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刘世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演讲时间：2007年1月7日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大学者刘世德先生。
刘先生早在几年前讲《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时就说过，中国古代小说多有个版本的问题，今天要讲的《聊斋志异》不仅不例外，而且也是版本较多，初步统计竟达60多种，有12卷本、16卷本、18卷本、24卷本等，主要有手稿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和“三会本”等。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聊斋志异》是唯一有手稿传世的，但可惜的是，只留下了半部。《聊斋志异》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版本？蒲松龄又是如何写作，版本又是怎么流传的呢？请听刘世德先生演讲《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小说中非常伟大、非常优秀、非常杰出的小说，我对它还是比较喜欢的。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读小学的时候，读到的第一部小说是《封神演义》，那时候很小，才上小学四年级，喜欢《封神演义》里那些神仙妖怪的描写。后来再读的一本就是《聊斋志异》。当时我在上海读小学，《聊斋志异》我看的不是全部的原文，我买到的《聊斋志异》一半是文言的原文，一半是白话的翻译，两边对照着的。那时我年纪小，文言文还不能完全读懂，只能是文白对照着读的，读得很有兴趣。
那时候我所在的学校的老师喜欢让学生到讲台上讲故事，你读过什么书，就讲什么故事。老师知道我读了些小说，我第一次讲，让我讲《封神演义》，我不会讲，才小学四年级，就拿着那本书站在前面去念。《封神演义》前面是没有故事情节的叙述，我也不懂，就照着念，才念了一页，底下的同学们就听烦了，说这么听没意思。老师就说：你干脆把书本拿开，凭你的记忆来讲吧。我第一次就讲了《封神演义》的故事。因为记不住，讲得也不是很流畅。
第二次再让我讲，我就讲了《聊斋志异》。《聊斋志异》比较好讲，因为它是短篇的，不像《封神演义》是一部长篇小说，整个故事很长。我大概讲了三四次，大家反应还可以。从此我就更喜欢看《聊斋志异》了。
我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参加工作以后，曾经想专门研究《聊斋志异》，也曾经想写一本书。《聊斋志异》有四百九十多篇，将近五百篇，我曾经幻想为每一篇写一篇文章，将近五百篇可以写成一本书，——那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就有不实际的幻想——但是没有实现，因为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以后，不能自己——大家要知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不能从自己的兴趣、愿望出发，订一个研究项目，一切都由领导上安排的，领导布置什么项目，你就参加什么项目，那时我参加的还都是集体项目，没有个人项目，所以倒是研究了《红楼梦》，没有研究《聊斋志异》。可是我一直还是很喜欢《聊斋志异》。
大家知道，在世界上，国外有两位著名的大作家，都是写短篇小说出名的，一个是俄罗斯的契诃夫，一个是法国的莫泊桑，都是最伟大的短篇小说的作家。我认为，再加上我们中国的蒲松龄，在世界文学的范围里边来说，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就是这三位：俄罗斯的契诃夫，法国的莫泊桑，中国的蒲松龄。
所以《聊斋志异》不完全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它的地位，而且更了不起的是它创作的数量，尽管在一部《聊斋志异》五百篇左右的篇幅中有一部分不能够叫做小说，但大部分是小说。数量上超过契诃夫，也比莫泊桑多，从内容的质量来说，一点儿也不比他们两位逊色。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应该感到自豪，所以《聊斋志异》系列讲座，我很高兴也很愿意来讲第一讲。
我准备讲这么几个问题：
一、《聊斋志异》是短篇小说集么？
二、《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峰；
三、《聊斋志异》与周恩来；
四、三件传世的宝贵文物；
五、蒲松龄是哪个民族的作家？
六、蒲松龄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概括——读书、教书、著书、应试；
七、《聊斋志异》有哪些重要的版本？
八、《醒世姻缘传》是不是蒲松龄的作品？
这八个问题中，有的可以讲得比较详细，有的比较简略些，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的学者来讲，为了避免重复，我就不多讲了。像第二个问题“《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峰”我就讲几句，因为估计后面还有其他的学者专门会就这个问题展开论述的。最后，如果有时间，我愿意再和大家交流一点看法，回答大家所提出的问题。
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聊斋志异》是“短篇小说集”么？
“短篇小说集”五个字是打引号的。现在普遍提到《聊斋志异》的时候都这么说：《聊斋志异》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这个话对，也不对，看怎么理解。问题在于对“小说”这个词的理解。
从我们中国古代传统的小说的理解和观点来看，可以这么说——《聊斋志异》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可是中国古代只有小说，没有“短篇”两个字，说它是“短篇小说集”应当是现代人对《聊斋志异》的一种概括。准确一点讲、科学一点讲，这个说法是有语病的。这里头牵涉到对短篇小说、对小说两种不同的理解。有的人从传统的小说的概念出发，认为《聊斋志异》就是短篇小说集，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有人从现代人的观点、从现代人对“小说”这个名词的定义出发，认为《聊斋志异》不能够叫作“短篇小说集”，只能说其中一部分或大部分是短篇小说，还有一小部分不是小说。所以才引发了这个问题：《聊斋志异》到底是不是短篇小说集？
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始，谈小说就是从先秦、两汉或先秦以前谈起，那时候中国就有小说，一直到我们当代，这是一种理解，也是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理解。
有的学者不这么看，尤其是外国的汉学家们、外国的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我曾经和一位美国学者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叫韩南，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是国外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权威学者，非常有名。我有一次跟他交谈，我说，我想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他说很好，他也有意思想写一部中国小说史。我们就谈起了应该怎么写，他问我怎么写，我说基本是按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写法和理解来写。他说不，他认为那样写不对，他认为中国小说史应该从唐朝写起。也就是说，他认为在中国的唐代以前没有小说，他所说的小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
这就是我说的理解的不同造成了概念的不同，因此就有了不同的说法，就牵涉到中国的小说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牵涉到《聊斋志异》能不能叫做一部短篇小说集。
在中国历史传统上，认为小说是从《汉书·艺文志》开始，什么叫小说，有一句概括的话：“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稗官”就是一种小官，也就是说古人认为小说是篇幅很小的、没什么意义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片言只语，从小说的“小”就可以看出来，它不是“大言”，是“小说”。也是看不起的，认为它没什么重要性的。这种东西叫“小说”。用这个观点来看，当然先秦和先秦以前，我们中国就已经有小说了，《汉书·艺文志》就认为是有小说的。
