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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周思源（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
演讲日期：2009年1月11日
主持人：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是2009年文学馆公益讲座的开篇之作，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文学馆向大家致以谢意和欢迎。我请来的主讲人是大家久违了的老朋友、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周思源教授。
清末洋务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1898年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主张，今年是111周年。今天是2009年1月11日。两个“111”，很有意味。回顾这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有许许多多的思潮、学说，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军事事件，细想一下，还都跟这个“体”与“用”有关。直到今天，它仍然与我们的现实人生息息相关。我们该如何看待百多年来的“体”“用”之争？又该如何把它与建设中国新文化联系在一起？有请周先生演讲“百年‘体’‘用’之争与建设中国新文化”，大家欢迎。
主讲人：
主持人刚才说了，清末洋务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1898年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主张，今年是111周年，今天是2009年1月11日，非常巧，都是三个1，就像是三根排列着的木头。这个前后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口号，被许多人尊奉过，讨论过，批判过。近些年来除了少数学者还在继续研究它的历史作用外，似乎已经只成了一个历史标本。不过我认为，张之洞提出的这八个字，依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尤其是“体”、“用”二字，是两个紧密相连相辅相成极具概括力的重要范畴。它可以作为一扇重要的窗口，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等诸多新的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百余年来中国所有斗争
都是围绕“体用”进行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解放，比较流行的有几种说法。一种是“两次”说：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次是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有的认为这一次应该从1975年邓小平复出提倡“猫论”开始，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一种是““三次”说，把中共十七大提出的“解放思想”列为20世纪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还有的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算起，那就总共有四次了。
我觉得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视角，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我们习惯上说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孔子（前551——前479）大体上处于这个五千年漫长历史时期的中间阶段，他总结了中国上古时期大约两千多年的文明成果，创立了儒家学说。到孟子（前390——前305）时儒家学说完全成熟，后来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孔孟和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用了差不多两百多年，通过百家争鸣，创立的思想理论决定了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体”与“用”，奠定了辉煌文明的基础。又经过差不多两千多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这个思想体系终于受到了严重怀疑与批评，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思考新“体”，寻求新“用”。又经过一百四五十年曲折艰辛的探索，进入20世纪末期中国人对“体、用”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选择、处理，大体上比较清楚了。所以现在正好处于“上下五千年”第二个转折时期的后半段。这种两千多年的历史也许有些巧合，但我们不妨利用这个巧合作为契机，从“体用”上总结孔孟以来的两千四五百年，尤其是最后一两百年的历史，使这个总结更有利于开创未来漫长的伟大历史时期。
虽然真正明确地以“体用”二字来概括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张之洞1898年提出的，但是对于“体”、“用”的思考早在此前四十多年的鸦片战争后不久就开始了。依我之见，一百多年来所有的中国志士仁人，从林则徐、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鲁迅、胡适、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所有的思考、探索、斗争、革命，核心问题一直是在寻求解决中国社会的“体”和“用”的性质与关系。从表面上看是采取什么社会制度之争，实质是究竟以什么样的文化来作为某种社会制度的灵魂。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一直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中学为体”或者某种“西学为体”，只不过不同的人们或人们在不同时期，心目中的“中学”、“西学”的具体内容与比重有所不同罢了。近些年来兴起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也反映了对前一时期“体”、“用”探索的反思和进行新探索。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已经初步找到并正在努力创造一种全新的“体”——至少是已经比较明确地在朝这个方向前进。因此亟须从理论上总结升华，从而使这种探索更加自觉和更有成效。它有可能成为中国人对世界文明最伟大的贡献！
鸦片战争前清廷闭关锁国，排斥西方文化，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19世纪中后期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进步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传统文化存在严重缺陷。五四先驱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师技到改变政体，到改变国体，再到改变文化。简单地说，对“体”的怀疑是从对“用”的怀疑开始的。这个历史过程表明，找到合适的“体”先要找到合适的“用”。
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及士人一开始只是认为，由于西方列强掌握了先进技术，才导致中国军队失败，认为和西方的差距无非就在“器（技）”上。林则徐在被清廷贬谪新疆伊犁途中给友人信中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一放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转引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17__18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叙》中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后来清军购买了大量火器兵船，并且进口设备，自己制造武器，开始了最早的洋务运动。
但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装备丝毫不比日本差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使朝野受到极大震动。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懂得，光靠先进武器不可能挽救中国民族危机。中国的落后显然绝不仅仅是“器”（“技”）的差距，他们开始了对“道”（“体”）即某些制度和文化的怀疑与思索，于是提出了变法。
