概念，主要是指海外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而非广义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范畴。本文所试图梳理和论述的，主要是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其与“本土研究和批评”、中国当代小说的关系。
二
当代世界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正可谓蔚为壮观。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大家可以围绕共同关心的议题，展开学术讨论，这使得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共同体”的出现成为可能。学者们可以从更广阔的时空视野，去检视不同国度的历史与文化。这就给学术研究和交流，带来了新的无限生机和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看待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如何保持各自的问题意识，并且能在充分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学术探讨和对话，构建全球性的学术话语，也成为当前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基于此，我们想主要从以下三个部分来讨论海外汉学、本土批评与中国当代小说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是如何看待“海外汉学”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它的意义和限度何在？二是如何理解当代汉语小说的异质性？本土批评与海外批评的视差究竟何在？三是如何面对现实与想象的博弈？在全球语境中，该怎样寻找理解、阐释当下中国文学发展与变化的路径？本文希望借助这三个方面的讨论，对近年中国文学研究进行方法论上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下批评共同面对的一些不可忽略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为了论述的需要和方便，我觉得，在这里，我们暂且可以把“海外汉学家”粗略、简洁地先分成两类：一类是“纯粹”的“海外汉学家”，如高本汉、宇文所安、马悦然、普实克、顾彬等土生土长的“海外”学者；另一类原本是中国人，后来移居到海外，并从事汉语文学和文化研究，如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刘禾、奚密等。如果这样来看，“海外”的眼光也就大致有了两种。一种是完全的“异质”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在他们的身上，从语言、思维到文化，都具有强烈的“异质性”因素与“陌生化”感觉。可以说，这是较为“纯粹”的“海外汉学家”的眼光；一种是在本土的“土俗”汉语土壤里长成后，又辗转到遥远的“他国”和异域，这使他眼界变得更加开阔，使他们的思维，渐渐养成某种擅长比较、延展和的习惯，所以，这是“后天”的“非纯粹”的“海外汉学家”们的视界和眼光。可以说，这两类“海外汉学家”，因最初“身份”的不同，都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向自己相反的方向努力的姿态，虽然，每一位“海外汉学家”都有各自清晰的文化选择、研究理念和不同的研究形态及其成果。
那么，这两类“海外汉学家”，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生产，尤其是在小说的方面，所起的作用自然就有一定的差异性。陈平原认为，老一辈的汉学家如普实克先生，因为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情感，这就使他研究中国的方法，也逐渐被中国的学术传统所影响甚至同化，陈平原这样讲，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普实克本人来说，即使他完全承袭“布拉格学派”的理论和体系，他所感兴趣的，或者说，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文学“陌生”的地方，也绝对不会与夏志清的感觉和方式完全相同或者接近。而夏志清在中国的学术体系里长大，却反而完全皈依到“新批评”的旗帜下，这或许是因为他潜意识中，就有着一种对中国学术体系的“抵制”，他是以“远离”中国传统的姿态，进入中国文学研究的，这就使他的研究有一种向上“挣扎”的内在张力，因而，这也使他的文字透着一股“扭曲”的力量。所以，在普实克的眼中，他首先看到的是，中国文学中那处处弥漫的“抒情传统”，这仅仅从他文字的层面就可以直接强烈地感觉到的；而夏志清，当他在西方的自由主义语境里生活了许多年之后，他在此梳理、回望中国的现代小说的时侯，就必然会对其中表现那块专制土地上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与挣扎的作品，有着更深刻、特别的触动和感受。同时，夏志清也因为其早期的国内生活经历，形成了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使他后来虽然脱离了国内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直接、间接的束缚，却反而使他对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倾向的作家，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抵制和偏见，这也许与他“非纯粹”的“海外汉学身份”有直接的关联。