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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张国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演讲时间：2007年3月18日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国风先生，大家欢迎。
在文学界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即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品。如此反着想，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也必是伟大的时代。那几乎同时产生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乾隆时代，是否可以堪称伟大的时代？现在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红楼梦》热得高烧不退，而且已成为商家与媒体的炒做噱头。而与《红楼梦》同时代产生的另一部伟大作品《儒林外史》，却连儒林之士都对它冷落了似的。今天我们来让它热热身，有请张教授演讲《几乎无事的悲剧——谈谈儒林外史》。
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几乎同时产生了两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生平比较清楚，他生于1701年，卒于1754年。还留下了一部文集《文木山房集》。曹雪芹则不同，有关他的资料很少，可以说，离曹雪芹越近，我们知道得越少。曹雪芹的生年有争论，有说他生于1715年，有说他生于1724年。至于他的卒年，争论小一点，有1763、1764两说。大家可能会想，卒年差一年没有什么关系。一般地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红楼梦》还是《红楼梦》。但是，如果我们要开一个曹雪芹逝世多少周年的纪念大会，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你是照1763年算，还是照1764年算。乾隆时期是盛世，属于所谓的“康乾盛世”。就是康熙、乾隆盛世。大家知道，在康熙和乾隆之间还有一个雍正。雍正是康熙的儿子，是乾隆的父亲。为什么不说“康雍乾盛世”？按照我的理解，一是因为雍正在位的时间比较短，只有13年。而康熙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乾隆在位59年，仅次于他的祖父康熙。乾隆在世的时候就把位子让给了他的儿子嘉庆。二是因为雍正在位的时候，争夺储位的斗争非常激烈，骨肉相残，残酷的政治斗争在雍正的兄弟之间展开，损害了雍正的道德形象。所谓“盛世”，我的理解，就是没有战争，比较太平，老百姓的生活还可以，经济是往上发展的。观其大略，算是一个盛世。盛世不等于没有阴暗面。你看李白生活在开元盛世，他还要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你看他的牢骚有多大，大路宽阔，犹如青天，偏偏没有我的路，没有我的发展。康熙时期也不象现在的电视连续剧里写的那么光明，你读一读方苞的《狱中杂记》，就知道当时的刑部大狱里，多么的黑暗。是那种常人想象不到的黑暗。乾隆时期，清朝的国力达到了颠峰的状态。现在人们耳朵里听的是乾隆下江南，莺歌燕舞，怡情山水；听的是乾隆修四库全书，好象他是多么的重视文化。我们看时下的电视剧，以为乾隆是一个多么通情达理的皇帝。其实，乾隆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猖獗的时期。捕风捉影，滥杀无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种血腥恐怖的气氛，是今人难以想象的。这都是盛世发生的事情。所谓“康乾盛世”，不过如此。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盛世。正是在这个封建社会回光反照的历史瞬间，吴敬梓和曹雪芹以他们的文学巨著，反映了一种“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表现出两位文化巨人对时代本质和趋势的可贵敏感。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吴敬梓和曹雪芹比较一下，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比较一下。要把握一个作家、一个作品的特点，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比较。一比较，特点就出来了。当然，作比较的两个事物必须有可比性。而《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就非常具有可比性。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这两部巨著和两位作家的特点。吴敬梓和曹雪芹都是出身世家子弟，从一个大富大贵的人家出来，最后坠入社会的底层，在穷困潦倒中去世。吴敬梓更是终身都保持着名门望族的自豪、自尊和自信。这份自豪、自尊、自信，自然包含着一种血统论的因素。门第的自豪，就是血统的自豪。说得俗一点，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但是，我们历史地看，它也是吴敬梓对抗逆境的一种精神力量。吴敬梓鄙视暴发户、鄙视盐商、蔑视权贵的感情中显然包含着他出身名门的自豪。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能看出类似的感情和思想。因为他们有这么一种出身，有这么一种感情，所以，当他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一方面是一种自豪和光荣；另一方面，不能不有一种忏悔的愧疚的心情。觉得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父母，自己出身那么一个显赫的门第，到老了，却一事无成。名门望族在自己的手里败落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巨著已经足以使他们不朽。吴敬梓的后半生，被一种愤世嫉俗的激情和对不起祖宗的愧疚折磨着、煎熬着。这些感情在他的《儒林外史》里和他的文集里有很多的流露。《红楼梦》的第一回，也流露了那种忏悔之情，这不是曹雪芹在放烟幕弹，而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感情。伟人也是人，他也有一般人的感情。更何况古人。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吴敬梓和曹雪芹毕竟后来贫困了，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逐渐地向平民靠拢。他们看到，仗义偏多屠狗辈，反倒是那些没有文化、身分卑贱的平民，能够做出高尚的行为。作为全书知识分子榜样的王冕便带有平民知识分子的特点。世家出身的吴敬梓，将一个名士的原型，改造成一个可敬可亲、可以理解的平民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并且选择他作为全书衡量、褒贬人物的尺度，这件事的本身就说明了长期的贫困生活在吴敬梓思想深处所引起的变化。周进在贡院里哭得死去活来，几个生意人慷慨解囊，为周进捐监进场。牛布衣四处飘泊、贫病交加，死在甘露庵。老和尚尽心尽意，为牛布衣料理后事。鲍文卿身为戏子，却知道爱惜人才，为素不相识的向知县说情。向知县封了五百两银子谢他，他分文不受。面对书办送上门来的五百两贿赂，鲍文卿无动于衷。
小说中向鼎称赞鲍文卿的那些话所传达的，正是作者吴敬梓自己的声音：“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颇多君子之行。”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从道德水准来看，不如我这鲍朋友，这其实就是吴敬梓自己的认识。
