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演讲时间：2007年11月25日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哲生先生，大家欢迎！
我想先问一下，听说过丁文江这个名字的朋友请举手。只有几位。看来我们对丁文江所知甚少。
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领域有着巨大贡献，被视为该学科的祖师爷。他筚路蓝缕，与他的早期同事们一起，在中国创立了这个新学科，他自己也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学者。胡适早在1922年就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
丁文江同时还是个人文学者，他与当时京城文化圈的一些核心人物，如蔡元培、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相交甚厚，甚至有的成了毕生的朋友。上个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有过一场关于“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一些五四时期的著名知识分子都“卷”了进去。论争的一方主角儿及发起者，就是丁文江。今年是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欧阳教授刚送了我一本林任申、林林合著的《丁文江传》，封面上印着这样一句话，“一个不该忘却的名字，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有请欧阳教授主讲“丁文江的一生及其评价”。
主讲人：
今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科学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丁文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在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特别是地质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丁文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具有前瞻性的科学眼光、百折不挠的科学进取精神、与国际学术界密切交往的宽广胸怀和取得的重大科学成就，而且他有着一股强烈的科学精神、人格魅力和热情扶持青年、善于管理的领导能力。
丁文江的一生（1887——1936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的求学时期（1887——1911年），从他幼年在私塾开始阅读中国传统经籍开始，到1902年赴日本留学，再到1904年赴英国留学（斯堡尔丁中学、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在学业的发展过程中，他逐渐确定了自己的治学志趣和专业选择——动物学、地质学。第二阶段是他的事业拓展时期（1912——1926年），他先后担任南洋公学教师（1912年）、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地质科科长、地质研究所所长（1913年）、地质调查所所长（1916—1921年）、热河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21—1925年）、淞沪商埠总办（1926年5月—12月）等职。他在地质研究和调查、煤矿经营、社会政治活动领域一显身手。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所做的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奠定了基础；最受人非议的是他出任孙传芳治下的淞沪商埠总办一职，给他的政治前途蒙上了沉重的阴影。第三阶段是他的事业平稳发展时期（1927——1936年），从他避居北京、大连，研究、整理《徐霞客游记》，到他重返地质调查所赴西南进行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再到接受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研究教授的聘任（1931—1934年），最终倒在中研院总干事的岗位（1934年5月—1936年1月）。他在经过短暂的人生低谷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学术岗位，受聘北大研究教授、中研院总干事，当选中研院评议会评论员，标志他的学术地位获得了最高承认。就丁文江一生发展轨迹来看，地质学研究、调查、经营与教学是其主要的职业性工作，正是因为他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巨大努力和发挥的正确引导作用，中国地质学很快挤身于世界先进水平。
丁文江去世后，1936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由翁文灏倡议，决定设立“丁文江纪念基金”以奖给对地质工作者有特殊贡献者，该奖从1940年至1948年间已颁发5次。1939年3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经陶孟和、李四光、胡适等提议，决定设立丁文江奖金。根据丁文江奖金章程规定，此项奖金给予对自然科学研究有新的贡献者。 1947年 6月，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决定，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址更名为在君纪念馆。这些纪念基金、奖金的设立，既是科学界对丁文江科学成就的高度认可，也反映了科学界对丁文江的深切怀念。
丁文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一生的活动和研究涉及地质学、动物学、地理学、政治、军事、少数民族语言等，在他涉足的每一个领域，他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或有其骄人的成就，或有着重大的影响。今天我们评价丁文江，困难的不在于把握他的某一项具体的成就，实际上在他工作的领域都已有后来者超越了他。在科技史上，丁文江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存在。他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局限，如在军阀孙传芳治下担任淞沪商埠总办，亦不再需要我们去作更多地辩解，他同时代的人已有足够的历史解释。我们之所以有兴趣继续探讨这样一位科学人物，是基于对他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所树立的科学典范的纪念，是对他所树立的一种科学精神——丁文江精神的怀念。同时，丁文江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本文试图全面地探讨他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地位。
迄今为止的丁文江研究，先后有三本引人注目的著作：第一本是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约十万字，它是现今所存最有价值的丁文江传记，作者与传主两者之间存有亲密的私人关系，因而胡适可以将自己多年与丁文江直接接触的“经验”，带入这本传记。胡适一生只写作了这一部当代人物的传记，足见他对自己与丁文江情谊的不同寻常的重视。第二本是美国学者夏诺蒂·弗思（另一中文名傅乐诗，Charllete Furth）所写英文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这是第一本西文的丁文江研究著作，它侧重于讨论丁文江的科学思想、政治活动与中国新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丁氏在科学领域的成就则很少论及。第三本是谷小水的《“少数人的责任”——丁文江的思想与实践》，它主要探讨丁文江政治思想及其活动。另外，还有六本著作亦值得一提，第一本是《丁文江这个人》，主要收集了胡适、傅斯年等在《独立评论》、《中央研究院院刊》发表的有关纪念丁文江的文字。第二本是王仰之的《丁文江年谱》，这是现今唯一的一本丁文江年谱，篇幅虽短，但毕竟大致勾勒了丁氏一生的轮廓。第三本是Magnus Fiskesjo and Chen Xingcan,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nr and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英、中文对照本)，主要展现安特生、丁文江在中国史前史的考古工作中的合作关系及其成就。其它三本是有关丁文江的传记，它们是：丁琴海的《丁文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宋广波的《丁文江图传》（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林任申、林林的《丁文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丁文江的生平事迹及其科学成就，理解丁文江的科学精神及其思想，提供了便利。
一、 一个高级学者的知识准备
丁文江诞生在一个富绅家庭，故其童年有机会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史基础。据其兄丁文涛回忆：“亡弟于襁褓中，即由先慈教之识字，五岁就傅，寓目成诵，阅四年，毕《五经》、《四子书》矣。尤喜读古今诗，琅琅上口。”“于塾中课业外，常浏览古今小说，尤好读《三国演义》。” “六七岁后，即阅《纲鉴易知录》、续读《四史》，《资治通鉴》诸书，旁及宋明诸儒语录学案，每毕一篇，辄系以短评。于古人，最推崇陆宣公、史督师。又得顾亭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夷待访录》，王船山《读通鉴论》，爱好之，早夜讽诵不辍，重其有种族观念也。”
显示丁文江早年的才学和志趣，是他的两篇作文。一篇是在十一岁所作《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首尾数千言，汪洋纵恣，师为敛手，莫能易一字也。”一篇是在十五岁时赴泰兴县城应知县龙璋面试所作《汉武帝通西南夷论》，阅卷的龙璋“大为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
不过，对于传统的教育，丁文江本人似不太满意，这可从他在中年以后对传统教育忽视体育运动和他对自己的教师的批评可以见证。他在《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一文中提到：“三十年前受教育的青年都是在旧式私塾里读书的。不特一切的新式运动完全没有梦见，而且受了‘规行矩步’的影响，终年不肯劳力，因此‘书生’变这全国最‘文弱’的阶级。”“我十六岁以前没有步行到三里以上，学地质的时候才努力学了走路。”“教我书的先生是一位名贡生，但是他写封普通信札，还不如现在的高中毕业生写得流畅。”传统私塾教育忽视体育运动，这是人所共知的通病。教书的先生写不通信札，则应属个别案例，可能与泰兴县当时教育的不甚发达有关。