这是传统的观点，鲁迅就是这么看的。现在很多中国小说史中也是这么写的。鲁迅对古代小说一开始的内容做了这样的概括评论，说“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意思是说“小说”中托古人的像子部——中国古代书籍分为四种：经史子集——又很浅薄，记事的像历史，可是又有很多荒诞不经的记载。古人心目当中的“小说”也得到了现代学者的认同，大概是这样的情形。
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小说的范围越来越宽泛，被大家承认是小说的东西越来越多，《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没几篇小说，可是到《隋书·经籍志》就记载了155卷25部，到了《新唐书·艺文志》就有了119家635卷，到了清代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小说就变成了123部1359卷。这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扩大。
那么，是不是到了清代，对小说的理解就非常正确全面了呢？
不是。从《汉书·艺文志》一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有两个特点。第一，小说的范围不断扩充，越来越大；第二，这个“小说”大体上把我们现在知道的文言小说全部概括进去了。
可是，古人的“小说”概念一直到清代纪晓岚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个很明显的缺点，这个缺点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忽视唐代以来的传奇小说；第二，排除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把今天所知道的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像《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等不称作“小说”，把白话小说排除了，所以古人的小说概念有这么一个大缺点。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当代人的观点来看什么叫做小说，从这个角度再去衡量那些作品，《聊斋志异》里将近五百篇作品是不是都是小说？那这又是一个新的标准了，我们当代人认为小说必须有人物形象的塑造，必须要有故事，不能光是记一个事情，而没有情节，并且还得有时间、时空、环境的描绘。另外一点，小说和其他文学体裁不同的、不能缺的一个因素是——它必须是虚构的。
中国古代小说是从唐代开始有了和重视虚构的，在这个以前基本不重视虚构，也没有虚构。魏晋志怪小说写了很多妖怪灵异的事情，那难道不是虚构么？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们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时代的局限，他们认为鬼神是客观世界存在的，不是虚构出来的，所以他们写鬼神认为是实录，不是虚构。真正的虚构是从唐代传奇小说开始的，所以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要从唐代算起，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聊斋志异》里有很多作品——不是一篇、两篇——我们现在举出两个篇名，一个叫《地震》，一个叫《夏雪》。《地震》这一篇很短，就是说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发生了地震，大家感到很恐慌。就是这么一个记载，你说这是小说么？《夏雪》记的某年某月某日的夏天忽然下雪了，你说这是小说么？
当然用今天的观点、今天的概念来看，这不叫小说。《聊斋志异》中有这样的作品，不是一篇、两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把《聊斋志异》称为“短篇小说集”不够准确，不够科学，经不起推敲。
我有个看法，对所谓的“文言小说”，对待宋元以前的、鲁迅所提到的那些小说，应该不应该叫做小说？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古人是把它们叫做小说的，但是它们是不是小说集？我始终认为不能这么说。我的观点就是说，一部书是不是小说集不能拿整部书来认定，就好比《聊斋志异》是小说集，而要认定其中的单篇是否是小说，也就是说，是不是小说要看单篇作品，而不能够把整个儿的这一部书——不管里边包含着哪些是不是小说的东西——笼而统之的叫做小说集，我认为那是不够准确的，也不够科学的。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峰。
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峰是《红楼梦》，不是《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只是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峰，在文言小说的艺术上达到最高成就的是《聊斋志异》，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来说，艺术上达到最高成就的是《红楼梦》。《红楼梦》是可以和《战争与和平》这些伟大的外国小说并驾齐驱的、互相媲美的，全世界范围来说都是第一流的。可是单就文言小说来讲，那是《聊斋志异》。就总体而言，它的艺术成就超越了它以前所有的文言小说，不是说它的哪一篇，它超越了唐代的传奇小说，宋元的小说就更不用说了。这正如鲁迅所讲，它写的是妖怪狐狸精花木精魅，但是有人性，使你感觉到很亲切，不感觉它是个异物、妖怪，这点很了不起。
还有一点很了不起的是它的语言，文言小说把语言写得很生动非常不容易，如果我们多读些文言小说就可以看出来，大部分文言小说作家的语言我们今天读起来不感觉到生动，而是很枯燥。
我举一个《翩翩》中的描写：
一日，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
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
女笑曰：“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方呜之，睡却矣。”于是坐以款饮。
这只是随便从书中摘出的，写两个妇女之间开玩笑说的话，非常生动，非常有趣，这在文言小说中很少见，蒲松龄他吸收了白话小说的一些技巧和因素，写得非常生动，很多作品都是这样。从唐代传奇小说开始，非常注重写人物对话，到蒲松龄是达到了高峰。
这点我就不多讲了，后面还有学者要做专门论述，我只是提一提，重点就是说它是文言小说的最高峰。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聊斋志异》与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怎么跟《聊斋志异》沾上边呢？周总理在建国以后对很多文学作品的问题发表过意见，我认为都很重要。上一次我讲《金瓶梅》还是什么的时候介绍过一个观点，今天我还可以重复一下。
过去有位戏剧家叫欧阳予倩，是大师，解放前写过一个话剧叫《潘金莲》，给潘金莲翻案，这个话剧在解放以后不能上演。可是后来有人提出要想给潘金莲翻案，现在当然有人给她翻了，电视剧就有个《潘金莲外传》，我看过，就是替潘金莲翻案的。现在还时不时有人有这样的想法。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人提出要上演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话剧，请示周总理。周总理那时也管文艺，周总理说不行，不能够上演欧阳予倩的《潘金莲》，也不能替潘金莲翻案。为什么不能呢？周总理说，很简单，潘金莲抛弃了一个劳动人民的丈夫，投身于一个恶霸地主，这样的人怎么能替她翻案。一直到现在欧阳予倩《潘金莲》话剧都没有上演。当然现在的电视剧《潘金莲外传》在有的地方电视台播放了，那里边确实是给潘金莲翻案，但是翻得不够彻底，矛盾不好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周总理很关心文艺问题，也经常对文艺问题发表意见。可是我们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周总理当年读书的时候和《聊斋志异》有一段轶事。
那是在1916年，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天津的南开学校读书，南开学校组织了一个新剧团，周总理是这个新剧团的主要骨干，他担任的职务是剧团布景部的副部长，而且还是主要演员，有些剧本的作者也是他。他这个主要演员不是演男角，而是演女角，这一点大家可能想不到。
