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计蕾（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
主讲人：李汉秋（全国政协委员）
演讲时间：2007年4月15日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的主讲人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人文学家、古典文学专家李汉秋先生，他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儒林外史》的研究专家，出版过关于《儒林外史》的专著达15部以上。上一次李先生在讲《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时，谈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主流意识的变化，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儒家思想的评判；第二个是讲从什么角度来考察《儒林外史》。李先生的演讲非常精彩、深刻，今天我们继续请他来做人性的深度解剖，跟随他来一次精彩的文化探索。有请李先生。
各位好。我们这次讲座还是延续上一次的题目，总的都是一个题目——《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
上次讲到第三个问题，否定性精神现象的解读。本来想“解剖”几个人物，沿着马二先生所鼓吹的科举正路——考秀才、中举人、进士然后做官——一头钻进去走到极端，思想发生偏执，非此不可，就会产生像范进、周进那样的人物。周进考到六十几岁连秀才都没中，还是个童生，所以没资格进贡院考举人，他有一回到南京贡院去玩，看到号板就撞号板痛哭，那种伤心啊！范进呢，考到五十几岁，突然中举了，高兴得发疯了。这都是人类的偏执，从精神学上说是一种偏执症。
上回我们讲了利益驱动，人类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是避免不了利益驱动的，它有巨大的正面效应、激励效应，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负面效应，如果人不能用正确的心态对待，就会产生心态的扭曲，周进、范进就是明显的例子。
匡超人也是，他是个典型的进城青年，原来在浙江乐清县，是个淳朴的农家青年，到杭州城以后，碰到种种诱惑，根基没有站稳，没有正确的做人原则，经不起种种诱惑，就堕落变质了。利益驱动的负面效应产生了很多人性的弊端，这些人我看都可以叫做沉迷者，像马二、周进、范进都是沉迷者，还有一些更糟糕的人，我把他们叫做“陷溺者”，人格完全堕落了，表现了更坏的根性。沉迷者和陷溺者造成的世风是什么样儿的呢？是势利。
吴敬梓对“势利”和“伪妄”特别敏感，特别痛恨，因此揭露讽刺得特别尖锐深刻。这点跟鲁迅很相似。
什么叫势利？势，就是权势，利，就是财利、金钱。势利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权钱，自古以来就是这两个东西。势利、势利眼们以权势和财利的高低多寡为标准来对待人，而不是看人本身的价值，只重权、钱不重人，不重人的德、才，不是以人为本，这就是人的异化，使人成为权、钱的奴隶，造成不是由人来支配权钱，而是由权钱来支配人，使人格贬值，人的尊严贬值，最终就是使大写的“人”贬值，造成人的畸形和堕落。
胡屠户就是势利的典型，塑造得非常成功，鲁迅概括了阿Q精神——是“精神胜利法”的精神现象典型。胡屠户就概括了势利的风气。范进是他女婿，中举前是范进，中举后还是范进，是同一个人，但势和利却大变。范进中举前，地位低，钱财少，备受胡屠户的责骂，范进一中举，就变成“贤婿老爷”，你看多滑稽的称呼，贤婿老爷——我的好女婿老爷。
为什么发生这么大变化呢？就是因为势利，范进中举后，地位和将要获得的利益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胡屠户的这种势利的精神现象是很普遍的，不是科举才有的，胡屠户不是“士”，不是知识分子，不是科举中人，不能说他的势利是由科举制度造成的，他的势利是由整个社会的势利之风造成的，又显现着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势利之风，只不过这个胸无城府的小市侩把人性的这种弱点表现得没有讳饰、更加赤裸裸罢了。