丁文江赴日留学仅一年半多时间，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生活，我们现可依的材料甚为稀缺，故不得其详。丁文渊提及其兄在日本东京过着那种留学界“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未正式进学校学习专业。丁文江本人在《中国学生》一文中谈及学习日语的经验，声称“一个聪明的中国人在通过三个月的学习后阅读日语没有任何困难”，这应是他个人的经验之谈，否则他绝不会如此武断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一文中对自己的留学生活略有提及：“我第一次看见中国地图是在日本。”“我第一次学几何的时候，只觉得教员讲的一个点，一根线，是一种毫无意识的举动。”显然，他是应进入了学校读书。留日生活是丁文江人生经历的一次重大转变。他学习了第一门外语——日语，对日本社会文化有了真实的体验和观察。他开始接触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为自己进一步深造做了初步的准备。
丁文江留学英国七年（1904——1911年），其中在英国东部司堡尔丁（Spalding）的一所中学读书两年（1904——1906年上半年）。在剑桥大学学习半年，“选习的大概是文科”；赴欧洲大陆游历半年（1906年下半年——1907年上半年）。关于这一年的学习情形，与他同伴的李毅士有所提及：“他在剑桥大学时，受了名师的指导，于英文一项，竟告完成。他的文字居然于这个时期在一两大杂志里发表。至于他在大陆上居住，不特使他对于欧洲政治的观察有了长进，又使他的法语可以谈话自如。”在葛拉斯哥的工科学院预备报考伦敦大学医科一年（1907年夏至1908年初）、在葛拉斯哥大学三年（1908——1911年）。在葛拉斯哥大学，丁文江主修为动物学，副修为地质学、天文学。该校档案馆现今仍保留丁文江在校学习的学业档案，并在网络版收藏简介中特别说明这一点。检索该校的《学位与奖学金名单》（Degree and Prize List）可见，丁文江在大学时期的学业成绩优异，在动物学（Zoology）：1909年夏季学期(Summer Session)获奖章（Medal）和一等证书（First-Class Certificate，仅一名），另一学年按学业成绩（In order of merit），获二等证书（Second-Class Certificates），排在第14位（共21位，其中一等证书10名）。地质学（Geology）：一次获奖章(Medal，仅一名)和一等证书（First-Class Certificate，排列第一，共12名），一次获一等证书和奖章、欧华奖（Medal，Cowia Prize）的唯一获得者。天文学（Astronomy）：先生获一等证书（First-Class Certificate）。关于自己的留英学习生活，丁文江后来略有提及：
当前清光绪末年考留学生的时候，以人情得着官费的大概在一半以上。当时规定私费学生能够考进外国大学的可以递补官费。我考进了大学，而且几次考得第一。但是始终没有得着官费。同时有屡次入学试验不及格而补得两个官费的人！
这段简要的回忆文字，除说明他未得官费一语不太确凿外，其对成绩的说明与该校保存的材料完全一致，表明丁文江当时确为该校的一名优秀学生。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的留学热中，虽有大批青年学子跨出国门，或留学日本，或留学欧美，但真正学有所成者并不太多。像丁文江这样学业成绩优异者，可谓凤毛麟角。
留学期间，丁文江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学业和学术训练，几乎没有阅读一本“国书”。所以丁文江在《重印徐霞客游记及新著年谱序》中交待：“余十六出国，二十六始归，凡十年未尝读国书。”踏上祖国的土地，即经前辈叶浩吾指点，他开始搜购《徐霞客游记》，以一个受过地质学、地理学训练学者的特有的眼光研读此书。以后，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书和在北京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从事科研和教学中，他的治学兴趣继续拓展，他的知识、思想渐次进入一个新阶段。之所以出现这种发展，主要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是他与梁启超、张君劢、蒋百里、徐新六等一批新朋友的结交，对他的治学兴趣向社会政治方面，甚至军事方面发展，应有极大的影响。第二是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与胡适等北大新派教授的结识，对他参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第三是罗素在华的讲学活动及其思想引导，对丁文江的思想发展，有很大的牵引力。“五四”前后，丁文江在人际关系、社会活动和思想言论等方面，都明显地突破了地质学专业的圈子，朝着更为广阔的学界、政界方向发展。但其据以作为立身之本的仍是本职的地质工作和专业的知识背景。我们从他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发表的《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一文所开列的参考书目，可以看出他的阅读兴趣及其范围， 这是一份内容广泛的书目，除了动物学、生物学涉及其丁所学专业外，其它如物理、化学、科学历史与方法、心理学、哲学中的知识论等领域的著作，都属他自修的范围，实验主义哲学家皮耳生、詹姆斯、杜威和其他哲学家罗素、柏格森的著作，应是他新近阅读的著作，这与张君劢、胡适等人的交往有密切关系。丁文江的科学、哲学的素养与时俱进，保持跟踪知识界前沿思想动向的态势，这是他的一大优势。
丁文江在语言方面是一个天才。他精通英语，可以熟练地运用英语写作，且有数量较大的英语文章发表；日语、德语、法语亦能运用，其中德语亦可写作。他对自己的英文水平颇为自信，1930年12月9日为编辑中国太平洋关系协会的“中国文化讨论会”论文集，丁文江致信胡适，对几位与会者提交的英文论文所存的语病问题毫不客气地提出了严厉批评：“莎菲把所有的文章都给我看过了。除去孟和、元任、济之、曾小姐四篇我没有细看外（因为陶、赵、李的文章应该拿得出。小姐的大作人家可以原谅）。此外都有许多毛病：蔡先生的是utterly unreadable，朱桂荦的illogical disconnected □，农山的是full of grammatical mistakes，叔永的是shallow or corner place in thought,childish elusion。”丁文江对自己的英语水平颇为自负。
丁文江有着良好的中文修养，中文写作除政论外，还喜爱古律诗歌创作。傅斯年谈到丁文江的文史爱好，亦有趣论：“偶与在君谈中国诗，他极不欢喜选学派的诗，这是必然的。他欢喜杜诗，这也是想象得到的，他很喜欢苏诗，能成诵的很不少。我听到他爱苏的话，恰中我的意思，我说，“苏诗真是气象万千，没有人像他这样多方面。”他说，“唯其如此，专就一格论诗是不当的。”他对于文词既不喜那些小品的风趣，也不爱排架子的古文。他很不佩服韩退之，说‘韩文蛮不讲理’他很崇拜柳子厚。他在英国学会了Recitation，一次北大聚乐会中手舞足蹈的把杜诗《兵车行》照样一扮，大家大乐。”丁文江留下的诗词中，像《麻姑桥晚眺》、《嘲竹》因其明白晓畅、寓意深邃在学界流传甚广。
众多名家对丁文江的赞扬，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是他有着极好的专业训练背景，这从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业成绩可以得到印证。第二是他的外语造诣。像丁文江这样有着英、德、法、日语四门外语修养的学人，在当时并不多见，能运用英语在英、美等国学术刊物发表数量较多的论文更属罕见。丁文江对自己的英语功柢也颇为自信，我们从他在处理陈衡哲编辑的《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稿件时，对蔡元培、陈衡哲、任鸿隽等人文章的批评口气中看得出来。第三是他有着广泛的阅读兴趣，知识面宽广。举凡生物学、物理、化学、人种学、心理学、哲学、科学史及其科学方法等书，他均涉猎；特别是对罗素、威尔士、金斯、赫胥黎这几位英国名家作品，他有着特殊嗜好，这实际上也表现了他个人的思想抉择。第四是他具有中国文学修养和流畅的中文写作能力。他撰写的《动物学教科书》、《徐霞客先生年谱》等著作行云流水一般的文字、他畅快淋漓的时评政论、他逻辑严密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文字，他留下的脍炙人口、寓含哲理的诗词，都表现了他有着一般科学家所不具有的中文修养，这给同时代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丁文江是按照一个大家所需要的知识结构来塑造自己，并为自己的学术前景做出规划。正像他在生活上对自己有着极其讲究、“欧化最深”的一面，对家庭、对朋友是一位“理学大儒”、“模范的人格”，在知识背景和文化技能的准备上，他亦是有意识地、自觉地朝着建构自己科学化的知识大厦而努力。
二、 中国近代地质事业的开拓者
中国科学在近代处于落后地位，这样一种窘境迫使中国向欧美、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学习近代的自然科学，逐渐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是总的历史趋势。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各个学科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有的学科因有得力人物，其成长速度较快，率先达到与欧美学术界并驾齐驱的水平，地质学即属于近代中国走在前列的一门自然科学。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上，它是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建设成为接近或在某些领域达到与欧美国家具有同等水平的一门学科。而为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当然不是一二人奋斗的结果，黄汲清在《我国地质科学工作从萌芽阶段到初步开展阶段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一文中，列出华蘅芳（1831—1902）、潘松（生卒不详）、周树人（1881—1936）、王笼佑（1879—1958）、张相文（1867—1933）、邝荣光（生卒不详）、章鸿钊（1877—1951）、丁文江（1887—1936）、翁文灏（1888—1937）、叶良辅（1894—1949）、李四光（1889—1971）、杨钟健（1897—1978）十二位地质学家所做的三十项名列第一的开拓性成就，其中丁文江就占了七个第一，它们是：第一任地质教学机构即“地质研究所”的所长、第一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第一位发表地质矿产调查报告的学者、第一位远征边疆的学者、第一位进行煤田地质详测并拟定钻探计划的学者、第一位发表中国矿产资源论文的学者、第一位发表《矿业纪要》的学者。黄先生认为，在中华民国成立前，虽有一些学者“多少写了一点有关地质学的文章或做了一点地质工作，但为期甚短，影响不大。严格地说，我们把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人作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第一代地质学家，似乎也是名正言顺的。”如从传统功名的获得来看，李四光的资历亦早，1911年在清朝的最后一班留学生考试中，李获得“工科进士”，进入地质学界的时间李虽晚于章、丁、翁三位，但他对北大地质系的学科建设和中研院地质研究所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关于丁文江对中国地质事业方面的贡献，黄汲清先生在《丁文江选集》序言中按地球科学的分枝系统，从地层学，区域地质、地质图及地质测量方法，矿床学、矿业及业务，中国的造山运动，古生物学，地理学，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八个方面对丁文江的成就做了颇为系统、精当的总结和评价，其他学者亦有不少的评论和回忆。黄先生从丁文江逝世时发表《丁在君先生在地质学上的工作》一文，到1947年6月与尹赞勋等负责编辑、整理、出版《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再到1990年与潘云唐、谢广连合作编辑《丁文江选集》，可以说对丁文江地质文献整理做出了特殊贡献，对丁文江地质学的成就亦如数家珍。黄先生是丁文江的学生和助手，追随丁多年，本身又是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家，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对丁文江地质学成就的总结和评价，自然也最具有权威性。
