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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时期军事战略调整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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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袁杨(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主任、大校)

演讲时间:2005年9月18日中秋节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是文学馆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举办的“回首二战,话说国防”专题系列演讲的最后一讲,我为大家请来的是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主任袁杨大校,大家欢迎。

今天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意味深长的是,这样一个寄托着中国人渴求团圆美满的日子,居然在纪念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与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给国人带来耻辱的日子重叠了。发生在74年前的“九·一八事变”,烙印着日本军国主义带给中国的永远的创痛。而今天,日本极右翼势力又在抬头,大选刚刚获胜的小泉首相再次表示要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在内的靖国神社。这不能不引起曾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屠杀、欺凌的中国人的高度关注和警觉。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军事战略是怎样的?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将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下面就请袁杨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及对我国安全的影响”,大家欢迎。

 

军事战略,日本称之为防卫战略。防卫一词是日本掩盖其军事本质的用语。在日本政界一片为“自卫队正名”和“防卫厅升格”的呼声中,这里将其防卫战略直称为军事战略,似更贴近日本的现实。

经战后五十年的建设与发展,目前,日本拥有陆上自卫队兵力14.8万人,各型舰艇436艘(其中作战舰艇152艘),航空自卫队作战飞机367架。目前,日本三自卫队的常规武器装备水平独步亚洲,已经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作战能力显著提高。随着冷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本正以争做“政治大国”为国家战略目标,加紧推进以“立足亚太,加强日美欧协调,积极参与构筑国际新秩序”为基本思路的外交方针。为适应其需要,日本军事战略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1997年9月23日,日美发表了“新指针”。随着“新指针”的出台,日本自苏联解体以来一直进行的军事战略调整即大体完成。这一世纪之交的日本新军事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威胁”的多元化,建立全方位防御体系;建立新型日美军事合作关系;在继续标榜坚持“专守防卫”的同时,强调积极主动的战略原则;扩大军事力量的职能范围,提出“周边事态”的新概念,将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作用范围扩大到亚太乃至世界范围,使自卫队加紧由内卫型向外向型转变;加强质量建军,重点发展海、空力量,建设“合理、高效、精干”的军事力量。

一、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

冷战期间,日本军事战略大体经历了由“集体防御”到“专守防卫”的演进过程,但基本上没有超出被动防御战略的范畴。冷战后,日本开始对军事战略进行大幅度调整,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一是1996年之前的务虚阶段,二是1996年以后的实质性操作阶段。其明显的标志便是1996年起开始执行的《防卫计划大纲》和随后出台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2004年10月4日,小泉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向小泉首相递交了一份题为“面向未来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构想”的报告,其后又于2004年12月10日制定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从“04大纲”和“恳谈会报告”出台后的情况来看,日本以外向型为主要特征的“主动先制”战略已大体浮出水面。

(一)强调“多元威胁”,建立全方位防御体系

冷战后,日本防卫当局对周边安全形势和所谓“威胁”的判断有较大改变,由冷战时期的主要对付苏联转向强调对付地区内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和“多种多样的威胁”。日本认为,尽管周边各主要大国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各国间政治和安全对话增多”,但“朝鲜半岛仍然存在着紧张局势,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仍大量集中存在,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潜在的地区争端、大规模毁伤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等仍是“造成地区不稳定的因素”,这一地区“稳定的安全环境尚未形成”。

    关于“威胁”来源,日本提出所谓“多元威胁”论,确定其防范对象依次为中、朝、俄,其中对付所谓中国和朝鲜的“威胁”被摆在相对重要的位置。首先,关于中国。自199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公开将中国作为防范对象后,近几年的《防卫白皮书》对中国的关注程度正在逐年提升。日本防卫当局认为,“有必要关注中国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动向,并在对其目标进行客观评估的基础上,审慎判断是否已超出防卫所需的范围”。此外,在“04大纲,日本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表示了对中国的关注:对本地区安全拥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正在推动核力量、导弹力量和海空军力量的现代化,并谋求扩大海洋活动范围,对这一动向仍需加以关注。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关注已超出其字面范畴,从本质上讲就是防范与遏制。据日本《东京新闻》2004年11月8日透露,日本防卫部门曾设想未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三种可能动因,即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并为应付此种“事态”制定了作战计划。

其次,关于朝鲜。就现状来分析,日本对所谓“朝鲜威胁”的主要着眼点有二:其一,认为朝鲜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加强军备的动向使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这加大了所谓“半岛有事”的可能性,对日本的安全造成了较大影响。其二,认为朝鲜的弹道导弹远程化对日本构成了现实威胁。“劳动1 号”的射程为1000公里,已覆盖包括首都圈在内的日本大部分领土。日本认为对此必须严加防范。事实上,日本将“朝鲜有事”视作重大“周边事态”,确定将与美国共同应付,并为此制定了代号为“5055”的日美联合作战计划。