吴敬梓和曹雪芹，同样是从世家子弟坠落到平民，其过程却并不完全相同。吴敬梓的财产是在他自己的手里一点一点地挥霍掉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后面再讲。而曹雪芹则不同，曹家是在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浪中突然败落的，是当事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的一场灭顶之灾。曹家和雍正的一些政敌兼兄弟，关系非常亲密，曹家因而受到牵连，成为雍正打击的对象。这种政治的打击非常突然，非常残酷，就象一个晚上的事情。昨天还是鲜花似锦，今天就是一败涂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真所谓“家亡人散各奔腾。”那种迅速和残酷，非当事人难以体会。我们读读《红楼梦》第五回里的那些曲子，可以体会一下其中的凄凉。可怜一部《红楼梦》，“不是情人不泪流！”所以，在《红楼梦》里，荡漾着一种梦幻似的氛围。昨天和今天，那种沧桑巨变，回想起来，就象一场大梦，一场噩梦。在《儒林外史》里，没有《红楼梦》里那种梦幻的虚无的色彩。吴敬梓面对着盛世的社会危机，他很失望，但还没有绝望，没有走向虚无。全椒吴家是著名的科举世家，吴敬梓的高祖吴沛有五个儿子，其中有四个培养成了进士，两个是明朝的进士，两个是清朝的进士。后来吴家又出了两个进士。其中还有一个榜眼。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对全椒吴家科举的鼎盛称羡不已。话说回来，吴家的这六个进士加起来，其中一个榜眼，一个探花，也没有一个吴敬梓的贡献大。吴敬梓最引为自豪的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的探花，可吴国对有多少政绩，在历史上有多少贡献？实在是政绩平平。他才能平庸，思想也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据说他的书法极好，八股文章很出色，方嶟为吴敬梓《文木山房集》所作的序中说，吴国对“其所为制义，衣被海内”，我们现在也只能说他非常善于考试，如此而已。幸亏吴国对一支后来衰落了，吴敬梓的嗣父不会钻营，是个“守规矩与绳墨，实方圆而枘凿”的穷教官，吴敬梓在父亲去世以后又遇到了那么一场家难，族人来争夺他的家产，使吴敬梓受到很大的刺激，并从此变得放荡不羁，受到那么多的冷眼和轻蔑，幸亏他在科场上并不顺利，考官没有看上他的八股文章，这才给我们保留下来这样一位天才的讽刺作家，使我们今天还能读到这样犀利的讽刺巨著。其中家难的影响尤其值得我们重视：正是这场家难激发了吴敬梓的叛逆反抗意识，正是族人的鄙视，甚至“乡里传为子弟戒”，才将吴敬梓驱往繁荣开放、人文荟萃、处处得风气之先的南京城，使他结识了一大批学者文人，呼吸到了时代思潮的新鲜空气，开拓了眼界，并进一步从个人的坎坷和不幸中解脱出来，看到了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看到了全社会的腐败和没落。命运就像一个老人在人生的歧路上等待着我们的天才，他坚决地阻止天才离开属于自己的领域：“抛弃你那些庸俗的功名欲望吧，认识你自己！”
从地域上看，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儒林外史》、《红楼梦》都和江苏很有缘分。江浙地区堪称为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的摇篮。在清、近代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中，江浙人占有极为可观的比重。在清代经学的流派中，吴派的惠栋、江永、王鸣盛、钱大昕都是苏南人。戴震是安徽人，而吴派学术给他的启迪不可忽视。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中，如著名经学家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阮元等，均为江苏人。清、近代的史学大师万斯同、全祖望、赵翼、章学诚、王国维都是江浙人。清、近代的文学家中，江浙人所占比重之大，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里学术空气之浓厚、思想之活跃、学术信息之灵通，可想而知。就明清小说而言，一半以上的作品与江浙有关。而吴敬梓和曹雪芹也和江苏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八世纪的这两位文化巨人，他们都喝过秦淮河的水。曹雪芹不是江苏人，曹雪芹的家族，早先是汉人，在与后金的战争中被俘，成为后金的包衣，即奴隶。后来立了军功，地位逐渐上升。因为和康熙的特殊关系，被优待而安排到江南当了织造。在江南，曹家又逐渐地成为联络满汉感情的桥梁。从文化上来看，曹雪芹的家族由汉至满，由满而汉，先满化，又汉化，亦满亦汉，很特殊。曹家四代人在南京、扬州、苏州生活了60年之久。曹雪芹的朋友敦诚说曹雪芹“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秦淮”与“燕市”并列，北京和南京对提，其中“秦淮旧梦”所指，显然是曹家在江南的那段生活。曹家“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也是指的南京。而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对家乡没有好感，家乡有势力、有地位的人将吴敬梓看作败家子的典型。在《儒林外史》中写到一个五河县，风气恶俗，是那么的势利和虚伪，那里的“礼义廉耻都灭绝了”，令人深恶痛绝，它就是吴敬梓家乡全椒的影子。而吴敬梓对南京非常喜欢，书中写到南京，它是那么繁华、开放，是一个不夜城，一个人文会萃之地。吴敬梓自号“秦淮寓客”。他对扬州也非常喜欢，遗言要家人把他葬在扬州。“生耽白下残烟景，死恋扬州好墓田。”这就是吴敬梓给他的朋友留下的印象。他不说要葬到家乡。他是家乡的弃儿。现在安徽的全椒有一个《吴敬梓纪念馆》，全椒离南京不远。
吴敬梓之喜欢南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南京有许多六朝的古迹，使他想到那些魏晋名士，想到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使他心驰神往。吴敬梓和曹雪芹都被他们的朋友比作正始的名士阮籍。吴敬梓更是时时以魏晋名士而自居。魏晋的名士风流历来为后世的文人所仰慕，尤其是阮藉和嵇康。阮藉、嵇康的一生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和悲剧命运：参与政治吧，难免同流合污，无法保持思想的独立性；远离政治吧，难免终老林下，一事无成。说到底，封建社会需要人才，但首先必须甘心作奴才。封建社会里最不需要的是时时刻刻想保持思想独立性的人物。而阮藉和嵇康就是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试图保持自己思想独立性的人物。礼教不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而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生当这样的时代而想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那就不能不是一个悲剧。阮藉、嵇康之为后代文人所同情，所理解，正在于自魏晋以后，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并没有因朝代的更替而改变。后世文人之仰慕阮藉、嵇康，吴敬梓和曹雪芹之仰慕阮藉、嵇康，他们之自比阮藉、嵇康，其原因正在这里。归根到底，魏晋名士有一种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精神，他们珍惜思想的独立性，有一种反抗潮流、蔑视世俗、挑战多数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吴敬梓和曹雪芹非常佩服、非常欣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吴敬梓和曹雪芹没有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没有一种独立的思想，没有一身傲骨，怎么能够写出那样伟大的作品。非常之作，必须非常之人；非常之人，需要一种非常之精神。这样一种六朝情结，一种对魏晋风度的仰慕，也成为吴敬梓精神的一根支柱。江南地区是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重灾区，也是三朝笼络知识分子的重点地区。在中国，南京是个政治敏感的地区。文革快结束的时候，1976年1月，总理去世了，我听说，有一天晚上，南京城里贴出一条大标语：“坚决要求张春桥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一张报纸一个大字。这当然是拥护四人帮的一派贴的。早晨的时候，人们发现，这条标语被人重新贴了一下，变成“张春桥同志坚决要求担任国务院总理”。当时，我在沈阳，没有觉得社会上有这种政治敏感。当然，从语言学的角度，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小故事里体会到汉语的一些特点，就是语言的组合很重要，不同的组合可以表达非常不同的意思。和外国语言用变格、用后缀不同。