胡适在评论丁文江对地质学的贡献时别有所见，他以为：第一、“在君的最大贡献是他对于地质学有个全部的认识，所以他计划地质调查所，能在很短的时期内树立一个纯粹科学研究的机构，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步发展的领导中心。”“在君的第二个最大贡献是他自己不辞辛苦，以身作则，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模范”。“在君的第三件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真诚爱护人才，热诚而大度的运用中、外、老、少的人才。”胡适的总结，则是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丁文江对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所发挥的领导作用。
这里我想从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史的角度，对丁文江在提升中国地质学的国际地位所做的特殊贡献，再谈谈一些看法：
第一、 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地质研究机构——地质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地质专业人材。
1913年1月，丁文江进京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他担任这一职务，主要得力于时任矿政司司长的张轶欧，胡适称“他是一位有远见的人，认识地质学的重要，在君和章鸿钊、翁文灏，都是他先后邀到工商部去的。张轶欧的计划是要办一个地质调查所。”可见，张轶欧是民国初年矿政业的一个关键决策人。但设立“地质研究所”之议，最早出自章鸿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章氏即任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政府迁至北京后，章仍任该职，他在任内草拟了一份《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主张政府大力开展全国性地质调查，建议创办“地质研究所”。据章后来自述：“当局举棋不定，异议蜂起，予苦之，藉故它去，后改任农林部技正，而工商部之地质事务亦即委之丁文江矣。”
成立地质研究所的转机是在丁文江上任以后，“他利用了北京大学停办地质门的机会，把北京大学地质门原有的图书标本借了过来，由工商部开办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来称为地质研究所。”先后进入该所任教的有梭尔格（1913年）、章鸿钊（1914年）、翁文灏（1915年）等。1913年7月1日招生，10月1日开学，招收学生“正取学生二十七名，备取学生九名”。 其中来自江浙的学生如叶良辅、徐韦曼、徐渊摩、李学清、周赞衡，皆为南洋公学的学生，他们报考地质研究所，显然是受到丁文江的影响。第一批学生于1916年夏毕业，其中十三名学生进入地质调查所，从而改变了此前地质调查所是一空架子局面，使其工作得以真正开展。
在创办地质研究所及其教学过程中，丁文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他为该所拟订的《试办地质调查简章》、《地质研究所章程》，到地质研究所招生时，他亲自起草《工商部地质研究所招生广告》；从担任“古生物学”及“地文学”课的教学，到带领学生赴野外进行实习考察，丁文江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对于他的教学，时在地质研究所学习的朱庭祜回忆：“丁由云南回到北京，在地质研究所兼授古生物学及地文学。同学们对他的印象是：1．记忆力相当好，对很难记忆的古生物名词，记得很熟，讲解时没有发生错误；2．科学知识很丰富。教地文学是要分析宇宙间一切自然现象来推论地球历史如何发展的，他讲起来左右逢源，还要讲一点天文和气象知识，以为野外工作如测量地形及方位等方面之用。当时国内各种科学均落后，多学一些与地质工作有关的科学，是有用处的。”朱庭祜的这篇回忆发表在1982年，当时对丁文江评价多少似还有所保留，但朱氏不在乎这些，以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实事求是地论断丁文江早年的科学工作，反映了丁文江确有超越时空的人格魅力。
地质研究所在中国地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前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虽于1909年设立地质门，并招收学生，但因地质门是一冷门，报考学生甚少，只招到3名学生，“其中王烈先生是国内本科大学学习地质并从事地质专业的第一人”。北大地质门于1913年暂时停办。地质研究所的诞生恰好填补了因北大地质门的停办而出现的真空，且在招生规模上远远大于北大地质门，在教学质量上也明显高于前者，故地质研究所虽只办一期，但其地位与作用不可低估。
第二、 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地质调查机构——地质调查所，并在该所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
在经费方面，丁文江初任地质科科长时，苦于没有资金，无法开展地质调查。1913年10月张謇、刘厚生就任农商部总长、次长，他俩“依照张轶欧的计划，用种种方法筹到五万元一笔款子，作为地质调查所的开办经费”，解决了地质调查所的创办经费问题。1916年以后每年由农商部拨给常年经费68000元（实际仅发420000元），经费数额虽与远不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但毕竟有了稳定的经费来源。在机构设置方面。据1916年10月24日大总统批准的《地质调查所章程》，该所设立地质、矿产、编译三股，1920年改设总务、地质、矿务三股和陈列馆。在人员配置方面，建所之所编制为：所长1人，股长3人（其一以所长兼任之），技师6人，调查员12人，测绘员3人，事务员1人。故初期人数不过25人。1920年人员不超过30人。在学术刊物方面，1919年创办了《地质汇报》，每年至少出版一期，主要发表地质调查所学者撰写的地质调查报告，“报告以中文为主，惟纯科学论文则得用英文或德文、法文，洋员报告也得用西文；凡重要报告用中文者，出版得用西文著简单的摘要；用西文者，其摘要用中文附刊于原文之后；凡地图地名均用中文著报告者，认为必要时得酌量参加西名。”同年，创刊《地质专报》（分甲、乙、丙三种），甲种发表区域地质或专题研究报告，以英文为主，附中文节要。乙种发表与地质有关的记述或研究报告，以中文为主。丙种为历年之矿业统计，即《中国矿业纪要》。1922年创刊《《中国古生物志》等。这些学术刊物为地质调查所同人的学术园地，也成为外界中国地质学成果的窗口。在对外交流方面，建立了与国外同行交流、联系的机制，先后聘请了安特生J.G.Andersson》、赫勒(T.G.Halle)、丁格兰(F.R.Tegengren)、葛利普(Amadeus Willians Grabau)、步达生（Davidson Black）等来所任职或访学，这些外国专家的到所，给地质调查所带来了国际上同行的最新动态，同时双方的合作研究也给地质调查所增添了新的创造活力。在图书购置方面，建所之初即建立了专业性的图书资料室，大约有书刊400册；1919年丁文江利用赴欧美考察之便，从国外又购回了大批书籍，但因当时没有空间放置，致使这些书籍没有开箱。1920年地质调查所发起募捐，在兵马司9号建筑图书馆，得到了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实业家袁涤庵以及开滦煤矿公司、中兴煤矿公司、福兴公司等机构和个人的赞助，捐款数量约有3.9万元，1921年7月图书馆落成。可以说，在经费筹措、机构建设、人员编制、学术刊物、对外交流、图书仪器诸方面，丁文江任内均已奠定了基础。
作为地质调查所的领导者，丁文江注重造就良好的所风。1916年7月14日在地质研究所首届学生毕业典礼上，丁文江告戒大家：“第一，不可染留学生习气。”“第二，不可染官僚之习气。” 这些学生在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后，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地工作，成为该所骨干力量。1919年丁文江为《地质汇报》作英文序时首先引用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中国》第一卷上的一段话：“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然后他反驳说：“现在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丁文江以地质所工作人员的实绩推翻了李氏傲慢的结论。
第三、 极引导中国地质学界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使中国地质学研究渐次在国际上渐次占有一席之地。在拓展国际学术交流方面，丁文江以身作则，做出了表率，这方面他引人注目的动作：
（1）积极聘请国际上知名的外国专家、教授来华教学与研究。胡适曾说：“在中国地
质调查所的历史上，有好几位外国学者的重要工作，重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古生物学的葛利普，是不用我重述了的。此外，如德国学者梭尔格，如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如法国学者德日进（Teihard de Chardin），都曾为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地质调查所主持提倡的史前考古学，做过重要的工作。其中当然要算安特生先生最有贡献，他不但做了重要的地质矿产的调查，并且发现了河南‘仰韶的石器陶器’和他处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中国史前考古学划开一个新时代。德日进先生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和研究，都曾有重要贡献。”胡适提到的这几位外国学者，如德国专家梭尔格，是一位不易相处的人，但丁文江“虚心的请教他”，结果两人“变成功极好的朋友”。哥大教授葛利普是丁文江专门从美国请来的。安特生在中国考古事业的成功，与丁文江的密切合作和大力支持，有着极大的关系。可以说，丁文江不仅独具眼光请到外国真正有科学研究能力的专家，而且善于利用他们的才能，发挥他们的专长。与此同时，中国的地质学会活动亦邀请外国专家或同行参加，“1920年前后，在北京的地质人员创立中国地质学会，丁实主持之，京内外各地的外国人对研究中国地质有兴趣的也都可参加。”这自然大大加强了中外地质学界的交流与联系。