这是一种人性被扭曲的普遍现象，不仅清代有，以前也有，最早的一个写得很成功的典型是苏秦的嫂子，苏秦是春秋战国时代人，是个知识分子，纵横家，口才很好。他发达前和哥哥嫂子住在一起，哥哥嫂子百般欺凌、鄙视他，容不下他。后来苏秦游六国，拜六国相印，衣锦返乡，这时他哥哥嫂子到好远的地方去迎接他，他嫂子要跪下来迎接他，苏秦就说，嫂子为什么前倨而后恭呢。嫂子倒是说得直白：“季子位高金多也。”说苏秦的地位很高，金钱很多，还是归结到权和钱。这是在《史记》中有记载的，见于卷69，塑造了女子中的势利者，成为历代舞台上鞭笞的势利眼的典型。
中国封建社会历代都有势利眼。跟科举没关系的也一样有，外国照样有，大家看俄国契柯夫的《变色龙》，写一个警官处理狗咬伤人的事，很短的时间内，警官的脸色是变了又变，先要惩罚狗主人，一听说狗的主人是一个将军，就说狗是好的，被咬的工人是自讨苦吃。又听说狗的主人不是将军，就说狗太坏了，伤了人，要赔偿。后来又听说狗虽然不是将军的，但是将军的哥哥的，他又说狗是好的，工人被咬伤是自己不注意。为什么警官总是“变”啊？就是狗主人的势和利。这是俄罗斯文学中描写的。
胡屠户既是势利的典型，又是滑稽的典型。吴敬梓不是仅仅为了揭示科举制度，揭示科举制度不需要写胡屠户，胡屠户是小市侩，他接触社会的各个层面，县里的人他也接触，在他眼里，县里的乡绅就是“皇帝”。这样的小市侩、小商人很有特色，他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城府，不会遮饰掩饰，知识分子不同，有些文化，对自己的缺点要遮遮掩掩，不是很直露。胡屠户没有多少城府，可以赤裸裸地、淋漓尽致地把人性的弱点、势利表现出来，所以成了一个很滑稽的人物，是中国文学史上写得最好的一个滑稽形象。
不是范进的中举造成胡屠户的势利，而是胡屠户所表现的社会势利之风逼得范进中举而发疯。范进中举为什么发疯？背后有巨大的势利社会的压力，不中举就被人踩在脚底下，这巨大的反差才造成中举后那么大的刺激，发疯了。
这种人性异化的现象，不仅封建社会有，在其他资本主义时代、后资本主义时代也有，在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前，在存在等级、存在贫富、存在权势的时候，作为客观现实的反映，都难免产生势利的精神现象。人是人类社会的自觉主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将来理想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一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那就是不受势利的支配，不受利益的驱动，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的发展，这是新的社会形态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了相似的话，将来的理想社会应该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他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前提。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类似的话至少有三次，有人问恩格斯，如果用一句话来讲，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什么。恩格斯回答的还是这句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共建党80周年时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目标，这目标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人”。一切看是否对“人”的生存、发展有利，是否将人向着人之为人的普遍性提升，是否向着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前进。2003年我们正式把“以人为本”提升为治国理念，这是很大的提升。
我们也要以这样的目标和标准来衡量古今的文学，包括《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对人的精神现象作深刻解剖，竭力批判一些使人变成非人的否定性精神现象，同时又努力探索如何把人“解放成为人”（马克思语）。《儒林外史》在这方面做了多方面的、可贵的探索，吴敬梓写了很多肯定性的精神现象。
四、肯定性精神现象解读