面对着歌舞升平的盛世，吴敬梓感受到的是势利和虚伪，而曹雪芹感受到的是真、善、美的死亡。吴敬梓考虑的中心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出路，而曹雪芹考虑的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儒林外史》诞生以前，小说中也不时地写到知识分子的生活，但是，对于知识分子的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生活道路、历史命运，从来没有《儒林外史》写得这么真实、这么深刻。吴敬梓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展开广阔的画面，写到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写出了形形色色的众生相。《儒林外史》被认为是世态人情的教科书，而《红楼梦》被称作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从具体的写法来看，《儒林外史》涉及广泛的社会阶层，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涉及到三教九流；而《红楼梦》则不同，《红楼梦》很少写到贾府的外面去，主要写一个大观园。大观园其实是很特殊的地方。大观园是一个女儿国，只有一个贾宝玉是唯一的合法的男性公民。这些女孩不是一般的女孩，都是眼睛会说话，眉毛会唱歌的女孩。从两个作家的创作才能来说，吴敬梓的强项是讽刺，世态的讽刺。曹雪芹是爱情的描写。作家和作家不同，有的擅长写这个，有的擅长写那个。譬如《儒林外史》里就没有什么爱情的故事。很多婚姻都是包办婚姻，也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话，就是因为被功名富贵给闹的。象鲁小姐和蘧公子，本来是才子佳人的天作之合。可是，蘧公子好虚名而不好八股，鲁小姐却是八股的行家里手。看到丈夫不懂八股，这位八股才女便常自垂泪，有“误我终身”之叹。在世界文学中，司汤达、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茨威格，都是描写爱情的高手，巴尔札克写的爱情就不行，没法看，一点味道都没有。曹雪芹特别善于用爱情去考验他笔下的人物，而吴敬梓则是处处用功名富贵去考验人物的灵魂。吴敬梓对于虚伪和势利的现象特别敏感，时时地抓住，加以揭露和抨击。
从风格上看，《红楼梦》象一首诗，长歌当哭，象一首哀感顽艳的长诗；而《儒林外史》则象散文，是史学那种外冷内热的风格。
从小说的结构上来看，吴敬梓选择连环短篇式的结构来展开一幅幅的风俗画，他没有在结构上花太多的精力。或许他认为这种结构最便于表现他的主题，最便于发挥他描写世态的特长。曹雪芹则不然，他则象一个围棋高手，每下一子，都考虑着全局，又照顾着局部。
下面我谈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这就不能不提到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鲁迅对《儒林外史》特别的欣赏，特别的佩服。鲁迅是什么人，他所佩服的作品又当是怎样，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古典小说之中，没有一部小说，得到鲁迅那么多的赞扬和肯定，得到那么高的评价。鲁迅说，《儒林外史》诞生以后，“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他又说，“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由此可见，在鲁迅的心目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讽刺巨著。有些人看不起《儒林外史》，鲁迅因此而发出这样的感慨：“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讽刺了那些轻视《儒林外史》的人，蔑视了他们的“蔑视”。《儒林外史》之所以使鲁迅如此的折服，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而《儒林外史》的伟大，首先就在于它那种深刻的、无情的真实。从来没有看到小说的作者，具有吴敬梓这样撕开假面、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巨大勇气，从来没有看到小说的世态描写象《儒林外史》这样接近真实的生活。清人就这样地来评价《儒林外史》，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人们正是天天生活在那么一种《儒林外史》所描绘的丑恶的、而又谁也不觉其丑恶的“日用酬酢之间”。从小说的描写，由《儒林外史》的世态讽刺，而意识到周围的身边的社会讽刺性的存在，这正是对《儒林外史》艺术真实性的最高的赞扬。对一部文学作品最高的赞扬不是得了这个奖，那个奖，而是广大读者的这种感受。广大读者的认可是最高的奖赏。真实而又深刻，就是这一点，使以往及以后的讽刺小说望尘莫及。鲁迅特别欣赏《儒林外史》那种含蓄的风格。吴敬梓不是自己站出来说话，而是冷静地客观地描写，让人物的行为自己说话。尖刻的讽刺寄托在不动声色的、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描写之中。当然，这种风格和手法对读者的欣赏水平提出了很好的要求。艺术很高明，但是，你得能看懂才行啊。“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最看不起那种浅露的讽刺，所以，他责备《官场现形记》那样的作品，说它们“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文木老人”是吴敬梓的号。
吴敬梓勾勒人物、描摹世态的高明艺术，使鲁迅赞叹不已。鲁迅说吴敬梓笔下的人物，“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如在目前”，“烛幽索隐，物无遁形”。譬如书中写严监生临终时，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直到赵氏上去，把两根灯芯挑掉一根，他才两手垂下，顿时便断了气。写守财奴临终时光景，令人掩卷难忘。其实，这一镜头除了为守财奴画像以外，还可以触发无数的人生感慨。人活着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此感慨之一。对财富的聚敛之心，支撑了严监生的一生，也支撑着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几十年来，他一点一滴，象蚂蚁一样地积攒，才有了“十多万银子”的家私。“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他病得“饮食不进，骨瘦如柴”，还“舍不得银子吃人参”。灯草挑掉一茎以后，严监生才无憾地离开了人间。一茎灯草固然费不了多少油，但是，重要的是这种节俭持家的精神不能丢，这种精神是无价的。人生难得一知己，此感慨之二。两位侄子提的问题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可是，严监生这时候已经失去了语言表达的能力。从严监生的表情看来，他对众人之不能理解两个指头的神秘含义感到非常愤慨。此时此刻，只有赵氏和他心心相印，只有她知道“别人都说的不相干”，问题是出在灯草上。
