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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演讲时间：2006年6月4日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先生，大家欢迎。
常有人喜欢做这样的历史假设：如果明朝末年没有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没有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而是任资本主义萌芽茁壮成长，那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一的资本主义的中华大帝国，哪还能轮得到英国人发动什么鸦片战争；再假设：如果在一般人早以习惯接受并认可的“康雍乾盛世”，中国主动打开国门，对外进行自由贸易，发展资本主义，即便与列强开战，也不见得就会输给刚刚崛起的大英帝国。然而，假设的历史没有实际意义，真实的历史却时常叫我们陷于沉重的反思。如果说中国已经错过了明末和清朝中叶发展现代文明的两次机会，到1840年，鸦片战争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不随己愿地遭遇到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坚船利炮的挑战。这次战争开端了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也使中国发展现代化的进程被严重滞后。面对外来强大文明的挑战，满清帝国及后来在民国时期，内忧外患不断，中国丧失了一次又一次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现代化之路也几乎成了一条“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下面欢迎雷颐先生为我们演讲《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
我想先讲一个题外话。刚才有位老太太说有时候买书是需要级别的。经历过这个阶段的人都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很多书是内部发行的，买书是要级别的，比如说北京的西绒线胡同，就有一个内部书店。我是搞历史的，我的历史观越来越发生变化，我认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历史是最重要的，买东西要票，包括买书，那时看电影还有内部的，要有级别的。当我写出来这些以后，很多年轻人不太相信：是吗？那时候不是很平等的么。我说不是的，那时很多享受尤其是文化艺术享受是分了很严格的级别的。搞古典文学研究的想看《金瓶梅》都看不到，都要通过一个当官的什么什么的才能看得到。但这段历史老百姓没有东西有记载，最近我总强调这个——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我们每个人尽量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哪怕不能发表，以后总有可能。我们现在说什么叫历史？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一个是有关那些事情的记载，我们通过什么去了解过去发生的事？就是通过记载。没有记载，对于后人来说，那段历史就等于没有发生。
我还是希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尽量能够写下自己当时的日常生活，这样也就是为历史保存一个真实的档案。我们的历史观就只有政治、英雄、斗争，老百姓怎么生活呢？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日常生活的历史，以后有机会我倒是愿意讲讲这个。今天当然不讲了。只是刚才这位老太太说的事给我一些触动。
下面开始讲今天的正题——被延误的现代化。我们谈的中国近代史，用英文就是modern history, modern 就是现代的意思，实际我们认为的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在我的演讲中，近代、现代是同义的。这个历程是从1840年开始的，也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很不顺利。我们知道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周边国家的文化能比中国的华夏文化更发达更优越，中国那时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跟更远的地方交往也不多，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宇宙观世界观是华夏中心主义，就是说中国是天下之中，天下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我们以中原为中心，四周的其他国家民族都称为狄、夷、蛮、戎，认为他们的文化都很落后。确实，周围的国家都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称之为儒家文化圈，不限定于中国，包括日本、朝鲜、越南，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体制叫宗藩体制，中国是宗主国，其他的都是中国的藩属国。他们每年要向中国进贡，中国也要还贡，中国一般来说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但是他们如果有请求，中国可以派兵。中国的君主叫皇帝——像朝鲜越南不能叫皇帝，只能叫国王，他们的国王得需要中国皇帝的册封，才具有合法性。
这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华夏中心观。就是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是最发达的，一切以中国为中心，其他的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国。
现在我们形容人很野蛮还说“食人生番”，番就是没有文化，有生番还有熟番，熟番也是番，但受中国文化影响已经很深了，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浅或没有受过影响的就是“生番”。
实际上，在康乾盛世的时候，尤其是乾隆年间，西欧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已经发生了，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当时中国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对世界上的变化毫无了解。这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急需扩张自己的商品市场。他们觉得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又那么多，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因此急于打开这个大门。所以在1792年，乾隆皇帝做八十大寿时，派了使臣马格尔尼到中国来给乾隆祝寿，肩负着英国国王的使命，想跟中国通商，不要仅限于广州的十三行。
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印象，我们还可以举个例子。闭关政策是禁止人们出海，也不让外国人来，但在广东、福建的沿海地区，不断有当地居民闯南洋谋生创业，那些人在清朝的观念中认为是天朝弃民。乾隆年间，印度尼西亚已经有很多华侨了，还是比较富有的。印尼当时被荷兰殖民，当地人、荷兰人和华侨之间有一种冲突，直到现在，印尼都经常有排华事件。乾隆年间也发生了一次大的排华事件，有好多华侨被杀了。慢慢消息传到两广总督那儿，就汇报乾隆，乾隆一句话，说这些人死得活该，天朝弃民，死有余辜。这可见当时的对外观念。
马格尔尼带了很多精心挑选的礼品献给乾隆，实际也是想炫耀他们已经很进步了，船来了之后，中国官员没有通商的观念，觉得你来给皇帝祝寿，就是向我进贡，你是远番，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哪儿，你主动来进贡，想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所以从广州开始，就在马格尔尼的船上就插上了一个大标牌：英吉利进贡船。马格尔尼一看这个，很不高兴，但想到见皇帝是他的主要目的，就忍住了，没提抗议。到天津后，进京了。这边乾隆也很高兴，有个英吉利主动的要来给我祝寿。当时翻译“英吉利”三个字都有口字边的，为什么要带口字边？这是带有歧视性的翻译，认为他们还是处于很野蛮的进化的过程中。
马格尔尼到北京之后，又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见皇帝？按照中国的规定，藩属国见皇帝都要下跪的，马格尔尼说按照我们英国是不能向外国皇帝下跪的。就为了这个礼仪争了很久，马格尔尼坚持不能下跪，最多像见英国国王那样行单膝礼。中国负责礼仪的大臣吓了一跳，说怎么能拉着皇帝的手亲嘴呢，这绝对不行。马格尔尼说那么可以这样，我给乾隆下跪，那边要放一个椅子，放英国国王的像，也就是对英国国王的像也下跪，这表示双方平等。但清朝的官员无法接受这个观念，说你是我的藩属国，我们天朝的官员怎么能给你这个藩属国国王下跪呢！所以就没有跪，实际就没有见乾隆。但是英国国王给乾隆皇帝的信还是翻译后送到了手上，后来马格尔尼被赶出北京，送给他们很多东西，说既然你们不愿当我的藩属，你们就离开，有一封信。信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说，我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互通有无。