19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构成与人生道路发生了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学”都是为了“仕”，一千多年来一直科举入仕，所以读书时期可以看做是为官的候补阶段。即使出身贫寒者也早晚要成为士大夫的一员，即官僚知识分子。19世纪末开始中国逐渐出现了一些平民知识分子，他们从事新闻、教育、出版、实业等各种职业，其中不少有留学背景者更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的身份、前途与观念和官僚知识分子有很大区别，不同程度上具有独立人格，摆脱了对官府的身份依附和人格依附。这时候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体制（“中学”）这个问题上，官僚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开始分道扬镳。一派主张改变政体，一派主张改变国体。
单纯从文字上说，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许多人都能接受。因为文字概括、笼统，涵盖面很大。但这个“学”和“体”的内容一具体，分歧就立刻出现了，往往变得十分严重。“中学为体”这个“体”，究竟指什么？“体”动得动不得？打算用的“西学”的这个“学”，除了工业、科学技术及其产品之外，还包括哪些？共和制度在不在这个“西学”里面？要学“西”首先学什么？“西学”中的成分能不能进入“体”？“体”是不是只能是纯粹“中学”的……有些人也看出光学习西方技术不行，愿意引进一些局部的新式制度，比如兴办新式学堂，报纸等等，当然这在当时也属于先进了。可是紧接着问题就来了，报纸不能不批评朝廷？这也属于“西学”呢。有些则比这要激烈得多，主张改变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尽管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无可救药，对朝廷特别是比较开明的统治者还心存幻想，但是他们看到了儒家文化的某些不足，试图引进一些西方文化为我所用，对原有体制进行一些修修补补。正如鲁迅所指出的，“维新单是皮毛”，“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随感录四十八》）尽管君主立宪只是改良，毕竟要让独裁的君主分出一部分权力来，放松一些管制，这就触到了封建专制之“体”的痛处。统治集团感到权力受到威胁，于是支持改革的光绪皇帝被软禁，改革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被通缉，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1900年具有改革思想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杀害了主张君主立宪的唐才常等二十多人。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更加坚定了彻底变革国体走建立共和之路。
1894年11月孙中山建立了兴中会，次年他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1905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前后已经明确地提出要“创立民国”，“建设共和政体”。从“中学为体”到吸收西学的“体”，建立共和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上的一个质的革命性飞跃。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后，接踵而来的是袁世凯篡权、称帝，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力图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光是建立共和，并不能改变中国命运，因为存在着重新产生新皇帝和新专制的深厚文化土壤，国民对封建专制和各种错误、落后观念并没有什么认识。滋生旧“体”的土壤不铲除，旧“体”就随时会复辟，新“体”也不能健康生长。“体”不仅是政治上的共和，还应当包含许多其他民主体制，否则共和的外壳也会包裹着专制的内核。而建立这样一个新“体”，光靠中国传统文化不行，必须引进新的文化素质，并对旧文化加以彻底改造，尤其要改变人的观念，重铸国民性。“首立在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坟.文化偏至论》）。这是五四先驱者思考与奋斗的中心问题。政治体制及其走向归根结底是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换句话说，政治之体取决于文化之体，中国固有的“中学”显然不足以承载中国未来之体。正是这一点启发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决心从文化上对中国进行根本性改革。
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从不变到“师技”，是第一个飞跃；从单纯“师技”到改变政体、改变国体即“变体”，是第二个飞跃；而从改变政体、国体到改变国民性，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是第三个飞跃。这就更触动了旧体制的根基，遭到了广泛的反对。受到新学影响的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根源就在于此。
20世纪开头的20多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追求最如饥似渴的一段时期，从抽象的各种主义（体）到具体的各种办法（用），只要能够挽救中国危亡，他们就努力学习并引入。“救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压倒一切的大事。因为中国危亡的现实政治，使得人们迫切要求赶紧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体”。大家都认为，“体”就是“主义”，“用”只不过是“器”和“技”而已。只要根本性的“体”明确了，技术性的“用”就好办。所以当时欧美各种“主义”纷纷被介绍到中国来，包括无政府主义，都有不少年轻人信奉。那么这个“体”究竟应当建立在什么“学”上？主要有三种主张，三股势力。一些遗老遗少坚持封建“中学为体”。一些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了基督教文化，其中激进者提倡“全盘西化”，实际上是主张实行“西学为体”，不过他们与“中学为体”者没有根本冲突，互相依靠。后来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基本上代表了这种势力。另一些知识分子则将注意力转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引入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很快就在“体、用”关系上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艰难选择，那就是如何对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体”和“用”。一些人试图一切照搬苏联，实行全盘苏化。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全盘西化”，结果脱离中国实际，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人则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果取得革命胜利。。
在很长时期内大家一直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确立了领导地位，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体”、“用”问题自然就完全解决了。虽然在理论上不用什么“学为体”的提法，实质依然存在。新中国的“体”当然不可能是“西学为体”，也不会是过去的“中学为体”，肯定是以社会主义为“体”。但在“社会主义”体制上我们和苏联的区别越来越大，尤其是实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反修正主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后，和苏联分道扬镳。所以肯定不是“苏学为体”，而是实行一种新的“中学为体”。从1949年到1970年代后期的近三十年中，党内国内发生了多次剧烈动荡，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尤其是“文革”十年浩劫，使人们通过切身的惨痛教训，从一些带有根本意义的层面上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反思，得到了许多新的重要启示。从体用的角度观照，多年来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实际上始终围绕着“体用”进行，它证明，新中国的“体用”问题并没有解决。
