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余中先（《世界文学》主编）
演讲时间：2007年9月2日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先生，大家欢迎。
余先生在上次演讲中提到，法国文学在19世纪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 而20世纪的法国文学则又开辟出一个新天地，有自己新的高峰，新的特色。20世纪的法国社会虽不像19世纪那样经历了种种变革，但它目睹和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思想，也极大地影响着法国文学的创作。有请余先生演讲《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主要流向》。
主讲人：
各位大家好，上次我们讲的是18世纪的法国文学。我们再回顾一下18世纪的概念。法兰西文学从15、16世纪产生它的文学语言，到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跟封建王权一致的悲剧、诗歌成为高峰，到18世纪，在社会上有个革命，在思想上有个启蒙，文学上也有一种新的探索，现代意义上的各种文学形式，尤其是跟小说虚构有关的文类慢慢地形成了规模，以至于到19世纪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高峰。我们今天跳过高峰不讲，以后有机会再讲，大家对19世纪的作品可能了解得比较多。
法国文学在19世纪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要想超越它似乎是不可能的。而在一些法国文人的眼中，20世纪的法国文学完全可以开辟出一个新的天地。可以有自己新的高峰，自己新的特色。
讲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德国文学、英国文学都是非常辉煌的，但到了20世纪，可以说，欧洲其他国家曾经辉煌过的文学都相对沉寂了，但法国坚持了它的辉煌， 跟美国、中欧、拉美国家的辉煌文学共同形成了20世纪的高峰。
20世纪的法国社会虽不像19世纪那样经历了种种复辟与反复辟、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进步的变革，但它目睹和亲历了两次腥风血雨、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而战争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也极大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并且20世纪文学的交流更加紧密，有很多外国作家都生活在法国，在法国进行创作， 这个现象到现在还是存在的。
下面我要强调20世纪的文学特征，用几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就是——标新立异。
第一点，我们讲讲各大主要文学流派，这体现了法国人的创新精神。想办法在各种文学形式上进行实验，推出现代的东西，用现在的话说是，先有现代主义的作品，后有后现代的作品。
首先是后期象征主义，这是在19世纪就已经形成的。主要成就在诗歌和戏剧方面， 所追求的美学倾向是以一个物、一个意象来象征另一种意象，也就是说所有的事物都是可以用这个来象征另一个，用中国话来说是“赋比兴”。这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瓦莱里和克洛代尔。其影响蔓延到其他国家，比如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 还有一位值得一提，叫梅科林克，他的代表作是剧本《青鸟》，青鸟也是一种象征，象征着自由、幸福、想象力。这个剧本也翻译过来了。
接下来是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这两个派别的主要影响在诗歌方面，但也包括小说、戏剧、绘画、雕塑，甚至电影等，几乎各个艺术领域。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先有达达主义，那些人在巴黎说，诗歌写不下去了，应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写，不局限于现实而要超脱于现实，叫什么主义好呢？就翻字典，看到“达达”，好，就叫“达达主义”，其实“达达”这个词什么意思也没有，就是小孩说话的一个声音，也就是无理性、无意义的一个主义。后来，他们又借用了阿波利奈尔的一个词——超现实。
“超现实主义”这个词最早是由阿波利奈尔提出来的，这一运动的代表者有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其中阿拉贡和艾吕雅在中国介绍得比较多，主要是因为这两位曾经是法共。
说到20世纪法国的文学流派，绝对不能不提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它不仅是一场文学运动，还是一种思想革命。从精神基础上说，它多少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理论上，它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支柱，认为世界不完全是你看到的那种样子，还包括了眼睛没看到，但存在于意识深层的东西，是“非现实”、或叫“潜现实”、“潜意识”、“下意识”，他们玩出了很多概念。从创作上说，它一反传统习惯，倡导革新，甚至包括采用“自动写作法”之类的极端手法。
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们往往都多才多艺，在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方面都有杰作出现。有的人，比如让·科克托，本身就在多方面有所实践。
值得强调一下的是超现实主义的真正领袖——安德烈·布勒东（1896-1966）。布勒东曾经在军队的精神病中心医院工作，研究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从某种程度来说，梦幻比理性能更真实地反映世界。他在1919年创办《文学》杂志，与另一位诗人菲利普·苏波（1897-1990）合作写了无逻辑的诗歌《磁场》，据说这是第一部用自动写作法创作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最初，在1919年前后，布勒东与以查拉为代表的达达主义保持了合作关系，但达达主义的艺术是要摧毁一切，而超现实主义则要在摧毁的基础上创立新的超现实的艺术。于是在1922年，布勒东与查拉决裂，后来，他起草了《超现实主义宣言》，在宣言中，布勒东提出了超现实主义的定义，即追求“纯精神的自动反应，力图通过这种反应，以口头的、书面的或其他任何形式表达思维的实际功能。它不受任何理性的制约，也不考虑任何美学的和道德成见，只是这思维的记录”。大家由此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对布勒东的影响，都是要推翻原来的旧的秩序，苏联十月革命是推翻旧的社会秩序，他则是要通过艺术的形式推翻旧的思维秩序，也就是思想革命了。