他编的什么戏、演的什么戏呢？这个戏叫《仇大娘》。《仇大娘》就是《聊斋志异》里边的一篇小说。周总理编的这个剧本保存下来了，收在《周恩来早期文集》这本书里，由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个剧本叫幕表剧本。
什么叫“幕表剧本”呢，就是话剧产生的时候，人物的对白并不是完全在剧本中写出来的，只是有个大纲性质的几句交代，人物之间说什么话要靠演员的临场发挥，这种剧本叫幕表剧本，周总理就写了这么一个剧本。
《仇大娘》是个什么故事呢？很复杂的，是说有个人家，前妻生了个女儿就是仇大娘，后来娶的老婆又生了两个儿子。后来这个父亲被入关的清兵俘虏了，在八旗一个将军的手下做奴隶，那是清兵入关时的事情。家里就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儿子，女儿仇大娘已经嫁出去了，在外边居住。有个邻居想害他们，就引诱这个哥哥赌博做坏事，输了就找人借钱，最后输得说把老婆卖掉，他的老婆叫蕙娘，蕙娘原来是个有钱人家的女儿，蕙娘被赌场里赢钱的那个人买去以后坚决不从，就回到自己家里。嫁出去的女儿看不惯家里受人欺负，就回到娘家帮助他们把房子整理起来，然后又花了钱，把父亲从八旗将军那里赎回来，又把弟妹接回来，整个一家就复兴起来了。
我讲的比较简单，这个故事还要复杂得多，有很多曲折的情节。周总理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是那个哥哥的妻子蕙娘。
他参加演出，大家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怎么知道这个戏是周总理写的呢？这个有流传下来的周总理的一篇文章的记载，是向领导汇报工作情况的日记里写的，题目叫《试各述寒假中之事况》：
（12月26日）：余因会中编纂《仇大娘》稿本事，未得赋送离亭，殊为恨恨。
这是说他在写《仇大娘》，没能去送那个同学，觉得很遗憾。
（12月27日）：日间为稿事执笔终日。
（12月28日）：昨归颇晏，又续稿更余，晨起已红日满窗，急挟稿诣印刷所。时已
届岁尽，手民初未之许，商良久，始允加费印……
这也就证明了《仇大娘》是周总理赶写出来的。当时的名称是《仇大娘天然剧内容详志》。
为什么把《仇大娘》叫做“天然剧”？所谓天然剧就是没有布景的，舞台上就是人物走动来表现的，这种戏叫天然剧。
这是大型的多幕话剧，一共有23场，周总理饰演的角色叫蕙娘。这个《内容详志》流传下来了，署名的编定者是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实际上就是周总理，因为周总理就是担任敬业乐群会的会长，他自己的汇报情况的日记记载也能看出确确实实是他写的，这点外界知道的人很少，他没有写别的，是从《聊斋志异》里改编了《仇大娘》。这也说明《仇大娘》这个故事有戏剧性，能够被改编成戏剧、话剧。
周总理写戏、演戏是在天津，后来这个戏非常流行，又到北京上演。北京有个志德社继续演《仇大娘》，有记载在这五天内都在演：1915年5月29日、1915年6月5日、1916年2月4日（年初一）、1916年2月5日、1916年2月6日。2月4、5、6号是阴历年的初一、初二、初三，可见的这出戏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一个是故事情节比较吸引人，另一个是演员大概也演得比较吸引人。
这就是我要讲的周总理和《聊斋志异》。我们如果读《聊斋志异》，不妨注意、多读一下《仇大娘》这篇，因为当年周总理把它改编了，而且演出了。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到底《仇大娘》在那一点上吸引了周总理，吸引了那个时候的时代青年的注意。这个作品还值得不值得读，我们不妨仔细阅读一下、思考一下。
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下面讲第四个问题：三件传世的宝贵文物。
为什么讲《聊斋志异》和蒲松龄，要讲三件宝贵文物？这种文物在《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甚至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身上都没有发现、没有保存。《聊斋志异》的蒲松龄比曹雪芹和吴敬梓都早，他给我们留下了三件宝贵的文物。
哪三件呢？
第一件，蒲松龄的画像。这是保存下来的唯一的由当时人画的而不是我们后来人画的作家的画像。我们知道晚清的小说作家吴沃尧和李宝嘉两个人有相片传下来，那是离我们很近的了，这两个人都是民国年间去世的。其他的作家——尤其是大作家——不要说照相，连画像能留下来的都很少。上次我讲曹雪芹画像时已经指出了，那个画像是假的，不是曹雪芹。这个蒲松龄的画像是真的，保存在山东淄博市蒲松龄纪念馆。画家叫朱湘鳞，画像长258厘米 宽69厘米，不是纸的，是绢的。蒲松龄身上穿的是清代的公服，头戴红顶小帽，左手拈须，端庄地坐在椅子上。
很多《聊斋志异》的书前都附印了这张画像，大家可以看一下。画像上有蒲松龄题的两段话，很值得注意，表现了蒲松龄的思想，非常值得重视。第一段话是他对自己的描写：
尔貌则寝，尔躯则修，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五千余日所成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子孙，亦孔之羞。康熙癸巳自题。
这段话题于康熙52年也就是公元1718年。1718年是什么年？在此前三年，1715年，曹雪芹诞生。
第二段话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它表露了蒲松龄的思想：
癸巳九月，筠嘱江南朱湘鳞为余肖此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松龄又志。
“癸巳”就是刚才讲的康熙52年。“筠”念yun，这是蒲松龄的儿子。“世俗装”是满清时候的公服，满清时候规定了想做官、读书要应考的人必须穿这种衣服。
这是蒲松龄说的话。什么话？对现实不满，对当时考试、做官穿清朝的公服不高兴，但又不得不做。
到底《聊斋志异》里有没有民族思想，这个民族思想又有多深多厚？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做细致的分析，需要结合蒲松龄什么时候流露出什么样的思想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72岁时是这样的想法，也就是说他终生不得意，考试考了八次都没考取，之后产生的对现实不满、对满清统治不满的一种表现。
蒲松龄很佩服给他画像的画家朱湘鳞，曾经写过一首诗称赞朱湘鳞画画的技术：“生平绝技能写照，三毛颊上如有神。对灯取影真逼似，不问知是谁何人。”这样一个画家画出来的蒲松龄的形象应该是比较真实、比较接近，反映了蒲松龄的面貌。
这是第一件传世文物。
第二件传世文物是《聊斋志异》的稿本。我们知道从《三国志演义》直到《红楼梦》、《儒林外史》，都没有稿本流传下来。国家图书馆有个文库，专门收藏现代作家的稿本，现代文学馆也专收现当代作家的稿本，但是古代优秀小说家的稿本唯一留下来能让我们看到的只有——《聊斋志异》，这是很了不起的。亲笔所写，大家要想知道蒲松龄写字是什么样子，看它的稿本，那上边完全是他自己写的。
这个稿本有半部，保存在辽宁省图书馆，我后面讲稿本的时候还要讲到。这个稿本为什么只保存了半部？东北解放初（东北的解放早于华北），进行土改，在一个地主家里发现了稿本。发现以后，当地人民政府马上把这部书送到北京鉴定，当时是康生等人鉴定的，确定是真的，是蒲松龄的稿本，然后就保存在辽宁省图书馆。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它的另外一个招牌叫“文学古籍刊行社”——就把这个稿本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影印出来了，但是这个影印有个缺点，就是有些东西没有完全如实地反映出来。所以一、两年之前，国家图书馆文献中心用大开本洋装（不是线装）把蒲松龄《聊斋志异》稿本重新影印了，这个是完全按照稿本的面貌来影印的，现在在很多图书馆都能看到。
这是第二宝。
第三件文物，保存下来的蒲松龄的六个图章，四个是实物，两个是盖在书上和画像上的。古代优秀小说家有图章流传下来的也只有蒲松龄。前几天我在这里参加邵荃麟同志百岁诞辰学术研讨会。邵荃麟是原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是著名作家、翻译家。他的家属后人把邵荃麟的一些东西捐献给现代文学馆，一个是邵荃麟的画像，我记得好像也有邵荃麟的一个图章。我的意思就是说，作家的图章也是很重要的文物，比蒲松龄还要晚的曹雪芹、吴敬梓都是第一流的伟大作家，不仅是没有画像流传下来，图章也没有流传下来，不但是没有图章的实物，盖在书上的图章我们也没有看到。