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人们一直认为，社会主义这个“体”在农村的主要体现就是农业集体化。具体说就是仿照苏联的集体农庄，在中国建立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再后来发展到人民公社。有个时期“一大二公”被认为是人民公社的基本特征，“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再比如，长期以来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市场经济则属于资本主义的“体”，私营经济根本不允许存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简单地说就是，全民强于集体，集体强于个体，越是集中就越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甚至农民多养几只鸡都成了搞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种思想定势直到1978年底之后，还不时困扰着改革开放。在许多事情上每前进一步都会碰到“这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责难。换句话说，就是你这样做（“用”）究竟是不是属于社会主义（“体”）。只要某个具体做法“用”和原来的那个“体”略有碰撞，究竟是什么“体”的问题就会立即冒出来阻挡。这种“体”既不是张之洞以及清末民初遗老遗少们的那个老“中学”，更不是“西学”，也不是“苏学”，实际上是几十年来形成的一种新“中学”。“体”的文化属性究竟是什么，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体”能不能动，这个老问题仍然摆在了中国人面前。
中国的“体”还在探索中，还没有形成。如果我们能够解放思想，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那么在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的体用探索的基础上，中国人已经初步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充满持久活力的伟大的“体”。
二，“体”和“用”谁服从谁？
这个问题似乎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体”是根本，至高无上；“用”是为“体”服务的，当然是“用”服从“体”！否则就是本末倒置。这还需要讨论么？
看起来似乎确实就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无数事实证明，“体”和“用”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二者不能绝对分开，彼此具有交叉、包容的一面。“体”有时候就以“用”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些旧“用”，比如科举，为什么后来行不通了？因为旧“用”实际上体现了旧“体”。有些新“用”比如办报纸，办学堂，为什么受到欢迎？因为这些新“用”传播新思想，体现着新“体”。所以“用”有时候会进入“体”，成为新“体”的一部分。
过去一百多年来，从“体用”角度考察，主张以某一种“学”（思想文化）为“体”的，基本上有四种：老中学，西学，苏学，新中学。它们尽管有着本质区别，但有一点却惊人地相似，都是先验地把一种“体”认为好得不能再好，它具备唯一优越性。别的“体”不是一无是处，就是差得不行。只有这种“体”才适合中国，中国只能用这种“体”，只要照着这个“体”去做去“用”就是了。这种唯一优越的情形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到极致。但是这个“体”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一个时期有一种说法。几十年来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有过好多种解释，变来变去。但是改变之后，并没有人出来说从前那种说法错了，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错。只是又出来了一种新的说法，强调这才是“社会主义”，于是这又成为唯一正确的解释。比如1958年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被认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而且人民公社还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后来不这么提了，不了了之。究竟对不对？如果是对的，为什么放弃了？如果不对，到底错在哪里了？为什么会出这样全国性的长时间的错？没人出来解释。再如有很长时期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消灭体脑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所谓三大差别，后来也不提了。那么当时这种提法究竟对不对？为什么不提了？应该怎样认识三大差别的意义？没有一个说法。这样不但人们无所适从，每每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还会造成理论混乱甚至信仰危机。我们不能总是付出代价却没有收获，至少要有个最基本的明白。
对于“体”的过度关注与泛政治化，使我们在很长的时期内对“用”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它有没有用上，而是它是不是符合“体”的性质上。只要一碰到什么事情，首先就争论“这种做法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本来农民是否可以自主种植，能不能有自留地，是个“用”的问题，和是不是搞社会主义没有关系。但是过去常常把这种本来属于“用”的事情变成了“体”的所谓“大是大非”。按照苏（联）式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体制必须集体化；个体经营就是搞资本主义。实际上这是一个先验的理论，苏联自己实行前就没有科学论证过，更没有被实践检验过。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是第一次实践，而实践的结果是彻底失败，只不过他们不承认，或者一直没认识到。正是这种错误的体制，使苏联几十年来农产品供应一直严重短缺。我们基本上也走这个路子，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坚持集中程度越来越高的集体化，结果农产品供应越来越困难。工业、商业都国有化，全民所有制，不允许任何私有制存在；股份制更是“资本主义复辟”，遭到严厉批判。结果中国经济走了不知多少弯路。事实证明几十年来中国的许多问题都是对“体”的错误理解造成的。只要认为不符合既定的“体”的解释，再好的“用”也不让用。“四人帮”时期发展到了极端，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正是这种思维定势的反映。
由于理论的垄断，每一种对“社会主义”的“体”的新解释提出来之后，都立即自动获得了丝毫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对于其中某一点的任何怀疑，比如对“大跃进”时期到处“放（高产）卫星”的真实性，对于都吃食堂的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对于到处都建小高炉大炼钢铁的正确性……其实这些都是“用”，但是任何一点异议都会成为“反对社会主义”这个“体”的严重罪名。在很长时期里这个“体”的具体内涵一直并不确定和清楚，在不断地变来变去。这反映了人们在进行探索，所以对它们质疑是正常的，应该允许。而探索的重要方面就是不断试验各种各样的“用”，所以“用”的改变得更大，更快。由于“体”的神圣地位绝对不允许触动，因此任何对其“用”的丝毫质疑都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无数事实证明，先验地确定“体”的具体内涵只能是这样的，这就是唯一正确的，绝对不许有一丁点儿怀疑和商榷，这种简单化的做法不利于社会进步，它是让人们削足适履。正确的方针应该是，量足制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反复复的巨大动荡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总是认为“体”的性质一旦确定了，那么“体”的具体内涵似乎就已经存在了，只要权威部门去说明就行了，于是各种解释就应运而生。至于“用”并不重要，当然要服从“体”。“用”和“体”的关系似乎仅仅是服从“体”，服务“体”，是纯粹技术性的因素。于是管它有“用”没“用”，只要不符合这个“体”的教条，就不要。主观地认为应该这么用的，就乱用，不合适就扔掉，再弄一个似乎“符合”这个“体”的。这种轻视“用”的态度看起来似乎很重视“体”，实际上是害了“体”。由于先验地把“体”放在绝对神圣的地位，看不到正是无数有益的“用”才构成了进步的“体”。无数事实表明，“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朝着前进的方向，是一个个“用”积累起来的社会体制。
