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余中先（《世界文学》主编）
演讲时间：2007年8月19日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先生，大家欢迎。
法国的18世纪，是一个启蒙的世纪。然而法国文学史称18世纪为“光明世纪”，意思就是启蒙的世纪。从资料中，我们了解到，“启蒙运动”一词见于某些欧洲语言，却不见于法语。法国的文献典籍中一贯用“光明世纪”，而不用“启蒙运动”。法语中“光明”一词亦可训为“智慧”、“知识”，而此处所谓“光明”是指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曙光。法国的“光明世纪”与英国的“启蒙运动”，涵义是相同的。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光明世纪的法国文学是丰富多采的，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启蒙主义思潮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透过光明世纪的法国文学，可以清晰地折射出奕奕闪烁的启蒙主义思想光芒。有请余先生为我们演讲《启蒙世纪的法国文学》。
大家好，我给大家讲18世纪出于这样一个想法：19世纪的法国文学在中国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讲到19世纪，就想到雨果啊、巴尔扎克啊、左拉啊、莫泊桑等人，翻译的也比较多，介绍的也比较早比较齐全，很多东西已经成为文学经典中的经典，图书也比较容易找到。
那么，这个光辉的19世纪文学是怎么从以前一步步走到顶峰状态的呢？应该说，18世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和过程。基于这个原因，我想让大家多了解一点18世纪的东西。了解了18世纪，对19世纪的文学高峰就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就比较容易掌握。再过两个礼拜，我想讲20世纪的文学，20世纪其实是19世纪辉煌的一种延续，只不过有更多的奇花异草和创新立异的因素，这跟法国文化的思想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精神就是要有个性，要有独特的东西。
这是两个礼拜后我要讲的，现在回到18世纪。刚才傅先生讲到“启蒙”，大家以前读书可能也读到过文学史中的一种说法，说18世纪有个启蒙运动，我现在要强调一下，实际上是没有这么一个“运动”的，因为一说到运动肯定得有宣言、事件和来龙去脉，但是法国实际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运动，整个启蒙的思想从世纪初到1789大革命期间都是贯穿着的，以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为代表的一些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还有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政治思想上、哲学思想上、宗教思想上以及其他种种跟社会有关的思想上，向当时处于王权统治下的广大法国人民进行一种教育或启蒙。
18世纪，是一个启蒙的世纪。“启蒙”(Lumières)一词在法语中本来是“光明”的意思。从字面来理解“启蒙”，就是说，千百年来法国人一直听信愚昧的、悖理的东西，在黑暗中摸索，在蒙昧中苟活；而崭新的“自由博爱”、“平等人权”、“法治社会”等思想如暗谷中一盏明灯，为人点燃了心火，照亮了途径。代表新兴资产阶级价值观念、思想精神的启蒙主义思潮在整整一个世纪期间逐渐形成、发展，最后成为舆论和文化的主流，并直接导致了1789年开始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来“自由、平等、博爱”成为一个口号、一种信念，直到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立国之言。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起到了很大作用。18世纪以启蒙思想家为代表的那些人在文学上的造诣是非常高的，而且从文学本身来说，他们创造了新的文学体裁和新的题材。在具体谈到一些作品之前， 我想把启蒙思想家他们的代表思想和代表活动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是《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是狄德罗、达朗贝尔、拉美利特、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在18世纪中期主持编写的一套百科全书，全称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词典》。以狄德罗为首的这些编撰者，因为志趣相同，都献身于促进唯物论、自然神论、新科学、信仰自由和人道主义，都投身于《百科全书》的编写，而被人称为“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派”实际正是启蒙思想的中坚分子。
当初，狄德罗、达朗贝尔等人受到1728年在伦敦出版的、由伊弗雷姆·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主编的《百科全书，或技术与科学通用词典》的鼓舞，决定用法文编写一本类似的百科全书，用这部《百科全书》来宣扬新思想，启迪法国人的心智，以适应当时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革命热情。在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的努力下，1751年起，《百科全书》开始出版。第一卷出版后，由于有保守的耶稣会教士和部分政府官员的反对，曾受到教会的指责和官方的刁难。狄德罗的一些朋友劝说他放弃这一计划，逃亡国外，但狄德罗坚持说服出版者，同时调整策略，在编印各卷的同时，先出版了不至于引起争论的图片卷。从1751年到1772年，狄德罗主编出版了《百科全书》28卷，停顿了几年后，1776年到1777年又陆续出了五卷，1780年增出2卷索引，一共有35卷。
《百科全书》总结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成果，体现出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的革命精神，是对封建意识形态体系的全面否定，也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体系的大规模建设，确实是启蒙时代的一项宏伟工程。
在编写过程中，除了狄德罗、达朗贝尔、卢梭和霍尔巴赫之外，其他的“百科全书派分子”都不太有名，但随着《百科全书》的声誉与日俱增，它逐渐地吸引了一些名人为它撰稿，他们中还有有经济学家杜尔果(经济学词条)、文学家马蒙泰尔(文学批评词条)、伦理学家杜克洛(艺术批评词条)、语法学家杜马尔塞(语法学词条)、植物学家多本通(自然科学词条)等。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路易·若古尔，这位博学的学者被《百科全书》宏大的工程所吸引，满怀激情地投入其中，撰写了全书六万多条词条中的近一万七千条，堪称埋头苦干的实干家。
《百科全书》的领袖人物是狄德罗，其他启蒙运思想大师是《百科全书》的重要合作人，其中，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撰写了文艺批评和历史学方面的稿子，卢梭则是音乐方面的专题作家。不过，他们几位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不完全是始终如一的志同道合的战友关系。比如，伏尔泰和卢梭就一度成为死对头，两人许对多问题的观点针锋相对，经常在一起展开激烈争论。伏尔泰读到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给达朗贝尔的论戏剧的信》后，就写信严厉批评卢梭否定戏剧功能的观点，后来，伏尔泰又针对卢梭的私生活向朋友说卢梭的坏话，说他是恬不知耻的人和厌恶人类的孤僻者，为此，卢梭曾复信给伏尔泰，为自己辩护。当卢梭读到伏尔泰的诗篇《里斯本的灾难》和《自然规律诗》后，对诗中的悲观主义情调十分震惊，便发表《论天命的信》，驳斥了伏尔泰诗歌中的宿命论和悲观论。1764年，伏尔泰发表了一本小册子《一个公民的感触》，公开反对卢梭的种种观点，并指责卢梭弃婴，两人彻底闹翻。后来，日内瓦的剧院在1768年被焚毁后，伏尔泰曾写下《日内瓦的战争》，说是卢梭等人放的火。卢梭在书信中否认此事，并对伏尔泰的污蔑不于理睬。尽管两人交恶甚深，但是，当卢梭遇到危险时，伏尔泰还是通力相助，卢梭因《爱弥尔》一书而遭通缉狼狈出逃时，伏尔泰同时向卢梭可能去的七个地点发信，邀请卢梭去他那里避风，不过此事没有结果。
