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刘世德（中国社会科学院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演讲时间：2007年5月27日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您请来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大学者刘世德先生。
从资料上不难看到，《儒林外史》花了吴敬梓十几年的时间，最初是以抄本形式流传。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清嘉庆八年（1803年）的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的版本有50回本、55回本、56回本和60回本诸说。我们常说知人论世，那《儒林外史》何以出自吴敬梓之手笔？它的版本状况又是怎样的？除了《儒林外史》，吴敬梓还有其他作品存世吗？请刘先生演讲《〈儒林外史〉的作者与版本》。大家欢迎。
各位老朋友和新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和版本”。
我们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六部伟大的、第一流的作品——《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前头五部是通俗白话小说，最后一部是文言短篇小说集。五部通俗白话小说基本有两种类型，我拿体育竞赛来打个比方说，打排球也好，踢足球也好……选手有两种类型，一种叫比赛型选手，一种叫慢热型选手，比赛型选手一上场就非常兴奋，他的水平立刻就能发挥出来，慢热型选手一开始放不开，精神状态和竞技状态需要慢慢调整。从阅读的角度来讲，这几部小说也可分为两种类型，《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属于我刚才说的“比赛型选手”，大家拿到书看第一遍或者听说故事以后来看这部书，马上就会喜欢，以后还会反复地看，就是说一看就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喜欢上这部作品。《红楼梦》、《儒林外史》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第一眼、第一遍看它们，不一定马上就喜欢上，它究竟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妙处，第一遍并不能真正的、深刻的领会到，而是要反复看、细心看，才能看出它的妙处和好处。过去经常用吃橄榄来打比方，一开始并不能体会到橄榄那个味道的好，得慢慢的吃、慢慢的嚼，才能体会到橄榄的好处妙处。《红楼梦》、《儒林外史》就是这种类型的作品。
今天来讲《儒林外史》，还是讲它的作者和版本。在这里我讲过《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基本都是讲作者和版本问题，因为看了一本书以后，总得想一想作者是谁，他是怎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本书和他的个人生活、个人生平有什么联系还是没有联系，这是每一个读者或说大部分读者心里边想要知道的，那么这就是作者问题。偏偏中国古代小说有很多作品当时没有著作权的观念，作者的名字不正式署在书上，于是到今天有很多作品都往往存在作者问题，有人说是甲作者，有人说是乙作者，就产生了各种问题，所以讲这些作品我往往要讲作者问题。从作者问题讲起，就是这个原因。
还好，《儒林外史》没有作者问题，它的作者就是吴敬梓，还没有人提出说不是他写的，是另外一个人写的，不像《三国》、《水浒》《西游》、《红楼梦》、《金瓶梅》都有作者问题。
照例我还是先讲作者问题，其次还要讲版本问题，《儒林外史》的版本并不复杂，版本问题看上去很枯燥，实际是很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对小说的版本问题稍加留意。我过去就这个问题专门作过讲演，为什么要重视版本问题呢？版本版本——版，就是印出来的书；本，就是还没印出来的书，所以版本也者，就是书。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当然有版本问题，在世界上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书，只要是书就有版本问题，过去我们经常举例子，有的例子大家很熟悉，不去多讲，郭沫若的《女神》，叶圣陶的《倪焕之》，曹禺的《日出》都有版本问题，拿外国来说《哈姆雷特》、《安娜·卡列尼娜》都有版本问题，这些大家还比较容易理解，它们是诗或小说。其实，不仅仅是诗和小说，就是文学理论、社会科学的著作等也有版本问题。
有版本问题不稀奇，关键在于这个版本问题是小问题还是大问题，是重要的问题还是可以忽略的问题，这是关键。我过去在演讲里举过几个例子，后来出书的时候有几个例子编辑同志不同意，要删掉，我还是愿意在这里举给大家听听。我们举毛泽东的著作为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版本问题，它已经修改了好几次，你拿以前解放区出版的和现在我们正式出版的一比较，就发现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版本问题——甚至后来版本中加进去的有些话并不是出自毛泽东的亲笔，有的是胡乔木写的。毛泽东有一篇著名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我亲耳听到了录音的传达，后来正式发表了，可跟我听到的录音传达不一样。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篇很有名的著作，当初发表的时候有一句话后来给删掉了，这句话是什么话呢？“不是倒向美国，就是倒向苏联，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是一开始发表时的一句话，是个结论性的话，但是现在找《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单行本或《毛选》，看不到这句话。为什么？因为现在国际形势变了，出现了很多不结盟国家，这句话就不适合形势了。这句话是我们统战政策很重要的理论依据、政策依据，那么就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这句话后来自然而然就消失了。这些都是版本问题。
从这些方面来看，版本问题重要不重要？我认为版本问题还是很重要的。并不是所有的版本问题都重要，但是其中有很多版本问题是很重要的。我还举过一个例子，年纪大的同志可能都知道这本书——《欧阳海之歌》，金敬迈写的，有版本问题，文革中他把情节改了。文革前出的《欧阳海之歌》，欧阳海在成长过程中学习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有很大的收获，有助于他性格的成长，但是文革中《欧阳海之歌》再版时把这个情节改了，改成了欧阳海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眼就看出它是个大毒草，就一边读一边跟它展开批判，批判过程对自己的成长有帮助，你看这不是《欧阳海之歌》的版本问题吗？这个版本问题难道不重要么？
所以我觉得作者问题和版本问题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这个重要性夸大到特别的地步，但的确是重要的，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也是为什么我讲这几部小说都着重讲作者和版本问题的原因。
我准备讲五个问题：一、灿烂的双星；二、吴敬梓的家世；三、吴敬梓的父亲；四、吴敬梓的一生；五、《儒林外史》的版本。
讲作者问题除了这部作品是不是他写的以外，还要涉及作者究竟是怎样的人、他的生平事迹、他的家世以及这些对他的思想、世界观的形成，对这部作品的创作有没有影响、有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我主要提供一些有关资料给大家，根据这些资料可以从这些角度进行思考，有助于我们对《儒林外史》进行阅读。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灿烂的双星。