英国想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就没有成功。等到乾隆去世之后，嘉庆即位了。都是十九世纪初了，英国还是想打开中国市场，又派了一个使臣带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见嘉庆皇帝要求通商，又碰到相同的问题。英国使臣还是坚持不下跪，中国有几个大臣就想立个大功，让英国人给中国皇帝下跪，他们就向嘉庆谎报说英国使臣同意下跪了。嘉庆很高兴，乾隆帝都没让英国人下跪，我能让英国人下跪。修了圆明园以后，皇帝大半时间住在圆明园。于是嘉庆说行，我在圆明园接见英国使臣。英国使臣住在通州，那几个中国大臣就想连夜把他们运到圆明园，趁着他们很疲惫，把他们摁在那儿下跪。结果到了以后，英国人很明白，绝不跪。中国大臣就慌了，后来使臣就想了一个方法骗嘉庆皇帝，说英国的主要使臣生病了不能见皇帝，就希望嘉庆不见了，取消了就完了。结果嘉庆说主使不在，副使在。那我就见副使。但副使还是不跪，大臣就骗说副使也生病了。嘉庆就明白了是自己的大臣在骗他，就很生气，把英国人赶走了，大臣也受到处分。也是说中国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互通有无，你们赶紧离开。
中国两次对外开放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
英国打开不了中国的大门，就使出了最恶毒的方法，用鸦片。通过走私让中国人吸鸦片成瘾，然后不得不进口，造成大量白银外流。鸦片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这段历史我就不说了，最后让林则徐去禁烟。
后来爆发了鸦片战争。英国用最不道德的方法，用鸦片加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看中国人对外的态度。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应该说中国只是吃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对于这么一个大国来说，只是开放了几个通商口岸。如果清政府能够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应该要有一个主动的变革行为，这样还能有广阔的空间。但是清政府没有认识到，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称林则徐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为什么这样讲？他的遭遇就很能说明当时的状况。林则徐开始禁烟的时候，他和英国人打交道，也看到英国的军舰很厉害，但中国人就有个传说，英国人膝盖都不会打弯，这个传说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那两个使臣不愿下跪，就有个说法了，说他们不是不愿下跪，是不能下跪。连林则徐都某种程度上接受这个说法，但他还是不相信膝盖不能打弯，他看了英国军队的装束以后，说不会弯曲是因为绑腿绑得太紧太长，所以不能打弯。他认为英国人上岸之后，不能跑跳，恐怕是打不过我们的，我们可以让他们上岸来打。
有人还给他提建议说要准备长竹竿，因为英国人膝盖不会打弯，等他快到跟前，用长竹竿一捅，就摔倒了，很难爬起来。
林则徐都这样认为，但是经过几次他就知道不是这样了。
再举个例子，清政府派过一个叫杨芳的将军，杨芳镇压苗民起义很厉害，那时清政府认为他是最会打仗的。派他到广州打这一仗。杨芳到广州一看觉得很奇怪，我们也有炮台，是固定在岸上的，英国的军舰是在水中，水中航行的时候比我们固定的炮台打得还要准。他就觉得英国人有个邪术。他说我们就要破这个邪术，只要我们破了邪术就成了。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最脏的东西能破邪术，于是他就下令征集马桶。打完以后，就知道这完全没有效果。
这两个事件说明当时的官员是怎样的认识——林则徐是最开明的官员了。经过鸦片战争就认识到，这个敌人不一般，跟我们传统的碰到那些不同，他们枪炮这么厉害，我们要了解他。于是他让他的好友魏源在澳门找一个华侨收集了各种外国的报纸，翻译一些书，介绍英法等国的状况，包括他们的武器。这本书开始叫《四洲志》。后来这本书又经过几年的加工，不断的丰富，变成了一本书叫《海国图志》，比较详细的介绍了当时外国的状况。
林则徐和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夷是对外国有鄙视性的称呼了。这是说要学习英国船坚炮利，来战胜他们。
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
《海国图志》这本书是为了启蒙中国人，但这本书一出，就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反感，因为那时中国只是遭遇了鸦片战争的失败，又没有被占领领土。从朝廷到一半的读书人还是认为英国是个很落后的国家，你把别人的枪炮介绍得那么厉害，你是灭我华夏的威风，是乱我中华，有卖国的嫌疑。所以这本书出来以后，林则徐和魏源都受到了排挤。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我觉得他的伟大就是能够看到这一点，哪怕只介绍了一点提出我们要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都很不容易。
在当时受到了排挤，这本书马上就传到日本去了，我们现在知道日本对外国的学习是如饥似渴，尤其从前他一直以中国为师，中国有一本新书，他们就要弄过去。这本书传到日本之后，通过书他们发现了还有比中国更厉害更发达的一种文明、一种国家。日本的读书人在几年之内把《海国图志》翻刻了二十几版，这本书在中国受到抵制，却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了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这点想想也是历史的一个悲剧，林则徐、魏源本来想借这本书来启蒙中国人，结果在自己国家却遭受了冷遇，却启发了日本人。日本走上强国之路后又不断的侵略中国。
我觉得这个悲剧很大程度上跟中国从上到下不接受林则徐的观念有关。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还有广阔的时间和空间，可惜这时的中国是被满洲贵族掌握。满族入关后，和被统治的汉族在人口上不成比例，所以他们一直很警惕汉族人，汉族人一直没掌握实权，哪怕有很多部门是满汉并立，但实际权力都在满族权贵手中。鸦片战争之后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这时的满族八旗军、绿营统统不行，没有战斗力，而是汉族的一些官僚地主组织了团练、湘军、淮军，才打败了太平军。湘军淮军开始的时候不属于国家正规军，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就逐渐掌握了一部分很大的权力了，地方的权力由他们掌握了。
太平天国造成了清政府政治权力构架的变化，权力开始下移了，移到以曾、左、李为代表的汉族的官僚地主手中。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他们感觉到洋枪洋炮确实厉害，用洋枪队镇压太平军。当时满族权贵中很多人都是很愚昧的，只有一个很开明，就是恭亲王奕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开明态度呢？是1856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咸丰皇帝逃走，让他负责对外的谈判，他在谈判过程中突然发现英法没有推翻清朝的意思，他们只是为了通商。奕昕觉得奇怪费了这么大力气打来，不是为了当皇帝，只是为了通商。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敌人是太平天国，可以联合英法。从清统治者的角度来说，这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使他们的统治又延长了几十年。联合英法的政策在当时虽然受到很多人抵制，但也正因为这个政策，曾、左、李开始联络外国人，组建了洋枪队。这个过程也很曲折，李鸿章一直想把洋枪队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所以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洋务运动”。