蒲松龄的六个图章，有4个是实物，两个是盖在书上的。四个实物图章一个叫“蒲氏松龄”，一个叫“留仙松龄”，一个叫“留仙”，第四个更有意思，不是字儿，是图画，一颗柳树，边上有泉水，因为他的号叫“柳泉”，所以这个图章就代表了“柳泉”。这四个图章现在保存在山东省淄博市蒲松龄纪念馆。哪里来的呢？从蒲松龄墓里挖出来的。什么时候呢？文化大革命当中，红卫兵去挖墓，挖出来的。很可惜啊，当时有人认为蒲松龄这么伟大的作家，他的墓里肯定有很多珍珠宝贝，结果大失所望，只发现一个烟斗，一个灯，一个盆，四个图章，再有就是骨头，别的没有了。蒲松龄很穷、很寒酸。尸首有没有保存，我不知道；后来下落怎么样，我也不清楚，没有看到报导，我也没有就这个问题做过调查。我就联想到曹雪芹当年在张家湾尸首被挖出来，也是这样，看看他嘴里有没有什么东西，一看没有就随便扔掉。伟大的作家就遭遇到这样地命运，蒲松龄也是这样。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这些红卫兵去挖墓，第一，这些图章不会出土，第二，蒲松龄的尸首估计会一直保存着。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这都是一种悲哀。
还有一个在画像上的图章，叫“绿屏斋”。我们一查，蒲松龄的诗集中有十首七言律诗，序里说：“康熙二十七年 (1688)，先生园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门，颜曰绿屏斋，有七律十首纪之。”就是说他在园子里盖了间房子，房前有柏树，所以把这个房子题名叫“绿屏斋”。这个“绿”指柏树。写了首诗，很得意。
大家不要以为他盖了一个书斋，不是的，这个房子不晓得怎么破的，蒲松龄的经济情况不可能盖出像样的房子，这只不过文人讲得很漂亮，想像当中是个书房“绿屏斋”，实际上只是个很破的房子。
另外一个盖在书上的图章是“松龄”两个字，这个就是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影印本《聊斋自序》稿本上应该有而没有印出来的，现在国家图书馆印的新影印本保留了这颗图章，是1995年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整理中心出的影印本。
蒲松龄的图章一共有4个实物，2个盖在书上的，这在古代作家中是很少见的。除了晚清的作家以外，几乎没有的。这点上来说都超过了曹雪芹、吴敬梓、施耐庵、罗贯中，所以我认为是传世的重要文物，也可以说是“三宝”。
这是我要讲的第四点。
第五点：蒲松龄是哪个民族的作家？
蒲松龄在文革之前没有争论，也没有人提出他的民族问题，大家心目当中蒲松龄当然是汉族作家。但是文革以后出现了新的说法。作家的民族问题突出了，先后出现了曹雪芹是满族作家，蒲松龄是蒙古族作家的说法。因此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怎么一回事。
说蒲松龄是蒙古族作家，说蒲松龄是回族作家，或者说蒲松龄是元代色目人的后代，这些都是新出现的说法。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学者还是按照传统的说法，认为蒲松龄就是汉族作家，现在提出说他是哪个少数民族作家的证据还不充分，结论不能够成立。
不晓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说法，我想应该有一个背景，应该有一个思潮，社会的背景。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的清宫戏太多了，对清代统治者的歌颂太过分了，这里边是不是有些满族的同志在起作用，我怀疑。我认识的一些满族朋友他们非常热心地免费在星期天教满文，我认为是好事，学满语的人很少。他免费地教，而且一直坚持下来了。我认为除了热心公益、热心推广满语以外，在他的内心深处是不是有民族的东西在起作用呢？为什么非要把曹雪芹说成是满族的作家，为什么非要把蒲松龄说成是蒙古族的作家？我觉得和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有一定关系。不知道这个看法对不对？也许说出来要得罪满族同志和蒙古族的同志，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说这么几句。
首先我们要肯定的，蒲松龄是汉族作家，这是绝大多数学术界人士到现在都还坚持的说法。另外，在蒲松龄的故乡，他的后人心目中也认为自己是汉族。现在说他是蒙古族、回族，元代色目人的后裔的说法，不来源于蒲松龄的后代，不来源于蒲松龄故乡的人，而是来源于其他地方的一些学者。
认为蒲松龄是蒙古族，这是个新的说法，它的代表说法见于《蒙古族简史》，这部书就是叙述、介绍蒙古族的情况，蒙古族产生了哪些伟大的人物，哪些伟大的作家，其中就提到了蒲松龄，这是有代表性的一部书。
为什么说蒲松龄是蒙古人？因为有记载，蒲松龄的远祖——《淄川县志》上都有介绍——叫蒲鲁浑，是元代人，再往前蒲家的祖宗不清楚了。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祖宗就是叫蒲鲁浑，曾做过元代般阳路总管。般阳是什么地方？就是现在山东省淄博市，过去的淄川县。淄川县和博山县——哪一年我不记得了——合并了叫淄博市。我们过去说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现在要说蒲松龄是山东省淄博市人。有人说蒲鲁浑这个名字不像汉族的名字，又在元代做到这样的官，可见蒲家的远祖是蒙古人。说蒲鲁浑是蒙古人，只是这么一种分析：这哪是汉人的名字，是外族的名字啊。
有人就举出反证，在元代担任般阳路总管的人不可能是蒙古人。朝廷有规定，这个官职不由蒙古人担任。我们知道异民族——今天我们的兄弟民族——当年占领中原，建立中央王朝的时候，对一些官职由什么样的人担任是有严格限制的。比如在清代，边塞重镇的那些官员绝对是满族人，汉族人是不能担任的。在元朝也是这样，哪些官职由蒙古人担任，哪些官职不能由蒙古人担任，有很具体的规定。般阳路总管这个职务当时规定不是由蒙古人担任。什么人担任呢？色目人。色目人是当时除了蒙古人、汉人之外的一个民族的人。这是元代一个特殊的称呼。
既然蒲鲁浑担任了般阳路总管，而当时又规定蒙古人不能担任，可见他不是蒙古人。这样一来，认为蒲松龄是蒙古人的说法就落了空了。
这个反证还是很有力量的。
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汉族，第二种看法是蒙古族，第三种看法就是色目人的后裔。不是说般阳路总管不能是蒙古人而是色目人担任么，那蒲鲁浑是色目人，所以蒲松龄就是色目人的后裔，他也不是汉族。这个说法还是想要否定蒲松龄是汉族人。提出这种说法的是两个日本学者，一个叫平井雅尾，一个叫前野直彬。平井雅尾当年在山东淄川做医生，他收集了很多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稿子、抄本，后来就研究《聊斋志异》了。前野直彬是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第四种说法，认为蒲松龄是回族作家，是伊斯兰。怎么认为是回族呢？有几个理由：第一，宋代来华定居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名字前面多有“蒲”字，意思是尊者、父亲，有的就以“蒲”为姓。蒲松龄姓“蒲”，可见得他是回族人。第二，蒲鲁浑是用汉语翻译的伊斯兰的名字。在伊斯兰教《古兰经》第111章有这个名字。可见得他是回族，是伊斯兰。
但是，这还是不能成立，主要因为这些证据不能说服人。首先，如果蒲松龄不是汉族，他的后代，一直到现在还有后人传下来，他们都是汉族，没有一个人说我是少数民族；其次，如果我们熟读《聊斋志异》，能不能发现有回族特点的描写？比如说，回族不吃猪肉，《聊斋志异》里看看有没有蒲松龄避讳猪肉，不写这些的？没有，书中一点都看不出回族的影子，这就证明了他不可能是回族。
所以，认为蒲松龄不是汉族，到现在为止，这些说法都缺乏充分的根据，这些结论都是不能成立的。
这就是蒲松龄的民族问题，我们应该这么看待。
下面我讲第六点：蒲松龄的生平。他的生平可以用这八个字概括：读书、教书、著书、应试。
蒲松龄字剑臣，号留仙，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今属淄博市）。“淄川”这个地名和我们中国小说史上一件事情有联系，有一个《录鬼簿》，还有个《续录鬼簿》，《续录鬼簿》的作者叫贾仲明，就是淄川人，贾仲明是罗贯中的朋友。
蒲松龄生于崇祯13年（1640年），卒于康熙54年（1715年 ），活了76 岁。大家注意年份，康熙54年（1715年）蒲松龄死，曹雪芹生。
他的一生八次应试，一次也没有录取，贫困潦倒一生。我们先看看地方志对蒲松龄是怎么介绍的，《淄川县志》：“性厚朴，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
这里讲到了他的性格，有代表性。他曾给他的好朋友孙某——在江苏宝应做知县，很有名——做秘书，但是孙家的佣人在淄川乡邻里横行霸道，鱼肉乡民，作了很多坏事。蒲松龄专门写了封信《上孙给谏书》，在里头批评这些孙家仆人横行不法，希望他的朋友孙某教育这些人。这就充分表现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那是很有名的一篇文章，很值得一看，在蒲松龄诗文集里有。