第三,关于远东俄军。认为尽管俄远东地区军队的规模“从1990年开始缩小并一直持续至今”,但“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军事力量仍具相当规模”,目前,俄远东地区仍“部署有地面部队约11万人,舰艇约280艘,作战飞机约650架”,尽管与冷战时期相比,俄远东军队的训练与演习已大幅减少,但包括核动力潜艇等战略核力量在内的巡逻等活动正在逐步恢复。 “由于俄罗斯国内动荡不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军事改革的形势等尚不明朗,远东俄军今后的动向值得关注”。可见,就军事实力而言,远东地区的俄军仍是日本的防范对象之一。

    基于以上分析,日本防卫当局对其兵力部署做出调整,力求建立起全方位的防御体系。目前,日本的军事部署已由过去单纯侧重北方转变为北、西、西南并重,即在继续保持北部地区一定作战能力的同时,结合部队的整编,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强西部、西南方向的军事部署,其重点是提高反导弹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机动作战能力。为配合这一调整,防卫厅还重点增加了中西部地区陆、海、空自卫队的高技术武器装备数量,同时加强了针对中国和朝鲜的训练演习。

(二)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策应军事战略向外向型转变

新时期的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对日本实施外向型军事战略提供了掩护和支持。冷战后,在亚太形势总体趋缓的背景下,日美出于维护其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美国试图使日美同盟关系与北约相呼应,完善其东西两翼齐头并进的全球战略体系;日本则力图挟美以自重,最大限度地在同盟关系的庇荫下,为其成为军事大国奠定基础。从《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到“新指针”及其“相关法”再到《武力攻击事态法》、《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和《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无不真实体现了日本的上述战略企图。

    为保证日美新型军事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日本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加强政策协商和信息交换。这是新时期日美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之一。目前,日美两国间就安全保障政策的协商在各个级别间均十分密切。除正常的外交渠道外,还有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间的日美首脑会谈、防卫厅长官和美国国防部长间的日美防务首脑会谈、两国国防与外交首脑间的“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以及防卫事务人员和民间之士之间等的交流等。与此同时,防卫厅亦十分重视在日美安全体制下与美国国防部交换必要的情报信息。近年来,随着日美军事合作的进展,事务级间交换情报愈加频繁。日本防卫当局表示“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在情报信息交换领域里的合作。

二是加强军事力量运用方面的合作。“新指针”将新时期日美军事合作分为平时的合作、日本有事时的合作和日本周边有事时的合作等多项内容,其中的核心是日美联合应付“周边事态”,共罗列了三个方面的40项具体合作内容,其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开辟了日美军事合作的战略新领域。随着以《武力攻击事态法》为核心的“有事法制”、《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和《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等一系列法制的出台,日美在军事力量运用上的合作已经逐步趋于制度化。具体表现为:以联手应付所谓“周边事态”为由,使日美同盟体制和自卫队的作用范围由保卫日本扩大到地区乃至全球;使日美合作及日本对美支援走上了平战结合的轨道;随着“日美协调所”的成立,日美联军作战行动与作战机制将逐步得到强化与完善;强化日美军的联合训练。

三是完善物资与劳务相互提供机制。1996年4月,日美两国签署了《日美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日本国会于6月批准,并于10月正式开始实施。1999年9月和2004年6月,又分别对该协定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该协定的目的是为了顺利而有效地运用日美安全条约,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和平努力发挥积极作用;其基本原则是自卫队和美军任何一方提出提供物资或劳务服务的要求时,对方都能及时满足。它适用于联合训练、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及人道主义国际救援活动时所需要的物资或劳务。提供的物资或劳务对象包括食品、水、住宿、运输(包括空运)、燃料·油脂·润滑油、被装、通信、卫生业务、基地后勤保障、保管、设施利用、训练业务、零配件、维修·保养以及机场·港口业务等。此外,协定还规定:“鉴于本协定的内容及意义,凡按照本协定提供的业务,不受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由于顾虑到周边各国的反应,有关“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问题,并未写入协定,而是采取内阁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予以确认。

四是加强装备技术上的相互交流。日本早在1983年,就在向美国提供武器技术时突破了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并“一直在向美国提供共同研究项目的有关技术,如便携式地空导弹,美海军舰船的建造、改造,战斗支援机(F-2),P-3C机载数控飞行系统(DFCS),‘涵道火箭发动机’及‘特种钢材技术’等”。“日美间的此种合作不但集中了两国的先进技术开发装备,而且对于促进日美间的防卫合作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日美两国间经常召开‘日美装备技术定期协商会议’(S&TF),努力充实双方在防卫技术方面的合作”,并“正在研究今后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共同研究的项目”。1996年4月,日美签署“日美民间公司联合研究军民两用技术协定”,把它作为加强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便双方联手争取21世纪的技术制高点。日美在装备技术交流方面的另一项重大合作项目是联合开发导弹防御系统(BMD)。2003年12月19日,日本政府正式做出引进部署BMD系统的决定后,其开发力度将明显加大。就目前条件而言,“宙斯盾”驱逐舰作为其海基平台,配合引进“标准-Ⅲ”截击导弹,便可实现海上高空拦截。下一步日美联合开发的重点主要是“爱国者-Ⅲ”截击导弹和更为先进的弹道导弹侦察预警系统。

