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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 影视与文学的关系
演 讲 者： 徐小斌 作家、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剧
演讲时间： 2001年7月2日 上午9:30-12:00
演讲地点： 文学馆B座多功能厅
傅光明（主持人）：正像二千年的中国封建史是男权的历史一样，我们文学馆的讲台在此之前也一直是“男权”的舞台。今天，我们迎来了“女性解放”的日子，请的是著名小说家、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徐小斌女士。她是我们演讲以来请的第一位女性，以后我们还会多请。现在影视与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热点，我们总在这个话题上进行一些争论。徐小斌正好是专家，可以说是影视与文学的“两栖动物”，既搞小说创作，又搞影视剧创作。让我们以掌声欢迎她为我们演讲“影视与文学的关系”。
徐小斌：谢谢大家，我谈不上什么专家，就是今天有点时间吧，跟大家聊聊天儿，我想最后还得给大家留点时间，提些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在正式讲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个人跟影视的关系。因为我本人是以小说创作为主，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在这一代作家当中，我的同龄段的作家当中，我算是比较早触电的。那就是1985年的一个中篇小说，叫作《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呢，被广西电影制片厂注意上了。有一个导演叫作张军钊，就是当时拍《一个和八个》的那个导演，也就是所谓第五代导演的开先河者。在《黄土地》之前，第五代导演有一部电影叫《一个和八个》，导演叫张军钊，他看中了我这篇小说，就跟我联系，最后由我自己改编成为《弧光》。这部小说改编了以后呢，获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特别奖，这是我的第一次触电的经历。在这之前呢，听到一个说法，说作家很怕触电。当然我觉得我这个触电的过程好像还不是那么恐怖，还行。在我没看片子之前，我觉得还行，就觉得一切好像还都比较顺利。那么拍成片子，就是在粗剪以后，我看了一下这个片子，我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导演坐在我旁边嘛。看了以后，他就问我的意见，我就说不出话来，我一边看一边在想，这是我写的那个《弧光》吗?这就是我第一次触电的经历。
后来我就听说了好多这方面的事情，无论你承认与否，编剧和导演实际上是一对天敌。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这个后面我再讲。后来我就听说，阿城就是写《孩子王》的那个阿城，他的《孩子王》被陈凯歌拍完了以后请阿城去看，阿城说了一句，“我拉的屎，我就不看了”。我就觉得阿城的态度特别明智，我想以后所有由我的小说改编的东西，或者是由我自己改编的东西，我就不看了。
那么实际上《弧光》的这个经历呢，要早于我们这代人当中的一些介入影视的佼佼者，比如说刘恒、王朔他们。刘恒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弧光》刚播出就是首映式以后，刘恒曾问过我《弧光》的价钱。那个时候原作编剧的价儿还特别低，好像按电影厂的规定呢全部都是4000块钱，扣完税以后是3700块钱，我记得特别清楚。后来正好小说《伏羲伏羲》改成《菊豆》，张艺谋正在跟他联系。刘恒从此跟张艺谋结下不解之缘，他们不断地合作了很多部电影。再后来就是王朔，我们开第三届青创会的时候，王朔就不断地接到各种导演的电话，尤其是米家山吧，米家山好像对他的一些作品感兴趣，然后夏刚什么的，不断地有各种导演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断地签约。那一阵儿王朔的片子大概有三、四部都是这样出来的。
但是我自从第一次触电以后呢，中间就有一大段空白，因为实际上我还是比较看重我的作品。我在想自己的小说作为那种个人化劳动的成果，它怎么能够完整地出现在银幕或者屏幕上，然后能令原作或者编剧满意。那么我很希冀有这么一条路，但是很难办，我觉得这样很难很难达到。有个人这么讲，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就是说，“你如果那么喜欢你自己的作品，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就像喜欢自己的孩子的话，你决定卖它了，那么它将来或者披红挂彩，或者是衣衫褴褛，那都是它的事儿了，就跟你无关”。谁让你决定卖它呢，或者是你那么喜欢，你就索性不卖，所以只有这样两条路。
那么我个人呢，因为我的工作是在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央台是第一大媒体嘛。有一个评论家戴锦华她就说我，“你看你坐在一个金山口上不会赚钱”。当然我也有我的苦衷，刚调到电视剧中心的时候呢，写了一部戏，是一个短剧，很顺利地通过了，得了一个飞天奖。但是第二部就不那么容易了，中央电视台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作为惟一的一个电视剧的制作单位，它有很多的要求，包括非艺术因素，有很多那种东西。
我扪心自问，自省了一下，就是说我在这个位置上，写的电视剧很少很少。我大量的时间用于写小说，而且我热衷于写小说，也乐此不疲。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是不是真那么清高呢?其实也不尽然。我也想挣钱，谁不想挣钱呀，但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后来我想来想去，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小说它是纯粹的一种个人化的劳动，而影视呢，说到底它是一种集体劳动。精神上高度自由的人，是很难融于影视创作的。影视它完全是一种集体劳动。从策划这一步开始然后一直到这部片子播出，它中间经过无数的环节，而策划的这部戏是一个什么样的戏，到播出这部戏是一个什么样的戏，最后看到的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它这里面经过无数的环节和无数人的献计献策，于是它就改变了初衷。如果它这一系列的环节，是递增状态越来越好，是一种效果；如果它是递减状态越来越差，那它就是另外一种效果。
所以我就想透了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一种个人化劳动和集体劳动的区别。那么我认为呢，也不是我个人认为，一般对影视和文学略有兴趣或者说略有研究的人都会这么认为，就是名著很难改编成功，好像这是一条规律。你看像《安娜·卡列尼娜》。它改编了大概是十几版吧，《悲惨世界》一共是改编了至少十九版，《飘》就很难以计数了。改编成功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都是认为不如原作。《飘》是一个例外，飘》的改编算是个比较成功，改编成了《乱世佳人》。
个人化写作的人是很难融于集体创作的，因为个人化写作是一种非常纯粹的精神产品，是一种作家对于自我的拷问，这种终级意义或者是这种纯粹精神只有作家本人才能理解。而另一方面呢，你比如说两个人的精神高度完全站在同一水平线上，那没问题，这个很难达到。如果两个人的精神高度是相同的，文化底蕴不同，视角也完全不同，那么也很难沟通。
总之，这种事情在原作、编剧和导演这三者之间是非常非常难以达到那种沟通的，而且文学当中的所谓极品和影视方面的所谓极品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说文学中的极品，实际上就是指那种多义性的作品，这种多义性作品让你讲它的情节你是讲不出来的。文学中的极品就是这样，让你讲这是写的一个什么故事，你讲不出来。它是一种很高级的、混沌的美丽，这种美丽它拒绝电子时代的快餐文化；拒绝数字化的排列组合；拒绝程序的编制；拒绝剪切、复制、粘贴。一句话，它拒绝技术，它是一种纯粹的、心灵的和技巧的绝妙的结合，它当然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产物。但是呢，说到底它就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就是一个大众传播快餐文化的时代。纵观文学史和艺术史，我认为有两种大师。比如说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和雨果这些人的写作是一种社会型的写作。像另一类人呢，比如说像三岛由纪夫、茨威格，画家里的像凡高啊、塞尚啊，这些艺术家和作家们，完全是一种自省式的、内心的、对心灵拷问式的创作。后来我就特别注意他们的生平，特别研究了一下这两类作家的生平和结局，忽然发现在后者，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后一类作家当中，很多人都是非疯即死，不是写疯了就是写死了，而且很多人最后都是自杀。茨威格是自杀，海明威是自杀，三岛由纪夫是自杀，叶塞宁是自杀，凡高是自杀，弗鲁贝尔是自杀，那么他们在自杀前基本都是接近于癫狂。我觉得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这批作家和艺术家为什么会走向这样的一条路，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直至自己的内心深处了。
我曾经有一篇散文叫作《关于心灵的秘密通道及其他》，就讲到这个问题。觉察到一个奇特而令人恐惧的现象，那就是刚才提到的一类作家，几乎无人能逃出冥冥中的噩运。再推而广之，包括同类艺术家也在劫难逃，疯狂自杀几乎成了他们注定的命运。一个典型的例子，俄国十九世纪画家弗鲁贝尔，他对莱蒙托夫的长诗《天魔》着了迷，他一生的画作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他理想中的天魔。一个天使因为反抗上帝，被上帝贬黜为魔鬼，这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悲剧色彩。可怕的是弗氏从青年时就专著于天魔的描绘，他一遍又一遍地塑造和改写天魔的形象。我猜想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越来越深地把天魔植入了他本人的灵魂，他就是天魔，天魔的形象与处境随着他本人的经历不断地改写。他就那样走入了自己的秘密世界，义无返顾。
