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侯会（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演讲时间：2007年6月24日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侯会教授，大家欢迎。
我想，就一般读者而言，知道范进这个人物形象的，远比知道《儒林外史》的人多。而且，有趣的是，范进可能比创造了他的吴敬梓更有名儿。其实，这倒也可以让吴敬梓感到些许欣慰。范进是喜剧的，还是悲剧的？他是科举制的牺牲品还是幸运儿？有请侯老师。
这一讲，谈谈《儒林外史》里所反映的科举制。
今年的高考刚刚过去，报纸、媒体对参考人数报道不一，一说950万，一说1010万。无论哪个数字，都是非常惊人的。在世界上，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达到一千万，就不能当小国看待了（刚刚举办过奥运会的希腊，人口一千万。我们的邻国蒙古，人口只有270万），但在中国，1000万是今年六月七日、八日下场考试的高考生人数！
中国人口有十三亿，按人均寿命70岁计算，平均每一“岁”的人口为1800万，高考下场人数1000万左右，说明在适龄青年中，至少有一半人进了考场。这个教育成就非常了不起！按30人一个考场计算，光考场就需要30万个！这样的考试规模，堪称世界之最，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
受高考牵动的，还有几千万家长，他们甚至比孩子还上心、揪心。另外还有考生的亲友以及直接或间接为高考服务的人员，都加在一起，牵动了上亿人的神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没有那件事能同高考相比拟。它不是佳节，不是盛会，但一年一度，雷打不动。高考期间，工地停工，汽车改道，政府、媒体、百姓都给予高度关注。这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件不容忽视的例行大事。
但我想，这件大事在我们中国是有传统的，那就是在中国实行超过千年的科举考试。讲中国考试史，就一定要讲科举考试，也一定要讲今天的高考，它们是同一根链条的不同链环。两者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同样以书面考察形式来选拔人才。——这就涉及一个问题：书面考试这种模式是谁发明的？
有位学者叫邓嗣禹，他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考察了世界上各种文明，包括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都没发现书面考试的记录。他最终得出结论：世界上一切书面考试的源头只有一个，就是中华文明中的科举考试。他说，欧州教育也有悠久历史，但欧州早期大学考试都是论辩式的，是口头形式的考察。因此，如今通行世界的书面考试，是我们中国的一大发明，其源头就是科举制。——如此说来，中国的科举制还不能算是个坏东西。
很可惜，这样一项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制度，我们对它的了解却是非常肤浅的，是一知半解的。即便是这一星半点，也多半是被扭曲的，被丑化的，被贬低的。
一种扭曲，是把科举制度描写得非常美妙。例如，元杂剧《西厢记》里张生要娶崔莺莺，老夫人说：我家三代不招白衣女婿，你得参加科举考试，得了官再来成亲。结果张生到京城，一举考中状元，一路风光，回来跟莺莺小姐成亲。――在这里，科举考试几乎成了读书人摆脱困境、出人头地的一根魔棒。而取得功名，夺取状元，似乎又很容易的，如探囊取物一般。
另一种扭曲的理解，又把科举制描绘成一种扼杀人才的糟糕制度。说到这儿，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故事。这个故事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成为几十年不变的保留篇目。只要你读过初中，肯定对这篇课文有印象。在座的老同志读过，你们的子女读过，如今你们的孙子孙女也都在读。累积起来，这篇课文的读者有几亿人，形成一个庞大的认知群体。他们一代又一代接受着一个一成不变的价值判断，那就是：科举制是一种扭曲人性、制造废物的糟糕制度，范进便是深受其害的士人典型，是科举制的牺牲品。
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单看范进这个形象，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
范进念书念了一辈子，已经五十多岁了，才勉强考上个秀才。考上秀才叫作“进学”，进学成了秀才，在功名的阶梯上，就算登上了最低的一级台阶，就算进入了士大夫的圈子。所以小说里写：“范进进学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过去的乡村，不要说进学成了秀才，就是你家儿子下场参加一次考试，回来后乡亲对你家也是另眼看待的。进了学，当然就更荣耀，连称呼都变了，称“相公”，称“先生”。――只是秀才一般还没有做官的资格，要做官，还得考举人，考进士。因此民间对秀才的尊重是有限的。小说中胡屠户的表现，可以印证这一点。
胡屠户是范进的岳父。女婿入学后，他来贺喜，态度仍然是大大咧咧的，提着一副大肠、一瓶酒，端着长辈的架子。一上来就是一顿埋怨和教训：“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而范进也只能“唯唯连声”，毕恭毕敬地听着。这里有一层经济的原因：范进这一辈子只会读几句“子曰”“诗云”，做两篇八股文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没有任何工作技能，难以养家糊口。几十年来，他的妻子儿女，都靠老丈人的“嗟来之食”养活着，因此很难在胡屠户面前挺直腰杆。
后来范进要去参加乡试，找胡屠户借盘缠，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了很多难听话：“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在胡屠户看来，举人老爷是天上的文曲星，高不可攀。范进考秀才尚且如此费劲，考举人又谈何容易？因此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的前途，顶多当个私塾先生，“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
等后来范进真的中举，成了举人老爷，胡屠户的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癞蛤蟆”变成了“贤婿”，“尖嘴猴腮”，变成了“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范进因高兴引动痰疾，发了疯，为了给他治病，有人建议采用“休克疗法”。胡屠户仗着胆子打了范进一巴掌，可是由于心理作用，巴掌竟然弯不过来了。范进清醒后，洗了脸回家去，胡屠户跟在后面，“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我们想想那场景，真是滑稽可笑。再和胡屠户前面的言行相对照，真让人哭笑不得。
其实《儒林外史》对热衷科举的士人的讽刺，还有一个例子，是周进。他的故事也很典型，因为没有入选中学课本，大家不太熟悉。——周进跟范进的经历非常相似，他出场时已经六十多岁，胡子花白，还只是个童生。——过去府、州、县都设立学校。有志于科举的考生，要经过县、府、院三级考试，院试合格的入学成为秀才。因为学校也叫“庠”，所以进学也叫“入庠”或“在庠”。秀才又叫生员、庠生、诸生、博士弟子员、学官弟子员，也叫茂才。——考生在参加院试、取得秀才资格以前叫什么？叫童生。童生也是一种资格，要府试及格才能获得。不过如果你不能进学成为秀才，哪怕你六十岁，也仍然叫“童生”。