以这些汉族地主为代表的一批人提出造船造炮，遭到了激烈的反对，认为这个做法是以夷为师，乱了中华，甚至我中华文化就因此而败坏，就反对造枪炮。但洋务派因为有了大权，就开始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厂造船，每一次都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争论。比如说谈判，与外国人谈判需要翻译人才啊，就建立了同文馆，这也遇到很大阻力，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学，认为是很丢人的事。后来李鸿章、奕昕认为中国造船造炮还需要学习数理化的人才，当时叫声光电化，于是提出同文馆也要教学声光电化，这下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中国传统观念中，认为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学习声光电化的科学技术是形而下的，认为只有读孔孟之书走科举才是正途，所以很多人反对，很多人骂同文馆。朝廷没办法，就招了批穷人的子弟去读书，给很高的报酬。那时穷人家孩子为了生存就去了同文馆。
办洋务的过程中，他们觉得缺人才，就请了好多外国专家，又觉得还是不够。于是曾国藩李鸿章就提出要派留学生到外国去学习。当时容闳是很小时候跟一个外国传教士去了美国，得到了曾国藩的信任，容闳帮曾国藩到美国购买机器，后来提出派留学生。 恭亲王就同意了，没有恭亲王的支持，留学生也派不出去。但是没有人愿意出去，本来在同文馆学习就很丢人了，还要远离故乡到外国去，那就是背离祖国啊，大凡家里有点钱财的人都不愿把小孩送到那儿去。派遣留学生的任务就没法完成。后来有人说，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居民不是私自出海么，把名额安排到那，让地方官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地方官就挨家挨户动员一些穷人家，你们把孩子派到美国去，我们给你多少多少钱。
我们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修铁路的詹天佑，他是怎么出去的？他是广东香山人，家里比较穷，还不是特别穷，他的邻居在香港呆过一段时间，知道外国比较繁华。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跟詹天佑的父亲说，你应该派你的孩子去外国。詹天佑的父亲坚决不干说，我们家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啊，怎么能让孩子去那儿呢。但他们两家有娃娃亲，那个邻居说你只有把詹天佑送到外国去，我才把女儿嫁给你们家。没办法，詹天佑就出去了。
这说明中国”洋务运动”每一步都是很艰难的，每走一步都遇到巨大的阻力。
再比如严复，大家都知道，他的翻译作品《天演论》、《国富论》对中国思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怎么走上留学之路的呢？他是福州人，他父亲是一个中医，家境还可以，所以他一直要走读书考科举求功名的路，但是，他十四岁时，父亲突然去世，家庭情况一下子就败了下来。这时洋务派在福州办有福州船政学堂，他家人没办法，就把严复送到了学堂，因为洋务派为了吸引人，学堂免费提供吃住，还每月发多少的生活费。严复从船政学堂毕业之后，又被送到英国留学。
这些事情说明近代化是很艰难的，最难的是修铁路，1874年，日本就开始向台湾挑衅，有点想侵略台湾的意思。李鸿章办洋务，知道铁路很重要。他有一次到北京见到恭亲王，说要修铁路。恭亲王说是应该修铁路，但是阻力太大，我都不敢提这个事。李鸿章就建议他跟慈禧太后提。恭亲王就笑笑说其实太后也不敢做主。后来，这个事情就停下来了。但是，李鸿章已经开始有一定的权力，他逐渐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比如唐山挖煤，挖煤就要用铁路来运，他就悄悄的建了一段几十公里长的小铁路。他让一个英国工程师把一些废旧锅炉改成蒸汽机。当时遇到了全体人员的反对，从当地士绅到官吏到老百姓。因为这种事情被看成是破坏风水的，所以开始就没敢让蒸汽机跑，而是让骡子拉着几个车厢运着煤在铁轨上跑。
另外还有架电线，大家知道，中国近代一直被外国侵略，电线传输军事情报很重要，所以李鸿章谈判时常常说，我们谈判传递个消息要来回一个月半个多月，别人一瞬间就能完成，我们老处在被动地位，也应该架电线。这也遇到了巨大反对，很多人都有奏折，我现在不好引了，没有带来。
从反对修铁路到反对架电线，最重要的是还是因为这些东西是西方的。当时认为西方是君主和人民互相争利，他们以利为主，所以要修铁路。我们中国是皇上为天子，不和民争利，就不需要修铁路。慈禧太后都不敢同意，因为她知道反对的人太多。但洋务派悄悄的修了一点。直到19世纪末的时候，这时情况已经很紧急了，慈禧大概也觉得不修不行了，但她也不敢一下子下决定，于是让大臣们讨论应不应该修。争论了很长时间，半年后，还是主张修铁路的大臣占了大多数。从1874年李鸿章第一次提出要修铁路，到1898或1899年清政府正式同意修铁路，经过了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这20年在中国近代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是很重要的20年。
之所以后来慈禧同意修铁路，跟李鸿章他们在背后的运作有关系。那时慈禧最宠信的亲王是醇亲王奕譞，就是光绪皇帝的父亲。李鸿章他们通过种种活动让奕宣支持修铁路，他再去说服慈禧，这才达到了目的。
“洋务运动”办得很不顺利，阻力重重，但毕竟还是把大机器引进了中国，并且把学校办起来了，翻译很多西方的声光电化方面的书籍。在”洋务运动”过程中，修铁路或是办军工厂，需要有大量的金钱资助。清政府晚期的时候财政很困难，这就显出了李鸿章的政治才能了。修军工设施对清政府是有直接好处的，都遇到了这么大阻力，那如果想办一些民用的，比如生产一些纺织品或搞些运输，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清政府正面临着财政危机，有人就提出，那些修船之类的本来就不应该修，既然现在没钱，就应该停掉。但是，洋务派此时已经有一定力量了，并且在几十年中也让人们感到没有这些东西确实是不行的。慈禧很为难，是停掉还是不停，也让大臣讨论。李鸿章就借着这个机会说，主张停掉的理由是说没钱，既然没钱，我们就要想办法生钱。怎么生钱？光生产枪炮不行，要办民用企业，生产消费品让人们去买。他就借着顽固派的观点，把”洋务运动”从只生产军用品转向也生产民用品，从求强走到了求福的阶段，于是就办了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和一些钢铁厂、机械厂，生产民用品卖给老百姓，这样就能赚钱了。赚钱后就采取官督商办，这些在开始的时候，还是阻力很大，没有官方的支持，这些民营企业办不起来。所以官方的支持，使民用企业兴起了，”洋务运动”走到了第二阶段。
但是，”洋务运动”只有技术上的革新，没有政治、制度上的变革，逐渐显示出了不足。就像他们和顽固派的辩论，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种泛道德主义，你想他们反对修铁路架电线之类的，都不从技术上跟你辩论，而是首先上升到一个道德的高度，说这个东西不是中国的，是西方的，你学它，就是卖国。
洋务派在这种意识架构中都没有办法辩论，只好采取我有权力就不跟他们争，自己做，绕过这个。但是洋务派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系统，唯一的就是为了和顽固派辩论提出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自己学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但那只是我的一个“用”，我的根本、本体还是中国的。开始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对付顽固派，但在后来的过程中证明了洋务派的不足。它开始是有进步性，但到后来负面作用就越来越明显，它是官办，是衙门，所以的企业都是有级别的，官方安排各种职务进去，另外大家知道，是官的企业就少不了贪污腐败。包括一些顽固派，从前是反对的，后来一看这么能来钱，那也派自己的人进企业捞钱了。这时，人们就觉得”洋务运动”逐渐丧失了它的进步性和合理性，而历史的变化往往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反映出来的。
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爆发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惨败，”洋务运动”最大的一个成果北洋水师——在亚洲是第一大舰队，世界上都数得着的——全军覆没，人们就觉得”洋务运动”不行。
当然了北洋水师的覆没有很多原因了，我稍微讲一点。北洋水师建成之后，但有十几年没有更换过炮火，维修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慈禧早早的就预备钱要修颐和园过六十大寿。清政府晚期经济非常困难，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把修铁路的钱和北洋水师的经费都停了，都用在慈禧个人身上了。我最近看李鸿章要钱的那些奏折，那些奏折的名字都不提要钱。慈禧反对学西方技术，但享受是要西方的东西，都是让李鸿章帮着办。所以李鸿章的奏折里提的都是什么国外新东西在颐和园安装怎么怎么好，最后提一句，哪儿哪儿还需要一点钱，看能不能拨下来。
一面是北洋水师的装备十几年得不到更新维修，另一面是西方火炮、舰载炮得到迅速发展。日本的舰队比中国建得晚，但是他的火炮很发达，射得又准又快。
所以北洋水师的覆灭，是由那个腐败的体制所决定的。
甲午战争惨败之后，一些中国人就开始思考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人就提出了维新变法。我觉得这时中国变革的动力就从曾左李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降到了以康梁为代表的级别很低的读书人，这还是在体制内，康梁是体制内最没有权利的一批人。这些人成为了中国变革的主要发动者。