（2）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欧美学者直接对话。国际地质学会（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于1876年成立，187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第一届大会，1906年在墨西哥召开的第十届大会和1910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十一届大会，清朝责令中国驻当地的外交人员出席会议，所以在前十二届大会均无中国地质学者出席会议，更不用说提交论文。第十三届于1922年8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翁文灏代表中国官方出席会议，丁文江虽未与会，但委托翁文灏向大会提交了英文论文——The Tectonic Geology of Eastern Yunnan（《滇东的构造地质学》），并被会议收入论文集出版。当时在该会注册的中国会员为9人，除了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为本国人，其他6名皆是在华的外籍人士。1934年丁文江出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地质学会第16届大会，并与葛利普合作向大会提交了两篇学术论文——The Permian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f Permian Classification（《中国之二声纪及其在二声纪地层分类之意义》）、The Carboniferous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the Classification on the Mississipian and Pensylvanian（《中国之石炭纪及其在密士失必与本薛文尼二系地会分类上之意义》）。
（3）在国内外英文或其它文种学术报刊上发表论文，或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或向国外同行介绍中国的科学研究。丁文江先后在《威士特敏斯特评论》、《远东评论》、《地质汇报》、《新中国评论》、《地质专报》、《远东古迹》、《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自然》、《亚细亚》等刊发表了英文论文30余篇。为《斯文•赫定七十岁纪念册》、《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撰写了英文学术论文。丁文江的这些英文学术论文的发表，一方面向国外学术界展示了自己的成果，一方面也扩大了中国地质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中国地质学界特别是地质调查所在国际上的声誉日隆，是与丁文江及其同人积极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和在国外刊物发表学术成果有着直接的关系。
（4）积极向国外推荐、派遣中国留学生，为中国地质学界培养具有国际眼光的后备人材。据朱庭祜回忆：“1919年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他随同北京政府特派员梁启超前往巴黎。历时虽短，但认识了许多中外有名人物，美国威斯康新大学地质学系主任利斯（C.K.Leith，是随威尔逊总统到和会的）亦于此时相识。在进一步联系后，利斯表示对培养中国青年地质人才，愿予帮助，丁乃介绍其学生谢家荣、朱庭祜、谭锡畴、王竹泉先后去该系进修。又在北京与美国人宾福士（Foster Bain后为美国政府矿务局长）取得联系，得其协助，使另一学生徐韦曼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地质学系习古生物学。”周赞衡、黄汲清、李学清等在其赴国外留学或留学过程中，均得丁文江的帮助或指点，或帮助联系，或指示专业选择，或给予资助。丁文江对晚辈的提携，给这些人的学业成长提供了重要条件，使他们终身不忘。
丁文江的这些举动，对推动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它使中国地质学很快就与国际学术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地质研究能在一个国际化的环境里成长。
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事业初期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极为关键。傅斯年说：“积极方面说，他在中国建设出地质学，至少他是创造了一个可以使地质学在中国发达的环境，已可谓功在国家。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在提倡科学研究上比得上他。”李济说得更准确：“从好些方面看，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他可以算是中国提倡科学以来第一个好成绩。固然严格的说起来，他没有写很多的报告，他没有发表很多的论文；关于这一类的工作，现在已经有比他成绩更好的人，但他是开创这种风气并且使之实现的人。他的提倡科学与一般的提倡，有点重要的分别。一般所谓提倡，往往都是设一个机关，安置几个‘人’，发表几篇文章而已。他却倒转来做，先扎硬工夫。他办地质调查所，先从训练学生起，训练调查人员，先叫他们下煤矿作苦力工作，训练完了，成绩不合格的，仍是不用他们。一切的野外工作，他都领导先干，以身作则，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可以说是地质调查所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地质调查所工作的成绩，已为世界所公认了。出版物中，他写作的东西并不多；他的工夫完全消费在使这些合乎科学标准的工作继续的发展下去。”丁文江的确起到了一门学科的领导人或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三、 其它领域的学术成就
除了在本专业地质学领域取得令人称羡的成就外，丁文江在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地理学、人类学、动物学等领域，亦有开拓性的贡献，或引人注目的成就，他是我们在清理这些领域的学术成果时必须重视的一位科学家。
在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整理方面，丁文江有两项引人注目的重要成就：一是整理《徐霞客游记》和撰写《徐霞客先生年谱》。二是发掘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的科学价值。徐霞客和宋应星均是十七世纪中国杰出的科学家，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科学成就在清代却不被国人所认识。他俩因丁文江的发掘而获得“再生”，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科学复兴的主要代表。
《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1585——1641年）是明末地理学家，他一生不辞辛苦，不避艰险，在三十多年的行旅生涯中，遍访祖国名山大川，尤于西南云、滇地区考察最细。《徐霞客游记》是徐霞客根据自己的旅行实情用日记体撰就，它详尽地记载了他所游历过的各地山川、地貌、风俗、民情、工矿、市井等情况，对于我们了解明代后期的历史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该书记述西南地区的岩溶地貌，较欧洲科学家格鲁柏（T..Gruber）对斯洛文尼亚喀斯特地貌（即岩溶地貌）的考察和研究要早一百多年，其在地理学上的贡献和价值极为重要。《徐霞客游记》行世近三百年，虽有大家习用的钱牧斋那句“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乃千古奇书。”名言表彰，但据丁文江看来，并没有人真正理解“霞客的真精神”。
丁文江整理的《徐霞客游记》于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研读《徐霞客游记》有十六、七年之久，他的研读至少有两个明显可见的特点：一是多种版本参读。《徐霞客游记》是后人根据徐霞客的日记整理而成，有诸多版本流传，丁文江择其善者（叶景夔本）校订并加句点。二是他参照《徐霞客游记》，实地考察徐霞客走过的西南地区。作为一名地质学家，与一般古籍整理者校订《徐霞客游记》，自然有很大不同。洁甫则指出该书的四点特别之处：一是材料收集之多，前所未有；二是编制了徐霞客旅行地图；三是博采众长，精选版本；四是所撰年谱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
《天工开物》 宋应星（1587——？）撰著，它是我国有关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式的重要文献。此书刻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史称“涂刻本”，1771年日本据“涂刻本”出版了营生堂翻刻本，1869年法国出版了《中华帝国古今工业》的节译本，1882年德国出版的《中国植物》一书也有该书节译。丁文江发掘此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寻得日本营生堂刻本。此版本为丁文江1922年从天津罗振玉（叔韫）手中获得。丁文江遂作《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在文末称：“传既成，就正于叔韫先生，复承先生之命，以付印事商诸张菊生先生。因原刻附有和文，不宜摄影，乃另抄副本排印，加以句读，而书其始末于首，后生末学与有荣焉。”惜当时商务印书馆并未付印。直到1928年武进陶湘刻印《天工开物》三卷（陶刻本），书末附有丁文江所作《奉新宋长庚先生传》、《重印〈天工开物〉卷跋》两文。“陶刻本”的行世，使这部被湮没的伟大著作重新回到自己的祖国。论者认为：“喜咏轩丛书甲编，是我国近代研究《天工开物》的可喜开端”。二是彰显《天工开物》的科学价值。丁文江以为该书“三百年前言农工业书如此其详且备者，举世界无之，盖亦绝作也。读此书者，不特可以知当日生活之状况，工业之程度，且以今较昔，吾国经济之变迁，制作之兴衰，亦于是中观焉。”丁文江详细讨论该书的经济史料价值和思想史料价值，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该书所作的科学总结。虽然后来有学者继续挖掘该书所蕴含的价值，但丁文江的首发之功不可没也。
丁文江发掘《徐霞客游记》和《开工开物》的科学价值，表彰徐霞客、宋应星的生平事迹，其意是为了针砭现实：
今天下之乱，不及明季，学术之衰，又复过之，而青年之士，不知自备，徒借口世乱，甘自暴弃，观先生之风，其亦可以自愧也乎。
方今天下之乱，未必过于明季，交通之利研究之便，则十倍之，而学工者尝知固有之手艺，习农者不能举南北之谷种，习经济者不能言生活之指数。旧日之生产未明，革新之方案已出，故无往而不败。观于宋氏之书，其亦有以自觉也夫。
发先哲之潜幽，这样的用意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意义。地质学界以现代的徐霞客比拟丁文江，实际上也是为了表彰一种追求科学的敬业精神。