周进就是个老童生。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运气不好，六十多了，还没进学。因为要穿衣吃饭，所以经人介绍，到一个小镇上当书塾先生，教镇上子弟读书。一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按今天的购买力，合一个月二百元，还赶不上今天城市居民的低保补助。就是这点儿钱，家长们还常常拖欠。
读书人连个秀才都不是，让人看不起。镇上的人给周进接风，请了个年轻的读书人梅玖来作陪。梅玖虽然比周进小几十岁，但已经是秀才。他在饭桌上谈笑风生，还总拿话“挤兑”周进。入座时他就说：你们大家不知道我们学校里的规矩，读书人互相称“朋友”，当了秀才，无论多年轻，相互间叫“老友”；没当上秀才的，哪怕八十岁，也只能称“小友”。按规矩，老友是不跟小友序齿的（也就是说，小友没资格跟老友论资排辈），但今天不同，因为是替周长兄接风，就请你上坐吧！说得周进坐立不安。——中国有敬老的传统，梅玖一个小青年，为什么敢当面调侃、挤兑老先生？就是因为你周进是个童生，而我梅玖是秀才！在科举等级面前，传统道德显得苍白无力。
后来因周进不会跟学生家长搞关系，第二年连这么个私塾先生的工作也丢了，只好跟着他的姐夫金有余去做买卖。金有余是商人，需要一个记帐的，这对于满腹经纶的周进，实在太委屈了。
有一次周进和商人们到省城南京，路过贡院，特别想进去看看。——明清时候，京城及各省会城市都建有贡院，也就是乡试的考场。今天我们高考，要借用很多中学的教室充当临时考场，古代对科举考试高度重视，建有专门的考场。北京建国门内有两条胡同，叫贡院东街、贡院西街，当年就是乡试的专用场所，今天早已拆掉了。大致就是社科院的位置。
贡院是个极大的院子，用围墙圈起来，里面有一排排整齐的排房，每排几十间甚至上百间单间。考试时，每个单间坐一个考生，两边都是隔墙，可以防止考生商量、作弊。每一排前面是一条胡同，胡同里有人巡视，监考，夜间还要上锁。在《儒林外史》里，南京贡院是按《千字文》来编号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第一排用“天”字命名，“天字第一号”、“天字第二号”……第二排是“地字第一号”“地字第二号”……
科举制是阶梯式的：童生、秀才、举人、进士，一级一级，按部就班往上升。周进只是个童生，没有秀才资格，不能参加乡试，也就没机会进贡院，他特别想进去看看。金有余花钱买通了看门人，连同众客商一道进去开开眼。进了考场，周进感慨万分，悲从中来：自己已经年过花甲，这辈再也没机会进贡院啦，这是一生中最大的隐痛啊！来到天字第一号，他看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挺挺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众人慌了，连忙把他扶起来，灌了一碗水，好不容易救过来。周进睁眼，看见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不住。……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金有余了解他痛哭的原因，向众人解释：“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这舍舅本来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今日看见贡院，就不觉伤心起来。”——这些商人朋友怎么回答呢？有个商人就提议：这也不难！我这几个弟兄都是商人，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借给周先生，让他捐个监生，不就能参加乡试了吗？……我们走江湖的人，哪里不花费这几两银子呢？其他几个商人也都齐声响应，很快凑了二百两银子，替周进捐了个监生。
原来，明代和清代的科举中，有公开的捐纳制度，监生是可以用钱来捐的。你不是秀才没关系，只要交一定数额的银子，就可以买一个监生的功名头衔。——“监生”本指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是由各地秀才中推荐优秀者充任。但捐的监生只是个头衔而已，并不真的到北京或南京的国子监读书。然而有了这个头衔，你就有资格直接参加乡试。即是说，众商人的义举，直接改变了周进的人生命运。当时感动得周进爬在地下磕头：你们“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在我们的印象中，中国古代对商人的评价很低。“士农工商”，商人位列四民之末。给人的印象，商人都是些唯利是图、贪婪吝啬、为富不仁之辈。但《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商人，却是仗义疏财、富于同情心的。这一来说明社会变化、商人地位提高；二来，吴敬梓写书，专给知识分子揭短，他是以此来表示：文人并不比商人高多少。
周进以监生身份进了考场，又来到天字号哭过的地方，这回心情大不相同。“人逢喜事精神爽”，七篇文字做得花团锦簇。等到发榜，高高中了。接下来趁热打铁，第二年春天进京参加会试，又中了进士。三年后升了御史，点了广东学道，到广东去做考官，考别人去了。——考谁去了？考范进去了。
周进因为自己有这样一番经历，所以对老年考生格外关注。入场那天，看到一个老童生，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然暖和，但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长衫，冻得乞乞缩缩。——此人就是范进。等到放头牌时，范进第一个来交卷。周进看他衣服都是朽烂的，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再看自己身上，“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对比之下，很是感慨。于是翻着点名册问：“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周进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很老实：“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周进道：“你考过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周进道：“如何总不进学？”范进道：“总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周进鼓励了两句，让他出场去了。
那时天色尚早，并无童生交卷。周进把范进的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欢：“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放在一边。坐了一会，还不见有人交卷，心想：“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后来有个考生来交卷，交完了，周进把范进的卷子拿起来再看一遍，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这就是《儒林外史》式的讽刺：好文章，一眼就能看出来，何用三遍？这一来说明范进的文章不怎么样，晦涩难懂；二来也说明，周进的学问、眼光都成问题。但作者不表态，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接下来的情节我们都很熟悉，范进进学回家，家人都很高兴。范进向胡屠户借盘缠，要到省城参加乡试，被屠户骂了一顿。他偷偷筹措路费去参考，结果一举考中，于是激动得发了疯。——我们看，小说家吴敬梓主要是通过周进、范进这师徒俩，来讽刺、抨击科举制的扭曲人性，腐蚀人心。
这师徒两个很有意思，都是科举的“发烧友”，科举着迷，入了魔障。两个人的表现看似相反，周进是哭，范进是笑；但本质却是一致的，都是追求科举达到病态程度。两个人连名字都是一样的，都叫“进”。在生活中，两人同名的事是常常发生的，可是在文学作品中，人物是虚构的，完全可以取不同的名字。作者为什么这样设计？我的理解是，一来，“进”的含义与科举有关，“进学”、“进士”，都包含“进”字；再有，两人的姓似乎带有谐音的意味：一个范（饭），一个周（粥），一个干饭，一个稀粥。一个是进“饭”、一个进“粥”，似乎暗示两人都是饭桶。——《儒林外史》用谐音取人名的地方还有，如周进故事里的年轻秀才梅玖，应当就是“美酒”的谐音吧。