什么叫“双星”，有两种解释，我们现在讲的“双星”是其中一种，而不是另外一种，首先我要告诉大家这一点。第一种解释，双星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这个也是大家平时容易理解的解释，我们很熟悉《红楼梦》第31回，它的回目——引起大家争议、引起大家兴趣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伏白首双星”到底伏的是什么，到现在还是一个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因为这一回写了史湘云和金麒麟，为什么这个会“伏白首双星”？有人说后来史湘云嫁给了贾宝玉，在这里是伏线，他们后来白头到老，像牛郎织女一样的结合了，这是一种理解。也有人认为不是这样的，认为这个“伏白首双星”伏的是史湘云和卫若兰，说他们在后四十回里结婚了。不管怎么理解，反正“双星”的第一种解释就是牛郎织女。古人在作品中是经常用的，比如杜甫《奉酬韦十二丈判官见赠》：“相如才调逸，银汉会双星”。古人常常用“双星”指牛郎织女。
第二种解释是我现在所想拿来借用的。“双星”是个天文学名词，指两个距离很近、或彼此之间有引力关系的恒星。我现在就是从这个意义借用这个词，因为“双星”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上的一种现象，并不是随便两个作家都可以叫做“双星”，起码得是杰出的、优秀的甚至是伟大的作家或作品，这才有资格配称“双星”。我们先拿诗歌和戏曲举两个例子，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可以叫做中国诗歌史上的“双星”，（“双星”不止一对，他们是其中之一，但“双星”不会数量很多，因为必须是伟大的作家、作品。）拿戏曲史说，清朝康熙年间的“南洪北孔”——洪升、孔尚任——是清代戏剧史上的“双星”，他们时代相同，他们都有成就，作品都是杰出的。
中国小说史上有两对最著名的“双星”，一对是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和施耐庵的《水浒传》，这两个作家、两部作品是同时的，他们互相还认识，《水浒传》是罗贯中和施耐庵两个人共同创作的，《三国志演义》是罗贯中一个人写的，这是一对“双星”。我今天着重要讲的是另外一对——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他们都是雍正、乾隆年间的人，作品的完成、出版和流传都在乾隆时期，除了时代相同、相近这个因素以外，他们还有些什么情况呢？下面我们要着重介绍。
我们把“双星”这个天文学名词拿来说这个问题有两点情况值得注意：第一，“双星”是同时的，两个人认识甚至共同创作一部作品，像施耐庵和罗贯中，或者认识是朋友，像李白和杜甫。第二，但是我们讲的清代“双星”，虽然他们时代相同，但两个人不认识，也没见过面，“南洪北孔”属于这种情况，尽管有些共同的朋友，但两人不认识，从记载来看，他们两人没见过面，没有来往。吴敬梓和曹雪芹也是如此，他们是同时代人，同是伟大作品的作者，甚至同在一个城市呆过，但是彼此不认识也没有来往。这是另一种类型。
为什么要把曹雪芹和吴敬梓称为“双星”，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他们是同时代。第二，乾隆十九年对他们两个人都有特殊的意义。第三，南京这个城市对这两个人也有特殊的意义。第四，他们的上世都作了大官。第五，他们的上代都有所谓的“从龙”这种经历，不过吴敬梓的上世“从龙”从的是明成祖，跟着明成祖打天下，而曹雪芹的上世“从龙”是跟着清兵入关，虽有这么一点不同，但在各自的家族历史上都是引起为荣的事情。第六，由盛而衰，从他们的上代一直下来大概经过了五六代，从鼎盛时期到了曹雪芹的时代、到了吴敬梓的时代，都败落了、衰败了，落入了贫困的境地。第七，两个人都是伟大的作家，有伟大的作品。以上这七点是把两个人叫做“双星”的原因。
先讲他们的同时代。这两个人都可以叫做十八世纪上半叶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生于康熙54年（1715），死于乾隆27年除夕（1763）；吴敬梓生于康熙40年（1701），死于乾隆19年（1754），也就是说吴敬梓只比曹雪芹大十四、五岁。1954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正好碰上了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就把吴敬梓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在北京专门开了个纪念大会，会上何其芳做了学术报告。
再讲他们的作品。吴敬梓有个朋友叫程晋芳，写过一组《怀人诗》，一共怀念了十几位朋友，其中有一首怀念的就是吴敬梓。这组诗根据诗集里纪年的排列，是写在乾隆14年（1749），诗中有四句提到《儒林外史》：“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在程晋芳的心目中，小说是不值得重视的一种文学体裁，所以他并不看重《儒林外史》，作为封建社会的文人，这代表了大部分人的看法，所以那时小说家的社会地位很低的。诗的意思是说，你很有才华，也写了很多诗词，都很有名，没想到你的那些东西没受到群众的欢迎，反而是在我看来不怎么重要的《儒林外史》受到了人家的喜爱。这首诗就是说明在乾隆14年以前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已经脱稿完成了，他的朋友也看到了，也就是说《儒林外史》最晚不会晚于乾隆14年。
我们再看《红楼梦》的创作。《红楼梦》从乾隆9年（1744）开始的，现在我们看到的甲戌本的扉页上有胡适题的字，有曹雪芹自己写的诗，有一句“十年辛苦不寻常”，我们如果从乾隆9年开始算起，算他创作完成前80回的历程，是十年，这期间经过了五次增删修改，第十年就是乾隆19年，即甲戌年。这一年对吴敬梓来说是什么呢？吴敬梓死于这一年。在时间这一点上有个一致，曹雪芹初步完成了《红楼梦》的创作在乾隆19年，吴敬梓死于乾隆19年，对于“双星”来说，这一年有这样的巧合。当然，曹雪芹完成《红楼梦》是在北京，吴敬梓逝世在江苏扬州，他没有到过北京。
南京对于两人的共同性。曹雪芹是辽东人，尽管他的籍贯现在有不同说法，但从他的祖上做官的履历表来看，他的高祖、曾祖、祖父的“档案”里写的都是辽东人，这应该就是曹雪芹的祖籍。特别是他的高祖、曾祖在山西大同做过官，在清朝时山西大同被认为是边境、边关，清朝有个规定，边疆地区的地方官必须是旗人，汉人不能做的。辽东属于八旗，曹雪芹家里是正白旗，如果他家是河北、江西等别的地方人，那是汉人，就不可能到边疆做官。他的祖上在南京做江宁织造，三代做了六十年，曹雪芹就生在南京，童年在南京度过，十几岁才回到北京。吴敬梓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南京度过，他是安徽人，但是后来在安徽呆不下去了，他自己的性格和爱好兴趣是要往外面发展，全家从安徽全椒搬到了南京。所以南京是两个都呆过的城市，尽管两人都呆在南京，但两人并没有见面，因为曹雪芹后来回到了北京。吴敬梓搬到南京的时候，曹雪芹早就走了，吴敬梓又没有到过北京，这两个人不认识，没有任何来往。如果他俩能够认识，能够结交，对于我们今天喜欢这两部作品的人来说、对小说史来说，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是我们只有感到深深的遗憾，这两个同时代的大作家没有见面的机会。
两个人在文学史上享有共同的伟大的地位。《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伟大的作品，它的艺术成就完全可以媲美于俄国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更了不起的是他没写完，只写了八十回，后四十回是别人写的，有的地方偏离了曹雪芹的创作意图，而《战争与和平》是一个作家一直写下来的，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这是《红楼梦》和外国文学的比较。
那么，《儒林外史》和外国文学比较又怎样呢？《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开创了讽刺小说的门类，它的创作手法可以和欧洲文学史上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相媲美。更为难得的是，《儒林外史》是属于十八世纪的作品，比欧洲的具有超前性。