有关他的生平，我们先介绍他的上世。他的上世现在所知道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蒲鲁浑，刚才已经讲了，还有一个叫蒲居仁，这两个人都做过元代的般阳路总管。因为他们在般阳路这个地方做官，所以他们的后代子孙就在山东淄川居住下来了，一直到今天。这是蒲松龄的远祖，一代一代能够联系下来的、他最开始的祖先叫蒲璋。蒲璋在元代犯了罪，整个被抄家。他六七岁的时候就藏在外祖父家里，他的外祖父姓杨，为了避祸，他不姓蒲了，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姓杨，一直到元代灭亡以后，到了明代才改回姓蒲。蒲松龄就是蒲璋的第十一代孙。
在这以后，蒲家就人丁兴旺，他们住的地方叫满井庄，有一个井水很有名，水经常是满的，所以叫满井庄。因为蒲家人丁兴旺，所以大家就把满井庄叫成了蒲家庄。现在知道蒲松龄的高祖——我们要知道蒲松龄为什么有学问，为什么有文学修养，他从小受到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所以需要了解他的上代——叫蒲世广，是廪生，生了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有一个做了学官训导，有三个考取了秀才。这说明四个儿子都读书都有出息。这是蒲松龄的高祖。
他的曾祖叫蒲继芳，生了五个儿子，全进了学校，都考取了在读书。
他的祖父叫蒲生汭，生了五个儿子，变化就从这一代开始。这五个儿子没有一个读书，没有一个考取学校的。
到了他的父亲蒲槃，字敏吾，一开始还是读书，后来因为家庭穷，下海做生意了。可是由于年轻的时候还是读过书的，很有学问，在当地还比较有名。蒲槃讨了三个老婆，一共生了五个儿子，大儿子很小就死了，剩下四个儿子，蒲松龄在四个当中排行老三，在五个当中排行老四：蒲兆箕（早丧），蒲兆专，蒲柏龄，蒲松龄，蒲鹤龄。
可以说，蒲松龄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文人家庭。我们知道，在古代，做商人是被看不起的，认为还是应该读书。由于没有钱，他的父亲只好从商，赚钱养家。家里请不起教书先生，他是跟着他父亲读书的，从小就很聪明，博览群书，过目不忘，这是小时候的蒲松龄。
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是有前途的，但是长大成人以后，一生不得志，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聊斋志异》，如果很得志，考上了做上官了，我们今天也就看不到《聊斋志异》了。
古人说，写书写诗，都是作家或者是家里穷、或者是不得意的时候写出来的。如果生活很富裕，他肯定写不出伟大的作品，古代是这样，现当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来思考一下。
蒲松龄19岁的时候第一次考试，成绩非常好，连考三次，县里、府里、道里三级考试都得了第一名，考试进了学校。考试的考官是当时清代康熙年间很有名的诗人、文学家施闰章，施闰章又叫施愚山，《聊斋志异》里写到过施愚山，这是蒲松龄的恩师，非常欣赏他。施闰章当时对蒲松龄试卷的批语是：“首艺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又掉臂游行之乐 。”对蒲松龄的文章是赞不绝口，称赞他文字好，有学问。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考试，照这样他以后应该很顺利，谁知不然。
第一次考试很顺利，蒲松龄就有雄心壮志，要继续探讨学问，就找了几个知心朋友，一个叫王鹿瞻，一个姓张笃庆，尤其是张笃庆，现在还有诗集流传下来。他们几个成立了一个社团叫“郢中诗社”，一起研究学问。他想在读书、应试、做官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可是，家里穷，不能老是和这些朋友在一起写诗、读书、喝酒，于是采取了游学的办法。游学现在也有，现在很多研究生，国家给他们一笔经费，这个经费是干什么的呢？用来游学。比如你是山东大学的研究生，你有多少钱，可以到北京去，找图书馆看书，找一些著名的学者向人家请教，这个经费就叫游学经费。
古时候所谓游学就是借读，自己没有钱请不起教书先生，别的有钱人家请了老师，就跟着别人一块听老师讲课。先在姓沈的家里，后在姓李的家里，蒲松龄这时候过的就是这种生活，家里没有钱，可是又想念书，想研究学问。
到了25岁，蒲松龄家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刚才不是讲了么，老大死了，剩兄弟四个，妯娌不合，兄弟分家。四个人分家，你想想看，一分为四，他分到“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弱妻幼子”，更增加了他生活的困难，本来已经没有钱了，考试第一次很好，可是继续读书只能到别人家里，现在连住的条件都不行了，还得照顾家庭，所以说增加了生活的困难，这时他才25岁，就是我们现在大学毕业的那个年龄。
第二年，长此以往也不好办，分家以后他没有收入啊，26岁的时候只好去教书，做教书先生，到一个姓王的家里，不在本村，在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教孩子读书，做了私塾先生。这是第一次，以后还有。做这个也不是有很大的收入，这时候正好有个朋友，叫孙蕙，在江苏宝应县做知县，缺少一个秘书，就是幕僚。于是蒲松龄就到南方去了，到那里当孙蕙的秘书，替他写信、写公文，办理一些私人的事情。可是第二年，觉得做不下去了，回家了，什么原因不知道。这一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南游诗草》，他从山东到苏北是“南游”。值得注意的是，我刚才讲的，他有一篇《上孙给谏书》，孙家是个恶霸地主，家里的佣人欺负平民百姓，蒲松龄看不惯，打抱不平，他写信劝孙家管教这些人。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一个猜想，没有确凿的根据，但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事情呢？孙蕙这个人有好几个小老婆，其中有一个小老婆很有文才，想学做诗，经常向蒲松龄请教。蒲松龄就跟她有来往了，教她写诗。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聊斋志异》写了很多恋爱、爱情故事，这些爱情故事有个普遍的特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男主角往往是结过婚，不是未婚的青少年和另外一个女子谈恋爱，无论是花木，还是狐狸还是天上的女神，和他好和他谈恋爱，但这个男人是结了婚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婚外恋”。你仔细去读《聊斋志异》，绝大多数篇章是这样的。蒲松龄一直住在乡下，只到南方去走过一次，考试到过济南，其他时间就在一个穷乡僻壤当中，没有机会接触妇女。他的老婆十几岁就结了婚，姓刘，这位刘氏死了以后，蒲松龄写了一篇长文章，详细地记载他们俩怎么结婚，他们怎么共同度过苦难的日子，两个人感情如何的深厚。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他没有机会接触妇女，跟自己的老婆关系又是那么的好，为什么却在作品中写了那么多的婚外恋故事？这个跟他的生活怎么联系起来，始终是一个谜。尤其是他文章中写的对刘氏的深厚感情和共同度过的苦难生活，非常感动人，那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虚伪的。在这样情况下，他一个苦书生，在穷乡僻壤中，怎么有那么多想法？男的要有很多婚外恋？而且这些故事写得很美，很吸引人，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思考。难道都是他在屋子里空想出来的？但是他跟老婆关系很好，怎么会老有这种想法呢？
研究《聊斋志异》的学者提出了两个猜想：一个猜想是，在他的诗文里，发现他题了一个妇女的画像。这个妇女姓程，于是有人做文章，说这个人是他婚外恋的对象，他在外地和这个女的同居。但是，这只是一种分析和猜测，没有根据，不能够说服人。第二个猜想，孙蕙的一个小老婆喜欢做诗，和他关系很好，他也写了一些诗给她，蒲松龄和这个女人有关系。也就是说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作品中才描写了已结婚的有老婆的青年男子经常在幻想有个神仙妖怪来跟他结合，来跟他谈恋爱。
这些分析可惜没有直接的证据，都是间接的猜想。这提供给我们参考，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蒲松龄夫妻关系很好，而且接触异性的机会又很少，却在作品中写了大量婚外恋的故事？这原因值得思考一下，和他做幕僚有关系。就是在做幕僚期间，和孙蕙的一个妾有了接触，经常教她写诗。这个现象是存在的，至于两个人是不是有恋爱的关系，还要进一步考查。