周进、范进的表现具有代表性，代表了那个时代下层文人的精神面貌和人生命运。今天看来，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是十分卑微的，但为了实现这个卑微的目标，他们都耗费了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从范进身上，我们还看到，科举使他变得思想麻木、精神萎顿，除了“起承转合”、“子曰”“诗云”，他几乎别无所知、别无所能。他迷失了自我，甚至丧失了起码的人格尊严；苦苦挣扎在社会底层，靠嗟来之食养家糊口。经历了数不清的希望与失望，参加科考已成了他年复一年的机械行动。
然而，就在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之时，命运之神猝然光顾。范进一步登天变为举人“老爷”！这个习惯了失败的可怜虫，经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成功的刺激，竟至发了疯，拍手大笑：喊着：“噫！好！我中了！”飞跑出门，一脚踏在水坑里，鞋都跑丢了。——在今天的中学课堂上，语文老师分析说：看看这个“科举迷”中举后的丑态，科举制把人的灵魂扭曲成什么样子！
这样分析对不对呢？我认为，这种分析有表面化、浅薄化之嫌。我们的语文老师为什么不能引导学生以同情之心来看待范进这个人、发疯这件事呢？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设身处地站在范进的立场上体会一番，我们会发现，范进的狂笑，他的失态，其实是长期压抑后的一种宣泄、爆发！在此前三十几年里，范进苦苦追寻，拼命挣扎，忍受了太多的屈辱和熬煎，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和绝望！岳父的呵斥嘲骂，妻子的枕边抱怨，邻居的指指点点，中举者的讥笑轻蔑……范进怎么面对呢？他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咬紧牙关，暗中给自己打气：准备在下次考试中再碰运气。三十多年的屈辱和隐忍，时间太长啦！一个初生婴儿都已经长成壮汉啦！——如今，终于等来了扬眉吐气的一刻，我们怎么能要求范进心平气和地对待呢？他又为什么不能大叫大笑，发一回狂呢？我觉得，对这个人物，我们应该抱有更多的同情和悲悯，而不是讥笑和批判。
我们讲了多年的“斗争哲学”，讲了多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们习惯于站在唯我正确的立场上，一上来就是斗争，就是批判，就是否定。我们不要忘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讲求仁爱和宽恕的民族，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民族，不是一个好斗的民族。孟子提出：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这里是举例子证明人人都有恻隐、悲悯之心。你看见一个小孩子爬到井沿上，眼看要掉下去了。你会不由自主地心中一惊，产生恻隐悲悯之情。你这样的表现，当然不是为了跟孩子的父母套近乎、拉关系，也不是以此向亲友同乡显示你的爱心、邀取荣誉，也不是因为怕听孩子落井的惨叫声，你其实是发自内心、发自本能地惊恐、悲悯。孟子说，由此可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没有，那就是“非人也”，你就够不上做人的资格！中国人受孔、孟的教导，几千年来不断滋养自己的恻隐心、同情心。有一个感人的例子：日本侵华八年，杀人无数；但是当日本人兵败撤离时，中国的军队和老百姓对他们的败兵和家属并没有赶尽杀绝，反而是尽量提供帮助，让他们顺利撤走。一些日本孤儿，还被中国老乡收留养大。这是中华民族恻隐心、宽容心的最突出的体现。
但是这种人性深处的善的根苗，也是需要不断培育、不断滋养的。——如果不加培养浇灌，反而要戕害它，铲除它，后果会相当严重。由于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奉行“斗争哲学”，使许多人的同情悲悯之心受到戕害。最近看到不止一篇报道，说有人要跳楼，底下围观的人喊：“快跳呀！别耗着啦！”——这太可怕了！用孟子的话说：“非人也”。不但没有人性，连野兽都不如，很多野兽对同类之死都能作出伤感表示。最近媒体强烈关注山西黑砖窑的事，我不愿多说，这让我们丢了脸！——出了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对“斗争哲学”的那一套，没有进行彻底清算。没有补上“关爱生命、尊重生命、尊重人”的重要一课！
目前，我们的教育有缺陷，缺乏最起码的“生命尊严”教育。大家没拿生命当回事，包括别人的生命和你自己的生命。老师批评几句，家长骂了几句，小学生就跳楼、跳河，轻生。没有人告诉他：生命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学校没有这方面的专门教育。甚至有些教育是背道而驰的。——我是搞《水浒》研究的，但我在多个场合呼吁，中学语文课本中有些课文应当拿掉，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小说写得确实精彩，鲁提辖三拳下去，三个生动的比喻：恰似开了油酱铺、恰似开了个彩帛铺、恰似开了个全堂水陆道场……生动的比喻，花团锦簇。但你让学生欣赏的是什么？是个杀人的过程！学生课上学的是这些篇目，课下打电子游戏，也是打打杀杀，一枪毙命，鲜血四溅，痛快淋漓，而且非常逼真。但游戏是虚拟的，一命完了，又来一命。现实中的生命却是不可复制的！
因此我说，如何教育学生善待生命；进而教育他们，应如何尊重他人，而不是轻视、蔑视、敌视他人；不要总去否定、批判他人；而是要理解、同情、宽恕他人。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个带有根本性的教育问题。这一课一定要补上。
同样，如何理解文学人物，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有一句十分著名的话，说对于古人要施以“理解之同情”。评判古人，首先要确定你的立场态度：是把对方作为一个人来尊重，同情他的处境、理解他的言行；还是把他当作一个靶子，一上来就是非难、就是批判？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文立场。
如何看待范进？我觉得首先应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有一点悲悯之心，甚至能从他的所作所为中看到一点积极的东西。这才是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在范进身上，我们是否能发现一点令我们感动的东西？
假设我们的邻居有个孩子，高考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复读一年，仍没考上；第三年又考了一年，这大概就到头了吧？但范进从“二十岁应考”，考了二十余次才最终如愿以偿。那该有多么强的自信心，多么强的意志力！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执著，哪怕这份执著带着麻木的症候。
有些时候，追求者的目标可能并不伟大，甚至有点渺小卑琐、微不足道。但是追寻者在求索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锲而不舍、百折不回的精神，却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鲁迅先生说过，在运动场上跑在最后却不肯轻言放弃的运动员，是可敬的。在这一点上，坚持参考二十余次的老考生范进，也有值得人们敬佩的地方。他的可贵，就体现在追求过程中那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精神和信念。