而普实克恰恰是因为他身在“共产主义中国”之外，而产生一种好奇与好感，或者是那遥远的“共产主义的中国”，正可以作为寄托他理想的想象对象而坚实、牢固地在精神深处存在着。所以，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出现了与夏志清相反的取向，即对“左翼”作家过度的亲近感。事实上，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些偏离了文学研究的客观性，但不管怎么讲，所有的观察角度，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两种“远观”的视角，也便各自都有其特殊的价值。而夏志清与普实克这两位大师之间的差异，他们所建立的海外汉学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方法，其实后来也正是他们的后辈——王德威与顾彬们的差异。
近十几年来，海外汉学和文学批评的重要学者之一——王德威的学术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与夏志清极其相似，只不过，时代的变迁，使得他们的研究对象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束缚变得越发淡化，这种变化，使得海外学者与国内学者之间不同的文学评判标准，发生了审美差异性上的减弱或消失。所以，这必然促使王德威、刘禾、奚密这样的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转入更深的文化与语言层面上的挖掘。但内在的更深层面的挖掘，即在语言与文化上，他们与国内学者相比优势并不显著。尤其是“语言”层面的问题， “陌生”者的眼光，也更应该有“敏锐”的“直觉”，但在这一点上，两者间并无多大程度上的不同。这一点，在顾彬这样“纯粹”的“海外汉学家”那里，“陌生”的“身份”却异常突出。所以，反而是顾彬这个德国人，最先、最强烈、最极端地指出中国当代作家“语言不好”的问题。这正是顾彬这样真正的“外国人”，在面对中国文学语言从现代到当代的变化时，因第一次“直觉”所见的“陌生”，而感到最强烈的“差异感”。而王德威的西学理论背景，以及他台湾的成长经历，使得他同当年的夏志清一样，必然选择以一种“背离”中国文学传统的姿态，走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现场”。这种潜意识里对中国本土文化与学术方法的抵制，使他在习得了精深的西学功夫后再纵身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江湖时，必然最用力于将他身上的西学理论发扬光大。因此，王德威、奚密、刘禾这样“非纯粹”的“海外汉学家”们，他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特殊身份，就变得非常重要。而且，从本质上说，他们与国内的比较文学领域的顶级学者间的差距并不算很大，他们事实上是身在海外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这就必然会渐渐促使他们转换他们的研究视野和眼光，所以，近年来王德威的学术研究所表现出的特色、变化，主要是视界的充分“广阔”，他浓郁的对“本土”复杂的感情因素，又使得他的论述与批评对象，覆盖了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界最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这视域的“宽阔”，自然与他身处在中国之外有关，但不能不说与近年来上述海外汉学研究的新变化有关，他与国内学者间身份差异的减小，必然迫使他有更大的改变和意外的收获。
像王德威这样身处海外的“汉学家”们，因为海外学术氛围、具体文化语境的不同，空间上远离“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现实环境，这使得他们永远也不会依赖人云亦云，来拼凑出国内一些学者不重视文本的“批评文章”，所以，他们几乎都是读一本书写一些评论，这种扎实的做法，正是国内所缺乏的。这一点，除去所谓“新批评”重视文本传统的影响，这种良好的外在学术环境，可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到王德威的《当代小说二十家》，他们都在文本的解读上做得扎扎实实，虽论及的小说文本不多，但只要有所涉及，便能描绘出其各自风骨，穷形尽相。断然不会有那种“大而空”的文风。这一点，应该说是王德威等“非纯粹”的“海外汉学家”们，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最大贡献和可资借鉴之处。