《儒林外史》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也有很深刻、深远的影响，鲁迅把《儒林外史》称为“真正的讽刺小说”，意思是说它作为一部讽刺小说是非常优秀、非常伟大的，超越了其他同样类型的作品。对于现代作家的影响——我举三个作家来说，他们都受了《儒林外史》创作的很大影响：鲁迅、张天翼、钱钟书。以前我讲《西游记》时提过，钱钟书亲口对我说他不喜欢《红楼梦》，不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他只喜欢两部小说，一部是《西游记》，一部是《儒林外史》，大家看《围城》就能看出《儒林外史》对钱钟书的影响。可见《儒林外史》对现代文学的很大作用和影响。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也进入正题——吴敬梓的家世。
家世对吴敬梓很重要，所以要专门介绍几个资料给大家。我们先讲吴敬梓这个人，吴敬梓，姓吴，名敬梓，字敏轩，号文木，又号粒民、秦淮寓客。吴敬梓的很多朋友在自己的诗文中都称呼他为“敏轩”，吴敬梓的诗词集叫《文木山房集》，比他晚的人称呼吴敬梓为“文木先生”、“文木老人”。在过去，称人究竟是称名字还是称表字，是很有讲究的，所以称吴敬梓为“敏轩”的都是他的平辈朋友，称他“文木先生”的都是他后辈的人。在现在人写的各种文学史里，都没有提到吴敬梓有个号叫“粒民”，我们在他的一个手迹上看见好多图章，其中就有“粒民”，只有这个地方出现过“粒民”这个号，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又叫“吴粒民”。他是安徽全椒人，生于1701年，卒于1754年，活了54岁，寿命不是很长。
下面这个问题没有人提到过：吴敬梓为什么叫吴敬梓？我把作为一个常识告诉大家。吴家祖上都有一个同样的偏旁来排行的，他的上代有排“雨”字旁的，有排“日”字旁的，到了吴敬梓这一代，是用“木”字来排行，而且大部分人是单名，就是说他叫“吴梓”，这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加一个“敬”？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情，他家里有座楼叫“赐书楼”，现在流传下来的吴敬梓的金陵景物图上有他题的字，后面盖了好多图章，其中有个叫“赐书楼”。为什么这个楼叫赐书楼？因为皇帝给了他们书，他们觉得是天大的光荣，专门造了一座楼来纪念皇帝赐给他们书这个事，因此他祖父的集子就叫《赐书楼集》。吴敬梓生的时候，正是这个集子刻印的时候，吴敬梓的“梓”就是印书的意思。皇帝赐书是很大的事，他祖父因为这个由头刻书，必须要有恭恭敬敬的态度，所以加了一个“敬”字，这就是吴敬梓之所以叫吴敬梓的原因、由来。
有的书把赐书的时间说得比较晚，说是雍正年间，实际这个事发生在康熙年间。
吴敬梓甲戌年死在扬州，有好几个人有记载，也是其他作品里很少提到的、我们所熟悉的一个伟大的作家临近死亡时的情景，程晋芳的记载比较简单，他在《勉行堂文集》卷六《文木先生传》中说：
岁甲戌，与余遇于扬州……余返淮，将解缆，先生登船言别……时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殁矣。
这是说乾隆19年时，我（指程晋芳）跟吴敬梓在扬州见了面，然后坐船回家，吴敬梓还上了船跟他告别，这一天是十月初七，又过了七天，也就是说吴敬梓死在乾隆19年7月14号，这是具体的时间。
金兆燕描写的还要详细些，在底下介绍吴敬梓生平的时候，我再把金兆燕的诗介绍给大家。吴家和金家上代传下来都是亲戚关系，所以《儒林外史》第一个刻本也是金家印的。
再说说吴敬梓的上世。吴敬梓有一篇很长的赋，叫《移家赋》，他在赋里讲到了他上世几代人以及他本人的一些情况，他从安徽全椒搬到了南京，为什么要搬家？当然因为全椒是个小地方，南京是个大都市，吴敬梓喜欢交朋友，他从前是贵家公子的身份，也喜欢花天酒地的生活，在全椒没有这种机缘，但是在南京尤其是秦淮河边这种机会多得很，对吴敬梓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就去了。
另外一个原因——底下我们会介绍有关资料——吴敬梓年轻的时候被大家认为是败家子，喜欢花钱，生活奢侈，呆不下去，他的家族很大，有很多家族成员说话，说他不肖，都责骂他，给他冷眼。一个大家族经常会有遗产继承权的纠纷，吴家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兄弟、叔侄之间发生了财产的纠纷，吴敬梓呆不下去，被排挤走了。这就是吴敬梓青年时候离开老家搬到南京过日子的原因。
他在《移家赋》里讲他的上代是仲雍九十五世孙，这个呢不必相信，每个人的家谱讲到自己的老祖宗都挑有名的人讲，只要是有名的人，他姓吴，我也姓吴，那就是我的祖宗，其实天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旧社会有一种人专门修谱，走四方在乡村里到处问要不要给人修家谱，他们就有这个本事，能把很有名的人变成你的祖宗，那么你的家谱修起来就觉得光荣了。所以家谱近几代晚了几代是可靠的，再往前基本就不可靠了，那是扯上来的，不是真正的。我怀疑吴家这个高祖的说法也是拉来名人作虎皮，这点恐怕他也不能免俗。
《移家赋》里讲到所谓“从龙”在永乐年间——“有明靖难，用宣力于南都（远祖以永乐时从龙）”。朱元璋死了以后，他的孙子做了皇帝，可是他的另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明成祖——不服。明成祖封在北京，朱元璋的首都在南京，明成祖就发动了“靖难之役”，领着兵打了过来，吴敬梓的远祖就参加了这次战役，是明成祖的手下。后来明成祖成功了，北京能够成为首都就是因为明成祖做燕王的封地在北京，他不愿意在南京做皇帝，就把首都迁到了北京。因为是在南京打仗，所以后来就封吴敬梓的远祖在六合，六合属江苏省，在南京附近。这个世祖有可靠记载的名字叫“转弟”，估计也不是很有名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比较别扭。转弟把家从江苏六合搬到了安徽全椒——“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迨转弟而转袭，历数叶而迁居。（始祖讳转弟公自六合迁全椒）”。以后吴敬梓就成了全椒人，在现在的安徽全椒有吴敬梓的纪念馆。他的籍贯情况是这样子的。
在封建社会里有句话非常深刻，叫“君子之泽，斩于五世”，这句话反映了一个规律：一个家族兴旺发达以后，当大官也好，发大财也好，他的第二代能够这样，第三代还能够维持，第四代勉强能够维持，往往到第五代就衰败了，出现了败家子，很多家庭的发展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五世而斩。曹雪芹家族也是这样。五世而斩的具体表现在兄弟之间吵架，互相争夺财产，族人之间也互相责骂，大家庭不和睦，这在封建社会里是普遍的规律，吴敬梓、曹雪芹都不幸地碰到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吴敬梓和曹雪芹又很“幸”，为什么？由于这样的境遇，他们才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如果说这两个人家里很有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我可以断定他们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我们现代有很多作家写不出好作品，就是他的生活太富裕了，艰苦的环境加上个人的天才和奋斗、后天的努力才能够创造出伟大的作品，中国文学史上的无数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吴敬梓就是一个例子，曹雪芹也是一个例子。我们看一看为什么当代出不了伟大作品，当代作家过得太舒服了，不可能写出伟大作品。
吴敬梓讲自己上代的光荣历史用了几个典故——“始则河东三凤，终则马氏五常，或笃志于铅椠，或尽力于农桑”， 像“河东三凤、马氏五常”指过去大家族里几个兄弟同时都很有名、都很有才很有成就，他的上世有的做官，有的写出传世的文学作品，有的种田。他特别提到曾祖，曾祖辈五个人，四个人是进士，只有一个人种田终生没有做官，另外四个都做官了，这在康熙年间是非常有名的事情。我们举王士禛（王渔洋）《池北偶谈》里对吴敬梓曾祖的记载：
