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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严家炎先生荣获“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
编者按
2020年，在《严家炎全集》出版前夕，受《现代中文学刊》杂志委托，李浴洋博士专访了严家炎先生。严家炎先生在访谈中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谈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方法与治学态度以及对现代文学之起点等重要问题的看法，均能予后学者以深刻启发，从中亦能感受到严先生严谨求实的学术品格。访谈原刊《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6期，发表时题为《十卷〈全集〉 求实人生——严家炎先生访谈录》。值此严家炎先生90寿庆暨“求实——严家炎学术文献展”（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开幕之际，我们特此推送，以表达对于严先生的敬意，并且期待从严先生的思考中获得持久的启示。
严家炎先生访谈录
李浴洋
严家炎先生是当代著名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泰斗、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代表人物。严先生1933年出生于上海宝山，1950年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肄业，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超过一个甲子的学术与教育生涯。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五四”文学思想研究、鲁迅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等方面，严先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成熟。同时，他还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发表了大量影响深远的评论文章。严先生先后出版了《知春集》《求实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金庸小说论稿》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等著作二十余种，主编或者参与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新感觉派小说选》与《穆时英全集》等。2005年，严先生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在研究与教学以外，严先生承担了学术界与文艺界的诸多组织、领导工作，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1984—1989）、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7）、北京市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1988—2003）与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1990—2002）等职务。
日前，收录了严家炎先生毕生学术精华的《严家炎全集》编纂完成，即将出版。这是严先生首次系统整理自己的学术著作，也是他对于自己一生学术思想的郑重总结。《全集》包括《考辨集》《知春集》《求实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论鲁迅的复调小说》《金庸小说论稿》《问学集》《朝闻集》《随笔集》与《对话集》等十卷，共计230万字。
在《全集》问世前夕，我到严家炎先生的寓所，对他进行了为期半天的访谈。访谈得到了严夫人、作家卢晓蓉女士的大力协助。访谈整理稿已由严先生本人审阅。
李浴洋（以下简称“李”）：严老师，很高兴有机会在您的全集问世前夕向您求教。尽管此前您已有自选集性质的著作（例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严家炎自选集》与《中国文化书院八秩导师文集·严家炎卷》）问世，但据我所知，即将出版的十卷本《严家炎全集》尚属您的学术著作的首次系统整理。这套大书的缘起与具体编纂过程是怎样的？
严家炎（以下简称“严”）：前些年汤一介先生创建的中国文化书院，决定为书院聘请的年满七秩、八秩、九秩的导师，每人出版一本选集，至今已经出了几十本，其中也有我的一本，就是你提到的《中国文化书院八秩导师文集·严家炎卷》。他们与新星出版社多有合作，2017年主动推荐我到新星出版社出版一套文集。
当时我和卢晓蓉在温哥华，和子女居住在一起，得知这一消息很高兴。在我的印象中，新星出版社是一家很有活力的出版社，出版过不少学术好书。在那里出版我的文集，让我非常放心。
2021年10月，严家炎先生与卢晓蓉女士在北京大学“严家炎学术思想暨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开幕式上
从1980年的第一本书《知春集》以来，我自己曾经出版过二十二本书（有的以不同的题目再版过，但实际上只有二十二本）。其中，《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金庸小说论稿》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三本是著作，其余的都是一些学术文章的集子，而且厚薄不等，书名的含义也各不相同。
这次整理出版，我估计了一下，自己几十年写了近400篇文章。你说得对，这次是我首次系统整理它们。我原本希望叫做《严家炎文集》，但最近接受了社科院文学所李建军研究员的建议，改为《严家炎全集》。但无论是“文集”还是“全集”，这十卷本都说不上是“大书”，只能说略有系统性。
整理的时候，三本著作保留了原样，直接收录了。其余七本，情况则复杂一些。有的基本保留了原样，比如《知春集》；有的是这回根据主题或者文体新编的，比如《考辨集》；还有的虽然保留了原来的题目，可是内容做了较大的调整，比如《求实集》，这是因为当初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后来有些已经移入其他书里了。《全集》当然不可能收全所有文章，有的文章我自己一时也记不起来了，只能留待再版时补入。
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决定出版《全集》时，北大中文系正好对退休老师有个优惠政策，每人出版一本书补贴5万元，两本10万元，上限是10万元。系里得知我在新星出版社出版，就给他们汇去了10万元。这些具体事务都是请文化书院的江力先生帮忙办的。
李：您在全集的序言中写道：“纵观几十年来的教学与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您特别介绍说，自己“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而谈到您1960年代的学术贡献，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关于柳青《创业史》的评论。那么，能否请您讲一下当时对于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