不幸走入自己秘密世界的人似乎有着某种共同的规律，规律之一就是不幸的童年。从某种意义来说，作家是由他的童年塑造的，不幸的童年使孩子产生自闭，自闭使孩子打开一道通往心灵的秘密通道的门，而孩子初入人世还没有沾染世俗的浊气，来自远古的灵性尚存。这时的孩子最容易接近神，与神对话，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天生与尘世无缘，只好逃避在文学或艺术的象牙塔之中。自己的世界犹如一面魔镜，它似乎是自己的真实写照，然而又全然不是。它的每一个细节实际上都是不真实的，人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在自以为至真、至善、至美的时候，其实是在制造一种骗局，一种连自己也被骗了的骗局，是自己对自己所撒的弥天大谎，走入那面魔镜是自欺欺人的开端。可怕的是，通往魔镜的通道有去无回，萨特说，“他人即地狱”，那么我要说，“个人即魔鬼”。这似乎便是后一类作家非疯即死的答案。
那么大师们除了地狱和魔鬼就没有其他归宿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心理学大师荣格便是一例。荣格具有典型的童年综合症，他幼时父母分居，天性敏感，身体孱弱，总是做一些极其怪异的梦。譬如，他做过一个梦，梦见在本堂神父住宅附近的墓场上有一个幽深的坑，里面有一级级的石阶。他沿着石阶走下去，里面是制造精美的帷幕，掀开帷幕是一个洞宇，一条红地毯直铺到一个黄金宝座之前，而宝座上屹立着一个树干似的巨大怪物，一柱突起，独自向天。多少年以后他才知道，屹立在黄金宝座上的是一个巨大的男性生殖器。
还有更可怕的梦，他梦见上帝本人蹲在教堂尖顶上大便，把罗可可式的彩色玻璃崩得支离破碎。试想这对于一个在西方宗教文化背景下生长的孩子该是多么恐怖的事啊!这意味着他的精神支点可能在瞬时被打得粉碎，他可能变得什么都不是，一种强烈的犯罪感使他倍受折磨。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生性敏感的孩子突然体会到一种被禁锢的思想，会怎样千方百计地闯入人的心中。
就是说，荣格如果按照这样发展下去，最后肯定也要走到我说的后一类作家的那种巢穴之中，就是所谓非疯即死。究竟是什么救了荣格?荣格曾经这样回答别人的提问，是家庭拯救了他。换句话说，他娶了一位非常平凡的妻子，生了一大堆非常可爱的孩子。他说，每当幻想的翅膀把他带到高空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便把他拽向坚实的大地。所以，荣格避免了那些不幸走入心灵秘密世界的大师们的共同命运。
下面我就要讲一个对于影视和文学关系最重要的一点，叫作学会妥协。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文学搭影视的车，卖得特别火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从上世纪开始，在吉尼斯纪录上记录的销售量的书譬如《飘》，还有像斯蒂芬·金的小说，还有叫作哈发里的《杀死反舌鸟》，还有杰奎·苏珊的《娃娃谷》，销量都超过三千万。这是上世纪的事。那么它们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销量，其实跟影视是有关系的。像《飘》呢它是很成功的，被好莱坞搬到银幕上就是《乱世佳人》，随着《乱世佳人》的不断播出，《飘》就等于既畅销又长销，最后达到三千万以上。在这些人里面收入最高的应该是斯蒂芬·金，他的恐怖小说也是通过影视畅销的，非常火。他等于是收入最高的。按名气来讲应该是《飘》，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天文数字，应该对当代既热爱文学又热爱影视的人是具有极大诱惑的。
那我想其中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刚讲的要学会妥协。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文化背景和整个的兴趣爱好怎样。比如说你是一个小说家，比如说你更喜欢文学，你喜欢个人化劳动，你喜欢自己创作小说。那么这时候有人来买版权，或者是影视公司希望你来作编剧。比如说你写的一部小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坚决不改，我不准备和影视合作，我不想触电，这是一个态度；另外一个态度呢，我愿意通过影视来促销我的小说。因为这个时代影视和文学的关系，影视覆盖面越来越大，而纯文学将越来越小，它占的那种位置，不是说它位置低，而是它整个会越来越小，纯文学作家会越来越少，是这样一种时代。
如果你同意卖版权或者是改编，你一定要学会妥协。在整个谈的过程中，你已经决定了愿意通过影视把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些你可以坚持，非要坚持不可的东西。你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女主角，我希望她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可以给导演提供一个类似什么什么样的女演员，她是那样的人。如果说影视投资方为了某种利益，比如他能拉来一笔投资，对方投资的交换条件，我要由这个人，比如说是他的亲戚或者他的什么什么人，他要推出的这样一个女的，要由她来当你的女一号。如果这一点不能妥协的话，那你就坚决不妥协。宁可不做也不妥协，因为如果你的女一号是你非常非常的爱护，并且你认为女一号在你的整个作品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话，你完全可以拒绝。
可是如果不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很小的问题，或者是整个情节改编的问题，小说变成影视肯定要经过很多的工序和环节。小说因为注意叙事，注意描述，它描写一把椅子，可以写一页两页纸，这个椅子是什么什么样的。但是在影视里它就一句话，然后影视甚至就是说，像台湾、香港的那种电视剧的剧本，它都完全没有场景的描述，从头到尾都是对话，情节完全是通过对话的走向呈现出来。它完全没有任何描述，所以小说到影视的这个过程肯定要经过改动，而且是很大的改动，它会把你所有的叙事和所有的描述性的东西都戏剧化。而且你可能很珍爱你的语言，你的语言非常美丽，你认为这个地方我非常用心写的，很精致。但这时候全部都得拿掉，因为跟整个剧情没有关系，这种妥协是可以做的。
我认为如果有人买你的版权，有人想让你当编剧，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件好事，因为你毕竟想把你的作品，把你辛辛苦苦地用自己心血写出来的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看。因为在这种时代能够很静地，静下来看你的小说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大家累了一天回去以后基本上就是开电视，把它做为一种休息消遣。所以你的小说要是搬上屏幕或者银幕的话，都会得到更多的观众，要比你的读者多得多。所以我觉得大家一般都不要拒绝，而要学会妥协，在你认为可以妥协之处，要学会妥协。
然后怎么样完成这个过程，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些我不成功的经验。实际上我是一个不会妥协的人。比如说，我的《敦煌遗梦》，大概前后有四个导演，包括有陈逸飞、黄蜀琴，还有陈凯歌都跟我谈过，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我都没有完成我的妥协。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呢，也不是特别后悔，因为我也听一些朋友跟我讲，很好的朋友了，像跟陈凯歌、张艺谋合作，你编剧他导演的话，里面有很多很多你一定要非常耐心。一年当中你不要安排任何别的事情，你要不断地修改。甚至它已经在开拍了，突然让你去改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最典型的例子是《霸王别姬》。芦苇是《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也是我的一个作者，因为我们电视剧中心编创合一嘛，也可以当编辑也可以是编剧。他也是我的作者，我们请他写《李自成》，请他和另一个编剧杨晓雄先生写《李自成》，杨晓雄是写《日落紫禁城》的。芦苇就说《霸王别姬》是陈凯歌的扛鼎之作，非常精彩。芦苇给他作编剧，整整写了两年半。这个我非常吃惊。因为长篇电视连续剧也绝对到不了那份儿，一部电影的长度有多长啊，他整整写了两年半。就在这两年中不断地修改呀，不断地修改。和他们这些人合作呀必须要有这样的耐心。
另外我还有两部小说，一个是《缅甸玉》，还有一个《天生丽质》，都是跟影视公司谈，但还是谈不拢，所以我觉得我是很不会妥协的人。刚才讲到《敦煌遗梦》，《敦煌遗梦》它整个的背景呢是在敦煌。敦煌是一个充满了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地方，神秘的宗教背景。表层故事是一个当代的爱情故事，然后串联这个背景和表层故事之间的是一个盗壁画的阴谋，这个里面涉及到影视的几个卖点，或者说是几个元素它都具备。还有像《缅甸玉》，为什么说他们也比较感兴趣呢?《缅甸玉》它写的是在中缅边境的边贸，缅甸玉实际上就是翡翠了，做那种翡翠交易，它也是属于那种不断有出人意料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写的两个女人之间的那种智力角逐，一个女人是中国这边的佤族姑娘叫三梅，另外一个是一个缅甸女人，缅甸富商的一个遗孀叫作阿韵。这两个女人都非常美丽，尽管美丽的类型很不一样，她们俩人为了玉石交易进行了一番非常惊心动魄的智力角逐。最后还是那个缅甸女人赢了，但是结局非常出人意料。
第三就是《天生丽质》，发的时间不长，是去年年底《小说界》发的，后来《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都转载。《天生丽质》是写考入电影学院的一个女孩儿，很漂亮，而且具备新新人类的一切特征。这是我的小说里为数不多写到新新人类的一部小说，写得比较平实，不像我的很多小说那样神秘。它没有什么神秘的元素，《天生丽质》讲这个女孩儿的一段经历，到最后她出了车祸。她好不容易爱上了一个男孩儿，那个男孩儿也非常爱她，后来出了车祸，那个男孩瞬间就在她旁边死掉了，而这个女孩儿也略略留了一点儿残疾。后来我的“创作谈”写的是《善待自己》，我就注意到这一代女孩儿和上一代女孩儿乃至更上一代的女人之间那种对爱情的价值观的不同。