全椒吴氏兄弟，同胞五人，其四皆进士。长国鼎，前癸未进士，官中书舍人；三国缙，顺治己丑
进士；四国对（就是吴敬梓的曾祖父），顺治戊戌进士，榜眼及第，官翰林侍读；五国龙，亦前癸未进
士，官礼部都给事中。国对、国龙孪生也，国龙子晟，康熙丙辰进士；昺，辛未进士，榜眼及第。
我顺带说一下《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的区别，吴敬梓和蒲松龄的区别。你看，他祖上都是做大官的，曾祖的几个儿子也是做官的，他对科举制度是攻击的、批判的态度，《聊斋志异》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也是批判科举制度。但是这两个人不同，不同在哪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不同。
吴敬梓贵族大家族出生的，上代就是做官，他的儿子也做官，他本人没有做官；蒲松龄是农村的教书先生，而且参加科举好几次，七八十岁还去考，还是没考取，最后寄托希望在自己儿子身上。吴敬梓不存在这个问题，境遇也不一样，两个人的生活环境也不一样。蒲松龄考了七八次都没有考取，他清楚的看见了科举的弊端，对试官的不公平和试场的黑暗他都有亲身的体验，他从这个角度来揭露、批判科举制度。而吴敬梓不是，他揭露的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的心态，因为他并没有考好多次考不中的境遇，也没有由于腐败黑暗的制度限制了他的发展，他接触的人有很多是当官的，有的是名人，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这与蒲松龄不同。所以，他揭露的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戕害主要是心灵、心态上的。当然，从根本上来说，揭露批判黑暗腐败的科举制度这两个人是共同的，但是切入点和着眼点有区别。
讲到吴敬梓祖上做官的问题时，附带把这个问题说一下。
他的上代兄弟就是这五个人：国鼎、国器、国缙、国对、国龙，他们的父亲的叫吴沛，祖父叫吴谦，曾祖父叫吴凤，吴凤以前我们现在查不出来。从吴凤开始，吴谦、吴沛都是读书人，都是争取仕进做官的，有诗集流传，吴沛的诗文集叫《西墅草堂集》，现在还能看到。五个兄弟中的吴国对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吴旦，老二叫吴勖，老三叫吴昇。吴旦就是吴敬梓的祖父，吴旦的儿子叫吴霖起，吴霖起的儿子叫吴敬梓。
为什么要把世系表介绍给大家呢？因为谁是吴敬梓的父亲是个考据问题，我下面专门要讲，在学术界有争议。应该怎么对待考据问题，我想通过一个具体的实例告诉大家，怎么是不可靠的考据，考据应该怎样进行，应该依据什么样的材料。我们可以通过吴敬梓父亲的问题来看一看，并且还可以探讨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说法，它有什么背景，这是我下面要详细讲的问题。
吴旦的儿子叫吴霖起，吴霖起的儿子叫吴敬梓，这是吴国对的朋友给吴国对写的墓志铭里明确交代的，当然没有说到吴敬梓的名字，但是吴旦是吴国对的儿子，吴霖起是吴旦的儿子是很明确的。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记清楚。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吴敬梓的父亲。
为什么要把吴敬梓的父亲单列出来讲呢？有两点重要性：一、牵涉到怎样分析他在青少年时期面临的家族矛盾的性质；二、关联到怎样估量他的身世和经历对他的思想形成所起的作用。
父亲问题本来是很简单的，但是现在变得复杂了，值得说一说。这里边涉及考据方法的问题，还有怎么对待学术界某些人的问题，具体的来说，是怎么对待胡适，为什么会对胡适正确的判断和考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其中有时代背景。
我们就来解剖这只“麻雀”。吴敬梓的父亲是谁有四种说法：
一、吴雯延；
二、吴霖起；
三、生父是吴雯延，吴霖起是嗣父；
四、生父不详，嗣父是吴霖起。
现在流行的说法，几部关于吴敬梓的专著如《吴敬梓年谱》、《吴敬梓传》以及一些专门研究《儒林外史》的学者，他们持的是第三种说法。我认为第三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是错误的。第二种说法是胡适提出的， 这是最正确的说法，有根据的说法。为什么一个可靠的说法、有根据的说法会受到批判？几乎被研究吴敬梓的人在专著里慢慢地形成了一致的看法，这种奇怪的现象有它的道理和时代背景。
1954年批判完俞平伯以后，就批判胡适，于是胡适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人物。根据我的了解和我所接触的材料，根据我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判断，我认为凡是在《红楼梦》考据问题上反对胡适的，结果证明胡适都是正确的。我研究过这些考据问题的争论，考察的结果胡适是正确的。对胡适提出新看法往往是不能成立的、是强词夺理的。别的不多说，我们讲吴敬梓父亲的问题。
学术界既然有这样的风气，当年明明胡适是朋友、或是恩师、或是对别人有过帮助，1954年以后，脸一翻，胡适是狂人，是反动怎么怎么的，他说的什么都不能成立。过去有个政治的问题，但是现在改革开放了，这样的人的又回过头来说胡适当年对自己怎么好、自己跟胡适怎么接近、他是我好老师、我要继承他、他对我进行了什么什么帮助等等，完全是另一幅嘴脸，在现在的学术界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学者。对于以前你在政治风气之下说胡适这样那样我们可以理解，可以原谅，今天这样的“表演”，我觉得是令人不齿的。
我不是说吴敬梓这个新的说法一定是这样，我刚才说的是《红楼梦》。吴敬梓的这个说法，也是因为有人要批判胡适，所以把胡适的正确说法说成是错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我们介绍这个说法，第一种说法最早是这两本书提出来的，一本书是朱绪曾的《国朝金陵诗征》，里边有吴敬梓的小传，朱绪曾是清朝人。另一本书是陈作霖的《金陵通传》，里边有吴敬梓的传，陈作霖（1837—1920）活到了民国年间。这两本书里都说吴敬梓的父亲叫吴雯延。这两个人的记载今天能看到，可是我告诉大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文学研究界研究《儒林外史》、研究吴敬梓的学者没有一个人提到过，也就是这两本书里的说法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七十年代当第三种说法出现以后，这种说法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第三种说法就是根据第一种说法而来的。
下面介绍第二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胡适在《吴敬梓年谱》提出的，发表在《胡适文存》第二集第四卷（1922年）。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无论是文学史还是研究《儒林外史》或吴敬梓的著作、论文，都以胡适的说法为依据，没有不同的意见，学术界普遍接受。这个说法很明确：吴敬梓的父亲是吴霖起，不是别人。
第三种说法是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美林先生提出的，他最早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吴敬梓身世三考》（《南京师院学报》1977年第3期），这“三考”全是针对胡适的，1977年文革刚结束，那时对胡适的看法和今天还不一样，还是把他看成反动文人。陈美林先生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著作——《关于吴敬梓的身世问题》（《艺谭》1981/3），《吴敬梓》（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再三维持他的观点，认为吴敬梓有两个父亲，吴霖起不是吴敬梓的父亲，吴敬梓是过继给吴霖起的，他亲生父亲叫吴雯延。这个说法是哪来的？朱绪曾讲的，就是第一种说法里提的。为什么是？他有他的解释，我底下会给大家分析，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提出一个新说，怎么样用可靠的、正面的证据来证明，不能用主观推想，而且必须有反证，应该先驳倒对方的看法——不是吴霖起，所以是吴雯延。做学问应该这样，不能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不能只争取自己的说法“可备一说”，要想成为一个科学的结论，必须要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证明自己的见解，同时要反驳和驳倒别人的不同见解，这样才能立得起来，不破不立啊。第三种说法没有做到这一点。