蒲松龄外出做幕僚平生就这一次，接下来的生活全部是考试和做教书先生。33岁的时候，他到了另外一个人家里坐馆教书，可是教了不长，因为要考试不能坚持下去。可是到了40岁，到一个叫毕际有的好朋友、一个地主家里坐馆，前后教了30年。这个地主很有钱，藏书很丰富，给了他一个单独居住的花园，还有很多藏书可以看。蒲松龄有了机会大量读书，明确地说有些作品就是在毕家写的。这30年对他非常有帮助，无论是文学的创作还是生活的改善，这30年教书的收入解决了他家里的温饱问题。一直做到70岁，都在这个地主家里。这个地主是在北京做大官，世世代代都是做官的，很有钱。到70岁老了才回家的。教书一般是教到年底，明年还要不要继续教？双向选择。年纪大了，70岁了，教不动了，家里的事情也该处理了，于是就回家了。
虽然教书30年有一些收入，但是也就是解决了家里的温饱问题，并不能富裕起来，所以蒲松龄终其一生都是在贫困的环境当中生活的。《聊斋志异》的写作得力于、得益于这30年的教书，因为很安静——教书不带家属去的——他孤身一人住在毕家的花园里，面对一个有很多书的书房，他很安心的写作。《聊斋志异》里大部分就是在毕家花园写的。
70岁回去以后，再也没有出过门，这个时候给了他一点名誉上的称呼，仅仅是名誉上的安慰，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没有钱，只是名称好听，因为看他年纪大了，又有学问，叫做“乡饮介宾”，这对当时的文人来说也算是一种荣耀。
我们看一下，蒲松龄一生当中考试考了八次：
顺治17年（ 1660） 21岁
康熙2年（ 1663） 24岁
康熙11年（ 1672） 32岁
康熙14年（ 1675 ） 35岁
康熙26年（ 1687） 48岁*
康熙29年（ 1690） 51岁*
康熙41年（ 1702） 63岁
康熙50年（ 1711 ） 72岁
第一次考得了第一名，受到了老师的赏识。从第二次开始，没有一次考取，打星号的48岁和51岁这两次还犯规。犯规有种种的犯法，比如字儿写错了，考试的卷子不清楚，这都叫犯规，都不能录取的。不比现在，很松的，你考试怎么错字怎么涂改都没有关系，从前不行的，字不能涂改，考卷不能弄脏，如果有一点就是犯规。从21岁考到72岁，五十多年考了八次，非常可怜，没有一次考取。一直到72岁还在考，考不取还在考，实在很可怜。为什么《聊斋志异》里有很多科举考试的内容，大骂考官有眼无珠，不识真材，实际上是发泄他自己心里的不满，甚至于说有的人正儿八经的去写，考不取，乱七八糟的胡写一通，反而考取了。这样的小说好几篇，都是蒲松龄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想法的反映。他有一首词，就是屡次考不取心中不满，写给他的一个朋友王如水，题目叫《大江东去·寄王如水》：
天孙老矣 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
蕊宫榜放 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
……
每每顾影自悲
可怜肮脏骨 销磨如此
……
数卷残书 半窗寒烛
冷落荒斋里
这是他的真实思想的反映。
72岁考不取，还有好几首诗写给他的儿子，意思说对着儿子惭愧，儿子都考取了，我这老头考不取，实在觉得难为情。
他74岁时妻子死了，就写了一篇纪念他妻子的文章，很感人。古代文人当中，亲人去世以后，写一些文章表示怀念，历来有这个传统。李密的《陈情表》、袁枚的《祭妹文》都是写得非常好的，蒲松龄的关于刘氏的行实也是写得非常好的。
这点也很奇怪，他几十年在外教书，不跟老婆在一起的，过年才回一次家，平时都一个人在外，和老婆感情还是这么好，不容易。也有人因此猜测，因为他和老婆欢聚的时间太短，大部分时间是孤身一人在外度过的，难免会有一些胡思乱想，或者甚至于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在作品中有反映。这也只是一种猜想。
两年以后，他就死了。死的时候靠着窗子，正儿八经的坐在那里，就这么老死了。一个文人，终生不得志，想考试想做官不能够得遂，于是看透了科举考试的弊病，有真才实学的人考不取，那些没真材实学的人反倒考取了，他心里不平，这里边有种种的黑暗、腐朽的情况，他就把这些写成了故事，《司文郎》等篇章写得就是这些内容。
所以《聊斋志异》有两个非常突出的思想内容：一个是歌颂青年男女真实的恋爱，一个就是攻击、鞭挞黑暗腐朽的科举考试制度。这在清代初年形成了先进的文化思想思潮，后来的《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也是揭露科举考试，反映17、18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下所过的生活，所遭受的苦难、曲折。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反映了我们中国两个世纪左右知识分子的痛苦遭遇。
蒲松龄的一生就讲这些内容。
下面讲第七点，《聊斋志异》有哪些重要的版本。这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些知识性的东西。
《聊斋志异》的版本有很多，也很复杂，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六七十种，我这里不可能一个一个介绍，我挑重要的说。大家要对《聊斋志异》版本有所了解的话，应该知道的几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把《聊斋志异》的版本分为八类：一、稿本；二、抄本；三、刊本；四、补遗本；五、评本；六、注本；七、绘图本；八、新整理本。
为什么绘图本要单独列为一类，这个也很重要，《聊斋志异》因为篇数多，有时候图也多，这个特点很突出，不同于《三国》、《水浒》、《红楼》。
一共分这么八类，择要给大家介绍。
先介绍第一个，稿本。稿本只有一种，刚才我讲的，蒲松龄“三宝”之中就有稿本，保存在辽宁省图书馆。这个稿本尤其重要，它有些地方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刻本不一样，有些地方原来是怎么写的但毛笔又把勾掉改成了其它的，有些地方几句没有的，后来补上去的。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怎么进行修改的，我们通过蒲松龄的稿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为什么要这么改，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作家创作过程的修改在很多伟大的、著名的作品中都存在，都值得我们去研究。《红楼梦》是这样，外国的很多作家包括托尔斯泰，也留下了修改的痕迹，供我们思考：当时作家怎么想的，怎么动手的。
稿本一共八册，400页，237篇，其中有两篇是重复的，是《猪婆龙》，还有篇光有文章没有标题，光有正文没有标题，别的版本里叫《木雕美人》。除了有一篇以外，另外236篇在别的版本里都能看到，《牛同人》这一篇在别的任何版本里都没有，只有稿本中有，可惜是残的。稿本虽然八册，可是不分卷。《聊斋志异》的分卷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在研究探讨的问题，而且有争论。稿本不分卷，只有第一篇《考城隍》写的是“聊斋志异一卷”，别的二卷、三卷、四卷都没有写。到底《聊斋志异》有多少卷，他的孙子蒲立德写了一篇序，说是16卷；他的儿子蒲箬等在祭文里说是8卷；一个朋友张元写的墓表里也说是8卷。8卷和16卷其实是一回事，16卷一分为二就是8卷，8卷加一倍就是16卷，可是到底《聊斋志异》有多少卷，在学术界这还有争论，专门有学者写了互相探讨、驳斥的文章。
第二个，是抄本。抄本指的是乾隆31年之前的抄本，因为乾隆31年出现了刻本，《聊斋志异》的头一个刻本出现在乾隆31年，我们介绍的抄本都是乾隆31年之前的。
头一个很重要的抄本是残抄本，山东博物馆收藏，康熙年间的。一共6册，4册是完整的，2册是残的，抄本里一共收了250篇。250篇除了第一册、第三册和稿本重复，另外两册和稿本不重复，因为稿本只有半部。学术界怀疑这个是根据稿本过录的。
为什么说它是康熙年间的抄本，因为它避康熙的讳，“玄”字改成“元”，或者最后一点没有，但雍正、乾隆的讳不避，所以不可能是雍正、乾隆时期的。避讳的问题在版本研究中很重要，往往能提供时间的参考。
这是第一个抄本，现在介绍第二个抄本。第二个抄本叫铸雪斋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74年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79年有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这也是比较有名的、我们知道的比较早的抄本。这个抄本分12卷。刚才讲了，蒲松龄的儿子、孙子以及朋友都说是8卷或16卷，偏偏这个抄本是12卷，一共收了484篇，有标题没有正文的14篇，比第一次出的刻本多出来49篇，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它正文的文字、目录的次序基本和稿本是一样的。
这个抄本是一个叫张希杰的人抄的，张希杰，字汉张，号练塘，他的书房叫铸雪斋。他原籍是浙江萧山，萧山是杭州附近的一个县，现在杭州机场就在萧山县。后来他落户在山东历城，历城在济南附近，过去山东大学说是在济南，实际那个地方在历城。