好像从我们这一代再往上受的那种理想主义教育都是对爱情始终不渝的这些东西。但是现在，新新人类的这一代女孩儿呢，她们实际上最爱的是自己。这里面没有任何贬义，她们很会善待自己。我觉得她们有些地方是非常有道理的。她们这一代人所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觉得好像不能完全这么说。她们这样做，其实在很多方面是很有道理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受理想主义教育熏陶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好像经常是可以为别人的事情去奔走、去打抱不平或者怎样，但是特别羞于为自己的事情开口。她们这一代就不是，我讲自己的事情，我完全没有必要羞于开口，完全可以是理直气壮的，我是应该得到这些的。好像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些问题上，其实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我写这个东西的初衷也是这样，但是因为我是很不会妥协的一个人，最后都没有谈成。当然有的还是在继续谈。我想了想，为什么他们对这几部小说有兴趣?一个是因为我过去画画，所以写小说画面感还比较强，再一个就是我的小说里面其实埋藏着一些构成影视卖点的元素，就是很简单的好莱坞电影最基本的元素，这个大家都知道，爱情、性、暴力、死亡、阴谋、政治，无非就是这些。好莱坞的电影都是靠这些元素，它完全是工业化生产，第一稿就是把故事写出来，第二稿另外一个编剧把那些笑料加进去，第三稿把对话写出来，然后一工业化生产，剧本就算完成了。这里面的元素一定要揉进去，它是有一种技术性的操作。
电视剧也是一样，虽然电视剧现在没有明文规定，好像有人又说电视剧创作13要素，其实我不以为然。这里面其实也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元素，而且电视剧跟电影也还有很大的不同。你花了那么多钱到电影院去往那儿一坐，你觉得它不好看有时候也得忍着把它看完。可电视剧要不好看你马上换频道，所以电视剧一定要在前5分钟，最长不超过10分钟，就得出一个彩儿，比较专业的说法就是得出一个彩儿，抓住观众。头3集特别重要，你要把观众带入剧情之中，然后快到结束的时候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之间再出一个彩儿。一般一集剧本要有特别出彩儿的地方，而且一集要有一个戏核儿，你这一集靠什么来抓住观众，这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兴趣，到时候咱们还可以详细讨论。
我接着讲第四个问题，就是细节的魅力。我想影视和文学还是有它的共同之处，共同之处就是细节的魅力。我觉得无论是文学还是影视，无论是黄钟大吕之作还是穷街陋巷那些小作品，它都是靠细节堆砌起来的。我们可以忘了那本书，我们可以忘了那个故事，我们可以忘了那个电影，忘了那个电视剧，但是细节我们是记得非常清楚的。你比如说像《安娜·卡列尼娜》，你看完了书已经很多年了，你可能把那些书里面的很多情节都忘了，但是你肯定记得安娜第一次和沃伦斯基跳舞的时候，吉蒂当时想了半天，穿一件淡紫色的衣服。她认为很漂亮。后来舞会里各种各样的服装，各种各样的晚礼服，安娜就选了一件黑色的晚礼服，安娜的黑色在一片彩色当中特别特别的醒目。安娜的出场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美，而且也是一种非常高贵的美。又比如像《复活》里的玛丝洛娃，在漆黑的雨夜狂追那个聂赫留朵夫的火车，像这种细节。
再比如像三岛由纪夫《金阁寺》里写的那个美女，那个女人就非常非常美。但是她令所有追逐者望而生畏，而且所有人都认为像这样的美女她会嫁给谁呢?但是她恰恰嫁给了一个瘸子，她为什么嫁给他呢?就是说因为美女的内心，我认为三岛这里面写得太精彩了。他认为这个美女的内心极其高傲，她高傲到什么份儿上呢?她认为那种正常追求她的男人或者以一种平起平坐的那种眼光来看待她的男人，她根本就不屑一顾，而在瘸子面前她可以用一种很垂顾的、很怜悯的那种眼光来看待这个瘸子。她最后嫁给了一个瘸子。
还比如像罗伯·格里叶在他的代表作《吉娜》里面，一开始的描写就非常引人入胜。她在黑夜当中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好像是没有生命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它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什么别的，然后她就不断地跟它说话，但是她发现它的声音不是从它的嘴里发出来的，而是从它身体的某个部位里发出来的，后来才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机器人。实际上整个故事开始就把你抓住了，它背后的那种操纵者通过这架机器把这个“我”作者，小说里的我，第一人称的我，一步一步带到了一个陷阱里。那么像这种细节我认为都是独创性的，让你非常难以忘怀的。
还有就是像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始终认为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动人。它大致就是写一个小女孩儿，在她大概13岁的时候，她家附近搬来一家邻居，是一个作家。她是以一种非常非常仰视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作家，而且她在不断地观察这个作家，这个作家家里总是贵客如云，总是有很多的人出入他们家的门庭。然后这个13岁的小女孩儿不知不觉就爱上了这个作家。13岁女孩儿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我认为茨威格写得就非常非常的好。她什么也说不出来，然后直到这个作家忽然搬家了，在搬家的时候一告诉这个小女孩儿，小孩儿当时就晕倒了，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
过了若干年以后呢，小女孩儿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非常漂亮的少女，有一天，她在一个地方突然碰上了这个作家。当然这个作家早就把她忘了，因为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儿。但是她是始终记着这个作家的。当她和这个作家邂逅相遇的时候，因为她长得非常非常的美，作家和她擦肩而过，可是过了一会儿，作家就回头，她也回头。这时候作家就说：“小姐，我可以请你到我那儿坐一坐吗?”因为这个女孩儿是一个非常矜持的女孩儿，她从来不会答应男人这种要求。但是当这个作家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就跟着这个作家走了。那么到了作家的居所，他们就发生了关系。这个作家知道她还是一个处女，觉得很惊讶，也就是一夜情。
第二天作家说他要出差，后来这女孩儿就离开了，没有第二句话就走了。但是这个作家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儿本身也没有想到，就这一夜她怀了孕。后来她的家庭败落了，父母也去世了，她怀孕有了小孩儿，因为她觉得这个小孩儿就是这个作家的复制品，她一定要把这个小孩儿生下来，而且一定要让这个孩子长大。她没有钱养这个孩子。但是她本人越长越美，于是她后来到一个夜总会当了舞女，用当舞女赚的钱来养这个孩子。在夜总会当舞女的时候，有一天忽然作家去了夜总会，作家就向对待一般舞女一样对她。作家早就又把她忘了，因为作家是一个情场老手。然后他们就在一起，到清早结束的时候，作家又要说什么。她说：“你是不是要出差?”作家说：“对，我要出差。”这个女的就二话没说：“好吧，你走吧，你永远是要走的。”
改编成电影以后呢，有一个镜头，这个作家在数钱给她，这时候给我们的镜头是这个女的面对镜子的时候，她的那种悲伤、惊讶和愤怒，但是就是一瞬间，她很快就把这种情绪给压抑下去了。等作家再转过身的时候，她已经把钱给撕了，因为她是用一生在爱这个作家，但是这个作家始终没有认出她来。
这个小说为什么叫《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呢?一开始就是一个陌生女人给这个作家来了一封信，告诉他：“我要死了，在临死前，我本来是什么也不想告诉你的，但是因为我的孩子死了，你在我这儿惟一留下的复制品、生命消失了，那么我决定告诉你。”这样整个叙述下来，到最后作家看完信，茨威格他没有更多的描述。作家看完了信，他把信纸搁在一边，隐隐约约的他好像想起了有一个小女孩，又想起了一个少女，又想起了夜总会的舞女，但是都模糊不清了。这时他听见了来自遥远地方的乐声，这时候整个故事就结束了。这种作品严格来讲是不能改编成电视剧的，它改编成电影很成功。
我下面要讲到的是电影和电视剧实际上还是很不同的，电影它有一些东西，你比如说现在实际上电视剧的市场特别火热，电影市场不行，很多非常爆炒的电影其实卖得也不一定好。能打一平手，就基本上不错了。冯小刚不也是澄清一些说法，说赚了多少多少，实际上他赚的也不多。电影市场还是不行，最火的实际上是电视剧的市场。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小西天那儿有一个中国电影资料馆，每周四晚上放两个片子，都是进口片，经常有一些好片子，我就讲几个细节。
像有一个捷克电影《青青校树》，有一个何老师，爱上了一个女人，后来他就派两个学生当邮差，给送信。这两个小男孩儿得到老师的信任，高兴的不得了，他让他们信送得越快越好，大概规定的日期最晚最晚要在当天的晚上。因为他们离他那个恋人的地方还很远，这两个小男孩想的什么办法啊。他们走到那个桥上以后看见底下正好过一辆火车，然后他们从桥上直接跳到火车顶儿上，又从火车顶上，从车窗里翻进去。他们俩特别高兴，成功了，肯定就能特别快地就能把信送到。殊不知这火车的方向和这个老师恋人的方向是相反的，它越走越远了。火车昼夜不停地开了两天，然后第三天才到达离布拉格很遥远的一个小镇。后来这两个孩子说：“唉呀，这怎么办呢?”他们俩又急中生智，“那咱们干脆打一个电话，把何老师的信拆开，然后直接念给他的女友听”。他们俩小孩根本就不懂何老师写的是什么，他以为老师写的都是密码，说：“今晚我们在一起，希望你感到疼痛。”念完了以后，那女友就特别生气地“啪”把电话给挂了。这俩小孩说：“嘿，为什么她不向我们道谢呢?”