第三种说法很流行，我举两本书：一本是陈汝衡的《吴敬梓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采纳了陈美林的说法。作者是上海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单位，他在解放后出过一本小书叫《说书小史》，《吴敬梓传》是后来写的。还有一本书是孟醒仁的《吴敬梓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比较厚，孟醒仁先生是安徽大学教授，也是专门研究吴敬梓的。
介绍第四种说法前，我们来看看第三种说法和第一、第二种说法的不同，它们共同的地方是都承认吴霖起、吴雯延是父亲，不同表现在吴霖起是嗣父，吴雯延是生父，也就是说第三种说法是调和了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而产生的。
第四种说法我不准备去评论它，因为它只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的，1984年11月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出，后来没有形成文字。我们只是了解到有这个说法，但不必理会，因为没有公开发表，所以我就不提这个人的名字，也不讨论这个问题。
对这四种说法我的看法是：说法二正确，就是胡适所说的吴霖起是吴敬梓的父亲是正确的。说法一（清朝人的说法）是错误的。说法三（就是陈美林教授提出的新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说法四因为没有公开发表，可以置而不论。
这是我的一个结论，下面我要作为例子来说明怎么样进行考据，陈美林的新说法究竟有什么破绽，问题在什么地方。
首先，我们最清楚的一点，提出第一种说法的人晚于吴敬梓一百年左右，距离吴敬梓的生年有一百年，距离吴敬梓的死有五十年左右。这样的人说的话能够作为依据么？如果没有反证，我们还可以考虑，但是现在有反证。反证主要是吴敬梓本人说的话，吴敬梓上世的朋友说的话，这才是可靠的，我们用那个来驳五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的人所说的话。
进行考据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提出一个说法，没有举出证据，只是那么说的，那么你就要考察他那个说法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吴敬梓的朋友、亲戚或同时代人。一个比吴敬梓小100岁人说的话怎么能够作为铁证呢？考据中碰到的问题要这么对待。
我来指出第一个说法的三点错误和一个矛盾。
第一个错误，吴敬梓有个诗文集叫《文木山房集》，为什么叫“文木山房”，因为他号“文木”，但是朱绪曾在书里说是“文林山房集”，把“木”居然错成了“林”字。
第二个错误，朱绪曾说吴敬梓的始祖转从六合搬到了全椒，实际上吴敬梓的始祖叫“转弟”，刚才我们介绍《移家赋》时说过，这把人家祖宗的名字又弄错了。
第三个错误，说吴敬梓的父亲是吴雯延——这点先不管它对不对，“始居金陵”这句话就是错的，什么叫“始居金陵”？是说他这个人还是说他的家开始就住在南京？不管是哪一点，都是错的，吴敬梓的曾祖就在南京活动过很长时间，如果是说整个家搬过去，那是吴敬梓，不是他的父亲。现在找不到任何关于吴雯延从全椒搬家到南京的资料。
一个矛盾，朱绪曾说吴敬梓的父亲是吴雯延，祖父是吴旦，但是我们从吴敬梓的曾祖的朋友给他曾祖写的墓志铭里说吴国对的儿子叫吴旦，吴旦的儿子叫吴霖起，墓志铭把兄弟五人的儿子、孙子都有名有姓写出来了，唯独没有提到吴雯延这个人。也就是说，吴雯延不是吴国对兄弟五个人的后代。对吴敬梓来说，吴雯延是个族人，就好比《红楼梦》里的贾蔷、贾芹，不是大观园、不是贾府的人。
这一点上就不符合封建社会里过房、过继的规律和规定，如果说兄弟几个人，其中有个人没有儿子或者有过儿子后来死了，那这时候怎么办，要为他立后，他的哥哥、弟弟都有好几个儿子，封建社会里的规律是从他兄弟的儿子们中选择一个做自己的儿子，曹雪芹就是这样的，曹颙死了以后，就把曹頫作为曹寅的儿子过继过来，曹頫是曹寅的弟弟的儿子，也就是说过继的双方应该是同一个家族的兄弟，首先是要亲兄弟，同一个祖父。亲兄弟里找不到可以过继的对象，这个时候才考虑同一个曾祖。但吴雯延肯定不是吴敬梓曾祖家族里的人，而是他们兄弟五个子孙之外的一个人，就是说他们之间不会发生过继的情况。除非兄弟五个的子孙全部死了，没有可以过继的了，这时候才会考虑到兄弟以外找个人来，这是很普通的常识，封建社会里，首先是亲兄弟的儿子过继，其次是堂兄弟的儿子过继，这两个都不行，才会在大范围里找。
最奇怪的，吴敬梓有个朋友叫程廷祚，他有部书叫《青溪文集续编》，书的第八卷有篇《金孺人墓志铭》，这篇墓志铭居然被第三种说法作为根据，我们来看看墓志铭是怎么回事，更要指出的是，《青溪文集续编》前面有篇序，写序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个朱绪曾。朱绪曾给人家写序难道没看人家的书么？书里的墓志铭就提到吴敬梓父亲的问题啊，现在提出第三种说法的人也没有附和。金孺人是吴敬梓的姐姐（不是同胞姐姐），我们看墓志铭怎么说的：
节妇金孺人，姓吴氏，全椒人也，自幼以文学雯延之女（就是说她是吴雯延的女儿）子于从父赣榆县教谕霖起（这是说过继给吴霖起作女儿）。曾祖国对，官至翰林院侍读，祖旦，文学，其本生祖以上不具书……嗣子为鼐（金孺人没有生儿子，又过继了一个儿子叫“鼐”），以某月某日葬孺人于某山。弟敬梓持所为传诣余，泣而言曰：“吾鲜兄弟，姊又无子，后虽得旌，尚未有日，子其志焉。”
这里边提到了吴敬梓是金孺人的弟弟，而金孺人是吴雯延的女儿，就是由这一点说成吴敬梓也是吴雯延的儿子，根据就是这样的。
看了这个墓志铭，我们可以得出四点结论：
第一，吴敬梓是吴霖起的儿子，吴旦的孙子，吴国对的曾孙；
第二，吴敬梓是独生子，没有兄弟；
第三，金孺人不是吴敬梓的胞姊；
第四，金孺人是吴雯延的女儿。
从墓志铭只能得出这四点结论，结论只能到此为止，往前再多走一步，就是错误，里边没有的不能再引申。古人非常重视继承关系，尤其重视家产的继承——不仅是古人啊，现在也是这样，你看某些名人的后代都在打官司，都是因为财产的纠纷——所以古人给别人写传，相当重视儿子是亲生的还是过继的，牵涉到财产的继承。我们看程廷祚写的《文木先生传》、看吴敬梓自己所讲的，看墓志铭所写的，是亲生儿子就是亲生儿子，是过继的就是过继的，金孺人没有生儿子，所以她的墓志铭里写的就是“嗣子”，如果吴敬梓是嗣子，这篇铭里肯定会清清楚楚写出来。
我们看第三种说法具体是怎么说的，陈美林教授说：“以程廷祚的铭文和朱绪曾的小传相比推求，可以知道吴敬梓和他姐姐一样，原是吴雯延的子女而过继给吴霖起的。”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不是引了墓志铭了么，里边没有这样的话， 陈先生这是“推求”而得的，是不可靠的，考据不能够推求。实际上，朱绪曾没有说这个话，朱绪曾就说吴敬梓的父亲叫吴雯延，没有提到吴霖起，程廷祚只说金孺人是吴霖起过继来的女儿，原来是吴雯延的，没有说吴敬梓跟她一样也是吴雯延的儿子，现在过继过来。1984年开会的时候，有吴敬梓的后人参加了会议，我问他，在安徽全椒过继一个儿子的事不奇怪，过继一个女儿也不奇怪，但一个儿子加一个女儿一块过继过来在你们全椒、在你们吴家的历史有没有？那位老先生想了想说没有，只有过继一个儿子或一个女儿，哪有把人家儿子、女儿一块过继来的，没有。别的我没有调查，这是吴敬梓家族的后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说的，可见得陈美林的说法不能够成立。