20年代是超现实主义的兴盛时期，参加超现实主义的名人很多，如阿拉贡、艾吕雅、苏波、科克托、代斯诺斯、阿尔托等人，而他们的作品也很多。除了文学，还有绘画（包括毕加索、达利、米罗、恩斯特等人的绘画）、电影、戏剧等等。后来，布勒东和阿拉贡等人在1927年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但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布勒东等一些自由思想分子不久后被开除出共产党，而阿拉贡等亲苏联派人士则退出了超现实主义组织。到了30年代后期，由于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的不同，超现实主义内部矛盾重重，组织名存实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超现实主义活动更是处于停止状态。
从创作来看，诗歌是超现实主义者最拿手的体裁，这里自然有其理论和实践上的原因。由于超现实主义强调要在思维朦胧的状态下进行下意识的写作，也就是所谓的“自动写作”，所以小说之类的体裁很难适应这种写法，而本来就思维跳跃、意象自由的诗歌，则成了这些超现实主义诗人最爱的体裁。
超现实主义的作品比较难翻译，有的甚至是不可翻译的，比如说自动写作法，比如“凑句子”，就是几个朋友在一起，每个人都讲一个词，把这些词连起来成一句话，居然就有了“精美的尸体在……”这样的句子，从这里边能看出这些人的想法和意识，但具体组合在一块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当然我举的例子比较极端了，为的是说明这些东西难以理解，就算翻译过来，也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接下来说说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是流行于欧洲的主要哲学思潮，是对残酷、非理性现实的清醒认识，形成一种反抗或介入的世界观。文学方面的代表是让-保尔·萨特——中国人都知道的，还有加缪和波伏瓦。波伏瓦是萨特的爱人。这两个人的关系现在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但没有正式婚约，对外有一个宣言，大概是说在两人关系中各自都是自由的，于是就有了两人爱情关系之外的其他关系。
这里不多讲他们的私人关系，主要讲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
刚才讲了，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使人认识到这个世界的荒谬感，促人思考如何对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从哲学上，萨特提出了“介入”，就是说当自己认识到这个世界的荒谬时，就比这个世界更强，尽管从物质上、身体上自己受制于世界，但从认识意义上超过了世界。加缪作了另一种比方，就是《西西弗斯的神话》，上帝惩罚西西弗斯不断地推石头上山，尽管西西弗斯知道这个工作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但仍然去推，从这个动作本身来看，人是能认识到世界的无意义的，那么，人的认识和努力就是有意义的。
这是他们的思想，他们也写了很多作品。我给大家介绍一些。
萨特是20世纪法国文学和法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其标志性地位可与18世纪的伏尔泰和19世纪的雨果有一拼。不过，伏尔泰和雨果死后都进入了专为祖国的伟人们而设的先贤祠，而萨特却至今仍跟他的终生伴侣波伏瓦一起安息在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一隅，静静地享受了普通人的瞻仰。
让-保尔·萨特（1905-1980）出生在巴黎，一岁丧父，四岁时能试着读小说，七岁时已读过高乃依、拉伯雷、伏尔泰、雨果等人的作品。萨特后来考入了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文学哲学兼顾，既读笛卡尔、马克思、斯宾诺莎，也读卢梭、司汤达。他从真正进入哲学殿堂起，就没有把哲学和文学分开。无可争议的是，萨特确实把文学当作了哲学的一种载体，然而，从萨特的许多文学作品来看，很难分清那些成分属文学，哪些成分属哲学。
大学毕业，萨特准备当哲学教师，但第一次教师资格考试失败，第二年他再次参加考试，试题是《自由与偶然》，正中萨特下怀，因为这一课题正是萨特头脑中已初具规模的关于存在的哲学思想。最后，他考了全国第一名，比他小两岁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小姐考了第二名，这次考试使他们从相遇到相识，最后走到了一起，共同度过此后五十多年的岁月。当然，他们的两人关系中，偶然也有第三人出现，例如她的女学生奥尔佳·科萨基埃维茨，萨特甚至还把奥尔佳写进了小说，成了《自由之路》里的伊维琪。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萨特从虚无回到了存在。在自我意识“介入”外界存在的“境遇”下，短篇小说集《墙》在1937年出版了。在《墙》中,萨特写了西班牙战争期间几个被俘的反法西斯战士的故事:主人公表面坚强，实质上“放弃”，导致战友被捕,“所有这些逃避都被一堵墙挡住了去路。”就是说:不“介入”是不可能的。
萨特的成名作《恶心》是一部日记体哲理小说，表现了他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和思考。萨特说，作品的主人公“洛根丁就是我”。洛根丁无论到哪儿,做什么都觉得“恶心”,无道理,不可知，一切都很荒诞，于是只好想象自己去写作。只有想象，即把自己投射到未来之中,才能保证自己面对着的外界的实在性，才能克服自己的恐惧、迷惘、孤独。洛根丁之所以“恶心”,是因为事物一旦“出现”,便立刻成为“荒诞”的乌有。
在前线的日子,他不但开始写长篇小说《自由之路》,而且为日后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写下了许多随感。1940年，萨特被德军俘虏，后因眼疾并诈称文职人员而获释,与波伏瓦重逢。“战争使我懂得必须干预生活”。萨特体弱而且有眼疾,显然无法在前线冲锋陷阵，但他威力巨大的武器是文字:小说、剧本、随笔、哲学著作……正是在战争期间，萨特创作了《苍蝇》和《间隔》（或叫《禁闭》，剧中的三个人彼此无法交流，表达了“他人即地狱”的著名观点）两部存在主义的经典剧本。这两部剧演出来很枯燥，因为只有三个人，没有任何情节。另外，还有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
