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大概成立于1934年7月，是由日本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学研究家竹内好和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人一起组建的。这一年，竹内好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为了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学组建了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刊《中国文学》月报创刊于昭和十年（1935）三月，由竹内好主编。昭和十二年（1937）十二月出至第三十四号时，改由松枝茂夫担任“编辑发行兼印刷人”。昭和十五年（1940）三月出至第六十号时，改由竹内好担任“编辑发行兼印刷人”。昭和二十一年（1947）二月出至第九十三号时，改署“编辑人：千田九一”。昭和二十三年（1949）三月，《中国文学》出至第百零五号时停刊。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否定官方化的日本汉学和支那学，追求学问的自由和研究的创新。当时日本的中国研究是清一色的中国古典典籍的研究。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一批年轻学者勇敢地站出来挑战整个日本的中国研究界，誓言要与现实中“活的中国”接触，并强调这种接触的重要意义。当时日本学界普遍称中国文学为“支那文学”，他们却尊称为“中国文学”。从此，“中国文学”这个词儿才在日本流传开来。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一则“短讯”中宣称：“中国文学研究会是研究中国文学和日中两国文化交流的学术团体，现在，例会（每月一回），恳话会、月报发行等事业也都办起来了。将来会出杂志、展览会、讲习会，文化俱乐部的事也已着手计划，希望得到这方面信息的请通报地址。会费一年一圆，会员要为本会主办的定期和不定期的刊物写稿。”现将头三回“例会”的“会报”抄录于下：
第一回例会
昭和九年（1934）十月二十九日，帝大（帝国大学，即东京大学）佛教青年会馆。出席者五十名。
郁达夫论（不安的文学） 一户务氏
最近的中国文坛 辛鸟骁氏
第二回例会
昭和九年（1934）十二月五日，帝大佛教青年会馆。出席者三十三名。
中国新文学的展望 池田孝氏
（特别资料展览）
第三回例会
昭和十年（1935）一月二十六日，学士会馆。出席者百四名。
易に就て（关于《易经》） 郭沫若氏
这三回“例会”出席人数最多的是“第三回”，多达一百多人。郭沫若名气大，演讲的内容也很受欢迎。那时的日本，凡是懂得中国文化的都迷信“占术”，既迷信中国“占术”，也迷信西方的“占术”。中国的“占术”源自《易经》，因而郭沫若演讲就格外有吸引力。日本汉学家高田集藏聆听了郭沫若的演讲后写了一首诗，题为《听郭沫若先生〈易〉谈而后书怀》，诗云：
由来蜥易具神机 秦火不烧汉代肥
历世学儒谁捉者 惟有时圣解潜飞
把郭沫若誉为“时圣”。日本外事协会的小泽正元也对郭沫若的演讲赞誉有加。他在《敬颂〈中国文学月报〉之创刊》的贺词中说：“拜听了郭沫若君的演讲，获益匪浅，太感谢了。不仅是文学，还有一般的中国文化，以后请把演讲的
范围扩大，我们会更高兴。”也正是出于对郭沫若的仰慕，竹内好请郭沫若为《中国文学》月报题写了刊名。
《中国文学》月报上有很多中国现代作家的史料，现就有关“周氏兄弟”的材料作一点介绍。
一、关于鲁迅
《中国文学》月报上对鲁迅的介绍，最亮眼的要推赛棱社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及改造社为《大鲁迅全集》作的大幅广告。现将这二则广告译抄于下：
鲁迅历时20年用苦心写出来的世界名著《支那小说史》全部翻译过来了！！
鲁迅著 增田涉译注
装帧题签 三上於菟吉
《支那小说史》 菊刊九木五百十二页
天金布装函入豪华版
定价五圆·送料十八钱
增田涉先生译注的鲁迅先生的著作《支那小说史》公开出版，不仅是小社同人的荣幸。这本书不仅论述了从古代到清末的支那小说，也论述了政治经济、民族社会与小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这部小说史的评价应该是前无古人的旷世之作。它超越了文学史，达到了人文史的顶峰，是中国研究者以及学者和文人必读的世界的巨著。
《大鲁迅全集》广告
支那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谜！！
解开这个谜的唯一的钥匙是这部《大鲁迅全集》
编辑顾问 茅盾 许景宋 胡风 内山完造 佐藤春夫
翻译者：胡风 鹿地亘 日高清磨瑳 增田涉 小田岳夫 松枝茂夫 井上红梅 山上正义 佐藤春夫
全七卷内容目次（略）
这两则广告大气磅礴，精彩至极，洋溢字里行间的是译者和出版社对鲁迅的无限敬仰。《中国小说史略》的译注者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文中说：1926年他在高中就读时就知道鲁迅的名字，“进入大学以后，直接阅读鲁迅的小说，鲁迅这个名字，嵌进他的心底，使他永难忘却的，是由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他说：