五是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美军顺利驻扎。“美军驻扎日本是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核心,也是美国参与日本及本地区事务的具体体现。日本必须尽可能地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以确保驻日美军的顺利驻扎”。为此,日本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增加负担驻日美军的有关经费,适当调整、合并、缩减驻日美军设施和确保驻日美军稳定使用设施和基地等。

(三)强调“先发制人”,注重防止危机于未然

自“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确立以来,日本历届政府口头上都表示“专守防卫”是日本的基本军事战略方针,但事实上,却以积极主动的战略原则逐步使其内容“空洞化”。1997年9月23日日美发表的“新指针”中备受关注的一个关键词是“周边事态”;1999年4月27日和5月24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通过的《周边事态法》中则进而提出了“准有事”概念; 2003年5月15日和6月6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有事法制”相关法,又进一步提出了“推断有事”的新概念,声称“有事”包括“预测可能受的武力攻击事态”,这无疑使“有事”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很显然,与以往的“集体防御”、“专守防卫”和“前方阻止”军事战略相对比,日本现行军事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摒弃了以往的“危机反应”战略,开始注重强调对危机的先期预防与慑止,其手段运用上的“先发制人”及行动范围的无限扩张无不充分表明,日本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将具有更加浓重的主动干预色彩。

(四)扩大军事力量的职能范围,由内卫型的“自卫队”向内外结合型的“国防军”转型。

“04大纲”为新时期日本军事力量的职能进行了重新定位,即“保卫日本”和“预防国际性威胁”。很显然,自卫队在职能上的这一转变与其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是完全吻合的,同时它也必然带动自卫队性质的根本性转变,即由内卫型的“自卫队”向内外结合型的“国防军”转型。2004年11月,执政的自民党在提出的宪法修改案中就公开提出将“自卫队”更名“自卫军”,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它表明日本的军事力量将从此摆脱战后“问题儿”的形象,并将堂堂正正地出现在国际军事舞台。

关于本土防卫,根据“04大纲”和“恳谈会报告”,日本的军事力量须在密切与美国及国际社会合作的同时,承担“保卫日本”的三大职能:一是应付源于国家间冲突的威胁,二是应付源于非国家主体的威胁,三是应付大规模灾害。为有效实施国土防卫任务,自卫队在平时和战时所执行的主要作战任务包括:第一,警戒监视活动。即对日本领海和领空及其周边海空域进行警戒监视、搜集、整理和分析防卫所必需的情报等活动。第二,防空作战。日本的防空可分为国土防空和区域防空。国土防空以航空自卫队为主体,以尽早发现和识别目标,并在尽可能远离本土的空域进行拦截,不使敌方获得空中优势,防止国民及本土遭受侵害,确保防空作战的遂行能力。区域防空由陆、海、空各自卫队分别担负,主要是保卫各自的基地和部队等。第三,周边海域的防卫及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的作战。主要是遂行包括巡逻、警戒、护航和海上防空等在内的海上作战,以确保日本的海上交通安全。第四,抗登陆反空降作战。根据登陆和空降作战的特点,认为日本“有必要尽量在前方应付,早期击溃”“入侵的地面部队”。并将抗登陆反空降作战区分为“海上作战、海岸地区作战和内陆作战”三种样式。第五,对其他各种事态的处置。主要包括对可疑船只和武装特工、恐怖袭击、核生化武器袭击和计算机攻击等的应急处置,以及“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武力冲突之类的事态等”时,适时采取措施实施难民搜救、撤侨和排雷等行动。在应付“源于非国家主体的威胁”时,强调自卫队必须具备能够应对包括生化武器在内的恐怖袭击的能力,同时保持高水平的快速反应能力。这其中尤其强调要与警察等地方治安机构保持密切合作。在应付大规模灾害方面,强调自卫队要积极配合地方各级政府和消防、警察部门,切实予以应对。

关于海外参与,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的军事力量便逐步开始走向海外参与的道路。在“恳谈会报告”和“04大纲”将所谓“预防国际性威胁”确定为自卫队的主要职能后,可以认为,自卫队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军事舞台。就目前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以维和和反恐等名义逐步扩大海外参与的力度仍将是日本发展外向型军事力量的重要举措,这不仅会为其未来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做好铺垫,同时也将是其走向军事大国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关于预防性军事外交,日本防卫当局分别与韩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亚太地区各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或举行安全磋商或进行军事交流,此举提高了自卫队在地区及国际军事领域里的地位。此外,为进一步扩大自卫队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影响,自卫队近年来加强了对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组织实施的军控与裁军活动的参与力度。其具体活动领域包括配合联合国军备登记制度的实施、参与各类裁军条约的制定和对武器不扩散体制给予合作等。