写严贡生将云片糕说成高级补药，赖了船资，训斥船老大，撒手扬长而去，严贡生的刁钻无耻，令人切齿。可惜当时没有化验的技术，是云片糕还是高级药，反正已经吃在肚里，很难说得清楚。可怜掌舵的“吃的甜甜的”，竟没注意其中含有昂贵的黄连。千不该万不该一时嘴馋，以为“那是老爷剩下不要的”。看来，凡事都不能想当然的。最可恨是船家还一个劲地说是云片糕，难怪严贡生要生气发怒：“还说是云片糕！再说云片糕先打你几个嘴巴！”多亏众人说情，严老大也见好就收，顺风转弯：“既然你众人说，我又喜事匆匆，且放著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帐！不怕他飞上天去！”“骂毕，扬长上了轿，行李和小厮跟著，一哄去了。船家眼睁睁看著他走去了。”那手法竟和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如出一辙：“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户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但鲁提辖是见义勇为以后的见机行事，严贡生是厚颜无耻的无赖伎俩。
写范进母丧之中，如何打秋风赴宴，装模作样，不用象牙筷子，要用竹筷。待到范进用筷子夹起一个大虾圆子，张静斋这才放下心来，作者不动声色地写出范进的虚伪。堂堂学道大人，居然不知苏轼为何人，写尽八股之徒之无知可笑。
我们读《儒林外史》，会体会到什么是讽刺。揭露丑恶并不等于讽刺。只有假、恶、丑而自以为真、善、美的时候，本来是无价值的东西，却自以为很有价值，自我感觉非常之好的时候，它们才成为讽刺的对象。《儒林外史》的讽刺，和鲁迅对讽刺的看法是如此的合拍，难怪鲁迅要如此的欣赏它了。鲁迅从《儒林外史》中得到很多的启发。我们读鲁迅的小说可以体会到这一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是很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和范进吗？鲁迅的那种含蓄的讽刺不是很象《儒林外史》的讽刺吗？有人说中国有三大讽刺小说，一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二是鲁迅的《阿Q正传》，三是钱钟书的《围城》。《儒林外史》主要讽刺那些醉心八股、追求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围城》讽刺的是当年的“海归派”，《阿Q正传》虽然写了一个农民，但它讽刺的是国民的民族劣根性。那种忧愤更为深广。
《儒林外史》从日常的生活中，从人们司空见惯的人物和事情中发掘讽刺的素材，写出一种几乎无事的悲剧。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又确实是一场悲剧。周进的故事，范进的故事，不是天天在发生吗？人们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无数人的生命、青春就这样地消耗掉了。而且消耗得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黄卷青灯之下，多少个灵魂麻木了，多少宝贵的青春枯萎了凋谢了，这不是几乎无事的悲剧吗？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剧吗？吴敬梓对势利和虚伪的现象特别敏感，时时地加以抓住抨击。日常生活中的虚伪和势利，一般人不一定觉察得到。我举个例子，譬如你在家正忙着写一个东西，时间很紧，恰好来了一个熟人。不速客从天而降。他没有什么事，只是找你聊聊天，聊了半天，你心里很着急，但没有办法。终于聊完了，他要走了。你一定会挽留他多坐一会，他决意要走了，你又会表示，希望他常来。这是藏在礼貌背后的虚伪。鲁迅说过，无端的浪费他人的时间是等于谋财害命的。这种虚伪或许是一般人所感觉不到的。你如果把鲁迅的这段话写下来，贴在墙上，别人会认为你这人太不懂礼貌。其实，你没事，找人瞎聊，对方很忙，耽误了人家的时间，就无端地缩小了人家的生命。鲁迅说他常常感到的痛苦是时间不能完全属于自己。东晋的时候，有个大诗人，叫陶渊明，他为人非常坦率。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的，就对客人说，我醉了，你回去吧。他不说，你再喝点，你再坐一会。所以，我们说陶渊明是一个性情中人。一般的魏晋名士总使人感到有点做作，惟有陶渊明最率真。
吴敬梓对世态的讽刺，上升到了制度的层面，所以它非常的深刻。吴敬梓的讽刺告诉读者，是八股取士的制度造成了世风的虚伪和势利，在科举制度的诱惑之下，知识分子变得利欲熏心，寡廉鲜耻。《儒林外史》里特别写到一个人物匡超人。这个匡超人一出场，是一个淳朴而乖巧、机敏而老成的农村青年。书中还特别写了他的孝。他侍侯瘫痪在床的父亲，非常尽心。可是，马二先生的一番话，点燃了匡超人的功名欲望。马二先生告诉匡超人，读书中了举，有了功名，才是大孝，自己也不吃苦。从此，匡超人开始钻研八股，终于一步一步，失去了农家子弟的淳朴，变成一个名利之徒。他后来混到斗方名士堆里，又和衙蠹潘三勾结，伪造文书，当枪手替人考试。撒谎自吹，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匡超人颇有一点小聪明，学什么都很快。他和杭城的名士群来往不久，已经学得沽名钓誉、自吹自擂、厚颜无耻；上了潘三的贼船以后，益发加快了堕落的速度。杭城名士群的吹吹拍拍，难以满足匡超人对金钱的欲望，潘三的一番教诲使匡超人大开眼界。在潘三的教唆下，匡超人伪造文书、充当枪手，开始越出法律的约束。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开考的那一天，匡超人穿上军牢夜役的那一套行头，随着众人，“吆喝了进去”。他偷偷地和金跃交换了角色，替金跃“做了文章”；“那童生执了水火棍，站在那里。”文章做完，匡超人和金跃又将衣服换过来，“神鬼也不知觉”。匡超人既有贼智，又有贼胆，他第一次充当枪手，居然就如此老练。我们不能不佩服匡超人的小聪明，他学什么都是一学就会。他的八股本来没有什么功底，马二先生给他出了题，“次日，马二先生才起来，他文章已是停停当当，送了过来。”马二先生刚刚培训了他两天，他居然就当起了杭城的选家。“屈指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比他的启蒙老师——迂腐的马二先生快多了。马二先生对蘧公孙说：“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真是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可惜效率不高。据出资的人说，“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同样是三百篇文章，一个是“屈指六日之内”，一个是“要批两个月”。质量虽然不敢恭维，但是，新锐少年，出手不凡，那速度和效益却是无庸置疑。他还会“把在胡家听的这一席话敷衍起来，做了个序文在上”，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善偷。他对牛布衣说：“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账，共是九十五本。”真是后生可畏。那销路也是非常的好：“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真是让人羡死。匡超人本来没学过作诗，为了赶赴西湖诗会，“便在书店里拿了一本《诗法入门》，点起灯来看。他是绝顶的聪明，看了一夜，早已会了。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拿起笔来就做，做了出来，觉得比壁上贴的还好些。当日又看，要已精而益求其精。”看了两天《诗法入门》，便会做诗，这文学理论的指导作用真是不可小看，西湖名士的诗歌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他还挺有自知之明，已经“觉得比壁上贴的还好些”，却还要精益求精。