陈美林、陈汝衡、孟醒仁这三个人的错误在于：他们三个人在论文、书里边都列了一个世系表，说吴勖是吴国对的次子，这点没问题，但是说吴雯延是吴勖第三子是错的，这说法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
作世系表总得有根据，吴敬梓的曾祖的朋友给曾祖写的墓志铭、吴敬梓的朋友写的一些文字都提到了吴敬梓的父亲，吴敬梓自己也提过，都没有提过吴雯延，怎么忽然就说吴雯延是吴勖的儿子呢？我认为这点不可靠。
考据，有考有据，考而无据，等于不考。我过去说过一句话：考而无据，等于儿戏。
陈廷敬是吴国对的朋友，康熙年间的一个大官僚，也是一个著名的文人，他的《午亭文编》卷45有《翰林院侍读吴默岩墓志铭》（默岩就是吴国对）：
男子三人，旦……次勖……次昇……女子二人。
这是说，吴国对生了三个儿子，老大叫吴旦，第二个儿子叫吴勖，第三个儿子叫吴昇，生了两个女儿，共五个子女。
问题不在这里，在哪里？看下边，墓志铭里说：
孙男三人，长霖起，旦出。
次霄瑞，次霜高，次雱远，俱勖出
次露湛，昇出
孙女六人
大家看，吴国对的朋友给吴国对写的墓志铭没有吴雯延，只有吴霖起，你如果承认吴敬梓的祖父叫吴旦，曾祖叫吴国对，那就必须承认，吴敬梓的父亲叫吴霖起，这里边写得清清楚楚。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提出第三种说法呢？关键在于“雱远”，是在这个名字上作了文章。刚才的墓志铭大家都看了，其中没有吴雯延，有吴雱远，相反的，陈美林、陈汝衡、孟醒仁三人的世系表中有吴雯延而没有吴雱远，他们实际上是以吴雯延顶替吴雱远。
怎么顶替的呢？陈汝衡先生没有说为什么没有吴雱远而有吴雯延，孟醒仁教授说了，说是改名了，原来叫吴雱远，后来改成了吴雯延。陈美林教授提出另外一种解释，叫“通假 + 误写”，他说：
据《广韵》：“延，远也。”《韵会》亦同。雱远即雱延。……铭文中的‘雱’应该是‘雯’，因形近
而误写。雱远应该是雯延。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荒谬的，怎么荒谬？吴敬梓家族上一代的排行都是日字旁，“旦、晟、昱、显、昺”这五个字共同的意义都指明亮，你说“远”就是“延”，所以那个人就是这个人，那这五个字都有明亮的意思，我们可以说这五个人是一个人吗？可见这种方法的荒谬，不能因为在这两个字在意思上相同，就认为叫这个的就是叫那个的。我们再看雨字旁，吴敬梓的上一辈都是雨字旁，吴敬梓这辈都是木字旁。我可以告诉大家，在历史上有吴雱远这个人，在县志或别人的文章里都提到过，也有吴雯延这个人，这两个人都有，同时出现，所以这点我们不必多讲。
我们看吴敬梓自己怎么说，他的父亲到底是谁。吴敬梓说，我的父亲曾经在赣榆（现在在苏北）县做过教谕（县里的学官），后来捐了钱修学校。康熙61年辞了官，第二年去世。见《移家赋》：
先君为赣榆教谕，捐赀破产修学宫……先君于壬寅年去官，次年（康熙61年 1722）辞世。
既然在那个地方做官，我们知道地方志上对教谕这种官都有记载，究竟是吴雯延还是吴霖起。其实不用查，胡适在1922年就已经宣布了，我们看胡适怎么说的：
我们靠这一点线索（按：指前面所引《移家赋》），在《全椒志》卷十二，页二四上，寻出他名叫吴霖起，是康熙丙寅（1686）的拔贡，做江苏赣榆县的教谕。
这点材料很可靠，完全能够成立。我们再看陈美林怎么批判胡适的：
由于材料和治学方法的局限，关于吴敬梓的家世和生平，也作了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论断，例如对吴敬梓的父亲是谁……间有失实或不足之处，并不完全可取。
到底是什么地方失实、不足、不可取呢？我认为陈美林举的例子都是不能成立的，驳不倒胡适。
我们还能发现很多胡适没有发现的资料，来证明胡适是正确的。
刚才我们讲了，文革刚结束，继承了五十年代批判胡适的那种风气，很多人都立新说，说胡适不对。陈美林提出新说以后，我看到的关于吴敬梓的专著都采纳了他的说法。我不是讲陈美林教授主观上怎么样，我只是说那个时候的人有意或无意要跟胡适划清界限，陈美林可能是无意的，我不是指责他有意，因为我不了解他怎么想的。和胡适划清界限是当时的一种风气，这个背景我们一定要了解。
吴霖起确实是吴敬梓的父亲，我还能举出八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是吴敬梓本人说的，第二个证据是他的朋友程廷祚说的，第三个证据是吴敬梓的朋友方嶟说的，第四个证据是吴敬梓曾祖的朋友陈廷敬说的，第五个证据是吴敬梓的堂兄吴檠说的，第六个是他的堂兄弟金榘说的，第七个证据是堂兄弟金两铭说的，第八个证据是吴敬梓的儿子吴烺说的。
这还难道不可靠么，他的父亲是谁不是很清楚了么！为什么找一个五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的人说错的话来作为自己的证据，得出一个不科学的结论呢？
所以，考证一个人，有关他的问题最可靠的资料是他本人或者他的亲友说的，一两百年后的人说的话可以成为证据，但不能成为主要证据。
吴敬梓有首词《乳燕飞》提到了父亲吴霖起：
令节穷愁里
念先人生儿不孝
他乡留滞
先人：指吴霖起。
请大家注意“生”字，这个父亲是生他的，不是把他过继过来的，如果是过继，不能用“生”。“先人生儿不孝”，根据上下文，“先人”指的是吴霖起，不是吴雯延。
胡适所根据的材料是《移家赋》里“先君为赣榆教谕，捐赀破产修学宫”一句，就是说他的父亲做过赣榆县教谕，根据地方志就能查出是吴霖起，不是吴雯延。胡适查的是赣榆县志，其实不仅在赣榆县志，还能查到嘉庆年间的《海州直隶州志》，职官表中记载了吴霖起作了赣榆县教谕，也修了学校，在康熙58、59年，查民国年间修的《全椒县志》，都有吴霖起的记载。
吴敬梓的朋友方嶟在《文木山房集序》中说他的曾祖是吴国对，而我们能查出来吴雯延的曾祖不是吴国对，因此这点也可以确定吴霖起是吴敬梓的父亲。
陈廷敬写的吴国对墓志铭里边明确讲了吴国对的大儿子叫吴旦，吴旦的儿子叫吴霖起。吴旦是吴敬梓的祖父，那么吴敬梓的父亲当然是吴霖起。
吴敬梓的堂兄吴檠——这是木字旁的——有一篇《为敏轩三十初度作》：
汝时十八随父宦，往来江淮北复南。……广文不作常儿畜，归辄命之从梦庵
这是他的堂兄为吴敬梓三十寿辰而作的，第一句说你十八岁跟随着父亲到外面做官，往来江淮北复南，因为全椒和南京都在赣榆县的北边，赣榆县在东北，徐州附近。吴雯延没有出去做官，没有这个资料。下面一句更可明确了，广文就是学官，就是指吴敬梓的父亲，这句说你的父亲不把你当平常的小孩看待，你一回家，就让你跟随一个叫梦庵的老先生读书。
吴檠是谁呢？他是吴敬梓的堂兄，书上说是吴敬梓的僚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连襟，即姐妹俩个人一个嫁给了吴敬梓，一个嫁给了吴檠。这么亲密的关系，怎么会把吴敬梓的父亲说错呢？
我们再看金榘写的诗，也是庆祝吴敬梓三十寿辰，《次半园韵为敏轩三十初度同仲弟两铭作》：
旋侍家尊到海澨，斋厨苜蓿偏能甘。
说你不久就侍候着父亲去了海边（赣榆在东海边上），对于吃苜蓿菜这种生活你也能安之若素。金榘是
吴敬梓的堂表兄；澨，水边的意思；苜蓿是用典故，学官工资很少，形容他们过得很清贫。这里说的都符合吴霖起的情况。
再看金两铭的《和诗》，也是吴敬梓三十寿辰时作的：
无何阿翁哭病剧，侍医白下心如惔。
会当学使试童子，翁命尔且将芹探。
试出仓皇奉翁返，文字工拙不复谙。
翁倏弃养捷音至，夜台闻知应乐耽。……
天崩地坼将何怙，自此门户身独担。
为什么吴敬梓的父亲去世后，吴敬梓“自此门户身独担”呢？我前面讲了宗族之间有财产继承方面的纠纷，他父亲一死，问题就更复杂了，苦难都要他来承担。吴敬梓正好是因为这些家庭纠纷，在全椒呆不下去了，才把家搬到了南京，这个事情他的朋友都知道，在诗里都写到了。
吴敬梓是雍正十一年搬的家，下面我要引一些材料说明吴敬梓过的是清贫的生活，有时候揭不开锅，有时候赊账买饼，他的朋友给他送钱，甚至于他儿子写诗说到了冬天被子不够暖，只能把棉裙垫着当褥子。家里经常几天灶台不冒烟，没米下锅。因为时间关系，我只介绍几个重要的材料。吴敬梓自己写的诗——这句话很重要，对我们了解他的生平很有关系：
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
年少何人，肥马轻裘笑我贫。
究竟他穷苦到什么地步？他的妈妈死了以后没法下葬，下葬是要钱的，没钱只能停尸停在房子里，诗里这么说：
劬劳慈母，野屋荒棺抛露久。
未卜牛眠，何日泷冈共一阡。
再看看他的儿子吴烺怎么描写贫苦生活的：
厨空永昼赊胡饼，（余家贫断炊，每贳饼而食）
荐冷残冬倩布裙（深冬无卧茵，孺人以絮裙代之）。
这是吴烺在纪念自己老婆的诗里说的。
这是吴敬梓儿子所过的生活，吴敬梓的生活可想而知了。