〈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国分省新图〉。为纪念《申报》创报六十周年，丁文江向史量才提议编制《中华民国新地图》以为纪念，史量才接受了丁文江这一创议。该工作从1930年冬开始编绘，参加编绘的不到10人。至1933年8月16日出版《中国分省新图》初版，同年12月出版《中华民国新地图》。整个工作“丁氏创其计划，翁氏定其体例，曾氏任其工作”。在编绘期间，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夜以继日，“无暇旁骛”，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正是该图集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编制该图集时，广泛参考了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收藏的各种地形图近8000幅，搜集了大量天文测量的经纬度相关成果，采用了1000多个经纬点，工作量之巨大自不待言。 地图出版后，学界誉之为“中国图学界一部空前未有的巨著”，“国内地图革新之第一声”，“地理学界的空前巨著”，“震动了我国整个沉寂的地学界”，“成为绝大贡献，可与世界进步之地图并列而无愧色”。在国外，被称为丁氏地图(V·K·Ting Atlas)。
地理学史家王庸在《中国地图史纲》一书中对《中华民国新地图》作了高度评价：
它是利用过去的测绘成绩，参考中外地图七千多幅，采用了一千多个经纬点，并采取适于中国亚尔伯斯双标准纬线(北纬24度与48度)投影，完成投影的坐标计算。关于地形方面，它采用分层设色法来表现，作者又在图上量算各级的高度面积。此外，又在卷首加上十幅专门性质的地图。在这一地图的基础上，另行缩制《中国分省新图》作为一般参考之用。此图曾改编印行过五次（第六次改编本未发行），不但风行一时，而且是解放以前坊间一般地图的主要依据，可以说自康乾测图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产生这一种划时代的“作品”。
不过，王庸先生认为：“当时的五万分一地形图只晋鲁豫浙四省，其他零星图幅不及全国十分之一，现在的水准纲和经纬点已较那时候增加一半。所以严格讲起来，这图还是不十分精确的。”曾世英先生还提到在印刷该图时出现的一个插曲，在商议印刷《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时出现了两种意见：黄炎培决定交日本小林又七株式会社的胶印工厂印刷，“理由是成本上当时外汇便宜，技术上驾轻就熟”。而曾世英“认为地图印刷不宜依赖外国，必须在国内自己培植力量”，主张交给中华书局的印刷厂承印。丁文江支持曾的意见，史量才亦同意曾的意见。所以，《中国分省新图》由中华书局的印刷厂承印。曾肯定中华书局印刷厂“这支印刷力量的培植应该说和丁先生的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中华民国新地图》出版后，颇受同行重视。“特别是建国以后，各方面建设需要地图参考，该图的重要性才充分显示出来。”解放初期出版的全国地图，也都注明“国界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有关部门在分析对比各种流行的地图后，认为该图比较精细，故要求出版的地图国界要以《申报地图》为依据，这可以说是对该图的高度评价。
《爨文丛刻》。丁文江在赴祖国的西南地区从事地质考察的同时，颇留意搜集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这方面他发表有《广西壮语之研究》（中、英文）和《爨文丛刻》。据丁文江在《爨文丛刻》自序中交待，“我第一次看见倮倮文是在民国三年。那时我从云南到四川，经过武定县的环州。李士舍的夫人送了我一本《占吉凶书》。书是先用硃墨写在草纸上的，以后硃字上又盖了一层黑墨，我屡次请教倮倮的‘师傅’，他们都说是占吉凶用的，但是他们只会读，不会讲。”1929年12月他在贵州大定因赵亚曾刚被害，无心做事，故“才再着手研究罗罗。一面测量他们的体格，一面搜集他们的书籍。第一部搜集到的是《玄通大书》”，其后经人介绍一位罗文笔先生，丁与他约定，“请他把他所藏的七部书全数翻译出来”，“翻译的方法是先抄倮倮文为第一行，再用注音字母译音为第二行，然后用汉文逐字对照直译为第三行，最后一行乃用汉文译意。”罗氏照丁文江的方法费了三年功夫才把七部书译完。这七部书是：《说文》（又名《宇宙源流》）、《帝王世纪》（又名《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上卷、《解冤经》下卷、《天路指明》和《权神经》。“因为要保存课文的真相，只好用罗文笔先生墨迹石印，又因为《玄通大书》的原来尺寸很大，不能再十分缩小，所以其他的书不能不以它为准，每页分上、下两页或三页，卷册未免太大一点。”此书直到他去世的那一个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丁文江所编辑的这部《爨文丛刻》出版后，对学术界有一定影响。闻宥发表书评称：“吾人对于此方面夙感兴趣者，于此贵重典籍之流传，不禁有贫儿暴富之乐。”“盖已往未有之大结集也”。“第一次正式用彝、汉文对照的形式，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彝文典籍。”著名民族学家马学良先生其主编《增订〈爨文丛刻〉》一书的序文中关于此书之价值和局限，有过这样的评价：
在少数民族语文和民族本身同样是受歧视和被压迫的黑暗时代，象丁先生这样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竟然不畏艰险，毅然深入彝族，收集整理彝文经典。在那时为保存彝族文化，到今天为发扬彝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难能可贵的。我常想，如果这部珍贵的文化遗产，当时没有丁先生的收集整理付印，仍留藏在彝族呗耄（祭师）手中，即使不毁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同化政策下，也难逃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浩劫。
《丛刻》的翻译者是贵州大定县的彝族经师罗文笔。翻译的方法是丁先生为他设计的。……这是四行对译法。至今犹为翻译的好方法。为我们研究彝族语言文字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彝文资料。但原《丛刻》本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水平，标音和译文，多有不妥之处。尤其用注音字母标音，既不准确，又不通行，因此有必要重加增订。
有的论者总结彝学的发展史时说，彝学作为一门独特学科的形成，开始于1930、40年代。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30、40年代是“艰苦跋涉的起步阶段”。“当时，以林耀华、傅懋绩、马学良、丁文江、光未然等为代表的少数立志发展彝族文化宝藏的学者，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彝区，首次进行了对彝族文化的系统考察，完成了《凉山夷家》、《爨文丛刻》、《撤尼彝语研究》、《阿细的先基》等著作，开创了彝学研究的先河，为后来彝学的发展铺下了基石。”第二阶段（1950、60年代前期）是彝学研究的基础建设阶段。第三阶段（1970年代末至现在）是彝学研究的重新恢复和发展阶段，其标志性的成果是马学良先生主持的《增订〈爨文丛刻〉》。可见，丁文江在这一领域所从事的工作，不仅具有开拓之功，而且还有启后之用，直到1980年代以后，马学良先生仍继续进行《增订〈爨文丛刻〉》，实在是对丁文江开拓性的工作的继承和发展。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工作就是主持编撰《梁启超年谱长编》。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后，他的亲属故旧为纪念“这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给后人研究评论梁启超提供基本资料，商议办两件事。一是编辑《饮冰室合集》，由梁的朋友林志钧（宰平）负责。”“二是编一部年谱，为梁启超传作准备”，此事交给丁文江负责。丁文江接受这一任务后，即着手搜集有关材料。因公开出版的梁启超著作，已交由林宰平负责整理，年谱须搜集的主要材料自然是未曾公开出版的梁启超的私人信札，这也是后来面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梁启超信札见长的缘由。4月16日丁文江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及这一情形时说：“连日为任公年谱事极忙，竟将地质研究放过一边，甚为忧闷。”“任公家中所发现的信不下千封，整理极费时日。任公自己的长信也有多种。材料不可谓不多，但各时期详略不一，真正没有办法。”过了一个月，5月21日丁文江致胡适信中再次提到：“近来搜集年谱的材料日多一日，壬子以前的一千几百封信已将次整理好了。自光绪丙午到宣统末年的事实已经很可明白。”“朋友方面所藏的任公信札，也居然抄到一千多封，但是所缺的还是很多。”7月8日丁文江向胡适汇报自己新的工作进展：“自从我上次写信以后，又收到许多极好的材料。任公的信，已有二千多封！有用的至少在一半以上。只可惜他家族一定要做《年谱》，又一定要用文言。我想先做一个《长编》，敷衍供给材料的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话的‘Life and Letter’。”8月13日丁文江又提到：“任公的Private东西很多，都在我这里。我看过了，认为可供宰平参考的就送给他去。”在梁启超去世后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丁文江为撰写梁谱，除搜集梁启超本人的著述和私人信札等材料外，还收集与梁启超有关的报刊，如《知新报》、《湘报》、《湘学报》等；与梁启超交往密切的人物材料，如康有为日记、自编年谱、《驿舍探幽录》、孙慕韩兄弟孙仲屿的日记、蒋观云与梁启超来往书信等；他人撰写的纪念、追悼梁启超的文字等。丁文江为此工作劳累了半年多光景，可谓收获颇丰。由于这年冬天，他须率团去西南进行地质考察工作，搜集、整理梁启超年谱材料的工作才暂时搁下。第二年6月，丁文江结束西南地质考察工作，回到北平。1931年秋，丁文江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教授，需要承担繁重的地质教学和研究工作，只好另寻助手，帮助他继续这项工作。
1932年暑假，赵丰田“到北京图书馆正式接手此项工作”。据赵后来回忆：“当时已经搜集到的梁启超来往信札有近万件之多，这是编年谱的主要材料。此外，还有梁几百万字的著作，以及他人撰写的有关梁的传记。要把这么浩繁和杂乱的资料疏理清楚，并编辑成书，任务是比较艰巨的。好在丁文江对此已有了比较成熟的意见，向我强调了下面几个主要之点：一、梁启超生前很欣赏西人‘画我象我’的名言，年谱要全面地、真实地反映谱主的面貌；二、本谱要有自己的特点，即以梁的来往信札为主，其他一般资料少用；三、采用梁在《中国历史研究补编》中讲的编辑方法，平述和纲目并用的编年体；四、用语体文先编部年谱长编。这最后一点与梁家的意见不同。梁的家属主张编年谱，并用文言文。丁文江觉得重要材料很多，先编年谱长编，既可以保存较多的材料，又可较快成书。他又是胡适的好友，很赞成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所以仍是坚持用白话文。”可见，在赵丰田介入梁谱的编撰工作以前，丁文江至少已经基本完成了材料的搜集工作，“刚粗加整理”；对年谱的编写“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意见”，这为以后梁谱的编写打下了重要基础。这是梁谱工作的第一阶段。
从1932年暑假赵丰田开始参与这项工作，至1934年秋编出第一稿，抄成二十四册，约一百余万字，这是梁谱工作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由赵阅读和选定所需资料，“再将选录的资料按年分类连缀起来，定出纲目，加上说明性的或论介性的文字，显现谱主在有关年月中的主要活动”。丁文江则“不定期地前来了解编辑情况，及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第一稿出来后，丁文江认为篇幅太大，要赵丰田“大加删消后，再送给他审阅”。