此外，我们读小说，读到范进俯首低头，听着胡屠户当面谩骂时，你是否听到了范进内心的哭泣？你是否能体会到作者吴敬梓对他的同情和怜悯？——吴敬梓的讽刺之笔，向来是双刃剑：他一方面嘲讽范进，一方面对范进周围的看客也作了无情的嘲弄。范进的失态固然可笑，但范进周围的人就不可笑吗？范进还是这个范进，他的学问还是这点学问，但中举之前，他就是“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屁”，中举之后，就成了天上的文曲星。我们要问：是谁出了问题？是谁生了病？是范进周围的人生了病，是整个社会环境生了病。这个病就是“势利病”。小说家吴敬梓对那个病态社会的讽刺力度，甚至超过了对范进本人的嘲讽。如果一位读者读了这段故事，只感到范进是可笑的，那么你同时也成了作者的讽刺对象！
对“范进中举”作进一步思考，人们还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范进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到底源于何处？一般认为，是源于科举及第后境遇改善、鸡犬飞升的前景诱惑。的确，旧时的科举制就是鲤鱼跳龙门。没跳过去，你是一条鱼；跳过去，就化作一条龙。一个人中举前后的境遇是大不相同的。
前面说过，一个读书人进学成了秀才，便已经跨入士大夫阶层的门槛，享有一定的政治待遇。秀才被尊称为“相公”。有专门的穿戴：方巾和青衫。没功名的人是不能穿戴的。秀才见了官，不行跪拜礼，作个揖就可以了。不要说秀才，童生见了县官，跪一下，县官都会让他站起来回话。秀才犯了法，不能动刑。如果要动刑，需要禀过学官，革去功名，才能打板子。——正因为如此，明清某些时候，秀才因享有特殊政治权力，很有点横行乡里的味道。有一本明代笔记上记载，明代后期江南有些地方两家打架时会说：“你等着，明日我雇了秀才打你！”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
秀才尚且如此，举人的地位就更不用说。当了举人要称“老爷”。由于举人有资格做官，所以全社会都会另眼看待。范进中举后，从不来往的张乡绅马上登门拜访，称兄道弟，送整套的房子给他。有个和尚，跟范进有过来往。后来因事被抓到县里，范进写了个帖子给县官，人马上就放了出来。因为范进中举就有了做官的资格，县官要给他面子。官官相护，这是旧时官场的潜规则。中了进士就更非同小可。就可以挂匾，立牌坊了。
除了政治地位提高，科举及第还有许多经济上的好处。进学做秀才，国家是要发助学金的，称为“廪膳银”，所以秀才也称为“廪生”。当然，由于秀才“扩招”，名额增加了，国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于是有一部分秀才不拿廪膳银，称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这要算是自费生吧。此外还有刚入学的秀才也不发廪膳银，叫“附学生员”，简称“附生”。不过如果岁考成绩优秀，附生可以递补为增生，增生可以递补为廪生，这叫“补廪”。此外，秀才还可以减免地丁税。这里说的是秀才的经济利益。
举人的经济利益就更大了。家中田产可以减免赋税，有些农民因为赋税重，便把自家的田地送给中举者，自己情愿当佃农，这样可以减轻税赋负担。再者，有举人老爷做后台，没人敢欺负你。小说里写，范进中举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前面说过，张乡绅还送来一所三间三进的宅子以及五十两贺仪，这算是感情投资吧？范进如今有了做官的资格，说不定张乡绅以后还要靠他照应呢。
中举叫改换门庭。据说科举时代，每逢发榜的时候，报录的人进村先放炮三声，然后拿着短棍子，一路打进家门，把门窗都打坏。后面跟着木匠，重新给你做新的，这叫“改换门庭”。古代一般人家的门七尺高，进学、中举，门可以提高三寸。考生家里本来遇到喜事，又是讨个吉利，所以一般也就认可了。——中举有这样多的好处，难怪范进契而不舍，百折不挠，拿自己的一生和身家性命做赌注，孤注一掷。
但这里仍然有个问题：那就是：又有谁向范进保证过，他所辛勤浇灌的科举果实，一定不会被权势与金钱所篡夺？
假如范进耳闻目睹的多是此类事件：东家的考生学问不如我，可他家有势力，他的叔叔是县长，所以第一年他考上了，我却落榜了。西家的考生文章不如我，但他家是财主，有钱行贿送礼，所以第二年他也考上了，我又落榜了。——我们试想，假如范进所见所闻，都是这类事情，那么他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参加考试吗？可能考上三五次，一旦发现游戏规则不公平，有“猫腻”，他就会泄气，就会放弃。或者去当私塾先生，或者干脆跟着岳父去杀猪卖肉。因为社会现实告诉他，科举环境恶劣、毫无公平可言，你无钱无势，一辈子别想出头！
然而事实是，范进没有退缩，他连续考了二十几次也没有放弃。这从反面证明：在范进那个时代，科举制的“游戏规则”基本是公平的，是可信任的。科举制凭借着它的实际表现与良好口碑，同范进签订了一纸无形的契约，使范进相信它的公平与公正，从而在科举之路上义无反顾，一走就是三十多年，并且最终有所收获。
以往我们对范进的评价，总说他是科举制的牺牲品。这话有点危言耸听。——事实上，范进是科举制的受益者。他中举后，在下一科又中了进士，不久又升了御史，点了山东学道，绯袍金带，荣耀万分。（第七回）同那些苦读一生、始终未得一第的士人举子相比，范进哪里是什么“牺牲品”，分明是科举制的“幸运儿”。
（休息）
科举考试在中国有着1300年的历史。公元587年，隋文帝开科取士，他的儿子隋炀帝设置进士科，以后成为制度。经过隋、唐、宋、元不断的改革发展，到明清时，已形成非常完备而严密的考试制度，成为国家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直到1905年，光绪皇帝变法，废除科举制，实行学校教育，前后1300年。——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才实行了100年。所以写教育史、考试史，科举仍旧是最主要的内容，最重要的内容。
对于这么一项年代久远、影响巨大的人才选拔制度，我们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我前面说过，我们对科举制的认识，仅仅是从小说、戏曲、电视剧中得来的，是不完整的，有些甚至是歪曲的，是“戏说”。其实从历史的高度来审视，科举制并非洪水猛兽。它是中国封建时代行之有效的官吏选拔制度。
我们说，封建制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等级制度，是人与人不平等。“龙生龙，凤生凤”，贵族的子女永远是贵族，奴隶的子女永远是奴隶。——儒家思想讲仁爱，讲爱人。但我理解，儒家思想是封建制度的支柱，并不提倡平等。孔子讲求“克己复礼”，礼的重要内涵，就是要维护等级制，维持尊卑秩序。要上下各安其位，来达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孔子最反对以下犯上的行为，“子不言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怪力乱神”的“乱”，指的就是秩序紊乱、等级制遭到破坏的局面。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一个人孝敬父母、善待兄弟，就一定不会跟上级相抵触，不跟上级抵触的人，也一定不会造反作乱。——有子的话，代表了孔子的思想，即认为提倡孝弟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人们犯上作乱。在上位者与处下位者，君子与小人之间，其实是不平等的。
但是，科举制是个很奇怪的制度，它产生于封建等级制的土壤中，却蕴含着民主的因素、平等的因素。封建专制基本上是“人治”，但科举制恰恰带有挑战人治的性质。科举制的灵魂，其实就是公平竞争。一位平民知识分子，哪怕世代贫寒，没有任何权势背景，只要他具有一定的才智优势，又能按科举的要求砥砺学问，科举之门便永远向他敞开着。
有一首神童诗，过去一直受批判，可我总不理解这首诗错在哪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从正面解读这首《神童诗》，它所宣示的“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不是很积极的吗？早上你还是个农民子弟，晚上没准就成了朝廷大臣。将相没有代代相传的贵种，只要你努力，一切皆有可能。——这是鼓励贫寒子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挑战命运，为国效力。这首诗错在哪里？