从文化史角度考察，鲁迅是最早从文化层面正确解决“体”“用”关系的，他主张外国的东西只要对中国有用就统统“拿来”，提倡“拿来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保存中国的“球籍”有害者，则不论是否“国粹”，一概舍弃。“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要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鲁迅《热风.三十五》）在鲁迅看来，在“体”和“用”二者之中，“用”比“体”重要。有“用”是决定性的，有用的“体”才是好体。如果对改变落后的中国命运没有“用”，那么不论看起来多么“好”的东西，尽管它原来属于我们固有的“体”，一概不要。相反，只要对“保存我们”有用，不论它原来属于什么别的“体”，就统统拿来，不但用，也进入“体”。在鲁迅看来，“体”和“用”二者的关系不是先天就定死了必定是“用”要服从“体”，而是相反，是“用”决定“体”，而不是“体”决定“用”。究竟什么“体”——“主义”最好，鲁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显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这是鲁迅在思考上与许多人的一大不同。但是鲁迅指出了方向，那就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利益和生存。所以在对待“体”上，鲁迅的态度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态度表现为三个方面：原有好的继承，不好的抛弃，原来没有的好的引进。总之，吸收一切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东西，以改革我们原有的体，创造一个有别于旧体的新体。
在政治层面上最早从理论上明确解决“体”、“用”关系的是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将“体”、“用”都推向了极端，出现了许多非常荒唐的事情。是邓小平在1975年国家民族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候明确提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这句非常通俗生动的话揭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真理，猫究竟好不好，不取决于它的外表，而要由“能不能捉住老鼠”的效果来评定。换句话说，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不在于口号漂亮不漂亮，看起来“革命”不“革命”，而在于能不能真正给人民、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就是要看“用”的结果如何。在“体”和“用”的关系上，“用”显然是决定性的。虽然邓小平又一次被罢官，但这个注重实践（用）效果的思想深入人心。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支持下，中国开始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中国人的思想获得解放，终于明白了：究竟是不是真理，不是看这话是谁说的，讲了些什么，而是要看实践效果。是否真理，对这个“体”的解释对不对，要由“用”的结果来决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中国经济一下子就活了。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后又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明确了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体”、“用”角度而言，这就意味着，我们社会的“体”虽然是社会主义性质，但它目前还远不成熟。所以社会主义的“体”既是社会性质，是确定的，也是发展方向。这个“体”究竟都有什么，还有待于实践完善。所以在朝这个方向前进的道路上，必定要进行许多探索。后来进行城市经济改革，国有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允许民营企业发展等等，无不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使不少人遇到某一件具体事情，要采取某个具体做法，总要首先考虑一下是不是符合“社会主义”这个体。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就是去实践，去做，去“用”，而不是坐而论“道”。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况下，邓小平特别指出，不要去争姓“社”还是姓“资”。只要有利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主义中国增强综合国力，都可以做，可以试验，让实践来检验。邓小平这次讲话意义极其重大，实际上是为百年“体、用”之争作了一个伟大的总结：不要将某个具体做法“用”纠缠在究竟是不是符合社会主义，这个“用”属于什么性质的“体”。它到底好不好，要看它的效果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我们要建立的“体”，不是呆板地依照某种理论，或者先设计出一些条条框框（我们有些人很擅长这个），而是要从实际出发，用实践检验，看“用”的效果如何。中国的“体”既不是传统的，又不是西方的，更不是苏式的，也不同于1949年以后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搞计划经济的那种，（虽然名义上也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不断经过实践检验积累起来的对最广大人民最好最有“用”的“体”，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出现的第五种“体”。
所以“体”究竟是否先进，归根结底看它有“用”没“用”，有大“用”还是小“用”，“用”是“体”究竟如何的检验标准。百年“体、用”的争论，证明了过去那种让“用”迁就“体”的错误。我们应当创造最有“用”的“体”。
三，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强点与弱点
要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体，当然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根基。当前新一轮“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方兴未艾，各地纷纷举办文史类讲座，书籍热销，反映了人们对持续严重的精神能源危机的警醒，渴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体”中，从传统文化里汲取精神资源。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我们考虑：
1，为什么世界上四大古代文明三个都中断过，只有中华文明虽然也历经坎坷，却不断壮大，生生不息？这说明中华文明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究竟是哪些文化基因支撑着这个伟大的民族？
2，中华文明如此源远流长，辉煌伟大，为什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几乎弄到被瓜分亡国的地步。除了帝国主义入侵这个外因，我们文明自身存在着哪些严重的弱点？
关键是弄清为什么儒家思想能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它的优劣核心文化基因是哪些？佛、道成为两翼，靠的是哪些积极成分？这样才能正确扬弃。
中国古代很长时期中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两三个国家之一，西方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在6世纪至16世纪即隋朝到明朝中期的一千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为什么近三四百年来发展缓慢，最后几乎沦为被列强瓜分的悲惨境地呢？我们必须从文化深层和变化了的世界这两个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没有绝对优秀、不存在任何缺点的文化。而优点与缺点往往密切不可分，就象手心手背和树叶的两面那样。一个社会生存与发展总要遇到几组基本矛盾：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凝聚与竞争的关系等。我们就要从这里切入来审视。
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有三大优点。
一，强调修身，利他克己。人的普遍素质高下，决定着社会的整体面貌，也影响着国际关系。儒家强调修身，严格要求自己，最宝贵的品格是利他不损人。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在他看来，两个以上的人相处，就存在一个如何对待对方的问题，答案是“爱人”。仁者应该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就要克制自己的私欲，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从而达到“克己复礼为仁”的境界。因此儒家思想能引导人趋向崇高，追求进步，有利于社会发展。