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体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世界是荒诞的，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但人可以通过自由选择的行动来使自己的存在获得意义。解放后，萨特创办了《现代》杂志，坚持“介入文学”的立场，对种种社会事件及时表态，成为了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被人称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同时，他的文学作品也一部接一部地出版：《死无葬身之地》、《恭敬的妓女》、《脏手》、《魔鬼与上帝》等等。
萨特的生活方式也成了一代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不结婚，不建立家庭，不加入党派、不理会强权……当然，也不接受诺贝尔奖。1964年10月，萨特听说自己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当即写信给瑞典皇家学院，婉言表示谢绝。不过，瑞典皇家学院仍然正式宣布了给萨特的授奖决定。萨特对此颇不以为然，当晚便宣布拒绝接受，他声明说：“我的行动并不是什么仓促的行动，我一向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
波伏瓦的名字是和萨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绝对不是因为夫贵妻荣，波伏瓦只是萨特的生活伴侣，两人并未结婚，也称不上是夫妻。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在文学和哲学的道路上他们志同道合，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中他们情趣相似，在私人生活中他们相敬如宾……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从小性格叛逆。1929年的教师资格考试，萨特考了全国第一，波伏瓦考了第二。机遇不是相爱的理由，但它让爱的理由得以呈现或存在：波伏瓦因名次排列而结识了萨特，后来也爱上了他。萨特也离不开波伏瓦，但他同时也喜欢别的女人，甚至喜欢同时有几个女人和他在一起；波伏瓦有一个俄国女学生叫奥尔佳·科萨基埃维茨，后来成了波伏瓦的朋友，同时也成了萨特的朋友。他们三人曾一度生活在一起，成为“三人帮”，虽然波伏瓦对奥尔佳有过妒忌，但这都不是一般人生活中的“三角”问题，而是因为奥尔佳作为一个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实存性而“使萨特彻底地乱了方寸”，不过，由于波伏瓦后来一度又看上了别人，这一段三角关系很快就结束。
整个30年代，波伏瓦在做哲学教师的同时，也从事写作。他和萨特所结识的知识界朋友，如加缪、格诺、波朗、莱里斯等，大多成了一代作家中的中坚。
波伏瓦1943年的处女作小说《女宾》写一段三人间的爱情生活，除了主人公的自杀之外，基本上是自传性故事。此后，她又有小说《他人的血》、《人总是要死的》等出版。剧本《白吃饭的嘴巴》宣扬了存在主义的哲理思想。晚年，波伏瓦出版了五大部回忆录，真挚详细地记录下了自己生活和思想发展的轨迹。
在波伏瓦的作品中，《一代名流》是现实成分最多、并且表现了广阔社会生活场景的一部。它展示了亨利、罗伯尔、安娜等知识分子在“冷战”的形势下进退维谷、左右受敌，在尔虞我诈的政治角逐中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的窘境。小说的中心事件是亨利跟罗伯尔的决裂，实在很像萨特跟加缪因《反抗者》而爆发的论战和绝交。可以说，小说《一代名流》为萨特与加缪的智性冲突留下了生动的记录。
如果从女性主义来看待波伏瓦，那么，《第二性》这部论著无疑是她分量最重、意义最深的作品，这本关于女性的社会生活的书，恰似一册百科全书，它从结婚、离婚、分娩、堕胎、卖淫等女人生活的各方面着手分析，论述了女人自古被男人压迫的命运，从理论上证明了两性之间根本上的不平等，提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让她变成的”的著名论断。波伏瓦在批判了千百年来传统社会对女性的种种偏见和陈规陋习的同时，也号召女性要自己起来赢得解放。由于《第二性》，波伏瓦被国际女性主义运动看成是领袖人物之一。
再来讲加缪，加缪的作品比前两位的都好读一点，语言更简洁流畅。
1957年，加缪因为其文学创作“以明澈的认真态度阐明我们同时代人的意识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来，他决定把自己所得奖金献给他的小学老师路易·热尔曼。
三年之后，加缪在一次车祸中不幸遇难，警方在汽车残骸中发现了一份长达144页的未完成小说手稿。加缪当时正在写一部题为《第一个男人》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小学教员贝尔纳。岁月又流逝了34个春秋。《第一个男人》在巴黎出版，读者终于发现，加缪对贝尔纳这个人物所倾注的满腔热诚正是对路易·热尔曼老师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
阿尔贝·加缪（1913-1960）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父亲死于一战的炮火，他随母亲在贫民区艰难度日，靠奖学金读完中学。加缪后来当了记者，写作散文和小说，力图用文字体现世界的荒诞以及人面对这一荒诞时采取的态度。
加缪个人在存在主义思想上最初和萨特是一样的，是一个阵营的，后来有了思想交锋，这个涉及到比较深的内容，简单说，就是萨特比较左一点，加缪看到共产主义思想里不对的地方，左靠中的立场。
他早期的散文集有《反与正》和《婚礼集》；小说杰作是《局外人》和《鼠疫》，而他的戏剧中佳作也不少，如《误会》、《正义者》《卡里古拉》等。他的论著《西西弗的神话》和《反抗者》也被人们看成是存在主义思潮的重要篇章。
《局外人》是加缪前期创作中最著名的代表，主人公莫里索是个对世界上的一切都觉得无所谓的人。他接到养老院关于他母亲病故的电报后，从容赶去，平静地参加了母亲的葬礼，然后他就继续自己无意义的日常生活，去游泳，遇到女同事后又一起去看电影，随之又共度良宵。后来邻居雷蒙在海滩上被人打伤，莫里索则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莫名其妙地发作，用雷蒙的手枪打死了一个阿拉伯人。法官们根据他出席母亲葬礼没有流泪，服丧期内还寻欢作乐等事实，认定他毫无人性，判了他死刑，而他则对死亡也觉得无所谓。莫里索对一切抱定无所谓的态度，使得一切传统价值在他的沉默面前崩溃，他的无所谓使人们认识到人生的荒诞。