而“纯粹”的“海外汉学家”们，如马悦然、顾彬等，他们则是更偏向于依赖“语言”的“直觉”经验，来确认当下中国文学的品质，而不是仰仗他们所熟谙的各种西方“理论”。所以，马悦然曾经指认，在国内批评界几乎无人知道的曹乃谦，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顾彬则宣称中国当代文学几同“垃圾”，甚至激烈地批评被国内批评界一致看好，如今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只能算是一个“通俗作家”。他之所以能够说出如此令人愕然的话，是认为莫言的小说语言，实在无法与“五·四”新文学作家相提并论。顾彬认为，“五四”一代作家，多数都既能直接用原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又能用母语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而用母语来翻译另一种语言的文学作品的实践，则能够极大增加作家对本土语言的敏锐感。并且，“五·四”一代作家的那种新式白话，正是在晚清的梁启超、曾朴、周瘦鹃等以白话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实践中逐渐产生的。他还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多数不懂外语，因此，无法如现代时期的作家那样，有机会在运用母语翻译别种文字的实践中，来反观自己常用语言的“词库”。这就使他们很难意识到自己语言的“随意化、庸俗化、日常化”究竟是怎样的程度，这也就限制了中国当代文学所能达到的应有的高度。我们认为，顾彬对中国当代作家语言的判断，基本是准确的。这可以看作是“天然”的“海外汉学家”与“后天”的“海外汉学家”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后天”的海外汉学家，在语言的“敏锐”上自然不如更陌生的“天然”的“海外”学者，后者是以对一种“外语”的“直觉”而感觉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所以，顾彬最先、最强烈地感到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问题。而在国内批评界，似乎只有王彬彬对顾彬批评中国当代作家语言不好，感到极其畅快。所以，他也循着他一贯不经的做法，花费一番精力去为一位德国人而敢直言中国作家的中文差而寻找各种成立的理由。以王彬彬平时对“语言”的“挑剔”来看，他是当下国内批评家中少数意识到“语言不好”乃是制约中国当代文学抵达世界级高度的“瓶颈”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其最主要的异质性表现是，站在国内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束缚之外研究文学、文化，所以，夏志清可以凭借自己的判断，审慎地看待鲁迅，而举高沈从文、张爱玲的创作。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采用“新批评”的写作方法，延续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标准写成，这自然与国内同时期陷于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束缚中的文学史著作有着巨大差异。但夏志清与香港的司马长风、徐訏等学者相比，却也很难推出更新的文学史观念。所以，90年代以后的海外汉学，在这种国内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差异渐渐变得淡漠的时候，其“异质”的发现，才逐渐转向更隐蔽的层面。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王德威、刘禾、奚密这些“后天”的“海外汉学家”，他们与国内学者不同的地方，正是他们对西方理论更为熟悉，以及他们因生活在国外而同国内的文学现场所形成的一个远观的距离。当下学界的一种潮流是，多数海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正在努力地“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圈子，这使他们在接近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能完全不受影响，所以，顾彬在中国的“巡回讲学”，也受到中国文坛的炒作和影响而被“利用”，王德威则在频繁地“回到国内”的时候，不免也会染上国内批评家的一些色泽，这是值得海外汉学界思考的新课题。即在全球化的同时，在各种交流日益频繁的环境里，怎样保持陌生的距离感就变得至为重要，这种距离感，是海外汉学存在的依据，如果这种距离感被完全弥平，那么海外汉学与国内当代文学研究的差异也就行将消失，于是，“海外汉学”中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其存在价值，也就会降低已有水准并失去其特殊意义。
在思考“海外汉学”如何保持陌生化、距离感的时候，汉语小说本身的异质性，在普实克、马悦然、顾彬等“纯粹”的“海外汉学家”那里，仍然是最大的课题。文学的异质性，最主要的表现自然在语言上，汉语的陌生，对美国以及欧洲的学者来说，仍然是他们研究中国文学可能有特别发现的最大优势。所以，随着世界对中国关注度的增加，随着汉语世界影响的扩大，我认为，未来的海外汉学，其主体应该是由顾彬、马悦然这样“真正”的“海外”汉学学者和王德威“不即不离”的冷静姿态所组成，他们对汉语既陌生而又熟悉的距离感，必然更有一种突然看到新奇事物的敏锐感，这些，也许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更有裨益。
三
对西方研究者而言，汉语小说最独特的异质性，除语言之外，我认为，是它的内部不时弥漫出的“隔世感”与“空茫之境”。这种“隔世感”与“空茫之境”属于东方美学的范畴，也往往是最令西方作家与学者着迷之所在。而这“隔世感”与“空茫之境”的产生，是根源于中国小说特殊的“时空结构”。这是我们试图着力探讨的另一个问题。
早在120年前，在法国生活了16年之久的陈季同，因法朗士对中国文学的轻视，在尽力将中国文学的经典翻译介绍给当时的法国读者之外，还用中国“唐传奇”的笔法，将《霍小玉传》的素材，用法文写成一部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从而引起法国人的震惊。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中的“志怪”、“笔记”、“唐传奇”、“话本”等笔法，可以说都有俊杰之作，它们在小说时空艺术上的成就，对于西方的小说理论来说，无疑非常新奇而有特殊价值的。