(五)加强质量建军,建设一支“多能、弹性、有效”的军事力量

“恳谈会报告”和“04大纲”为新时期日本军事力量建设确定了新的发展方向,即放弃战后以来长期坚持的“基础防卫力量构想”,提出了建设“多能、弹性、有效”的军事力量的新构想。从近年来日本军队建设的具体举措来看,其实际操作早已经先期展开。

首先是深化部队的体制编制调整。主要举措包括:第一,调整高级统帅机构的体制,使之更加适应现代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的需要。1997年,日本在参联会下设立“情报本部”;2003年,情报本部进一步扩编,由原有的2100人扩至3000人左右,2004年,情报本部转隶防卫厅直属。2001年,日本对防卫厅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改革,意在精简机构,提高决策和办事效率。1999年以来,防卫厅开始酝酿扩大参联会的权责问题,2004年2月,防卫厅出台了参联会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将于2005年度末期实施新的组织编成,其人数将由目前的约300人猛增至650人左右,设联合参谋长和联合副参谋长各一人,下辖“作战部”、“联合情报部”等六部,其职责是统一陆海空三自卫队的指挥与作战运用、协调兵力的海外派遣和引进BMD系统、完善对大规模恐怖活动的应急反应机制等。

第二,按计划调整陆上自卫队作战部队的编制。目前,陆上自卫队已完成了对第5、12、13师改编为旅的工作,即将对第11师进行师改旅的工作,同时还将对第1、2混成旅进行改编。此举的目的在于使陆上自卫队作战部队机动投送方式实现多样化,更适于国土防卫和应急作战的要求。

第三,分步裁减陆上自卫队员额,目标是到2010年前后,将总兵力规模控制在15.5万人左右,其中常备员额14.8万人。与此同时三自卫队武器装备的数量也将进行规模不同的削减,具体为:陆上自卫队主战坦克由约900余辆减至600辆,海上自卫队主战舰艇由50艘减至47艘,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由300架减至260架。

第四,根据需要组建特殊任务部队。2003年8月,自卫队成立了直属防卫厅的“中央快速反应集团”,据称这支将由5000至6000人的组成的部队,主要任务是反恐和维和。其中,由300人组成“特种作战群”已经编成。此外,“中央快速反应集团”还包括负责探测化学武器和消毒任务的101化学防护队、负责使用轻武器进行巷战的第1师一部以及专司维和任务的“和平活动专门部队”等。为配合BMD系统的部署与引进,防卫厅拟议成立“联合导弹防御部队”,主要由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和航空自卫队的“爱国者-Ⅲ”地空导弹部队编成。第五,强化对部队信息化建设的领导、组织、开发与管理体制,以适应信息化发展的需要。

其次,武器装备向远程化、高技术化方向发展。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自卫队下大气力重点发展高新技术装备,为转型期的军事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目前,自卫队在常规武器装备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其主战武器装备如下:

    陆上自卫队拥有各型坦克约1000辆,装甲车约1300辆,各型火炮约5900门(辆);拥有各型飞机511架。海上自卫队拥有各型舰艇436艘(其中作战舰艇约152艘),约43.8万吨;拥有各型飞机212架。航空自卫队拥有各型飞机513架,其中作战飞机367架。现择要进行介绍。

90式坦克

目前陆上自卫队最先进的坦克,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坦克之一。战斗重量为50吨,全长9.8米,宽3.4米,高2.3米,发动机功率 1500马力,最大时速70公里,主炮为1门120毫米滑膛炮,还装有12.7毫米重机枪和7.62毫米并列机枪各 1挺,装有炮稳定装置、射击控制装置及红外夜视瞄准仪,爬坡能力31度,涉水深2米,乘员3人。目前保有量为277辆,约占坦克总数量的28%。

 “金刚”级驱逐舰

该型驱逐舰搭载防空能力超群的“宙斯盾”系统,雷达覆盖面积数百公里,可同时打击10个以上的目标,导弹最大射程100公里以上,采用当时最新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Mk-41,可发射防空导弹及反潜导弹。舰桥高6层,45层为雷达室,第6层为舰桥。装备SPY-1D相控阵雷达,舰体呈内敛式“V”字形设计,可大大减少对电波、声波、红外热辐射的反射,增强隐形性。舰艏甲板上首次配置“奥托·梅莱拉”127毫米舰炮,后部为SH-60J反潜直升机甲板。装备OQS-102型舰壳声纳,NOLQ-2型国产电子侦察与干扰系统,UPX-29敌我识别系统,OPS-28型对空搜索雷达,FCS-2-21、Mk-99火控系统,WSC-3/OE-82C型“超级鸟”卫星通信系统。

基本性能:标准排水量7250吨,长161米,宽21米,高12米,吃水深约6.2米,平甲板型,动力为4台燃气轮机双轴功率为10万马力,航速30节。舰载装备有“宙斯盾”系统,发射“标准”导弹/“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的导弹垂直发射装置(前29单元,后61单元),54身倍127毫米单管火炮1,“鱼叉”反舰导弹发射装置1座,三联装短距离鱼雷发射装置2座,电探测干扰设备1套,反潜情报处理系统1套。人员编制300人。