吴敬梓借这样的描写告诉我们，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造成了读书人的堕落。作者不是把读者的憎恨引向某个个人，而是把这种憎恨引向那个社会，引向那个八股科举制度。所以，吴敬梓对周进、范进的讽刺中是带着同情和谅解的，是一种含泪的笑。作者写周进发迹，当了学道，去广东主持科考。当他看到穷困潦倒的范进时，便想起了自己的过去，萌生了提携寒素之心。范进是作者否定的人物，但作品中写范进为人却极老实。在面试的时候，周进问他年龄多大，范进如实回答，说填的是三十多岁，实际是五十四岁。可见其人之老实。这就是所谓“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好人不是绝对的好，坏人也不是绝对的坏。鲁迅说，自从《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其实，《儒林外史》也是一样，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下面，我们看看《儒林外史》里的几个片段，以此体会一下吴敬梓的讽刺艺术的特点。先看看周进和范进的故事。周进和范进是两个非常相似的人物。周进和范进都是出身贫苦，暮年得第。都是除了八股，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人。他们利用八股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幸福的大门，从社会的底层，迈进了社会的上层，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一个是考了一辈子，痛苦得发了疯；另一个是一朝得志，喜极而疯。两个扭曲的灵魂，两条相似的生活道路。小说讲完周进，接着又讲范进。作者紧接着写这么两个相似的人物，这不是给自己出难题吗？不是的，作者写周进，着力写八股科举对他的毒害，写他在八股的毒害腐蚀之下，灵魂的委琐、自尊的丧失、心灵的麻木。人家那么侮辱他，那么欺负他，他都忍了。科场上一次次的失利，一次次的名落孙山，已经彻底地摧毁了他的自尊。几十次的失败，爬上去的只是极少数，可人人都幻想着是自己。多么愚蠢，又多么可怜。六十多了，连个秀才都没有捞上，难道还能够再来一个六十岁吗？他在一个尖酸刻薄的新秀才梅玖的面前直不起腰干，忍气吞声。多年来，埋头在八股里面，埋头在四书五经的烦琐的章句里，消磨在无聊的教书生涯里，他已经变成一个只会做几句八股的废物了。梅玖、王惠、失馆、记帐，一系列的描写，把周进生活的那个环境写得非常具体、非常深刻。作者很少去刻画周进的内心，但读者却清晰地看到生活在周进心灵上刻下的一道又一道的伤痕。看到了这位老童生伤痕累累的心理轨迹。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需要一个发泄的机会。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这就是贡院之行。在贡院里，面对着一生失败的战场，他多年的委屈终于爆发，他一进去，看到那摆放得整整齐齐的号板，眼睛一酸，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痛不欲生。我们看到这里，是觉得他可笑，还是觉得他可怜，或许是兼而有之吧。作者写范进，着力写他中举以后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化，写社会的势利和虚伪。两个故事都写发疯，都把发疯作为故事的高潮。同样写出了科举的罪恶。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知道范进中举的故事。读过范进故事的人，都忘不了胡屠户这一个角色。俄罗斯作家契可夫的名篇《变色龙》，塑造了一个势利善变的奴才，一个阿谀权贵、欺压百姓的警官奥楚蔑洛夫。他在广场处理一个狗咬伤人的案件。他的态度反复地改变：开始他说要给狗的主人一点颜色看看，后来听说是某位将军家的狗，他马上转过来责备被狗咬的人；厨师说不是将军家的狗，他又改口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白费工夫说废话了……弄死它算了。”厨师说，这狗虽然不是将军家的，却是将军哥哥家的。于是奥楚蔑洛夫又改口，夸奖这条狗非常机灵，能一口咬破人的手指头。范进的岳丈胡屠户也是一条变色龙，当然，他只反复了一次，没有奥楚蔑洛夫反复的次数那么多。但是，胡屠户和范进是岳丈和女婿的关系，胡屠户的性格比奥楚蔑洛夫要丰富得多，这一形象的内涵要比奥楚蔑洛夫复杂得多。胡屠户是范进的岳丈。这位岳丈大人几乎夺去了我们全部的注意。他走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活跃起来。就象《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他虽然没有孙悟空那么重要，但没有他可不行，他为《西游记》增添了不少笑声。作者在范进的身上着墨不多，却腾出大量文字来写这位配角。是不是有点喧宾夺主呢？不是的。作者写胡屠户，正是为了更好地写范进。胡屠户一出场，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范进中了秀才，胡屠户拿了一付大肠和一瓶酒来祝贺他。本来是贺喜来了，可是，胡屠户一见面，就把他的女婿尽情地奚落了一顿：“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给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我积了甚么德，带契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你看，胡屠户的一张嘴有多厉害。不知是怎么练出来的，或许是卖肉和顾客吵架练出来的？他一开口，不是先向女婿贺喜，而是说自己倒运，这倒运的根子就是眼前这位窝囊废的女婿。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傻不傻、尖不尖，百无一能的废物，真是蠢透了。那么，屠户的宝贝千金到底长个什么样呢？小说的第四回，通过一个旁观者，佃户何美之的妻子之口，补充了一段，对范进的妻子、胡屠户的女儿作了一番刻毒的评论：“只有他媳妇儿，是庄南头胡屠户的女儿，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那日在这里住，鞋也没有一双，夏天（革及）着个蒲窝子，歪腿烂脚的，而今弄两件‘尸皮子’穿起来，听见说做了夫人，好不体面！你说，那里看人去！”自然，何美之妻子的这一番话，不但对范进夫人的形象做了很具体的补充，而且反映了范家那种“昔为人所轻，今为人所妒”的根本变化。现在我们回到原先的话题，尽管胡屠户的女儿，那种窝囊的程度丝毫不亚于范进，但胡屠户依然觉得非常委屈：“历年来不知累了我多少！”这门亲事真是太不划算了。胡屠户没有什么文化，说起话来，难免会让人觉得有些粗鲁。然而，他虽是满嘴粗言，却也心直口快，不会拐弯抹角。他虽然出身市井之间，不免带一身的俗气，一副势利面孔，却也没有假道学的酸气。他尽管看不上范进这位穷女婿，不也带了酒肉贺喜来了吗？他骂范进，也不是骂得毫无道理。此时此刻，他实在抑制不住自己对范进的鄙视和不满。直斥他为“现世宝”还不够，又续上“穷鬼”二字。他强词夺理，硬把女婿进学“中了个相公”也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说是因为他胡屠户积了甚么德，真是蛮不讲理。而范进听了岳丈大人的训斥，却是“唯唯连声”，连屁也不敢放一个。真是难怪胡屠户看不上他。“烂忠厚没用”，一点也没有说屈了他。奚落完以后，胡屠户又面授机宜，把中了秀才以后的几件注意事项，向“烂忠厚没用”的女婿一一交代了一番：“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面前妆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们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也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胡屠户并非“学校中人”，但看来他对学校的规矩倒并不陌生。维护学校规矩的责任感还相当强烈。虽说屠宰这一行在当时也还算不上是什么体面的职业，但看胡屠户的意思，倒也没有什么职业的自卑感。相反，他在女婿面前，神气得很。更何况，他那行事里，多的是正经有脸面的人。比起那些做田的、扒粪的，不知要强多少倍。他凭什么藐视范进呢？当然是他手中的那几个钱。“老人家每日小菜饭，想也难过。我女儿也吃些，自从进了你家门，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可怜！可怜！”这不是有钱人的口气吗？现在年轻人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提到猪油，现在的人知道猪油里胆固醇多，不吃了，我记得小时候，吃饭的时候，有时候就放点猪油，热饭里一化，或者再放点糖，也挺好吃。当时不懂。条件不行。没有现在这样的条件，也不明白那么多。话又说回来，胡屠户的钱自然也有限。女婿中了秀才是不假，但他还是穷鬼一个，秀才而穷，有什么用！