康有为提出要学日本的明治维新，学习俄国的彼得大帝，做了很多宣传工作。他很勇敢的一点是，甲午战争是被日本打败了，又割地又赔款。但是康有为还提出学习日本，在民族义愤那么强烈的时候，他提出要以强敌为师，以自己的敌人为师。在当时，敢说这个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康有为通过种种渠道宣传自己的观点，组织了强学会等社团，他写的那些书被一个高官看中了，推荐给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看了，也被打动了，就想见见康有为。但是大家知道，光绪皇帝不是一个有权力的皇帝，而且清朝的定制，皇帝不能接见四品以下的官员。光绪皇帝想见康有为没有办法见，就委托了翁同和去见康有为，看这个人说得究竟怎么样。那次康有为表现了舌战群儒的气概，应答得非常得体，把帝党的领袖翁同和——光绪的老师——说动了。翁同和回去就跟光绪皇帝说，这个人确实了不起，这样在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联系。通过来回反复的沟通，加上形势也发展到那个时候了，光绪皇帝决定变法。于是有了戊戌百日维新运动。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戊戌变法过激。实际上我们看看，康有为他们在自己的文章中宣传要立宪，要君主立宪。但是一到变法的时候，他们知道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以那些变法的法令没有一条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不提这个。他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反对力量已经很大了。变法条令主要是发展工商，允许民间办厂。中国从前是不允许民间办现代化企业的。
康有为他们认识到新学不新，就是西方的那种学校在中国办得很艰难，读书人都不愿意上西式学校，还要走科举道路。他们认为这束缚了中国知识界的心灵，要废除的话，应该废除这个。但是在戊戌维新的时候，绝对没提出这个。他说，我若是提出这个，就断了天下读书人的生计了，会群起而攻之的。我只能一步一步来，先改变科举的内容，不考八股，改成考策论。
所以，这些提法很温和的。
虽然光绪已经亲政了，但是这时的实权还是在慈禧手中，哪个重大事件、决策，光绪都要到颐和园去请示慈禧。慈禧搞权术确实厉害，她开始对这些并没有提任何反对意见，也没有表示赞成，只是说你看着办，你觉得对我们大清王朝好，就可以办。但有两点是不能变的，一个是礼仪不能废，（可以看出中国始终把这个看得最重）一个是服装不能变。余下的你都可以看着办。
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和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一直在争权夺利。帝党主张变法，后党从观念上实际是反对变法的。但慈禧很老练，她不动声色。变革总会出现失误，她等到出了事的时候才会说话。这是搞政治的人的一个手腕，也是搞政治的一个规律，总要得到适当时机才会说话。
慈禧采取了三个措施——现在分析是很厉害的——第一，她把自己的亲信荣禄任命为直隶总督，这就是把京城附近的军权收归自己手中了。第二，她强迫光绪把翁同和给开了，当时帝党兵没有多少权力，唯一掌了特别大权力的就是翁同和，他权力大，又是光绪的老师，又跟康有为直接联系，所以赶走了他，帝党的力量大大削弱，而且光绪和康有为之间没有了桥梁。第三，以后凡授二品以上的官职，接受者要到慈禧跟前谢恩。你想啊，慈禧已经把权力交给光绪皇帝了，二品以上大臣谢恩按照道理应该到皇上跟前谢恩的，但是慈禧这么说，这实际是给官员一个信号：你们不要以为权力在皇帝那儿，实际是我控制局面。那些大臣都在官场上混了很多年了，都明白这个意思，知道是慈禧控制实权。
维新派做了两件事，却使保守派的势力大增。第一，就是维新派没有力量提出政治改革，于是提出行政改革。那时清政府财政很困难，政府机关里养着大批的闲散官员，有些机构也成了摆设，闲差闲职太多。康有为提出撤掉这些衙门，那些官员也重新安排。大家可以想见，这一下得罪了多少人，很多人跑去慈禧那哭诉。第二，有关八旗子弟，八旗子弟生下来就有一份俸禄，不用工作。这些人都靠国家养活，可这时国家已经没钱了。康有为提出养活八旗的政令也应该去掉。
这些做法都得罪了大批有权势的人，使这批人都站到了维新的对立面，而慈禧本身又反对维新。所以，维新运动就推行不下去了。他们觉得很大的阻力在于慈禧，帝党后党的矛盾就特别激化。但是历史上阴谋诡计最深的那部分总是没有记载，只能根据其他记载来推测，关于这些有各种观点，我就不介绍了。
总体而言情况是，维新派想通过某种方式使慈禧就范，但这个消息被慈禧知道了，所以慈禧在9月21号就发动政变，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把光绪软禁了，捉拿维新派的人，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和英国大使馆的帮助下跑掉了，没有跑掉的就都杀了，戊戌六君子大家都知道，这我就不讲了。
现在有个档案记载说，慈禧软禁光绪后，慈禧训他说你为什么要支持康党来改变祖宗成法。光绪说孩儿我是没有办法，是我糊涂。因为洋人逼迫太甚，我觉得只有变法才能够强大。
慈禧说，祖宗之法就不行？鬼子的法就行了？你这是背叛祖宗。
光绪好像就没什么话可讲了。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呢，有两点可以说：第一，中国把任何东西都要上升到道德的层面。第二，慈禧说光绪违反了祖宗成法，可慈禧立光绪的时候违反了最大的祖宗成法。按照道理来说，同治去世之后，应该是同治的下一辈来当皇帝。但慈禧知道如果同治的下一辈当皇帝，她就是太太上皇，就没有权力了。她得安排同治的堂兄弟同一辈的人来当皇帝，她才能继续当太上皇。所以最违反祖宗成法的是她。但当她需要的时候，却说光绪违反祖宗成法。所以我们看待成法传统时，要想想传统是被谁左右，被谁掌握，掌握的人要用传统的名义来做什么。我们要感受到这一点。
慈禧掌权之后，就把新法都废了。戊戌虽然失败了，但是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在没有什么政治权力的情况下，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声势？因为读书人在维新运动中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社团，使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知识产生了很大兴趣。而且在这样的社团中大家都是平等的，中国传统的社团不是宗族的就是黑社会性质的，江湖帮派那种。维新时的社团可以自愿加入，随意退出，彼此关系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组织社团，是现代化政治的一个基础。第二，梁启超的威望为什么那么大？他办时务报，宣扬维新。报纸论政，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又一个基础。后来辛亥革命时期，那么多留学生在日本办各种刊物报纸，对辛亥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从戊戌维新开始的。第三，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妇女解放了，具体表现是放足，不缠小脚。戊戌维新的时候全国有几百个不缠足会，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之前就在自己家乡组织了放足会。为什么要组织放足会？我稍微详细讲一点。维新前，康有为到北京参加考试，路过上海，看见一个外国传教士办的报纸，宣扬不要缠脚，里边有X光透视的缠足妇女的骨骼。康有为就接受了这个观点，回到家乡组织了不缠足会。维新运动期间，就组织了更多的不缠足会。缠足会在各个地方的条例都不太一样，但其中都有很重要的一条。老一点的人都还知道那时如果哪一家的姑娘不缠足是很丢人的事。在社会压力面前，少数一些人组成一个团体，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就可以抵挡社会压力，这是第一。第二，有个很现实的原因，会员之间有彼此婚嫁的义务。大脚女是嫁不出去的，要规定好，我给我的女儿不缠足，你的儿子有义务娶我的女儿。如果没有这个约束的话，放足妇女的婚姻就出了问题了。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下令所有的社团统统解散，只有一个社团没有解散，外国在华妇女为了帮助中国妇女，组织了一个天足会，也就是不缠脚。天足会在各地都有分会，对外国在中国办的社团，慈禧不敢管了，外国的妇女仍然继续到处宣传。
所以说戊戌维新促进了社会进步，想想如果现在中国还有一半的妇女缠足，那是个什么样。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有一个心患，光绪皇帝还活着。慈禧比光绪皇帝大很多，正常情况下她死在光绪之前，那她死之后，光绪再一上台，对顽固派来说，就是一场灾难，慈禧也怕他再行新政。所以慈禧就想把光绪换掉。
她做了几次试探，遭到了洋务派大臣的反对，外国列强也反对，你换了皇帝我们要重新递交国书，我们承不承认这个新皇帝可不一定。
慈禧后来又想出一个办法，说光绪生病了。外国人表示怀疑，法国大使说可以派医生到皇宫给光绪看病。慈禧又没办法了。
也就是说，慈禧或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皇帝了，外国人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因素。