《局外人》的语言非常简单，比如开头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接到养老院的电报：母亡，速奔丧。于是我就去了。”大家能通过这样的语言很快体验到作家的内心状态。
如果说，在《局外人》中，加缪更多地是揭示了这个世界本身以及人存在于此的荒谬的话，那么，在《鼠疫》中，他要体现的却是人面对荒谬的现实应该选择反抗。奥兰城一度鼠疫横行，死伤了很多人，整个城市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普遍恐惧和极度焦虑中，以医生里厄为代表的抗争者志愿成立了防疫队伍，救死扶伤，尽管他们中有人患上了瘟疫而身亡，但最后还是迎来了胜利。里厄是集体人道主义的代表，他的反抗比西西弗的推石上山更有积极的人生意义。
相信中国人读到《鼠疫》时，会很自然地想到2003年的北京，想到人们在与SARS的斗争中付出的那一份努力。
萨特所说的“介入”，加缪所说的“抗争”，都有积极的意义和深刻的哲理在其中的，任何思想意识的人、任何党派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这里讲的是存在主义的主要的几个作家。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几个名气不是很大的、围绕他们周围的作家，我们就不多介绍了。
二战后，50年代，世界进入冷战时期，作家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分成了左派作家和右派作家两个阵营。法国作家对于文学怎么反映社会的问题几乎不做讨论了，非常简单——社会是社会，文学是文学。文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介入社会， 但介入方式各不相同。大家更关注作品了，从“写什么”转到“怎么写”，写的肯定是现实，但是，是“我”眼中的现实。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都有这种倾向。
下面讲讲戏剧中的荒诞派。荒诞派戏剧的代表基本只有两个人：贝克特和尤内斯库。他俩都不是法国人，前者是爱尔兰人，后者是罗马尼亚人。
1953年，有一出十分怪诞的戏剧在巴黎的巴比伦剧场上演，欣赏者和反对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那场面虽然比不上一百多年前雨果剧作《艾尔纳尼》引起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论战那样激烈，却也在观众和评论家中间引起轰动。这就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出乎一般人预料的是，《等待戈多》竟然赢得了挑剔而又猎奇的巴黎观众，连演了三百多场。以至于人们在街头、地铁、咖啡馆、办公室，到处都谈论这出戏剧，甚至当人们打招呼时问：“你在干吗？”有人竟然回答：“我在等待戈多。”
萨缪尔·贝克特(1906-1989)生于都柏林，从青少年起就开始写作，先有论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论文，后又写小说、诗歌，如长篇小说《莫尔菲》、《瓦特》，后来，贝克特改由法文写作。法文是他自小学得最好的语言，他自己这样说：“我喜欢用法文写作，这同用英文写作的感觉完全不同，它更使我激动。”小说三部曲《莫洛依》、《马龙之死》和《无名的人》上承乔伊斯、普鲁斯特意识流小说的风气，下启法国新小说派的形式革新实践，在小说史上应占有重要一席。
贝克特对文学的贡献主要还在他的荒诞剧。《等待戈多》没有什么像样的剧情，舞台上只有一条路，一棵光秃秃的没有叶子的树，一片荒原。主人公弗拉第米尔（狄狄）和埃斯特拉贡（戈戈）就在荒路上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但到底谁是戈多，跟他们相约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见面，连他们俩自己也闹不清楚。他们俩苦苦地等待着，为了排解莫名其妙的等待所带来的烦躁心态，便前言不搭后语地谈着话，并有事没事地做出一些无聊的动作，以此打发着时间。戈多没有等来，却来了一个叫波佐的和一个叫幸运儿的人，波佐用绳子牵着幸运儿，并挥舞鞭子威胁他。幸运儿屡次宣布戈多一定会来，但是直到第一幕的最后，主人公们还是没有见到戈多，只见到一个孩子，自称是戈多的使者，他说戈多今天来不了了，但明天一定来。第二幕跟第一幕几乎一样，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背景，同样的人物，只是波佐瞎了，幸运儿聋了，同样是那个孩子来宣布，说戈多今天来不了了，但明天一定来。
一般的评论认为，《等待戈多》的主题是“等待”，但这戈多是谁，为什么要等他，世人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好像也演过，孟京辉他们做的，把《等待戈多》和契诃夫的《三姐妹》融在一起，就是“三姐妹等待戈多”，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再演了。1958年《等待戈多》在美国上演时，导演曾问作者戈多到底代表什么，贝克特说：“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许多评论家认为，贝克特在剧中所揭示的世界是荒诞的、残酷的、不可思议的，而在这个荒诞的、残酷的、不可思议的世界中，人的处境是尴尬的，人的寻求和期待是无望的。戈多应是人们正在等待的某种希望，但这种希望老是不来，或者说，老是答应要到明天才来……于是希望也渐渐变成了无望。
其实，对《等待戈多》中的主题，一般的西方人都有他们个人切实的体会和领悟。据说，有一次《等待戈多》在一个监狱（或是疯人院）中演出，囚徒们（疯子们）看得如痴如醉，他们是不是在剧中看出了那种生不生，死不死，依稀有希望，朦胧又无望的人生前途呢？他们是不是领悟到了“戈多今天来不了了，但明天一定来”这句话的永恒意义了呢？
我后来把这个剧从法文译了一下。贝克特用英文改写了《等待戈多》，所以有两个版本，据我所知，国内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施咸荣先生的，一个是我的。
《等待戈多》成功之后，贝克特在“荒诞之路”上的挺进一发而不可收。他似乎觉得《等待戈多》还是太容易被人理解，下一步他要走得更离奇，反正要让观众“过不了五分钟就离开座位”，剧本《结局》、《最后一盘录音带》、《啊！美好的日子》等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比《等待戈多》更加荒诞。1969年，贝克特被瑞典皇家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授奖演讲词还说，他的剧 “具有希腊悲剧的净化作用”。这算是西方文学界对贝克特的正式承认。