应该说，这几位启蒙思想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他们之间在宗教、政治、教育、文艺学等理论问题上的思想差异。正是出于这种差异和区别，他们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惜牺牲原有的友谊和信任，有理或无理地批驳着别人的观点，试图通过批评他人的观点，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体现出启蒙思想家为追求真理而不怕得罪朋友的精神。但必须承认，他们在处理批评与友谊的关系中，有矫枉过正的倾向，甚至不惜在别人的私生活上大做文章，人为地破坏了团结。这或许是由于性格使然，但毕竟，这样的相互争吵和相互攻击，在相当程度了伤害了作为整体的思想家队伍的力量。
18世纪的法国文学是丰富多彩的，既有思想内涵上的深刻与广阔，又有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与探索。启蒙思想家们在文学艺术上提出了新的观念，做出了新的实践，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构成了启蒙主义文学的主体。
另外，最值得一提的有伏尔泰与“卡拉事件”。伏尔泰在“卡拉事件”中起到的作用，表现了他个人的奋斗精神与整个政权所进行的对抗。1762年，专制的教会一手炮制了所谓的“卡拉事件”。当时法国图鲁兹市的布商卡拉的儿子马克因不堪忍受缠身的债务而自杀，天主教会却诬陷新教徒卡拉，说是卡拉为阻止儿子信奉天主教而杀死了他，于是判处卡拉以车裂的极刑，就是五马分尸了。伏尔泰于愤怒中写下了《论宽容》(1763)，为宗教迫害的牺牲品卡拉喊冤，对这旷世冤案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控诉，并收容了无辜的卡拉一家，在整个欧洲引起了舆论上的激愤。最后，政府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在卡拉死后为他恢复名誉。
这体现了启蒙思想家运用自己的才华、文章、文字的力量在民众中起到的影响。
再回过头来讲讲文学，十八世纪最精彩的启蒙文学体现在伏尔泰的哲理小说《老实人》、《天真汉》；狄德罗的小说和戏剧理论；卢梭追求自由、崇尚自然、爱情至上、个性解放的小说；以及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上。如果读了这几部主要作品，应该对启蒙文学的精神会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和了解。
为引起大家的兴趣，我不妨把这几位大师简述一下。
伏尔泰(1694-1778)在启蒙时代扮演了导师的角色，是法国乃至欧洲思想界的泰斗。他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对朋友十分慷慨，对敌人毫不留情；文学趣味上属于古典主义，而作品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却又惊人地大胆；宗教上反对迷信和狂热，但又十分信神；他既喜好附庸风雅，又热中于批评恶习；既是王宫贵族的谋事顾问，又是受迫害者的保护人。
伏尔泰写有很多文学作品，重要的哲理小说《如此世界》、《查第格》、《老实人》、《天真汉》，以及一系列古典悲剧。他的悲剧现在看来，意义不是非常大，因为法国17世纪的时候悲剧和喜剧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悲剧有《高乃依》、《拉辛》，喜剧有《莫里哀》。伏尔泰的悲剧被后人称为“新古典主义”或“伪古典主义”、“假古典主义”，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大发展。不过他的小说确实写得非常好，主要以哲理小说《查第格》、《老实人》、《天真汉》为代表。为什么叫“哲理小说”呢？他在小说当中通过人物和故事主要宣传了他的哲学思想，小说本身含有哲学道理。
先讲《老实人》。《老实人》的副题是“乐观主义”，是伏尔泰哲理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主人公叫憨第格，就是“老实人”的意思。他性情温和，寄居在德国某男爵家中，受到府上哲学老师邦葛罗斯的教育和影响。邦葛罗斯信奉的哲理名言是：“事无大小，皆系定数；万物既皆有归宿，此归宿自必为最完满的归宿。”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哲理就是教会要求老百姓做的。头脑简单的老实人对此深信不疑。不过，他自己的经历却证明此言的荒谬：老实人因为跟男爵家的小姐居内贡谈恋爱而被认为大逆不道，被男爵扫地出门，开始了流浪生涯；他被抓夫入伍，但因自由行动而遭毒打；在战场上，他见军人杀人如麻，奸淫掠抢，无恶不作；流浪中，他遇到的几乎都是歹人，不是“三只手”的神甫，就是敲竹杠的法官；他先是被宗教裁判所当作异教徒，差一点活活烧死，再又被骗子神甫盘剥一空。居内贡小姐的家人悉数死于战祸，惟有她被卖作奴隶，流落他国，先是沦落为任人凌辱的玩物，后又成了相貌丑陋的洗衣妇。邦葛罗斯也遭命运嘲弄，染上性病烂了鼻子，还险些被宗教裁判所的教士们放在火堆上烧死。面对现实，老实人终于醒悟，对邦葛罗斯坚决地说了“不”：“我不再相信你的乐天主义了”。老实人最后娶了已经变成了丑女人的居内贡，在百无聊赖中生活，心中十分苦闷。但是，他最终还是从一个土耳其庄稼汉那里得到了生活的启示：“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三大害：烦闷、纵欲、饥寒。”老实人终于在劳动中找到了生活的乐趣。
从这些内容提要可以看出，《老实人》对社会的批评比伏尔泰以前的哲理小说更具战斗性，更集中，更尖锐，一方面是揭露当权者和社会的丑恶，而且提出了新的东西——劳动和工作。给大家念一段作品中的话，这些穷人抱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团体，
“那小团体的人一致赞成这个好主意，便各人拿出本事来，小小的土地出产很多，居内贡变作了一个做糕的能手，巴该德管绣作，老头管内衣和被褥，连佛罗瑞也没闲着，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木匠，做人也规矩了。邦葛罗斯对老实人说：“在这个十全十美的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相互关连的。那天，你要不是为了爱居内贡小姐，被人踢得屁股从美丽的宫堡中赶了出来，要不是受到异教徒的惩罚，要不是跋山涉水到了美洲，要不是狠狠刺了男爵一剑，要不是把美好的黄金裹在绵羊一块丢掉，你就不能在这儿吃花生和糖渍佛手了。”
邦葛罗斯还是在宣扬他的天命论，老实人听了说：
“说得是很妙，可是，种咱们的园地要紧啊！”
“种咱们的园地要紧啊”是18世纪的一句名言，至今在法国还是广为人知，这句话反映了自由的资产阶级精神。
《老实人》等哲理小说运用得最好的艺术手法是讽刺。小说对腐朽现象、对黑暗现实进行无情的嘲弄、讥讽，笔锋直指一切邪恶、愚昧、罪孽，包括宗教狂热、封建专制、政治迫害、官场腐败、暴虐的战争、不公的司法、传统的偏见，甚至连想要保存现有制度并为之辩护的盲目乐观主义也成了讽刺对象。不仅神甫、法官、军官、贵族被讽刺，而且老实人和邦葛罗斯也被讽刺了。有一段关于哲学老师邦葛罗斯所染性病的“家谱考证”很能体现这以讽刺的特征。小说告诉读者：邦葛罗斯是从侍女巴该德那里染上这病的，巴该德的病“是一个方济各会的神甫送的，神甫的病是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教士，耶稣会教士则是直接得之于哥伦布的一个同伴”。这短短几行文字，讽刺矛头往社会各等人士身上瞄了一圈，痛快淋漓地刺透了贵族男女尤其是教会人士的烂疮疤。