慈禧想换掉光绪，但由于外国人的反对，又不敢换。她就想借外力除掉心患。
这时在华北出现了反洋教运动。反洋教运动很复杂，由于外国的侵略越来越深入，教民和当地农民有冲突，教民不受中国官吏的管理，又有文化上的冲突，这些我不细说了。但是清政府的态度很蹊跷，这么大的一场运动，清政府对此竟没有明确的态度。各个地方官就根据个人的态度来处理问题。袁世凯是反对的，他就坚决镇压拳民，但有些地方官比如毓贤是支持的，在山东发展得很快。朝廷呢，今天看了袁世凯的奏折，觉得应该镇压，明天看了的奏折，觉得应该支持。清朝中央政府对这样的大事情居然摇摆不定没有一个明确态度，这也预示了其统治很薄弱了。
随着运动的发展，本来摇摆不定的慈禧以及那些顽固派大臣也希望有个力量可以用来抵御洋人，洋务派就找到了义和团。就说动了慈禧，说义和团有法术刀枪不入。慈禧有点半信半疑，就派了一个叫赵舒翘的大臣到涿州去看看，赵舒翘在离京之前，顽固派的几个大臣就给他暗示，该怎么报你自己知道。赵舒翘也就明白了，要按照上司想要的结果去汇报。他看了一圈就跟慈禧说，我看到了。他这话说得很含糊，看到了并不等于就是确实能够那样。但慈禧就认为义和团的法术是真的了。中央政府就决定支持义和团。
义和团有满腔怒火，反洋人，但没有严密的组织，提出口号叫“扶清灭洋”。清政府允许他们进北京。他们本来对洋人充满愤怒，又有了政府的支持，容易走上极端，比如对所有使用洋东西的人都采取打杀，甚至认为光绪是洋人的一个代表，冲进宫里要抓光绪。并且提出要外国把康梁送回来。孙中山在海外开始搞起义，义和团就说孙文要反清，在外国的支持下要反清。
义和团很正义，但有农民的盲目性，又没有一个正确的纲领，所以被慈禧这种最腐朽的政治力量所利用，就越来越过激了。后来八国联军进京了，义和团和他们血战，最后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逃。我觉得重要的是在下面这一点：慈禧在逃亡过程中，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决定和洋人和解，马上就下了谕旨，让官兵和洋人一起剿灭义和团。就是说，这时她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义和团身上了，实际上开始是她支持的，她利用完了，造成大祸，又让义和团来承担责任。
我觉得从义和团这件事情，官府和民间都可以吸取相当深刻的教训。义和团是历史的悲剧，它是个很正义的运动，却被一个最腐朽的朝廷利用了。从官府来说，官府不要轻易煽动和利用民众，因为民众煽动起来以后，很难控制，它会走上极端，你再想干预、控制、管理，它会把矛头对准你。 从民间来说，也要知道哪怕自己的事业是很正义的，也不要走上极端，即便有官府的支持，因为你走上极端的话，最后官府是要收场的，那肯定要拿你做替罪羊的。
历史能给双方深刻的教训。
慈禧为了生存，提出实行新政。实际她提出的新政也就是她镇压的维新派在两三年前所做的那些。但是时代已经变了。
我认为，对清政府来说，戊戌维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但清政府自己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它放弃了。经过八国联军之后，慈禧的合法性已经受到挑战，她再提出新政，很困难。人们所要求的已不止于当年的戊戌维新了，已经不够了，要做得更多，但慈禧又不愿意做更多。所以，政府和社会的矛盾就在增长积累中。
这时康梁一直在海外活动，中国的留学生、新式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孙中山在海外组织了同盟会等，经过了短暂的低潮，维新派又开始复活、开始强大了。这里头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大家想想日本和俄国的战争跟中国有什么关系？这场战争对中国影响很大，国际事务对国内政治会有影响的，为什么呢？因为日俄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陆续打了一年多，刚爆发的时候，中国国内两派中的维新派就说日本肯定胜，因为日本是君主立宪制，俄国肯定败，因为俄国是专制之国。但那时更多人认为日本要败，因为近代以来还没有出现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情况，顽固派认为俄国肯定胜。打了一年多之后，俄国大败，这一下子使中国人认识到，胜利不在于黄种人或白种人的区别，而是在于制度，这是君主立宪制打败了君主专制。这样，从前怀疑君主立宪的人，也倾向于支持立宪了。这是维新派从低潮走到高潮的起点。
支持君主立宪的中国人开始只是觉得这个制度能使中国强盛，就支持这个制度，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立宪派也在活动，慈禧没办法，就说准备立宪，但她推到了以后，说要先研究，派大臣去外国考察。大臣考察回来后，汇报了各国的政治情况。但这些政治上的建议都没有实现。不过，她的新政有两个大成果：第一，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虽然这时光废除这个并不够，但还是值得肯定的。第二，这一点从前人们注意不够，我现在的历史观是比较注重日常生活的历史。中国人的公共观念从此有了加强，具体表现在哪儿呢？中国的图书以前有皇家藏书、私人藏书，没有公共图书馆，没这概念。有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但没有公园。中国从来就有收藏古董的传统，私人收藏也很多，但没有公共博物馆。1905年大臣去外国考察发现国外有很多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公园，觉得很好，他们给慈禧的奏折里都提到这个。所以最后新政没有搞政治体制改革，但允许办公共事业，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最早公园游园有规定，比如单日男性，双日是女性。
刚才讲到清政府在1905年实行新政，新政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没有做更多的事情。这时候立宪派和革命派都在活动，革命派要求推翻政府，立宪派要求开国会。对此，清政府迟迟没有响应。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之后，实际这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已经从体制内地位最低的知识分子移到了体制外的留学生、会党的身上。当一个社会改革的动力由体制外的人承担的话，它要求和达到的后果就不是体制内的改革改良，而是一场革命，从根本上把这个王朝推翻。而清政府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自己放弃了最后的机会。1905年后，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还是没有动作，立宪派应该说是政府的统治基础了，多是富商绅士等，他们都主张立宪，而清政府拒绝了，一点权力都不肯让出。立宪派就组织了很多次的和平情愿活动，但清廷还是拒不立宪。到慈禧和光绪都去世了，还是不立宪。
1911年，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立宪的声音越来越强大了。政府说采用内阁制，但内阁出来以后，大家一看，称之为皇族内阁。按照立宪的规定，皇族成员是不能当内阁阁员的。但清政府的内阁大部分都是皇族成员，那就是搞立宪是假的，实际说明清政府根本没有立宪的想法。清政府的社会基础已经很薄弱的时候，只要一个偶然的事件就能使它灭亡，所以，1911年看起来是偶然的辛亥革命，就导致了清朝的垮台。
从晚清历史看，清政府一直是被动变革，也是中国近代化一点一点被延误，有进展，但是在重重阻力中被延误的进展。清政府总是在下一个阶段做上一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我在一篇文章说，它不知道积累越多，应付的利息越大。积累的利息越高，到后来承担不起，就连本带利没了，就是崩溃、垮台。
清政府垮台后，中国进入一个权力失衡的时期，军阀混战，我就不讲了。这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因为帝国主义都忙于打战，并且还需要大量的原料材料，中国的民族工业恰恰这时候有个大的发展。
从1927年以后，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这时开始了工商业的建设。27年之后城市工商业有了比较快的发展。从27年到37年抗日战争之前，但这个阶段是畸形发展的，城市工商业发展很快，但农村政策始终很失败，农村仍是一片凋败的景象。国家分成了两部分，城市在发展，农村在凋败，这是不行的，所以后来共产党把重点放在农村。
抗日战争把城市的发展也给打断了，到1945年抗战胜利，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除了香港澳门没收回以外，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一个大国，这是中国梦寐以求的。
这时候，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威望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但一年不到，他的威望一下子跌到低谷，为什么？因为财富的接收，接收了敌伪巨大的一笔财产，又没有政治权力的制衡制约，所以贪污腐败更加严重，无以复加。当时有句话很形象：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腐败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这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共产党人也没有想到，在后来的大决战中那么快就取得了胜利。国民党没有珍惜自己的政治优势，白白丧失了。经济上的腐败吞噬了政治上的资本。