当时，我们在大学听盐谷温先生讲中国小说史，盐谷先生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被认为是研究有关中国小说史的最高权威著作，资料最为详尽。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现了，这部著作资料丰富，体系完整，条理井然，令盐谷先生叹为观止。《中国小说史略》还对当时没有人注意到的问题提出卓越的见解，为新的研究工作作出许多指示。在这本书的激励下，盐谷先生得以完成明代小说“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研究，并弄清楚了《今古奇观》的全书结构。
我和长泽规矩也君、辛岛骁君协助盐谷先生的研究。我们一起到上野图书馆查《醒世恒言》，又查“三言”的编者（冯梦龙）的有关资料，工作相当繁杂，但我们作这种调查研究，都是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启发下才得以进行。在工作过程中，我们更加深深感到《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划时代的名著。我虽然刚进大学，但对《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实际上他是这方面的了不起的学者——的尊敬之念，已经在头脑里深深植根。不仅我个人如此，当时的同窗，都是这样。
我离开学校后（在校期间已开始），有一段时间协助佐藤春夫先生从事翻译中国小说等方面的工作。我热切地希望到中国看看。当长约一千张稿纸的翻译工作告一段落时，便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往上海去。这时是昭和五年（1930年）底。由于船只航期的关系，次年三月才成行，到达上海。最初准备旅行一个月左右，因为当时我对中国文坛的事情并不特别关心，也不知道鲁迅住在上海。一天，我手持佐藤春夫给我写的拜访内山完造的介绍信，到内山书店去，从内山先生口中，得悉鲁迅正在上海，并且每天都在内山书店出现。
我想：这个了不起的人物既然在这里，在许多方面我都要争取机会努力向他学习。……
增田涉经内山完造介绍拜会了鲁迅，阅读了鲁迅赠送的《朝花夕拾》和《野草》后，开始向鲁迅请教有关《中国小说史略》的问题。他在《鲁迅的印象》一文中说：
接着，我便开始向他请教有关《中国小说史略》的问题。我从一开始便准备翻译这本（出于内山完造氏的建议），因此，鲁迅几乎是逐字给我讲解。这时候我的学习地点已不在内山书店的铺面，而是在鲁迅的住宅。我们在内山书店“漫谈”（当时这样说）结束，我便与鲁迅一道到他的住处去（从内山到鲁迅的家步行只要两三分钟）。我们两人在书桌傍并坐，我把《中国小说史略》原文逐字逐句译成日文，遇到难懂之处，便请鲁迅指点；在字句或内容上有不明之处，我都一一提出。鲁迅同答问题时，解释字句较为容易，但有关内容方面，需要作各种说明，费时不少。我们一般是在下午两点或三点开始，直到黄昏五、六点。当然，这段时间我们也常常杂以聊天，谈到每天的时事。记得鲁迅给我讲解完这本书，先后已费时三月。
其时，鲁迅与外间几乎没有应酬，见不到来客。在宽敞的书房策客厅中，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在距我们不远处，做她自己的工作（读书、抄写、编织）。鲁迅的儿子海婴多半是由褓姆领到外面去，很少在家。因此，没有人打扰我们，使我能得到许多教益。
接着，鲁迅又给我讲完《吶喊》、《彷徨》两部小说集，这时已是年末了。由于听讲的关系，这一年四季，我每天都到他的书房去，听他讲授约三小时的课。上课时许广平女士以点心和茶款待我，每周约两次请我与他们共进晚餐。他不知疲累，循循善诱，手把手地教我，这种恩德，可谓难以言谢，我至今仍不能忘却。
鲁迅与增田涉的“漫谈”和“并坐”，能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许寿裳在《鲁迅的游戏文章》一文中所谈到意境：“和鲁迅相处，听其谈吐，使人得一种愉快的经验，可以终日没有倦容。因为他的胸怀洒落，极像光风霁月，他的气度，又‘汪汪若千顷之波，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不可量也’。”他的这种“光风”和“气度”，同样展现在与增田涉的交往中，且看《鲁迅日记》中的相关记载：
4月11日：晚治肴八种，邀增田涉君、山君及其夫人晚餐。
5月6日：午后增田君及清水君来，谈至晚。
5月8日：下午同增田、文英及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人兽世界》。
5月10日：下午雨。同增田访清水君于花园庄，晚饭后归。
5月16日：午后同增田、镰田两君往观第四回申羊会洋画展览会。
5月19日：下午与田君来，并赠糖一合，约访斋藤揔一君，傍晚与增田君同往。
5月30日：赠增田君《四库［部］丛刊》本《陶渊明集》一部二本。
6月2日：晚内山君招饮于功德林，同席宫崎、柳原，山本、斋藤、加藤、增田，达夫、内山及其夫人。
6月12日：下午邀清水、增田、蕴如及广平往奥迪安大戏院观联华歌舞团)歌舞，不终曲而出，与增田君观一八艺社展览会。
6月19日：下午增田、清水二君来谈，留之晚饭。
6月27日：下午同增田君及广平往日本人俱乐部观太田及田坂两君作品展览会，购取两枚，共泉卅。观木村响泉个人展览会。归途在ABC酒店饮啤酒。
6月28日：夜同增田君及广平出观跳舞。
6月29日：午后同增田君往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观学期成绩展览会。