2002~2003年,海上自卫队计划建造2艘改进型“金刚”级“宙斯盾”舰,主要用于发展海上导弹防御系统。2002年度2317号舰计划用于替代2007年退役的“太刀风”号驱逐舰。新型“宙斯盾”舰将加强应对远程、高速、小型化的空对舰导弹的能力,提高防空管制能力、C4I功能和隐形性能,舰炮采用美国的62身倍127毫米炮(Mk-45-Mod4),后甲板将设计直升机仓库。

新型“宙斯盾”驱逐舰的基本性能:标准排水量7700吨,长170米,宽21米,舰体为平中板型,4台燃气轮机驱动,双轴,功率为10万马力,航速30节。舰载装备有“宙斯盾”系统,发射“标准-Ⅲ”导弹/“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的导弹垂直发射装置(前64单元,后32单元),62身倍127毫米火炮1,20毫米密集阵近防武器系统(CIWS,下称“密集阵近防武器系统”。)2座,“鱼叉”反舰导弹发射装置1座,三联装短距离鱼雷发射装置2座。人员编制300人。目前,海上自卫队共有4艘此类驱逐舰:金刚雾岛妙高鸟海

“村雨”级驱逐舰

“初雪”级的后继舰型,泛用型驱逐舰,“八·八舰队”的主要装备之一,1991~1997年计划建造,2002年完9艘的建造任务。平甲板型,隐形性较好,后部甲板可供直升机起降,垂直发射防空、反潜导弹/火箭弹,首次搭载日本国产的SSM-1B型舰对舰导弹。舰桥等外部设备为钢结构,舰载信息化装备有通过计算机系统集成的损伤控制系统、操作自动化系统、新型声纳系统、新型战术情报处理系统(OYQ-9)等。

基本性能:标准排水量4550吨,长151米,宽17.4米,高10.9米,吃水深约5.2米,遮浪平甲板型,动力为4台燃气轮机双轴,功率为6万马力,航速30节。主要武器有“海麻雀”近程导弹垂直发射架1座(VLS Mk-48),“阿斯洛克”反潜导弹垂直发射架1座(Mk-41),76毫米火炮1,反舰导弹SSM-1B发射装置1座,三联装短距离鱼雷发射管2座,密集阵近防武器系统2座,SH-60J/K反潜直升机1架。人员编制165人。目前,该型舰共装备有9艘:村雨、春雨、夕立、雾雨、稻妻、五月雨、雷、曙、有明。

“大隅”级运输舰

目前拥有3艘:大隅、下北、国东

舰后部舱内搭载气垫登陆艇2艘,直通型甲板可搭载90式坦克、直升机及其他装甲车辆等,舰内有医疗、休养、补给设施。每艘气垫登陆艇可运输90式坦克一辆,或至少30人的部队。

基本性能:排水量8900吨,长178米,宽25.8米,深17米,吃水深6米,动力为2台三井16V42M-A型柴油机双轴,功率2.6万马力,航速22节,人员编制135人。武器为密集阵近防武器系统2座。

P-3C反潜巡逻机

上自卫队1981年从美国引进,1982年底入役,1997年,最后1架P-3C(101号)引进完毕。1995年10月,以P-3C机体为基础改装的多用途机UP-3C配备到部队。基本性能:长35.6米,宽30.4米,高10.3米,机体重31吨,载荷重56吨,巡航速度335节,升限8780米,人员编制11人。是反潜主要力量。目前海上自卫队拥有97架。

F-15J/DJ歼击机

1970年起引进的美国制空战斗机,装备休斯公司开发的APG-63F火控系统,自动化程度高,飞行员一人即可进行远距离搜索、下方监视、目标选择及空对空射击等操作。1982年部署F-15的第1飞行队(202飞行队)在新田原成立,1984年第2飞行队在千岁、1985年第3飞行队在百里、1986年第4飞行队在千岁、1987年第5飞行队在小松、1990年第6飞行队在筑城、1993年第7飞行队在百里基地先后成立。1997年,小松基地的第306飞行队由F-4E换装F-15。至此共有8个飞行队装备F-15歼击机。1997年起,对F-15进行信息化改造,换装先进的雷达、计算机系统,增加综合电子战系统等。

基本性能:机体长19.4米,宽13.1,高5.6米,动力为2台F100-PW(IHI)-100型(1994年起搭载220E型)涡轮风扇发动机,推力每台8600~10600公斤,最大起飞重量约25吨,最大航速2.5马赫,实用升限约19000米,续航距离约4600公里。武器有M-61A型20毫米机炮(950发)1门,空对空雷达制导导弹4枚,空对空红外制导导弹4枚。飞行员1人。