它的底本是根据朱氏抄本，朱氏有两个抄本，一个已经丢了，一个通过张元的儿子张作哲把蒲松龄的原稿借来传抄下来。现在铸雪斋抄本就是根据这个抄本再转抄的。
这是第二个抄本。
下面介绍第三个抄本。是个旧抄24卷本，山东人民出版社藏，有齐鲁书社影印本（1980）。这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发现的抄本，它不是16卷，不是8卷，也不是12卷，而是24卷。收了474篇，目录和正文个人别的文字不同于铸雪斋抄本，它避的是乾隆的讳，可见是在乾隆以后抄的，不是康熙年间的。这个本子1962年在山东淄博市一个地方发现的。什么时候的抄本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乾隆15年到30年之间抄的；另一种可能它是根据乾隆的抄本再抄的，它本身不是乾隆抄本，而是它的底本是乾隆的抄本。有这么两种可能性，但现在还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第四个抄本是解放以前就发现的，叫黄炎熙选抄本，四川大学图书馆藏。这个抄本分12卷，现在只保存下来10卷（卷1，卷3至卷11），也就是说，缺第2卷和第12卷。这个选本中独有3篇《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这三篇是其他任何《聊斋志异》的版本都没有的。黄炎熙是福建人，怎么福建的东西跑到了四川呢？是由一个浙江人谢桐生在咸丰年间带了这本书到四川，于是就在四川发现了这个抄本。
第五个抄本，八十年代发现的，这个抄本不叫《聊斋志异》，叫《异史》，现在有中国书店影印本（1989），另外学林出版社（1998）的《蒲松龄全集》里收了这部书。这个抄本不是8卷，不是12卷，不是16卷，而是18卷，里边收了484篇，比铸雪斋抄本少4篇，但是铸雪斋抄本里有目录没有正文的14篇在这个抄本里全部都有。它避的是雍正的讳，所以是雍正以后的抄本，不可能是雍正以前的。它的封面当中写的是“异史”，左边是“康熙己未”的年份，右下是“聊斋焚余存稿”，为什么叫“异史”？因为《聊斋志异》每篇后面都有个“异史氏曰”。青柯亭刊本曾经讲过蒲松龄的这本书原来叫《鬼狐传》，后来改名叫《志异》，现在这个抄本又把它叫做《异史》。这是新发现的抄本。
抄本就介绍这些，这些抄本互相就是你多一篇，他少一篇，注意的就是这个，文字上有个别的不同，但是人物和情节没有很大的不同，关键在于哪几篇这个里有，哪几篇那个里有。
下面我们讲刻本。
刻本中最重要的就是青柯亭刻本，乾隆31年出现的，现在所有的《聊斋志异》刻本全部是以青柯亭本为依据、为底本，所以这个底本特别重要。是一个姓赵的人印的，《聊斋志异》第一个刻本的历史地位相当于《红楼梦》的第一个刻本程甲本。
这个刻本分16卷，425篇，这是现存最早的刻本，也是一切刻本、评本、注本的祖本。这个本子值得注意的有两个地方，它有改动，避乾隆的讳，凡是描写到异族比如人的名字和“狐”字同音的，它都改掉了，骂满族的话全部删掉了，因为乾隆时期文网严密，要是不改，公开地刻印出来，是要杀头的。所以这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些篇名改了，有些人名也改了，改的原因就是触犯了满清统治者的忌讳，这些地方和原来的稿本、抄本有很大的出入。
青柯亭刻本有三种本子——我这里要插一句话，康生研究《聊斋志异》的版本。除了学术界的一些学者以外，有两位著名的人研究《聊斋志异》的版本，我们不能不知道，一位叫王统照，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山东人，曾经做过山东省文化局局长，他研究和搜集《聊斋志异》的版本；还有一位就是康生，康生也研究《聊斋志异》的版本，而且很深入。——是康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出来的，首先是乾隆31年初刻本，第二个是重刻本，有“杭州油局桥陈氏重刊本的章，还有一个是乾隆60年重刊本。
怎么知道康生研究《聊斋志异》的版本呢？1957年年底，我们文学研究所要派一批年轻人下乡劳动锻炼，时间一年，我赶上了。就下乡到河北平山县去劳动锻炼，锻炼了一年，1959年初回到了文学研究所。这个时候文学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忙于一个重大的项目，叫做“开国十年文学总结”，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室的人全部都集中起来搞那个项目，我插不进去。插不进去怎么办？我就问所长何其芳同志，他就说，这样吧，你暂时到《文学遗产》编辑部去帮忙一年，“开国十年文学总结”结束以后，你再回到古代室。这样，我就在《文学遗产》编辑部呆了一年。《文学遗产》原来是在《光明日报》作为副刊登载的，由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管的，编制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的部长是郑振铎，副部长是何其芳、陈翔鹤，陈翔鹤也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四川人，曾经做过四川省文化厅厅长。后来，就把《文学遗产》从编制到刊物全部合并到文学研究所，就归文学研究所领导，所以编辑部就设在文学研究所，原来在东总布胡同22号，那个地方是中国作家协会。
我就到了编辑部，这个时候就发了一篇文章谈《聊斋志异》版本的论文，作者叫叶余。《文学遗产》每隔一段时期要出个《文学遗产》选本，这个选本就把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经过筛选收入到那本书里去。当时就选中了叶余的这篇文章，于是我就负责打电话联系叶余，征求他的意见。他留过一个电话号码在编辑部，我打去以后，始终找不到这位叶余先生，只有别人来接，老是说他有工作，在出差，不在。我们也没有注意，就收了他的文章。后来打听出来，所谓的“叶余”就是康生。大家可以注意，《文学遗产》发的那篇谈《聊斋志异》版本的、署名叶余的文章，实际是康生写的。我因此知道了康生在搜集和研究《聊斋志异》的版本，这两个版本别的学者没有提到过，他研究得很深入。
第二个重要的刻本叫王金范刻本，这个是在青柯亭刻本之后的第二年出现的，这个刻本为什么重要？除了青柯亭刻本以外，其他的刻本我都不介绍了，只介绍这个刻本。这个刻本现在只有两部，一部藏在文学研究所，一部藏在浙江省图书馆，这部书的名字叫《志异摘抄》，18卷265篇，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编辑的次序，它各篇的名称和稿本不一样，和青柯亭也不一样，内容还有删节，因此值得我们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聊斋志异》在乾隆年间怎么传播，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尤其看到的人又很少。
青柯亭刻本的三种加上王金范刻本，在以前一般学者都没有谈到，是王统照和康生两个人首先介绍的。
第四类是补遗本，补遗本就是——刻本不是有那么多篇吗，里边没有收的，它从别的抄本收集到了排印出来的。
第一个补遗本叫《聊斋志异遗稿》，一共4卷51篇，道光四年印的，后来光绪四年又翻印，改名叫《聊斋志异拾遗》，1936年排印本又改名为《聊斋志异未刊稿》，“未刊稿”主要是针对青柯亭本来说的。
第二个补遗本叫《聊斋志异拾遗》，1卷39篇，道光10年得月簃丛书中的。这个里边有三篇是所有的抄本、刻本都没有的，一篇叫《晋人》，一篇叫《爱才》，一篇叫《蛰蛇》。
第三个补遗本叫《聊斋志异逸编》，2卷56篇，是1914年刘滋桂刊行的。
第五类，评本。评本也很值得重视，那些评论的观点——不下于金圣叹对《水浒传》，不下于脂砚斋对《红楼梦》——对艺术鉴赏、对我们阅读《聊斋志异》很有启发。
这些评本很值得注意，我们按照年代的顺序来讲，第一个评本叫何守奇评本，是道光3年（1823）经纶堂刊行的。这个何守奇评本有什么特殊呢？它是最早出现的。
第二个评本叫但明伦评本，这是比较重要的，其中有很多很好的意见，艺术见解很值得我们重视。它在道光22年（1842）出版，1994年有齐鲁书社排印本。但明伦的评本是朱墨套印，红颜色印的是评语，黑颜色印的是正文，它的底本就是青柯亭刊本。但明伦是贵州广顺人。
第三个评本叫四家合评本，这是最晚出的一个评本，光绪17年（1891）合阳喻氏刊行。哪四家合的评本？第一家是王士禛（祯、正），第二家是冯镇峦（此书独有），第三家是何守奇，第四家但明伦。王士禛的评语不多，他是蒲松龄的朋友，蒲松龄生前的时候他就借去看，看完就写了批语，所以稿本和一些抄本中都有王士禛的评语。王士禛又叫王渔洋，是康熙年间的大诗人，他本来叫王士禛，由于“禛”字犯了雍正皇帝的讳，所以在雍正年间以后，王士禛的名字都印成了王士祯（或正），都是为了避讳，实际上在康熙年间他的名字是王士禛。
四家合评本中最重要的冯镇峦的评语，只有这个书里有，别的书都没有。这是四家合评本比较独特的一点。这个本子是三色套印，分成上中下三栏，上栏和中栏是评语，下栏是聊斋的正文。小说有套印（两色也好，三色也好）在《聊斋志异》是非常突出的，在中国古代小说传播史上是很重要、很突出的现象，说明很多人很重视这部书，《三国》、《水浒》现在还没有发现有套印的，《红楼梦》有些批语是红笔写的，但那个是抄本，不是刻本。