7月17日：下午为增田君讲《中国小说史略》毕。
增田涉与鲁迅相识于内山书店，4月11日第一次到鲁迅家中作客，鲁迅设家宴款待他和内山夫妇。大约是这时候开始，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略》逐字逐句的讲解，7月17日下午讲毕。
众所周知，鲁迅从1910年开始辑校《古小说钩沉》，到《中国小说史略》的写成，经历了十多年。1923年12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由新潮社出版正式出版，这部被奉为中国小说史的开山力作，是以他自1920年起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为基础修订而成的。1924年6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由新潮社出版。1925年9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合为一本印行，内增第一、第十七两节，并作《再版附识》。1930年、1932年、1934年又加以修改，才最后完成。鲁迅在1930年11月25日写的《〈中国小说史略〉题记》中说：
回忆讲小说史时，距今已垂十载，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矣。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如盐谷节山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即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复将重印，义当更张，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为旧文。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令增田涉的老师盐谷温叹为观止，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激励下，盐谷温得到弟子增田涉、长泽规矩也、辛岛骁的协助，完成明代小说“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研究，并弄清楚了《今古奇观》的全书结构。这正是鲁迅所说的，是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开启了中国小说的“研治之风”。
增田涉尊称鲁迅为“我的恩师”。在整个译注过程中，鲁迅是无条件的满足增田涉的要求，“几乎天天拨出下午写作的时间，替他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形似学生，实视同至亲好友一样。谈得高兴了，就在家裹用饭，继续至夜，或一同到外面看电影等等。”这种“形似学生，实视同至亲好友一样”的亲情和友情，不仅使增田涉满足了求知的欲望，也使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成了权威的译本。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听到了拙著《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本译《支那小说史》已经到了出版的机运，非常之高兴”，这是他们共同劳作的硕果。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
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1925年11月，陈源（西滢）在《现代评论》的“闲话”栏目中撰文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由此引发了一场辩论。直至今天，仍时有余波泛起。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中说：
……在“女师大学潮”中，鲁迅、周作人坚决支持学生的运动，而校长杨荫榆的同乡陈源为压制学生运动的杨氏辩护，两方发生了激烈的论战，鲁迅与陈源由此结了深怨。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
“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这话说得很模糊，但“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却坐得很实，是顾颉刚认为《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并与陈源谈及”，“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剽窃”说的源头是顾颉刚。然而，只要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稍加比对，所谓的“剽窃”和“抄袭之嫌”也就不攻自灭。现将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小说”部分的细目抄录于下：
第一节 神话传说