1934年6月丁文江就任中研院总干事后，赵亦于1935年初从北平移居南京中研院，以就近丁文江，便于工作，赵对第一稿“进行删削”。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去世，翁文灏“接替主管梁谱编辑工作”，至1936年5月赵完成了第二稿，约67万字。这是梁谱工作的第三阶段。第二稿定稿后，油印了五十部，这就是我们现今能看到的最早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
从梁谱工作的三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主要由丁文江本人承担，第二、三阶段他扮演的主要是指导性的角色，他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留下的批注，可以见证这一点。从整个梁谱的撰写来看，丁文江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不可低估。一是〈梁谱〉的“主要部分是谱主与其师友的来往书信，共七百余件，约占全书的十分之八”，这些信件的搜集基本上是在梁谱的第一阶段即已完成。二是采用白话文撰写，此点如没有丁文江的坚持，似也不可能。三是现有的梁谱体例采用资料长编的做法，尽量保存原始材料。四是梁谱的现有篇幅。这些都是依据丁文江的意见而定。这四条决定了我们现能看到的梁谱的基本面貌。
年谱之撰写创始于唐宋，发达于明清。然在年谱中以聚积未刊书札见长，且篇幅之大空前未有，这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一大特色，也是它面世后受到学界特别重视的原因所在。采用这种方式撰写梁谱的一个原因诚如《例言》第二条所揭，“本书采用英人《赫胥黎传记》（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exley）体例，故内容方面多采用原料，就中尤以信件材料为主。”也就是说，丁文江在设计梁谱时，参考了西方传记撰写体例，这一外来因素也就是梁谱区别于传统的年谱的特质所在。近代人物年谱虽持续不断地有人撰著，但梁谱迄今仍享有很高的盛誉，被视为同类体裁著作中的经典之作。
丁文江心中还酝酿一些未酬的志愿。1927年6月9日他给胡适信中提到自己在学术上的打算：“现在有许多心愿未了。第一就是我的科学报告。”“第二是我想做一部新的中国史，我自信预备颇有成绩。”“第三是想做一部份《科学与政治》，发挥我等政见的根本。”“所困难的是要完成我的工作非两年到三年不可，而我的钱最多不过再支持一年。到外国教书（除非在日本），我不愿意；前次Lord Willingdon有信来表示要我到坎拿大去，我已经谢绝。”这段话语反映丁文江的兴趣仍在拓展，他甚至想向历史学领域发展。遗憾的是，他所预告的第二、三项工作后来均未见结果。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许多学人因种种原因的限制都是在壮志未酬的状态下辞世。当丁文江诉说自己心中酝酿的计划时，他还必须考虑自己所面临的经济拮据的问题和工作岗位的问题，他的生命以后还延续了十年，他的经济状况很快也得到改善，但他的工作重心在1930年代似乎越来越被一种不能自控的外部力量所冲击，特别是民族危机的加深，迫使所有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民族救亡这一大任上来。1933年他从苏联访问归来后，曾一度想再回到自己的学术工作中去，但很快又被蔡元培拉到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行政岗位上去，他回归学术研究工作的想法自然也不可能实现。
四、丁文江的人际世界
每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人际圈子，这些圈子与他特定的文化背景、教育经历、宗教信仰、政党派别、宗族血缘等因素密切相联。丁文江不信宗教，故没有教友；未入政党，谈不上明确的政党从属关系。他的人际关系主要是与他的专业工作和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丁文江是一个善交的人，也是一个能交的人。他一生得益于朋友之处不少，造福于亲朋好友之处更多。傅斯年说：“他对于好朋友之态度，恰如他对于他的家人、妻与兄弟，即是凡朋友的事，他都操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步，有时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他之看重朋友，似乎大多由于他认为有用，学术上或事业之用。一旦既成朋友之后，他每每不自觉的颇以监护人自居，对于同事（听说对于他年长的也有时如此）俨然像个老大哥。因此，朋友们一齐称他曰‘丁大哥’！”丁文江去世后，故旧亲友撰写的悼念、追忆文字，都表现出他对与之结交的朋友的亲和力、影响力，以及闪耀着人格魅力的光彩。
丁文江人际交往的第一个圈子是地质学界的师友、学生。他们交谊的纽带是共同的工作关系和科学志趣。丁文江与同行朋友的关系相处融洽，这从章鸿钊、翁文灏对他的回忆文字，从李四光对他的尊敬态度，从他的学生黄汲清、阮维周等众多学生对他的敬仰之情可以得到印证。他在地质学界从事研究、调查、教学达二十余年，在地质学界众口皆碑，被同行看作是一位值得信赖和尊敬的领袖式人物。
章鸿钊（1877——1951年）与丁文江结识于1911年。同年9月，丁文江赴北京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与章鸿钊等得“格致科进士”。据章鸿钊回忆他们初识的情景：
我和丁先生初次在北京见面，是前清末年，即民国的前一年。那一年，丁先生初从欧洲载誉归来，只不过二十四岁的一位少年，一副英英露爽的眉宇，和一种真诚坦率的态度，一见便知道他是一位才德兼优的人，已使我拨动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情绪；何况那时候在中国要觅一位地质学界的朋友，远不象现在那样容易，也许还没有第二人，所以这一次会面，在我个人一生中，是最有意义的，也最不能忘记的。
学部考试毕，予列最优等，赐格致科进士出身。时同榜中尚有一学地质者，即丁文江氏也。丁氏亦于是年从英国毕业归国者，曾与之遇，相谈甚洽，此即予他日之同志矣。
1911年秋章鸿钊担任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地质学课程，他是在中国大学第一位开设地质学课程的教师。中华民国成立后，章鸿钊在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任科长，这是第一个管理地质事业的行政机构。在任期间，章氏在《地学杂志》连续三期刊载《中国地质调查私议》一文，建议开展全国性的地质调查，筹备设立地质讲习班。
丁文江与章鸿钊再次相会是在1913年，丁文江开办地质研究所后，聘请章鸿钊来所任教。“丁先生偏偏不肯居功，硬要根据旧案，坚决邀我去承办；他又知道我一点古怪脾气；不肯无故去吃人家的现成饭的，便悄悄的携着随身行李，跑到云南调查地质去了。这是何等雅量。”在地质研究所，章鸿钊与丁文江、翁文灏密切合作，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21年5月章鸿钊撰著的《石雅》一书由地质调查所出版，丁文江为之作英文序言，大力推荐此书，称“按照科学的矿物学对中国古代的和现代的宝石详加鉴定，这对那些收藏宝石并且希望对自己所收藏的宝石有更多瞭解的人来说，是极为有用的。但本书，尤其进对研究历史和考古学的学生来说，将是一座提供大量富有启发性资料的宝库。”对该书在国内外的广泛传播起了一定作用。丁文江去世时，章鸿钊满怀深情地撰文追忆他们的交情，文末“含辛带酸”的写下挽联：
认责任内无处可放松，治学然，治事亦然，识君以来，始信自强在不息；
数交游中惟真最难得，能让易，能争非易，从今而后。几疑直道与偕亡。
翁文灏（1889——1971年）与丁文江初识是在1914年，时翁文灏留学归国，进入地质研究所做主任教授。在教学工作中，丁文江与翁文灏多次共同带领学生外出实习、考察。1916年地质调查所成立，丁文江任所长，翁文灏任矿产股长，两人曾共同商议创办《地质汇报》、《地质专报》等事宜，合作撰写《矿政管见》（内附《修改矿业条例意见书》，1920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出版）、《中国矿业纪要》（列为《地质专报》第1种，第1号，1921年出版）、《地质调查所的十年工作》（1925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等文。丁文江外出地质调查或赴欧美考察时，地质调查所所务工作均请翁文灏代理，如1917年丁文江奉命调查长江下游地质，1918年底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均请翁氏代理所长一职。1921年丁文江受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为专心致力于公司事务，坚辞地质调查所所长之职，呈请任命翁文灏为所长，双方互相推让，只好聘任丁文江为名誉所长，翁文灏为代理所长，直到1926年5月丁上任淞沪商埠总办辞去该职，翁文灏才正式接任所长一职。1928年丁文江回到地质调查所，第二年又与翁文灏“合拟一西南各省之地质调查及制图计划”。1930年，《申报》为纪念创办60周年，史量才接受丁文江的建议，决定出版一套新版中国地图，此事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共同承担。1931年《独立评论》创刊后，翁文灏虽政务繁忙，亦抽出时间为该刊撰写时评政论，成为该刊的同人。1934年2月翁文灏因车祸受伤住院，丁文江不顾自身因病住病，身体未愈的情形，亲往杭州探视老友，照顾翁氏的家属，并写下《我所知道的翁咏霓——一个朋友病榻前的感想》一文，大力表彰翁氏刻已奉公、鄞奋工作的事迹，称赞翁氏为时代的“圣人”。1935年12月9日丁文江病重住院，12月11日翁文灏乘飞机赶到长沙，下飞机后即由刘基磐陪往衡阳。当时丁氏已略省人事，尚未脱险，几个人会商，认为长沙湘雅医院医疗条件较好，决定转院。丁文江去世后，翁文灏帮助料理后事，亲往长沙参加丁文江的葬礼。在地质学界同人中，翁文灏撰写的追悼丁文江的文字最多，计有：《追悼丁在君先生》（载1935年《地理学报》第2卷第4期）、《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1936年2月16日载《独立评论》第188号）、V.K.Ting:Biographical Note（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Vol XYL 1936—1937.）、V.K.Ting:V.K.Ting,Scientist and Patriot（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Vol XV,No 1,March 1936.）、《丁文江先生传》（载1941年《地质论评》第6卷第l—2期）、《追忆丁在君》（诗，载1946年《地质论评》第11卷第1—2期）、《关于丁文江》（载1982年《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等，这些文字是他们交谊的又一证明。在地质学界同行中，丁文江与翁文灏的关系可谓既深且长。