严：这个问题我确实很早就开始思考了。早在1962年，唐弢先生组织我们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我就利用一次休息的机会，向当时与会的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提了一个问题：“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中，已经提出了‘言文一致’、倡导‘俗语’（白话）的主张，这跟胡适三十年后的主张是一样的，我们的文学史可不可以直接从黄遵宪这里讲起呢？”林默涵摇摇头，回答得很干脆：“不合适。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从‘五四’讲起，因为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划了界线：‘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以后才是新民主主义。黄遵宪那些‘言文一致’的主张，你在文学史《绪论》里简单回溯一下就可以了。”我当然只能遵照林默涵的指示去做，这就是“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绪论》里的写法。
2016年3月中文系部分师友聚会，坐者自右起钱理群、孙玉石、王信、严家炎、陈建祖、谢冕、陈素琰、张菊玲、卢晓蓉。立者自右起陈晓明、李今、高远东、方锡德、解志熙、李晓桦
我在《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在何时？》这篇文章中，提到了这段往事。《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以后，我因为忙于其他课题的研究，所以没有再就这个问题专门写文章。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却没有因此而停下来，而是一直思考到21世纪初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时为止，并且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提前了三十年左右。
李：说到唐弢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您曾在一些回忆文章与访谈（比如《悼念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与《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先生访谈录》）中谈到当初与他合作的情形。唐先生专门请教育部“扣下”即将出国讲学的您。在此之前，您和他有过交往吗？唐先生为何指定由您参加这部文学史的编纂呢？
严：六十年代编教材，北大负责编古代文学史（与中山大学合作），主要有游国恩、林庚等教授参与。北师大负责编现代文学史，参加者有李文葆、杨占升等，另外还有北大的王瑶、我，武汉大学的刘绶松，山东大学的刘泮溪，厦门大学的万平近，华中师大的黄曼君。事情上马后，进度不理想，北师大党委提出有困难，认为自己实力不够，要求请文学研究所唐弢来。唐弢来后，就确定了唐弢当主编，王瑶等为编委，王瑶、刘绶松、刘泮溪、路坎和我是责任编委的阵容。在唐弢的主持下，后来的确比较顺利。
我当时正由教育部派到匈牙利布达佩斯讲学，五天后就要走。唐弢听说后，让教育部把我扣下，不肯放我走。这是因为唐先生曾经读过我此前刊发的一些文章，觉得我写文章比较认真，责任感比较强，这样我就留下来了。在这之前，我和唐先生倒没有什么交往，后来因为在一起工作，来往自然就多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至今都时常想念他。
李：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始，研究与写作文学史就成为了您的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2010年，您主编的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与您和唐弢先生主持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同类著作尚且不多，不过您在2002年启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时，学界已经问世了若干现代文学史。那么，您为何还要在晚年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再编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主要创获是什么？是否还有什么遗憾？
严：在高等教育出版社请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前，我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
以前那套《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我的教学过程中发现了不少不足之处。比如前面提到的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还有因为“左”的倾向而埋没了不少好作家和好作品的问题，比如晚清时期的作家和作品，比如“新感觉派”的作家和作品，比如沦陷区的作家和作品。再就是有些作家和作品，我们以前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比如四川的作家李劼人，比如以金庸为代表的现代武侠小说，还有港澳台文学以及华人在海外用中文以及外文书写的中国故事，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清理，才能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呈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真实风貌。否则我们的文学史就是残缺的、偏颇的。
“严家炎学术思想暨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会议合影（北京大学，2021年10月）
关于这些问题，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之后的研究工作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相当于为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奠定了学术基础。
就在那时，广东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学者，多次给我来电话，有时会讲很长时间，内容都是希望我能主编一套新的现当代文学教材，其理由是当时社会上流传了不少新教材，都有这样那样问题，老人十分焦虑。这也促成我接受了高教出版社的委托。
李：此次收入全集的，有您的三部专著与七本文集。其中，三部专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与《金庸小说论稿》——都是研究现代小说的。而在您的文集中，也有大量文章与小说有关。您为何更多选择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严：这可能一方面与我早年就有的兴趣有关。我在青少年时代看过不少传统小说，高中阶段还写过短篇小说，如《巳生嫂》《不堪回首》等在上海《淞声报》发表。高中毕业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半年期间以及参加工作以后，我又看了不少中外现代小说。1956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北大读副博士研究生，得到杨晦、钱学熙等名师指导，集中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他们开出的书单有150多本，其中大部分都是小说。