二，倡导社会和谐。人和人之间能够互相“爱”对方，自然就“和”。“和”是任何群体间相互关系的基本要求，是家庭与社会得以维持、稳定与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国与国相处的基本原则。对于一般矛盾均应“和为贵”，那样就可以减少许多冲突。这个原则对当今的动荡世界处理国际关系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和”也是团结一切力量办好各种事情的基础。“和无寡”，抱着“和”的态度，就能与大家齐心合力。“和”并不是不讲原则，抹杀差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求同存异，实现群体内部或不同群体之间的和谐。孟子将人和放到第一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个人与国家的上下关系中讲究“忠”，在个人与群体或他人之间的左右关系中注重“义”。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安全感。这些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宝贵的精神资源。
三，负责任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儒家提倡人们对自己、家庭、社会、天下都要有负责任的积极入世的态度，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上经.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都体现了这种精神。一旦民族、国家有难，具有儒家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就会挺身而出，带领广大人民起来保家卫国。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虽然历经种种劫难而不败并不断壮大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儒家高于主张出世逃避现实的道家和佛家，成为传统文化主干的最重要之点，是儒家最具生命力的精神资源。
但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有四大缺点。
一，向后看，将“圣人”绝对化。严复1895年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中西文化的区别，“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而胜古。”所以在中国改革的阻力历来很大。鲁迅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身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坟.娜拉走后怎样》)我们总是进行纵向比较而忽略横向比较，更缺乏穿透性思维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向后看已成为许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世世代代的儒生都养成了从圣贤教导中寻找理论根据和思想动力的习惯与惰性。重视继承而忽视创新。到20世纪50——70年代，由于个人迷信与现代造神运动而登峰造极。干什么都先念语录，“早请示，晚汇报”。有一次运动会跳高可能打破世界记录，两人先去给运动员领念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定决心……”结果没跳过去。1976年后出现的“两个凡是”，也是这种思维定势的代表。由于中央集权的需要，中国一贯重视观念统一与标准。由于削弱了个性与创新，思想永远停留在圣人教导的水平上，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圣人”多高，全国就只能多高；“圣人”得病，全国传染。
二，强调中庸，忽视竞争。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不“过”就是适度，反对走极端，固然可贵，但“极端”却并非总是坏的。“冒尖”、“突出”、“创新”、“冒险”也是“极”和“端”，社会进步离不开对原有秩序中不合理部分的突破与改造。不平衡是绝对的，而平衡则是相对的。平衡被打破又出现新的不平衡……如此循环往复，科学技术与思想才能不断发展，社会才能持续前进。“中庸”反映了孔子对已经落后于时代进步的原有平衡被打破的恐惧与不满，试图以折中来调和矛盾、稳定秩序的无奈。孔子以后的“中庸”则体现了统治集团对维护现状反对改革的愿望。“中庸”必定反对竞争，反对创新意识，因循守旧，满足现状，从而达到维护现状的目的。中庸思想是小农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轻视科学，闭关锁国，从思维方式上都和中庸之道深入人心有关。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活性因子一直比较缺乏。
三，忽视个人权利。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包括家庭）的关系，是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社会是由许多个人和家庭组成的，不同人们在利益上必定有所差异，因此社会就要体现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个人或少数人有时必定要受到某些限制，有时要牺牲局部利益。另一方面个人的基本权利应当得到尊重。只有尊重个人权利，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和发展多数人的权利。而中国古代在尊重个人权利方面相当差，这是由小农经济以及由此产生的封建宗法制度所决定的。在抗风险能力很低的情况下，家族利益就被置于首位，而封建宗法制度特别是封建专制制度更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个人权利的被忽视，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不仅统治者认为理应如此，而受损害者往往也并不觉得问题多严重，变得麻木，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时间特别长的重要原因。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之所以坚持告状，并不是因为村长打了她丈夫，她说，村长打人没啥，但是不能把他命根子踢坏了。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281页)由于人的积极性受到极大压制，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更加不被容忍。而缺乏怀疑精神就难以有所发现和创新，缺乏批判精神则难以改变强势力量的错误与缺失。
四，缺乏穷究意识与逻辑思维。中国文化对事物的认识往往停留在比较笼统模糊的把握上，缺乏无限追问的穷究意识（《庄子》、屈原《天问》中有，未发展），不注意细节的具体化与准确性，不重视通过实验证明假设验证原理。中医的“气、血、虚、实、阴、阳”等等范畴抽象，很难掌握，所以长期处于经验型状态，这是中医和实验型的西医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中国重视“道”，但基本概念往往抽象、模糊与多义，缺乏明确的范畴描绘和严格界定，难以把握，在道德伦理范围之外很难作为社会前进的思想动力资源。“器”非但不受重视，而且由于缺乏理论总结与指引，难以发展和提升。这种重道轻器的观念和“士、农、工、商”地位的排序，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古代有许多世界第一的发明，由于匠人社会地位低下，士人不屑治“器”，整个文化传统上又缺乏逻辑思维习惯和能力，不善于将技术发明或观察到的现象提炼升华成理论，举一反三。因此思辨性强的理论研究发展极为缓慢，技术进步由于没有理论支撑与指引而缺乏后劲。公元前6世纪时的《老子》以及后来《庄子》达到的哲学水平，并不比同时期的希腊哲学水平低，但后来中国哲学发展缓慢，在相对主义、辩证观念、穷究意识、怀疑精神等根本方面不但没有达到《老子》和《庄子》的高度，反而倒退。因而中国哲学不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提供精神养料与思辨方法，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精神动力。而西方哲学不断发展，名家辈出，为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资源和理论支撑。欧洲崛起首先是思想家的成功，其次才是科学家的跟进，“道”的不断深化，“道”与“器”的自觉结合，成就了欧洲和西方世界。不少人总将中国的落后仅仅归咎于对自然科学不重视，看不到哲学人文科学的停滞不前是更大的问题。僵化的头脑捆住了脚步的放开。
由于传统文化的这些严重缺陷，特别是到了清代，扼杀人性，禁锢思想，在这种文化土壤中生长的“体”，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都早已大大落后于时代，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上完全失去活力。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它已经无力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反击，而只能凭借政权的势力和人们的愚昧迷信维持往日的威严。五四先驱者明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结构性缺陷，单靠中国固有的文化绝不可能建立真正先进的社会制度“体”，必须引进新的文化素质。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恰好就是在这些根本问题上为中国扭转了方向，引进了一些外国的进步文化，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使之成为民族精神中的主导素质，使人们挺起了“中国的脊梁”（鲁迅语）。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人从此产生了自主品格与自信理念，它着重表现在两个方面：对“神”的重审意识即怀疑精神、批判意识和对“恶”的反抗精神。“神”是指一切以往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制度与人物；而“恶”则代表帝国主义和一切妨碍中国实行现代化与危害中国命运的事物。