像这类细节还有美国影片《爱你在心口难开》，它有一译名叫《猫尿先生》，它获得的是美国上上届奥斯卡奖，讲的就是有一个先生他有自闭症，跟人不爱接触，但他特别喜欢小动物。后来有一天他的邻居希蒙因为受伤了到医院去，就把他的小狗托给这个尤先生来看。因为尤先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什么都要完美，他就给那小狗买来特别精致的锅碗，还买来特别好的腌肉喂小狗。后来那小狗就跟他特好了!等希蒙好了，回来以后，那小狗就不认他了，希蒙就特别特别地伤心。那个尤先生就一边拿着腌肉逗那小狗一边向希蒙那儿呶嘴，意思就是让那小狗去找希蒙。可是小狗还是不理希蒙，就直接冲那尤先生过来了。这在画面上感觉到非常有意思。
最后呢我讲第五，就是影视文学的概念。可以实话实说，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影视文学我持保留的态度，因为我觉得影视就是影视，文学就是文
学，如果嫁接成了一种叫作影视文学的新品种，那很有可能是一种怪胎。即使不是，也是一种串了味儿的东西，看着很漂亮，但是实际上就是工业化生产的那种生化品种。比如说美国有一些大苹果，看着特别漂亮，还有大的黄瓜、大的柿子椒什么的，就是绿得过分，红得过分，让人觉得很可疑，让人家不那么放心。
我还是觉得影视就是影视，文学就是文学，那么已经变成影视文学的这个概念，我认为是比较模糊的。现在影视文学都是指什么呢?一般都是指现在流行的电视剧，倒过来改成小说，但是这种书非常实用，非常实惠。现在各出版社都在抓，几乎没有失手的，最差的也能打一个平手，一般的都赢利。你比如说像《牵手》。《牵手》其实最开始是在我们中心，是我抓的。最早叫《异性朋友》，作者跟我也是好朋友。我想想，是1994年写的，而且还是我组的稿。《异性朋友》在中心三年没有通过，因为当时有关领导说了一句，“不要写婚外恋，不要描写婚外恋”，最后这个东西就跑掉，跑掉以后被北京台买了，北京台又反过来给了影视部，就这样出来改名叫《牵手》。《牵手》出来了以后，作者反过来又改编成小说，这个小说据说卖得很好，第一版大概就卖了5万吧，后来又加印大概是13万。
还有像《雍正王朝》啊，《傍海人家》，最近就是《笑傲江湖》了。《笑傲江湖》尽管被骂得体无完肤，尽管这么骂吧，还是赚钱。电视剧也赚钱了，反过来改编成小说，不是金庸的，是金庸原作《笑傲江湖》改编成电视剧反过来改成《笑傲江湖宝典》，还有《笑傲江湖365》，就是这一类的东西，据说都卖得很火。
还有最近《庭院里的女人》都是这种操作，还有像《人间正道》啊，《天下财富》什么的。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有一个概括，像这类影视改成小说一般都既红了影视又富了作家。再有一种畅销书，作家卖版权也是很可观的，你比如说像二月河，二月河的几个版权都卖的天价。还有像池莉、张欣她们的小说比较适合改编，因为情节性比较强，推进得比较快，像这种的卖得都很可观。我想时间关系就先讲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现在可以交流。
傅光明：今天徐小斌是特意把回答提问的时间留得非常长，因为大家都比较关心影视。下面就关于影视与文学，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思考，咱们可以跟徐小斌一起探讨。
答：《像雾像雨又像风》是这样，我很希望跟大家交流一下，对这部电视剧的看法，因为它也是赵宝刚的那种独特追求，完全是那种唯美式的拍摄方法。他是一个唯美主义的导演，他拍得很美，但是这部戏的编剧呢，你如果要是很细看的话，他所有的情节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像这类的东西到底受不受观众的欢迎，好像就收视率来讲还可以，但是这次金鹰奖呢就没让它入围，所以我就很想知道大家是怎么看这个。
答：《我爱我家》和《编辑部的故事》，我认为《编辑部的故事》非常成功，实际上葛优好像是在《编辑部的故事》之前开始红起来了，但还是在《编辑部的故事》之后才开始大红大紫。《我爱我家》呢，我认为是至今为止所谓室内的情景喜剧当中最成功的一部，后来的那几部都不如它。
答：室内剧成本比较低，我觉得如果大家想介入影视的话吧，就可以从室内剧入手，室内剧容易搞一些，因为它成本很低。投资人肯定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
答：一本小说如果要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第一关就在责任编辑那儿。我们那儿专门有一个读外稿的责任编辑，或者你找一个你信任的责任编辑，责任编辑认为不错，他就可以写一个推荐意见。但是在这之前你得有一个文字的东西，无论是你的小说，还是你要直接搞一个电视剧，你就得写一个故事梗概。我们那儿要求写一个分集梗概，分集梗概要求每集千把字。这样一个分集梗概，拿给我们的责任编辑。责任编辑看了以后觉得可以就直接向文学部的领导推荐，他可以加上他的意见。如果文学部领导同意了以后，再上报到中心主管剧本的副主任，同意了以后，再由主任同意。就可以签协议。就这么一个程序。
答：项目定下来以后当然是我们拍。答：你认为一些影视作品它实际改编于小说来自于小说，它最后的播出效果也很理想也很成功，是不是就意味着原作就是一个成功的文学作品，是这个意思吗?
答：我觉得剧本就是一剧之本，非常非常重要，但并不见得好剧本就能改出好的影视作品。有好多剧本写得很漂亮，到最后都弄得非驴非马，很多很多的。而且我刚才说了，越是那种名著它越难以达到那种成功。因为名著很多很多人看了，然后你眼中的安娜是一个什么什么样子，我眼中安娜是另外一个样子，达到所有人的那种满意就特别不容易。其实这个问题有时候恰恰相反，平庸之作反而容易改。比如说碰上一个好导演，他能够把平庸之作点石成金，然后改成一个很不错的电视剧。有时候特别好的那种作品，就是所谓咱们说纯文学的那种文学作品，很难很难改成成功的影视作品。
答：我知道你这意思，但是我必须得问清一个问题，就说一句最俗的话吧，你是想出名，还是想挣钱?就是说你把挣钱放在出名上边。我就简单说吧，如果你想出名，最好的出名方法就是跟中央台合作，但中央台的稿酬是最低的，全国最低的。如果您要想赚钱，千万不要跟中央台合作，就卖给影视公司，由影视公司来操作。
问：你好，我有好几个问题要问。首先，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像雾像雨又像风》，我觉得这个片子的情节非常差劲。但是它的画面非常漂亮，尤其一场阿坤去娶心雨的戏。忽然之间，请了非常多的人来，很突然的说，啊，我要娶你。心雨特别高兴，就穿上了嫁衣。我觉得这些情节非常经不起推敲，但是它演得非常的美丽。我觉得电视剧可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这部电视剧，我很喜欢。我看电视剧不考虑情节是否真实，我看着就是养眼，我看它觉得好看，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您对这种类型的电视剧，有什么评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他一些经典片的翻拍，比如说我新近看的《远大前程》，这个拍得比较老，但是他拍的是现代版。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它都是拍的现代版，开着跑车打手机的那种。我不知道您对这种翻拍有什么感觉?还有就是说，如果您的小说有一个机会翻拍成这种只有一个骨头了，但是肉全变了，或者精神类似，然而情节看起来面目全非了。比如说还有一个《悲惨世界》也被翻拍了，就完全是现代版，讲的是一个人在给一个小孩儿读《悲惨世界》，他的生活又与这个故事有一定的精神上的内在联系。您对这种类型的翻拍有什么样的感想?还有就是我想问您王家卫的片子，因为您刚才说到小说是一种混沌的美，那我觉得王家卫的比如说《花样年华》就是一种混沌的美，没有什么情节。你要说《花样年华》有什么情节，一个男人碰见一个女人，没有什么故事，来往了，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发生，又有几次邂逅就结束了。说起故事非常平庸，但是它的画面也是很美，有一份好的感觉。这个片子拍的就是一个感觉，您对王家卫这种类型的导演有什么样的感觉?