另一个原因是我在1958年提前走上教学岗位，给二十多名苏联、东欧、朝鲜、越南留学生讲课，开始从事近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教学与研究，主要也是以小说为主。
因此，1960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出版，就引起了我的关注，并且从此奠定了我以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基础。
1998年5月摄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办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右三为金庸，右二为钱理群，右四为严家炎，右五为刘再复
如你所说，我做的小说研究的确比较多。《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是我满意的著作。后来我在北大主持过“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编纂，陈平原的第一卷在1989年已经完成，写得很好。1990年，我们专门召开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做了《试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总体特征》的主题发言。但我负责的第二卷却始终没能完成，原因是那段时间我还有另外的课题要做，精力难以集中，而且有些资料始终不易找到。不过好在有些原本计划写入的内容，我都分别写了文章，所以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当然，我也同时关注其他文体的发展动向，包括新诗、散文、章回小说，等等。还有比如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对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的看重，我应当都是比较早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我们就引进了三位现当代作家的旧体诗词，他们是鲁迅、聂绀弩和牟宜之。把旧体诗词写入现代文学史，这是我的自觉尝试。
李：您的小说研究，不仅高度关注经典作家（譬如鲁迅、老舍、丁玲、柳青、姚雪垠、王蒙与金庸），还十分留意发掘那些被遮蔽与遗忘的作家。诸如“新感觉派”、彭家煌，以及部分“京派”作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您的研究而进入文学史视野的。能否请您谈一下您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例如您是如何意识到“新感觉派”的意义？怎样编选《新感觉派小说选》并且开展研究的？
严：“新感觉派”这个小说流派的确是我首先发现的。1983年，我便编选好了《新感觉派小说选》，交稿给出版社。但因为碰上了“反精神污染”运动，出版社比较谨慎，一直压到1985年才正式出版。
在“新感觉派”的作家中，我比较关注，也投入较多精力的是穆时英。我认为他是“新感觉派”的代表。穆时英曾是中统人士，“抗战”期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当成汪伪分子枪毙了。我先是专门为他编过一本《穆时英·都市小说》，后来又和李今合作，编了三卷本《穆时英全集》。
1983年，严家炎先生正在讲授新感觉派小说
关于“新感觉派”，我的思考主要写入《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的“新感觉派与心理分析小说”一章。做研究要从原始文献出发，多看、多想。所谓“发掘”，是一个研究者的本分，是工作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必特别表扬。
李：在研究现代小说的同时，您还大量阅读与评论当代小说，并且参与“茅盾文学奖”等奖项的评选。这是您与许多现代文学学者不一样的地方。通常认为，文学评论与学术史研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请问，您是如何区分两者的？
严：我历来认为，文学可以分期，但文学研究者必须知晓各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唯有这样，才能开拓视野，打下厚实的基础。文学史和文学评论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在当代文学方面，我最初研究的是柳青的《创业史》，写了几篇文章。当时有100多篇文章批判我的“中间人物”论。1967年夏天我去西安时，柳青正受一点地方上的批判。他见到我，很高兴，请我到他家里吃西瓜，我们双方的关系相当好。后来他到北京看病，我也与徐民和（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一起去看望了他。
姚雪垠的《李自成》也深深吸引了我，我花了不少时间阅读，甚至还阅读了不少史料，包括明朝后期和末年的各种野史，撰写了《〈李自成〉初探》《气壮山河的历史大悲剧 ——〈李自成〉一、二、三卷悲剧艺术管窥》《长篇小说〈李自成〉的艺术贡献》与《漫谈〈李自成〉的民族风格》等评论文章。
记得在1993年年中，陕西省作协到北京举行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座谈会，我因此提前读到了这部小说，并且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心情很激动。当时卢晓蓉在香港工作，我忍不住给她打了长途电话，对她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出版了一部了不起的好小说！”卢晓蓉至今对此还记忆犹新。遗憾的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来得及对《白鹿原》进行专题研究，写出评论文章，但它在我心中的地位是永远不变的。我前几年在温哥华时，还和卢晓蓉一起看完了电视剧《白鹿原》，这是近年来很少有的事。
早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就注意到了他的小说。不仅购买和阅读了他的全套小说，我还对《檀香刑》作了专门研究，写了《从〈檀香刑〉看莫言小说的贡献》一文。
严家炎夫妇与谢冕、陈平原、陈晓明
把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划分成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部分，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两个学科，当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应当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很多作家、作品、现象、问题是不能够人为割裂开来的。我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完成以后，还要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工作，也是希望把近现当代真正打通。
李：在小说研究之外，您的另外一大学术重心是对于“五四”文学思想的研究。几乎在您的每一学术阶段，都有代表性的“五四”研究文章。但您晚近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确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引发了一些讨论。而关于“晚清”与“五四”孰重孰轻、孰是孰非，一直是学界聚讼纷纭的话题。那么，您怎样看待“晚清”与“五四”的关系？