1949年中国现代化面临又一次模式的选择。从1948年下半年起，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考虑这个问题了。毛泽东48年下半年在倾全力组织三大战役，在战争过程中共产党也基本认识到中国是自己了的，怎么样建设这个国家呢？毛泽东就委托刘少奇具体规划新中国的建设蓝图。1948年9月，刘少奇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报告》，12月在华北财政会议上，也做了《新中国建设的方针的问题》的报告。这两篇报告明确指出，过早的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的资本主义也是不行的，制定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方针。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这次会议不仅仅是毛泽东提出的要警惕“糖衣炮弹”，它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共产党掌权以后制定一个新中国的蓝图，这个蓝图就是要长期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允许发展私人资本，允许资本主义、民族资本的存在，这和共产党长期宣传的有不同，这使老百姓和一些工商业资本家感到困惑，不太理解。很多地方对工商业对资本家实行了比较左的政策，针对这个情况，很多资本家就很担心，想把资本抽出来转移。刘少奇到天津调研期间，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以及一系列讲话。这个讲话的核心内容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七届二中全会中说了党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夺取政权变为建设国家，需要学会管理，充分研究经济。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其实就是具体贯彻、落实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他认为——我念一段，这是在《党的文献》上公开发表的——“天津解放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已找不到了，看不到了，于是就把子弹打在资本家头上，把朋友当敌人，这就打错了。”因为“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斗争上”。他主张私营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因为“在中国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在职工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刘少奇进一步强调了重点是要反“左”，而且反“左”比反右要困难得多：“不要怕说话，怕被人说投降了资本家，该说的话不说，结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业后骂你，我们要早讲才对。‘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股劲的，反‘左’的东西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天津讲话”反复强调现在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指出“公私兼顾”就是在生产上“公营”和“私营”一视同仁，从原料供给到产品的销售市场都必须公私兼顾，“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具体针对天津出现的只顾公营不顾私营的现象说：“我们党、政府、贸易局、公营工厂，必须主动地联合资本家，主动地同他们合作。”针对天津出现工人要求长工资、提高待遇的要求，结果一些私营企业不堪重负的现象，刘少奇指出只顾劳方不顾资方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会造成“资本家不安心，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实际“是工人的自杀政策”。
1949年5月，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报告，东北局的领导是高岗，高岗在东北对资产阶级实行了比较左的政策，刘少奇对此提出了批评。
1949年9月，通过了共同纲领，也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要发展民族资本。1951年3月，刘少奇起草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文件，其中第二条明确写到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但是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
1954年宪法没有公布之前，这个共同纲领起的是大宪章的作用，这是已经列入宪法里的了。
周恩来1950年春天针对共产党内有些急于转向社会主义的倾向，也发表了意见。涉及到高层领导的讲话，我都是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开发表的文献、《周恩来选集》为准，有些地方为了更准确，我来念一段周恩来在《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中指出“这说明一些同志对新民主主义缺乏切实的认识，不相信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这一时期他经常强调“实现社会主义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不是现在的政策”，今天“只有巩固与发展新民主主义，才能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他明确说道：“今天的中心问题，不是什么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对于一些地方对私人工商业改造等“左”的作法，他批评说：“用逼的办法，也逼不出社会主义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仍强调要处理好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要向工人讲清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虽能使资产阶级获得一些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再次强调“新民主主义就是要准备社会主义的条件，而不是现在要实行社会主义。”
关于前面高岗的事情，高岗后来给中央送上了一份报告，要求有重点的发展农业合作社，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有批示，对这个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赞扬。高岗向毛泽东送上《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强调要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这个报告立即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亲笔写了批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不久，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有关通知，要求把“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加上了“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和“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等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国性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刘少奇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认为主要矛盾是帝官封和人民的矛盾。但毛泽东在1952年6月的一个批示中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不能再把资产阶级看作中间阶级。这时刘少奇就无法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但刘少奇在有关文件中总是对资产阶级作了个限定，比如说反对“不法资产阶级”，反对“违背共同纲领的资产阶级”，总是想把具体上某个资本家个人，不是想笼统的。这反映出他们有一定的差异。