从《如此世界》假托的神话传说、《查第格》借助的古代波斯虚拟背景，直接过渡到了现代欧洲，笔锋横扫法国、德国、英国和西班牙。同时，在批评之外，《如此世界》和《查第格》中对现实描写的善恶参半或光明结局，在《老实人》中让位给了“幻想的破灭”。
在伏尔泰笔下，哲理小说成了最合适的启蒙文学体裁，讲故事的快乐与启迪人们心智、传播新思想的愿望结合得非常好，丝毫无法分割。
接下来讲讲狄德罗。德尼·狄德罗(1713-1784)作为法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之一，写有小说、剧论、画评、哲学等方面的不朽作品。他还主编了著名的《百科全书》，期望以此对科学和艺术的发展进行总结，用先进的新思想对法国人作启蒙。二十多年里，他不仅完成了全书的组织工作，而且自己还撰写了工艺、哲学、美学、伦理学方面的一千多个条目，可谓功勋卓著。
在我看来，狄德罗是18世纪文学上最有才华的人，他的小说超前，超前什么呢？19世纪的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在小说的创作手法上尽管有一些创新，但没有超过狄德罗的。狄德罗的主要小说作品有《修女》、《拉摩的侄儿》、《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他的其他美学和艺术批评著作有《论美》、《绘画论》、《沙龙随笔》等。
《拉摩的侄儿》用对话体写成，写拉摩的侄儿和哲学家（“我”）在咖啡馆中的谈话，借他们的嘴，对种种社会弊病作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拉摩的侄儿是一个矛盾体，无论外表、行为、思想、见解，无不充满矛盾。他通常形容憔悴，但突然也会长得“脑满肠肥，像是从不曾离开过某个金融家的餐桌”；他有时破衣褴衫，低头走路，避人眼光，偶尔他也会“扑着粉”、“穿着漂亮的衣服，昂首阔步地走路，趾高气扬”；他常常到某大人的家中去，教一点音乐，混一口饭吃，有时他也会在某贵族的府上像个弄臣用戏谑的笑料逗人开心，同时嬉皮笑脸地接受主子们的嘲笑。他虽有音乐天才，也有高雅的气质，同时对社会问题的见地也很敏锐，但他玩世不恭，寡廉鲜耻，是个流氓才子。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各种思想意识的大杂烩，有极端的个人主义，有彻底的享乐主义，有虚无主义，有悲观主义。
拉摩的侄儿性格之复杂还在于，他对自己的认识极为清醒、极为自觉，他知道他的生活很肮脏，行为很卑鄙。他甚至用刻薄的嘲讽口吻和自卑的无奈语气，骂自己是 “一个头等无赖，一个骗子手，一个饕餮鬼”。但是，这些理性的认识、卑贱的诚实并不妨碍他同样自觉地继续混日子，像一条蛆虫在污秽中苟延残喘。在“人对人是狼”的社会中，拉摩的侄儿只是一条没能吃饱，但又想通过卑劣的手段，从饱狼那里偷些肉食的瘦狼。他是畸形社会中的一个畸形儿。
整个小说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就是两个人在对各种问题进行讨论。当时法国老百姓一般认为这小说不好看，这和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不一样。狄德罗的小说到了出版商手里，出版商根本就不出。大约100年以后，在德国出了德译本，歌德读到德译本以后，写了评论大力推荐。然后又从德译本译成法文回到法国，之后再找啊找到原本，再出版。
《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也采用对话体写成。和《拉摩的侄儿》差不多，也没有故事情节。以雅克陪同主人一路漫游为背景，以他们的聊天和故事为线索，主要内容便是两个人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他们漫谈的各种话题，还有他们讲述的各自的经历和爱情。小说的第一号主人公不是主人，而是仆人雅克。这雅克头脑灵活，机智诙谐，精明能干，办事利落，还不时发表一通精彩的哲理议论。但他是一个宿命论者，他的口头禅就是“一切都是天上写好了的”。雅克因为喝醉酒忘了饮马，挨了父亲一通揍，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当了兵。战斗中雅克中弹，被送医院治伤，伤没治好，反被外科医生骗得口袋中只剩十八个法郎。雅克因行善感动了德格朗大人，进了他的府上疗伤，并爱上了这家的小姐丹妮丝。雅克曾与主人失散，后来又在德格朗家中团聚，当了府中的司阍，并娶了丹妮丝。除了雅克的故事外，小说中还有几个故事比较重要，如“苹果园夫人”和阿尔西斯侯爵的故事以及修士理夏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通过贵族男女貌似文雅的谈吐，把他们诡谲阴险的心理、勾心斗角的谋略刻画得淋漓尽致。
“我们在这世界上遇到的一切幸与不幸，全都是天上写好了的”的宿命论思想，在当时的普通老百姓中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往往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狄德罗写雅克的宿命论，一方面是对人们精神状态的真实描绘，另一方面也要通过血淋淋的生活，让雅克头脑中的这一观念在铁的事实面前碰壁。每当雅克振振有词地念起这一口头禅，他用的都是冷峻、幽默的口吻，其时也往往发生了最偶然、最荒唐的闹剧。例如，当雅克替主人找回了丢失的钱包和怀表，却挨了主人的一通揍时，他就用这一句口头禅来解嘲。
小说对雅克和主人关系的描写具有深刻寓意。雅克出身农民，品行粗野质朴，诙谐乐观，机灵敏捷，类似于《巨人传》中的巴奴日，又像莫里哀喜剧中的司卡班，可说继承了法国讽刺文学中“聪明仆人”的种种优点。而主人虽是贵族老爷，却整天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生活不能自理，没了雅克就寸步难行。作者通过这一关系，表现出农民雅克比贵族主人强。因为主人离不开雅克，而雅克可以没有主人，所以主人便承认“雅克是主人的主人”。
《拉摩的侄儿》从整体上可以分为对话段落和叙事段落两条脉络，对话为主，为血肉，叙事为副，为脉络和骨架，两者交叉错落。批评家们对这种写法很认可。对话揭示人物的思想、精神、观念、气质，也推动不算太多的故事情节，叙事则承上启下地起衔接作用，把对话引入到不同的主题中。而当话题无法深入时，叙述者“我”便出面干涉，以论说的形式对情境作一小结，并及时地转移话题。这种写法在当时不为读者所接受，但在20世纪被重新认识。
《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则是一种不断地为各种各样的故事与插曲打断的漫长对话。小说并无连贯的情节，也没有严谨的结构，而以谈话、聊天、讲故事为线索，把许多个小故事串联起来。采用这种松散的叙述结构，正是为了更自由地表达谈话中所展现的主要内容和精神主题。总之，它一无章节，二无完整的情节，三无明确的时间和地点，四无人物形象的细节描写，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模式，成了一部典型的“反小说”。
20世纪大家重新认识狄德罗，把他当作当代小说的一个楷模，对他尤其崇拜的一个作家叫昆德拉，大家对这个名字可能也比较熟悉，在中国比较吃香。昆德拉对欧洲小说史上的几个人很推崇，16世纪的拉伯雷，18世纪的狄德罗，20世纪的卡夫卡。这是后话，不多讲了。
除了上面讲的小说，狄德罗在戏剧方面还有很多理论，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展开了。法国18世纪的戏剧不太景气，狄德罗的戏剧创作也不是很出色。
下面讲讲卢梭，卢梭的特点是讴歌自然、充满人情味。大家最熟悉的是自传《忏悔录》，其实他的小说写得很好，有一部《爱弥尔》，是关于儿童教育的，被人称为教育诗，还有一部《新爱洛漪丝》，是书信体的爱情小说。
让-雅克·卢梭(1712-1778)严格说来是个瑞士人，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在日内瓦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对这个城市怀有极深的感情，一生都以“日内瓦公民”自诩，而日内瓦也以卢梭为它的骄傲。卢梭从小丧母，父亲对他从不束缚和管教。卢梭流浪到过很多地方，在店铺当过伙计，在贵族家做过随从，因为衣食无着，曾被送进收容所，但也进过教会学校。在流浪中，他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生活。1744年，从威尼斯转到巴黎后，卢梭与旅店女佣泰莱兹同居生活，先后生下五个孩子，但都被送入育婴堂。后来，不少人攻击卢梭的人品，说写出儿童教育诗《爱弥尔》的卢梭不应该遗弃自己的孩子，但卢梭为自己辩解说，他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的处境不允许他以正确的方式抚养孩子。