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时是不知不觉的通过人的潜意识起作用，在强调批判、“破”的时代，对古代文学的价值，首先注重它们的批判内容，连《三国演义》那样史诗式的塑造了一系列正面典型的巨著——像刘关张、诸葛亮等——也首先要讲它对统治者的批判，何况《儒林外史》，更被片面地看成“儒林丑史”，说是专门揭露知识分子的丑陋和阴暗面的。其实这是不客观的。
《儒林外史》以如何对待功名富贵为中心，建构起褒贬对比的深层结构框架，否定性人物和精神现象与肯定性人物和精神现象分居于对比结构的两侧，形成鲜明的对照，一边批判否定性精神现象，一边探索如何摆脱、如何超越，精神如何解放，精神如何安顿。因此描绘了一系列肯定性人物的活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奇人、名士，杜少卿是代表；一类是贤人、真儒，虞博士是代表。下面分别讲。
（一）精神解放，路在何方？——奇人、狂人的精神解放倾向
社会的世风是这样势利，世态炎凉，马二代表的道路是完全跟着统治者的利益驱动走，产生了像周进、范进那样的精神扭曲，像匡超人那样的精神堕落，但也有些“出奇”者对这种恶劣的世风嫉恶如仇，非常痛恨，“激而为怒”，产生逆反心理、叛逆情绪，故意对着干，反其道而行之，这是重要的精神现象。
杜少卿可以说是一个奇者，对势利的现象极为愤怒，痛心疾首，由疾而怒。不知道大家读《儒林外史》注意到杜少卿没有，我在这里简单提几点杜少卿的奇和狂。
第一，对贵、势的态度。
杜少卿鄙弃科举求贵做官这条“正路”，他自己是秀才，一提到县里的秀才，他就骂他们是奴才。有个叫臧荼的，像马二一样，跑来对他说举业可以做官。但杜少卿根本看不起这样的人，嬉笑怒骂地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马二之类的人把受朝廷“征辟”去做官视为无上荣宠，杜少卿却冒着欺君之罪，装病辞去朝廷的征辟，然后索性连秀才资格都扔掉了，再也不参加科举的所有考试，挣脱了名缰利锁，精神得到了解放。
第二，对富、利的态度。
杜少卿对钱财持超脱的潇洒态度，谁向他求助要钱，“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父亲去世后没多久就把一万银子家私挥撒殆尽。古今都有人訾议杜少卿接济人时贤否不明，其实那些人或贤或否哪里是杜少卿所屑于一顾的呢？胡屠户之流势利者把钱财看得重于泰山，而杜少卿激而为怒，故意把钱财视如粪土，谁要谁拿走就是了，何须考察贤还是不贤。这是激而为怒，下面会讲到这一点的局限性。
第三，待人方面杜少卿一反势利眼。
县太爷是“父母官”，又直接管秀才。县太爷在位的时候传话给杜少卿，想见见他。这是势利者巴不得的好事，可杜少卿偏偏不去。不久，这位县太爷出事了，被“双规”了，后来被赶出衙门没地方住。杜少卿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去把下台后没人理睬的前县太爷接到自己府上，待为上宾。人家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当县太爷有权势时我去见他，就有巴结之嫌，现在他落拓了，弱势了，我就应当照顾他——这跟胡屠户之类的势利眼“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恰好相反，反其道而行之。他待人平等，不要人称他“老爷”，他对家里的老仆人娄老爹特别好，娄老爹生病了，杜少卿亲自照顾老爹，早晚请安，家仆王胡子很不能理解说：“我家这位少爷（指杜少卿）也“出奇”（注意：“奇”），一个娄老爹，不过是太老爷的门客罢了，他既害了病，不过送他几两银子，打发他回去，为什么养在家里当做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服侍？”这就是杜少卿的为人，跟势利反其道。
第四，对自由的态度。
他辞征辟的理由是“麋鹿之性，草野惯了”，麋鹿就是四不像，这是说自己像“四不像”那样自由自在惯了，执意不受朝廷的笼头，不受牢笼，辞掉以后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后半句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前半句“逍遥自在”表现了一种不为外物所囿的超拔情怀，一种以主体为本体的人生境界。他在一定程度上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解放，他乐于在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中体验自己的真实生命。他妻子问他为什么要装病辞征辟，他说：“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从摆脱利益驱动、追求人的自由发展的角度，才能充分理解杜少卿形象的积极意义。