空中格斗型战斗机。目前装备203架。

F-2A/B战斗支援机

因F-1实用性能不佳停止生产后,在美国F-16战斗机的基础上日美共同研制的世界领先的战斗支援机。1988年起开发,1995年首次试飞,2000年开发完毕。为提高机动性和隐形性,增大主机翼面积,使用轻型耐用材料及电波吸收材料,采用最新式的雷达等。A型为单座,B型为双座,后者主要用于教育训练。1996~2000年采购45架,根据2004年变更后的计划,至2007年共采购98架。2000年10月,第1架F-2进入三泽基地第3航空团,“临时F-2飞行队”成立。2001年3月27日,拥有20架F-2战斗机的第3航空团第3飞行队编成。

基本性能:长15.5米,宽11.1米,高5米,重约10吨,最大起飞重量约22吨,动力为F110-GE-129型涡轮风扇发动机,地面静止推力约13.4吨,最大速度约2马赫。武器有20毫米机炮1门,空对舰、空对空雷达制导、红外制导导弹等。飞行员1人(B型2人)。

对地攻击型战斗机。目前装备49架。是航空自卫队今后重点发展的机型。当然,同时航空自卫队还会考虑采购美国更新型的战斗机。

在20052009年度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自卫队的武器装备采购计划包括:海上自卫队采购20艘舰艇,并对3艘“宙斯盾”级驱逐舰进行技术改造;航空自卫队完成对26架F-15战斗机的现代化改装,采购22架F-2战斗支援机、7架新型战斗机、8架新型运输机,引进1架空中加油机;陆上自卫队采购49辆90式等新型主战坦克。根据这一计划,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和高技术含量将会进一步得到提高。在日本正式做出引进部署BMD系统的决定后,其开发力度将明显加大。就目前条件而言,“宙斯盾”驱逐舰作为其海基平台,配合引进“标准-III”截击导弹,便可实现海上高空拦截。下一步日美联合开发的重点主要是“爱国者-III”截击导弹和更为先进的弹道导弹侦察预警系统。预计到2007年,日本将初步完成BMD系统的部署。

再次,加强信息化建设步伐。2000年12月1日,防卫厅发表了《防卫厅和自卫队应对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综合措施推进要纲》(简称“IT要纲”),全面而具体地规划了自卫队信息化建设的改革方案,意在通过积极引进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成果,全力获取信息优势,构筑可有效发挥军事力量作用的信息平台。根据“IT大纲”的具体规划,自卫队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将主要采取以下三项措施。一是建设高度统一的网络环境。作为联通全自卫队的基础网络平台,主要包括“防卫信息通信网络平台”(DII)和“计算机系统通用操作平台”(COE)两大系统。该系统已于2003年开始设计开发,待整个系统建成后,自卫队的自动化指挥控制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二是强化信息通信机能。2003年3月,联通三自卫队各种指挥系统的“中央指挥系统”(CCS)已构建完成,2004年实现与“DII”系统的通联并对系统做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后,自卫队统一的指挥通信系统即告最终构建完成三是采取切实措施确保信息安全。其主要作法是:①完善信息安全政策;②研究应付信息攻击的对策;③安全系统的运用评估;④充实信息保障管理机能;⑤建立人才基础。

二、军事战略调整的主要动因

(一)国内政治环境为日本调整军事战略提供了较为适宜的土壤

客观而言,战后日本军事力量的重建,是美苏两极对峙的产物,是在国内政治环境并不成熟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冷战时期的日本军事发展只能是自我约束型的。冷战结束后,随着大国意识的抬头,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开始向有利于军事力量发展的方向转化,从政界、财界、学界到舆论界和普通民众对日本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普通开始持认同甚或支持态度。其主要表现有三:第一,政坛全面保守化为军事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第二,民众认同感的增强为军事发展提供了民意基础;第三,国内限制军事发展的制约因素正逐渐减弱和解除。

(二)国家战略目标的牵引是日本调整军事战略的原动力

冷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更加明确而具体,那就是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首选目标。在此背景下,日本对军事大国目标的追求变得更为现实和迫切。日本认为,目前,其军事力量尚不足以满足国家战略目标的需求,为此,必须以高起点、大视野制定军事发展规划。具体为:军备建设以足够支撑国家战略目标为根本标准,认为一个缺少军事实力作支撑的“政治大国”只能注定是一个“跛足的政治大国”;军备建设以足够预防与慑止危机为基本标准,就是要在继续加强军队质量化建设的基础上,均衡提高三自卫队战备水平,对危机实施全程监控,预防、慑止之,必要时可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控制危机于未然;军备建设以参与建构国际安全体系为长远标准,认为是否具备参与建构国际安全体系的能力,是体现大国作用的重要准绳,海湾危机的历史已经证明,被隔离于国际安全体系之外,将使日本的国家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三)经济利益追求是推动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重要因素