李四光（1889——1971年）与丁文江1911年同取进士。在应试期间，两人是否相识，没有留下可考的材料。1919年秋丁文江委托其弟丁文渊，与丁燮林一起到英国东部的锡矿山康为尔（Cornwell）找李四光，见到李四光后，谈了请李四光回国来北大任教之事。说明丁文江对李四光的成就已耳有所闻。不久，李四光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给的聘书。1920年5月，李四光回国任教，为使李四光安心从教，丁文江对其生活备加关照，得悉李四光的薪金不敷家用，遂为他在京师图书馆谋一副馆长的职位，以弥补其经济之不足。另一方面，李四光对丁文江亦知恩图报。1929年丁文江前往北京时，暂时无房居住，曾住在李四光宅中。可见两人交谊不浅。1931年8月5日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合作研究特款顾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决定在北大特设研究教授职位，聘请15人为为研究教授，其中地质学系就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丁文江去世时，李四光在英国留学，刚刚完成《中国地质学》一著，闻讯后李四光在该书的《自序》中补充道：“正当我的原稿整理工作将告结束时，传来了我的朋友和最尊重的同事丁文江博士不幸逝世的消息，如果我借此机会对这位如此忠心致力于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的人表示敬佩之意，或许不会是不合适的。”1937年12月李四光在长沙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期间，前往岳麓山左家陇看望丁文江墓地，再次表达对亡友的追思之情。
丁文江对年青一辈学子的培养与提携不遗余力。他任教的时间并不长，先后任教的学校有南洋中学（1912年）、地质研究所（1913——1916年）、北京大学（1931——1934年）。在地质研究所学习的学生朱庭祜谈及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一）记忆力相当好。对很难记忆的古生物名词，记得很熟，讲解时没有发生错误；（二）科学知识很丰富。教地文学是分析宇宙间一切自然现象并推论地球历史如何发展的，他讲起来，左右逢源，还要讲一点天文和气象知识，以为做野外工作如何测量地形及方位等方面之用。”“注重实地考察”。“对学生要求严格”。丁文江对后辈的关照在同行中闻名遐迩，故大家有著作问世时，都乐于请他作序。叶良辅的《北京西山地质志》、谢家荣的《地质学》即是两例。曾担任丁文江助教的高振西回忆道：“他教书的时间，并不很久，似乎是无关轻重。但是他确是一个极端优秀的‘教师’人才，配作教师先生们的模范的！直接受过他的课学生，同与他在一块儿教书的同事，没有人不承认这个事实的。”“我们曾得到直接受教的机会，而且相处有四年之久。我们真正的觉得，丁先生不只有作教师的资格，而且能全部的尽了他做教师的责任。”这样的评语，当是对一个教师的最高奖励。
由于长期在地质学界担任主要领导人，丁文江成了这一学人群体的精神纽带，他对这一群体具有极大的凝聚力。翁文灏对此评价说：“在君先生在中国地质学界中无疑的足称先辈，不但他的工作开始较早，而尤在他对于其他人才援引甚力，指导特殷。我们试追想他曾如何费力荐李四光先生做北大教授，如何用心做西南地质调查计划使赵亚曾先生等分途进行，如何极有见识的坚持黄汲清先生在瑞士必须做构造地质的实施工作，但不要在辽远地方写一知半解的中国地质论文。他有用人之明，他更能用人之长。”
丁文江进入的第二个圈子是梁启超派。梁启超是丁文江一生最尊重的长辈。胡适说“他和任公从没有政治的关系，完全是友谊的关系。”这一看法并不太准确。实际上，在政治上丁文江附属于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与任公的私人关系尤深。丁文江的三次重大变动，即1918年底梁启超邀约他赴欧美之行，1921年6月刘厚生聘请他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26年蒋百里向孙传芳推荐他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都系梁派促成。然因缺乏专文讨论他俩的关系，故世人所知不详。
丁文江与梁启超的关系，始于1918年12月底他与梁启超一起去欧洲考察。据丁文渊回忆：“民国七年，任公以私人资格，去欧洲游历，想藉此对欧洲做一个详细的考察。因此除了蒋百里、张君劢、刘子楷三位老朋友以外，还请了徐新六作为他的财政经济顾问。到时任公仍以为不足，很想再得一科学专家同行，才能对于现代的欧洲，有彻底的认识。于是徐新六就推荐了二哥，二哥才认识了任公先生。”梁启超自语：“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场，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此外，梁启超还有重组人马，以图再起的意愿。临行前，他在上海与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所以代表团人员的组成当然是经过梁氏精心选择的结果。代表团一行七人，分两组出发，梁启超自带蒋百里、刘子楷、张君劢、杨鼎甫四君取道印度洋、地中海，丁文江、徐新六经太平洋、大西洋，1919年2月到达伦敦后会合。在访欧过程中，丁文江为代表团做翻译，教任公学习英文，这些征诸于梁启超的私人信函可得到佐证。1919年6月9日梁启超在《与仲弟书》中曾道及“习英文”一事：“故每日所有空隙，尽举以习英文，虽甚燥苦，然本师（丁在君）奖其进步甚速，故兴益不衰”。至于丁文江对梁任公的忠告在不同场所也有提及，如7月29日丁文江会晤颜惠庆时，谈及对任公的印象时表示：“他认为梁启超是优秀的作家，但不是政治家。”这样的看法是否为任公所喜闻，或任公其他朋友所认同，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至少在梁启超周游欧洲期间，张君劢、蒋百里等人是鼓励他东山再起，“仍当从事于政党的组织”。丁文江与张君劢等人的分歧在这里实已初露端倪。
丁文江与同行诸公的分歧，可能对他的情绪和活动有所影响。欧洲一行，丁文江并非全程追随梁启超旅行，他安排了许多个人的考察活动。如3月7日至17日，梁启超一行从巴黎出发游察法国南部战地和停战前德国的领土，据梁启超记载：“丁在君因为要去洛林调查矿业，所以都未同行。”又如7月12日，梁启超一行从英国返回巴黎，拟参加7月14日法国国庆节的庆祝活动。大约在这期间，丁文江曾单独前往瑞典一游。他的瑞典之行，最北端到达国有矿城基如纳。在斯德哥尔摩，他与中国留学生周赞衡和为安特生的古生物研究计划募捐的拉各雷留斯会面，拉氏于当年9月15日成立了“中国委员会”。7月底，丁文江独自赴美国访问、考察两月。在梁启超一行中，丁文江似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尽管如此，梁启超对丁文江亦颇为关切，6月14、28日他为丁文江订购搭乘美国“腓特烈八世”号船票两度去电给颜惠庆。
梁启超欧游归国后，1920年4月成立了共学社，社址设在北京石达子庙，宗旨在“培养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主要工作为编译新书，奖励名著，出版杂志，送留学生。主要人物有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张东逊。蔡元培、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赵元任、张謇、胡汝麟、张元济、刘垣和丁文江等都在发起人之列，凡加入共学社者在财力方面均有所赞助。共学社以松坡图书馆为活动场所，附设俱乐部，由梁启超、丁文江任干事。当时北京政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与交通系时常明争暗斗，丁文江反对新交通系，颇为注意观察对方的动向。
在1920年代的许多政治活动中，梁启超常常征诸周围人士的意见，其中与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的互动尤为密切。1920年10月罗素来华讲学，系应梁氏之邀。在接待罗素的各种活动中，梁启超常偕丁文江一起参加。1921年11月19日梁启超就中国公学风潮事，致书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其中提及“受庆事进行未有消息，但在君谓恐不堪，百里谓何如？”1923年2月24日梁启超致书思顺，告其在南开讲演后，“晚上又与张君劢、林宰平、丁在君等谈个通宵。”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丁文江与张君劢虽然均为任公的至好朋友，但在感情上、信仰上，任公较倾向于张氏，他们都是儒家思想的维护者。”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结果，明显提高了丁文江的声誉，自然也加重了他在梁启超心中的份量。论战的结果对梁启超的思想有一定触动，从1923年12月12日梁启超给章鸿钊的《自鉴》一书所作的序，多少可以看出他思想调整的痕迹。此前，在梁启超心目中，丁文江不过是一位谙熟地质学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此后，梁启超每遇大事或政治风波，均愿倾听丁文江的意见，或有意拉近丁文江与他的距离。梁启超晚年思想力大不如从前，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等虽奉他为精神领袖，但在思想上任公反受他们的影响更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年青一辈（如张、蒋、丁等）有着天然的外语优势和留学背景，便于对西方新兴的思想的吸收，接受了系统的科学训练，梁启超往往从他们那里获取这方面的信息和资源。
在丁文江、蒋百里、刘厚生进入孙传芳幕府这件事上，梁启超的态度表现得颇为暧昧，开始时他是抱持希望，以图重新打开局面。眼看孙传芳的败局已定，梁启超又对丁、蒋、刘等人站在孙传芳这一边的态度表示自己并不负责任。当南方革命势力直逼北方，梁启超身边的人围绕是否推举他出来重新组“成一大同盟”时，产生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梁启超对此感到十分苦恼。张君劢、陈博生、胡石这些门生附和“国家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等势力，呼吁梁启超出山，统率一个新的“大同盟”，以阻挡南方革命势力迅猛向北发展的势头。丁文江、林牵平则识时务，“极端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北伐军继续北上，梁启超又欲发表政论，征求周围人的意见，结果“蹇季常、丁在君、林宰平大大反对，说只有‘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知其不可而言之’。他们的话也甚有理。我决意作纯粹的休息。”在1927年这个关键性年代，环绕在梁启超周围的人明显出现了两种选择：一派是以张君劢为代表，企图继续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与国民党政权对抗，后来张君劢组织国社党是这种意向的新的努力；一派是以丁文江、林宰平为代表，希望回避锋头，坚守文化学术立场，丁文江的暂时退隐表明了这种选择。每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无论是福是祸，梁启超几都挺身而出，表现出问政参政的高度热情，而唯独此次例外，选择了退隐。应当说，梁启超这一选择与丁文江、林牵平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关系。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这是丁文江在任公追悼会上所敬献的挽联，从这幅挽联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梁启超身后留有二件大事：一是编辑文集，一是编辑年谱长编。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大事。将整理文集一事交给林宰平，将编辑年谱长编一事交给丁文江，这样的安排究竟是出自梁启超的遗托，还是亲友们商量的结果，或是林、丁两人的自告奋勇，我们没有直接材料可证，但它明显反映了当时林、丁两人与梁启超不同寻常的关系。它象征着林、丁二人作为梁任公的传承人，继续延续梁氏的事业。在当时并不便利的环境中，林、丁二人对这一使命的切实执行，也表现出他们对任公的忠诚和敬重。在近代中国，许多政治、文化名人的身后事，除非有强势的政治集团作为背景依托，否则进步维艰。相对来说，《饮冰室合集》的出版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告竣，当是一大幸事。