第五，“奇人”、“狂人”谱系。
这些奇人、狂人不是偶然的、单个的，而是有一个谱系、系列的，在《儒林外史》里就有市井四奇人，还有沈琼枝也是女奇人，杜少卿辞掉征辟以后，和妻子一起游览姚园，作品里这样写“竟携着娘子的手”，大笑着，情驰神纵惊世骇俗地走了一里多路，“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为什么这样呢？我记得五四时代有个女作家冯沅君，笔名叫涂女士，后来是山东大学很有名的教授。五四时代她作为一个解放女性和她的丈夫一起在街上走——还没手牵手呢，结果好多人看啊，当作一件奇怪的事，这是五四后的事情。再前一百年，杜少卿的时候，他居然携着妻子的手走了一里多路，一边走一边笑，他的举动在当时是向世俗的挑战，冒渎了庸众的“体统”，悖离了“从来如此”的生活方式，“竟”敢如此？就是敢如此！所以他不被世俗所理解，王胡子说他“出奇”。周围的庸众不理解他，在背后戳戳点点嘲笑他。同时代的《红楼梦》写贾宝玉也是这样，作者故意说他“富贵不知乐业”，“有时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都从庸众的不理解的视角和口气来叙述出主人公的“奇”、“狂”，表面看是贬斥，骨子里却是褒扬，是“反笔为颂”的笔法。
《儒林外史》写杜少卿也很狂，除了上面举的骂秀才为奴才，骂想做官的人“下流无耻极矣”之外，当人家议论为了富贵要找好风水迁祖宗坟墓时，他发作道：“那要迁坟的，就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都讲得很极端，很明显是“激而为怒”的怒气。从精神现象来分析，“狂”是强烈的不满在受压抑情况下的爆发形态，是一种喷射式宣泄。这种“狂人”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学艺术中有一系列，成了一个谱系。最早的魏晋竹林七贤阮籍、嵇康是有名的狂，吴敬梓、曹雪芹以他们自比，元代的画家倪瓒，明代徐渭徐文长、李贽李卓吾都是狂人，明代还有些不是太狂但是很风流的像唐伯虎等“吴中四才子”，清代郑板桥等等，一直到五四时期，鲁迅还把标志着新文学诞生的小说称为《狂人日记》，仍然以“狂”作为突出特征。
这些奇人、狂人，都可以说是“初醒者”，“先醒者”，有点“先醒意识”，不是沉迷者、陷溺者。鲁迅曾经有个很好的比喻——关在铁屋子里刚刚醒来无路可走。这些“先醒者”有些共同特点：1、他们以特有的敏感，感受到黑暗、不合理、丑恶，众人皆睡我独醒，醒来不知路在何方，横冲直撞。与社会、与主流相抵触、相对立，所以总是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同时他们又与传统、与习俗相抵牾、对抗，所以总不被理解，被世俗不容。2、他们以一种全新的自我夸张来确认自己的地位，所以难免偏激，走极端，犹如血气方刚的青年，有冲击力，为冲决罗网而狂吼长啸，但还来不及磨砺好思想的、物质的武器。3、他们还是浑沌不清晰的，模模糊糊地反对，打乱枪，该反对什么，敌人是谁都不清楚明晰。4、结局常是失败，是历史的悲剧，要不被扼杀，要不被消融，要不被同化。马克思也讲过历史上的很多第一次往往都是悲剧，第二次却是喜剧。初出现的东西，本身还不成熟，充当先行者呐喊几声，这些人在封建的暗夜里，就像零星的火种，亮一下，但很快又被黑暗吞噬。这些火种终将聚集起来成为一个火炬，指引前程。这是我们讲的肯定性精神现象的第一点。
下面讲第二点
（二）精神安顿，体系重要——贤人、真儒虞博士的精神安顿
这里主要分析贤人真儒的形象，时间有限，我们只讲虞博士。《儒林外史》塑造了一批贤人真儒，在作者眼中是正面人物，肯定性人物，还包括一些真名士，杜少卿就可以算是真名士，虞博士是贤人真儒。像杜少卿那样血气方刚，醒来之后不知路在何方，《儒林外史》在精神探索上不仅是呐喊，而且要寻找精神安顿，到底精神怎么安顿，通过一系列的形象作了探索，其中最突出的形象是虞博士。
虞博士是书中的第一人，有人说他是上上人物。我在读《儒林外史》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精神安顿——西方叫精神家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温饱问题解决以后，精神的问题更加突出，精神安顿就提到日程上来了。最近有些广播都在讲中国现在平均每年因精神问题而自杀成功的有25万人，自杀未遂的有几百万。过去看美国大片把精神现象强调到那个程度，觉得不太理解，我们现在逐渐体会到了精神问题是个大问题，所以心理疾患、心理医生、心理咨询都兴起了，但比起西方来还差远了。