《楚辞》《天问》篇——《山海经》——昆仑山——西王母
第二节 两汉六朝小说
一 汉代小说
小说底起原——神异经——海内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别国洞冥记——飞燕外传——飞燕外传——杂事秘辛——吴越春秋——越绝书
二 六朝小说
拾遗记——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续斋谐记——述异记——还冤志等
第三节 唐代小说
一 别传
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李卫公别传——虬髯客传——李林甫外传——东坡老父传——高力士传——梅妃传——长恨歌传——太真外传
二 剑俠
红线传——刘无双传——剑俠传（聶隐娘昆仑奴）
三 艳情
霍小玉传——李娃传——章台柳传——会真记——游仙窟
四 神怪
柳毅传——杜子春传——南柯记——枕中记——非烟传——离魂记等
第四节 诨词小说
一 诨词小说底起原
宣和遗事——京本通俗小说
二 四大奇书
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遊记——金瓶梅
三 红楼梦
红楼梦底起原——红楼梦底结构——红楼梦底大旨——红楼梦底作者——红楼梦底影写——红楼梦亡国论
我国古代小说，从先秦到清代绵延二千年，作品繁富，情况复杂，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的“小说”部分，仅就细目而言，过于单薄，文字也不到6万字。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列二十八篇，将近19万字，仅从目录便能看出这是一部具有经典性质的“杰构”，现将目录抄录于下：
题记
序言
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
第三篇 《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第四篇 今所见汉人小说
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
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
第七篇 《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第八篇 唐之传奇文（上）
第九篇 唐之传奇文（下）
第十篇 唐之传奇集及杂俎
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传奇文
第十二篇 宋之话本
第十三篇 宋元之拟话本
第十四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第十五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说（上）
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说（中）
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说（下）
第十九篇 明之人情小说（上）
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说（下）
第二十一篇 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
第二十二篇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第二十三篇 清之讽刺小说
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说
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
第二十六篇 清之狭邪小说
第二十七篇 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谴责小说
后记
鲁迅做的是筚路蓝缕的拓荒工作，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小说”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实在“无从对比”。可陈源在1925年11月21日的《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的“闲话”专栏发表《剽窃与抄袭》一文，含沙射影地诬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的剽窃”，又在《晨报副刊》第1433号（1926年1月30日）上发表的《西滢致志摩》中，公开诬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信中写道：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的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对于这种污辱，鲁迅当然难以容忍。1926年2月1日，鲁迅写了《不是信》一文中，将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和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进行比对，为自己做了必要的辩解。他写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是摆事实，讲科学，有力地批驳了陈源。鲁迅还告诉陈源：“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这以前，我以为恐怕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对不对？”