丁文江进入的第三个人际圈是胡适为代表的《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同人。如果说，梁、丁之关系，梁处在主动，丁处在被动的话；那么，丁、胡之关系，则是反向行之，丁主动接触，胡被动受之。
丁文江一生最看重的朋友，应该推胡适。丁文江与胡适相识大约在1920年，证之于胡适日记，1920年3月18日出现了“丁文江请吃饭”的纪录。3月21日记有“初见梁任公，谈。”可见，胡适结交丁、梁时差甚短。胡适认识任公，是否出自丁文江的推介，不得而知，但丁文江在梁、胡之间似乎起有中介作用。胡适提及，“他认得我不久之后，有一次他看见我喝醉了酒，他十分不放心，不但劝我戒酒，还从《尝试集》里挑出了我的几句戒酒诗，请梁任先生写在扇子上送给我。”在丁、胡的最初交往中，丁处在较为主动的地位，在胡适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丁在君邀饭”、“与在君谈，共餐”、“在君约看Geo Museum”（地质博物馆）、“丁夫人来谈无锡一件”等纪录。从胡适与梁启超、丁文江的订交时间看，它是在丁文江、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北大派在北京（特别是在教育界）已俨然成为一股新兴势力，各方面对之不得不刮目相看，极尽拉拢之势，梁启超派在政坛欲有所作为，自然也不会放过，丁文江的主动交往，背后的真正意图由此可以窥见。
丁文江与胡适携手合作，是从共同组织“努力社”，创办《努力周报》开始。从现在保存在胡适私人档案里的近百封丁文江致胡适书信来看，丁文江可以说是同时期与胡适通信最多的一位朋友。通过这些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丁文江对胡适这位小老弟的信任与爱护确实不同寻常。丁文江对胡适的影响，由浅入深，由生活到事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生活上，督责胡适注意身体，把握生活节奏。如劝胡适不要多过喝酒，酷夏时节，邀胡适去北戴河消夏。提醒胡适注意生活规律，帮助胡适租房子。这些事例，都表明了丁文江对胡适的关切之深。胡适以“大哥”呼之，丁文江则以“小弟”待之，亦从一侧面反映了两人关系之亲密。第二，在政治上，引导胡适参与公共生活，发挥政治影响力。丁文江和胡适是《努力周报》、《独立评论》两刊的主要创办人，也是出力最力的人。据统计，在这两刊上，胡适发表的文字位居首位，丁文江的文字位居其次。第三，在事业上，帮助胡适规划学术进程，拓展学术天地。同时，丁文江也视胡适为知己，将其个人的政治活动和私人事宜，毫无保留地与胡适进行交流。
遗憾的是，胡适写给丁文江的书信，因丁文江的档案尚未公开，我们所知甚少。但从他们共同交往的一些朋友书信中，我们也可找到胡适对丁文江施加的影响，如1927年1月3日任鸿隽致胡适信中所示：“你给在君的电报，我极赞成。我尤希望在君此时就暂为脱离政治漩涡。”1月7日徐志摩致胡适信中提到“在君仍在医院里，他太太病颇不轻，acute headache ，他辞职看来已有决心，你骂他的信或许有点影响”。可见，胡适的致电和书信，对丁文江辞去淞沪商埠总办一职，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又如1935年6月11日胡适致丁文江的长信，对丁文江批评中基会干事长住宅一事予以辩护，对缓和丁文江与任鸿隽之间的矛盾亦有调解作用。丁文江去世的当天，胡适在日记中沉痛地写下了自己的愧疚：
在君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他待我真热心！我前年的芒（盲）肠炎，他救护最力，他在病中还谈到我的身体不强，财政太穷！他此次之病，我毫不能为他出力，真有愧死友。
在君之死，是学术界一大损失，无法弥补的一大损失。
作为两人友谊的见证，也是履行后死者的责任，1936年2月，胡适为《独立评论》亲自编辑、校对了“纪念丁文江先生专号”。1956年胡适兑现了“二十年前所许下的私愿”，写下了《丁文江的传记》这篇纪念性的传记作品，丁文江的事迹因这篇文字而流传于世。
因为胡适的关系，也因为相互之间的仰慕，傅斯年与丁文江结交亦深，关于他们成为知交的过程颇具戏剧性，在学术界亦传为佳话，傅斯年是这样描绘他们结交的过程：
记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间，有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在我家吃饭。座上有在君，有适之先生等。我议论一个人，适之先生以为不公允，说：“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在你身边，你干吗不杀他！”后来我怨适之先生恶作剧，他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
我开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读科学玄学战时，那时我在英国。以为如此才人，何为任于钱缪之朝，又与吕惠卿辈来往，所以才有“杀”之一说，其中实不免有点如朱子所说，其词若有憾，其实不尽然也。乃民国十八年初夏相见之后，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后成好朋友，最近几年中竟成极好的朋友。
这样的述说颇带戏剧性，但发生在两位极具个性、极为崇拜西方科学的学人身上，的确带有传奇的色彩。两人结识后，傅斯年对丁文江执礼甚恭，敬重有加，人前人后，以“丁大哥”呼之。
丁文江与胡适、傅斯年等人之所以缔结深厚的友情，主要是因为他们都系统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在学术上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在思想上有相近的主张，有许多默契。他们同中有异，求同存异，以发展中国科学、文化为职志。胡适、傅斯年、李济等不约而同地从中西文化的背景评价丁文江，也反映出他们的共同志趣和理想追求。胡适称：“在君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 他“绝对不信中医的”，“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学化的，代表欧化的最高层。他最恨人说慌，最恨人懒惰，最恨人滥举债，最恨贪污。”傅斯年也说：“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李济说：“东西文化接触中，最难融合的一段，大约是伦理观念。大多数人把两方面的坏处都学会了，有些找不出选择的的标准，结果只作了习惯的奴隶。看在君的为人行事，不但能保守旧社会的美德，并尽量的采取了西方人的长处。由他的努力，我们可以悟到他所提倡的人生观，非特可以行得通，并且是甚合乎现代需要的。”这样一种从中西文化的角度来评价丁文江，表彰丁氏为中西文化结合的最高典范，对丁文江精神是一种最别致、也是最有力的诠释。
主持人：欧阳教授是个严谨的学者，又是治史出身，所讲十分注重文献、考据，而非毫无旁证的据说云云。他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值得介绍的人——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丁文江的一生，介绍了他的求学经历，介绍了他丰富的学术生涯，介绍了他与当时文化圈的交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至少在我看来，我觉得丁文江是一个具有天赋学术才华的大学者，是一位具有出色管理才能的学术组织者，并同时具有思想者的品格。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在其学术领域的全才。可惜上帝对他的年龄太吝啬，只让他活了短短的49岁。
现在回头看，包括丁文江在内的那一代文人、知识分子，凡成大器大师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就由他们的父辈，送私塾，送出国，为他们打开了知识的视野和思想的视听。直到今天，为人父母的我们，也还在继续努力要让孩子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时代不同了，教育体制也不一样了。
举我女儿的例子，现在她上三年级，数学就已经挺难。有的题，我都已经开始绕脖子。可我刚参加完家长会，老师又建议早点报“奥数”班。因为等小升初时，许多好学校，尤其海淀区，会提早考“奥数”，并会把“奥数”成绩作为是否录取的重要参考值。我犯糊涂了，国家不是已经明令禁止考“奥数”了吗？我还以为这样一来，孩子们的脑力终可以解放了。答不上题时，女儿对数学常生出一种厌烦，有时说得还很极端，她说，“我恨不能杀了数学。”如果我们的某一门课程，让学生有了这样的心理，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但愿问题只在我女儿个人身上。
从这点是否也能判断，现在学界像丁文江这样的学者太少了。学问好，掌握多门外语。用一些现成的词汇来说，他是学贯中西，虚怀若谷，以身作则，锲而不舍，提携后进，既有组织才能，对朋友又有亲和力。这样的学者，在今天也还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而我们今天的学界中人，有许多在面对功利的时候却是怎样呢？勾心斗角，机关算尽，排斥异己，惟我独尊。丁文江告诫后辈学人的那两条，不可染留学习气，不可染官气，这在当下同样使用啊！
一个出色的学者一定是有好的知识准备和好的学术训练。一个才华卓越的大学者能够引领、激活一个学科。反过来，一个平庸的学科带头人也势必会把那个学科搞得毫无生气，难有作为。当下，我们许多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都需要有丁文江这样的学术精神与思想品格。
丁文江说过一句简单而朴素的话，看看徐霞客，我们不惭愧吗？我想说的是，今天听了欧阳教授演讲，我们看看丁文江，是否也应也该感到惭愧呢？
举两个小例子。一位被电视媒体捧红的“学术明星”，受邀去演讲。当听说他的出场费比另一位明星低，便有了“气节”，说我的凭什么低啊，你们可以这样不公，我可以选择不去。因为预告已做，主办方赶紧涨了一倍，此行得成。演讲完，此公在餐桌坦言，我现在已是部省级文化名人，我与你们之间的短信来往，都会受到某相关部门的特殊注意。面对丁文江，不惭愧吗？
听说还有一位当红明星，一面义正词严地教导“大众”淡泊名利，快乐生活，一面却应邀演讲一万两万不出场，飞机非头等舱不坐，落地非总统套房不住，陪同者、招待方都得把这位爷当神供着，自己还落了个从容淡定的名声。若果真如此，用句北京人的玩笑话说，这可不是“庄子”的作为，而分明是在“装孙子”了。面对丁文江，不惭愧吗？
欧阳教授讲到两个历史细节，大家一定注意到了。一个是“军刀”。蒋伯里留学日本期间，因成绩考了第一名，按规定获得了天皇赠予的军刀。第二年，日本人便改了规章，即只有日本人中的第一才能获赠天皇的军刀。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不能看到有谁比他们自己更优秀。
第二个细节是“地图”。欧阳讲到丁文江搞的那份精确的地图，是他的一个学术贡献，却被日本人用作军事。这让我想到电视剧中的情景，有一次，八路军缴获了一张日本军用地图，惊异地发现上面的标注精确到了一个村庄，一条小河。而我们自己手里的地图倒是粗粗疏疏。说不定日本人侵华时用的地图就跟丁文江的这份地图有关。
类似这样的细节，都是不容忽视的。它对于认识和了解日本人的民族精神和性格，都是不可或缺的材料。
今天，我们这里没有坐满人，我又有了感慨。现在似乎已经是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这样时代的生态，当然会导致“大众”只关心和留意媒体明星。所以，在这里，我再一次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文学馆学术讲座的支持与厚爱。我们不缺明星，缺的是丁文江这样的学者。
最后，让我们向严谨治学的欧阳教授致谢！（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