精神要有地方安顿，特别是对老年人。中年人忙着事业，精神的问题还没有凸显，到老年一退休，精神安顿问题就突出了。我觉得精神安顿需要有个精神体系，2003年我就向有关领导建议，后来也发表了文章，叫“建立体系，安顿精神”。最近十六届六中全会有个决定，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体系”的问题。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管意识到没意识到，总要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要到哪里去？在茫茫宇宙、茫茫人海中，“我”在什么位置，需要有个体系、有个坐标，给自己找个定位，精神才有地方安顿。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各自都建起自己的体系，所以都有从中找到精神安顿的教徒。儒家也有自己的体系，儒家不是宗教，但也有某些准宗教的东西：最高主宰是“天”，人间要奉行“道”，“替天行道”。人性从体悟天性而来，天理良心是人性，“天人合一”是一种宇宙观。中国传统的“天”有两重性，伊斯兰教徒说真主啊，基督教徒说上帝啊，中国人说天啊，冥冥之中天知地知，天在冥冥之中主宰一切，无所不知的。天的一重是自然、自然界，一重是主宰，有知觉的，跟人相通的。人性之中有天性，能体悟到天性，变成自己的人性。人跟天本来是相通的，所以孔子说自己“五十知天命”，天命需要人去体察，孔子到五十才能体察到天命。天命还包含着宇宙人生的一种规律，也就是无法抗拒、无法回避的客观必然性，人在这种客观必然性前，既要顺应它，又不能完全消极无所作为。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不是要你消极地听天由命，而是要“尽人事听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是这个意思。
虞博士的为人处事、人生哲学、人生态度也就是这样的，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从14 岁就开始坐馆教书糊口，他也考童生、考秀才，到32岁——教了18年——没馆可坐了，他妻子就问怎么办，虞博士说不要紧，我自14岁出来坐馆，每年大约有三十两银子，假使那年正月里说定了，只得二十几两，我心里焦不足。到了四五月的时候，少不得又添两个学生，或是来看文章，又有几两银子来补足这个数。假使那年正月多加得几两银子，我心里很欢喜。好了，今年多一些了吧，偏偏家里遇到什么事情，把这几两银子用完了，可见有个一定，不必管它。
虞博士这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心态，有个批本说虞博士并不是貌为旷达，实体验到“道”。这个“道”就是乐天知命。乐天知命这种心态——现在很讲究心态——对待世间或喜或忧的事情能够旷达。虞博士的乐天知命是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基础的，是“天人合一”落实到心态上的一种表现，所以虞博士被评论为“天怀淡定”。我们现在说胸怀宽广，说胸怀淡定就可以了，为什么偏偏说“天怀淡定”，这是有讲究的，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落到心态实处。
在中国的传统宇宙观里边，包括人在内的整个宇宙是一整个有机的生命过程，人的生命是构成宇宙生命过程的一个有机部分，是天地生身为人，不是像西方讲的上帝造人。人跟天应当是契合、谐调、融通、一致的，从最终意义上说，人的自我实现就是人和天完全合一的实现，孔子五十知天命就是在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沟通天和人中间的桥梁是什么呢，是诚。心诚则灵。现在讲“诚信”一般都偏于信用，其实根本是诚，诚信连用，诚是内在的，是信的内在基础，信是诚的外在表现。心要诚，必然就会讲信用，诚信中忽略了诚、偏重于信的说法是片面的。诚，既是君子追求的道德境界，又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是虞博士的重要禀性。虞博士先在山东巡抚衙门做幕僚，这时候正好天子求贤，就像前面讲的“征辟”，要有人推荐。于是有个同僚劝他请巡抚推荐自己，这在古今的士人中是很常见的。虞博士认为求人举荐是没有品行，不愿意做。同僚又劝他，就算你不想做官，推荐上去以后，或者去见皇帝，很荣耀；或者你不去见皇帝，辞了官不做回来，也是你的高明。虞博士很严肃地说：这样一来要他推荐我，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这叫做什么呢？他还是不愿意做。
