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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里的文学课
——AI时代回望手写的奥秘”活动在京举行
作家的手稿里，藏着当代文学的密码
活动现场
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当作家们早已开始使用电脑写作，手稿似乎已经成为时代的印记。那些洇着墨渍、爬满删改符号的手稿，依然在褶皱间搏动着文学的心跳。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40周年之际，3月26日，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与上海作协主席孙甘露将珍藏多年、承载特殊意义的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当天下午，他们与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一起分享了手稿背后的故事，透过稿纸上的笔迹与涂改的印痕，解密文字从“胚胎”长成“骨骼”的隐秘历程。
文学馆的精神坐标与时代使命
在“手稿里的文学课——AI时代回望手写里的奥秘”活动现场，主持人李蔚超首先将话筒递给了李敬泽，他谈到，从刚刚开展的“此地江河浩荡——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40周年回顾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怎么来的。从无到有建立一座文学馆，就是为中国文学、为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建立起一个坐标。“它继承了我们伟大的传统，又向着未来敞开怀抱。如今，文学馆内容丰富，馆藏品珍贵。”在他看来，我们建立的不仅是一座实体意义上的文学馆——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人，都已成为这座文学馆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看到的文学馆是有墙的，实际上它也可以是无墙的。它是一代又一代作家、读者所惦念、顾念、思念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一座博物馆，所有的博物馆都是收藏过去的，但中国现代文学馆不仅收藏过去，也见证现在，还在面向未来、创造未来。”
谈起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渊源，毕飞宇十分激动，“我非常爱这个地方，它给了我幸福，给了我荣光，也给了我未来”。毕飞宇曾多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领取文学类奖项，回忆起那些经历，他感慨万分。“当时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来到这里领奖，我的心怦怦地跳，我努力控制住自己，让自己更得体一些，那种幸福感是难以言表的。”在参观完今天的展览后，毕飞宇深切体会到，如今的文学馆正契合巴金先生当年建立文学馆的初衷——鼓励年轻作家在此成长，感受文学的幸福。
在孙甘露看来，巴金先生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多年前，在巴金先生的倡议下，中国现代文学馆得以建成。如今，上海也正积极筹备一座类似的文学馆。“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我们已经有图书馆了，藏书很丰富，那为什么还要建文学馆呢？”实际上，这种看法有失偏颇。文学馆本质上是一座博物馆，与单纯的图书馆有着本质区别：图书馆侧重图书借阅服务，满足大众知识获取的基本需求；而文学馆则承担着收藏、研究与展示文学手稿、文献资料、作家遗物等珍贵藏品的职能，承载着文学的历史记忆。“我想，我们未来的文学馆除了承担最基本的职能外，还将会设立剧场，进行跨界演出，并通过影像装置和技术手段，来呈现文学创作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现文学的多元魅力。”
在作家手稿中发现充满生机的创作生态
李敬泽认为，当代作家捐赠的创作手稿，可纳入现代文献研究序列。“有的作品并非纯手写的，而是打印稿，但即便如此，在稿件流通过程中，打印的稿件上也会留存大量与创作、编辑流程相关人员的痕迹，既有作者基于创作思路转变做出的修改，也有责编、二审、三审人员以及校对人员从专业角度进行的修正。”在他看来，这些校样痕迹，是作品在不断打磨完善过程中留下的宝贵印记，放置于历史的长河里，它们见证了一部作品从初稿到定稿的蜕变，映射出特定时期文学创作与编辑出版的行业生态，承载着文学发展的时代脉络。
正如李敬泽所言，在毕飞宇小说《玉米》的手稿上，清晰保留着作者反复涂改的墨迹与编辑批注的各色标记。活动现场，这份诞生于2000年的小说作品手稿，连同毕飞宇与李敬泽的往来书信被公开展示。为了赶在搬家前找到这份手稿并实现捐赠，毕飞宇翻箱倒柜，经历一番波折后，终于如愿以偿。25年前，毕飞宇花40天写完《玉米》后，他对这篇小说没有足够的底气。“当时城市文学的风已经刮起来了，乡村题材的作品还有没有出路？”因为不自信，他把手稿发给信任的文学批评家李敬泽，请他掌眼。很快，他的BP机上跳出一行字：2001年，第四期《人民文学》。从这简短的信息里，他收获了肯定，也看到小说得以面世的希望。这份经历波折、见证文学交流的手稿，不仅是作品诞生的凭证，更承载着一段独特的文学记忆。
孙甘露捐赠的《信使之函》手稿同样留有或潦草或简洁的修改痕迹，“其实这也能看出我当初是怎么写的，后来又进行过怎样的修改”。这部诞生于30多年前的作品，创作灵感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使》杂志。“那些年，我常去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购买这本刊物。《信使》实际上是一本泛文化杂志，内容涵盖丰富资讯，我持续阅读了很长时间。在日常生活里，‘信使’并非常用词汇，我对它的认知就源自这份刊物。”正是这份刊物，在潜移默化中为孙甘露的创作埋下了灵感的种子。“这对我而言是莫大的荣幸，在40年前我20多岁的时候，哪会想到有一天中国现代文学馆会收藏我的手稿，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破界·共生·想象
在和读者的互动提问环节，一位正在攻读研究生的观众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学术研究、文学评论和小说写作分属截然不同的思维体系，不少创作者和学者在身份切换过程中，都会面临思维惯性的阻碍，难以平衡。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实现多个角色的顺利转换？李敬泽直言，“正在门外‘站着的’鲁迅先生，其实就是最好的答案。他不仅创作了诸多经典小说，还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等极具影响力的研究著作。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做学问与搞创作并非相互隔绝，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他鼓励青年学子，要勇于成为一个“斜杠青年”。“其实，拥有多重身份，本就是人生的正常状态。大家要敢于突破思维定式，不要被幻想中的困难打败”，李敬泽说。
有的读者提出了文学创作过程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写作者在创作之前，是应先确定主题思想，还是应先任由灵感和思绪自由驰骋，在创作过程中逐渐明晰主题？毕飞宇认为，很多读者对小说思想的理解存在偏差。不少人将“这么做有意义”或“这么做对我有益”这类观点，直接等同于小说的思想。实际上，小说的思想并非孤立存在，它伴随着人物和人物关系的演进，在角色成长的过程中自然浮现，进而激发读者的思考，为读者留出广阔的思维空间。一部优秀小说的思想越深邃，就越能启发读者。创作者无需在小说中充当思想家、哲学家，生硬地输出哲学观点，而应通过故事本身，让思想潜移默化地感染读者。
有读者好奇，孙甘露老师未曾去过广州，却在《千里江山图》中构建出一个令人身临其境的广州。来自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七届高研班的学员不禁发问：一部好作品的诞生，和作者个人经历是否丰富有关系吗？在孙甘露看来，创作与实际生活的关系，一直是文学领域的重要议题。“我们读过许多伟大作品，其中那些精彩描述令人印象深刻，不少读者甚至能够背诵。这些作品有的源于作者亲身经历，有的则出自大胆想象，它们无一不反映出，生活虽是创作的重要源泉，但并非限制创作想象力的枷锁。”
两小时的分享在观众们的意犹未尽中落幕。散场时，人群捧着书等候签名，有的还追至走廊继续追问。对话终会结束，但文学最动人的答案，永远藏在下一行尚未落下的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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