下面讲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吴敬梓虽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但还是比较乐观的，有个故事流传很广，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文木先生传》：
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日夕自娱。窘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辈五六人，乘月出城东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
这是吴敬梓晚年在南京的故事，很生动。
我们再看看他临死的时候，金兆燕《棕亭诗钞》卷五《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所写：
孟冬晦前夕，寒风入我帷。独客卧禅关，昏灯对牟尼。
忽闻叩门声，奔驰且惊疑。中衢积寒冰，怒芒明参旗。
踉跄至君前，瞪目无一词。左右为余言，顷刻事太奇。
今晨饱朝餐，雄谈尽解颐，乘暮谒客归，呼尊釂一卮。
薄醉遂高眠，自解衫与綦。安枕未终食，痰壅如流澌。
圭匕不及投，撒手在片时。
意思是说：冬天，十五的前一天，吹着风，我一个人在家睡着，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敲门的人一路跑过来，这个时候马路上都是冰，这个人跑得很狼狈，来报信说吴敬梓病了。我连忙去看，吴敬梓眼睛瞪着，说不出一句话。吴敬梓左右的人告诉我，说刚才的事太奇怪了，今天早上吴敬梓还吃饱了早饭，还和大家说了一些笑话，趁着晚上还去拜访了客人，然后回到家里，回家喝了一杯酒，稍微有点醉意就上床睡觉。睡觉的时候自己脱衣服，痰堵住了嘴，流出口水，这个时候吃药已经来不及了，片刻之间撒手而去，就死了。
这是金兆燕描写的我们的伟大作家临死时的情况，像这样细致具体的描写历史上伟大作家的资料很少见。
再看描写吴敬梓清贫生活的资料：
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至则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钱，则饮酒歌呶，未尝为来日计。
这是吴敬梓的生活，贫困又有些乐观。
我觉得描写古代大作家晚年、临终前情况这么具体的资料很少，这些是很难得的。
下面一句话很有意思：
论曰：余生平交友，莫贫于敏轩。抵淮访余，检其橐，笔砚都无。余曰：“此吾辈所倚以生，可暂离耶？”敏轩笑曰：“吾胸中自具笔墨，不烦是也。”其流风余韵，足以掩映一时。
这可见吴敬梓达观的心态，这句话也很有名——“胸中自具笔墨”。
本来下面是要介绍吴敬梓的老婆叶氏，因为他有首《挽外舅叶草窗翁》诗：
吴中有耆宿 转徙淮南地
自号草窗翁 所师僦贷季
爱女适狂生 时人叹高义
外舅，指的是岳父，不是舅舅。这个词经常有人弄错。
我们知道吴敬梓起码有两个小老婆，一个姓程，是养他的儿子的，他儿子后来有首诗哭这个姓程的老太太。另外吴敬梓自己写过一首《减字木兰花》：
闺中人逝，取冷中庭伤往事。
买得厨娘，消尽衣边荀令香。
说他老婆死了以后，他又买了个厨娘，什么厨娘呢？就是买了个小老婆，这个小老婆替他做饭。
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吴烺，二儿子叫吴鏊，是良乡知县，小儿子名字不清楚。但是，他是有三个儿子，金兆燕写他临死的时候二儿子、三儿子在身边，大儿子不在身边，所以我们知道他有三个儿子，一个老婆，两个小老婆。他的家属是这样的情况，介绍得这么具体，想说明我的一个看法：在古代，伟大的作品必然是出于这种过勤苦生活的作家手里，那些家境富裕、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的人写不出伟大的作品。甚至现在的作家还有秘书，他能写出伟大的作品么？不可能的事。
古代的白话小说家没有做进士的，前几年讨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时候，南京有个叫刘冬的老先生，刚去世，他非要说找到了资料，根据民间传说，施耐庵是明代什么年的进士。这就不符合这个规律。《水浒传》这么伟大的作品，它的作者怎么会是进士呢？要是进士的话，他就不写小说了，当官去了。古代白话小说的作者没有进士的，也没有一个是富翁。吴敬梓也是这样的例子，你看他过着多苦的日子，其他像曹雪芹、罗贯中都是这样。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关于吴敬梓的一生就讲到这里，下面讲《儒林外史》的版本问题，我讲得简单点。因为《儒林外史》的版本不是很复杂，比较简单，虽然简单，但大家应该知道。
第五个问题，《儒林外史》的版本。
我们按回数来分，有四种版本：
1）50回本；
2）55回本；
3）56回本；
4）60回本。
大家只要看56回本《儒林外史》就可以了，那是真正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如果看55回本，再把删掉的那一回加上，那也是吴敬梓的东西。50回本现在根本看不到，大家都搞错了的。60回本是别人增加了4回。
各版本之间区别不大，只是个别的字不同。下面简单的按照这个思路介绍一下。
最开始是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的《文木先生传》说《儒林外史》有50卷：
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
到清朝末年，就不断有人说是五十卷，还有人说现在流行的就是50卷。50回本的说法出现在道光、咸丰年间，因为有关记载就出现在这个时候，但是这个不可靠，他们是拾人牙慧。比如叶名灃《桥西杂记》里说：
坊间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全椒吴敬梓所著也。
说得很具体，书店有卖的，好像有那么回事似的。其实不可能的事，这是以讹传讹，就是因为程晋芳说了一个“五十卷”。
50回本存在不存在？可以这样分析：
第一，到今天没有发现。不管说得天花乱坠，现在没有看到。
第二，举成数来讲。我认为所谓“五十卷”就是五十余卷，五十余卷包括55回或56回。古人有时候行文不很周密，六十多就说六十，四十多就说四十，五十多就说五十，这是举成数而言，这符合古人的习惯。
第三，后来说有书商刻、有书店卖什么的都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其实他们并没有看到。
所以，50回本没有，只是说错了而已，指的就是56回本。
关于55回本。我们现在所有的排印本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55回本，都是解放以后出的排印本，基本上都是55回本。这是怎么回事呢？并没有55回本这个版本，它是把56回本的最后一回删掉了，所以实际上就是56回本，55回本不存在，就是说他们认为第56回不是吴敬梓写的，所以把删掉了。第56回是什么呢？叫做“幽榜”，回目叫“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
最早说55回的人叫金和，他在《儒林外史》跋里说：
是书原本仅五十五卷，于述琴棋书画四士既毕，即接沁园春一词。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诏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骈语襞积而成，更陋劣可哂，今宜芟之，以还其旧。
我认为金和的话没有根据。但现在的55回本就是根据这个话把最后一回删掉了。
我认为第56回“幽榜”可能是吴敬梓的手笔。为什么？一部小说一开始有个楔子，像《水浒传》最后英雄排座次，《红楼梦》有个情榜，《封神演义》最后封这个封那个，还有《西游记》最后也是封，所以有个“榜”把很多人列进去是古代白话小说的一个通例，因此，不能够排除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原来就有这个，你硬说没有这个，但没有证据，除非能找到反证。
认为56回不是吴敬梓写的还有个说法，说吴敬梓写出都是奇数、单数，不是双数，因此不可能56回，只可能55回。这个话经不起考验，因为吴敬梓有很多东西都是双数，不是单数，可见这说法不可靠。所以这条也不能成立。
56回是吴敬梓的原著，55回是把他的最后一回删掉的。