胡适在1919年11月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指出：
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现在还是不错吗？”
(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大家这样作，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胡适文存》卷四，黄山书社1996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只不过是将传统文化从唯我独尊的宝座上推了下来，给它一个适当的位置而已。经过五四先驱者们的“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早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绊脚石的“不好”成分被剥离了出去，而“好”的成分则被拂去尘灰，并且被新的观念激活，使其得以发扬光大，为中国传统文化真正走向世界开拓了道路。由于1840年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就一直在探索体用问题，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了许多外国文化，而在所以五四以后的中国出现了三种文化并存的局面。
四，创建新“体”，必须处理好三种文化的关系
从文化史的角度审视，一百多年来中国各个政治派别的不同“主义（体）”，其实都建立在不同的文化上。一代代志士仁人始终都在苦苦探索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辛亥革命之前的全新的“体”。五四领袖人物后来在政治上的分野，有的主张西方文化，有的主张苏式文化，实质是用哪一种外来文化作为养料与中国文化嫁接，以建立新“体”。他们意识到“体、用”不能截然分开：以什么为“体”，不但会决定“用”什么，而且“用”还会进入“体”。
20世纪的中国一直存在着三种基本文化：传统文化，西方主流文化（基督教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反映了三种文化地位的消长、困惑与探索：中国究竟依靠什么文化？是依靠传统文化还是西方主流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是依靠一个，两个，还是三个都要？以哪个为主？两者或三者究竟是什么关系？概括起来就是，要什么，靠什么。几十年来这三种成分在文化整体中的比重一直不断变化。某种成分占主导地位时，社会、政治、经济、文教就无不向这个方向转变。1949年后中国基本上排斥西方文化，只强调“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典型之一就是高等学校专业化，贻害无穷。“文化大革命”彻底排斥西方文化，将中国传统文化也扫地出门。实践教育了中国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体”（体制）这个根子上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初步找对了如何处理这三种文化关系的方向：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学习以西方主流文化为代表的一切优秀外国文化，从而创建中国新文化。这是一种既不同于旧时代，不同于前苏联，又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自然也不同于文革前的新“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育出并且植根于自己的新的文化土壤。
中国有条件建设这种能够造就新“体”的先进的新文化体系，因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罕见的多基因文化。世界上比较著名的文化都缺乏中国这么丰富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的上游有三个主要部分：儒、道、佛。下游不但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而且一直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置于主导地位。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带来的文化杂交，在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过，融合各家之长是古代中华文化灿烂辉煌的一大原因。未来中国文化的总趋势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由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构成的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主流文化三种基本成分进行整合。
在创建新“体”新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接续五四的解放思想和重新评判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短短几年内就彻底扭转中国前进的方向，是因为五四先驱者解放思想，斗争矛头对准封建专制主义，打中了传统文化最落后部分的要害奴性，高扬起“立人”的旗帜，着眼于人的素质的提高，使中国人成为现代人、世界人，赶上了世界前进的步伐。五四强调重审与批判精神，重视科学与民主，是我们应当继承的根本所在。五四新文化传统最宝贵的是，对一切能够增强中国国力的外来文化都采取开放的态度，而对一切不利于中国生存和发展的传统，不论它多么悠久、堂皇、威严、神圣，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或舍弃。
春秋战国“百家”都是本土文化，争鸣为同质异构。即使质上略异，也可兼容，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是儒法兼用，百家争鸣所争主要是“用”而非“体”。五四不仅有“用”之争，也有“体”之辩。在大量引进各种“用”的同时，也引入各种新“体”，改造旧“体”。连不少“用”与已呈僵化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异质异构，矛盾具有对抗性。如果不是这种对外来“体”、“用”都开放、引进、吸收与改造的态度，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迅速壮大，仅仅28年新中国就得以建立，是不可想象的。遗憾的是五四的这一精神在很长一段时期没能继续发扬，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这两个关系都没有处理好。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与民族众多，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西方文化和我们的差距很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全盘西化”这两个极端已被历史证明都行不通。中国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抱本本主义，不搞教条主义，不追求漂亮的革命口号，以有利于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加强和最广大人民生活改善为宗旨，把各种有用的都用上，都拿来。坚持实事求是，避免走极端，多元并存，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的作用，吸收世界上一切对我有用的优秀文化成分，创造新“体”新文化。
2，发挥传统文化的基础性作用
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积极成分在创立新“体”，建设新文化特别是在道德重建中，可以起到价值观的奠基性作用。