卢梭在巴黎认识了狄德罗、达朗贝尔等人，开始给《百科全书》撰写音乐方面的词条。卢梭写的各种论著有《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等，写得满含激情，处处闪耀着思想的火花，雄辩时则慷慨激昂，细腻时则娓娓动听，精辟的见解往往出于生动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
卢梭的晚年是孤独的，始终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他先是写作自传性的《忏悔录》，后又写了自传的续篇《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后来，卢梭住到了巴黎远郊的埃尔默农维尔，写作之余采集一些植物做标本。他在那里的小屋中去世后，葬于他常常漫步沉思的风景秀丽的杨树林岛。法国大革命后，卢梭的遗体被移葬于巴黎的先贤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的墓就在伏尔泰的墓旁边，这两位曾为朋友、又为对手的启蒙时代伟人从此永世相伴。
卢梭的小说作品有《新爱洛绮丝》、《爱弥尔》等，他还写过歌舞剧《乡村卜师》、喜剧《那喀索斯或自恋的情人》等。
《朱丽，或新爱洛绮丝》是卢梭最著名的小说，叙述一对有情人的恋爱悲剧。爱洛绮丝在法国历史上确有其人，她是12世纪时的一个女子，爱上她的老师阿贝拉尔教士，遭到有权势的家人的反对，无法结婚，于是两人便偷偷相爱。后来，阿贝拉尔遭了腐刑，爱洛绮丝也进了修道院。“爱洛绮丝和阿贝拉尔”的故事在法国人心中就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中国人心中一样，是永恒爱情的悲剧的代名词。卢梭特地借用了这样一个在法国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为题目，是想以此向世人说明，这样的爱情悲剧在18世纪仍然存在，还没有绝迹。
小说的男主人公圣普乐是个平民，在贵族家中当家庭教师，和他的学生朱丽小姐发生了恋情。朱丽的父亲封建等级观念十分顽固，竭力反对女儿和圣普乐相好，并把自己的贵族朋友介绍给朱丽。在种种压力下，圣普乐被迫离开了朱丽家，朱丽也无奈地嫁给了贵族服尔玛。所幸的是服尔玛对朱丽十分体贴，两人过了一段宁静的生活。一日，圣普乐突然返回，打破了朱丽心中的平静，她向丈夫坦白了自己与圣普乐的爱情。服尔玛对妻子十分尊重和信任，便大度地把圣普乐请来家中当教师，以宾客相待。朱丽和圣普乐虽然朝夕相处，但始终压抑着心中的激情，非常痛苦。最后，朱丽郁郁而死，死前写了一封信给圣普乐，再次向他吐露了内心的感情，并请求他教育好她的儿子。
《新爱洛绮丝》在法国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在于它把描绘人的感情放到了一个相当高度。卢梭把人类的真挚感情作为一种最高贵的品质来讴歌，人物在感情真挚度上的差异，体现出了人品上的高下。圣普乐把自由恋爱视作人性的基本权利，不断向爱人宣传爱情本身就是“美的品质”，在情感上忠贞不渝，是小说的第一号人物，朱丽因受出身地位的束缚，对情感较矛盾，心中的爱有时还要与名誉、礼教等发生冲突，但她经过内心斗争还是接受了圣普乐的爱，应该说，她在情感上也达到了高度的纯洁。
《新爱洛绮丝》在体裁上采用书信体，写信人除了朱丽、圣普乐，还有服尔玛、朱丽的姐姐，圣普乐的朋友等。书信体使不同人物能对社会问题发表不同见解。作者借助于人物的不同声音，一方面构筑故事，安排情节，另一方面抒发自己的想象，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小说包含更广泛的社会内容。作品中人物的见解，形象地转达了卢梭的心声。小说还通过圣普乐在巴黎的见闻，揭示了上流社会的种种风俗，并让它们跟瓦莱山民的淳朴情感形成鲜明对照。
小说的另一特色，是自然景色的描绘。山村克拉伦清新而又恬静，恰与巴黎上流社会形成鲜明对照。它既开放又封闭，处处充满着秩序与竞争、理性与激情、心灵与万物的矛盾，但这一切又和谐地共处于大自然之中。充满了温馨与淳朴的乡村虽被现代文明世界所隔绝，如大海中的孤岛，却是作者理想中的一个自由王国。而且景色的描绘始终和人物内心活动的叙述结合得很贴切，使小说的抒情色彩显得格外鲜明。
这是《新爱洛绮丝》，再说他的《忏悔录》。文学史上数量众多的自传作品中，真正有价值并成为名著的并不多，而卢梭的《忏悔录》当之无愧地占据了其中一席。《忏悔录》在思想、艺术上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足以使卢梭成为文学大家，即便他没有写《新爱洛绮丝》，没有写《爱弥尔》，仅仅一部《忏悔录》也完全能够让卢梭在文学史上留下姓名。
《忏悔录》是卢梭晚年孤独生活的产物，是他饱含着辛酸眼泪向世人剖析自己的一篇独白。众所周知，由于卢梭自视高傲，落落寡欢，也由于他在艺术观上的某些观点过于偏激，私生活中的某些行为过于惊世骇俗，导致他与许多人闹翻了关系，包括伏尔泰、格里姆、霍尔巴赫等启蒙思想家。社会上也有不少关于他行为品德的闲话，伏尔泰等人甚至公开发表小册子，对卢梭遗弃自己亲生子女的行为进行攻击。同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新爱洛绮丝》分别在法国和瑞士遭禁。卢梭不愿意自己的形象被抹得漆黑一团，深感有必要为自己辩护，便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写作了《忏悔录》。
晚年孤独的卢梭时时反省着自己的精神世界，面对种种或出于友善、或心存恶意的谴责、曲解、中伤，卢梭始终相信自己品行的高尚纯洁、诚实自然，至少不比攻击他的那些人低下。所以他在《忏悔录》中力图为自己辩解，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大致符合自然的、普遍的人性，是并不那么卑劣和下贱的。可以说，整部《忏悔录》就是一个具有平民意识的自由激进的思想家试图维护个人权利和尊严的表白。
卢梭要维护的首先是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思想自由、品德自信、精神自重。在作品中，他竭力发掘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高尚价值，肯定自己自然质朴的人性、出色的才智、健康的趣味，为世人展现出一个心地淳朴、多才多艺、好学勤奋、清高自重、朝气蓬勃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
当然，卢梭并没有避讳自己“可憎的”缺点错误，没有忘记坦白和忏悔自己的种种坏事、丑事。他说：“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前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如此解剖自己，确无先例，卢梭的首创行为要有极大勇气。在《忏悔录》中，卢梭讲述了自己如何说谎、行骗、偷东西、调戏妇女，嫁祸于人、背弃友谊，等等。卢梭沉痛地忏悔了自己在一次偷窃之后把罪过转嫁到女用人玛丽永头上，结果使她遭受不幸对待；他还忏悔自己为了混口饭吃，竟然背叛了自己信仰的新教而皈依了天主教……从卢梭的忏悔语气和剖析深度来看，他对自己“卑鄙龌龊”的行为的认识是真诚、深刻的，坦率得令人难以想象。《忏悔录》提供给世人一个全面的、真实的人的形象，身上既有崇高、善良和美，也有卑劣、邪恶和丑，既有勇敢和坚强，又有软弱和怯懦，既有朴实纯真，又有虚假伪善。但是，在忏悔的那一刻，在说出了自己内心中曾有过的虚假和伪善时，他是朴实和纯真的。
即便在批判自己身上人性恶的一面时，卢梭也体现出了他人格中美与真的一面。他承认自己本性中有一些野蛮的因素，如对异性的追求，对精美物品的贪图，但他又老老实实地承认，他认为这些自然的要求比那些经过现代文明矫饰的道德规范更为正常合理。