可以这样说：自从陈源1925年11月《剽窃与抄袭》发表之日始，鲁迅就蒙受了“剽窃”的恶名。虽说早在1926年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就有了中译本，但陈源“剽窃”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并未得到彻底的洗刷。直到《中国小说史略》有了日译本，鲁迅这才感到欣慰。中国学者对照中译本《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阅读《中国小说史略》，日本学者对照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阅读《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两相比对，陈源捏造的“事实”和散布的“流言”就不攻自灭。
值得补充的还有两点，一是鲁迅的襟怀极为坦荡。1931年9月15日日记记：“得小峰信并八月分板税四百，订正本《小说史略》二十本，即赠增田君四本。”1931年9月17日日记记：“以《中国小说史略》改订本分寄幼渔、钦文、同文书院图书馆各一本，盐谷节山教授三本。”拿到“订正本《小说史略》二十本”，“即赠增田君四本”，为的是便于增田涉的“译注”，而寄“盐谷节山教授三本”，则表明鲁迅对研究中国小说的盐谷温充满感念之情，同时也能说明他并没有“整大本的剽窃”《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二是增田涉等日本友人的光明磊落。鲁迅的《中国小说史》是增田涉译注的，增田涉是盐谷温的学生，增田涉如此崇拜鲁迅，推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盐谷温岂能不知？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一批年轻人创办《中国文学》月报之初，恭请盐谷温等名家出面支持，《中国文学》月报创刊号刊的“《〈中国文学月报〉的感想和希望》专栏”中，打头的一篇贺词就是盐谷温的《祝〈中国文学月报〉的发刊》，而鲁迅《中国小说史》的大幅广告就刊登在《中国文学》月报上，盐谷温不会不知道。假如鲁迅真的“抄袭”了，作为盐谷温弟子的增田涉及《中国文学》月报同人能这么推崇吗？据说鲁迅认识盐谷温，盐谷温对鲁迅“参考”他的书感到很高兴。而在日本学界非但从未有人说鲁迅“抄袭”，反倒认为“说鲁迅‘抄袭’”的人太不了解盐谷温了。因为盐谷温很守旧，不会说中文，没有到过中国。他们那一代学者学“汉文”，仅仅局限于“看”和“写”。他们佩服中国古代文化，但对现代中国不感兴趣，认为现代中国没文化，中文是骗人的语言，不要学中文，知道古文就可以了。所以日本学界绝对不相信鲁迅“抄袭”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认为鲁迅的见解肯定与盐谷温不一样。鲁迅的是“新”的，即便看似与盐谷温相同，而其实绝不相同。也正是出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划时代的巨著这一定位，赛棱社精心印制。鲁迅1935年6月10日《致增田涉》的信中说：“《中国小说史》豪华的装帧，是我有生以来，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装。我喜欢豪华版，也许毕竟是小资的缘故罢。”1935年6月27日《致山本初枝》中的信中又说：“增田一世所译我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已发排，由“赛棱社”出版，好像准备出豪华版。我的书这样盛装问世，还是第一次。
二、关于周作人
从《中国文学》月报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以竹内好为首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对周作人态度，有一个由崇拜到吐弃的转变。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欢迎来访的第一批中国作家就是周作人和徐祖正，时为“昭和九年（1934）八月四日”。“会史”头条便是：
周作人徐祖正两氏欢迎会
昭和九年（1934）八月四日，山水楼。与谢野宽、佐藤春夫、有岛生马、新居格、竹田复五氏等共同发起，出席者二十五名。
出自崇拜周氏的心理，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热切地期待周氏再度来访，《中国文学》月报第十三号（1936年4月）刊登了一则“周作人氏来朝”的“文化消息”，全文译抄于下：
周作人氏来朝
北京大学外国文学系日本文学组去年来的徐祖正教授去了欧洲之后，今年是周作人外派，他本年七月份可能来日本一年。