在这三种文化成分中，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主要并不在于国籍和肤色，而在于我们从小所受的文化熏陶。为什么20世纪初期李大钊、陈独秀等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会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原来并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会冒险奔赴延安？归根结底是他们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影响，使他们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宝贵品格：爱国爱民的高度责任感，对事业的强烈进取心，对崇高目标追求不惜牺牲的精神，既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的博爱和自律精神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者，最容易接受进步思想文化，成为新“体”的积极建设者。这些年来的传统文化热，正是人们看到这个“根本”的基础性作用的反映。
如果抽取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对一些范畴进行现代阐释、转换和重构，就可以成为有用的精神资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内圣”（“修身、齐家”）和“外王”（“治国、平天下”）的文化。如果将“礼”作为一种进步的社会秩序结构，就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克己复礼为仁”就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把封建“皇权”改成进步社会制度，把“圣贤”改成具有榜样作用的高度道德水准严格自律者，就能找到儒学和新时代精神的契合点，许多论述就可以成为建设新文化的养料，在道德理想和人文关怀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为人们新的精神家园提供一片滋养生长的土地，成为社会稳定进步的精神核心成分，为人们的道德自律和积极进取树立一个崇高的价值取向。
不过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
一是不要把儒学当作救世良方。
20世纪20年代初期，人们对辛亥革命后的现实感到失望而寻求新的出路时，大部分人将目光投向西方和俄国，一些学者希望通过对儒家思想进行局部改造，使它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灵魂。从被认为在新儒家思潮发展中具有开山地位，长期从事乡村建设活动，倡导“新孔学”的梁漱溟；到致力于发掘儒家思想中具有现代积极意义，着眼于对中国人价值观重建，被认为是新儒学奠基者的熊十力；再到对中、西哲学都有精深研究，主张多多介绍、吸收西方哲学以改造中国哲学的冯友兰。他们都注意到必须吸收一些西方思想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但是由于他们对传统儒学结构性缺陷的认识不足，加上对当时中国社会矛盾认识不足而对现实的疏远，尽管他们在理论上确有建树，但是停留在了学理化、学院化。因此并不为救亡意识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所重视，甚至在大学中也很难找到知音，在文化水平低而迫切要求改变现实的广大群众中就更没有影响。儒学本来是比较通俗实践性很强的学说，所以新儒家从效果上看是在倒退。民族危机引发了儒学的信任危机，导致了旧儒学的分崩离析和新儒学遭到冷落。历史证明儒学不可能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思想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海外华人新儒学学者的研究成果被介绍进来，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使某些学者产生了错觉，认为儒学是他们实现现代化的主要精神动力。这种说法并不被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多数学者认可。有些中国学者甚至认为建立在儒学基础上的中国文化将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主导文化，这种观点在90年代中期达到了顶点。儒学能否为现代中国走向世界提供精神资源，传统儒学与现代精神的主要契合点究竟在哪里，它能在哪些方面以怎样的形态存在下去和发生影响，为此它需要进行哪些新的诠释、转换与重构，这些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打个比方，儒家思想是一副有滋补养生功能也能治疗某些疾病的好药，但是不能救命。
二是要正确发掘易学、道学和佛学中的积极成分。
《周易》的宝贵价值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代表的积极进取、严格自律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数千年挺立于世界不倒的精神支柱。二是以阳爻和阴爻组成的卦爻系统为代表的对立统一思想和思维方式。三是后世出现的太极图（阴阳鱼）上永恒运动，相辅相成，从不平衡到平衡与追求和谐圆满的思想。因此《周易》对道德重建、提高全民族思维水平以及追求正确的和谐与稳定，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但是《周易》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东西，虽然它具有概括力很强的某些思想，不过比较朴素、粗糙，不可能高于一切，更不能将其神秘化，似乎它已经包含了解决一切难题的秘诀，或者牵强附会地将一切现代重大发现都说成是它早就解决了的。对《周易》的继承重点应当着眼于变革精神与辩证的思维方式上。
道学是个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的宝库。应当剔除迷信成分，抛开门户之见，吸收各家之长，实事求是地从人文精神和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去认真发掘道学精髓。体现在《老子》和《庄子》中的道学思想的精华是：1反对僵化绝对的相对意识，2主张变革的运动永恒观念，3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4表现为贵无、贵柔的以柔克刚以小胜大的思想。如果说在文化重建方面儒学在道德层面可以发挥某种奠基作用的话，那么在哲学层面这种作用显然非道学与《易》学莫属。在道学研究中也要防止过于强调“本家”、忽略别家作用的倾向。所谓“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国际研究公认：‘道’将是21世纪的‘世界指导原理’”（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4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等都过于夸大。
在中国古代各种思想影响中，佛教和佛学的影响仅次于儒学，所以通常的提法都是“儒、释、道”，我主张提“儒道佛”。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佛学研究远远落后于对儒学和道学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佛教史研究上，佛学理论的梳理、阐述、转换明显不足。在人们心目中佛教似乎就是烧香、拜佛、许愿、还愿，祈求菩萨保佑，几乎等同于迷信。实际上佛家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中做出过重要贡献，儒家和道家都曾经从佛教中吸取过大量营养。佛学中的1为善理念、2平等意识、3超脱观念、4觉悟与“修炼”等思想，不少辩证的范畴与方法论，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佛学研究的滞后，与佛教典籍数量巨大而主要代表作一般人不容易弄清楚有密切关系。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从主要典籍中编录出一个能够代表佛学精华的摘编本来，并对佛学的基本理论和具有现代积极意义的观念与范畴，作一个简明扼要的梳理。
3，积极吸纳进步西方文化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以严格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缺乏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平等、民主、自由、竞争、创新等重要的精神资源，而这些正是西方主流文化的优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伟大成就，和正确对待西方文化，吸取其一切对我有用的积极成分有重要关系。不但在许多经济制度上，就是在政治制度方面，比如制定众多法律和一些行政管理制度，也借鉴了不少西方文化中的成功经验。
在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对待以西方主流文化为代表的世界进步文化，最容易触及“姓‘社’还是姓‘资’这根“体”的神经。尤其是涉及政治体制，更加敏感。还是要从“用”着眼。对于那些具有普世价值，对我有用的，就拿来，在实践中检验、完善或者剔除。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中，比如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公平正义等，和一些发达国家的追求有共同或相通之处，他们的成功做法就值得借鉴来“用”，为中国的新“体”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有些问题是早晚必定要触及的，现在有些社会问题正是由于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而西方文化中有些成熟做法就可以为我所“用”，从而充实与完善我们的“体”。