然而，必须承认，卢梭在《忏悔录》描绘的，并不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卢梭。这里有各种原因的扭曲、遗忘、变动、有意无意的误差。对于忏悔的真假，后人不断有评价。说忏悔真的人认为其中有很多作者对自己过去错事的回忆，但反对的人说，这只是承认小错误，大事情就不说了。这部自传中的真与假、虚与实也是后人一直争论的问题。从研究文学来看，比较复杂，但这部书是块“宝地”，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读。最开始读的时候，很容易为他那番真情忏悔而感动，但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卢梭本人做的不少错事，如他跟一个女工生了孩子就送育婴堂，对这个他并没有忏悔。
不讲他个人了，还是回到他的作品。在写作的技巧上，他不时地把重点放在写自己的“优点”上，即便提到“缺点”，也往往寻找一些客观因素，如被忽视了的早年教育、旁人对待他的不公、成长环境的恶劣，等等。当然，这些小技巧并不排斥《忏悔录》作为新式自传在文学史上开山之作的地位与意义。
接下来应该稍微提一下“启蒙思想”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1689-1755)本名夏尔·路易·德·瑟贡达，出身于一个穿袍贵族的家庭，大学专修法律，当过律师和法院顾问，并继承了伯父的孟德斯鸠男爵称号。后去巴黎，结识了文学界、科学界的不少名人。1721年，孟德斯鸠偷偷地在阿姆斯特丹发表了《波斯人信札》，作品触及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病，引起了巨大轰动。他的其他作品还有《论法的精神》等。《论法的精神》（严复据英译本译成中文，题为《法意》）是一部体系完整的政治理论著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名著。在书中，孟德斯鸠提出了一整套政法理论，为资本主义在法国的发展提供理论根据，例如国家权力机构的三权分立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等等。其中尤以主张立法、司法、行政彼此分开、互相制衡约束的“三权分立”说最为有名，它对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有极大影响，也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组织的一种固定模式。
《波斯人信札》（林纾早年的中译本名为《鱼雁抉微》）是孟德斯鸠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也被一些史家称为启蒙文学的第一部力作。它根据作者在巴黎的逐日记录，经十余年积累整理而成。它借两个在法国游历的波斯贵族青年之口，对法国人熟视无睹的许多荒诞现象进行贬刺。郁斯贝克和黎伽都是开明贵族，因政治上不得意，便出国来巴黎游历，他们在旅居巴黎的八年中写给友人和家人160封信，海阔天空地讨论政治、经济、宗教等问题。实际上，孟德斯鸠是通过文学形象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社会理想，并揭露法国社会生活的种种弊端。
作为一部异国情调的小说，《波斯人信札》调动了能引起读者好奇心的一切因素，用于故事的叙述和风俗的描绘：伊斯兰历法、地方色彩、后宫故事等等。小说有一个分支，是波斯人的后宫故事和另外两个爱情故事“阿非里桐与阿丝达黛”和“伊卜拉辛”。后宫故事说的是，郁斯贝克出游法国后，众多妻妾婢女不甘寂寞，起而反抗，有一个叫罗克萨娜的女子偷情，爱人被杀，她在爱人死后毒死了阉人总管，自己也服毒自尽。阿非里桐与阿丝达黛的故事讲一对相爱的青年冲破宗教和封建束缚，终结良缘。而伊卜拉辛的故事讲一个被男人杀害的女人死后在仙界向男人们报复。
《波斯人信札》也是一部讽刺小说，它对法国社会采取了明显的批判态度，揭露官场一派腐败，卖官鬻爵，勾心斗角；贵族们一个个男盗女娼，奢侈淫乐；社会上赌博成风，骗子横行；宗教界更是一派黑暗，充满了虚伪者和迫害狂；文人们也一个个矫揉造作，空虚无聊。总之，整个社会都成了他讽刺和揭露的对象。
这也是一部哲理小说。孟德斯鸠在辛辣批判的同时，也开启蒙思想的先声，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批评贫富悬殊、对外侵略、宗教迫害，提倡个性自由、社会平等，在人类未来的问题上，他通过“穴居人”的寓言故事，描绘了自己心中理想社会的图景，古老的穴居人因为自私自利、彼此残杀而导致种族几乎灭绝，只剩下两家人，但这两家人有人道精神，崇尚理性，教育子女恪守道德，于是，这最后的两家穴居人通过幸福的婚姻繁衍起来，最后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穴居人”的未来社会，使人想起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德廉美”修道院，从拉伯雷到孟德斯鸠，人文主义的精神一脉相承。
从形式来看，《波斯人信札》也是一部探索之作，它创立了“由书信构成小说”这一形式。它没有连贯统一的故事情节，也谈不上什么人物性格的刻画，但它通过外国游客的眼睛，观察和叙述了法国社会的各方面，通过零星的形象、片段的画面场景、穿插的逸闻趣事来阐述作者的议论见解。孟德斯鸠让居住在法国的波斯旅人与他们的家人互相通信，使得他们家乡的东方主题和客居地的西方主题发生碰撞和联系，产生出一系列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已经讲了四个大人物：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不妨也提一下戏剧，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读一读前期的马里沃，他的喜剧比较贵族化，矫揉造作的风格，还有后期的博马舍，他的《费加罗的婚礼》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反映出一些革命思想，代表了第三等级对贵族教会的冲击。
诗歌在18世纪比较薄弱，有，但好的不多，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歌曲，包括《马赛曲》等等。散文有不少，但散文本身在文学上不是有太大影响的门类，比较有名的是自然学家布封，写的《自然史》非常生动，得到后人的承认。
整个18世纪总的来说还是小说。除了启蒙文学，从文学史的传承来看，17世纪的戏剧辉煌已成为过去，诗歌也不成为最注目的文学现象，需要等待19世纪浪漫主义的兴起，才能有新的诗歌和戏剧辉煌。但是，小说，作为一种成长中的文学体裁，在整个的18世纪中完成了自己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兴旺过程，为19世纪小说创作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19世纪以福楼拜、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代小说的基础是在18世纪建成的，小说所包含的各种文学因素（流浪汉、书信体、日记体；人物、情节线索、叙述框架等等）在18世纪已经都齐全了。
（中场休息）
18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是小说，刚才我们讲的四个人代表了18世纪启蒙文学中小说创作的主流，在此之前和之后，还有一些承上启下的作品。刚才我提到了19世纪的福楼拜、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他们的小说应该说是登峰造极的，司汤达的《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巴尔扎克的东西多一点也杂一点，在我看来稍微次一点，福楼拜则有《包法利夫人》等作品。他们写得那么好，很大原因是因为有18世纪作家们打下的基础，他们踩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站得更高。在此，我要说一下，以前的那些人对法国小说史的发展所立下的功劳。
——17世纪之前，有拉伯雷《巨人传》，一共有5部。我建议大家可以读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王妃》，这是部爱情小说。《巨人传》跟中世纪以来的传奇有继承关系，讲游历中的所见所闻；《克莱芙王妃》完全是个人创作，有大量人物心理分析，从个人的角度反映宫廷的爱情生活，是很大突破。