科举制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为统治阶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具有较高人文素质的政权管理人才。它打破了封建贵族对权力的世袭垄断，限制了皇帝、宰臣的权力，极大地提高了平民知识分子投身政治的积极性。
经过千年的发展与完善，到了明清两代，科举制已经相当严密而完备，甚至可以说十分科学。我们在这里做一点简单介绍。
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分四级：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其中会试、殿试可以看作一级。
其实院试前边还有县试、府试。一个考生，先经过县试五场考试，及格后，再经过府试两场，然后以童生的身份参加院试。院试是国家正式考试的最低一级，也考五场，通过了，才算正式入学，成为县学、州学、府学的学生——也就是生员、秀才。院试是每年一次，由省里派主管教育的学道来主持。院试的时间不固定，因为学道要到各府轮流主持考试，但保证各府每年能轮一次。范进能考二十多次，就因为每年都有考试机会。
成了秀才，还很麻烦，学校管理严格，每年还有岁考。成绩优秀的受奖励，成绩差的还要受责罚。另外，秀才要想参加乡试、考举人，还得通过一种考试，叫科试。通过后才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所以说，周进作为童生，因为捐了监生，直接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抄近道、走捷径，占了很大便宜。这是金钱的力量，也是科举制度中不公平的地方。——捐一个举人要用二百两银子，相当今天四五万块钱，不算太贵。现在中考想找个好学校，择校费也得好几万，还找不着门路呢。
再看乡试。乡试是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年开科考试。遇皇帝登基或作整寿时，还加开恩科。乡试地点是在各省省会以及北京、南京等地。周进参观的贡院，就是南京乡试的考场。乡试的具体时间是在当年秋八月，所以又称“秋闱”。——乡试很关键，考试通过就是举人，算是真正踏入仕途，即便以后不能中进士，也有了做官的资格。因此范进中举之后，大家都来巴结他，其实是拿他当官儿看待。说来说去，人们尊重的不是你的知识学问，而是你的官员资格、官员地位，也就是“官本位”。
再看会试和殿试。会试是在京城举行，时间是乡试第二年的春季二月，又称“春闱”。一个考生在秋闱中举，第二年春天又参加京城的会试。所以过去叫“赶考”，一个“赶”字，带出紧张的气氛。会试由礼部组织，中试者称“贡士”，这个名词不常见，因为贡士马上就要参加殿试，成为进士了。殿试在同年四月份举行，也就是说，取得贡士资格的人不必离开京城，两个月后跟着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所以状元又叫“天子门生”——过去考试，哪位考官取了你，他就是你的老师，你就成了他的门生。状元是皇帝亲点的，所以叫“天子门生”。
从会试到殿试，这个程序是等额的，不再淘汰，只是决定等级。进士分三甲，也就是三等：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有人中了三甲，很不满意，这如同最后一次在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中不及格一样；“同进士出身”，就是等同于进士出身，有点勉强的意思。所以有人认为很没面子。
有个笑话，清代名臣曾国藩是三甲进士，“同进士出身”。他自己感到很耻辱，如同阿Q头上的疮疤，不愿别人提。一次和几个幕僚对对子，有人出个上联是：“如夫人”，也就是小老婆，从字面理解：像夫人，但不是正式的夫人。结果谁也对不上来。有个门客抖机灵，脑子一热，随口说了个“同进士”，从字面讲，如同进士，但不是货真价实的进士。此言一出，曾国藩的脸色大变。因为这是他的心中隐痛，是最忌讳的。何况是跟小老婆对照着说呢！（见熊庆年《中国古代科举百态》）
中进士的人，前途是很辉煌的。一般先授予翰林院修撰、编修，充当御用文人。以后就看各人的能力和官运了。明代进士上面还有一个级别叫“庶吉士”，就是见习官员或实习官员，如果表现好，可以做大官。
我们今天高考，要考好几门功课，语文、数学、外语、文综、理综……古代乡试考举人，也要分三场来考。以清代为例，第一场考时文七篇，也就是八股文七篇：其中从“四书”出三题，从“五经”四题。第二场考论一篇，判五道；诏、诰、表各一道。这些都是做官后的应用文体，考生应当掌握。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等策五道。——以后到会试，又是连考三场，到殿试又是一场。所以一个人中举人、中进士，都要身经百战。“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学生的命根”。这种局面在科举时代就奠定了。当然这些考试内容，有时也有变化。（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相关著作》百花文艺，2004,P78）
考试时间为阴历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但考生要在提前一天入场，推后一天出场。所以考生每场要在贡院内呆三天两夜。（头场八日进去十日出来；第二场十一日进去十三日出来；第三场十四日进去十六日出来，在场内过中秋节。也有人提前交卷，回家过中秋的。）有人说我们今天的高考太紧张，上午下午，连考三天；近年改革，考两天四门，家长还很心疼。但是在古代，整整要折腾九天！
明清乡试在贡院中举行，我们已经说过。建筑方式是一排排的排房，每一排又分割成几十间甚至上百间小房间。每一间宽三尺，深四尺，也就是1.33平米的地方。房子很矮小，站起来，个高的要碰脑袋。房中有两块板，是活动的；两边墙上有槽，白天答卷时，一块高、一块低，就是桌子和凳子。晚上把两块板放平，就是床。但由于屋子小，睡觉时根本伸不直腿，只能蜷缩着忍一宿。
贡院周围是高墙，墙上都插着荆棘，所以贡院也叫“棘闱”。贡院内有一座高楼，作为瞭望、监考用的。考生入场，要提个篮子，里面装着笔墨，吃的，木炭等等。过去没有方便食品，没有方便面、牛肉干、巧克力，大概只能带馒头或饼一类的干粮，带点咸菜。有一本清末的小说《负曝闲谈》，描写清末科举考试，考生带着一口锅、一只鸡，头天进考场，支锅拾柴禾，煮鸡吃。
清代文言小说家蒲松龄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对考试深有体会。他有一篇小说叫《王子安》，在故事后面有一番议论，说秀才入闱有七似，也就是七个比喻。前三个比喻说的是考场中的情景：“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刚进场时，光着脚提着篮子，像是乞丐。为什么光着脚？因为人家要搜查，看看有没有夹带。要解衣，脱鞋脱袜。鞋底的厚度也有规定，超过厚度，就可能有夹层。至于考篮，里面装着纸笔、饮食、灯烛等等。这个样子，活像乞丐。第二似是“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唱名就是点名，官吏的态度很恶劣，好像是对待犯人一样，大呼小叫的。第三似是“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考生入号舍，每一小间都是上露头下露脚，像是蜂窝中的马蜂。
我们说，士子们考中了，做了官，前呼后拥，很是荣耀。但是在考试过程中，却要受很多折磨和委屈，是非常辛酸的。考场上有茶水供应，但只是摆样子，谁要是喝了，就有人在你的卷子上作记号，将来判分就要降分或降等。——谁让你给人家添麻烦呢！
卷子提前发，先填写卷头，上面有考生的姓名、籍贯、年龄、形貌（因没有照片，所以要填“面白有须”，或“面麻无须”等等）、本身有无犯法行为（今天填表有一栏，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后面还开列曾祖、祖父、父亲三代的名字。——这就是所谓的光宗耀祖，一旦中举，祖上有光。但填写姓名的这一部分，交卷后要糊上，即所谓糊名、弥封。今天的高考、研究生考试及公务员考试等重要国家考试，都采用弥封卷的形式，以保证公平。这种形式就起源于科举考试。