日本认为,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应该追求更高的目标,寻求更大的自主性,其中当然包括自主的军事发展。从表象上来看,这似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军事发展所产生的自然牵引,但事实上,在日本看来,经济发展与军事发展是互动的,经济实力为军事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军事发展也必将为日本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提供支撑和保护。可以认为,日本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是满足其更大的经济利益追求的必然选择。

三、军事战略调整的特点

纵观近年来日本的军事战略调整,其主要特点可用如下五个关键词予以概括。

    第一个关键词:底线突破

    战后日本的军事力量是在两大“屏障”的规制下发展起来的:一是日本的自我约束性政策,二是美国的政策把握。比较而言,前者比较表象、具体,有一些明确的政策性规定,诸如宪法第九条、“专守防卫”原则、“基础防卫力量构想”、“无核三原则”等。后者则相对隐性、宽泛,其决定性因素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及其对日政策。

1996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需求,不仅进一步放宽了对日本军事力量发展的限制,甚至还积极策动它在不脱离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上,尽早摆脱国内政策限制,去寻求更大的军事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日本的内部环境——国家战略的牵引、政治社会气候的变化以及“新国防族”的强势崛起等,也对其冲击军事政策底线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各种相关法规和日美间双边军事安排的逐一到位,日本的底线突破战略正越来越迫近其终极目标。可以认为,日本修宪之日将是其最终突破底线之时!

    第二个关键词:捕捉时机

    冷战后日本政治格局的不稳定性,客观上要求日本在进行军事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在法理上寻找依据,借以尽力规避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与反弹。这就要求在时机的把握上必须拿捏到位。日本充分显示出了它在这方面的能力。从日美同盟再定位催生的新“指针”和《周边事态法》到“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时的《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再到伊拉克战争和朝核问题背景下的《武力攻击事态法》和《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无不是其成功捕捉机会的“杰作”。

    第三个关键词:渐进路线

    自1997年9月日美重修《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后,日本先后出台的各种与军事有关的法律有十余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周边事态法、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武力攻击事态法、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有事法制相关法等。

其外向型军事战略调整的渐进路线图如下:

新“指针”:为日美军事同盟关系重新定位,提出了“周边事态”及其“非地理概念”的认定标准。

周边事态法:提出“准有事”概念,对周边事态的性质做出了宽泛认定。

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扩大军事行动范围,允许自卫队对在东亚以外地区作战的美军实施后方支援。

武力攻击事态法:提出“推断有事”概念,对周边事态的性质进一步做出宽泛认定。

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范围,藉此,日本可在不经联合国授权和冲突当事国政府认可的情况下,在战时直接向冲突地区派遣军队。

    第四个关键词:日美同盟

    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对日本新时期军事战略调整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容否认,日美同盟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一平台在不同时期将发挥不同的功效。在现阶段,这一平台是最好的掩体,日本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军事经营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来自国内外的掣肘。从未来来看,日美军事同盟这一平台对日本同样重要,它不仅是其放飞军事力量之所倚,同时也是其建构在“与强者为伍”理念上的军事经营之基。

第五个关键词:外向发展

    日本目前的军事实力,已远远超出以往单一的本土防卫的军事使命。因此,谋求外向型发展便成为其必然的选择。迄今为止,日本已先后向柬埔寨、莫桑比克、扎伊尔、戈兰高地和东帝汶等地派遣了维和部队。2001年以来,日本以支援美国等国反恐为名,向印度洋和伊拉克的派兵行动至今仍在展开中。日本的外向型军事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军事合作对象由美国扩大到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军事行动范围由周边扩大到全球;海外派兵由平时扩大到战时,并由战区外扩大至战区内;扩大了自卫队的武器使用权限;扩大了首相的决策权。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对近年来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主要特点似可概括为:底线突破是策略,捕捉时机是手段,渐进路线是筹划,日美同盟是平台,外向发展是目标。

从日本近年来在军事上的强势姿态来看,可以预见,未来五至十年内,随着内外制约因素的逐步消弭,其军事力量建设必将进入一个更加飞速发展的新阶段,其军事力量的职能将发生根本性转变。

四、日本军事战略调整对亚太地区及我国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

首先,我们应当注意,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是与其冷战后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同步展开并推进的,而作为后者的中心内涵,多元化外交和外向型军事发展是作为建立于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两大支柱,这是对比冷战时期最本质的不同。具体到日美同盟关系上,日本羽翼丰满后,是在继续选择对美追随战略的前提下加强同盟关系,还是在隐性自主战略的背景下维持同盟关系的存续,抑或是在尽力彰显个性的基础上淡化同盟关系,不同的可能性所带来的结局将是完全不同的,对此我们应给予高度关注。