虞博士50岁时中了进士，别的年岁偏大的人都少报年龄，只有虞博士如实填写。他明知道填写50岁以后会因此得不到重用，但也在所不惜。结果真的没被重用，他被派到南京的国子监当教授。到了国子监，他的两个助手劝他做个生日，收它几份礼，好过春天。春天这么好，没钱怎么过呢，你做个生日，就有人给送礼了。当时这种风气很盛，到处都这样。虞博士回答我的生日是8月，这时怎么做啊。那个助手就说这个不要紧啊，你现在2月做了，8月再做一次嘛。虞博士说岂有此理，这就是笑话了。可见虞博士诚以待人，诚以律己，光明正大，绝不弄虚作假，耍乖作巧。
古代的人很推崇“孔颜乐处”，是讲什么境界呢？按照周敦颐的说法，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于贫者，独何心哉？”因为他心中有至高的“大”，也就是“道”，人生有这个大目标就会达到与道为一包罗万象的和谐，所谓“孔颜乐处”就是乐在处于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所带来的内心充实，尽管生活清贫，但内心是平静快乐的。这不是感性的愉悦，而是内心享有的精神上的和乐，物质上相对的困顿不足以影响这种高级享受，这已经是一种准宗教式的体验了——虽然清贫，但是在奉行自己的“道”。虞博士就是这样，他40来岁中举，50中进士。中举以前，虞博士也是过着乡村塾师的清苦日子，像周进那样。虞博士妻子有病，他无钱买药，每天只吃三顿白粥，他安贫乐道，心泰无不足，而安祥和乐，颇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的心态，跟周进完全不一样。虞博士深知自己处在什么位置，这个位置使自己的修身养性能够通达于天，达到这样的精神状态和修养功夫，这也是作者为超越世俗功名、超拔世人的灵魂而探求的一片精神家园。虞博士同样处于周进的境况，他怎么就能摆脱周进的那种精神状态，不像周进那么卑琐呢？这需要一种超拔的精神，把知识分子的精神超拔到一定高度。如果能像虞博士这样人格自足，就不会为了追求功名富贵而发疯而痛哭，就不会寡廉鲜耻。
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安贫乐道的世界观的框架里，虞博士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极高明道中庸”。在儒家思想中，中庸之道已经成为至高的人生准则。中庸之道也是虞博士性格的核心，他一方面既不像范进、周进那样热衷于功名富贵，受利益驱动，另一方面，他又不像杜少卿对科举制度和人物嫉恶如仇、恨得要命。他是持中的态度，不对功名富贵耿耿于怀，也始终不放弃举业，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都做。他不追慕做官，但也不拒绝做官，他以仕代农——做官代替种田，活着总得吃饭啊；欲而不贪——有欲望而不贪婪。他既不是追权谋利的禄蠹，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是个平凡人物，他只是襟怀冲淡，真实本色，做到儒道互补。
儒家要入世，道家讲超脱，这二者看起来是对立的，实际上是人生的两种需要，所以儒道互补是必然的，一个人要干事业、做事情，必须要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但是作为一个自然人，要求人相对独立和自由，要求超越社会的繁琐事务，以求得心态平衡。一般说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心态，失意的时候是道家心态，我过去也是这么认识的，现在我进一步觉得这不仅是得意失意的问题，这是人生的两个方面，人的精神两个方面的需要。人在世上总得做事，但也要有超越，能进得去也要能出得来，钻得太深而跳不出就像范进、周进那样了，要能跳出生活站在更高的地方俯瞰生活，这样才有余暇来品味美好的人生，这时才有艺术，才有好的作家作品。虞博士就做到了儒道互补，求得了心态的平衡、平和。
虞博士有一次看见一个农民跳水自杀，如果要写虞博士英雄行为的话，这是个好机会，可是没有。虞博士嘱咐船家去救人，把这个农民救起来以后问他为什么自杀，农民说我父亲死了，没钱下葬。虞博士悯其孝心，就资助他葬了父亲。面对这情况，如果是吝啬汉，一毛不拔，我救了你了，你自己走吧；如果是杜少卿，又会倾囊相助。虞博士都不是，他没有一毛不拔，也没有倾囊豪举，是量力行善，老老实实的告诉被救的农民说我这里有十二两银子，是坐馆的酬金，但是我不能都给你，我还要留作几个月的伙食费，家里生活开支，我送你四两银子，你回家买棺木下葬父亲。虞博士的作法很适中，无过无不及。后来人家问他姓名，他也如实回答，压根也没有施恩不望报做无名英雄的想法，一切都很自然，仿佛是性之所至，天性的流露，毫不留意，这种清醒冷静、天人合一、灵肉合一的中庸心态不重欲、不狂暴、不分裂、不惨厉，但也没有崇高的悲剧精神，缺乏冲破平衡宁静、发愤追求的内在动力，一切是平淡、平和的，连作者写虞博士的文笔也是平平淡淡的叙述。