答：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先说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王家卫。王家卫我非常喜欢，尤其非常喜欢他的《花样年华》。我觉得他真的再现了一种旧时代的美，大陆拍不出这种片子。它的那种真实再现旧时代的美，我觉得让人非常非常的感动，后来我为这个写了一个随笔，发在《北京晚报》上，叫作《薰衣草》。我写的是由薰衣草想到那种旧时代的味道。张曼玉那26款美丽旗袍和她杨柳细腰闪动在旧上海的小巷里头，背景是那些小市民的叽叽哝哝，这样的背景就更让人感动。你说得对，王家卫的电影是有一种混沌的美，所以刚才讲电影和电视剧是不一样的。电影可以达到，比如说像伯格曼的很多片子，实际上他都有一种混沌的美。但是电视剧不行，电视剧你如果要玩一个混沌美，第一把就被人pass了。那绝对不行。我很喜欢王家卫的电影，尤其是《花样年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悲惨世界》，《悲惨世界》你说的是一种解构主义的改变，实际上这就有点像《大话西游》的那种，整个把名著完全解构，解构完全变成一种新版。这个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具体到咱们国家来，好多戏说就有点儿类似，但我觉得不是特别地道，最地道的实际上还是《大话西游》，它已经成为经典式的那种解构主义作品。第一个问题你说的对，《像雾像雨又像风》，你说它养眼，就因为它养眼，你不去追究它的细节。我很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完全是一种休息，反正也觉得挺好玩的，因为它根本就是以情节取胜，绝对是经不起推敲。但是它确实很养眼，它整个是一种唯美主义情调，让你觉得很放松，很休闲。
问：徐老师是这样的，我有三个问题，第一就是关于刘恒的那部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我在看过了三个版本之后，第一是电影《没事偷着乐》，然后是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直到贺岁片。但是在这三个之中我特别偏爱的是电影，因为我觉得小说到电影它这种改编的过程，到电视剧的改编，并不在于像你所描述的细节的这种copy，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种精神内核的把握。所以我特别喜欢的是电影，我一直在想，您一直说您不妥协，您究竟不妥协的是这种细节呢，还是那种精神内核?答：我当然指的是精神内核，我觉得其实我说我不妥协。实际上不是我不准备妥协，我特想妥协。但是我现在还没学会妥协，所以我特希望大家学会妥协，就是说在整个小说改编成影视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妥协。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您的讲座跟您的小说一样，有点意识流化。因为我在来之前把您的《羽蛇》重新翻了一下，然后又把《迷幻花园》也翻了一下。我特别喜欢您的一个小短篇，就是那个《缅甸玉》。我觉得里边的一种味道特别好，但是我又在想，您是在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的，因为我的工作也是跟影视有关的，所以呢我就在想，一个特别崇尚个人化写作的人，一个特别崇尚这种私语化的，因为文学写作是很私语化的，那这种人有一个绝对自我，或者说一个相对自我。而您是从事电视剧的工作，这是一个社会化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去对待您自己的绝对化自我和您的工作所带来的社会化自我之间的这种巨大矛盾?
答：这个问题太尖锐了，是我历来要回避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没法儿解决的问题。你说得太对了，我的小说完全是那种个人化写作，但是我刚才提到一点，我的小说跟一些作家个人化写作不完全一样。我的小说有那种比较强的画面感，而且它有时候包括一些那种影视的元素，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点元素，比如说爱情啊、性啊、死亡啊，还有像阴谋啊这些东西。所以我想那种比较高超的导演，他善于从那种混沌的小说当中抻出来这些元素，重新排列组合。它有可能被改成电视剧或者是被改成电影，但是难度要比那种通俗小说难得多。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面临的问题，那么我想，为什么我这么多年很少做编剧也在这儿，我索性就是专心致力于我的小说，这是一种私人化劳动。另外我可以帮助别人来做电视剧。
问：我觉得您还是没有能够特别好地面对自己，但是我不想再继续追问下去。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需要您的一个观点。芦苇编剧《霸王别姬》，我觉得如果芦苇觉得他花两年半的时间在《霸王别姬》上，觉得很遗憾的话，或者从您的语语中觉得一个编剧花两年半的时间在《霸王别姬》是不值得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编剧将永远不是一个称职的编剧。
答：那倒不是不值得。因为《霸王别姬》最后非常成功，所以他的这种付出还是值得的。但我觉得就一部电影来讲，他花两年半的时间，也足以证明这种编剧的辛苦。所以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在做编剧的时候，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特别是跟大导演合作的时候。他有时候就是几十遍地让你修改，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像我这种心理比较脆弱的人基本不能进行这种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坚持小说创作的原因之一。
问：问您一个不太尖锐的问题，今天您谈对影视文学基本上是持不认可或者是否定的态度，当然我觉得您今天提到的影视其实有局限性，就是电影和电视剧。电视这块儿不仅仅是电视剧还有很多其他的门类，比如说电视栏目、电视晚会，有各种各样形式的电视。因为电视现在是最强的媒体了，第一媒体这不容否认，但是前一段时间或者是到现在为止，人们认为电视没有文化，极端化的文章就是《弱智的中国电视》了。我想问您一下，您觉得电视需不需要文学性和文化含量?如果需要的话怎么样才能达到，不仅仅是电视剧。
答：我先纠正一下，您刚才一开始说我对影视文学持否定态度，这个我坚决不承认，我还得吃这碗饭呢。因为我在这之前已经把正面反面的各种合作和各种的结果跟大家说了。我最后讲的是影视与文学的这个概念，我认为影视文学这个概念有点莫名其妙，好像影视与文学嫁接在一起生出来的一个生化性的产品，带有很大的技术性。我指的是这个概念，我绝对不是否认影视和文学的这种良好的关系，还有中间的那种良性循环吧。您后边问的那个问题，那我肯定持肯定的态度，就是说无疑影视当中一定要加强文学性，其实在西方也是这样。在这里讲一点，西方对主持人的要求跟咱们对主持人的要求特别不一样，你比如说咱们的主持人基本都是年轻化的，可是西方那种王牌主持人、金牌主持人基本都是40岁以上的。那种四五十岁的主持人达到非常成熟，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他们有一些文学底蕴，也不能说他们有很厚实的那种文学底蕴，但是起码就不会露怯，不会像咱们这儿有一些主持人都已经是王牌了，还在露怯。
问：我再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很多带有文学背景的人，参加电视工作不成功，比如说有的作家去当主持人不成功，写作出身的人去当记者和编剧也不成功，没有那些从事新闻的或者从事一些社会性行业的人从事的电视更成功。这个您怎么看?
答：我觉得还是一开始讲的那个问题，影视嘛，完全是一个大众传播的东西。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刚调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曾经力荐一部电视剧。这个电视剧作者就是一个写小说的，现在有名气了，当时还完全没有名气。她写的一个四集的电视剧，我力荐这个电视剧，结果遭到迎头痛击。这样的电视剧怎么能在中央电视台播呢?绝对不行。其实我觉得这件事跟你刚才提的问题是非常一致的，而且为什么有一些港台剧你明知道它胡掰滥扯，但你就一集一集地跟着它看下去。这种能把人拽住的那种方式，其实也挺难得的。它有它自己的操作技巧，所以您刚才说的它很可能就是说文学界大概有两种情况，一个是这个人对影视完全不了解，对影视圈内的规律完全不了解。再一个呢就是说他的整个思路比较个人化，和大众传播是两种路子，所以也不容易磨合。
问：你好!关于影视剧为了寻找到市场的卖点和商业化运作，大量地篡改历史，比如说《荆轲刺秦王》。还有一些把我们中国的一些经典名著商业化
运作，比如说我在《广州日报》上看见《西游记》的篡改，《大话西游》，现在的《西游后记》，还有现在中日韩合拍一个，整个形象都改了。最可气的还是美国迪斯尼公司继《花木兰》以后准备把《西游记》改成唐三奘跟观音可以恋爱。像这种亵渎我们中国经典名著，对于这种做法您有什么看法?