我们认为，当代作家余华的新著长篇小说《第七天》，便有这种强烈的“隔世感”。之所以如此，是他一反以往喜欢取法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的习惯，而转向中国传统的“阴阳两世”的“阴间”与“阳世”的“时空”结构。这部表现当下中国人生存苦难与处境的“荒诞小说”，在“魔幻”的空气之外，通篇弥漫出一股只有中国的所谓“阴间”“时空”里才能流淌出的“阴冷”“晦暗”的叙事氛围和情感意绪，即“隔世感”与“空茫”的心理甚至感官意绪。这一点，也正是莫言小说《生死疲劳》曾经采用过的“阴阳轮回”的“时空结构”。我注意到，这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时空结构，并没有引起中国本土批评与海外汉学界的充分重视，他们只是草率地认为，这是余华、莫言有意拉开与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距离，他这种本土化，不过是小说形式上的一种实验而已。但是，莫言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是他怎样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传统成功地“中国化”，而是他的小说中所弥漫出的那种“隔世感”与“空茫之境”，如《生死疲劳》与《丰乳肥臀》，它们都是有与《红楼梦》接近的情感和象征意绪。而这些，似乎恰恰是真正令西方感兴趣却没有被明晰、系统地深入挖掘的那部分。
所以，中国当代小说的异质性，不仅对西方是“陌生化”的部分，即使对当下的本土批评家与作家来说，同样具有深入开掘的“新”价值，如果当代中国作家，将中国古典小说中最为传统和经典的时空结构，与西方的现代小说技巧相结合，必能开创出新的小说艺术形式与流派。其实，在这方面，早已有杰出的作家，在余华、莫言之前就已做出了相当成功的实践。只是，海外汉学界与本土批评，并未注意到这一写作实践而已。
其实，中国古典小说对“非正常时空”的想象就成就极高，这种通过“扭曲”时间与空间来表现人生、生存的笔法，在西方的小说之中却非常罕见，因此，面对这一类的小说文本，海外汉学界或擅长西方小说理论的学者，他们的解读常常错会其意。而弥漫在这些经典文本中的“隔世感”与“空茫之境”，也常令他们唏嘘不已，如表现俊绝的《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续黄梁》诸篇，徐訏的《荒谬的英法海峡》也应该属于此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熟谙西方小说理论的作家王璞，对徐訏《荒谬的英法海峡》的解读便未能臻其精义，着恐怕是因为“西方小说理论”的习惯思维，阻隔了她的思考理路，遮蔽了她的目光。因此，她无法看到这篇化用中国古典小说“扭曲时空”写法的真正魅力所在，从而误解了徐訏创作的本意。这也正是“非纯粹”的“海外汉学”身份，使她对中国传统美学“造境”的作品 “熟视无睹”。
所以，对于那些真正具有中国小说传统意蕴的文本，海外汉学的眼光，也许会有更为新奇的发现，但未必都能阐释出文本的精髓。这方面，恐怕还要更加依赖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学根基的“本土学者”的努力，这样，才能有接近艺术至境的发现和发掘。可以看到，对有着明显中国古典气质小说家的研究，取得较好成就的，基本都是本土学者。如对贾平凹创作的研究，因其善写日常细碎人生，用笔传神，对市井村镇、口语有相当出色的把握，加上他喜奇好怪，小说中鬼神之事连绵不绝，又间杂以奇风异俗、古事旧闻，遂能敷衍成篇，显示着志怪、传奇、笔记、话本小说传统的强烈余响，因此，他小说中那些鬼神的“绮艳”，隔世的空茫，古涩的诗意，对于“纯粹”的“海外汉学”的进入，就必然会有相当的阻隔，因此，虽然他在国内声名浩大，而在海外的关注和影响，远远没有莫言、余华那样多。
“本土性”与“国际视野”的悖论或者矛盾，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必然成为各国学者最瞩目的焦点问题。对中国学者而言，尤其有着一种特殊的意味。从章太炎到陈平原，他们对“海外汉学”的“强势”，都有着试图与之一争高下的“守执”，这自然也是中国特殊的历史在它的国民灵魂上留下的无法抹去的创伤。
最近，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内媒体与娱乐层面的讨论虽然渐渐销声，但这一“事件”，对于中国的作家、批评家甚至整个文化界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的。它似乎正在渐渐转入潜在的层面，或许还会构成另一种文学“情结”，在文学阅读、文学研究和传播诸多方面延宕开去。可以说，这迟迟未到的来自西方世界的“国际认证”，虽然使某些作家、评论家为显示自己的境界而表现得相当“平静”，但他们的内心，未必没有掀起一场偌大的波澜。从鲁迅的“大约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到近些年“魔幻叙事”的盛行，中国作家在现代以来，几乎都愿意将眼光投向西方，正是文化的自卑感，十分隐蔽地压抑了他们本土的灵感，终使他们取得的成就无法完全挣脱西方投来的魔影。莫言的获奖，终于从最深的层面，开始将那些自卑的基因慢慢清除掉，使中国作家不再从开始写作的那一刻起，就不知不觉中长成了西方文学仿制品的模样。如今，余华的《第七天》，苏童的《黄雀记》，阎连科的《炸裂志》，韩少功的《日夜书》，都越发长出了“中国小说的模样”，即使不看小说的内容，单单是它们的书名，就已弥漫出一股中国传统小说才有的诗意的苍茫云烟。