——18世纪前期，我们可提一下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这是流浪汉体的全景描绘。还有普莱伏神甫的《玛侬·列斯戈》（两个叙述者，回顾性叙述）。《吉尔·布拉斯》有杨绛先生非常精彩的译文，大家可以读一读。第二部《玛侬·列斯戈》也有很多译本，我先讲讲他们。
阿兰-勒内·勒萨日(1668-1747)生于布列塔尼一个公证人家庭，十四岁成孤儿，家产丧失迨尽，后终生从事写作，在清贫中生活。从四十年起，勒萨日就耳聋失聪，健康状况也恶化，但为生存计，他没有停止过写作。在法国文学史上，勒萨日可算是真正靠写作挣稿费谋生的现代作家的先驱。勒萨日写的剧本有《克里斯平或主仆争风》、《杜卡莱先生》等，小说有《瘸腿魔鬼》、《吉尔·布拉斯》等。
作为小说家和喜剧家的勒萨日，一开始竟以翻译改编西班牙戏剧出名，他还翻译了《堂吉诃德新传》。而风行一时的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对当时法国文学的影响尤其巨大，勒萨日的小说《瘸腿魔鬼》和《吉尔·布拉斯》形式上明显套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模式，而且小说故事的背景就是西班牙社会。
《瘸腿魔鬼》写马德里的一个大学生堂克雷法斯的奇特经历。堂克雷法斯与一女子偷情，受到她情人们的追杀，躲到一个魔法师的家中。他出于好奇，无意中放跑了被魔法师封在瓶子中的瘸腿魔鬼阿斯莫德，魔鬼为报解救之恩，便带着他来到马德里市区的上空，揭去一个个屋顶，让他看到屋内正在发生的各种事情。于是，堂克雷法斯看到了一幕幕社会现实场景，甚至看到了他们的梦幻：一个老吝啬鬼躲在家中偷偷欣赏积攒的宝贝，而他的家人却请人算命，巴不得那贪财奴早死；一个侯爵爬梯子溜窗钻到一个少女的卧室；神甫临死前，晚辈正争先恐后地抢夺家产；珠宝商背着老婆再娶；酒店老板谋财害命，等等。人们全都鬼迷心窍，不顾道德廉耻，行不仁不义之事。最后魔鬼被魔法师召回，但堂克雷法斯已经借助魔鬼的法力，看透了社会的真相。
《吉尔·布拉斯》是勒萨日的代表作，属于写实暴露类的社会小说。小说情节以主人公吉尔·布拉斯一生的经历为线索，对社会作了全景画似的描绘。吉尔·布拉斯出身下层，从小跟教士舅舅学了一些文化，在去萨拉曼卡上大学的路上，他见识了各色各样的人，以抢劫为生的匪兵、贪婪的法官、耍小聪明的骗子等。他先是被客店主勾结马贩子骗走了骡子，后又被一帮强盗劫走，跟他们一起干剪径营生，因不甘与强盗为伍，逃了出来。他救了一个侯爵夫人的命，得了一些酬金，但一夜之间便被人骗得一干二净。他听人劝说，去当仆人，伺候了一个又一个的主人，从一个个教训中学会了混世，变得精明狡猾、厚颜无耻。他常常被人骗得一文不剩，但转瞬间又能以坑人之术反骗回来。朋友遇难，他能见义勇为，但一旦有了地位，却六亲不认，“好似喝了忘河的水”。他跟过一个庸医，误过许多人命，他从纨绔子弟身上染上了猎艳的恶习，他做过一个阔气的女戏子的管家，在放荡中纵情取乐，成了轻浮的无赖。后来，他做上了首相赖玛公爵的秘书，涉足政坛，却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甚至替太子拉皮条，事败后被国王打入狱中。但王太子继位后，他又东山再起，帮着新首相争权夺利，继续为新国王寻柳探花。最后，他退隐乡野，过着安逸的乡绅日子。
这部流浪小说揭露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上人与人互相欺骗的实质。而细致生动的描写，朴素自然的风格，讽喻而又欢快的语气，使作品对社会的揭露变得更真实。
《吉尔·布拉斯》叙述生动自然，前后出现的一百多个人物，有的性格鲜明，跃然纸上，有的勾画粗略，一笔带过。在叙事形式上，它深受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影响，把主人公吉尔·布拉斯的先后经历当作一根串连用的线条，把各种各样的历险挂靠在这条线上，开创了法国冒险家小说的体例。勒萨日常采用人物讲故事的手法，让人物彼此讲述各自的经历，这样来扩展社会生活的叙述面，当然，这一手法固定为格式后不免有失自然，而且形成结构上的臃肿庞杂。
再说普莱伏神甫。
普莱伏神甫(1697-1763)出生于贵族家庭，从小过着无忧的安逸生活，并受宗教文化的熏陶。他曾为了一个女人的事而跟父亲闹翻，离家去当兵，其间三次离开军队去当教士。1728年，他逃离修道院，出游英国和荷兰，其间写作《一个贵族的回忆与奇遇》共7卷，其中最后一卷便是著名的《德·格里欧骑士和玛侬·列斯戈的故事》，简称《玛侬·列斯戈》。在普莱伏动荡的一生中，著述超过了一百种，其中最有名的当数《玛侬·列斯戈》。这部小说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主人公心灵的慷慨，面对激情时的盲目都来源于作者的原型。小说在巴黎出版后，便被认为“反道德”而遭到火焚的判罚。
《玛侬·列斯戈》讲贵族骑士格里欧和年轻姑娘玛侬一见钟情的故事。在情欲的驱使下，格里欧带着自己心爱的玛侬私奔，不久格里欧囊中羞涩，满足不了玛侬的物质享受。玛侬便抛弃了格里欧，而与一个富有的包税人私通。格里欧悲愤交加，进了神学院发奋学习，终于成为一个杰出的神甫。后来，格里欧又与玛侬相遇，又一次为她倾倒，两人再度私奔，但玛侬旧习难改，依然沉湎于物欲之中。为维持爱情，格里欧屈尊和玛侬的哥哥一起以赌行骗，甚至施美人计骗取一个老贵族的钱财，事败后格里欧入狱，玛侬则流放美洲。格里欧被保出狱后也去美洲找玛侬。最后，玛侬病死，格里欧埋葬了爱人之后则独自返回巴黎。
《玛侬·列斯戈》以同情和伤感的笔触塑造了一个荡妇形象，并且把美与恶集于她一身，使她变得迷人，极具诱惑力。而痴情种子格里欧为了得到美貌的玛侬，竟不惜身败名裂，追逐她到海角天涯，演绎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在小说中，中心的冲突是自然的要求（尤其是爱情的狂暴）与宗教情感的搏斗。而这种冲突往往导致悲观主义的结局，因为向着上帝的回归并不能在人物的心中遏止住对世俗爱情的渴望。可以说，在普莱伏神甫的小说中，所谓的基督教道德实际上具有一种对人性的压制，故而，欲念的渴望也反过来走向极端，走向反道德。
玛侬无疑是一个全无道德廉耻的轻浮女形象，为贪图享乐和消遣可以轻易出卖肉体与灵魂，而格里欧骑士则是一个痴情郎形象，被情欲驱使着走向深渊。作者没去批评这两个道德败坏的男女，而是显示出一个本性纯洁的青年如何会因爱情走向堕落、无耻和罪孽。作者对玛侬和格里欧寄予同情，给予辩护，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多少客观地暴露了当时贵族社会放荡生活的一些真面貌，反映出社会制度的腐败，陈旧的宗教秩序似乎只是金钱万能的专制暴政的一张粉饰了的外皮而已；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对自己以往荒唐经历的缅怀。缅怀中带有一点忏悔，忏悔中又带有一些伤感。这就是《玛侬·列斯戈》的基调，也正因为这种伤感的情调，后人把《玛侬·列斯戈》称为“伤感小说”。
在叙述手法上，《玛侬·列斯戈》也有自己的特点，小说有两个叙述者，第一个叙述者某贵族通过与第二个叙述者格里欧的邂逅，把叙述者的资格让给了后者，使两种叙述自然过渡。而第二种叙述则是一种当时流行的回顾性叙述，它强调了故事主人公的“我”与叙事者的“我”之间的差异。而随着作品对人物的动机与行为展开分析和质问，读者的道德判断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在这两个作家之后就是伏尔泰、卢梭、狄德罗他们，因为他们的名望，使哲理小说、书信体小说和日记体小说成为一大景观，等这些人过去后，出现了一些18世纪末到19世纪过渡时期的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写了《保尔和薇吉妮》，当时这部小说很有名，创下了发行量的高纪录，而且很快被搬演上舞台，女主人公薇吉妮的发型也一度成为时髦女郎的标准式样，许多家长也追时髦地把新生婴儿取名为保尔或薇吉妮。其特点是异国情调和爱情至上，从坏的方面说，用老套的爱情故事骗人眼泪；从好的方面说，其中爱情的基础是平等的。
雅克·亨利·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自小丧父，在海浪与蓝天之间度过了童年时代，一生东奔西忙，走南闯北，但一无固定职业，二无金钱保障，穷愁潦倒，生活相当拮据。《保尔和薇吉妮》是他写作的《自然之研究》的第4部，更是他唯一为世人公认的杰作。小说出版后，他不仅生活富裕了，而且还出了名。社会上一些文人见《保尔和薇吉妮》畅销，便纷纷操效颦之技，层出不穷的仿作充斥于书肆，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惟恐自己的利益受损，遂发表连篇文章大骂仿作。