答：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已经讲过了，从1995年开始，世界上最关注的两个共同主题，一个是女性，一个是解构。您刚才讲的基本都属于解构主义的那种影视作品，它就故意要把名著整个打碎，然后再重新建立，弄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那种关系，比如像玉帝去泡桑拿啊，王母娘娘更年期综合症呀什么的。就这些，它是有意的。我刚才讲了，像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它就是这方面的经典。当然有一部分人会认为包括像您这样的观众很不能接受这种东西，怎么能把我心中视为神明的东西弄成这样儿?歪曲亵渎什么的那种。但是它这是一种潮流，是解构主义潮流。解构主义潮流它不但是从文学上，从影视上也是一样，包括咱们的很多戏说，都是这样的解构。但是我个人认为它解构也罢，什么也罢，它还是不能弄得非驴非马。你比如说要么干脆像《大话西游》那样彻底地解构，要么你就忠实史实，不能弄得那种半戏说不戏说的，让人觉得有一些历史硬伤那种的。我个人这么认为。
问：我想给您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文字文学与影视文学的对白；第二个就是创作与金钱；第三就是获奖与欢迎。我给您先提第一个，您刚才在开始曾经提到一个影视文学越来越扩大，文字文学好像越来越缩小。但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在中国现在的历史阶段也是这样，关注影视文学的坐在家里养眼不养眼都会看一眼这个好不好，就是消遣一下。所以这样说，您一方面又在说所有的导演又在关注着作家创作的本子，这个问题我觉得您又自相矛盾了。那么到底是影视文学它来源于哪儿，还是谁重要的问题。好，这个问题先提到这儿。我的同学从国外回来以后，在普遍的家庭里，不是像中国的家庭，把一个34吋的彩电或者是一个29吋的彩电摆在客厅的正中央，也就是说，他们的业余生活大多数不是在看电视。我的同学在国外一个很有档次的家庭里，搁一个14吋的彩电，随便看时就拎出来，不看就把它放在柜子里。如果要按照您的逻辑推下去，影视文学越来越扩大，那么文字创作文学就越来越缩小，要照您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将来有一天影视文学会全部占领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而文字文学就没有了。如果要是这样的逻辑，影视文学它又来源于哪儿呢?我认为这是我们在这个历史阶段一种浮躁的表现。第二个问题就是您提到的金钱问题，这是一种浮躁的表现。我不知道您怎么回答我这个问题，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我同意您刚才说的，就是当代非常浮躁，但是您可能误解我的意思，就是我说影视占据的东西越来越多，文字占据的越来越小，它实际也是一种比较短暂的现象。将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肯定还是会有一种回归。就您刚才讲的，在国外的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一天到晚看着电视，在咱们当前这个时代，心态比较浮躁，还是喜欢看那种比较直观的东西。我觉得永远不会出现那种最后文字消失然后影视代替文字那种现象，永远不会的。很早的时候，就是在20世纪初，控制论的鼻祖维纳预言本世纪将是一个电脑时代。他认为电脑可以代替一切，但是唯独代替不了小说、诗歌等等吧!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说小说诗歌这种高级的智力游戏，是需要一种模糊的思维。它不是那种很清晰的，可以用电脑的那种技术来操作的。所以刚才那个担心大可不必存在，可能是暂时性的一种东西，但是咱们不能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因为确实很多小说搭了影视的车，它卖得更好，但是从长远来讲肯定还会有回归。
问：第二个问题是这样，您刚才又谈到了搭上影视车卖得更好，我的第二个问题是金钱与创作，就您个人的经验您谈一下，每当您在进行创作的时侯，您首先想到的是钱呢?还是想到您的一种社会的责任?就您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或者被某个导演什么陈凯歌呀、张艺谋之类看上的作品。您认为您是为了完成内心一种社会责任，一种良心的回答，还是为了钱。我不想您举别人的例子，就说您自己的例子。
答：我可以告诉你，既不为钱也不为社会责任感。
问：所以按您的回答我明白了，为什么今天的影视作品和作家不被人们尊重。那我明白了，你想啊，一个作家就在那儿玩儿文字，您现在在中央电视台就那么几个人一坐那儿一攒就攒出一个电视剧。这怎么能是文学呢?这是一种不负责任。我想如果在坐的，我们几个人要坐在那儿攒，可能比您攒得还要好，只不过您坐在那个位置，我们没坐在那个位置而已。对不对?就是这样，就如同王朔前一段骂鲁迅，怎么可能呢?王朔怎么有资格骂鲁迅呢?这纯属是哗众取宠，自己炒作自己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您怎么回答。
答：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基于完全不了解我的创作，您可能从来没有读过我的小说，虽然我说不为钱也不为社会责任，但是您刚才提到人生，我是非常关注人生的。我觉得人生和社会责任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儿。我认为越是自我标榜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你越要警惕。第二我想为王朔辩解两句，我觉得王朔是这样一个作家，我们可以再看看他以前的作品。为什么他在作品里边讽刺挖苦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非常娇情，就是很虚伪。他是想把那种很虚伪的东西给撕下来，赤裸裸地暴露人性恶的那一方面。不论承认与否，我觉得只要有特点的作家他就有他存在的道理。而且他1992年以后基本上就不写作，因为他的身体不怎么好，他就对这些人提出一些批评。他的这些批评也基于他一惯的性格所致，因为很多人喜欢的人或者捧的人或者赞美的人，他肯定要有一种逆向思维。但是他并没什么个人仇恨，也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他只不过发出他的一家之言，而不幸这一家之言又使他的知名度扩大，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些炒作把他的原话放大。反正我觉得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问：第三个问题是获奖与欢迎，像张艺谋在国外有很多片子获奖，但是在国内有很多人的反应特别不好，比如说像《红高粱》等等。我不知道您怎么看他的获奖和在国内这种中国人的欢迎与不欢迎，包括他有很多片在国内还没有公演过，但是在国外都获奖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包括影视在内，他的目的是为了获奖，还是为了展示给父老乡亲，能告诉他们，你们是怎么活着的，你们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像张艺谋这样，我绝对看不上。不但是我看不上，周围一帮朋友和同学也看不上。因为他的作品获奖不是靠的真正的艺术的价值或者思想的内涵，而是为了讨好西方的一种观点。西方人用一种猎奇的眼光来给了他一个奖，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我这么看，我觉得张艺谋、陈凯歌他们这一代导演还是挺棒的，他们这第五代导演还是有功的。您刚才这种说法，我确实听到很多。我1996年到美国去的时候，当地华人也有这种说法。那我想可能是这种电影在客观上达到这么一种效果，但绝对不是张艺谋主观想这样做的。
问：补充两句。我提到王朔，您说王朔一家之言呀、知识分子丑陋的一面都给撕下来啊，叫人好像以为王朔是很真实的。其实我觉得倒不尽然，我觉得一个作家要展示的无非就是人，它的主体就是人。对吧，如果作家不敢面对人，空的没有用，我就在想，人的心里有真诚、有善良、有美好、有虚伪、有卑鄙、有丑陋，您看看鲁迅的作品，《祥林嫂》也好，《社戏》等等，再看看我们现在这些大作家们展示给大家的，不是人内心的真诚、善良、美好，而是虚伪、卑鄙、丑陋。那么我就不知道，就像您刚才如此地夸王朔，王朔说的知识分子假的一面，跟这个又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档次太低了，不足挂齿。我觉得真是这样，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如此地推崇王朔?谢谢，对不起!
答：其实我觉得推崇这个词用得太过了吧，好像推崇谈不到，也就是在您攻击王朔的时候，我替王朔说两句话。
问：对不起，我不是在攻击王朔，因为我们是在讨论。我希望您不要用一种官方的口气，什么攻击不攻击，因为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宁肯给您鞠个躬。
答：我跟官方完全无关。
问：那请您不要用什么攻击不攻击，因为我们是在讨论，如果要不允许我这样讨论，对不起，我错了，好吗?
答：我觉得讨论非常好，“攻击”这个词我觉得不是贬义，您当时就是说王朔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王朔实际上有他可贵的一点，他起码在写作的语言方面是有贡献的。为什么说在语言方面有贡献?在他之前没人用那么一种纯粹的新北京语言来写作，就是所谓新北京文学。老舍代表老京味，王朔的那种新京味，它起码就是当代人说的一种语言。
问：对，我非常同意，那您说它是当代人说的一种语言，他有一篇作品很有名，可能在座的都听说过，《我是你爸爸》。有过这么一个小说，先不说这个内容，就这个标题，就这个题目，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标题，这种小说我把它扔在垃圾里。这是对所有读者的一种亵渎和蔑视，当我跟您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不知道您此时此刻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或许您觉着很平淡，但我不平淡，我觉得这是一种蔑视，是对所有读者的一种不尊重。怎么能这样呢?现代文学里有过这样的标题吗?世界文学的大师据您回忆，您读了那么多书，您能给我举出一个类似这样的题目吗?
答：我觉得像这种您给它扔到垃圾堆里，我可以理解，特别喜欢地抱着看我也可以理解。我觉得所有作家都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自己的作品或者被扔到垃圾堆里或者被人家赞美，就怕没人理的东西,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东西。
问：我提一个问题，刚才好多人都提到了“浮躁”，我听了好多次讲话，都提到这个浮躁，谁浮躁?作家浮躁、政府浮躁、电视台浮躁、各种媒体浮躁，还是观众、读者浮躁?我希望您给解释一下。
答：我简单说吧，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如果大家正视的话。
问：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红色康乃馨》这部电视剧的，这部电视剧体现出的社会意义咱们先不说，首先杨律师杨元辉是一个典型的形象。从表面看，可以说是风度翩翩，精通法律又能言善辩，应该说是个好律师的材料。但是从整个作品中可以显出这个人，可以讲他没有把律师的职务，没有把法律当成社会公正，可以维护社会公正的工具，纯粹当成自己的饭碗了。他口口声声说我要忠于我的委托人，实际上他是忠于他的委托费。在他眼里不是说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更好地公正执法，干脆就是凭着一张自己如簧的巧舌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这个人物简直是太典型了。当今社会各行各业都可以找到这种人，太有特色。但是这个作品也有一点失误的地方，首先就是周律师和杨律师，可以看出他们是一对恋人。而周律师是一个很有才华很聪明的一个女性，杨律师这个人跟她接触多年了，都快结婚的情况了，难道她对杨的为人一点都不知道吗?另外蓝思红蓝总这个人，她曾经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企业家，她很早就是金色晚年贪污腐败计划的最主要策划人，可是整个剧中她似乎只是参与了这个腐败计划。徐晓晴被杀呀，李建国、杜其规挪用巨款，这一切似乎都跟她无关。这可以说是编导在剧情中的一个疏漏，不知您怎么看?谢谢您!