在这种状况下，中央政府要制定新的税制，因为社会在改变。当时薄一波是财政部长，新的税制按照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精神，就是劳资平等，公私平等。那就是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要同等纳税，待遇一样。对于一样，毛泽东非常不满，非常愤怒。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和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后来，毛就撤销了薄一波财政部长的职务，并且在1953年5月，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做了重大调整。把政务院的二十个部中的八个重要的部划归国家计委领导，当时国家计委和政务院是平行的。高岗已经被调来当国家计委主任，把这八个部划出了政务院。
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使生产资料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对前一段党内人士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进行了公开批评。这个会议标志着否定了新民主主义模式的选择，中国现代化走上了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的模式。
农村在1951年就开始了合作组的运动，包括毛泽东对山西的批示，对老区合作化运动的批示，要求不断提高合作化的级别。但在农村搞这个改革，就造成了农村经济的波动，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3年发出了《关于减缩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提出要缩减农业合作社。当时主管农业的邓子恢是比较了解农村状况的，他就主张要尽量减低，刘少奇是支持邓子恢了。
随后中共中央就连续发了几份文件，叫反冒进，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做了大量的工作，多次批评急躁冒进情绪，甚至给中宣部的草稿中都说，现在提出一般的反对剥削是不妥当的，允许私人工商业的存在，就会有剥削，农村也应该有一部分的雇工。
这一年的9月，反冒进的运动基本结束了。合作社取消了，农民的情绪也稳定了，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发展。但就在10月，毛泽东对邓子恢的反冒进整顿非常不满，所以就两次同农村工作部谈话，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管农村工作的人是对此作了严厉批评。他提出办合作社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不能搞大的就搞中的、小的；能搞大的就要搞大的，甚至可以三四百户一社。“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方面的工作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所谓“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他明确提出到明年秋收前合作社要发展到3万2千多个，到1957年可发展到70多万个，甚至一百多万个，“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反冒进”成果付诸东流，农村又兴起“摊派”式的合作化“运动”，农业再度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5年春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对当前的农村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对农业合作社今后总的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实际条件的要适当收缩一部分。会后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和巩固，立即收到成效。但是，毛泽东在1955年7 《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却对邓子恢作了严厉批判，否定了1953年1955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提出要大反“右倾”。10月初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从9月至12月， 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和一百多条按语，又对“反冒进”作了严厉批评，并将其扣上“右倾保守”、“小脚女人”的帽子。
关于城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重要一点是每个人的口粮都要计划呀。1953年起，中共中央就通过了对粮食和一些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就是国家统一定价，农民不能自由卖。我们这一代人都很熟悉“剪刀差”这个词，什么叫“剪刀差”，就是国家便宜的买农民的粮食，然后用贵的价格把工业品卖给农民，这个剪刀差的基金就是中国工业化的积累。以前有人说中国农村拖了现代化的后腿，我是不赞同的。我认为中国50年代以后的现代化实际是从农村吸取了大量的资金。
统购统销对农民生活造成了一个什么后果呢？1953年起，统购统销政策就把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给固定化了。因为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卖，这样计划消费，不能随便买啊，就实行了票证制，可农民没有，再到1958年严格的户籍管理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这样形成的。
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差别不仅仅是地区和职业上的区别，变成一种身份了。农村人从降生就一直是农村户口。
1954年开始又把贸易批发权掌握在了国家手里，私营企业受到的管制越来越多。到1956年1月底，全国的大城市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都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工商改造，这种过快过量的改造给生产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针对这种现象，周恩来1956年2月初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陈云也认为冒进了，搞得太快了。
1956年6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讨论经济工作的政治局会议，这个会议同意了周恩来、陈云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的意见，为此《人民日报》在6月20号发了一篇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经常这么说，要反对这个，也要反对那一方，实际他有重点的。这个重点就是反对急躁情绪的。
《人民日报》当时的负责人是邓拓，因为他在《人民日报》长期工作，了解毛泽东的观点是什么。但这是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又不能不发。从邓拓个人看来，是倾向于赞同这篇社论的，所以就发了，但用了比通常社论小一号字。他把清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看了。
发了这个之后，没过多久，毛泽东就把邓拓免职了，调到北京市委，说《人民日报》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什么的。
1956年在这个精神下就开了中共八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等，但实际上这时候已经决定了搞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在一大二公计划经济的制度框架内，又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严格按照科学的客观的精密计划的发展，另一种是搞群众运动式的，命令式的。从刘少奇、陈云、周恩来是主张前种。