《保尔和薇吉妮》写了一段淳朴自然的爱情故事。两个法国女子各因各自的不幸旅居在海岛毛里求斯，一个贵妇人的丈夫患热病死了，另一个村姑则是被贵族玩弄后抛弃了。这两个女子先后产下婴儿，男孩取名保尔，女孩取名薇吉妮。保尔和薇吉妮青梅竹马，情深谊笃。后来，薇吉妮被富贵的亲戚接回法国，准备受教育并继承家产，贫穷的保尔只得留在海岛。他万里相思，柔肠寸断。后来，薇吉妮因不从长辈主婚之命被剥夺家产继承权，便决定返回海岛。但就在航船即将到岸时，海上起了风暴，船毁人亡。薇吉妮的尸体漂到岸边，手中还紧抱着保尔的肖像。保尔闻讯，悲伤万分，两个月后终因忧伤过度而死。两家合葬在一起，薇吉妮遇难的地方，从此叫做“苦命人岬”和“坟地湾”。
小说热情歌颂了纯洁的爱情和友谊，谴责了以门第观念和金钱观念为代表的种种不平等偏见，充分体现了作者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从卢梭那里继承来的“人性本善”、“回归自然”等观念。保尔和薇吉妮虽然生活清贫，但他们远离污浊的现代文明社会，呼吸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思想纯洁，品质质朴，他们是幸福的。薇吉妮去了法国后，进了修道院，接受了各种教育，反感觉到受压抑，没有自由。不过，小说把法国殖民地毛里求斯岛描绘得如世外桃源，把保尔和薇吉妮写得如天使一般，不仅完全摆脱了世俗偏见，而且和黑人奴仆的关系也十分融洽，不免有些过于理想化了。
小说使用了许多具有异国情调的人名和植物名称，以期营造出读者不太熟悉的生存环境。小说对热带风光和海洋景色的描写，为当时法国文坛带来了绚丽的异国色彩，也和主人公的生活与精神世界扣合得十分贴切。作品将大自然的美景和人的崇高心灵交织在一起描写，情景交融，具有独特的魅力。这部小说的地位以及对后代的影响，恐怕也在于其情景交融的独特的叙写手法。后来夏多布里昂的《阿塔拉》、戈蒂埃的《西班牙之游》和洛蒂的《我的兄弟伊夫》中都可见出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影响。但是，小说对异国情调的渲染，多少投合了当时法国对外拓展殖民地的社会心理。而且，作者对美丽壮观的大自然描述，是要证明造物主上帝的存在和伟大，他在小说中时时体现出迷信观念，似乎世间的一切都证实着上帝造物的合理。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这种宗教热情，也使他在19世纪初期的文坛上大受欢迎，成为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等一些宗教色彩浓厚的作家的楷模。
——拉克洛《危险的关系》，这是本书信体小说。《危险的关系》在中国有不少译本，其中一个译名叫《风月笺》。
小说描写贵族人士颓废的情感生活。所谓“危险的关系”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流行说法，指上流社会中那种不正当的、暧昧的、充满着邪恶和阴谋的男女关系。小说由175封书信构成，在这些由书信交织成的扑朔迷离的关系中，主要人物是梅特伊侯爵夫人和瓦尔蒙子爵这一对风月场上的老手。他们俩一度相好，分手后由于趣味相投而维持友谊关系。梅特伊为报复把她抛弃的旧情人热古尔伯爵，唆使瓦尔蒙去勾引热尔古的未婚妻赛西尔。但瓦尔蒙却对来他姑妈家的杜维尔夫人垂涎三尺，总想破了这女人的贞操。他以种种花招赢得对方好感，了却了心愿。梅特伊夫人见瓦尔蒙的心思全用在了杜维尔夫人身上，便怂恿自己的情人唐塞尼骑士去追求赛西尔，但没想到，后来这一对年轻人反倒真的两情相悦。瓦尔蒙先后把杜维尔和赛西尔弄上手后，又想跟梅特伊夫人重续旧好，并与杜维尔夫人决裂，使杜尔维夫人蒙羞不轻，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后来，梅特伊夫人见瓦尔蒙又冷落了自己，就向唐塞尼揭发了瓦尔蒙对赛西尔所干的“好事”，引起两人的决斗。受了致命之伤的瓦尔蒙临死前把事情真相全部告知于唐塞尼骑士。于是唐塞尼远走他乡，赛西尔重返修道院，而名誉扫地的梅特伊夫人更是闹得个众叛亲离。
18世纪中期以前，法国的小说从技巧方面来说尚未完备，一部小说往往只有一个主要人物叙述自己的经历，或者一个人物向叙述者来叙述自己的经历，故事情节的各部分之间不大连贯，情节发展上存在着很大的跳跃性。《危险的关系》则以一种十分复杂周密的情节结构，以一批鲜明的人物性格，和一种十分深刻细致的心理描写，在小说技巧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尽管作者依然采用当时流行的书信体体裁来构建小说，但已经不是把这种体裁仅仅当作简单的叙述手段，而是还当作安排情节进展的方式。作品通过写信者的直接对话，一方面坦率地暴露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一方面也把故事情节推向深入，使整部作品能够在情节上一环扣一环，形成跌宕起伏的结构。可以说，《危险的关系》以它对贵族“风情”的无情揭露、以它独到的叙事技巧、以它深刻的心理分析，而成为法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名著，对后人如司汤达的小说创作起了积极的影响。
刚才有一位先生问我18世纪末的色情文学和萨德的地位。18世纪末的法国比较开放，有点像我们明朝时期，大量流行言情、艳情小说。现在我就来讲一讲萨德和他的作品。
在18世纪末的法国文坛上，有两个作家以色情写作而闻名，他们是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和萨德。他们之间的创作有着一定的联系，简单说来，前者的小说中对情爱和肉欲的描写毕竟还属于文雅精致的风格，对性爱场合的描写总归还不是赤裸裸的。但在萨德的笔下，色情文学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萨德侯爵(1740-1814)出身于外省一个贵族世家，本人是破落贵族，参加过英法战争，退伍后终生以写作为生。萨德一生放纵情欲，以道德败坏、生活腐化、丑闻迭出而臭名昭著，多次因风化罪被捕入狱，最后病死于监狱中。他是法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浪荡儿之一，以充满了性变态描写内容的色情小说闻名文坛。法语以及其他西方语言中“性虐待狂”(sadisme)一词就是取他的姓氏(Sade)为词根，由此可见其作品与性虐待描写的关系。
萨德的小说大多写于监狱中，而且因其色情内容太重而被定为“禁书”，难以发表。他的小说代表作有《朱斯汀娜，或美德的厄运》、《新朱斯汀娜》、《朱丽爱特的故事》、《爱之罪》等多部。其中《新朱斯汀娜》最有名，它讲述了两个性格与品行迥异的姐妹的不同命运，因家道中落，两姐妹不得不自谋出路，姐姐朱丽爱特放荡不羁，荒淫无耻，却过上了奢华安逸的生活，妹妹朱斯汀娜天真纯洁，贤惠温和，却到处受骗上当，身心俱伤，落得个悲惨结局。作者显然想用两种不同的命运告诉读者，恪守道德规范，一味强调美德，只会引来厄运；而如放纵天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追求个人幸福，才能走运。但萨德笔下的“天性”，往往体现为情欲的放纵，具体化为了性暴力、性变态的描写。萨德的小说还有《阿丽娜和瓦尔库》、《小客厅中的哲学》、《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同样不惜篇幅地大量描写性场面。
应该承认，萨德的小说还是有一定积极价值的，它们想象奇特，文思诡异，敢于蔑视传统礼俗，包括现存的社会公德观和上帝的权威，充满了强烈叛逆精神和无神论思想。不过，作者提倡的享乐主义，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具有反理性倾向，而且，作者在叙述离奇荒唐的情爱故事中，大量地描绘性虐待、变态、恶癖等细节行为，同时插入充满邪恶意味的反伦理说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反叛。长期以来，萨德的作品由于色情内容和等级的超标，一直处于被查禁状态，直到20世纪初，超现实主义文学家们，尤其是阿波利奈尔对萨德的作品作了重新估价和重新定位，才为他翻了案。