4，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文化中的尊重最广大民众意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改造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和剔除西方文化中的不健康因素，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地域辽阔、人口庞大、民族众多、经济落后、外部环境复杂，需要这种能够体现全民利益和保持国家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文化，作为全民族的精神支柱。
20世纪中国社会同时存在三种文化成分是历史的选择。一些极端者不是彻底否定这个，就是彻底否定那个，或者二者都基本否定，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能够代替一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革命”面貌出现的教条主义排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果马克思主义文化自身也受到了严重损害。1976年以后发生了极大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文化大举进入和传统文化的大发展，都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的。
20世纪中国的历史表明，这三种文化成分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对其中任何一种的忽视都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损害。这是因为这三种文化成分各有其特殊价值，它们的互补性决定了各自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角色必然性。能否正确对待另外两种文化，也是这种文化自身发展甚至生存的重要条件。
在21世纪中国新“体”建设中，三种文化并存的格局不会改变，但其比重、具体角色可能有些调整。马克思主义文化会进一步中国化，继续发挥全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核心作用，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将会继续淡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则在价值观、人际关系、社会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继续起到精神家园的基础性作用。西方文化的积极成分会随着改革深化而进一步增加。三者不断取长补短，融合成一种新“体”新文化。
5，继续清除封建专制主义，建立自我净化机制
几十年来我们遇到的困难中不少都和封建意识有关。在许多人心目中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封建主义至少基本上已经铲除。人们往往对资本主义怀有极大的警惕和仇恨，而对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的严重危害性与顽固性缺乏认识。其实土改只不过改变了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属于经济基础。而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和观念形态，彻底清除它的影响，欧洲用了三四个世纪。1949年以前封建主义常常以“国粹”面貌出现，在那以后它往往以“革命”的姿态教训人，迫害人，而现在有时则端坐在“国学”的庄重大伞之下，“弘扬”传统文化。我们在官本位、长官意志、权大于法、有法不依、形象工程、掩盖矿难等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封建专制主义的身影，甚至有些人名片头衔后括号标出“某某级”，讣告中还要特别注明“享受若干项某某级待遇”。可见等级多么重要！
建立并不断增强中国文化中的自我净化机制，是建设新“体”的一项根本性任务。缺乏自我净化机制是中国自古以来多方面的“尊独”现象造成的传统：政治体制是“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思想学术上是“独尊儒术”，考试制度是四书八股一统天下。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富有活力、具有强大自我调节能力的机制，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体”。这种机制不仅表现为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他律）和全民性的自觉道德规约（自律），还应该具有文化自我净化的空间，在表现与竞争中互相促进与制约。
总之，有用的体才是好体。无数有益的“用”，集合在一起，就成为优秀的“体”。因此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优秀的“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央指出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个初级阶段时间很长。从温饱到小康，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一直在踏踏实实地朝前走。这种目标坚定性和实现阶段性相结合，体现的正是不断解放思想，寻找适合的“用”的过程。我们下一步的思想解放，就要这么继续走下去。
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给整个社会造成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越迟进行，改革成本就越高。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广泛存在而被种种原因掩盖的社会问题，说不定会由于一些本不起眼的小火星引起大爆炸，甚至发生链式反应，造成巨大的海啸式社会冲击波，对全社会带来严重伤害。那时反而会更加被动，并且付出高昂得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心理代价。因此一定不能再拖，尽快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改革效益。可以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渐进式。事实证明，只有渐进式改革付出的社会成本最低，带来的社会振荡最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持续增强。这样可以逐步积累政治改革成果，使人民不断加强对改革的信心。而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休克疗法所带来的长期社会动荡和经济滑坡，也从反面证明了渐进式改革的低成本高效益。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正视现实，争取主动，逐步进行。可以分成若干阶段，从初级阶段改起，逐渐积累成果与经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完善。只有真正想改革，才有决心进行真改革。只有承认改革的阶段性，才有具体做法的可操作性。只要把目标的坚定性、实践的阶段性和操作的可行性结合起来，政治体制改革就能够实现付出成本最小化而获得成果最大化。
解放思想，从“用”开始！
主持人：
周先生以“体”“用”之争作为切入的视角，简明梳理了“体”“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源流和在近代史纷繁复杂的风云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讲到当下我们所关注的现实文体，最后提出了自己对于建立一种新的“体”的学术之见。说实话，我感觉这实在是一个不太好讲的题目。周先生是个学者，也是以敏锐的学术视角来阐述“体”“用”在学术思想和国家政治范畴中所具有的理论意义与价值，并不能同解决现实问题划等号。简言之，邓小平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际上是对“体”“用”一种很实际的诠释。“体”与“用”可以是一个矛盾体，也可以成为一个和谐体。“体”要用“用”来检验，“用”也得靠“体”来正名。党中央提出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其实都是在积极努力推进“体”与“用”达到契合。我想，我们的这样一个祝愿是共同的，即祝愿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祝愿人民安康幸福！
最后，让我们感谢周先生的精彩演讲。（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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