中庸追求以自然的生命节律来控引人的欲望，追求自然、社会、个人三者和谐的状态。
虞博士也中举了，但反应和范进截然不同，他听到报喜后，很平静，和娘子商议拿几件衣服去当点钱，托邻居打发报喜的人。他没有像杜少卿那样不屑一顾，也没有欢喜得失去控制。遇到最可气的事情，他不动气；遇到最可喜的事情，他也不大喜。以理节情，用理智节制自己的情感，如同深澈明净的井水，没有波澜。要保持心理的平衡，就需要保持人际的和谐，要保持人和外在自然的和谐、人和内在身体情欲的内在和谐（也就是自我的和谐）。
从表征的文化精神说，虞博士的持中贵和，让人把心中的块垒搓碎揉平，自我节制，一切都消融在安宁的超越之中，保持情与理、灵与肉、身心与自然的中和、统一、稳定、和谐，这是好的一面；但也有缺陷，它缺乏内在的冲击力、爆破力和崇高感。达到了虞博士的境界，也就是达到了中庸所要求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极高明，有很深刻的认识，但表现出来却没有什么矫异之处，没有特别，它是寓高明于中庸之中。
虞博士没有奇功伟业，也没有特言异行，小说只是把他放在日常生活中间，以平实的笔调毫不张皇地叙述他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一派顺乎自然的安详气韵。但在他平凡的生活中却蕴含着不平凡的觉解，是修养到家了而不见修炼的痕迹，是汰尽了浮华归复到天然。所以有评论家说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要读书十年，养气十年。但可能年轻人会觉得这里老人气太多，缺乏刚气、锐气、猛气。所以，我觉得对虞博士体现的文化精神要一分为二的分析，有传统文化精神的优势优点，也有弱势弱点，并不是说传统的儒家的都是好的。
就像传统文化很复杂一样，作为传统文化的表征的虞博士也是比较复杂的，他既积淀着传统文化的优点，也有许多弱点，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不能简单否定，也不能盲目肯定。大体上可以这样说：虞博士的这种精神有利于矛盾的统一，而不利于矛盾的斗争；适于维护稳定发展，不适于激励竞争、拼搏；适于协调群体的和谐，不适于激发个体的奋进；适于保养身心康泰，不适于激扬刚猛精进。或者说，在推进社会变革、个体进取等方面，他缺少驱动作用，显得比较保守；而在抑制贪欲、促进和谐、讲求德性、平衡身心等方面，有可以汲取的合理因素。所以吴敬梓把他当作书中的“上上人物”，悬为一面镜子，来照射科举场上争名逐利的、尔虞我诈的人和现象，这个形象植根在传统文化土壤中，在传统社会中容易被体认，所以清代的评论家对虞博士评价都很高，但现在的人对他已经很生疏了，许多年轻人就看不懂他，甚至有一些评论家、专家认为《儒林外史》在讽刺批判虞博士，不相信有这种人存在，就好像否定封建社会里有正人君子、有清官一样。
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到的贤人真儒如虞博士等形象，是现在《儒林外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过去只重视批判性内容，对正面的、肯定性的现象缺乏研究，现在看《儒林外史》，我们应该扭转这种局面，我们的视界都不一样了，应该有新的觉解。
我讲两次《儒林外史》，暂告一个段落，不足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
主持人：今天李先生着重利益驱动之下的正负效应问题，讲了人在利益驱动中如何保持平衡心态、灵肉和谐，让我们反思在追名逐利过程中产生的人性扭曲和变形、心理失衡、精神堕落等诸多问题，在眼下这样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尤其是现在全民炒股的时候，我觉得很有借鉴意义。
李汉秋先生连续四届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对我国文化道德的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在文化道德建设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今天他给我们做了这样精细入微的解读，令我们获益匪浅，让我们对李先生表示感谢。
录音整理：程丽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