有很多人（比如说萨特）都用戏剧的形式表现荒诞但他们的作品从人物语言、人物性格上说是理性的，所以观众比较容易接受。但荒诞派呢？是以非理性的形式体现非理性的内容，不同于萨特他们的哲理剧用理性的语言、风格来体现非理性的、荒诞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荒诞派更符合内容和形式的一致。
再说尤内斯库。尤内斯库被公认为荒诞派戏剧的创始者之一。他的作品和思想一直对西方的文化生活有着影响，他那种幽默与绝望、胡说八道与无法言喻的深刻之间的反常混合，对许多当代剧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如英国的斯托帕特、西班牙的阿拉巴尔、美国的阿尔比等。尤内斯库的代表作是《椅子》，有两个主人公在舞台上一边摆一把一把的椅子，一边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体现什么呢？我理解是体现物对人的排斥。还有《犀牛》，说一个人变成了犀牛，在大街上狂奔，你如果不变成犀牛，就会被撞死，于是大家都变成犀牛了，都服从某种很怪的价值观（思想）。最后有一个人死命地抗争，不愿意变成犀牛，但他的皮肤已经开始硬化了。这个剧本国内上演过，很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关于人性的异化，但每个观众或读者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接下来讲讲新小说，代表作家有阿兰·罗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198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后一个拿诺贝尔奖的真正意义上的法国人，就是他了），娜塔丽·萨罗特，米歇尔·布托尔。中间两个人已经去世了，罗伯-格里耶有八十多了，布托尔大概也八十岁了。这些人对小说进行的改革大致是怎么回事呢？
新小说作为一种创新的文学实验，早在三十年代就已出现在了娜·萨罗特的笔下，只是到五十年代，它才形成了一个颇有名气的文学流派。
一般认为，新小说有四大干将：阿兰·罗伯-格里耶，他最有名的作品是《橡皮》、《窥视者》、《嫉妒》等。比如《嫉妒》，“嫉妒”这个词是双关语，在法语中是百叶窗，可以通过转页偷看别人。主人公的女人在跟别人说话，他就在偷看，产生心情上的一种嫉妒，语言上有很多视角的变化，她怎么怎么，我怎么怎么，没什么像样的故事，有兴趣的话能读下去，没兴趣就读不下去了。
娜塔丽·萨罗特，其名作为《金果》、《天象仪》等，克洛德·西蒙以《佛兰德公路》、《植物园》出名，米歇尔·布托尔的代表作为《变》。这些小说得到了批评家、理论家的高度重视。名气稍稍小一些的还有罗贝尔·潘热、克洛德·莫里亚克，而名气较大的贝克特、杜拉斯则被认为是外围作家。当时，这些作家分别创作出一大批跟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传统写实小说风格迥异的小说，而且这些作品大多在热罗姆·兰东任经理的午夜出版社出版，被人们称为“新小说”。
需要指出，一方面，这些新小说作家在反传统、追求小说艺术革新方面是态度一致的，其理论主要体现在萨罗特的《怀疑的时代》、罗伯-格里耶的《未来小说的道路》等作品中。新小说派的批评矛头指向巴尔扎克，但他们并不是要否定巴尔扎克的小说，只是认为，像巴尔扎克那样，在小说中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反映现实，描绘世界、感动读者的写法已经不是新的小说家应该做的事，小说应该从人物中解放出来，更独特地记录世界和现实，更艺术地表现感觉和内心，更科学地再现客体。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写作上，这些作家又各有各的手法，可谓各有千秋，很难找到共同的特点。简单地概括，罗伯-格里耶比较强调对物描写的非主观性；萨罗特擅长于人物内心意识的对话；西蒙则以画家般的想象，把画面融入时间的流动中。从这一方面来说，“新小说”似乎又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不过，从总体上说，他们往往采用时空颠倒、现实与回忆交叉、细节繁杂、大量内心独白等手法，对传统的小说写作法作了很多的创新，在小说的形式和技巧上确实带来了一场革命。
新小说的主要作品大都发表在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已经不多，它在文坛上掀起的风潮此时也渐渐趋于平静。等到八十年代，西蒙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5），这标志着新小说已经得到了西方学院派批评的认可，成为了文学史中的经典。目前，午夜出版社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艾什诺兹、图森等，正继承着新小说派的理论主张，分别以各自独特的创作，发表着一批又一批新面貌的“新”小说，被一些批评家认为是新一代的新小说家。可见，新小说的精神不死，只是那些富有新小说创新精神的作品，已经不能再冠以新小说之名了。
（中场休息）
刚才讲了主要的文学流派，应该说，法国在文学上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你能找到任何倾向的文学，比如托洛茨基派也有其作者，鼓吹毛泽东思想的文学作品也有，各种书店里可以找到从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作家立场等角度的作品，甚至包括色情类的、同性恋的，符合各种各样读者的口味。20世纪除了革新和标新立异的以外，还有大量继续按照写实的现实主义来写作的作家，用传统的方法在讲精彩的故事，描绘有性格的人物。有些作家很难归到什么流派，但我们也要提一下，比如法朗士（拿过诺贝尔奖的）、马丁·杜加尔、罗曼·罗兰（也拿过）、纪德（也拿过）、普鲁斯特。还有塞利纳，他在法国的地位很高，但是做人不地道，二战期间跟德国合作有卖国行为，有点像周作人。如果有时间，女作家尤瑟纳尔也可以讲讲，她也非常有名，是法兰西学士院300年历史上第一个女作家。杜拉斯，中国人比较熟悉。萨冈，现在的小资们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如果问谁是法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那么，肯定有不少人回答：“马塞尔·普鲁斯特。”普鲁斯特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一部集毕生精力，呕心沥血写成了巨著《追忆逝水年华》。我个人认为这部作品是法国整个文学史上最精到的一部，为什么呢？第一，它的部头大；第二，它的语言很深刻，是非常好的法语；第三，反映的社会面很广，虽然描写的主要是通过巴黎的贵族阶级和上流社会的生活。这部书多少有些像是中国曹雪芹的《红楼梦》。