《黄雀记》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玄机，与“记”这一中国古典文体的结合，使它显示出一股颇具出土文物般的悠久与醇厚感，它仿佛一件青铜古器，闪烁着韵雅的光泽。而其中有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少年生活、情感，以及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深刻变迁、转型所带来的遽变，成为这部小说沉郁、沧桑的背景和图像，平静中蕴藉着震撼。《炸裂志》则将最有中国古典意味的“地方志”的写法，化入小说的结构，这是小说形式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独特的尝试，这部书名的奇特，也显示出中国汉字无比的生命力。“炸裂”本是动词，“志”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它们之间本有千山万水的距离，但是，当阎连科把它们强行收束在一处而成为一部小说的篇名时，奇怪的“力”就訇然产生了，它们显示出一种扭曲的、陌生而奇崛的形象和意象。那么，这种对文字的刻意“扭曲”，一定是只有汉字才能承受得住的，并且，产生这种极其“陌生”的效果，是汉字组合成词的特殊规则所成就的美学优势，这一方面，也是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中认为“汉语诗”（尤其是古典诗）优越于其他语言诗歌最特殊的所在。《日夜书》取中国古典文体之“书”的意象，再收“日”“夜”周而复始的生命时间的隐喻，而造出一种天然的古老感、沧桑感。
韩少功，余华，苏童，阎连科，这几位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他们如此不约而同地，几乎同时在2013年，在他们的新作中，表现出一种向中国古典小说时空与笔法汲取营养的倾向。我想，这绝对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新的小说美学潮流形成的征象。近年小说创作的这一如此突出的明显变化，也应该使那些热衷于西方理论的本土批评家清醒起来，在中国作家已将眼光投向中国传统的时候，他们也应该有立足中国传统美学的“本土情怀”。“本土批评”的优势，也正在于其时时身处生机勃勃的文学现场之中，虽然，这可能使它有“泥沙俱下”的“粗糙”，但它的“生气淋漓”却也是远离当代中国“本土人间”的海外汉学所不能比拟的优势。所以，“本土批评”的潜力，正是要把自己的根须，深深地置于脚下的泥土之中，从生机勃勃的文学现场，与这土地上的古典传统，建立真正适合中国小说美学的批评语境或“气场”。
当我们面对像《第七天》、《炸裂志》这些充分显示出中国古典小说美学品质的当代小说时，那种最恰当的“本土批评”“能力”的形成，却似乎并不是短时间就能做到的。对那种古典小说时空的“隔世感”与“空茫之境”的体验能力的培养，似乎更是一种不能强求的天分；还有，我们不仅要熟谙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更重要的是要遍读中国历代的古典小说作品，以将中国古典小说的种种时空结构了然于心。这也是陈平原所提倡的，有“本土情怀”的批评家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因为，在陈平原看来，国内的当代文学评论界，在过去太长的时间内都沉浸在层出不穷的对于西方理论的学习之中，而极少有人深谙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去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笔法，在这方面，甚至都不如“纯粹”的“海外汉学家”，如普实克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的念念不忘，并进而能深入发现中国现代文学这一重要的“东方品质”。
所以，本土批评，在莫言获奖之后，面对当下文学的转向，必须做出根本性的调整，以渐渐恢复其对当下具有新的小说美学倾向创作的批评、阐释能力。同时，莫言的小说中，那些被西方所真正感兴趣，而又无法被西方阐释的部分，也更有赖于本土批评的进一步发掘，以将弥漫在莫言小说中的那种“隔世感”与“空茫之境”从神秘的井底“拯救”出来，让海外的人们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其中的苍茫。而这正是本土批评所应努力的方向。
本土批评“粗糙”而“生气淋漓”，海外汉学“精致”但缺少更多的“人间烟火”。因此，如果能够充分意识到各自不同视角的局限与优长，能真诚地交流，这自然是本土批评与海外汉学最理想的一种互文、互补关系。这样，海外汉学、本土批评与中国当代小说之间，便能建立起一条彼此连接的通道，这对于中国当代小说真正地“走向世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当代作家和文本的“经典化”，对于国际学术空间的充分、自由的拓展，都将意义非凡。
注释：
（1）鲁迅：《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页。
（2） 陈平原：《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3） 陈平原：《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4） 见王彬彬：《漫议顾彬》，《读书》2010年第4期。
（5） 这一观点见吴俊的文章：《顾彬的意义》，《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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