下边举几个版本的名字，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56回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本子是卧闲草堂刊本，嘉庆8年（1803）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前的影印本就是根据这个本子的。
第二个本子叫注礼阁刊本——我们要注意，注礼阁在清江浦，卧闲草堂估计是在扬州一带，历史上记载最早刻印《儒林外史》的是金兆燕，他在扬州做官时刻的，也就是说最早的刻本是在扬州，但是这个扬州刻本今天没有发现。金兆燕自己说他是在扬州刻的《儒林外史》，这个话可靠不可靠有待于检验，但卧闲草堂和注礼阁、清江浦都在苏北，它们之间可能有关系。
第三个本子叫艺古堂刊本。
第四叫潘世恩抄本，这是新发现的，上海图书馆收藏。潘世恩生于1769年，死于1854年，不是他本人抄的，他雇了五六个抄手抄这本书，书是归他所有，实际是他藏的。现在一般叫“潘氏抄本”，这个本子没有影印，也没什么区别。因为它就是56回本。
第五个本子是苏州印的，叫群玉斋活字本。
第六个和第七个是申报馆的排印本，申报馆排印了两次，两次有些不同，改动了一些文字。第一次排印的叫第一次排印本，第二次的叫巾箱本，是个小的本子（巾箱本是版本学中的一个名词）。
第八个本子比较重要，叫齐省堂增订本，还是56回本，也是巾箱本。为什么要注意这个本子呢？因为60回本还是这个齐省堂。
56回本我就介绍这八种，民国以后的本子我就不介绍了，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60回本只有一种，叫增补齐省堂本，最早的是上海鸿宝斋的石印本。后面的四回是谁加的呢？是东武惜红生，这是笔名，真名叫居世绅。他增加了哪四回？是什么内容呢？增加的四回是43回中间到47回上半回，增加的内容是说沈琼枝嫁盐商为妾，没有儿子，到和尚庙去求仙借种。鲁迅批评这个增加的内容有八个字——“事既不伦，语复猥陋”，这个“不伦”不是现在网上说的“不伦”。说“猥陋”，因为《儒林外史》整个五十多回没有黄色的、低级趣味的描写，但是增加的四回忽然写一个妇女到和尚庙去借种。这是低级的庸俗的描写，是后人写的，和吴敬梓没关系。
简单说来，《儒林外史》的版本就是这么回事。是小说都有版本问题，我们注意一下。将来研究《儒林外史》也好，研究吴敬梓的思想也好，千万不要以43回到47回沈琼枝这些事情作为例子来说吴敬梓这样或那样，那跟吴敬梓没关系。
关于版本，知道有50回、55回、56回、60回这四种就行了，而且知道50回本根本没有，没有人见过；55回本就是56回本，60回是别人增加了四回。所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是56回，这就是他的原著！你如果去借排印本，它们都是55回本，最后一回被删掉了。
我认为最后一回是吴敬梓原来的东西，古代小说最后列一个“榜”是种通例。有人说这一回里边有很多文字都是吴敬梓诗文集里有过的，他写小说用自己诗文集里的一些诗句，我觉得没什么奇怪。不能认为这是抄吴敬梓的，吴敬梓把自己的诗文挪过来用，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可以啊，也是符合人之常情的。所以我认为56回就是《儒林外史》的原书。
今天我讲的是作者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版本。介绍了作者的上世，指出“五世而斩”的规律，经历了一个繁荣到衰败的过程，他懂得了很多事情，知道了世态炎凉，然后把这些体会写进书里，很多小说家，包括《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都是这样的。讲作者的一生，主要讲他一生过的是清贫困苦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够成就伟大的作家，环境对于人的磨炼很重要。最后讲版本，书都有版本，版本的重要性我在开始已经讲过了。
主持人：比起今天动辄下笔数十万言三五年一部甚至一年一部长篇小说的多产作家，花十几年时间才写完《儒林外史》的吴敬梓，像他的同道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曹雪芹一样，一世一部却流芳。这已无需多说。
由刘先生讲到的吴敬梓的生平、家世及对《儒林外史》的简单勾勒，将会对我们认识和解读这部中国古代伟大的小说十分有益。刘先生一直强调，版本问题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是不可或缺的。套用刘先生的话来看中国现代小说的版本问题，也是个“大的、重要的、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老舍改《骆驼祥子》，巴金改《家》，曹禺改《日出》，等等，都可以由版本的改变来深入挖掘这背后所蕴涵的社会历史的因素。简言之，拿老舍改《骆驼祥子》的结尾来看，原来那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与新的时代历史氛围不相配了。假如我们研究像老舍这样的现代作家，只看他后来的版本，而不领会初版本，那对作家的评价都会出现偏差。可见，版本问题决不是个小问题。
另一个层面，版本问题还透露出多元复杂的历史问题。从刘先生举的两个小例子来看，一个是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里的一句话“不是倒向美国，就是倒向苏联，第三条路是没有的。”这话初次发表是有，后来印出的书删掉了。这当然是版本问题背后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另一个是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其实，从刘先生讲到的由对胡适考据态度的变化，一样透露出纷繁复杂的历史情境。还有，像《红楼梦》繁杂的版本问题，也不仅仅是简单的版本问题了，它常常有我们至今根本无从了解的历史文化原因。 因此，刘先生才始终强调，考据一定要有直接的、正面的实证。如果只是主观臆断的“推求”，一个反证就把你驳倒了。学术是不能信嘴儿开河的。从刘先生讲吴敬梓的父亲，使我们再一次见识到他深湛的功力。现在我们有些人写文章，包括写学术文章，里边常常会出现“据说”这样的字眼。据谁说呢？没有考据。用刘先生的话讲，考据考据，无考而据，形同儿戏！以后我们再读文章，看论文时，可得注意这个。
最后一个话题，是由刘先生在演讲中讲到伟大作品是如何产生而想到的。刘先生对比吴敬梓跟他同时代的曹雪芹都是家道由盛而衰，家境贫寒，而我们今天难以产生伟大作品，是因为我们生活得太舒服了，甚至有的作家写作还有秘书呢。我想说，正因为我们过得太舒服了，一方面我们不需要再以家境的贫寒为代价产生伟大作品，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需要再去读什么伟大作品了。因为我们的生活舒服了，所以需要“恶搞”了。为了巨大的商业利润，《红楼梦》可以“选秀”，为什么不能把《儒林外史》也搞成小品滑稽竟秀呢？看谁更像周进、范进和马二。可能也会有收视率啊！
我特别反感那个“Q版刘关张”的发明者，在我看来，“Q”版就是恶搞版。不知我现在读小学二年纪的女儿什么时候在哪儿看的，她总问我，说“Q版刘关张”里刘备、张飞、诸葛亮怎么怎么样，《三国演义》里是这样吗？我无言以对，就告诉她怎么怎么不一样。可她会绘声绘色地告诉我，还是“Q”的好玩。这可怕吗？但愿我只是杞人忧天。假如再过20年，在许许多多个“Q版”中长大的青少年，他们会不会就把这些当成是历史的原典呢，以后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呢？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没有人愿意看到那一天的出现。如果真是那样，我们也就别请刘先生了，大家来听的时候，也可以在下面随便聊天、接听手机，把文学馆的讲坛变成一个集市，多热闹啊！可我们的文化呢？我们几千年的文明承传呢？从这上，就能看出文学馆公益讲座的意义和价值了吧。其实，我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一直努力坚持着，哪怕真成了战风车的唐吉诃德，心甘情愿（掌声）。
最后，感谢刘世德先生。今天演讲到此结束，再见！
录音整理：程丽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