如果问一个作家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大家都会说莎士比亚代表英国，歌德代表德国，西班牙数塞万提斯，意大利数但丁，但法国没有人能代表，雨果只能代表法国十九世纪，普鲁斯特能代表二十世纪，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遗憾的是，他的作品很难啃，相当于中国读者读《红楼梦》。如果翻译过来再读，更累，就好像法国读者读中国的《红楼梦》。虽然它有故事情节和人物，但讲得非常精细。
普鲁斯特（1871-1922）出生在巴黎的一个医生家庭，自小体弱多病，尤其是伴随其终生的哮喘病，发作时痛苦之极。不过，他年轻时曾服过兵役，上过大学，并在图书馆当馆员。当时的普鲁斯特喜欢交际，常常光顾文化界名流和贵族世家的沙龙，是上层社会的“时髦少年”，这些活动，为他日后写作《追忆逝水年华》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普鲁斯特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创作， 1903到1905年，他的父母双双逝世，他的哮喘病也加重了，健康情况每况愈下，感觉器官变得异常敏感，经受不得丝毫的声响、异味和光亮。于是，他几乎整年整月地把自己关闭在阴暗无光的、用软木和毯子消了音的室内度过。就这样，在这种暗无天日的蜗居中，他用十五年时间写出了辉煌巨著《追忆逝水年华》。曹雪芹用来描述《红楼梦》成书过程的说法“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差不多同样适合于描述普鲁斯特《追忆》的写作。
《追忆逝水年华》直译为汉语应为《寻找失去的时间》，为多卷本的长河小说，分别由《斯万家那边》、《在如花少女身边》、《盖尔芒特家那边》、《所多玛和蛾摩拉》、《女囚》、《逃亡者或失踪的阿尔贝蒂娜》和《过去时光的重现》七部构成，由南京译林出版社推出。
前两年南京和上海各有一个译者，决定要独立把它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人翻译。上海的叫周克希，南京的叫徐和瑾。我和周克希先生交流过这部作品的翻译，据说周克希已经是“下马”了，译不下去。当然，开始的十个译者十种译法然后出版，前后也花了六七年的功夫。
小说以叙述者无意识的回忆为发端，通过一块小蛋糕吃到嘴里形成的味觉刺激，引起对童年时代生活的种种联想，并拉拉杂杂地带出近半个世纪中巴黎几大家族的生活场景，枝蔓重叠，延伸无穷。天气比较冷，一个中年人回到家中，因为他体弱多病，所以还受到妈妈的照顾。厨娘给他拿来了点心，似梦非梦的情况下尝了一口，放在嘴里倒没什么，但喝了一口茶以后，茶水和蛋糕混合形成一种特别的味觉感受。这刺激了他的灵感，忽然想起了小时候的情景。我们往往是见到图像或一张脸回忆起什么什么，他是通过味觉引起回忆，这是他小说的一个特点。
从内容上来说，这部小说细腻、具体地表现了没落的贵族世家和悠闲的资产者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状况，描绘这些饱食终日的凡夫俗子的日常起居，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对各种问题的考虑。从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上说，它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书中人物众多，有名有姓的据统计有上千人，为贵族、资产者、仆佣阶层，情节曲折复杂而且多重，往往围绕着主线又有几条副线展开，主线为叙述者对自己青春年华的怀念和追忆，副线则是插入其间的各种感想、议论、倒叙，以及离题的述说。情节的冲突比较淡化，可以说几乎没有剧烈的矛盾冲突，更谈不上情节的进展、高潮和结局，有的只是对人物的心理状态的细致刻画。小说的结构依照思绪想象的自由驰骋，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顺序可言，更多地按照视觉、味觉、嗅觉的引导，探询意识的流动，把过去时间中的一些意象和形象串联起来，由轻到重，从模糊到清晰，真正达到寻找逝去的时光的目的。
《追忆逝水年华》是一个有机整体，如作者自己所说，像一个宏伟的教堂。不过，普鲁斯特一开始并没有勾勒出教堂的全貌，而是逐步展开，把教堂分解为几个部分，独立地介绍给读者，让它慢慢呈现在读者面前，只有在读完全书后，大教堂的全貌才彻底展现无遗。普鲁斯特以其超人的语言艺术，不慌不忙地从容道来，娓娓动听地讲出了这大教堂的精妙所在，就如恰到好处的雕刻，一点儿都不露斧凿之痕。
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让大家对这部书有点印象，以后如果读的话，就会注意到这些。
讲到这里，提一下，20世纪法国的文学史上，多数作家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他们不在文学史的某个流派当中，但是他们的存在引起了几个现象：普鲁斯特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很好；纪德是一个，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已经出了纪德的文集，非常好的一个作家；法郎士老了一点，他讲社会正义，继承了左拉的传统；罗曼·罗兰在中国的介绍有个特点，主要是傅雷先生译了他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属于非常进步的文学。对这个作家我很矛盾，从理性上判断，他应该不是一流的大作家，在法国是一般般，他的作品比如“巨人传记”在法国可能找不到，但在中国很多书店都有，因为他的先进的革命的思想符合我国三四十年代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左派作家的需要。我小时候读了《约翰·克里斯多夫》，也觉得一个人就应该像约翰·克里斯多夫那样奋进，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投入到伟大的事业中去。当时，给了我很大的激励，但是后来读了更多的作品以后，这种感觉淡了，可能每个人都有一段慷慨激昂的年轻时光吧。罗曼·罗兰对中国人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他的文字被傅雷先生译得太好了。
除了这些进步的、正义的、反抗旧制度旧秩序的作家外，法国也有像塞利纳这样的极右派作家，鼓吹要接受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而根本不顾社会正义。塞利纳本身是个复杂的现象，他有一部作品叫《漫漫长夜漫游》，作品分四部分写四个地方的游览，从巴黎到非洲，再到美国，最后回到法国，讲到主人公见识的种种社会怪现象，文字也很漂亮。不过他在二战中有所谓的“四大罪行”，让其他作家很不齿。他的“罪行”第一是叛国，第二是当奸细出卖同胞，出卖游击队；第三接受纳粹德国的金钱；第四虐待儿童和动物。后来他自己辩白化解了这些指控。