答：我觉得好像跟你的看法差不多。而且我觉得杨元辉这个形象好像一开始就比较模糊，最后他是一个坏人。反正《红色康乃馨》的技术操作好像一直是个悬念，就这样抓住观众。它是一个比较好的那种商业化包装，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主旋律的作品，有一个很好的商业化包装，所以它比较成功。
问：刚才提到对社会或者对人民的关注问题，我觉得王朔的很多作品非常精彩，《橡皮人》、《一半一半》、《浮出海面》，我觉得他恰恰关注了过去一些作家没关心过的人，社会底层、边缘的写得非常好。我觉得现在王朔的作品越来越少了，可能跟他离那种生活远了有关系，包括他身体方面。所以我觉得王朔也好，张艺谋也好，可能都是在文学史和影视史上留名的人物，我个人的观点。那么第二点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咱们影视文学可能刚才谈的比较多的是从文学到影视，现在还有一种现象是从影视再到文学。我举个例子，日本有一部很有名气的电影叫《罗生门》，是很好的电影。《罗生门》本身是从一部小说改编过来的，好像是芥川的吧，是一部短篇小说，改编的变化还比较大呢。我觉得它完全是一种再创作了，非常好。金庸有一部小说叫《雪山飞狐》，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雪山飞狐》很多很多的地方是吸收了《罗生门》的一些元素在里边。我觉得甚至可以说《罗生门》在这部小说里头占60%到70%，金庸的再创作也就是30%到40%的样子。我就想听听您对这种从影视再到文学，这种叫翻学也好叫什么也好，还是不是文学的创作?
答：从影视到文学，这就跟我刚才最后谈到的那点有关系，现在有一批从影视再翻过来改成小说的，包括刚才我说的《牵手》啊，什么《宦海人家》，还有很多，《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什么的，《中国制造》好像也都是这样倒过来的。我个人认为从影视再到文学，一般来讲你会注意到他文字比较粗糙，完全不如从小说到影视那样的。从一个很好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它原作可能会非常好，但是如果从影视到文学，好像这里面有很强的商业操作的东西。所以很多这类的东西，我认为文字非常粗糙，但是恰恰卖得很好，这好像就是因为影视的作用了。
问：刚才您提到我们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作家有两种，一种是担负着社会责任感的，一种是为了表现自己内心的博大或者是个人的感情的。那么我想这肯定是对的，因为我们文学本身是多元的。我就想请您列举几个，哪几位大师是为自己心灵写作的?因为为我们社会写作的大师我们都比较熟悉，您能不能列举几个中国历史上，或者说国外历史上哪几位大师完成了这样的著作?
答：其实我刚才提到了几个，比如说像茨威格、三岛由纪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后来的拉美的那几个作家，还有像叶赛宁这些人。我刚才说的，最后他们写到疯啊自杀什么之类的那种，他就是把自己那种自省式的东西推到了一种极致。当然后来我不是就讲荣格是惟一一个逃脱这种命运的人。如果按荣格童年的经历和他后天的那种发展，完全有可能也是重蹈这种覆辙。但是他的家庭救了他，他娶了一个很平凡的妻子，生了一大堆很可爱的孩子。每当他要飞翔起来的时候，他的家就把他拽回到结结实实的地面上。还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于心灵自我拷问的这样一个作家。我非常尊重这类作家，但是我觉得实际上是可以进行一种转换的，自从拉美作家像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这些作家出现以后呢，我为什么非常喜欢这类作家，我就觉得他们可以在出世和入世、上帝和魔鬼，在这个极端的两者之间进行自由转换。他们能同时掌握人类既渴望自由又逃避自由这两种需求的主动权，所以我非常欣赏这类作家。
问：我主要谈一下语言方面，因为文学比较注重语言，小说也特别注重，要有语言特色。可是在影视方面呢，这几年在语言方面有特色的并不多，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过把瘾》，还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其他的也没什么印象。我觉得影视方面应该注重语言的精练，跟文学应该是相通的。好像现在影视方面不太注重这些，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影视作品它以幽默见长，但是中国来说在语言上应该是更加注重一些，但是现在不太注重了，可说可不说的话太多，尤其是在电影或者电视剧方面，电视剧方面更明显一些，不精练。
答：是。
问：我想问一下，您第一次听到那书名字叫《我是流氓我怕谁》有什么感想，第一次有什么感觉?
答：我真的没什么感觉。
问：我不想给您提什么问题，还是想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今天很多人提的方方面面角度不同，都围绕一个浮躁的问题。这个浮躁我觉得是一个社会问题，刚开始就有一位老先生说了，政府也在浮躁，我们作家群、媒体，包括我们的经济领域、企业里，比如说企业里做一个产品，很不成熟就推向市场。换一个概念呢就是骗取很多的钱财，就是骗消费者的钱。所以我觉着对这个浮躁问题呢是个社会问题。这个浮躁我觉得是属于社会必然出现的这么一个阶段，现在既然大家都认为浮躁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我觉得在这期间，重要的不是在于互相指责。既然大家已经认识到了，说你也浮躁我也浮躁大家都在浮躁，这个面很广，就是浮躁的负面作用很广。既然负面作用这么大，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静下心来，不要去浮躁。这是我们应该认识和最需要做的。如果都在指责你也浮躁我也浮躁，还在继续浮躁，那么浮躁的过程很长，对我们社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像刚才咱们大家说了，收视率的问题，有很多电视剧做得很粗糙，但是为什么收视率又很高呢?对吧。那么现在我想，我在打开电视剧的时候，看了几集以后，我一看就是编剧呀电视台在炒作在吸引大家的眼球。那么我就想，我还不如去看一本好书，甚至看一些很早很早以前的书。比如说现在大作家余秋雨，很多在文化领域的一些作者。有一些作家抵制余秋雨的作品。他的作品我觉得一本写得不如一本，他现在关心他的版税问题，这样的作家怎么能静下心来写出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作品。同样还有一个作者就是周国平，他的书我也非常认真、反反复复地在看，他的作品就很有深度，很有教育意义。我们读国外的一些大的哲学家的作品，在读的过程中我就有点吃不透。但是周国平的这些著作对我的生活、思维却有很多的帮助，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周国平在关心他的版税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欢迎这样的作家。因此，在互相指责的过程中，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我们大家踏踏实实地静下心来，就像刚才那个先生说的，为什么国外大家业余生活那么丰富，不是都聚集在电视跟前，就是因为大家有各人的爱好，有各人的思维生活。所以才从电视机跟前都分化出去了，才不会去追求34吋的纯平数字化的电视。我有一个14吋能看就可以了。在接触我的一些朋友的过程中呢，因为我们是做电视机的，接触过这方面的信息，还有一个呢对有些问题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比如说像张艺谋的作品在世界上拿奖这个问题，很多的不论是文化界的还是百姓都认为他猎奇了。如果这样的话对世界上的大奖就轻易地否定了。那些评委都是世界级的评委，他们肯定有他们的评判标准，仅仅说是猎奇就拿大奖，我觉得这个奖项就非常的不值钱了。肯定张艺谋有他的作品的内涵，那么我们现在仅仅凭着一个爱国，觉得张艺谋好像他的作品都是卖国，他暴露我们社会阴暗面，到世界上拿大奖，好像我们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一些的伤害。这么看这个问题，我们总是延续着这种思维下去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就很难进步了，对吧。就是说国外它的评判肯定有它的标准，肯定也有我们认识不到的一些非常优秀的标准。仅仅是因为张艺谋拿了大奖，我觉得金熊奖啊这个奖那个奖就太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今天的结论就是说，大家不要互相指责，大家都要寻找一种很沉稳、内在的、丰富的内心，共同把我们这个浮躁的社会让它静下来。
答：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
问：古语说：“货买十家”，外国人了解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吗?了解中国的文化吗?他看的不就是一个新奇、一个猎奇吗?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前一段时间你的作品被盗版商组装成《陈希同和他的女人们》，你一直在追查。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有追查的结果没有?