第六类是注本，《聊斋志异》是文言文写的，里边有很多典故，有很多生僻的字，因此要是不注解、不翻译，对一些年轻的同志来说，往往有的地方看不懂，于是注本就出来了。
最早的注本叫吕湛恩注本，道光五年（1825）观左堂刊行。这个注本有个特点：一般注本是随着正文的，而这个注本最早开始光有注，没有正文，完全脱离了正文，没有正文只有注释。
第二个注本叫何垠注本，道光19年（1839）花木长荣之馆刊本。这个注本分两截，上边是注释，下面是正文，它的特点是注释不如吕湛恩注本多，可是多出来一个注音，吕湛恩注本不注音。何垠是南京人，号地山。
下面介绍第七类：绘图本。绘图本也很重要，因为《聊斋志异》篇目很多，因此图相对也多。
石印本是很有名的一个版本，光绪12年（1886）同文书局出版，它的特点就是绘图。西安的三秦出版社在1997年曾经印过这本书。传说在俄罗斯保存了一部图画得很好的、很厚的线装《聊斋志异》，但是我们一直到现在都没看到，通过很多途径希望能够看到，都没能如愿，甚至我们怀疑《聊斋志异》的另半部稿本到了俄罗斯，不过只是怀疑而已。
最后我们介绍解放以后出现的《聊斋志异》整理本，一共是四种：
1、张友鹤的“会校会评会注本”，4册，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再版，再版时有修改。由于是会校会评会注，我们阅读起来很方便，尤其是收了很多评论，但它有个很致命的缺点，会校有误，比如一个字，它说在甲本中作什么，在乙本中作什么，但我们一查对，却不对，甲本不是这样，乙本也不是那样。因此研究的话不能拿这个当作依据，作为阅读还是很有用的。
2、朱其铠的“新注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以前的注都不要，以前的评论也不要，重新注，也是收的比较全的。
3、任笃行的“全校会注集评本”，3册，齐鲁书社2000年出版。出现在张友鹤本子之后，所以避免了张友鹤本子的缺点，又补充了很多新的资料，这应该是最新的、最全的、比较可靠的一个版本。
4、牧惠的“会评新注本”，2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77年出版。牧惠已经去世了，他的真实名字叫林文山，是著名的杂文家，原来在红旗编辑部工作，后来到了广东。
下面讲第八个问题：《醒世姻缘传》是不是蒲松龄的作品？
传说是，胡适说是，孙楷第也说是。是不是蒲松龄作品，首先要考察《醒世姻缘传》成书于何时。
《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在学术界现在有五种说法：“崇祯说”、“顺治说”、“康熙中后期说”、“雍正说”、“乾隆说”。 这里边崇祯说、顺治说和蒲松龄不矛盾，康熙中后期说、雍正说、乾隆说和蒲松龄的生活年代有矛盾。所以，是不是蒲松龄写的，我们只要把成书年代搞清楚就可以了。
我现在提供一个证据。我赞成“雍正四年以后说”。也就是说，我认为，《醒世姻缘传》成书于雍正四年以后。只要举出一条硬的证据，第46回：“原来那学道宗师姓徐，名文山，江西吉水县人，甲戌进士，原任武城县知县，……由武城知县行取工科给事中，因谏言削职为民，又丁了两遍艰，奉恩诏起了原官，升了参政兼副使，提督山东学政。”
这最后六个字非常重要，它有时代的烙印。这个官在明代叫“提督学道”、“提学御史”，到了清代才叫“提督山东学政”。因此，可以肯定《醒世姻缘传》不是明代的作品，这个官衔只有清代才会有。清代什么时候出现？雍正四年。我们查商衍鎏先生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这本书，里边说“雍正四年废学道，各省督学一体称为提督学院，官名则曰钦定提督某省学政。”可见“提督山东学政”这个官衔只在雍正四年才开始出现，而《醒世姻缘传》46回里出现了这个官名，所以它成书于雍正四年以后，不可能在此之前。
这个不是我发现，我现在有个博士后的学生，她的博士论文就叫《〈醒世姻缘传〉研究》（已在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其中专门有一章考证《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是她提出来的，雍正四年以后——我完全赞成她的观点。
所以用不着再讨论是不是蒲松龄的作品，既然成书于雍正四年以后，那就不可能是蒲松龄的作品，因为他在康熙五十四年就已经去世了。
这个我就简单讲这一点，用不着多分析了。
今天就讲这么多。（掌声）
主持人：大家能感觉到，像这样的学术讲座，是不大能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讲吧？
刘先生从古代、现代对小说概念的不同理解，简约追溯了小说的源流；讲了周恩来总理与《聊斋志异》的渊源，我们可以穿越历史的时空，想象一下当年周总理演的惠娘是个什么样子；介绍了蒲松龄的传世三宝：画像、手稿、印章；从族籍上，学术地肯定蒲松龄是汉族伟大的小说家，而不是蒙族、回族或色目人的后裔；介绍了蒲松龄的生平家世；分八类介绍了《聊斋志异》一些重要的版本；最后又以铁证认为《醒世姻缘传》不是蒲松龄的作品，因为其成书年代是在雍正四年之后。
从刘先生讲蒲松龄的身世，我们看到在那样的科举应试体制下，蒲松龄8次高考，都名落孙山，一辈子没有做官，一生贫困，不得志。从这个理由来反观今天，为什么出不了伟大作家？是我们的生活境遇太好了（笑声）。甚至是有些人被雇佣，住在高级宾馆里写贫穷。那怎么能写得感人呢？那样为应景写出来的作品，能有艺术生命力吗？
刘先生讲到蒲松龄的性格温厚，却又刚直，与时尚相左，对时势看不惯。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也有点儿蒲松龄的刚直了（笑声），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我也看不惯啊！现在似乎是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娱乐文化、消费文化、休闲文化，倒好像成为了主流文化。电视、报纸上的文化版面，全让位给了那些影视歌的“星星们”。北京电视台二套有一个“每日文化播报”，可它每日播报的几乎全是那些“星星们”的“萍踪侠影”。几年前，我曾给他们打过电话，说我们这儿有讲座，是否可以播报一下？人家的回复是，要产生费用，就是要钱呀！这时，我又有了蒲松龄的刚直，没钱，不报拉倒（掌声）。
刘先生还讲到蒲松龄教书那30年对他写《聊斋志异》的重要。这一样可以看出来，写作是需要有一个相对和谐安静的环境。现在的作家，应该大都不缺乏和谐安静的环境和条件了吧，那缺什么呢？缺少天赋的写作才华。最近，有的电视台正在播放《聊斋志异》的电视连续剧。正像刘世德先生说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表现作者吴承恩的幽默、诙谐和思想不够一样，《聊斋志异》也是为拍着好看好玩。要领略它的艺术和思想精髓，还是得读原著，到这儿来听讲座（掌声）！
去年10月中旬，我去淄博的山东理工大学演讲，之后，特地去拜谒了蒲松龄故居，打算沾点写小说的灵气儿（笑声）。看到蒲松龄的家境，真是“绳床瓦灶”。已是暮秋时节，蚊子很多。那蚊子个儿特大，有北京蚊子的两倍大。心想，连这里的蚊子都有鬼狐之气啊。参观完蒲松龄故居，心里又感慨，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境。
现在再说说的我的郁闷。开场半小时后，看到几个女生进场来听讲座，心下甚喜，因为有新面孔，而且还是曹雪芹赞美的女儿。可人家在结束还有40分钟的时候，走了。是听不下去了？觉得枯燥？难道文学馆的讲座真的是曲高和寡？难道我们这里真的只能是“中老年大讲堂”？我这样的坚持有什么意义吗？难道哪天我会成了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这儿的讲座多好啊！又不要钱！如果刘先生今天在这儿讲的不是学术讲座，而是由猜测来讲蒲松龄的“婚外恋”，青年人就爱听了（笑声）。可那还是文学馆的讲座吗？不是啦！那是故事会！去年的12月24日，我们在这里搞了个文学馆讲座200期纪念活动，身在外地的陈建功馆长特地发来贺词，他再次向社会承诺，文学馆的讲座会始终坚持公益性，始终坚持学术品位。刘世德先生也参加了那天的座谈会，他对文学馆的讲座说了朴素的两点评价，一是不哗众取宠，二是不媚俗。借刘先生这两点朴素的评价，我就是要说，文学馆的讲座拒绝哗众取宠，拒绝媚俗（掌声）！
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即《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艺术最高峰，刘先生没有展开讲，而是把它留给了后面的学者。下一讲，就请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马振方教授，讲《聊斋志异》的艺术构思与艺术描写。
最后，让我们感谢刘世德先生的精彩演讲（掌声）！
录音整理：程丽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