我个人认为他的《漫漫长夜之旅》是在《追忆似水年华》以后排在二、三名的好作品，更难懂一点，里边有不少关于丑恶现象的描述，有点像《恶之花》的味道，而《追忆似水年华》是写得很优美的。
下面稍稍提一下圣琼·佩斯。他是诗人，来过中国，对中国文化有很浓的兴趣。法国二十世纪的作家里有很多人都来过中国，如克洛代尔、谢阁兰，他们的作品里往往能看出一些比如道家思想或中国传统神话的影响。圣琼·佩斯是典型的，他拿过诺贝尔奖。
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两个女作家吧。尤瑟纳尔是比较高雅的女作家，她的作品看不出女性的味道，完全是一个作家。她有同性恋的倾向，比较男子化。她后来被接纳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法兰西学士院人数不多不少，300年来永远是40个，死一个就补一个。现在还是一律都是老头子，因为补进去的时候都六七十岁了，过十几年死了，再换个老头。里边的人非常厉害，博学又深奥，戏剧家、小说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等文化精英。尤瑟纳尔是第一个被接纳的女性院士。
法兰西学士院也是考虑到法国的文化需要融合各种因素，所以接纳了女性，接纳了荒诞派人，就是尤内斯库，接纳了黑人，是塞内加尔的前总统桑戈尔，最近又接纳了华人，程抱一先生，他是48、49年留学法国，然后就留在那边了。还有最近的新小说家罗伯·格里耶。
尤瑟纳尔的作品大多借助古代题材，比如古罗马中世纪皇帝的生活，非常深奥。今天不多讲了。
杜拉斯在中国的名声实在太大了，大过了她应有的地位。这里头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恐怕是她的小说《情人》所透露的一点事实，即她第一个情人是个中国人。
获得龚古尔奖并常年畅销不已的小说《情人》，讲的是16岁的少女主人公在湄公河的渡轮上认识了一个富有的中国青年，开始了她的初恋。这个青年比她大12岁，疯狂地爱着她，但因青年的父亲的反对，不能娶她。而女孩的母亲则让她卖身，以便弄钱为自己的大儿子买毒品，于是，中国情人成了他们家交易的对象。小说语言通俗，富于异国情调，深受法国读者欢迎。据我所知，这本书在中国至少有6个译本。
其实，在1984年写出畅销小说《情人》之前，杜拉斯早就在法国文学界和电影界大有名气了。作为新小说的边缘作家，她已经写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如歌的行板》、《劳尔·V.斯坦的迷狂》等等小说，奠定了她先锋小说家的地位。而作为新浪潮电影家，她创作的电影有《广岛之恋》、《印度之歌》等，在电影界也相当有名。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生于越南，跟母亲在印度支那度过童年和少年，后来在巴黎上大学并工作，战争期间参加了秘密抵抗组织，与后来的总统密特朗是亲密战友。50年代开始，杜拉斯开始写作生涯，并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她的很多作品都有自传痕迹，早年写印度之那生活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是这样，后来被称为印度系列的《劳尔·V.斯坦的迷狂》、《副领事》等也是如此，而后来的《情人》、《痛苦》、《蓝眼睛黑头发》等则更被看作是自传性作品。从这些小说，当然还有后来别人写的回忆录和传记中，我们得知，当年，杜拉斯和她的丈夫及丈夫的朋友马斯科罗形成了某种“三人世界”，维持了一段罕见的友情和爱情。我们还得知，杜拉斯在生活中曾经迷途过，放纵过，杜拉斯的晚年基本上处在一种“酗酒、酒精中毒、戒毒治疗、复发”这样的循环中，最后还是死于酗酒引起的疾病。我们还得知，老年的杜拉斯，跟年仅27岁的雅恩产生了恋情，以此行动写下了她晚年爱情生活动人的一页。
再讲讲最后一个女作家萨冈，她代表了五十年代崛起的一代。
弗朗索瓦丝·萨冈（1935-2004）因为社会名流的特别地位，也因为少女时代的青春文学作品《你好，忧愁》，而在20世纪文坛上有着特殊地位。1954年，年仅十八岁的她，写出了小说《你好，忧愁》，一举夺得当年法国的“批评家奖”。
《你好，忧愁》的女主人公叫塞茜尔。塞茜尔生性浪漫不羁，跟同为浪荡子的父亲过着随心所欲的荒唐日子，不愿意把生活纳入到正规轨道。为此，他竭力阻挠鳏居多年的父亲雷蒙和其女友安娜的婚事。因为，安娜是一个生活正派、循规蹈矩的温顺女性，一旦让她进入了家庭生活，不仅雷蒙老爸得受她的管制，而且塞西尔的落拓不羁的生活方式也得改变，她得按照安娜的培养计划，去做一个乖乖女。于是，塞西尔跟自己刚认识的男友，以及父亲的一个旧相好爱尔莎，共同精心设计了一个诡计。诡计居然还得逞了，生性浪荡的雷蒙一度又冷落了安娜，而与更年轻、也更放荡的爱尔莎重续旧情。不过，塞茜尔料想不到，这一胡来最后导致了安娜精神恍惚，出了车祸，命丧悬崖……塞茜尔苦心经营的计谋，换来的却是她人生道路上初次品味到的忧愁和迷惘。
《你好，忧愁》因为准确地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心态，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共鸣，落拓少女塞茜尔的形象，几乎成了战后一代叛逆青年的代表。
在《你好，忧愁》之后，萨冈的创作再也没有抵达高峰，尽管她的《某种微笑》、《一月后，一年后》、《你喜欢勃拉姆斯吗？》、《狂乱》等作品接连出版，也在读者和批评界中赢得了不少好评，但她作品中那些衣食无忧的富裕阶层的男女，他们缠绵的爱情故事，颇为空虚孤寂、无聊的精神生活，大胆追求刺激的心理机制，还有他们为满足私欲而不惜冒险的放荡脾性，都得到了精彩、细腻、到位的再现。萨冈准确地捕捉了这种以“忧愁”为基调的无所事事的小资情绪，并且传神地表达出来，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巴黎的时髦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珍贵资料。
虽然萨冈作品的题材相对狭窄，但人物性格刻画生动，心理分析细腻，小资情调的人情味浓厚，而且笔致洒脱洗练，文字自然流畅，读起来令人愉悦。
萨冈本人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喜欢男人，喜欢赛马，喜欢飚车，喜欢酗酒，喜欢赌博……总之，她喜欢放荡。萨冈在写了四十多部作品的同时，也在文坛上留下了一些逸闻，跟电视台打官司啦，因车祸而受伤啦，因毒品问题受警察查询啦，连年不断。人们对她放荡的生活方式，如飙车、服用毒品、酗酒、赌博等，也颇多微词。但是，毕竟，萨冈以其细腻、激情和敏锐，挖掘了人类的心灵，从她的第一部作品起，她那简洁、有时看破红尘的文风就影响了一代人。
2004年她去世时，法国总统希拉克说，她的去世代表着一代人所爱好的文学形象过去了。