但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大跃进”，不是反冒进。对中国社会的矛盾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否定了八大的提法，认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论断在会议上得到了认同。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和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反冒进，认为反冒进是右倾是促退，从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他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在这两次会议上做了承担责任的检查，但是毛泽东并不满意。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做了深刻检查。这次会议结束后，中央成立了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小组，在这个小组的有关文件中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这实际是对政府权力的一个重大转变，党政权力中一个重大转变，这个转变是为“大跃进”作了准备。
在这种条件下，“大跃进”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大跃进”就轰轰烈烈开展了。它造成的后果大家也都知道，后来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就分析了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提出农业要退够，认为包产到户是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生产组织形式。陈云又出来主持调整度过难关的工作。
由于苏联出了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毛泽东此时又担心中共党内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提出特别要警惕修正主义。毛泽东的1966年五七指示是他心目中的一个社会蓝图，把各行业办成一个准军事化大学校，过严密有组织的生活。我就不详细说了，这些大家都有了解。
从共和国的选择模式来说，文革的爆发是解决一种矛盾。文革的事情我也不多讲了，总之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之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从阶级斗争回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模式。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新世纪以1978年的三中全会为开始。这时又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选择，这个风雨大家都经历过了，到九十年代确定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现代化道路。我个人比较赞同这一条，当然这个模式有很好的经济效果，但还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变革，否则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各种社会机构和团体逐渐产生，我觉得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结果，中国现在有各种协会、非政府组织，这在计划经济中是不可能有的，允许社团存在并且能够筹集资金，这都是市场经济提供的基础。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吧，已经十二点了。
主持人：研究和探讨中国现代化机遇的错失，是个复杂的话题。从学术层面上说，它是跨学科的，除了史学的，还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思想等诸多领域的方方面面。当然，怎样解读历史，很重要的一点是历史观的问题。以前，我们习惯于接受历史的宏大叙事。现在，我们已能更多地关注细节。像雷颐在演讲一开始就讲，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如果历史的宏大叙事离开了历史的细节，那宏大也只是个空架子。因为，我们对历史要有深刻的认识，也往往是从细节切入的。20多年前，我在北京四中读高中时，历史老师就讲过雷颐讲到的乾隆皇帝驱逐英国使节的那个细节，至今记忆犹新。乾隆80寿辰前，马嘎尔尼代表英国前来送礼，并希望能与中国通商。由于他不肯行下跪礼，乾隆皇帝做了“最高指示”，我现在还能记得老师是怎么说的，他说乾隆的最高指示是：“天国无所不有，该夷等礼貌不周，驱逐出境。”即便是喜欢做历史假设的人，要做假设也得从细节出发，比如由这个细节又可假设了：如果乾隆不用马嘎尔尼行下跪礼就接见他，并同意跟英国进行自由贸易，英国人也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向中国贩卖鸦片了。再比如，如果光绪皇帝真的能包围颐和园，逼慈禧太后就范，独揽朝纲，中国就会实行日本式的“明治维新”，富国强兵，也就不会有八国联军的入侵北京了。可惜的是，历史不仅不能这样假设，相反，由于这些细节都是历史的真实，才使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连串让我们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耻辱的印记。
听雷颐演讲的过程中，我不时会联想到现实问题。比如，雷颐提到中国现代化被延误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我们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上一个阶段就该做的事。”我来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今天来听讲座的有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的儿子梁从诫先生及夫人方晶女士。梁从诫先生近年来一直关注绿色环保。见到梁先生在座，我便自然想到了目前我们的环保。我以前有好几次提到，我个人对环保局搞的那个什么“蓝天指标”很反感，觉得那有点“““大跃进”””的味道。我很关注细节，前不久看到报纸上有两则报道，稍微一想，就觉得很矛盾，一则是汽车销量与去年同比增长50%多，而另一则是中国的城市有四成属于中重度污染，主要是汽车尾气所致。明明发达国家已经有过发展汽车工业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我们却依然义无返顾地重蹈覆辙。最近我想写这样一篇文章《我的肺被汽车尾气强暴》。北京的环保是属于我们大家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为保护环境做努力和贡献。我们要的不只是不切实际的“蓝天指标”，我们需要的是空气的真正达标。细想一下，其实“蓝天指标”与没有污染也是两个概念。头顶有蓝天，并不意味着没有污染。我们每天出门的时候，头顶可能是蓝天，可当你一经过稍微交通拥堵的路口，就能闻到空气中浓郁的汽车尾气的味道。我自认是个环保主义者，坚决不买汽车。有时接孩子放学，经过拥堵路口，我会跟女儿说，让他们买汽车，堵死他们！当然，这只是在抒发我个人胸中的怨气。我相信，政府部门也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这又涉及到一个观念与权力的问题，简言之，要想做成事，需要有能做成事的观念和能使之付诸实施的条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拿李鸿章来说，他有前瞻性的观念。某种程度可以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现代观念并把一部分付诸实施的改革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的一些亮色，有许多就是他留下的。然而，即便是权高位重如李鸿章者，光有观念都不行，他也是处处受制于人。再拿康有为来说，一个民间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有先进的观念，却没有做事的权力。其实，直到今天，在我们日常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还是屡见不鲜。有观念，没权力，做不成事；有权力，没观念，做不好事。
现在，中国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现代化的机遇期，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华的腾飞、崛起，就是要抓住历史机遇，不要让它再被延误。这就需要汲取历史教训，不要重蹈覆辙。或者，如果不能完全避免重蹈，最好也能将重蹈降到最底限度，如果老“重蹈”，国家和我们大家谁也受不了。
一点感慨，来自雷颐的演讲，当然要向雷颐先生致谢。让我们感谢雷颐。
录音整理：程丽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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