考题是开始考试时发，每人一张，都是在严密监控下现刻现印。试卷有定式，先是六页草稿纸，后面才可以写正文。交卷时，要连草稿一块交上去，以证明文章是自己写的，不是抄袭别人的。都写完了，最后还要注明：我的正文中涂改几字，添加了多少字。数目字还得用汉字大写，也是防备阅卷的人作弊，替你改卷子。你看，想得多么周密。
这还不算，为了防止考官识别考生的笔迹，对认识的考生给以照顾，乡试的考生卷子是不允许跟考官直接见面的。每次考试要雇佣几百名誊录书手，用朱砂，也就是红墨水，把考生的墨卷誊录一遍。考官阅卷时，只能看誊录过的朱卷。誊录出错怎么办？还要派一批秀才充当“对读生”，拿着朱卷跟墨卷校对。弥封、誊录、对读完毕，要有官员用印，表示负责。跟考试有关的各种文字记录的墨色都不相同。主考官、副考官用黑色墨汁，其他担负不同责任的考官用紫色或蓝色，试卷誊录用红色，对读人员用黄色。墨分五色，程序繁琐，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与公正。
但是，任何一种好的制度，在长达千余年的运作中，也不可避免地衍生出种种弊端：就科举而言，狭隘的考核范围，僵化的考试文体，单从“四书”“五经”出题，只能按照朱熹的注解发挥，太束缚人的思想啦。再加上考官昏聩，有眼无珠。此外还有伴随制度而来的种种舞弊徇私活动。这些，都越来越深地锈蚀着这一公平竞争机制的机体。但无可否认，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虽然历经挑战，却始终未遭大的破坏。科举时代，对于考试舞弊等偶发事件的处理，是绝不留情的。清初发生了几次考试舞弊行为，朝廷全力惩治，大批官员被撤职。单是杀头的官员，就达三四十个，其中还包括一位满人一品大员。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科举的严肃性。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效果上来评价科举制。历史上，通过科举制的严格筛选而跻身国家管理层的文士，毕竟是精英多于庸才。
我们不用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史，只看文学史就会发现，许多大文学家，都是进士出身。例如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弑、苏辙、王安石、曾巩，全都是进士。包括明代的大戏剧家汤显祖，前后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唐宋派的归有光、公安三袁，也都是两榜出身。这说明，科举选拔出来的，大部分都是精英。至少，经过层层考试筛选出来的举人进士，身经百战，绝不会是文盲、弱智。——前年报纸上登载，某地有个三陪女居然当上了法院的审判员，因为文化低，连判决书都不会写，还得央求别人代笔。这样的事，在科举时代，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批判科举制的人说，科举考试内容狭窄，例如明清科考规定，八股文只从“四书”“五经”出题。“四书”“五经”的内容是有限的，题目总有出完的时候，考题又要避免重复，有时只能出怪题、偏题。说他难为考生，其实也是没办法。据说清末某次乡试出题，把《论语》“季氏篇”的最后一个词和“阳货篇”第一个词拼起来，出了一道怪题。“季氏篇”最后一段的大意是：国君的妻子，称之为“君夫人”，最后一个词是“君夫人”。底下“阳货篇”第一句是“阳货见孔子”，阳货是人名。考题于是取前一篇的“君夫人”和后一篇的“阳货”，拼起来就是“君夫人阳货”。你说这篇文章应该怎么写？——当时正是西太后执政，据说她很不高兴：“君夫人”怎么成了“阳货”了？
不过也有人为科举出题作辩解，说这样一来，保证了公平，对贫寒考生有利。为什么呢？因为“四书”“五经”篇幅有限，就那么几本，考生无论贫富，都买得起。如果您从十七史中出题，富家子弟当然没问题，不管多大部头的书，价钱多么高昂，他都买得起、读得起。贫寒子弟就惨了，没钱买，又没有公共图书馆，他们该怎么办？这就造成了学习条件的不平等。如今用“四书”“五经”作课本，无论贫富，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保证了公平。——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
至于说到八股文，似乎没人不骂的。但我们发现，八股文在明代时名声还是不错的。
八股文又称制艺（制义）、也称时艺、时文，八比文。学者考证，最早的渊源是宋代的“经义”；到明代，开始用八股取士，到弘治以后，八股文逐渐定型。
一篇标准的八股文，开篇是两句“破题”，也就是点破题意。接着有两句阐发，叫“承题”。下面又有“起讲”，然后才是核心部分，即“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一共四段，每大股由两两对偶的两小股组成，一共八股，也叫八比。最后再有一段总结文字，或长或短，叫“大结”。当然，这种格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有一个时期只写六股，还有人一口气写十二股……
这种文体，过于刻板，一切都规定得很死，确实束缚人的思想和创造力。中间的八股还要求对仗，有人形容是戴着镣铐跳舞。——但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规定文体，千千万万的考生都把自己的才华用在这上面，切磋琢磨，浪费了大量时间精力。而且八股文仅仅是敲门砖，一但考中，再也没人去钻研它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文体呢？我考虑，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八股文作为考试文体，便于操作。一切框架格式都规定得死死的，就看你在有限的格式、有限的时间内，能否写出新意来。面对这样的文体，考官也容易把握标准。——假如没有文体的限制，一个题目出来，写散文的也有，写诗词的也有，写赋的也有，这就缺乏一个可以统一把握的标准。可能你这篇文章的见解并不高明，但文体独特，是用山东快书的形式写的，阅卷老师很欣赏，就给了高分，这也是不公平的。
此外，八股文也不能说一无是处。例如它中间那八股，要求一正一反，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一个问题，这无疑对人的思维也是一种训练；对人的智力，包括逻辑思辨力、思维的多向性、缜密性以及文字表达能力，都是一种考察。——我们中学学平面几何，有什么实用价值？花了很大力气，无非证明两条线是否平行，证明两个三角形是否全等。似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这门课为什么不能取消呢？因为这是数学训练的基础，训练你的逻辑推理能力。几何分数高，证明你逻辑思维能力强。一种貌似无用的学问，也能考察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来。
在明代，八股文的名声并不坏。明代有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启蒙家叫李贽，也就是李卓吾，他大胆挑战孔孟学说，大胆挑战“四书”“五经”，但他不反对科举，不反对八股文。他说，天下最好的文章，一个是《西厢记》，一个是《水浒传》，还有就是“今之举子业”。“举子业”就是八股文。晚明最有名的文学流派是公安派，代表人物是公安三袁，他们反对文学复古主张，提倡用当代的语言，写当代的内容。他们拿什么作武器呢？就是拿时文（也就是八股文）作武器。
实际上，假如一种文体，在国家选贤制度中，维持主导地位长达五六百年之久，我们在评价它时，一定要格外小心审慎，认真考察它存在的价值和道理，不应简单粗暴、一笔抹煞。我们的老祖宗是很聪明的，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是人尖子。我们没理由轻易地否定他们。否则就是否定自己的民族，否定自己的文化。