其次,由于日本自身一些特殊因素的存在,尤其是其始终未能处理好历史认识问题,因此,它的军事调整自然会在亚太国家中引起程度不同的警觉。日本在军事上的这一强势外张姿态,发展下去必将会造成地区内大国关系趋向复杂,并使中小国家感到自危,从而加剧地区内的紧张气氛。这种地区安全环境的恶化将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而这期间可能产生的连带影响将是区域内各国纷纷整军备武,这无疑会对亚太地区的发展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第三,日本与本地区部分国家间尚存在领土争端,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利益驱动,在军事实力增强的背景下,日本在其中的任何一环上与当事国出现双边裂痕,都可能是十分危险的。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日本已经开始四处出击,在相关国家之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2005年3月16日,日本岛根县议会通过了一项旨在纪念日本宣示竹岛(韩国称独岛)主权的“竹岛之日”条例,这直接引发了韩国国民与政府的强烈反弹。在北方领土问题上,2005年3月11日,在日本国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又进一步提出将北方四岛与“其他北方领土”一并考虑“收回”,这无疑会对日俄关系产生不良影响。与此同时,日本对华关系“经热政冷”的大气候在两国安全关系上的反映则更为明显。近年来,日本在一些与我国家利益攸关问题上的频频示强便是明显的佐证:自1997年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出台以来,日本便始终以模糊的“周边事态”理论为依据,暗埋干预我台湾事务的伏笔;在我钓鱼岛归属问题上,日本置我国的领土主张于不顾,单方面采取种种挑衅行为,包括2005年2月9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右翼势力在钓鱼岛设置的灯塔收归国有,并在此前别有用心地透露其所谓的“西南诸岛防御计划”;在东海大陆架划分问题上,日本也是显得格外地强硬,置国际法法理于不顾,单方面提出所谓“陆地间等距离中间线”原则,借以图谋更大的海洋权益;2005年2月14日,日本东京都政府官员宣布日本渔民将在距东京1730公里远的礁盘——冲鸟岛实施渔业作业,并企图以此岛为基点扩大其专属经济区范围,以侵吞我国的利益;2005年2月19日,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在其宣示的两国共同战略目标中,将我台湾问题纳入其范围之内,这还是日美同盟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明确表明干涉我国内部事务;2005年3月18日,日本媒体披露自卫队将向琉球群岛南端的石垣岛或宫古岛派遣200名自卫队员,以监控我台海局势,同时还将改下地岛的民用机场为军民两用机场,以便在台海有事时做出应急反应。2005年7月14日,日本政府批准帝国石油公司在我东海经济水域进行油气开采试钻。对于日本上述种种在安全问题上的对我示强,我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充分估计。

 

主持人:经袁先生一讲日本的新军事战略,这个中秋节恐怕我们都过不踏实了。中秋佳节梦团圆,在这样的时刻聆听一场国防军事报告,是要我们警醒,至少我们能对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做到心中有数。晚上对月吃月饼的时候,也要居安思危,乐不忘忧啊。

日本的这种战略定位,在我看来,除了袁先生从军事角度讲到的诸多动因,还具体体现在它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上。去年,我应日本老舍研究会之邀访问日本,参观了江户东京博物馆。博物馆外观非常漂亮,气派,体现着日本的经济实力。但馆内涉及二战的展览段落,对于日本的侵华几乎是只字不提,却有个电视循环播放着当年美军B29轰炸机对东京的大轰炸,以及广岛的原子弹所带来的灾难。这也说明,日本人正在遗忘广岛的教训。明明是自己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别国带来了祸害和痛苦,但从不承认错误,不思悔改,而自己倒俨然成了战争的受害者。于是,一边是经济上强劲发展的大国,另一边却是政治上猥琐、小家子气的侏儒。同时,日本不仅不反省历史,而是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它却掀起一股“日俄战争一百年纪念热潮”,宣扬“东洋小国”日本怎样在一百年前打败比自己军力超过十倍的“白种人”俄罗斯。这让我想起我和朋友一起翻译的新加坡前驻日大使李炯才先生写的一本书《日本:神话与现实》里提到的一个观点:日本人一旦行动起来,便不知如何收场,直到灾难降临。二战就是这样,日本人自认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日本是神眷顾的国家,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他们要把亚洲人从白种人的“殖民”下解救出来,于是有了他们的“大东亚圣战”。结果直到广岛原子弹爆炸,他们如梦方醒,才知道自己并不是最强大的,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不久前,我看到一份报道说,日本国内赞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国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占到总人口的60%多。我们过去常说一句话,至今还耳熟能详,说那只是日本极少数右翼分子挑动的,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好的。我想说的是,我们既要有危机意识,更要有自强意识。不管日本国内的右翼是多是少,也不论日本人的“好”“坏”比率,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抓住目前难得的机遇期,发展经济,自强不息,强大国防,无论未来的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也该是我们听这样的讲座所得出的启示吧。

还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现在有很多青少年,特别喜欢看日本的动漫、卡通,包括我的女儿,并仅仅因此而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国家就是日本。该如何对他们进行历史的教育?如果他们只认日本的动漫、卡通,而忘却历史,是不是也将是一场灾难呢?

最后,让我们感谢袁杨先生。

文学馆的“回首二战,话说国防”专题演讲系列到今天就结束了,我们共邀请了一位少将、四位大校和两位史学家前来,共七场,应该说是圆满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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