到了世纪末，非虚构又形成一种倾向，历史小说、传记、自传性作品（回忆录、自传体小说）曾引领时尚。这在70年代起形成了潮流，中国现在也大量出现这类作品，传记、历史小说等，电视屏幕上很多历史剧。随着萨特和加缪的去世，目前已经没有了所谓的文学大师，也没有了大的文学运动，但各类风格的作品，各种内容和形式的尝试始终层出不穷，保证了法国文学依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我给大家列几个主要作家：图尔尼埃，莫迪亚诺，勒克莱齐奥，吉尼亚尔，图森，埃什诺兹，乌艾尔贝克（又译维勒贝克），达里厄塞克。他们中有的现在仍然在创作，两三年出一部书。举个例子，玛丽·达里厄塞克写的《母猪女郎》，讲一个人怎么怎么变成了一只猪，生活就是另外一种样子，明显是卡夫卡的风格。
今天就讲这么多吧，下面我把有关幻灯图片放给大家看看。
主持人：余先生对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及流派之外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做了简约精到的介绍。像余先生介绍的这些流派，对80年代的文学爱好者尤其是文学写作者来说，耳熟能详，诸如后期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还有那些重要作家，如瓦雷里、克洛代尔、萨特、波伏瓦、加缪、贝克特、尤奈斯库、罗伯·格里耶、西蒙、普鲁斯特、纪德、尤瑟纳尔、杜拉斯，还有其他我们暂且称之为文学先进国家的各种流派及作家作品，等等，都在那个“新时期”蜂拥席卷而来。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几乎在短短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外部世界所以我们觉得可资模仿借鉴的流派、作家、作品。在一般人印象中，法国人是富于浪漫激情的。在小说写作上，也体现出法国人在艺术上大胆创新的标新立异精神。正如余先生所说，除了这些主要流派，一些小型的流派更是多：平民主义、一体主义、OULIPO、新理论批评、新寓言、新浪潮……由于这些作家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实验，法国文学始终走在世界文学的最前列。更为重要的是，在法国可以找到任何倾向的文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余先生讲到的两个细节使我生发出两点感触。
第一，在很多情形下，我们往往自觉不自觉，自然不自然地便处在各种各样的荒诞甚至荒谬之中。就拿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很多习以为常的事情，似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应该怎么做，但几乎所有人又都莫名其妙对其无能为力。比如我们的交通问题、教育问题、文化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存在。以交通为例，通过那四天的测试，北京人都感受到了交通的相对畅通，大气的环保指数提升。可四天一过，依然如故。也许到奥运会时才会再这样。可奥运会之后呢？城市是大家的，道路不是专给有车一族建设的。一个城市理想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安居乐业。可现在，北京在机动车300多万辆的基础上，每天仍以1000多辆的速度增加。稍微宽点的街道，路边上几乎全都辟成了停车带；居民小区里，凡有点儿地方够停一辆车的，便都被车挤满。骑车人、行人的空间被机动车鲸吞蚕食。每天我们要在交通拥堵中上下班，每天要在汽车尾气的污染中生存，没有办法吗？只有“等待戈多”！
第二，由余先生讲到对罗曼·罗兰的矛盾，我又想到其实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中，像这样被强势话语遮蔽的现象也很多。1988年知名学者陈思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到今天，快20年过去，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重写以及重写什么，还是个问题。随着大量新史料的挖掘，对文学史的重写，也越来越变为可操作的现实。仅举一个小例子，我最近看了一篇论文《“甲寅派”考辩》，通过对月刊、日刊、周刊三个时段《甲寅》的考证、辨析，提出应以“前甲寅派”、“后甲寅派”来对“甲寅派”进行重新诠释，因为以往在文学史中作为常识被确定下来并强化叙述的保守复古的“甲寅派”，只是“后甲寅派”的作为。而月刊、日刊时期的“甲寅派”是进步的。“它纵论时局，抨击国内政治，反对袁世凯的复辟、专制，鼓吹宪政、共和。”月刊历史时段的《甲寅》集结了当时中国最进步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多数人后来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声。《甲寅》月刊也正是被袁世凯查禁停。而日刊历史时段的《甲寅》，登载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文章成为重要特色。并与《新青年》互为呼应，并驾齐驱，开创了一代新风。因此，对前后两个“甲寅派”不加说明，而只把“后甲寅派”笼统当成唯一“甲寅派”的提法是错误的，当在文学史中予以纠正。文章也对文学史何以会以强势话语裁定“甲寅派”的反动，并被文学史长期共识做了分析，不仅从新诠释了《甲寅》，同时也呈现出章士钊的另一个历史侧面。从这个角度，恰恰可以很好说明，文学史太有重写的必要，而且已经明确该如何写，至少对“甲寅派”来说如此。
现在再来看“新时期”时段的文学写作，一方面，当通向世界文学的窗口打开以后，作家们好比一个饥饿的人面对一桌大餐，看到那么多新奇的好吃的，什么都想吃点儿，又恨不能把所有东西一口气吃光，这样难免会造成消化不良。历史地看，我们一方面要对中国作家艺术上的模仿、尝试、实验、创新做出积极的评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须学术地对我们那个时段文学创作上的缺憾，做出理性的分析与评价。这一样有助于繁荣我们的文学。
余先生最后讲到，世纪末的法国文坛，非虚构形成了一种倾向，历史小说、传记、自传性作品（回忆录、自传体小说）曾引领时尚。尽管目前已经没有了所谓的文学大师，也没有了大的文学运动，但各类风格的作品，各种内容和形式的尝试始终层出不穷，保证了法国文学依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不知是不是我们受了这种影响，现在的图书市场，也是这类非虚构图书好看好卖。至于文学的未来，还是让我们一起，“等待戈多”！
好，最后让我们向余先生表示感谢！今天演讲到此结束，下次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