我们常常犯一种错误，就是自以为是，盲目自大。总以我们今天的人最聪明，手里掌握了什么样的思想武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我们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睥睨一切，藐视一切，否定一切。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千万不要轻易否定自己的老祖宗，不要轻易否定传统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根，每一个民族要发展，就要加倍呵护自己的根。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根。可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对待自己的文化之根太粗暴了！随随便便把祖宗牌位劈了，烧了。把传统文化贴上地主文化、奴隶主文化的标签，焚烧殆尽、扫地出门。——殊不知，没有老祖宗，我们又从何而来？砍断自己的根，我们也就失去了历史和文化的依托。一个失去根的民族，是不会有更久远的发展前景的。
小说家王朔说过很多话，不完全对，但他有一句话说：“无知者无畏！”我认为是真理。——许多看似无畏的人，敢于批判、敢于打倒的人，不是因为他学问大、见识高，而是因为他无知，不知天高地厚！今天，我们这些人动不动就批判科举制，批判八股文，那么你对科举制究竟了解多少？我们都说八股文不好，但拿一篇八股文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可能“对面不相识”。那么我们有什么资格谈“批判”两个字呢？面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东西，还要不懂装懂，还要批判打倒，这种学风的影响，比八股文还要恶劣。
其实说到底，问题出在盲从，也可以理解为思想上的惰性，没有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人云亦云。这是一个群体性问题。盲从跟风，一阵子打鸡血，一阵子喝凉水，一阵子红茶菌，一阵子练气功……西方哲人说过：“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这个“思”，意思指怀疑，对一切结论，先提出疑问，问几个为什么，经过自己的考察、论证，再来决定是否认同。对自己不了解的事，不要轻易表态，这才是科学的态度。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不是人云亦云，不是面壁十年空想出来的，而是在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的生成发展情况、掌握其发展规律之后提出来的。有厚厚的《资本论》为证。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
前面说了，明朝人对科举、八股印象还是不错的。也有反面意见，但基本上认可这种制度。人们对科举态度的转变，似乎发生于清代。有几个原因可以考虑：一个是，知识界目睹了明末官僚们误国误民的丑恶嘴脸，这些人统统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于是人们对科举制产生质疑。二来，人们发现科举制在清朝少数民族统治者手中，变成拉拢汉族知识分子的工具。于是亡国之思、民族之恨聚焦于科举制，让汉族知识分子反感。三来，清初接连发生几起科场舞弊案，进一步败坏了科举制的声誉。再有一个原因，就是科举的重要性降低了。有人做过统计，明朝近三百年间，一共出了不到三万名进士。清朝不到三百年，也出了不到三万名进士。但是明朝全国人口总数少，万历年间统计，有五六千万。清代由于社会安定，政策好，人口一下子暴涨至三四亿。人口总数涨了七八倍，进士的名额却没增加，考科举独木桥越来越难过。于是很多有才能的人就转到其他行业上去。雍政时有人写奏折说：今天第一流的人才都去经商，第二流的人才去做吏，第三流的才参加科举。——这大概也是造成科举地位下降的原因之一吧。
于是清代小说戏曲中开始公开批判科举制，《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醒世姻缘传》《红楼梦》，还有一些戏曲如《钧天乐》等等，都不约而同向科举发难。——不过我倒认为，我们读《儒林外史》，不必过分拔高作者，无须把吴敬梓捧为先知先觉、思想先驱、科举制的掘墓人。——因为当时批判科举形成一种风气，甚至是一种时髦，大家都要骂几句。只不过吴敬梓的批判更犀利，更深刻。
另外，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的思想，不一定就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吴敬梓对科举确实有自己的看法，他自己进学后，参加过一次乡试，没有考中。后来巡抚推荐他到京城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他参加了前期的选拔，但临进京时生了病，没有去成。此后他索性放弃了秀才的学籍，连岁考也不参加，等于跟学校脱离关系。但他却培养自己的儿子读四书、做八股，后来两个儿子都中了举，还做了官（一个是中书舍人，一个是县令）。这些都说明文学家思想的矛盾性。
另外应当注意一点：吴敬梓也好，蒲松龄也好，他们对科举的批判，都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伴随着个人的牢骚愤懑。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发表他们对科举制的某一方面弊端的不满。——然而站在历史高度、准确评价某种重大社会机制的历史功过，进而提出改造的方向和方案，这不是文学家所能胜任。应该说，直至《儒林外史》时代，科举制仍是当时社会惟一行之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其作用也仍是无可替代的。
那么当吴敬梓等人对科举制发出声讨时，外部世界又是如何看待这一制度呢？
随着明末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封闭的中国开始了与西方世界的沟通。一时间，欧洲人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极大兴趣。法国的启蒙学者伏尔泰、 孟德斯鸠、狄德罗，都对中华文明推崇备至。卢梭就称赞说：中国是“亚洲一个由可敬的文人学者占据国家高官显职的庞然大国。”13这种认识，显然已涉及到科举取士制度。一位18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李明（Le Comte），在一封给红衣主教的信中，明确肯定了科举制的优越与进步。他写道：“（在中国）贵族从来不是世袭的。……当一个省的总督或省长死去，他的孩子同其他人一样，也要为自己的前程奔波；……不管他们父亲的名字多么显赫，对他们也无济于事。”他说的是实情。一位贵族子弟，可以享受朝廷提供的种种优待。但他要做官，那怕只是个小小县令，也必须通过科举之路来实现。
欧洲人为什么关注东方的科举制？因为在18世纪初，欧洲各国还普遍存在着贵族和上层僧侣特权阶层。他们高高在上，享受着世袭的社会特权、经济特权；他们那里选派官吏， 靠的是“长官意志”，个人好恶，不经过任何形式的考试选拔。做官的多半是贵族子弟。这引起资产阶级的不平。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士一接触到中国的科举制度，就被它的公平竞争的机制强烈吸引的原因。
到了19世纪，欧洲对中国科举制的赞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于是英国有人呼吁，要效仿中国科举制。经过长期的论辩，到1855年，英国终于通过了文官法，先在殖民地印度实行，1870 年在英国本土各部门实施。现代学者对英国拟定的文官考试制度与中国古老的科举制度作了认真比较，发现二者在考试委员会的组织、考试原则、考试的内容、方式乃至考试时间、地点的确定等种种大要细节上，都如出一辙，毫无二致！——顺便说到，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的确立，距离吴敬梓去世，已整整一百年！