其实，所谓的“周作人氏来朝”只是他们的推测和希望，周作人并没有来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对于周氏的作品也潜心研读，《中国文学》月报第三十二号（1937年10月）“讲习会”载：“《周作人散文钞》讲读会继续举行，每周月曜日午后六时半在事务所召开。”《中国文学》月报第三十三号（1937年12月）“讲习会”载：“《周作人散文钞》讲读会预定来月中旬终了”。“讲习会”也就是“读书会”，仅《周作人散文钞》阅读的时间就长达三个月。
从现有的史料看，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对周氏态度的降温，则始于鲁迅的逝世。日本友人包括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深深倾倒于中国文学，非常敬爱鲁迅，把“鲁迅先生之死”看作是“世界的损失”，“怀着永久哀悼”。常任侠在《哀悼鲁迅先生在东京》一文中记述了东京友人哀悼鲁迅的场景，现摘抄于下：
鲁迅先生之死，应该说，这是世界的损失，不是单独中国的损失，所以对于这位文化战士，艺术巨人，怀着永久哀悼的，也不仅是中国人。
当鲁迅先生死时，我正在东京，记得那是1936年10月19日的早晨，我翻开《读卖新闻》，一个鲁迅先生的像，一个《亲日文学家鲁迅之死》的标题，映入我的眼中，使我突然起一个震悸。
哦！鲁迅先生死了！这战士，他舍我们而去了，他永恒的休息了。
同我邻室的一位朝鲜文学家金时昌君，是我们帝大的同学，他在编辑一个进步的叫做《堤防》的文学杂志。在洗脸时，遇见我，他以哀戚的声音，向我说：“鲁迅様死了！”
“是的，鲁迅様死了！”
我回答着。我们的眼都红红的。我继续说：“鲁迅様不仅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也是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
“是的，我们朝鲜人，有正义感的朝鲜人，对于这位巨人是不能忘记的。”
说着，我们相对流下泪来。
我到帝大去，在参考室内，遇到几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同学，有的人在翻阅鲁迅先生的遗著《中国小说史略》的增田涉的译本。他们看见一个中国人的我，仿佛想慰唁似地说：
“鲁迅様死了，留着这些宝贵的遗作的鲁迅様死了；这是可悲的事情呀！”
我到考古学教室去，史学教室去，遇到的熟人都是这样表示着叹惋的意思。而文哲学系中的护手江泰君、大中臣君、齐藤君，几个平时特别欢喜研究鲁迅先生的著作者，更加流露着悲戚，这些悲戚是发自内心的。……
这之后，我们在东京，曾为鲁迅先生开过一次追悼会，是在神田日华学会举行的。到的人非常多。这一天，自己因为帝大的几个教授的约定，去看岩崎家静嘉堂文库藏书的，里面都是我们宋元以来旧刊的宝藏。文库在市外的山里面，等我急急地赶回来到会场，佐藤春夫氏的演讲已经完毕了，流着眼泪走出来。即是这眼泪，也可看出深厚的情谊。那天演讲的，还有郭沫若先生和其他的朋友们。临走，我取了一束鲁迅先生遗像前的菊花，一直供到不久离开东京的时候。……
鲁迅逝世后，日本改造社组织编译出版《大鲁迅大全集》，茅盾、许景宋、胡风、内山完造、佐藤春夫担任“编辑顾问”，胡风、鹿地亘、日高清磨瑳、增田涉、小田岳夫、松枝茂夫、井上红梅、山上正义、佐藤春夫担任“翻译者”。《鲁迅大全集》共七卷，第一卷“小说集”，第二卷“散文诗、回忆记、历史小说”，第三卷“随笔、随感录（一）”，第四卷“随笔、随感录（二）”，第五卷“随笔、随感录（三）”，第六卷“文学史研究”，第七卷“书信·日记”。为了求“全”，改造社多方寻访。1936年11月13日，郁达夫以福建省参议员的身份来到东京，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中国文学》月报第二十一号（12月1日）发表“郁达夫氏来朝”的“文化消息”，表示欢迎，还安排郁达夫于12月5日作题为“中国诗的变迁”的专题演讲（后因警察的干扰而取消）。正在编译《大鲁迅全集》的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得知郁达夫来日的消息后，即派S君带领郁达夫驱车到千叶县川市町郭沫若寓所，邀请郭沫若一同来改造社，出席他们为郁达夫举行的洗尘的晚宴。晚宴除了为郁达夫“洗尘”，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利用郁达夫来日这个机会把郭沫若也请来，一同为他们编译的《大鲁迅全集》把关。郭沫若在《达夫的来访》中是这样描述的：
达夫在车上告诉我，我们的目的地是先到改造社，当晚为编译《鲁迅全集》正在开会，有佐藤春夫诸人在座。……到了京桥的改造社，下车，上了楼。从临街的楼房中出来一位矮胖中年人，把我们迎接着。那人自己先行介绍，是改造社的社长Y。……
房里两壁堆着打着纸包的书，正中竖放着一张长桌，桌上堆了几垛鲁迅的作品集。桌的四周围着十来个人，的确有佐藤春夫在座。其他认得的居半数以上。
编译会是刚好开完了的光景，拟定了几张目录放在桌上。
社长Y先向我说：“请过目一下吧，有不周到的地方务望指教。”
我接了一张目录来细看了一遍，凡是鲁迅已发表过的著作是全部罗致了的。又看到其中有“书筒”的一类。