答：没有。在座的如果谁能帮我追查出结果我将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个盗版是太恶劣了，因为他整个的完全是抄袭。我的三部小说一个是《敦煌遗
梦》，一个是《双鱼星座》，还有一个是《吉尔的微笑》。《双鱼星座》是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敦煌遗梦》是得了几个奖吧，然后翻译成英文、法文。《吉尔的微笑》是一个推理小说。他把这三个小说进行一个重新排列组合以后呢，把男主人公换成陈希同。这样的一种盗版方式我觉得是史无前例的。后来追查呢，因为它是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但是新疆大学出版社否认出版过这本书，说这是完全盗版的，所以就查不下去了，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到香港和台湾去看到的全部都是这个，后来我一想这个书商不知道挣了多少钱，我觉得这是很恶劣的盗版行径。
问：当我铆足了劲看完有的电视剧以后，就特别不满意，原著被大大地打了折扣，好像跟原著之间的差距就很大。原来想原著改成电视剧它是立体化，可能更为接近现实，实际上有的时候远远不如原著那么美、那么深刻。今天听您讲呢，我多少能明白一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种宽容的心态，包括刚才大家说了那么多话。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缺的不是别的，缺的是一种宽容。如果社会只有一种声音一种元素存在，它就会变得很高，它就会变得很躁，它就会很失真。我们是不是允许一些声音让它多存在一些。我觉得资本主义社会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很宽容。美国这个社会很乱很浮躁，各种声音都有。正是有了各种声音才会有它们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最后它们茁壮成长，能够成为社会的主流。我觉得现在就是批评也好，我们总希望他这种作品发表以后或演播以后能够造成社会的巨大反响，甚至于将来我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这种作品都可以作为参考。不可能的，文学就是文学，不要给文学家、艺术家、批评家负载更多的内容，让他们一定肢解某个政治好不好。这样的话变得很僵硬，缺少的就是诗情画意。我以为能够让各种声音存在，让它们在存在的空间里头发展，那些有生命力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东西它一定会成长好，那些破破烂烂的东西，终有一天会被淘汰。大家不用着这个急。我觉得王朔也好，张艺谋也好他们都有他们的长处，都有他们的缺点。这都很正常。怎么可能要求张艺谋每一部作品都能够对世界造成震撼，这不可能啊。能让王朔的话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座右铭，这也不太可能。这作家不累死了。但是他没那个本事，他只能根据他对生命的感悟，对生活状态的理解，他对人生的认识，他谈他的看法。你喜欢就看，你不喜欢就扔在纸篓里。不是不可以，当然我劝你扔掉了再看看，没准儿那时候就发觉还有好东
西，我们的作者还是有责任感的。说他们是不是要吃饭，他肯定得吃饭哪，他不吃饭怎么能长那么大呢?他们挣钱也是正常的，他们不把它做为一种惟一的就是了。所以我觉得对他们的指责、对生活的不宽容是我们浮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答：我很同意您的这种说法，我认为因为咱们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所以应该允许各种声音存在。
问：刚才他已经给我提示了一点，就是写小说的人的思维是混沌性思维，我认为小说它是发散性思维。他的小说有很多线索，大家回去读一读他的作品肯定就能够更多地了解他。另外，今天讲到文学和影视之间的困惑，我想我也非常理解。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是现在影视上的很多作品占领了文学的大量的阵地，而影视里头我们不能说它是语言的艺术。刚才这位先生举到《编辑部的故事》，它用的对话。对话应该说它也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应该是比较好的。我觉得今天现代文学馆就给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好的场所。但是还有一点问题，就是把个人和社会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我不太可以理解。因为社会是什么，社会就是由人组成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社会学家的一句话，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也是由一个一个的人来组成的。小斌说她自己没有肩负很多的社会责任感，我想这个话不是为社会去写作，并不等于她不关注社会。她关注的人生就是人在社会当中生存的许许多多的困惑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我谢谢现代文学馆，谢谢徐小斌，谢谢!
答：我比较看重人类共通的东西，因为这个不需要你有一个先入性。为了什么什么去写作，往往写不好。写作要有感而发，要有真实的那种东西。你比如说美国有一个电影叫《尼尔》，写一个白痴女孩的故事。它是1998年出来的，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它整个结构和故事都很像我原来那个《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我觉得这个惟一的解释就是人类是相通的。今天就讲到这儿，我想跟大家说我的座右铭，就是：无论在什么时代，我要凭良心写作，对得起读者和观众。谢谢!
傅光明：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了。我再啰嗦两三句废话，希望不致于招大家讨厌。刚才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有那么多人讲了那么多话，不给我留点时间，我会觉得有点吃醋。两三点感想：第一，就是我很钦佩徐小斌，她今天没有大红大紫，有一点就是因为她不会妥协。她甚至想学会妥协，但是她至少到目前还没有妥协。我认为这是作为真正的、纯粹的作家的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真正纯粹的作家是极少数的，在象牙塔里，他应该永远不向影视妥协。就是说他的作品好，花香自有彩蝶来，写的时候为自己心灵、为社会等等都可以。但是他写好之后作品拿出去，我觉得他不应该过分地去为影视改编权、版权、挣版税多少钱而费其神。出版之后有一个很好的导演看到了，可以要求改编成影视剧，那么是不是改，这是他个人的权利，改编到什么程度他也可以不再过问。有可能被导演糟踏得很难看，这个我们已经有很多现实的例子，很好的一部原创作品结果被二把刀的导演给糟踏得不成样子，给欣赏者带来非常大的痛苦。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徐小斌目前为止不肯妥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吧。另外一个呢，刚才也有朋友提出来就是金钱和创作的关系问题，我想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摆脱金钱的诱惑。我们首先要生存，生存的第一需要就要有钱。在我们目前的状况下不管是浮躁也好，铜臭也好，首先你要有钱。钱是为了生存，生存第一，温饱解决然后才会发展。那么一个作家不可能在饿着肚子的时候就去象牙塔里营造小说。我想大家也应该宽容地对待作家，作家们提出来版税多少多少，他不是说把钱看得很高，他首先要想一个自己的温饱问题。他首先得把自己的妻子照顾好，把自己的
孩子照顾好。家庭温饱解决了，他才可能腾出心思来，腾出精力来，全身心地为自己的心灵也好，或者肩负着一种使命，肩负着一种社会责任感也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小说创作当中去。那么再有一个呢，刚才有的朋友担心，指责我们现在太浮躁了。你也浮躁，我也浮躁，他也浮躁，为什么不从你开始不浮躁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想我们文学馆现在为大家所营造的，就是一个不浮躁的气氛。所以我们始终欢迎朋友们到我们这儿来，如果你出了门儿继续浮躁我不管，你在这儿的两个半小时最好别浮躁。如果浮躁就违背了我们的初衷和诚意。就是说你在9点半进门之前是浮躁的，没关系。你从9点半到12点别浮躁，最起码这两个半小时能够给你的心灵带来一点儿净化，带来一点儿提升。那么我们做这个工作，来组织这个义务演讲，责任也算尽到了。还有一个，我们总在担心那种世俗文化、通俗文化好像占领了大众的空间、大众的媒体，四处都是那种你觉得不够档次的。刚才那位先生我看他是愤世嫉俗也好，愤影嫉视也好，我看他对影视没有好感了，就是说话最长的那位先生。我没有任何贬义，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让这些东西去占
领别人，但是你要有决心，你要有能力不让它占领你自己。就是说，你从自己的心灵净化开始，这个总是不难做到的吧。我们不必要慷慨陈词地去指责别人怎么样的浮躁，我们首先从自己开始做一个不浮躁的人，有一颗不浮躁的心灵，然后我们在这里享受不浮躁的徐小斌给我们带来不浮躁的演讲。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收获。因为今天提问的时间比较长，也很特殊，这样的话使得提问的朋友们也尽情发挥了自己个人演讲的特长，这点是你们今天的幸运，估计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幸运了。今天的提问我们定位就在于徐小斌跟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交流，有一个对谈甚至争论都没有关系，因为是这个演讲特色所决定了的。我刚开始就想讲注意事项，如果开始讲了，反而会影响我们后来的提问了。刚才那位老先生就跟我讲，我一直也想强调这个，就是在以后文学馆演讲的提问当中，请大家最好只提一个问题，最多两个。绝对不要超过两个。因为我们也要尊重其他的提问者，给其他的人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权利。那位老先生强调我们现在不会宽容了。我们大概在四、五次之前吧，请过一位研究胡适的年轻学者在我们这儿做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演讲，叫《
胡适的文化世界》。他就引了胡适的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我们现在总是在抱怨自己好像缺少自由了，别人怎么欺负你了。可我们常常忽略了宽容。其实自由先从宽容开始，你宽容了别人，你可能就会多了一些自由。我们应该学会这种宽容，学会这种容忍，忍让，包括容忍你不喜欢的人说了你不喜欢听的话，等等。那么这些对我们的心态也好，对我们整体的民族素质也好，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再有一个，就是在提问题的时候，我估计以后很少会有像今天这样的机会，尽情地表述你自己，而最好是完全变成单刀直入地提问。因为平常我们演讲的提问只有11：30—12：00半个小时。今天我们的时间非常长，有一个多小时，这种气氛也非常好。如果大家喜欢，以后可能也还会有这样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再说。请大家跟我们合作，能够体量我们理解我们，提问的时候问题要少而精，最好一个，最多两个。8月5号就是我们的下一讲，是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我们将请来鲁迅博物馆的副馆长，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刚才有位先生很生气地指责王朔为什么要辱骂鲁迅，王朔“骂”鲁迅也是新时期以来历次关于鲁迅论争的很重要的一次。陈先生将把我们新时期以来，粉碎“四人帮”之后一直到目前发生过多少关于鲁迅先生的论争，做一个精彩的论述。每一次关于鲁迅到底论争什么，因为什么而引起，后来有没有什么结论性的东西。当然关于任何论争特别是学术的论争，我们并不强调一定要有一个结论性的东西。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包括那位先生您可以把谁的东西扔到垃圾筒里，完全是您的自由。您只要不妨碍别人，不强迫别人也往垃圾堆里扔就可以了。我们尊重您把东西扔到垃圾堆里的自由，但是同时我们也得尊重别人不扔的自由。像那位先生也说，你忽然回头一想，或许扔了以后后悔了，我拿出来再看，这也都是可以的。陈漱渝先生是《鲁迅研究月刊》的主编，鲁博的副馆长，鲁迅研究的专家，他讲的题目就是：新时期以来关于鲁迅的若干次论争。8月5号上午的9：30依然是在这里，我想那个演讲也肯定是不浮躁的。最后还是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一次感谢徐小斌!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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