严：我的学术重心是对于“五四”文学思想的研究，但这与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确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并不矛盾。它们之间恰恰有着很清晰的逻辑联系。
在现代文学所涉及的内容中，“五四”是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和研究对象，对此我确实下了很多功夫，所写的文章有《“五四”文学思潮探源》《“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之考辨》《“五四”新体白话的起源、特征及其评价》《“五四”小说中的雅俗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的家族制度》《从“五四”说到“新国学”》《论五四作家的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的流派》等近十篇。
正是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精神和内涵中，我深深体悟到，它所具有的现代性正是区别于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的根本特征，这可以从我写的《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与《文学现代性问题漫议》等文章中看到。既然如此，晚清时期的有关著作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陈季同的有关论述和小说，以及曾朴等好几位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明显地体现出文学的现代性特征，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李：今年是“五四运动”过去的第101个年头。您在今天如何评价“五四”？
严：“五四运动”尽管也有它的局限性，但是它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开放、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和国家走向现代化，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这是我到今天都坚持的观点。
我仅举一例说明，材料来源于研究“少年中国学会”的学者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几乎积聚了全国各地、各青年社团的精英分子。它筹组于“五四”前一年，成立于“五四”后一个多月，发起人是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陈淯、张梦九、雷宝菁七人。在它的会员中，为国人所熟悉的，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黄日葵；成为青年党的有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先为中共，后为国民党的有周佛海；科学、教育、文化界的更多，著名的有杨钟健、舒新城、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易君左、郑伯奇、李初梨、李劼人、方东美、周炳林、康白情、恽震等人，甚至还有四十年代的中国船王卢作孚。光是看到这样一些人，曾经聚在同一个学会里，就足以叫我们惊奇了，再想想他们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就更令人惊叹。以至于四十年代时就有一种说法：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
我们在研究“五四”时，一定不能为后来的观念束缚，比如做文学的就只研究作家和作品，甚至单纯按照某种既定的思路来评价他们，做党史的就只研究党的干部和他们的组织、思想、行动。我在1963年发表过一篇《朱自清与邓中夏》，考辨了两人的关系。还可以举李劼人与卢作孚的例子。他们虽然一位后来成为作家，一位是杰出的实业家，但两人的交往其实相当频繁，持续时间也很长。李劼人《死水微澜》的写作，就和卢作孚直接相关。
李：通读您的学术著作，能够明确感受到您对于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的自觉追求。在全集即将问世之际，能否请您谈一下治学六十余年来，您最重要的体会是什么？以及在您看来，未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哪些亟待解决的课题？
严：我最重要的体会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要花费毕生的精力和独立思考的勇气的。这次编纂《全集》，回看自己走过的道路，写下的文章，我觉得还是对得住这四个字的，这是让我欣慰的地方。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后，我先后接到过两次电话，问我要不要修改其中关于某个事件或者作家的评价。对方都是依据当下发生的事情来征求我的意见的。我都拒绝了。在我看来，历史研究不能跟风，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判断，才是负责的态度。
严家炎先生参加2019年北京大学硕士博士毕业典礼
至于亟待解决的课题，我还没思考成熟，仅提几点想法供大家参考。
一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海外华人的文学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了解和研究还不够充分，相互之间的交流也不够顺畅，海外华人作家用外语书写的中国故事尚未受到足够重视。这些都值得我们注意。
二是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各种信息大交汇，同时也造成了阅读的碎片化，许多人沉不下心来去阅读真正好的文学作品，许多研究也很浮躁。怎么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做学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三是网络的发展促成了网络文学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已经上路，但很多研究者对此还是有偏见。我们应当怎么书写这个时代的文学史，这是需要面对的课题，不能总是封闭在传统的观念中，还要更加解放思想。
四是“左”的思潮还远未绝迹，“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现在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打棒子的现象还很多。每当想到这点，我就很痛心。
总之，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一直在寻找和探索自己的精神出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时代在前进，世界在变化，还有许多新的问题期待新一代学者去发现和研究。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图片均为李浴洋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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