Y要我参加一点意见，我想到南京的《新民报》正在发表着鲁迅给李秉中的信，便向他们报告了。Y不以此为满足，叫我不要客气再说一些。我便想到鲁迅所搜集的许多的隋唐墓志铭来。这一部分的搜集我本没有看见过，四年前上海的内山老板曾到东京向文求堂的主人谈起，说鲁迅有发表的意思。事后文求堂的主人才对我说，因分量太大，出版经费不赀，故未实现。我想到这层来，觉得这一定是很好的历史研究的资料，使又向着大家报告了一番，明知那种朴学式的内容，和集纳型的改造社是不大相合的。说了之后，果然没有得到什么反响。接着我又真正不客气地说了几句话，我说：机会是很难得的，趁着出全集的机会，最好是把鲁迅未发表的遗著全都搜罗起来。我看，向北平的周作人请教，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的。……
但当我的话还没有十分说完，社长Y摇起头来了，同时又把两只手背挨拢一下又分开了来。他说：“他们两弟兄是这样的啦。鲁迅的葬仪时，周氏都没有亲临，并且连吊电也没有。”
我很想再说一句，叫作“至亲无文”。话都溜到唇边了，但又吞了下去。同时，我又想到我自己也是没有吊电的，听说上海有一部分的人也因此对于我有所责备。我这“无文”当然又说不上“至亲”，事实上是住在乡间，过海电报不知怎么打，更想到拍电致吊本在表示自己的哀感，只要自己真实地感着悲哀，又何必一定要表示？因此也就节省了几个钱。
然而吊电的有无，事实上才有那么的严重！
“他们两弟兄是这样的啦”，仅这句话就表明山本实彦和佐藤春夫等人涉等人对周氏的反感，对他不再抱有任何希望。虽然唐弢说过：鲁迅逝世，消息传到北平，周作人“面露悲痛之色”。但他在接待《大晚报》记者以及通知母亲时，都说了不该说的话。例如他对《大晚报》记者说：鲁迅“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利的地方”，等等。面对“悲痛到了极点”的母亲，周作人非但不设法安慰，反倒说出“我苦哉，我苦哉……”，让母亲怀疑他想摆脱“养活”母亲的责任而“气愤”。
周氏“叛逆”后，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出于“厌战”的心理，对周氏的态度发生了“逆转”。1941年4月，周作人与钱稻孙等一行人赴日本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这时的周作人，已是日本军队卵翼下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及日本军方直接控制的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竹内好在为
《中国文学》月报第七十二号（1941年5月）写的《后记》中说：
东亚文化协会召开，周作人氏来朝，这是一件轰动性的大亊。这之前，是昭和九年夏天和徐祖正一同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于这一年的4月成立。我们和日本文学者开了一个欢迎会，中国文学研究会就是以这次欢迎会为契机，以一个正式的形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我们欢迎周作人、徐祖正，只是以邻国的文学者的身份欢迎了他们。但这次已经没有了这个机缘。相隔七年，周氏这次获得最高的礼遇，日程很繁忙，出门有很多日本政界的要人欢迎。但是我们有不得不顾虑的事情，对于顾虑我也不后悔。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做，这样对周氏不能说非礼，周氏本人也可以理解我的吧。
本来是不该见面，但因为有事，因我个人的原因，到帝国旅馆周氏下榻的宿舍作了礼节性的拜访了周氏，即使能见周氏一面，对我来说也是喜出外望的事。关于见他的事我还想在其他地方费点笔墨写下来。在我的印象里周氏穿的是很白很白的底布鞋，这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是一个文学家的样子。来访的客人很多，我很快就告辞了。我和周氏叙旧，发现周氏已经忘了曾经给了我一本刘复选编的《初期白话诗稿》。我的来访可能给周氏添了麻烦，但是为了中国的文学，我必须留下一笔。4月18日周氏离开日本的当天的早上，我向中国文学研究会说明这个情况。
周氏把灵魂卖给了魔鬼，成了日本政界的宠物，原本仰慕周氏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已经没有了（欢迎周氏）这个机缘”，这是事实，但更主要的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不愿意来附会，明确地表明“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做”。竹内好因“个人的原因”，到周氏下榻的旅馆作了礼节性的拜访，但周氏对他似乎很冷淡，“4月18日周氏离开日本的当天的早上”，竹内好急忙“向中国文学研究会说明”他访问周氏的原由和经过。这种急于“说明”也可以解读为是果断地“切割”，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年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对周氏的鄙视和警惕。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周氏兄弟”的评价有过“大起大落”。学术研究见仁见智，但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七十多年前对“周氏兄弟”的评价，值得我们关注。
［小林基起 日本鹿儿岛大学。商金林 北京大学中文系，邮编100871］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