胡屠户的第二次出场就更生动了。上次是范进中了秀才，这次是范进要赴乡试，考举人。科举的道路，是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这是读书人最标准最光荣的道路。这么多的一关一关，最难过的是乡试这一关。几十个取一个，很不容易。乡试要到省城去考，所以范进要去岳丈那里借钱，借路费。范进是一点钱都没有的。谁知盘缠没有借到，反挨了胡屠户的一顿臭骂：“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财，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这一顿臭骂固然在着力地刻画胡屠户的势利，以造成前倨后恭的讽刺效果，但也确实骂得痛快淋漓。平心而论，胡屠户骂得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考了二十多年了，五十四岁了，胡须都考白了，不过是一个秀才。难道还可以再考二十年吗？这么窝囊的人，一棍子压不出一个屁来，他能考上举人，谁会相信？幸运的只是极少数，倘若又名落孙山，这是很可能的，岂不让胡屠户说着？胡屠户是最讲究实际的人，他可不是那种好高骛远、这山望那山高的人。胡屠户这一顿臭骂对范进作了全面的否定，简直是一棍子打死。但胡屠户一激动，一生气，倒也骂出了一点新的内容，那就是他注意到女婿的仪表了。原来范进不但才学是假，而且相貌也很成问题。尖嘴猴腮，想当举人，你配吗？尤其可恶的是，他还要来借盘缠，这不是把白花花的银子往水里扔吗？当老爷的个个方面大耳，我注意了一下，当大官的确实方脸的居多，娃娃脸没有当大官的。我的一位同学有一次问我：“什么叫娃娃脸？”我对他说：“你就是娃娃脸啊。”
时隔不久，没想到“烂忠厚没用”的“现世宝穷鬼”竟然中了举，有了出头之日，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锣声镗镗地报进村里来，报喜的一茬接着一茬。这天，恰好范进家里没米下锅，范进抱了个下蛋的母鸡，插了个草标，去市场去卖。可怜没人要买。报喜的要人接待，邻居便去市场找范进。范进正在市场上东张西望，看有没有人要买他的鸡。邻居好不容易找到他，告诉他中举了，快回去招待报喜的。范进根本不信，他不理那个邻居，依然抱着那个老母鸡，等买主。邻居再三地说是真的，不是唬你。范进半信不信地跟着邻居回家。到家了，一看，可不是吗，长长的报条上分明写着他中了乡试第几名举人。他将信将疑地读了两遍，方才信是真了。只见人人都在向他笑，都在奉承他。他实在承受不了这巨大兴奋的突然袭击，他疯了！嘴里不停地叨咕：“我中了，我中了！”头发披散着，鞋也掉了一只。我们看着他满身泥水，披头散发的样子，是觉得他可笑，还是觉得他可怜，恐怕是兼而有之吧。这种悲喜剧兼而有之的艺术效果就是作者希望达到的效果。范进疯了，怎么办？怎么这么没福气？大家商量，有人出主意，得请一个范进平时害怕的人去吓他一下，病或许就好了。要找一个范进平时最怕的人，当然他的岳丈是最佳人选了。但是，胡屠户这时却不敢担当这一重任，因为他认为中举当老爷的人都是天上的星星下凡，不能随便，若是打了，菩萨计较起来怎么办？但众人好说歹说，胡屠户也推辞不得，只好按众人说的去做。他上前打了范进一个嘴巴：“畜生，你中了甚么！”这一巴掌打下去不要紧，范进果然也就清醒过来，而胡屠户的巴掌却肿了起来。胡屠户一看女婿一下子变成了老爷，他对范进的态度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烂忠厚没用”、“现世宝穷鬼”这些字眼自然是不能用了，往日那种大大冽冽、呼来喝去的派头自然也要收起来。他一口一个“老爷”，一口一个“贤婿”，叫得好亲，好勤。在胡屠户的眼里，他这位贤婿，不但才学是真，连相貌也大有长进，嘴也不尖了，腮帮子也不象猴子了。他说当年择婿的时候，“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女儿嫁给范进，也不是倒运了，倒是“像有些福气”似的。幸亏让女儿熬到三十多岁才嫁了出去，否则真是把她耽误了。性急吃不了好饭，什么事都不能着急。女婿中举以后，胡屠户在各方面都大有长进。他再也不像一位凶神恶煞。变得那么彬彬有礼，温顺和气。家里用胡屠户送来的几千文钱打发了报录的，范进拜了母亲，又拜谢岳丈。胡屠户再三不安地说：“些须几个钱，不够你赏人”。真是很不好意思。他知道，这几个钱，不会丢在水里。今后一家大小也决不会去喝西北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张静斋送了钱来，范进即便包了两锭，还给胡屠户。“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胡屠户爱钱成癖，但是，他理智上又要控制自己，装出慷慨大度，对钱财满不在乎的样子。但是，他那紧紧攥着银子的手却把他内心的真实的想法暴露无遗。待到贤婿老爷表示不要这区区六两银子，“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俗话说，老鼠以为世界上最厉害的动物就是猫了，胡屠户以为世界上最有钱的就是城里的张老爷、周老爷了。他说张、周家里的钱比皇帝家还要多。可见，胡屠户虽然势利，仍不免有点儿天真烂漫。胡屠户还是那么爱钱，但他的语言比早先文明多了，没有先前那些粗言了。他在女婿面前，变得恭敬而畏惧，体贴而和气。一副善良而无害的样子。范进清醒以后，在众人的簇拥下就往家走。胡屠户看女婿的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上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胡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胡屠户所说的“回府”，暂时来说，自然是指范进的那几间破草房。但是，这些草房在胡屠户的眼里，已经有了新的意义。它应该叫“范府”了。只有“范府”才能和“老爷”相配。当然，不一会，就有地方的乡绅来送钱送房子。那时的房子大概没有这么贵，一平米一万多元。胡屠户对范进的态度虽然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但范进对岳丈大人的态度却一下子变不过来。十多年来，他被胡屠户训惯了，唯唯诺诺，低眉顺眼，让屠户嘲弄、挖苦、骂惯了。现在虽说地位突变，胡屠户已经变得笑容可掬，但范进却依然心有余悸，还端不起举人老爷的架子来。范进由胡屠户“大着胆子打了一下”以后，清醒过来，他“问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脸”，“见丈人在眼前，恐怕又要来骂”，胡屠户赶忙上前解释：“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敢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来劝你的。”一边是“恐怕又要来骂”，一边是一个劲地说明自己万不得已打了贤婿老爷一个巴掌的苦衷。为此还抬出了“老太太”来作挡箭牌。在早先，这“老太太”前不久还被屠户称作“老不死”的。胡屠户已经变成一头绵羊，可女婿还是把他当作一只老虎。习惯的心理是多么难以改变啊。
虽说胡屠户自认他那个行当里都是正经有脸面的人，可是，遇到真正有脸面的人来了，胡屠户却表现得颇有自知之明。张静斋一来，胡屠户赶忙躲到女儿的屋里去了。他知道自己上不了台盘。他知道屠户登不得大雅之堂。尽管胡屠户在大场合不宜抛头露面，但在平头百姓面前，他又不妨吹一吹：“自从亲家母不幸去世，合城乡绅哪一个不到他家来？就是我主顾张老爷、周老爷在那里司宾，大长日子，坐着无聊，只拉着我说闲话，陪着吃酒吃饭。见了客来又要打躬作揖，累个不了。我是个闲散惯了的人，不耐烦作这些事，欲待躲着些，难道是怕小婿怪？惹绅衿老爷看乔了，说道：‘要至亲做甚么呢？’”明明是看见张老爷、周老爷就赶忙躲到女儿房里或是厨房里，却偏偏要说是人家一个劲地拉着他说闲话。张老爷是胡屠户买肉的大客户，除了买肉，还有什么闲话要聊呢！明明是拉老爷以自重，他却偏不从这个角度去讲，而要大讲他现在“打躬作揖，累个不了”，大讲“我是个闲散惯了的人，不耐烦作这些事”之类的话。我们不要小看了胡屠户的语言技巧，他的表达能力不弱，选择的角度也非常巧妙。
胡屠户无疑是《儒林外史》中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典型。如果要在《儒林外史》二百多个人物中选一个最佳配角，那么这个“最佳配角奖”则非他莫属了。正是胡屠户那淋漓尽致的自我表演，体现了范进之流所生活的那个环境的特点。反映了促使范进等人在科举的道路上苦苦攀登、至死不悔的社会根源。