剩下的时间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些戏剧理论，虽然小说是18世纪的代表性文类，但戏剧还是应该讲一下。刚才说了，18世纪的戏剧和17世纪的戏剧相比，是不相称的。17世纪的莫里哀的喜剧和拉辛、高乃依的悲剧是古典主义戏剧的高峰。到18世纪是新古典主义或说伪古典主义，伏尔泰有作品，但是价值都不太高。到19世纪是社会剧和浪漫剧的兴起，包括雨果和小仲马等人的作品。而这之前的18世纪末是个低谷，狄德罗看出了问题，提出：以往的悲剧是崇高的，喜剧是闹笑的，转揭小人物的缺点，现在为了启蒙的需要，我们要创造出介于两者之间的严肃剧，也就是市民的悲剧，小老百姓的悲剧，或者说是大人物的闹剧。他自己身体力行，创作了《一家之主》和《私生子》，这两部戏剧演出的效果其实很不好，但是他为这两个剧写了两个序言，一篇叫《关于〈私生子〉的谈话》，另一篇叫《论戏剧诗》，这两篇文章倒反而成为戏剧改革的宣言，对19世纪甚至之后的作品都有启发意义。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不要把目光固定在一个套式上，比如说悲剧必然讲高贵人的被命运捉弄，像俄狄浦斯、厄勒克特拉、俄瑞斯特斯等，我们不必要总写这些东西，可以写社会当中的状态。这两篇文章被后人认为严肃剧的戏剧理论，对后来的小说理论都有很大作用。
到了世纪末，有个新的戏剧作家叫博马舍，他的戏剧在18世纪达到了高峰。
加隆·德·博马舍(1732-1799)出身于一个钟表匠家庭，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但业余读了不少书，特别喜爱文学，尤其推崇拉伯雷和莫里哀作品的批判精神和讽刺意识。他接受伏尔泰和狄德罗的影响，自称是他们的学生。由于自己的出身和经历，他对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十分不满，对贵族们的高傲和昏庸表示出强烈的蔑视，并常常不甘示弱地反击一些贵族对他的侮辱。作为文学家，博马舍的地位由《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奠定。在这两部喜剧中，费加罗对封建社会所作的种种讽刺和抨击，是最让第三等级的观众解气和激奋的，也是最让当局头疼和心焦的。
1775年，他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又名《防不胜防》）在巴黎公演，受到热烈欢迎。剧中最使观众激动的，是仆人费加罗的形象。剧中的医生巴尔多洛霸道、愚昧，妄图用强制和蒙骗手段娶贵族小姐罗丝娜，使她成为百依百顺的奴隶。年轻贵族阿尔玛维瓦伯爵同样追求罗丝娜，不过，在他与巴尔多洛的情场争斗中，真正起主导作用还是他的仆人理发师费加罗。费加罗生性达观、精明干练，虽然地位低下，但在道德上和智力上却远远强过伯爵。他侠义心肠，憎恨霸道的巴尔多洛，同情不幸的罗丝娜，所以愿意帮助伯爵。正是由于费加罗的妙语连珠，聪慧机智，伯爵才能突破巴尔多洛的层层提防，得到心爱的罗丝娜。费加罗这一形象使法国观众耳目一新，他性格达观、聪明、诙谐勇敢，集中了社会底层仆人形象的种种优点，类似于莫里哀笔下的司卡班、勒萨日笔下的吉尔·布拉斯，但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1778年，博马舍写出了《费加罗的婚礼》（又名《狂欢的一日》）。在《费加罗的婚礼》中，费加罗的形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费加罗成了一个有自由精神，有大智大勇的人，远远高于任何贵族人物，是第三等级的高尚化身。阿尔玛维瓦伯爵与罗丝娜成婚三年后，对夫妻关系心生厌倦，而看上了年轻漂亮的使女苏姗娜。正当彼此相爱的费加罗与苏姗娜准备结婚的那一天，伯爵为满足私欲，企图恢复当年被他废除的封建领主对奴隶新娘的初夜权。但费加罗设下了一条妙计，让小侍从薛侣班装扮苏姗娜到花园与伯爵约会，他还把府内外的人包括伯爵夫人和巴尔多洛都团结到自己周围，共同反对伯爵的阴谋。后来，伯爵夫人罗丝娜和苏姗娜互换衣装，诱使伯爵把自己的夫人当成了他百般追求的苏姗娜。最后，前来参加费加罗婚礼的人们高举火把来到花园，荒淫的伯爵在众目睽睽之下狼狈出丑，费加罗终于战胜了伯爵，圆满实现了自己的婚姻。费加罗虽出身低微，但在与握有大权的贵族的斗争中却毫不示弱，充满了自信和乐观。他凭靠的不是虚空的名望和门第，而是智慧和勇气。在第五幕第三场戏中，费加罗有一段质问出身和门第的独白，道是：“就因为你是个大贵族，你便自以为是个大天才啦！……只凭着门第、钱财、高官、爵位，你便这般得意忘形！其实你何德何能，配有这么多的享受？除却你从娘胎中挣出来时费了些许力气外，你哪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至于我嘛，本是一个小小的老百姓，混在芸芸众生之中，然而，我为谋生自立施展的手段和显露的见识，比起统治西班牙一百年的还要多。而你却还要来跟我争夺……”这让观众听到了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呼吁自由平等的呐喊，其意志豪迈壮烈，其语言雄浑强劲，其语调掷地有声。剧终，众人既是在庆贺费加罗的婚礼，更是在庆贺平民对贵族的胜利，这舞台上“狂欢的一日”，预告了法国社会中大革命风暴的来临。
1778年，国王路易十六竟然有兴致翻阅了剧本《费加罗的婚礼》，读后立即惊呼：“何物博马舍，竟然对我国所有应予尊奉之事概行讥讽。若是上演此剧，必致生出凶险，将毁掉巴士底狱。”国王路易十六对该剧毫不掩饰的政治倾向极为不满，三番五次地禁止公演。不料，这一专制行为激怒了公众，博马舍在公众舆论的支持下与戏剧检察官斡旋，经过整整六年的斗争，《费加罗的婚礼》终于在巴黎公演。
《费加罗的婚礼》一剧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地，首先，情节发展非常合逻辑，结构也精练、集中，戏剧冲突分明，人物性格细致，对话生动、机智，随处可见讽刺和幽默的手法的运用。另外，剧中还穿插了一些类似民间小调的歌曲和节日狂欢般的舞蹈，使戏剧更显活泼，而布景、服装、道具也发挥了串连和推动情节的作用，使得有92场戏之多的全剧丝毫不显冗长拖沓。与莫里哀的戏剧相比，博马舍的剧中人物没有了性格上的程式化套套，而体现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特性：薛侣班的调皮，苏姗娜的活泼，伯爵夫人的多愁善感，尤其是费加罗的活力和聪慧，一个个都是那么的活生生。可以说，这出剧集中了18世纪各种喜剧的特点：情节喜剧、风俗喜剧、社会喜剧，甚至感伤喜剧。严肃和抒情交融，快乐与讥诮糅合。
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余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块关于18世纪法国文学的压缩饼干，对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这思想四巨头为代表的启蒙文学及18世纪法国小说体裁、题材的发展，做了简约的梳理，勾勒出一幅光明世纪法国文学的剪影。
余先生开始就提出对一个史实的确认，即18世纪的法国并不存在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一提运动，我们往往会先入为主地以为一定得有规模成体系的，得有什么纲领、政策、领导人，得是轰轰烈烈的。而实际上，以伏、狄、卢、孟四大家为代表的文学，正是启蒙思想的主体，他们揭露社会和当权者的丑恶，机锋指向一切愚昧、陈腐的教权、传统与邪恶，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闪耀着人来智慧的思想光芒，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和深刻的影响。正如余先生所说：“18世纪的法国文坛，那一个个重要作家，一部部杰出作品，赫然站在整个欧洲文学的最高峰，上承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的辉煌，下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潮，在文学史上确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感谢余先生。今天演讲到此结束，下次再见！（掌声）
录音整理：程丽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