当一种制度为世界其他民族所接受并认可时，这意味着它属于最优秀的人类文明中的一部分。我们自己理当珍惜。1905年，中国废除了科举制，这并不能说明这个制度形式不好，主要在于其内容陈腐。科举制是一口好锅，一口金锅，问题在于烹调的内容有问题。人们只重视人文科学，重视伦理学，考试内容没有物理化学，没有生热电光。很多人才，本来可以成为导弹专家，生物工程专家，结果只能去钻研“四书”“五经”，造成极大的人才浪费。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应当跟科举指挥棒有关。
今天，在我们的现代教育中，其实仍旧保存了科举制的合理成分。它的公平竞争的精神实质，“有教无类”的民主精华，并没有被我们抛弃。如今的高考制度乃至公务员招聘考试制度，从本质上讲，都是中华优良考试传统的延续；而科举考试则是这一优良传统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今天重要考试中所采用的“弥封卷”制度，即是科举时代的遗存。
我在准备这篇讲稿时，正赶上今年高考，一千万人参加高考，令我感到震撼。我忽然想到，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理由之一，就是中国人格外重视教育。千千万万的父母，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自己的生活极为俭朴，甚至堪称吝啬。可是在孩子的教育上却挥金如土，给孩子报班，请家教，花巨款择校。中国人的这个传统从哪来的？其实跟千年来科举制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有一种思想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教育能改变命运！这个思想来自哪儿？来自科举制。我们设想，假如中国历史上没有实行科举制，假如几千年来的官员遴选，始终操纵在官僚集团手中，完全是子承父业，平民百姓根本没有机会。如果那样，中国人还会养成高度重视教育的民族性格吗？学了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可以说，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我们的民族形象、民族性格。
仍然回到范进话题上来。尽管吴敬梓拿范进作为反面典型，对科举制发出无情嘲弄，但我们仍能从范进身上看到科举制的某些长处：范进是一介平民，沉抑于社会底层。从经济上看，一家人挣扎在饥饿线上，自然无力以金钱铺垫仕进之路；从政治背景看，范进又没有任何有势力的“后门”关系；其最为“有头有脸”的亲戚，不过是个市井屠户！范进的生活圈子里，没有人能提携他、引荐他、为他叩响富贵之门。正是这么个无钱无势的平民文士，几乎完全凭藉个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登上权力之阶。——至少在范进这里，科举制显示了它的公平与公正。而在此之前，范进也正是从周进、李进、张进、王进等无数活生生的现实例子中，得到科举制的郑重承诺，并从中获取了锲而不舍的信心和勇气。
吴敬梓不愧是具有现实主义创作风范的文学巨匠，他在嘲弄科举制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展示了科举制的另一面。
谢谢大家！
【主要参考文献】
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在西方的影响》，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四辑，上海译文出版社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述》，三联书店，1998
熊庆年《中国古代科举百态》，东方出版中心，1997
许树安《古代的选官和科举制度》，载《中国文化知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任立达、薛希洪《中国古代官吏考选制度史》，青岛出版社，200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主持人：侯老师给我们作了一场精彩的耐人寻味的演讲。讲题就是辨证的，凡事都有两面性，看待事物不能简单地非此即彼。特别是对古人，侯老师引陈寅恪的话说，要给予“理解的同情”。以科举来为例，一方面，透过《儒林外史》，我们看到封建科举制确实有它的腐蚀性，扭曲人性，制造废物，像中举前的周进、范进都是如此；但另一方面，从侯老师所讲科举制的历史源流，我们又看到，它的确是封建社会相对最公平合理的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
侯老师讲到吴敬梓的讽刺笔墨是把“双刃剑”，这提醒我们对文学作品要有多元的深入领会和理解，像我们最熟悉的范进中举后大笑、发狂的那个情景，在领略作者对人物描写上运用讽刺笔墨的同时，更应感到此处的人性之笔，而不是简单的讥笑、批判。就说范进，在30几年的时间里考了20多次，经受了那么多灵与肉的磨折，突然中举之后，谁能说他的大笑、发狂不是最自然的一种情感抒发与宣泄呢？
听完侯老师的演讲，我们会觉得他在给封建科举制唱颂歌吗？如果有这样的感觉，或许正是因为以前我们对科举制是简单地完全否定掉的。中学语文老师不依然按照教育大纲，如此教学吗？看来还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思维在作祟。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恰如侯老师所说，科举制影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形象和性格。如果它不是一种合理而有效的文官考试制度，也就不会被欧洲许多国家拿走运用。
侯老师的演讲还使我们对目前的教育产生反思。他指出我们存在的教育缺陷，比如我们现在极度缺乏尊老敬长的教育，缺乏生命尊严的教育。当然，教育不能仅仅单纯来自学校，对青少年的教育应该由家庭、学校与社会共同来承担。因为学生在家里呆的时间并不多，比如最近我女儿回到家，经常称呼我为“老大”。这就不是我教育的，而是她在学校受小朋友们的影响。这一影响又来自哪儿？来自社会。现在我们的大环境如此，电视、报纸，恶搞盛行，“Q版”不断，多的是娱乐、炒做，缺少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拿电视来说，盲目追求收视率，而没有了文化的担当，是可怕的。“我思故我在”，我们要对事物多思多疑，尊重、呵护中华文明的文化之根。
在最近一个较长的时段里，我们常见报载有大学生、研究生、博士自杀的消息。这提醒我们还应加强对青少年的心理素质教育，让他们提高精神心理的抗击打力、抗挫折感，别仅仅因为学习上的压力或情感上的挫折，就轻易把宝贵的青春生命舍弃，并给家人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与创痛。在这上还真得学学周进、范进，看人家考了几十年，还锲而不舍，都修炼成科举考试的发烧友了！
还有，我们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如果我们能够对生命多一点同情、关爱与悲悯，对同类多一点理解、容忍与宽恕，我们的社会也会多一些和谐。和谐社会的建立包括各个方面的和谐，单拿教育来说也是如此。老舍先生有篇幽默散文，题目叫《考而不死是为神》。意思是考那么多的试，考完以后若还活着，就是神仙啦！可是没有办法，考试是制度，不论封建科举制，还是目前我们的高考，虽然存在各自的问题，像高考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但它们毕竟是相对公正的选拔人才的唯一合理的途径。
侯老师向我们描述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想象那是怎样一种痛苦不堪的经历。提着拷篮，住在狭窄的号子里，一考就是好几天。但我想，那些举子们，在忍受那样一份磨折的同时，心里一定会充满一种期待，那就是，他们把这视为通往仕途的唯一路径，一旦考中，就会像中举后的范进一样，成为科举的幸运儿！高考又何尝不是如此！
最后，让我们感谢侯老师的精彩演讲。今天演讲到此结束，下次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