下面我讲讲《儒林外史》对现实的一点启发。《儒林外史》抨击的对象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涉及到教育、信仰和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科举是教育的指挥棒。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所探索的问题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有所启发。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极而言之，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弊病，但是，我们总要尽力地改进它，使它减少其弊病。在科举的引导之下，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这就是读书人最光荣的道路。我们现在的学生不是学八股，时代毕竟进步了；但是，应试教育的性质还是一样。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硕士——博士——出国留学，成为家长对学生的期盼。科举讲揣摩，八股就是一要揣摩圣贤的口气，二要揣摩考官的嗜好，乃至于揣摩皇帝的嗜好。考官要看的主要就是这一点。揣摩圣贤口气的范本便是朱熹的《四书集注》。郑燮何等豁达之人，他在给四弟的家书中也谆谆嘱咐：
今科若能入泮，固当揣摩先辈大家文。若不幸名落孙山，亦当改弦易辙，专心从事乡场制艺。
揣摩的背后是对圣贤的崇拜，对经典的崇拜。圣贤已经发现了真理，而朱熹已经把圣贤的道理阐发得淋漓尽致，后人已经没有发现真理的任务，后人的任务只是理解、体会朱熹所阐释的真理。圣人诞生以前，世界是漫漫长夜；圣人出现以后，点亮了指路的明灯、前进的灯塔。凡民百姓和文人学子只要在圣人的指引下，奋勇前进就可以了。如果你对此还有所怀疑，那你的揣摩圣贤语气，又从何谈起！吴敬梓在书里借杜少卿之口说：“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 杜少卿的意思很清楚，朱熹只是一家之言，不是绝对正确。朱熹自己也并没有自认为绝对正确，所以说“与朱子不相干”。可见吴敬梓的独立精神太强，这种精神和这种心态与揣摩所需要的心态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不要小看了这“揣摩”二字，这正是应试教育的精髓。古代没有考试大纲，如果有的话，那考试大纲的精髓就是揣摩，揣摩是纲中之纲，其余都是目。小说第七回，范进赴京去参加会试，顺便拜谒座师周进，周进勉励了高足一番，嘱咐他“只在寓静坐，揣摩精熟。”
应试的时候，“揣摩”是考试胜出的金针；入仕以后，“揣摩”又是为官的诀窍。只有认真地揣摩上司的旨意，揣摩皇帝的旨意，才能官运亨通。历史上的许多奸佞并不是饭桶，譬如唐朝的李林甫、南宋的贾似道、明朝的严嵩和魏忠贤、清朝的和珅，他们都曾经在“揣摩”二字上狠下功夫。“揣摩”是他们终身的功课，常学常新，永无止境。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吏，都是对上司负责，对皇帝负责，而不对百姓负责的。封建社会没有民主的选举制度，他们的功名富贵是上司给的，是皇帝给的，也是随时可以被上司，被皇帝收回去的，他们不对上司和皇帝负责，又对谁负责呢？只有官吏真正由百姓选出，他们的权利真正由百姓所赋予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对百姓负责。人民真正掌握了任命、评价和罢免官吏的权力，官吏才有可能成为人民的公仆。完全靠说教是没有用的。榜样的力量不是无穷的，而是很有限的。一个两个清官改变不了满世界的腐败。杜少卿的父亲“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杜少卿父亲的“呆”就是不明白“揣摩”，就是把儒家经典里的话“当了真”，不知道那些话都是骗人的，只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揣摩”作为一种为官之道，并不是从八股文开始的。我们看《战国策》里那些策士的言论，与其说他们善于言辞，不如说他们善于揣摩君主的心理更为恰当。像《战国策》里《触讋说赵太后》这样的名篇，不是揣摩之作的范例吗？而韩非的《说难》正是揣摩之术的理论总结。“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文章一开头就尖锐地指出，游说之难在揣摩之难，所谓“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韩非在文章中不厌其详地分析了各种各样的情况：“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结论是：窥探颜色，揣摩其意，避其所忌，投其所好。由此可见，揣摩也是一种登龙术。
“揣摩”不但是举业的金针，为官的诀窍，而且是为学的窍门。学而优则仕，“优”的标准就是会不会“揣摩”。经史子集之中，经的数量最少，可是，经居四部之首，最受统治者的重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经学从整体上看，就是一种揣摩之学。经学的基本形式就是注释，注释不是纯客观的，是带着圣贤崇拜、经典崇拜的思维活动。人们常常以为今文学家是迎合人主的御用学者，古文学家则不然；其实古文学家也是一样。贾逵为了替《左传》争地位，便说《左传》“同《公羊》者什七八”，说《左传》能够证明刘氏为尧后，汉为火德，皆与图谶相符合，而今文《五经》家却不能。即便是历史上那些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们的见解也常常要通过注释经典的形式发表出来。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向秀的《庄子注》，朱熹的《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周易本义》，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王夫之的《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都是这样的著作。揣摩之道没有能够完全束缚住他们的创见，但影响了他们发表创见的形式。
应试之道也好，为官之道也好，为学之道也好，“揣摩”就是抛弃自己的独立思想，独立见解，就是不要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而要去迎合圣贤的思想、上司的思想、皇帝的思想。久而久之，也就磨灭了独立的思维，丧失了创造的精神，失去了表里如一的作风，培养出一种唯唯诺诺的奴性。没有真诚，没有信仰，没有理想，剩下的只有功名富贵的欲望。八股虽然早在光绪末年就已经寿终正寝，但是，揣摩的精神却依然阴魂不散。
剩下的一点时间，谈谈《儒林外史》为什么相对地比较冷落。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就中国古代的小说名著而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在民间的影响都要比《儒林外史》大得多。能够把《儒林外史》从头至尾看下来的人，恐怕寥寥无几。在十几亿中国人中所占的比例一定是微乎其微。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说，这就是曲高和寡的道理，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中国的小说大多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吸引人，从神话、志怪到唐人的传奇，到宋元的话本，一脉相承。追求情节离奇的作品培养了嗜好离奇情节的读者，而读者的嗜好又反过来制约着小说的创作，使作者不敢轻易地离开情节的追求。至少《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的情节是很吸引人的。当然，这四部名著并非仅仅以情节的离奇而取胜。《红楼梦》并非以情节取胜，但《红楼梦》依然是把人物的命运作为全书的总悬念。不但是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悲剧，而且有一大批女子不同层次的悲剧。《红楼梦》把一个爱情的悲剧，一个婚姻的悲剧写得那么真实、深刻而生动，这无疑是吸引人的重要原因。这五部小说都有悬念抓住读者，都会用人物的命运来揪住读者的心。可是，《儒林外史》却没有贯穿全书的人物，当然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悬念。《儒林外史》关心的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并未对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出明确的交代。周进后来怎么样了，范进后来怎么样了，书里并未有所交代。个人的命运在《儒林外史》中被充分地淡化了，因为作者的兴趣不在讲故事，而一般的读者读小说是奔着故事来的。《儒林外史》放弃统一的悬念，淡化人物命运的色彩，其实是在向多数人的审美习惯挑战。
《儒林外史》写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在吴敬梓却有意地回避着爱情。一般地说，读者不能指责作者为什么不写这个，为什么不写那个；可是，《儒林外史》的描写告诉我们，作者显然是在有意地回避爱情。《儒林外史》中写了很多婚姻，几乎没有一次出自当事人的自愿，没有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鲁小姐和蘧公孙的婚姻，本来是才子和佳人的结合，但作者对他们的柔情没有半点兴趣，我们看到的是八股才女和少年名士之间的矛盾，听到的是鲁小姐“误我终身”的叹息，感到的是功名富贵对才子才女的毒害。匡超人的第一次婚姻由潘三所促成，这是匡超人充当枪手而表现出色所获得的报酬。一切都由潘三去张罗，匡超人坐享其成。匡超人早先并不认识郑家女儿，当然不能算是恋爱。匡超人的第二次婚姻，娶的是李给谏的外甥女。是李给谏主动提出来，匡超人为了攀高枝，停妻再娶，想学那“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的故事。作者在这里是写匡超人的蜕变和堕落。这里没有爱情，也没有浪漫。牛浦的第一个妻子是邻居卜老的外甥女。在这次婚姻中，看不到牛浦一丝一毫的积极性。他好象是在奉命行事。他忙的是去庵里偷诗稿，对这门穷人的亲事，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牛浦后来和两位舅爷闹翻，居然一走了事，置新婚的妻子于不顾。作者在这里写出牛浦的绝情和冷酷。书中还写到鲍廷玺的两次婚姻。第一次娶的是王总管的小女儿，婚事由向知县一手包办，似乎是一桩包办而又美满的婚姻。但是，很明显，作者在这里只是为了写向鼎和鲍文卿的友谊，王总管的小女儿实际上是向鼎报答鲍文卿的一件礼物。小说第二十九回，出现一位兼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的风流才子杜慎卿，好象应该有一点浪漫故事了，可是，我们只见他急急忙忙地娶妾，兴致勃勃地去会一位“男美”，结果是见到一位身材肥胖，“头戴道冠，身穿沉香色直裰，一副油晃晃的黑脸，两道重眉，一个大鼻子，约有五十多岁光景”的来霞士。书中唯一的自由结合是宦成和双红的私奔，但宦成的形象显得非常俗气。作者把这次唯一的恋爱和政治讹诈连在一起，说明了作者对这种自由恋爱不以为然的态度。《儒林外史》中不美满的婚姻都不是因为家长的包办，也不是因为有了外遇，而是因为功名富贵的追求。《儒林外史》中没有爱情的位置，这也是《儒林外史》吃亏的原因。
从学界来说，《儒林外史》的资料比较多，吴敬梓的生平比较清楚，争论的问题不多。而象《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和施耐庵，资料太少，很难展开讨论。而《红楼梦》呢，有那么一些资料，而又不够。虽然不够，但有一个脂砚斋的批语，隐隐约约，提供了很多线索，却难以坐实，不能彻底解决问题。问题成堆，而材料不够，这是一门学问得以成立和维持的最佳状态。而且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新的资料，于是，红学界就热闹一阵，但是，材料不够，不能做成铁案，争论来争论去，大家争累了，于是风平浪静。新的材料来了，开始新的商榷。至今为止，有关《红楼梦》的那一大堆问题，几乎一个都没有彻底的解决。有关曹雪芹的生平，更是一片假设之林。如果没有材料，无法研究。如果材料比较多，一研究就清楚了，这门学问也就很快走到了尽头。《儒林外史》就是这样。
主持人：张教授为我们简单比较了吴敬梓与曹雪芹的生平，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地理人文环境对其创作的影响，并对《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主题做了言简意赅的评价，他认为曹雪芹在小说中探索的是人生的意义，写了真善美的死亡，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探索的是知识分子的出路及历史命运。从今天张教授所讲的吴敬梓生平经历，再加上以前我们听过的曹雪芹和蒲松龄，是否能感觉到，要想成为文学大师要具备这样五大要素：
第一， 要有天赋的文学才华。没有这一条，后边的要素也就不存在。张教授也说到，一个作家关键的语言，语言都不过关，还谈什么写作。现在我们有些作家写手，语言就像白开水。
第二， 得高考落榜。中了举，一走仕途，作品中就没有失落的读书人那种对社会时代的愤世嫉俗了。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八股中举者”很难成为大师。
第三， 得家道中落。若没有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经历，便难深刻体会世态炎凉。
第四， 还得有时间不能太短的江南生活，最好是在南京，可以感受六朝故都的熏染。
第五， 作家个性上的，得有我行我素、思想独立的魏晋风骨。
话说回来，即便是在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我行我素、思想独立，具有魏晋风骨的人，都会时常让人觉得不合时宜，甚至会被认为有病。这又反映出评判标准的混乱。因为我们已习惯养成了一种非此即彼单极思维定式，我把它归结为“我最好型”的思维逻辑，即第一，我是最好的；第二，因为我已经是最好的了，别人再不能说我不好；第三，既然我是最好的，如果有谁说我不好，那只能是你不好。这样的思维逻辑其实很可怕啊！被媒体炒做起来的人与事，不常常如此吗？谁被说得多么好了以后，你就不能说他/她不好了。你说人家不好，人家的“粉丝”就会不讲道理地把你骂死。像这些，都需要有吴敬梓来撕开假面，进行直面的讽刺！
我们现在不缺乏让吴敬梓讽刺的素材，单拿张教授讲的两个细节来说，一个是机制中出现的问题所导致的，就是那位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为了能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而选择去消防局工作；一个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像张教授提到的人民大学附近的“考研一条街”，那里在打造着层出不穷的“范进们”。可我们缺什么呢？缺吴敬梓呀！怎么办？看《儒林外史》。
我常看到一种对书的既定模式的评价，并非有什么错，就是觉得有意思，比如，有一条对《儒林外史》的评价这样写到：“《儒林外史》的批评矛头主要是针对以八股取试的科举制度，作品塑造了一群热衷科举、追求‘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形象，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气，这在当时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而我要说的是对当下，《儒林外史》依然有它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应试教育体制下一代又一代在高考路上奋勇向前的现代“范进们”、读书人的虚伪、学术的腐败，等等，有多少何尝不是该由新生代的吴敬梓无情讽刺的！事实上，《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这两部古典名著在今天两种截然不同的身后命运，一个成为媒体炒做的文化噱头，一个却受到冷落，这种强烈反差同样值得思考，至少它是学风浮躁与随众心理的一种反映。是文化出了问题，文化人出了问题，还是存在即合理，谁都没有问题？
张教授在讲座中提到鲁迅的话，意思是无端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可来文学馆听讲座却是在激活你的文学生命！过去小孩子过生日，老年人会对他说长尾巴了。套用这个说法，大家来文学馆听讲座，可以使自己的生命尾巴变长啊。今天的功劳应该归于谁呢？让我们感谢张教授。
今天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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